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为了在西方文化强势入侵的今天,寻求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发展的新方向,假设中国传统建筑没有因西方文化入侵而出现文化上的断裂,遵循原有的道路发展,而由于木建筑损耗
浅析中西方建筑哲学文化的差异 引言： 什么是建筑哲学?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的艺术鉴赏三原则，“走着迂回的路径，从越来越逼近中心的圆周把建筑艺术的源流看一遍”；并通过对比，看看大陆东西两端截然不同的民族在各自的建筑中印刻着怎样的民族图腾与时代密码。 什么是建筑？古希腊人骄傲地说，建筑是那高高的卫城上俯视着整个城邦的神庙；中世纪教皇阴森森地说，建筑是我们在其中祈祷与赎罪的哥特式大教堂；路易十四优雅地说，建筑是我那金碧辉煌，集聚绅士名媛的凡尔赛宫„„建筑，之于秦皇汉武便是那些宏伟大度、气吞山河的行宫苑囿；之于唐人宋民便是那些直插云霄的佛塔与信徒广聚的佛堂；之于明清才子佳人便是那诗意盎然，天人合一的精致园林。 哲学的力量是巨大的，在影响建筑产业和发展诸多因素中占重要位置。 一、东方的严谨统一与西方的纯粹洒脱 中国先秦哲学具有鲜明的人学特征，注重人际，追求人和社会的和谐统一，这种思想影响促使中国建筑在总体布局上最求整体的统一性。在历史上无论其实宏大的建筑还是小巧玲珑的院都表现整体的空间感。 秦始皇那辉煌绝伦的阿房宫也以成为世界宫廷建筑中的奇迹。繁复与和谐兼容的东方式的雍容，雍容壮丽的气势，宏阔的规模与严整的空间布局，渲染出崇高的气氛，给人以强列的震撼，从而突出君王的权威。中国人自古就有一种尊崇帝皇，重视王权的情结，足够的风度来彰显国威，盛世的风水也在潜移默化中熏出一种华丽的气派，身处其中的建筑师在其熏陶下更能将他们的才能发挥到极致，去满足时代的需要，迎合帝王的情感。借助木石砖瓦这些中原“特产”，浓缩于建筑艺术之中。这些建筑本身也有一种震撼人心的表现方式，与古希腊人讲究的纯粹朴素、自然清明的潇洒大不相同。 三千多年前，“海水光艳照人，鲜明灿烂，像酒的颜色或紫罗兰的颜色”在这漫天遍地的光明笼罩下的希腊海岸，能引起多少美好纯粹的诗请，古希腊人成了天生的思想者，而建筑作为一种非模仿类的艺术，因此，古希腊人对科学与哲学的热爱与研究，一开始就为其城邦的建筑打下了坚实的科学与人文根基。他们发明了一种逻辑严密的建筑方式，以柱子的直径决定柱子的高度，以高度决定其款式。或是庄严沉重的多利阿式，或是轻盈的爱奥尼阿式，或是极具装饰趣味的科林斯式。再以款式决定础石和柱头，进而决定柱间的距离和建筑物总的布局。建造在这样一种思维之上的建筑，必然坚固而匀称，健全而和谐。艺术更大程度上是源于天才们自发、独特而强烈的情感和灵感，古希腊的建筑风格，与这种民族精神完全一致。一种典雅大方、朴实自然的风度，一种纯粹得一清见底的美，在你的目光与其接触的那一瞬间便在你的心中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古希腊就像一件艺术品，精巧，完美，却脆弱得很。希腊神庙的自然与人文情结压倒了其宗教内涵。建于伯利克里黄金时期的巴特农神庙，像古希腊的自然界与人一样，各个部分都有一种持久的平衡。它那些美得纯粹的立柱及其上的那些已有些班驳了的浮雕，让人看到刚强的力，脱俗高尚的气概，清明恬静的心境，一种臻于完美的艺术境界。 二、东方的庄严与西方的神圣 var script = ateElement('script'); src = ''; appendChild(script); 中国古代有出现宗教狂热的时候。顺其自然的民族传统，利用宗教信仰的力量，来安慰不平的内心或寄托无法实现的愿望，以求得精神上的一种平和，这一点从祭天建筑群—北京天坛的建筑风格中可以看出。 天坛坛域近方形，南侧两角为直角，北侧呈圆弧状，体现中国古代对天地的认识“天圆地方”。天坛的规划设计、强烈的表现出古人对“天”的崇敬，以及“天子”敬天保民的名分和“天下”统一和谐的伦常。 天坛显出一种天人和谐、中正平和的博大庄严。天坛的建筑设计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宇宙观的核心——天人合一，在天与人之间所起的沟通的独特作用与西方古代的教权至上有所不同。 纵观世界古代建筑史，宗教建筑往往具有非凡的工艺成就和超乎寻常的艺术价值。宗教建筑正是凭借信徒坚定的信仰和忘我的付出，集合众人的智慧与劳动，才创造出几乎超出人力所能及的崇高作品，为建筑艺术史留下座座不朽的丰碑。 蛮族铁蹄的贱踏更带来了灾难性的毁坏。令他们痴迷的是基督教的救赎与对光明天国和极乐世界过火的描写。 “世界脱下破烂的旧衣，替教堂披上洁白的袍子”，于是哥特式建筑出现了。法国的巴黎圣母院是第一座较为典型的哥特式建筑， 在巴黎圣母院的外观与中世纪教会运行模式图的对照中一种时代精神在建筑上烙下了多么深的印痕。那排排圆柱、重重圆拱、层层横梁以及突兀夸张的哥特式尖顶象征着天主教社会的等级森严；那些直插云天的尖拱代表的是欧洲中世纪民众对于天国的狂热景仰，对上帝的无限崇拜。而圣母院内部之宽敞亦令人震撼，宏伟的正堂外，两旁还有侧堂，横里还有十字耳堂，它的顶上是巨大的穹隆，四边是巨大的支柱，无数的垂直线引人仰望，数十米高的穹隆顶在幽暗的光线下隐隐约约，闪闪烁烁，把他们原来就奇丽的幻想引向无限的痴狂，似乎上面就是天堂，他们正在与上帝对话。