西部大开发论文1000字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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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实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确保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胜利实现的重大部署，是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富余的重要举措，是保障边疆巩固和国家安全的必要措施，关系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有利于改善全国的生态状况，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有利于培育全国统一市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根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和要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方针政策和重点任务。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断探索西部大开发的新路子。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使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社会进步协调推进，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积极进取，量力而行，有重点、有步骤地解决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坚持把西部地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与国家政策支持结合起来，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 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也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既要有紧迫感，又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总的战略目标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努力建成一个山川秀美、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人民富裕的新西部。21世纪头10年，力争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有较大发展，重点地带开发步伐明显加快，科技教育和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明显加强，改革开放出现新局面，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奠定坚实的基础。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西部地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积极发展有特色的优势产业，推进重点地带开发；发展科技教育，培育和用好各类人才；国家要在投资项目、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逐步建立长期稳定的西部开发资金渠道；着力改善投资环境，引导外资和国内资本参与西部开发；西部地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在改革开放中走出一条加快发展的新路。

西部大开发的范围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自治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为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4%。2002年末人口67亿人，占全国的8%。2003年 国内生产总值22660亿元，占全国的8%。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战略位置重要。但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原因，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不到东部地区平均水平的40%，迫切需要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侯德强 林志刚）记者从青藏铁路公司了解到，青藏铁路通车运营两年多来，青藏铁路公司投入4800多万元用于高原铁路卫生保障工作，实现了“职工高原病零死亡、鼠疫零传播、患病旅客得到及时救治”的卫生保障目标。 青藏铁路公司有关负责人李力介绍说，结合青藏铁路在高原运营的特点，青藏铁路公司严格实施进出藏旅客《健康申报卡》制度，把不适宜高原旅行的旅客劝阻在车下。在车站和列车上配备了相应的医疗设施和应急预案，由列车工作人员组成的卫生小组可以为出现高原反应的旅客及时提供医疗咨询和救助；建立起覆盖全线的医疗体系，设立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协调机构，确保患病旅客得到最及时的医疗救助。 据了解，在配备有供氧装置的进藏列车上，车内氧气浓度可达23％到25％，完全能够满足旅客高原旅行对氧气的需求。（完） 从西部地区“十大工程”，到青藏铁路的开工建设；从西气东输，到西电东送工程的稳步实施；从西部地区大规模的机场建设，到铁路、公路建设的全面启动；从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到大面积的退耕还林还草试点。西部大开发——这一跨世纪的伟大工程，正在广大西部地区扎扎实实地推进。 2000年，西部大开发迈出实质性步伐，新开工了“十大工程”，即宁西铁路、渝怀铁路、西部公路建设、西部机场建设、重庆轻轨、涩北—西宁—兰州输气管线、青海 30 万吨钾肥工程、西部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西部高校基础设施建设、四川紫坪铺水利枢纽等。与此同时，去年还开工建设了一批配套项目。现在这些项目都在顺利建设中。

一、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制度分析非国有化水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一个非国有经济逐步发育壮大的渐进式改革，一个地区非 一、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制度分析 　　非国有化水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一个非国有经济逐步发育壮大的渐进式改革，一个地区非国有经济份额的不同反映了其受制度影响的差异。一般来说，某地区非国有经济份额越高，表明其受集中计划体制控制和影响的范围越小，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也就越高。理论上讲，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由于硬的预算约束，其效率比国有经济高：另一方面，非国有化可以打破国有经济的垄断，从而降低国有经济的X——无效率。因此非国有化作为制度因素可以决定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到1994年，东部沿海地区的国有企业份额已降至小于33％，而中部地区的比重为5％，西部地区则高达70％；在工业总产值中，东部沿海地区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比例为3∶7，而中西部地区为6∶4。可见，所有制结构在东西部地区的差异，必然对区域差距的扩大产生很大影响。 　　市场化与开放程度，这反映了经济增长制度环境的变化。我国改革的渐进性决定了市场化进程和开放程度具有渐进性质。