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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aQinQ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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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著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著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著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著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著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著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著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著《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著《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著《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著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著《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著《天安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著《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著《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著《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著《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著《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著《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著《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著《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著《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著《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著《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著《毛泽东传》、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著,这些专著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注释: 本文写作中承蒙曾学白女士帮助搜集部分资料,谨表谢忱。 ① 邵循山:“中译本序言”,〔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该书第2卷、第3卷均为张汇文等译,分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14页。 ③ “出版说明”,〔苏〕齐赫文斯基上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俄语系翻译小组译:《中南近代史》上、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6页。 ④ “编者的话”,《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主会科学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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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bailittlelove

受到苦冰兄的启发。将中华文史网中的《近代史研究》目录合并了一下,发在这里。尚缺1990年的,待下次补齐。另注:版权属中华文史网,这里只不过借花献佛而已。《近代史研究》简介《近代史研究》杂志(双月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专门刊载海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论文的学术刊物,1979年创刊,迄今已出版139期。主要发表中国近代(1840—1949年)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的论文、专史,以及史学方法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还刊登中国近代史研究动态、读史札记和史学著作评论等,主要栏目有专题研究、人物研究、研究述评、书评、读史札记、史坛信息等。现任主编是曾业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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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朗的海01

论述《中国近代史纲要》中国近代史可以说是中国的屈辱史,一个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遭到如此的破坏,不得不令我们心痛和反思。从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从此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噩梦。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为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点,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在此后的近一百年间,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标,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  在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革命对象和任务性质。在近代史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有两个: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而前者为最主要矛盾。但两大主要矛盾在历史的进程中,呈现出错综复杂关系和起伏状态,两大主要矛盾规定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就是要推翻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该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或者说,近代中国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彻底反帝反封建和实现国家近代化,改变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前期综述(1840—1919年)  此时期又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其性质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外国侵略和该国的封建统治,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为政治目的;以发展资本主义为最终目标的革命,其中辛亥革命是比较完整意义的一次旧民主主义革命)。  此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止,共约80年间的历史。据教材内容的种种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及相互关系,形成一个相对完整且严谨的知识体系,既能体现出这个时期发展的特点及客观规律,又能涵容这个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可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19世纪40年代—60年代初) 此时期的历史大事有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前者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非正义的侵华战争,即中华民族的反侵略的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而后者是农民阶级的革命运动,二者又有十分密切的联系。19世纪前期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为扩大海外殖民地,以强占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英国等迫切要求中国的市场开放,用战争暴力作为达到它们目的的主要手段,而此时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到了衰落期。到鸦片战争前,已经走到穷途末路,清政府统治腐败、经济落后、对内极力压制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扼杀新思想、新技术的发展,残酷地剥削人民,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尖锐,对外坚持天朝尊严和闭关政策,最终导致中华民族灾难的到来。虽说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是民族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由于清王朝的腐败、落后及战争中的妥协投降政策,战争的结局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外来侵略者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取得了大量的主权,中国的门户被列强用炮舰打开,中国开始论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是指丧失了部分而不是全部的主权;“半封建”是指既保存了封建主义,又发展了资本主义。其两者都有政治、经济和文化内涵)。而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列强对既取得的侵华权益不能满足,力图全面扩大侵华,并趁清政府处于内战的窘境,以“修约”不成制造借口而发动,英法是主凶,美国是帮凶,俄是既追随英法又单独作案的凶犯。中国又丧失了许多主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进一步加深。 由上可知,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间,中国社会主要呈现出半殖民地特征,到六十年代又呈现出半封建社会的特征。