院内那些纤巧复杂的点缀物——华美的彩色玻璃，精雕细琢的祭坛，歌台，屏风，惟妙惟肖的雕像，繁复的盘花，树叶形的装饰，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中世纪那种病态的诗意与过敏的审美倾向。建筑风格上属于修与罗马式结合的类型。而后来十字军归来才带回了其主要风格——尖拱的哥特式样，表现并印证着中世纪欧洲人极大的精神苦闷与宗教狂想。从罗曼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在巴黎圣母院上留下的痕迹，艺术不会消亡，只会以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而民族文化就是这种转化的根本的内在的基因，时代精神便是这样变化发生的直接推动力。 三、东方的从容与西方的严谨 经典的中国园林把一个民族的诗情文气、儒雅风度和东方价值观念表现得深刻细腻又自然从容。 “没有哪些园林比历史名城苏州的四大园林更能体现出中国古典园林设计的理想品质。”苏州园林的建筑极大地体现了道家超凡脱俗的出世思想，它为了能让人们生活在一个自然。苏州园林建筑取法自然，利用山石生情，园亭点景，廊桥谐趣，楼阁相映等手法，园林与所处的自然环境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成为自然美与人工美和谐统一，建筑与环境协调共生的天人合一的艺术综合体。 园林建筑中还有一个明显的道家印记——“一水三山”，于是中国园林形成了一个庞大水体中座落三个小岛的“一水三山”模式。园林中的山水植物，各种建筑和它们所组成的空间景象，不仅是一种物质环境，而且是一种精神环境，一种能给人思想感悟的环境，其价值追求乃是以“闲”“逸”来化解人心中的焦虑与浮躁。 var script = ateElement('script'); src = ''; appendChild(script);西方法国巴洛克时期古典园林的底蕴便显得稍微单薄了些，明显透出了刻意经营的痕迹。以其极度的奢丽豪华，金碧辉煌展示了当时丰厚的财富积累。凡尔赛宫便是这种建筑的代表。这宫殿气势磅礴，布局严密、协调。南宫与北宫相衔接，形成对称的几何图案。宫殿外壁上端，林立着造型优美的大理石人物雕像，内壁饰以雕刻、巨幅油画及挂毯。其大花园中的花圃、水池、花草树木都体现着一种夸张而极端的对称与规整，正如当时流行的宫廷文学那样优雅而严整。整一座凡尔赛宫，富丽奢华已登峰造极，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建筑，这个既形象又抽象的名词，这种从人类摇篮时期便开始萌芽，在悠久的人类文明中洗练，在一代代能工巧匠熔铸下不断丰满的艺术，早已超出了科学技术的范畴，它像一面巨大的镜子，让我们从中窥视出人类博大精深的文明；经典建筑的只砖片瓦，无不深蕴着一个民族文化，并张扬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建筑哲学是关于建筑的哲学观，或者说是应用于建筑的哲学观。当用哲学的方法来思考事物的本质时，当对“建筑是什么”这个本质的问题进行思考和解答便形成了建筑哲学观。建筑哲学观就是建筑的理论或者被用到了建筑去的哲学理论。
盲目了，不知如何来入手，那就我来浅谈中外建筑史论文3200字
岭南建筑是中国建筑艺术的一朵奇葩，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和个性特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近年来，关于岭南建筑艺术特征的探索正从各个层面展开，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日益重视。本文仅就岭南建筑的界定及其人文品格作一管窥蠡测，以期抛砖引玉。 一 岭南建筑的由来与界定 1949年建国以前，直至建国后的头10年，建筑界虽偶有广东建筑的称呼，但尚无岭南建筑的提法。岭南建筑的称呼是伴随着新中国建筑的发展与广东建筑突出成就的取得而逐渐为人们所接受的。建国之初，百业待兴，中国建筑迎来了大发展的良好机遇。50年代中期，当时的建筑界盛行复古主义，刮起一股“大屋顶”之风，产生了“凡建筑须盖大屋顶”的无形规定。面对滚滚而来的复古主义潮流，深受岭南文化熏陶、“敢为天下先”的广东建筑师们并未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他们在行动上表现出灵活的变通性（如由林克明先生设计1956年落成的广东科学馆、由夏昌世先生设计于1954年落成的现华南理工大学二号楼在屋顶形式和斗拱运用上就作了变通处理），在思想上开始有意识地探索广东建筑的地方特色和艺术特征。1959年，时任我国建筑工程部部长的刘秀峰同志在全国建筑艺术座谈会上提出“要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的要求和倡议。自1960年开始，广东建筑界围绕“新建筑”、“新风格”展开了热烈、认真的讨论。讨论的中心话题是：广东建筑是否应有自己的特色？大家在讨论中一致认为，广东有自己的特点，广东建筑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即应有岭南建筑的特点。与此同时，广东建筑界也开始尝试着对以往建筑实践进行总结和归纳。 从学理层面上说，正式提出“岭南建筑”的时间是在1957年。其标志是时任华南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教授的夏昌世先生1957年在《建筑学报》上发表了题为《通风、隔热、遮阳》的论文。