市场化程度作为制度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由两方面决定：一、市场化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就决定了不同区域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二、市场化程度提高可以加速要素流动，区域经济增长在不同市场化层次的区域因要素吸纳能力的差异而不同。据有关调查，从我国市场发育的完善程度看，其中市场发育水平排在前14位的省份中沿海地区就占了12个，其中广东省的市场化指数居全国之首，为2％；而西部的青海省则为最后一位，市场化指数仅为8％。1991年，东部地区的出口依靠度为08％，其中广东已达28％，而西部地区只有72％。 　　至于对外开放程度，在体制改革之初，完全是由制度因素决定的，随着体制改革深化，开放度的差异受制度因素的影响在减弱，但最初的开放度差异所决定的经济增长制度环境的差异和影响不可能很快消除，因而开放度也成为一个制度变量决定着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理论上讲，其一，参与国际分工的不同可以影响一个区域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水平和治理水平，沿海地区由于便利的开放条件和较高的开放水平，技术进步的速度大大快于内陆地区；其二，出口企业的效率由于受国际竞争的影响而比内销企业高。而至1994年，我国东部地区的开放度已达到83％，而中西部分别仅为54％和45％。这样，开放程度作为制度因素影响了经济活动空间的扩展、技术外溢和治理水平的提高，从而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差异。 制度变迁方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 　　一方面，我国改革模式是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的渐进改革模式，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综合体。由于东西部制度变迁方式不同不可避免地产生区域性时滞。我国改革试点大都选择在东部地区，作为制度创新主体的东部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往往在原有制度边际上“打擦边球”，追求自身潜在利润最大化，而中心政府然后根据个别省、地区的边际制度创新所得经验推而广之，这本身已形成制度变迁的区域性时滞。建国后向中西部地区偏移的经济发展战略使计划经济对其影响相应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西部的部分制度需求，这使中西部地区在接受改革以来强制性制度供给的“消化和吸收”中，有很大不适应。中西部对旧制度强大的路径依靠必然会使现有制度的所得利益者力图阻碍制度变迁，从而与新制度摩擦成本也较大。而东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沉淀相对较浅，建立新制度的实施成本要小于新旧制度替代的摩擦成本。这样，东西部制度变迁由于各自的成本不同也造成区域上时滞，从而带来了东西部差距扩大。 　　另一方面，东西部不同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也影响了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东部一直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科技、教育、文化水平较为先进，人们的商品经济意识较为浓厚，法制观念、开放意识较强，对新观念、新思想的接收较快；而西部地区大都为闭塞落后的地域，科技文化水平落后，市场经济意识较为薄弱，封闭、保守思想、狭隘观念受落后的传统文化底蕴的“遗传”较多，这样人们对新观念，新思想接受能力较差。正是由于东西部这种具有内在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不同从而也生成东西差距的扩大。 　　总之，在区域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一定条件下，外生的制度因素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非传统因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这迫切需要制度创新来协调区域经济增长、缩小差距。 二、以制度创新促进西部大开发 　　非国有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和开放程度等制度变量是转型时期经济增长区域差异的显著决定因素。要缩小和消除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加快西部大开发，可供选择的路径必然是加快西部改革与制度创新的步伐，要以提高西部地区利用市场的机会和发展的能力为目标，扩大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建立和完善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深化西部农产品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促进地区间专业化程度，使西部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 　　发展地区立法，保持政策的一贯性的连续性。地区发展的立法，比地区政策具有更强的体制性协调功能。从国外地区发展的经验来看，一系列的区域政策，包括区域资助的重点等，都是根据这些法律和法规建立和提出的。英国区域政策的开端就是来自于“非凡地区法”，以后区域政策的发展基本上就是一系列有关立法来实现的。原联邦德国也非常强调区域政策的立法化，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区域经济政策的法律和法规，如“联邦区域规划法”、“区域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改善区域经济结构的共同任务法”、“联邦区域规划纲要”等，我国西部的大开发，也需要一系列比较详尽的法律和法规来加以保证。 　　加快西部非正式制度变迁步伐，鼓励组织，个人进行制度创新。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区位影响，社会文化特征长期处于一种较为封闭的环境中自我循环，很难及时和轻易接受外界的新生事物和信息。因而努力提高西部地区的教育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建立开放的劳动力流动机制，移风易俗，加强信息工程建设，是加快非正式制度变迁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制度变迁中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相容性的重要途径。同时，由于目前西部地区制度变迁的主体是政府，依靠政府强制性推动的制度变迁难以满足西部对自身潜在利润的挖掘，从而形成制度供给的“瓶颈”，因此，在努力调整财产关系同时，要鼓励国有和非国有经济组织，地方政府，个人进行制度创新，满足制度服务要求，突破制度供给的“瓶颈”。 　　总之，经验表明，假如只注重对不发达地区的财力援助，而忽视其制度改善，其结果是不尽人意的。战后意大利各届政府为开发南部花费了巨大的力量，投入了庞大的物力和资金，但南北差距仍然很大，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说，就是制度变革不彻底，多方面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而一些在开发落后地区中取得较好成效的国家，都很重视对该地区的制度改善。如西班牙在不发达地区开发中都辅以一定的社会改革，以便使结构、资金、组织更合乎现代化要求。英国政府在援助不发达地区时也注重于解除一些不利于受援地区经济发展的限制，逐步在那里形成新的有活力的经济，增强了对资金和熟练工人的吸引力。因此，促进西部大开发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西部地区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转变思想观念，创造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提高政府机构和经济治理部门的服务水平和办事效率，使西部地区的优势充分发挥，以吸引东部地区和海外资金等要素流入，假如西部地区的制度变革滞后，市场经济发展不起来，那么对西部的政策倾斜和转移支付最终将蜕变为保护落后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