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演变过程。百家争鸣。西学东渐。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引用知道高高手无敌的回答：中国，泱泱大国，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作为一个炎黄子孙，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是理所当然的。在理解中国历史的过程中，《中华上下五千年》成为了我的良师益友。《中华上下五千年》讲的是五千年来中国——这个大国的改革和变迁，生动有趣地介绍了中国历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或历史现象。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盘古开天到三皇五帝，再到中华民国，世事沧桑，历尽了数不胜数的悲凉与欢喜。中华民族已经有了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了，我们祖先所缔造的国家，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热爱自由、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的祖先，经过原始社会后，首先在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黄河一带的中原大地，建立了以华夏族为中心的多民族国家。从此，各族人民共同建造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其中，我最佩服的要数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最典型的两个代表就是举世闻名的长城和秦兵马俑了。《中华上下五千年》汇集了人间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当读到越王勾践为过牺牲时我为他的满腔热血所振奋：当读到大禹治水时，我被大禹顽强的毅力和不怕困难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当读到夏朝国君暴虐荒淫时，我的心中不禁生起团团怒火，为当时的平民百姓抱不平；当我读到清王朝腐败而签订一条条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时，不时觉得心寒。上下五千年，好汉千千万。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我们的民族孕育了许多杰出的人物：如思想家孔子、民族英雄林则徐、文学家陶渊明、科学家张衡等，他们以优异的成绩为中华民族添光增彩。曾几何时，巴比伦、古罗马等国家和中国一样，有着灿烂的历史文化，但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却失去了昔日的光泽，惟独中国——这条东方巨龙还闪耀着光辉，中华浩浩五千年创造了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世界上最大的皇宫是中国北京的故宫，世界上最高的宫殿是布达拉宫，世界上最早最全的医药书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最早的兵书是春秋孙武的《孙子兵法》，最早的传记文学是西汉的《史记》……这些都凝聚着中华民族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历史是一座取之不竭的知识宝库，蕴藏着人类文明的光辉成果与高深的智慧。“读史使人明智”——这是英国哲学家培根在300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的确，读史能让我头脑变得睿智，让心胸变得开阔，让目光变得敏锐，让志向变得高远，真正成为天地间一个大写的“人”。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不知有过多少奇迹，我真为我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为我们的祖国而感到骄傲！书中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事，一位位鲜活的历史人物，激励着我在今后的学习中一定要加倍地勤奋。我们在学习现代科技时，也要扎扎实实地学好我国的历史文化，我们要认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尊重多样化，汲取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把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代代相传，这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我的答案对您有帮助，请点击下面的“采纳答案”按钮，送咱一朵小红花鼓励下吧！祝您生活愉快！谢谢！
先秦诸子百家、社会动荡，为了站住脚，必须找到靠山，他们就寻找历代君王想用自己的思想抚佐帝王治理国家，各国所用学术不同，并且大量学术并起，所以出现百家争鸣的情况、
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文化专制程度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统治者对学术文化领域的控制都是比较严密的。中国古代文化专制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先秦两汉时期，文化专制初兴。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文化学术掌握在统治者与贵族手上。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终结了中国历史上仅见的思想文化活跃时期，影响深远。第二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时期文学、史学、玄学及佛学等发展蓬勃，可是也发生较多谏祸、史祸与诗祸、排佛之祸事件，这是文化专制的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是隋唐两宋时期，是文化专制的兴盛时期。除谏谤之祸、诗词文祸、学禁书禁等事件外，朝廷实行开科取仕，统治者以科举为手段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两宋在变法及对金的和战问题上，掀起了激烈、频繁的党争。此外，这时期朝廷推动编纂的大部头类书，对于君主推行文化专制也起到很大作用。第四阶段是明清时期，这是文化专制的颠峰阶段，朝廷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的程度，远超过去任何朝代。文字狱正是明清文化专制的高潮和典型。从以上概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化专制是持久和严酷的，对加强君主专制统治起重要作用。专制手段一：思想钳制专制手段二：官场垄断专制手段三：科场垄断专制手段四：言论禁忌专制手段五：宗教控制参考：