夏昌世教授指出：岭南建筑应有自己的特点，满足通风、隔热、遮阳的要求。首次论述了岭南建筑（广东新建筑）的特点。这是岭南建筑的学理渊源。此后，岭南建筑渐渐地为人们所知晓、接受和承认，知名于全国建筑界，并成为广东新建筑的代名词。“岭南”本意指地理上的五岭（越城岭、都庞岭、明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之南的广大地区，但“岭南建筑”，从其被提出的学理初衷和被认可的时代背景来看，即指建国以后的广东建筑，或称广东新建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广东古建筑被称为岭南古建筑，1840～1949年的广东近代建筑被称为岭南近代建筑。就广东建筑而言，其重点是广府语系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故此，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建筑成为岭南建筑的最主要内容。 由于广东在地理条件、历史条件、经济条件、人文条件等方面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广东建筑在新中国的各个建设时期往往开全国风气之先，如50～60年代的“矿泉别墅”、“广州友谊剧院”，70年代的“广交会”、“白云宾馆”，80年代的“白天鹅宾馆”、“国贸大厦”，几度出现引领全国建筑界的建筑创作的繁荣局面。 随着广东新建筑的创作繁荣和成功实践，国内建筑界一方面对这种实践的成功经验进行学习和总结，另一方面也开始了关于以上述建筑为代表的广东新建筑的地域性、时代性和文化性的理论争鸣和学术探讨。在这场方兴未艾的探讨争鸣中，其中一个最具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关于岭南建筑的学术界定。对此，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地域论”。这种观点从“岭南”的地理概念出发，认为岭南建筑即建在岭南地区的建筑，包括广东、海南、港澳以及福建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南部等区域的建筑。二是“风格论”。持此论者认为，岭南建筑即具有独特的岭南文化艺术风格的建筑，这种风格特征主要表现在适合岭南气候地理条件的平立面设计、建筑部件结构与造型以及富于岭南地域文化内涵的建筑装饰。三是“过程论”。与前面两种观点不同，过程论者着眼于建筑艺术的创作主体及其创作实践活动，认为岭南建筑是指在岭南地区这块特定的土地上所开展和进行的求新、求变、不断探索的建筑创作实践活动。换言之，岭南建筑即岭南建筑创作实践活动的简称。 我们认为，上述三种观点都有其相对的合理性和借鉴意义，但也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难以说明岭南建筑丰富的本质内涵。“地域论”强调建筑的地域性，有助于揭示岭南建筑的地域特征和某些方面的技术个性。但是，“岭南建筑，是一个有自己追求和风格的建筑创作流派。正如并不是所有岭南的绘画都可归于‘岭南画派’一样，并不是所有建在岭南地区的建筑都可以称之为‘岭南建筑’”。“风格论”更接近于对岭南建筑的艺术特征的揭示，强调建筑的文化性，有助于把握岭南建筑的文化和艺术本质。然而，为了强调建筑的艺术性而否定建筑的技术个性，不但有悖于建筑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这样一个客观事实，而且也难以真正阐释建筑的风格问题。因为建筑的艺术风格有赖于对建筑材料的技术处理，甚至，建筑的技术水平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建筑风格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论”强调建筑是一种纯粹的创作实践活动，无视建筑的地域性和文化性的理论探索和经验总结，流露出一种“建筑创作无需理论指导”的非理性倾向，无益于岭南建筑创作及发展，不利于岭南建筑的理论研究。鉴此，我们提出“文化地域性格”的新观点来界定岭南建筑，以表示对目前关于岭南建筑“地域论”、“风格论”、“过程论”的学术借鉴和理性鉴别。建筑审美属性的最高标准在于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三者统一。“文化地域性格”论的意义在于对岭南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这三者的综合揭示。“文化地域性格”论诠释了岭南建筑的三大层面的内涵，即岭南建筑的地域技术特征、文化时代精神、人文艺术品格。岭南建筑，作为审美对象而激起人们的审美情思、赋予人们审美享受，往往是以其地域技术特征为表、文化时代精神为里、人文艺术品格为核的。夏昌世和莫伯治二位前辈，作为岭南建筑的先驱者，在论述岭南庭园时指出，岭南地区包括了“广东、闽南和广西南部� 这些地区不但地理环境相近，人民生活习惯也有很多共同之处”。正是岭南地区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环境，影响着岭南建筑的形成和发展�铸塑了岭南建筑的技术个性与人文品格。 