但鸦片战争并未解决中外矛盾,更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虽由于时代,尤其是阶级的局限而最终失败,但有着极重大的意义且承担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任务与一些领导人发展资本主义的新时代特点(社会性质决定),这是以前农民战争所不曾有过的,是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总之此时期的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且在思想界开始出现向西方学习的思潮,而清朝统治者在对待西方侵略的态度上,由对抗到暂时“和好”,在镇压中国革命的基础上勾结起来,从而开始了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的历史。 完全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  此时期的主要史实有民族危机加深、洋务运动、资本主义的产生、帝国主义掀起瓜分狂潮、戊戌变法及义和团运动等。此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阶级关系、政治舞台及思想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社会运动态势看,既有沉沦,也有发展;在中国社会两大主要矛盾中,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显然居于最主要的地位,在中外暂时“和好”的形势下,清建立了总理衙门,为解决内忧外患,掀起了洋务运动,但甲午中日战争战败,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破灭,以失败局面而告终。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19世纪中期的全世界胜利,英法美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俄德日也走上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道路,不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进程。鉴于此,列强为扩大海外市场及占更多的原料产地,尤其是资本输出的场所,加紧对外侵略,掀起了瓜分世界狂潮,而它们之间既勾结又相互争夺。随着中外“和好”局面的结束,以武力和战争手段造成中国边境地区的普遍危机,以大举输出资本来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政治侵略和文化侵略也日益加深,先后发动侵略中国的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瓜分狂潮、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妄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马关条约》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形成的标志,《辛丑条约》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完全确立,清政府完全成了列强统治中国的驯服工具。由于侵华的不断加剧,使清统治集团不得不调整统治政策,也扩大了自身的分裂和形成新的派别,但都改变不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扩张,中国封建经济的瓦解加快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艰难地产生和发展起来,同时产生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壮大,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半封建经济的特征已经具备。而软弱的资产阶级形成两个政治派别,都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和挽救民族危亡。甲午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维新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把救亡图存作为主要斗争目标,资产阶级维新派通过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的变法(和平方式)来实现其救亡图存的斗争目标,而演出了一幕戊戌变法悲剧;以义和团运动通过“灭洋”(流血方式)来实现斗争目标,它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尤其是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美梦,使帝国主义改变侵华方针为“以华制华”,而后这两次救亡运动的失败都与清有极大的关系,从此以后,以推翻清政府为主要斗争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深化时期(20世纪初—1919年五四运动前)  此时期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尤其在政治上变动极大。中国社会两大主要矛盾汇于一流,集中地体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支持下的清统治集团及北洋军阀统治的矛盾。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分割世界展开激烈的争夺,“一战”的爆发影响到欧洲列强侵华政策的调整,以及列强在华势力的变化,列强利用清政府及反动军阀为工具进行侵华,清统治集团完全俯首听命于列强。慈禧太后为苟延残喘,既要取悦于列强,又要消弭于社会不满,一手出卖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一手耍弄“新政”、“预备立宪”,进行调整,但结果适得其反,直接间接地削弱了统治,促进了革命,而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资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明显提高。随着民主思想的传播及论战、团体及政党的建立、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实践、理论的指导,最终导致了辛亥革命。但其革命成果,因其阶级局限性,革命果实为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及其后继者对内独裁专制复辟、对外出卖国家主权,投靠帝国主义,而导致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维护民主共和成果,不断地进行斗争,其斗争的实质为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但最终都以失败局面而告终。这说明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需要新的阶级-无产阶级来领导,而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斗争的焦点为维护民主共和的斗争,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一方面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掀起了复古逆流,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倡导民主共和和知识分子倡导新文化运动,且随着“一战”期间帝国主义暂时放松对华侵略,辛亥革命、民主共和和实业救国两大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工业迅速发展,这促使中国无产阶级队伍壮大,为以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化,为中共的建立,提供了阶级基础。在1840年到1949年这109年间,中国经历了中国历史最心酸的时代。1840年以前,中国作为一个东方的文明古国,一个许多人向往的国度,一个灿烂文明的国度,多少辉煌让我们沉浸其中,让我们感到自豪。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非常不愿意翻开中国近代史,因为他让我们又气又难过,但是我们要正视历史,对历史进行思考,使这段历史在中国不再重演。值得庆幸的是,中国还有许多的爱国志士,在这109年间,正是这些中华儿女拯救了中国,保留了中华文明的希望,他们经过109年的奋斗,使中国得以经过这么多年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在这109年间,我们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掠夺,使一个曾今的天朝大国变的满目疮痍,我恨清朝政府,恨你们的软弱无能,带给中国多大的伤害,多少不平等条约机会葬送了中国。我们不可否认,落后就挨打,但是这个代价也太大的。在这109年间,不知有多少中华儿女流血牺牲,没一件事情都让人伤痛。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再到世界列强瓜分中国,再到日本侵华等,他们在中华大地上犯下了滔天大罪,真的不可饶恕,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不让这历史重演。中国近现代史,这是中国成长最痛苦的一个时期,在这过程中,中国经历了许多,各个阶级也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进行了不同的尝试。农民阶级进行了太平天国运动,从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帝国势力,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农民阶级没能救中国。资产阶级也进行了尝试,从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改良运动,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等等,最终因为各种因素都没能成功。最后是在1919年新文化运动中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民族复兴的第一步——国家独立,至今共产党领导着我们进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从中我们知道,无论对任何事情,我们都应该去面对他,去尝试各种方法,去学习各种经验,人生需要许多的尝试,尝试也是一种创新。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道路,自己生活学习的方式,但这一切都是在尝试中体会到得。当然我们在工作和学习中也需要持之以恒,通过不断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最后才能成功。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优秀的民族,虽然我们在近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掠夺,但是我们还是通过不断的抗争,争取到了独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这109年,我们赶走了各国列强,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些成果都来之不易。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令人悲伤和愤恨的历史,无论它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伤害,我们应该不忘历史,正视历史,去对历史进行反思,不让历史重演,从中指导我们人生的发展。我们也需要领悟中国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无论在今后的学习或工作中,都将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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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qing829

《史学月刊》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不过好像只有学校内部可以流通,不知道能不能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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