文章摘要: 我越来越忧思：中国传统文化正日益受到现代化的威胁!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在其历史进程中不断建构而成的。是数千年来无数先贤达人大智慧的结晶。所蕴涵的内容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现代社会的进步。正是借助于传统文化的基础而成就的。高楼、汽车、网络……（还有拥挤和污染），在人们日益追求现代化的同时。那远古的、能给人启迪的、创造了实际价值的传统文化，愈来愈被淡化了，甚至快被部份人遗忘了。 文章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 历史进程 现代化 文章快照: 诺索夫约1O0年，考察的内容及范围也远超过18世纪以前的任何一位地理~．Zl-学家。60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其篇幅远超过世界巨著《马可-波罗游记》。其成书时间早成洪堡《新大陆热带地区考察记》约15O年，早于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约200年。他对岩溶洞穴的考察及形成原因的探索，比雷米索夫早约70年；对石灰岩地貌的考察以及使用专门的地质学名称描述地质现象，早于爱士培尔约150年，早于罗曼约200年；对火山及火山喷出物浮石的考察，比莫洛对雄茨威火山的考察早了70年．比哈顿提出岩石起源的火戎论早了一个世纪……他是一位杰出的、了不起的地理学家、探险旅行家、游记文学家。他在地理方面的贡献，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包括那些开着越野四驱、肩扛现代高科技设备的地理工作者)!上述所言的地理地貌地质等奇观．在边陲云南均存在，现在已全部开发成旅游景点。他严谨踏实的地理探究，给云南人民带来了实惠，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红土地上的人们深深缅怀他，到处都有他的塑像，并借各种方式纪念他的丰功伟绩。这些年，我痴迷于摩托车，更喜欢独自驾车长旅，也正是追随徐公的足迹，意在地理知识上有所获；也和徐公一样，白天背着设备旅行，夜晚则走笔为记……徐公探究地理，我则侧重“人文地理”的写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获益不浅f通读《徐霞客游记》，我不得不说的遗憾是：徐公对现在从上海到西藏樟木长达5000多公里的318国道线周围数百公里的人文地理探究太少了，尤其是“大香格里拉”。最初我心中始终有一个结，这个本应由徐公提出的命题，却由18世纪的西方外国人提出……318线，这是一条中国、乃至世界美景高度集中的景观长廊，盆地、高山、湖泊、海子、冰川、雪山……优美壮丽同在．幽景旷物并存。而处于横断山区的“大香格里拉”．则是中国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大自然赋予了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风貌：气势磅礴的雪山、巍峨耸立的峡谷、浩荡奔腾的大河、如镜似玉的湖泊海子、苍凉雄奇的城堡、古朴独特的民居……然而在明代，徐公只能骑马、乘船或步行，对于杀机重重的318线，他或许不知有这些佳境，自然也不可能做细致入微的探险工作。他也是人!假如当初他了解这些．那么他的“滇游”记载会更加生动．他会在滇池呆更长时间。《徐霞客游记》文风朴实，文字清新．最感人处在于对当地的地质等描述全是真实的记录一“滇游”中的地方，我大多去过，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也许是行前仔细再读《徐霞客游记》的缘故吧。我也读过不少摩托车爱好者的旅行文章，他们最爱用的词是“征服”二字。我替他们难过，面对冰雹、雪崩、泥石流等等，人在自然面前是多么渺小，多么无助与无奈。“征服”应属伟大的壮举之范畴，这与徐公的治学严谨比起来．是在吹牛了——起码不实在!我自小苦练形意、Jk．~l-、少林等功夫．身体壮得像牛——至今不知感冒为何物，也常自比为匈奴族的后代．可在雅山的洪灾面前，我手足无措，也只能仰天长叹!与纪念馆毗邻的“升庵祠”里，曾住过一代“名囚”杨升庵，徐公是地理史上的奇人，却对杨公恭敬有加，喻为“导师”。在建水，杨公所居为福东寺(小桂湖)，徐公驻足在接待寺(两寺相邻)。徐公也数次到过高蛲，这就是政府为何要将纪念馆建在“升庵祠”旁的原由。徐霞客不仅开了近代地理学的先河，其探求真知的科学精神，诚挚的爱国情操也成为我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要发扬徐公的探究精神。既不能以牺牲人类古老、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为代价去发展经济，也不能牺牲各民族群众的物质利益去孤立地谈“保护”。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这是一件大事!我无为，却视杨公、徐公为先贤达人……@ [2] 关于加快达州市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06期 [3] 民间文化的精华与糟粕 《汉字文化》2007年05期 [4] 柏林艺术论坛：贫穷但性感的当代艺术博览会 《艺术当代》2007年06期 [5] 艺术北京的亚洲企图 《艺术当代》2007年06期 [6] 剪纸收藏迎来春天 《西部论丛》2007年11期 [7] 浅谈机关文化建设 《鞍山社会科学》2007年05期 [8]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发展轨迹 《理论参考》2007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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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思路：首先可以开篇点题，直接给出文章的主旨，接着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观点，用举例子的方式来进行阐述论证自己的看法，中心要明确等等。一、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意义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是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四大文明古国，形成了人类最早时期的文明。追溯中国历史，至今已有5000年文化积淀，文字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经过了多种字体的演变，并由此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传承了下来。作为中华儿女，我们不仅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引以自豪，而且要从中汲取传统文化精髓和智慧，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地位汉语言文学是一门古老的、综合性的学科，也是文史类和师范类院校必开的一门课程，目的是让广大莘莘学子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的、悠久的古老文化，将这种文明与思想继承下去，影响更多的人。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广义上来讲，中国的文艺理论和汉语言文学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各种形态的文学思想皆与中国文化中的儒家、道家、佛教、玄学等古代哲学密不可分，构成了中国最丰富的古代文化组成部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有助于帮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整体文化，对学习中国古汉字、音乐、舞蹈、宗教等文化具有一定帮助。