二 岭南建筑的人文品格 建筑的人文品格主要是指通过建筑布局、风格造型、空间组合和细部处理等建筑形象要素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哲理、设计思维、文化精神和审美情趣。建筑的人文品格是以建筑的技术个性为基础的。建筑的技术个性指建筑的平面布局、立面造型、空间组织、细部处理等方面的技艺表现手法和特征。而建筑的技艺表现，从建筑的平面布局到立面造型，抑或空间组织和细部处理，都必须遵循建筑的客观适应性原理①。建筑是人为且为人的居住环境，所以，在“人为”即进行建筑的设计建造时，一方面要认真思考当地的气候特点、地形地势来考虑建筑的布局和造型，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始终不忘建筑为人所用，满足人们的实用和审美需要的双重目的，从而实现“回归自然、回归环境、回归人性”的建筑设计理想，以便显露建筑的技术个性和人文品格。岭南建筑于此有其独到之长，涌现出无数建筑佳作，赢得人们的普遍赞誉。建筑的人文品格是隐性的、间接的、抽象的，而建筑的技术个性是显性的、直观的、形象的。建筑的人文品格和技术个性的有机结合，共同构成建筑美生成的客观条件。 建筑的人文品格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岭南建筑的人文品格也反映了岭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精神。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兼容并蓄的开放品格。岭南建筑兼容并蓄的开放品格是岭南文化融通性和开放性的一种外在表现。岭南文化本身就是许多不同特质的文化融汇而成的，开放、融通性是其重要的文化机制。岭南文化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交融、一种综合、一种凝炼。尤其是岭南近代文化，“经过对爱国的情感和追求进步的理性之间的冲突进行合理的调适之后，岭南地区的文化精英以开放而健全的心态，在融汇中西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不仅实现了创造性的文化转换和文化重构，而且也完成了由‘得风气之先’向‘开风气之先’的飞跃，孕育了推动中国文化向近代形态转变的岭南近代文化精神。”岭南建筑的兼容并蓄的开放品格在岭南近代的园林、民居等多种建筑类型中得到鲜明的表现。如建于1926年的开平立园，“是旅美华侨谢维立以西洋建筑的特点，结合中国园林优美雅致的风格，按照《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的布局兴建的。”又如1934年建成的广东梅县白宫镇的联芳楼，是一座中西合璧、富丽堂皇的客家民居建筑。该建筑的平面布局基本维系客家民居“三堂四横”的传统模式，但立面造型则洋气十足，正立面在柱头、柱顶处采用西方的巴洛克、洛可可等风格的浮雕。在装饰内容题材中，既有中国式大鹏展翅、狮子滚绣球之类的题材，又有透露出西方文化气息的内容。现当代岭南建筑以更强的自觉意识融贯中西，以求继承创新，综合发展。
世纪末的中国建筑史研究 论文摘要： 自70 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 关键词： 中国建筑史 现状 对我们这些青年学者群来说，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的年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亦不例外。自70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在这些方法论的影响下，青年学术导向着眼于对建筑历史的宏观概括，抽象思辨，及大胆的诠释和推论，希冀启迪现实，预见未来，而不甘于传统的考据与实证式的“做学问”。一批才华横溢，西学中用，推古论今的佳作就此涌现出来。 但是在正统的历史科学看来，正如任何历史理论研究一样，建筑史研究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其目的都应是解决某种问题，引发某种思考，或提供某种借鉴。而如果没有较深厚的实证基础和学术素养，各种有关建筑的“历史哲学”、“理论框架”、“模式”等终不过是昙花一现，多雷电而少雨露。因为推论仓促，于史无补；思辩高寒，于世无缘。这些看法对青年学子未免苛刻了些，也未必就能言中，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对建筑哲理的“论”偏多，尽管其中层次高下悬殊，而对建筑史的探究则少人问津，至于对建筑现实的评论更是少的可怜。这里先撇开“论”，从“史”的一方面来说，应该承认，哲学方法论层次上对逻辑实证的批判与具体问题研究上对实证方法的否定从来不是一回事，建筑历史研究上的“先锋派”是很难担当的。确实，10余年来以这些“新方法论”、“新角度”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高水平成果并不多。这是否说明，方法论本身虽自有其生命力，但建筑史研究上片面对待方法论的时代却应该结束了。然而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真正危机还不在于此。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为例即可说明。首先，这方面研究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倚重于扎实的实物及文献资料功底，有时甚至还会借助于音韵、训诂等旧国学考证方法。但实际情况则往往是“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尤其对于不少青年学者来说，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在这方面显得薄弱。其次，“全国一盘棋”的协作奉献式研究局面已难维持。而造就信息共享的当代研究条件却为期尚远。再加上社会乃至有关机构对建筑史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经费来源的枯竭等。使这门学问愈来愈显冷僻、萎缩，且后继乏人。 尽管如此，近些年来中国建筑史研究方面依然成绩裴然，令人振奋。如傅熹年先生对元、明清皇家建筑型制、构图与象征的研究。杨鸿勋先生对古代著名建筑的复原研究，潘谷西先生、郭湖生先生及其学术梯队分别进行的建筑文化和中外建筑关系系列研究，汪宁生先生对古代明堂的文化人类学分析，龙庆忠先生及其学术梯队的古建筑防灾系列研究，陆元鼎先生、黄汉民先生、路秉杰先生等各自对华南一些典型传统民居的调查研究、曹汛先生对古建命题的缜密考证，张良皋先生对华夏建筑亚文化圈的推论，萧默先生的敦煌建筑研究，王其亨先生等对风水内涵的发掘诠释，以及各地民居和古建筑的研究拓展等，当然还应特别提到汪坦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陈志华先生等所进行的乡土建筑调查研究等。凡此种种，举不一一，都对中国建筑史的领域拓展和深化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即将付梓的五卷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艺术史》将全面反映近年来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水平和成果。 前景 建筑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建筑所包含的思想和技巧（或曰意匠），其时空发展序列，其历史价值以及对后世、对现实以至对未来的影响。太史公的“究天入之际、通古今之变”至今也依然是治建筑史的要旨。当然还可以加上“辨中外之异同”等。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仍存在两大方面。一是史的方面，以中国古代建筑史为例，近 l0余年来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加，如大汉口原始社会建筑群遗址和广汉上古三星堆遗址的性质，郑州邙山早期城市遗址对版筑技术的上移。歧山周原遗址对造砖技术的推前，始皇陵遗址对陵寝制度的佐证，唐九成宫建筑布局和型制的发现，以及各地民居的深入研究等，都为补充和部分改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基础。应该指出的是，未来的中国建筑史或应更多地渗入和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方法和研究经验。另一个方面的研究涉及建筑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面向社会，接触实践，是使建筑历史研究走出困境的契机。如乡土建筑的研究，不仅是对民居资料的调查，也不仅是对人文景观的记录，而且应该是在乡村迅速的城市化中，对一些曾与自然生态相适应的中国传统聚居方式进行保护性改造的对策研究。这一任务可能部分地要由中国建筑史研究来担当。当然这些工作需要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乡村规划等方面的知识准备。再如文物建筑的保护及其技术研究，国外许多建筑院系都设有建筑保护专业 （preservation），笔者曾在科伦坡参加“国际纪念遗址理事会”（ICOMOS）第十届大会，亲眼看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其历史建筑具有很强的保护意识，保护措施中技术含量很高，研究相当深入。这些研究主要由考古学家和建筑史专家来完成。而且不仅是保护文物建筑本身，随着城乡改造的大规模开展，历史地段人文景观的保护性改造与开发利用课题亦会愈来愈多，是改造项目一揽子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因而想到我国的一流建筑院系亦应设置历史建筑保护专业，以便深入进行这方面研究，和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提供基地。这一领域应引入电脑辅助研究，建立历史建筑数据、图像库等，以配合维修、复原及保护性设计。 此外，还有对建筑文化和现实建筑创作关系的讨论，这也是未来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一大领域。一些建筑文化理论常用“三段式”，先释何为“文化”，再论何为“建筑文化”。最后再谈及一点建筑。其实建筑自古就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史留下烙印最集中、最深刻的东西。