三、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材建设汉语言文学是我国高校开设最早的课程之一，该专业注重学生文学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各方面能力的培养，课程的开设与中国社会变革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90年代全民经商大潮的兴起，文坛上百花齐放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文学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少，90后一代更热衷于现代西方文化，普及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势在必行。四、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方式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虽讲述的是古典文化和艺术，着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但在教学过程中并不影响教师采用高新技术，开展多媒体教学，集文字、图形、视频、声音于一体的方式还原当时历史时期的场景，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学的兴趣，使学生通过影像更直观地了解中国古代艺术、教育、佛学等文化。除此以外，通过实地考察和开设孔子学院，也能够更好地推广和普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汉语言文学是古老而又具有系统性的一门学科，重点是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能力，为社会培养出一批通晓中国古今文化的文坛之士。两汉时期的经学、隋唐时期的佛学、宋明时期的理学、清明时期的朴学及近代民主思想等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全面的学习，能够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身为中华儿女感到自豪。新时代的大学生同时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任务，可利用多媒体或互联网工具，将中国悠久且古老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地上的木类和人的仁心都随之产生变异。古代就是以这种天、地、人三界相互影响和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推算人的命运的。调阴阳、 顺四时、序五行，敬天知命，重德行善，方能平安吉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易·乾卦·文言》），"天地与我并生，
可以写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足以使中国人、海外华人引以荣耀和自豪，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另一方面，近代落伍了的中国正在现代化，虽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中国文化也在全方位地转换和发展，但是这种转换和发展本身就是从传统开始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本身具备文化科学价值。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又如何理解何谓传统文化呢？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强调“天人合一”，这是近代以来西方在引导世界潮流的时候所想不到的。 近代化让人类对自然充满激情和干劲；现代化则让人类对自然极尽疯狂；中国传统文化却会让人类重新恢复理智，融入、回归自然。 现代化，只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相结合，才能调理出根治地球资源环境危机的妙药良方。我国又是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祖先曾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国人民，在文化上无疑也应当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只有当我们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处理好，真正光大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又勇于吸纳世界上的一切先进的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自主创新，这样才能使我们建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更多更广泛地“走出去”，在世界文化多元的格局中发出应有的光辉。我们一定要不懈地为此做出艰巨的努力所以说，传统并不等于过时，传统文化也不会如日落西山而光芒不在，关键是在于我们如何将它们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并且发扬光大。我们不能只是将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历史文物“保护”起来，更不能视之如敝履，犹恐扔之不及，我们需要的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想作为每一个从事艺术设计的工作者都应该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担负起这一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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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个提纲你自己挑着写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从时间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指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文化。因为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大幅度的震荡，调整。这种变化一直持续至今。从地域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传统的中国地理概念，还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清晰的地域界限。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仍在不自觉中深受其影响。纵观历史，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学、美德、礼仪、民族精神、榜样、诚信、和谐观、负面道德经验等方面。 二、多视角看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和体现 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众说纷纭，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各抒己见。