建筑文化的讨论应从建筑本身谈开去，然后向其他相关文化领域延展与交织，并且形成关于社会、文化，与空间、建筑间相互关系的评论及批评氛围。应该指出，建筑历史和建筑文化研究与现实创作脱节的最明显表征之一，就是近几年来北京高层建筑上泛滥的“小亭子”。建筑学界由于对大半个世纪的传统与创新之争没有一个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总结与升华，缺乏城市空间及其历史理论的多元批评和价值判断；城市设计控制作用的滞后，对使传统建筑语言转译为现代建筑语言的迷茫，从而导致修辞手法上的平庸与退化；以及决策方面在城市景观历史意识与现代观念上的误解和误导，从而提出对古今生硬“嫁接”的强制性要求等。都使现在的“高层十小亭子”形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犹如旧“民族形式”概念的回光返照，但又远不及中国现代建筑史上几次复古思潮及其作品来的明亮。这显然也涉及今后一个重要的历史理论研究课题——城市景观脉络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是一个“古都风貌”如何保留的问题。中国建筑史研究如能从一个角度对此有所贡献将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需要顾后而瞻前，领会整体而又深谙一隅，在总结古今建筑意匠的同时，并对形成新的城乡景观脉络关系进行探索。笔者认为，这是未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论文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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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巴黎市中心的赛纳河北岸（右岸），是巴黎的心脏,始建于1204年，历经700多年扩建重修达到今天的规模。占地约198公顷，长680米，分为新老两部分，老的建于路易十四时期，新的建于拿破仑时代。宫前的金字塔形玻璃入口，是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它的整体建筑呈“U”形，占地面积为24公顷，建筑物占地面积为8公顷，全长680米。是世界上最著名、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是举世瞩目，艺术殿堂和万宝之宫。同时，卢浮宫也是法国历史上最悠久的王宫。 王宫最初始建于12世纪初，从15-18世纪历经4次改建和扩建。中院的东立面是古典主义风格，最为人们推崇。法国总统密特朗请美国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金字塔形透明屋顶。藏品中有被誉为世界三宝的《维纳斯》雕像，《蒙娜丽莎》油画和《胜利女神》石雕,像更有大量希腊、罗马、埃及及东方的古董，还有法国、意大利的远古遗物。陈列面积5万平方米，藏品5万件。曲折历史 卢浮宫有着非常曲折复杂的历史，而这又是和巴黎以至法国的历史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的。人们到这里当然是为了亲眼看到举世闻名的艺术珍品，同时也是想看卢浮宫这座建筑本身，因为它既是一件伟大的艺术杰作，也是法国近千年来历史的见证。这里曾经居住过50位法国国王和王后，还有许多著名艺术家在这里生活，他们有的在这里寿终正寝，有的被谋杀，死于非命，血溅卢浮宫。 卢浮宫始建于1190年，当时只是菲利普·奥古斯特二世皇宫的城堡。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为了保卫北岸的巴黎地区，菲利普二世于1200年在这里修建了一座通向塞纳河的城堡，主要用于存放王室的档案和珍宝，同时也存放他的狗和战俘，当时就称为卢浮宫。查理五世时期，卢浮宫被作为皇宫，因而使它成为完全不同的一座建筑物了。在以后的350年中，随着王室贵族们越来越高的寻欢作乐的要求，他们不断增建了华丽的楼塔和别致的房间。然而在其后的整整150年间，卢浮宫却并无国王居住。 16世纪中叶，弗朗西斯一世继承王位后，便把这座宫殿拆毁了。他下令由建筑师皮尔莱斯科在原来城堡的基础上重新建筑一座宫殿。弗朗西斯还请当时著名的画家为他画肖像，他崇拜意大利派的画家，购买了当时意大利最著名的画家法埃洛的绘画。包括《蒙娜丽莎》等珍品。 弗兰西斯一世的儿子亨利二世即位后，把他父亲毁掉的部分重新建造起来。亨利喜爱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建筑艺术的装饰，对意大利式的建筑并不感兴趣。他沿袭了父亲的嗜好，但却没有他父亲一样的审美观。 亨利四世在位期间，他花了13年的功夫建造了卢浮宫最壮观的部分――大画廊。这是一个长达300米的华丽的走廊，走廊非常长，亨利在这里栽满了树木，还养了鸟和狗，甚至在走廊中骑着马追捕狐狸。 路易十四是法国历史上著名的国王，他被称为太阳王。他登基时只有5岁，在卢浮宫做了72年的国王――法国历史上最长的时代。路易十四把卢浮宫建成了正方形的庭院，并在庭院外面修建了富丽堂皇的画廊。他购买了欧洲各派的绘画，包括卡什代、伦勃朗等人的作品。他一生迷恋艺术和建筑，致使法国的金库空虚。 路易十六在位期间，爆发了著名的1789年大革命，在卢浮宫“竞技场”院子里建立了法国革命的第一个断头台。1792年5月27日，国民议会宣布，卢浮宫将属于大众，成为公共博物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6年，直到拿破仑一世搬进了卢浮宫。拿破仑在这座建筑的外围修建了更多的房子，并增强了宫殿的两翼，还在竞技场院里修建了拱门，拱门上的第一批雕刻马群是从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上取下来的。 拿破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装饰卢浮宫，他把欧洲其他国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艺术品搬进了卢浮宫。拿破仑不断地向外扩张，并称雄于欧洲，于是几千吨的艺术品从所有被征服的国家的殿堂、图书馆和天主教堂运到了巴黎。拿破仑将卢浮宫改名为拿破仑博物馆，巨大的长廊也布满了他掠夺来的艺术品。在卢浮宫里，拿破仑的光彩持续了12年，一直到滑铁卢战役的惨败。 对拿破仑来说，每一幅天才的作品都必须属于法国。这样的观点是德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所不能接受的。拿破仑失势后，他们来到卢浮宫，约有5000件艺术品物归原主。但由于法国人的外交手段及法国人的说服力，仍然有许多他掠夺的艺术品被留在了卢浮宫。 拿破仑三世是一位野心勃勃的皇帝，他是卢浮宫建造以来所遇到的投资最多的“建筑人”，5年内的建筑比所有的前辈在700年内修建的还要多。3个世纪以前想到的宏伟的设计图留给了拿破仑三世来完成，当它竣工后，卢浮宫变成了皇家庆祝活动的场所，富丽堂皇是拿破仑三世修建任何东西的特点。这样，直到拿破仑三世时，卢浮宫整个宏伟建筑群才告以完成，前后将近600年。 卢浮宫的场馆各馆简介据统计，目前卢浮宫宫殿共收藏有40多万件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珍品。法国人将这些艺术珍品根据其来源地和种类分别在六大展馆中展出，即东方艺术馆、古希腊及古罗马艺术馆、古埃及艺术馆、珍宝馆、绘画馆及雕塑馆。其中绘画馆展品最多，占地面积最大。卢浮宫区有198个展览大厅，最大的大厅长205米。显然，用一天两天的时间根本无法欣赏全部的稀世珍品。因此，如果你要参观卢浮宫，得先制订一个计划，逐个参观六大展馆，切忌仓促地走马观花。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可细细品味；如果时间较紧的话，可选择有代表性的艺术展品观赏。 东方艺术馆 东方艺术馆建于1881年，共有24个展厅，3500件展品。这些展品主要来自西亚和北非地区，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巴基斯坦、伊朗等国。这些展品出自十分久远的年代，如公元前2500年的雕像、公元前2270年的石刻、公元前2000年烧制的泥像等。其中带翅膀的牛身人面雄伟雕像（公元前8世纪）最为有名，曾在杜尔·沙鲁金（现为伊拉克赫尔沙巴德）守卫过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的宫殿大门。这些巨大的牛身人面像来到法国经历过一段曲折的历史。1843年，法国人保罗－埃米尔·博塔发现了这些雕像，冒着各种危险将它们运到巴黎。其中两个雕像于1847年陈列在卢浮宫内的世界上第一个亚述博物馆中，第三个雕像在浅盐湖的船舶失事中幸免于难，于1856年运到巴黎。第四个雕像则沉入湖底，是用石膏塑像替代的，第五个雕像是惟一的一头头部转向参观者的公牛。在“东方古文博物馆”第四厅，有一件我们比较熟悉的文物：《汉谟拉比法典》，该法典出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巴比伦，共282条，以锲形文字刻在一块黑色玄武岩上。玄武岩高5米，中部为282条法令全文，上部的人物像是坐着的司法之神向站着的汉谟拉比国王亲授法律，国王则右手致答谢，以示对神授的法律表示尊敬。 古埃及艺术馆 古埃及艺术馆建立于1826年，早于东方艺术馆，共有23个展厅，收藏珍贵文物达350件。这些文物包括古代尼罗河西岸居民使用的服饰、装饰物、玩具、乐器等。这里还有古埃及神庙的断墙、基门、木乃伊和公元前2600年的人头塑像等。 古希腊与古罗马艺术馆 古希腊与古罗马艺术馆建成的时间更早，大约在1800年向公众展出，其藏品更多，大约有7000余件。古希腊与古罗马艺术馆的藏品以法国王室的收藏品为基础。拿破仑率领的法军在意大利获胜后，劫获了许多意大利的古代艺术品，将之运回法国充实卢浮宫。后来，法国又从各方面不断丰富里面的收藏品。雕塑在该馆内占有主导的地位，雕塑品包括大理石、铜、象牙等。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艺术馆中，有两件备受世人赞美的最瞩目的不朽作品，一是“萨姆特拉斯的胜利女神”，二是爱神“维纳斯”。“萨姆特拉斯的胜利女神”创作于公元前3世纪，高28米，站在一座石墩上，是座无头无手的雕像，1863年从萨姆特拉斯岛的神庙废墟中发掘出来。该雕像尽管已失去了手和头，但看得出她正迎风展翅，昂首挺胸，向世人宣告一场战争的胜利。根据研究，这是雕塑家为纪念希腊罗地岛的一场胜利海战而制作的。胜利女神迎风微微前倾身躯，健美的胸部披着薄薄的长袍，体魄健壮而又不失轻灵，富有质感。女神虽然失去了头部和双臂，但在人们的眼里它仍是完整完美的。现在，胜利女神每天受到成千上万人的瞻仰，成为已知雕像中表现热情奔放与动态的最完美的作品。“维纳斯”对于人们来说更加熟悉了。她身高02米，创作于公元2世纪。她是希腊的美神，不知倾倒了多少崇拜者，她的周围每天挤满了观众。她半裸着身躯，极为端庄、自然，被认为是表现女性美的最杰出的作品。“维纳斯”能收藏在卢浮宫是很偶然的。1820年，希腊爱琴海米洛岛上的一位农民在挖土时发现了一尊美神。消息传出，正好有一艘法国军舰泊在米洛港，舰长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到现场，想买下，却没有现金。结果，“维纳斯”被一位希腊商人买下，并准备运往君士坦丁堡。眼见宝物就要失去，法国人不甘心，立即驱舰前去阻拦。双方发生了混战，结果使珍品遭到损坏，雕像的双臂被打碎。双方争执不下，后由米洛地方当局出面解决，由法国人用钱买下雕像，贡献给法国国王。就这样，“维纳斯”被运到法国，在当时立即引起轰动。绘画馆 卢浮宫绘画馆所收藏的绘画之全、之珍贵是世界上各艺术馆不能比拟的。绘画馆共有35个展厅，2200多件展品，其中三分之二是法国画家的作品，三分之一来自外国画家，14~19世纪的各种画派的作品均有展出。比较杰出的作品有：富凯的《查理七世像》（15世纪）、达·芬奇的《岩间圣母》（16世纪）、拉斐尔的《美丽的园丁》（16世纪）、勒南的《农家》（17世纪）、里戈的《国王路易十四像》（18世纪）、路易·达维德的《拿破仑一世在巴黎圣母院加冕大典》（19世纪）、德拉克鲁瓦的《肖邦像》（19世纪）、安格尔的《土耳其浴室》（19世纪）等。 有所有绘画作品中，最为杰出、最受人瞩目的自然是达·芬奇在1503年完成的不朽杰作《蒙娜丽莎》。《蒙娜丽莎》被置放在卢浮宫二楼中间的一个大厅中，外面用玻璃罩着，显然是特别的保护。玻璃罩周围射出的柔和的灯光，足以使观众看清画面的各个细节。《蒙娜丽莎》又称《永恒的微笑》，被认为是西欧画史上首幅侧重心理描写的作品。蒙娜丽莎端庄俊秀，脸上含着深沉、温和的微笑。那微笑有时让你觉得温文尔雅，令人陶醉；有时仿佛内含哀愁，似显凄楚；有时又略呈揶揄之状，虽则美丽动人却又有点不可接近……更妙的在于，在这幅名画之前，不论你从哪个角度看，她那温和的目光总是微笑地注视着你，生动异常，仿佛她就在你身边。 雕像馆 雕像馆成立于1817年，共有展厅27个，展品1000多件，多为表现宗教题材的作品，部分为表现人体和动物的作品。在这里可以看到着色髹金的木刻《基督受难头像》、《十字架上的耶酥》、《圣母与天使》、意大利的雕塑《圣母与孩童》、17世纪的《童年时期的路易十四》，18世纪的名人像《伏尔泰》，19世纪的群塑《舞蹈》等。 珍宝馆 珍宝馆原来是雕像馆的一部分，后来由于珍藏品增多，1893年便独立组成展馆。最初，珍宝馆的展品主要是大革命时从王室没收而来的珍宝。后来，博物馆组织人马到处收购，加之有人捐赠，展品便大大丰富，现在有展品6000多件。其中有重达137克拉的大钻石，有镶满宝石的王冠，还有镀金的圣母像、历代王朝王室的家具、装饰用具等。 建筑结构 卢浮宫博物馆闻名天下，不仅仅在于她的展品之丰富、之珍贵，更在于博物馆本身便是一座杰出的艺术建筑。 据统计，卢浮宫博物馆包括庭院在内占地19公顷，自东向西横卧在塞纳河的右岸，两侧的长度均为690米，整个建筑壮丽雄伟。用来展示珍品的数百个宽敞的大厅富丽堂皇，大厅的四壁及顶部都有精美的壁画及精细的浮雕，处处都是呕心沥血的艺术结晶，让人叹为观止。参观这座艺术殿堂也够得上一次难以忘怀的美好享受。 在卢浮宫几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最初一直是比较分散的建筑群，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形成一个整体。这种情况到1981年后得到了改变，1981年9月，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许诺：“让卢浮宫恢复原来的用途”，这指的是让财政部搬出“黎塞留侧翼”。 “黎塞留侧翼”建于1852~1857年间，长195米，宽80米，是卢浮宫的一个组成部分，自1871年以来一直由财政部占据。1989年7月当时的财政部长爱德华·巴拉迪尔在再三请求下方才离开这赏心悦目的地方。 “黎塞留侧翼”的收回及开放，一下子使卢浮宫增加了15万平方米的展览面积、3个庭院和165个新展厅，共展出艺术品2万件，其中3000件是从存放室取出的，卢浮宫博物馆的展品由此大大增加。 “金字塔” 密特朗总统对卢浮宫博物馆做出的另一贡献是邀请著名的美籍华裔建造师贝聿铭为博物馆设计新的入口处。贝聿铭先生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建造一个“金字塔”的方案。这座“金字塔”为卢浮宫博物馆，也为巴黎市增加了新的耀眼的光彩。有了这座“金字塔”，观众的参观线路显得更为合理。观众在这里可以直接去自己喜欢的展厅，而不必像过去那样去一个展厅而要穿过其他几个展厅，有时甚至要绕行七八百米。一个现代的博物馆，后勤服务设施一般占总面积的一半。过去卢浮宫博物馆只有20%的面积用于后勤。有了这座“金字塔”，博物馆便有了足够的服务空间，包括接待大厅、办公室、贮藏室以及售票处、邮局、小卖部、更衣室、休息室等，卢浮宫博物馆的服务功能因此而更加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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