有些学者们论证了儒学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认为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等具有极为有益的作用。还认为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也有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和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人文精神及传统文化思想受到挑战。对学生进行儒学教育，坚定信仰教育有利重建精神家园，凸显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加强儒学伦理教育，倡导道德体验教育。 〔1〕有学者从美育及传统美德的角度看其德育的促进作用。也认为当代德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受以现代传媒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影响，人的审美受到侵蚀、精神世界也被无情的挤压着。青少年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受到巨大影响，自我意识强全局意识差、竞争意识强合作意识差、好胜心强抗挫折能力差等不健全人格结构。而美育与德育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审美教育与价值观的培养及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国把美育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当前可以通过艺术教育、经典导读、看经典戏剧电影、文学导读、注重课程教材改革、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等措施来实施美育。 〔2〕对于美德作为知识可教性，有学者论证了其可教的限度和方式。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但美德作为知识被教师有限度的。原因是它主要通过理性去获得、美德本身的内涵在当代社会中的失落、合格的美德教育教师的失落。所以传授也有其特殊的方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3〕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教授阐述了中华美德教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儒家伦理教育之特点，尤其分析了仁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和与诸德的关系，认为它们都是相互关联和融通的一个体系。他的关于中华美德的当代意义提醒了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 〔4〕 至于道德榜样、榜样教育问题，部分学者论述了榜样的道德价值，道德榜样的类型、可能和功能。一般的榜样并不特指道德榜样，它们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只有具有正面价值的榜样都有道德的崇高性或崇高的道德价值。从道德主体的角度看，可分为个体道德榜样与群体道德榜样：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道德榜样，主要是：掌握和控制社会道德资源者、对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和具有重要影响者以及成年人。道德榜样有几种产生的可能，即先验论、发现论、需要论、实践论。不管怎样，道德榜样产生的条件至少应该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诉求。道德榜样的功能如下：传统优秀道德的典型承载者，现实主导价值的积极弘扬者，未来理想道德的开拓创新者。这三种内在功能决定了道德榜样具有示范和激励的外在功能。 〔5〕现实教育中要积极发挥道德榜样的外在功能，使其转化为内在功能，以不断扩大的道德榜样的力量和影响力。但如何处理好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呢？有学者指出要合理运用它们之间的耦合，来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和进行学校道德。需正确认识偶像崇拜语境下的榜样教育。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播媒介产品的普及，新的文化形态和现象的出现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时下榜样曲高和寡，偶像却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找出新时代文化背景下榜样与偶像的差异与共生，建构它们间的耦合机制。需要我们贯通理性思维与情感体验；协调价值目标与现实生活。 〔6〕民族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重要价值，当前有学者对学校如何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作了研究和思考。指出民族精神教育应具有生活性、综合性、发展性，体现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统一，且要设置专门的民族精神教育课程。拟定民族精神教育目标，不同的学习阶段，目标层层深入。至于其教育方法，不能脱离学生实际，而要从学生生活出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在活动中开展教育，这样民族精神才可能真正被内化。 〔7〕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里和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面临着危机和价值困境，即如何处理好国家认同和个人自由的关系。学者认为，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本身而言，强调个人自由与国家认同各有优缺点，因为他们反映人的精神需求中既渴求自由又希望有所归依的二重性，因此有学者要建立一种必要与可能的民族精神教育价值取向：基于个人自由的国家认同。根据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通过达致共识的对话教学来实施民族精神教育，用讨论、辩论、说服教育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主动获得些道德规范和自己的价值观。 〔8〕有学者指出负面道德经验也有其德育价值，负面道德经验是指在道德生活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假、恶、丑性质的道德事件或行为。但它在学校教育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人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产生消极的影响，因而在实践中采取回避或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一旦被课程化，就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发展学生处理负面道德经验的意识和能力，适应真实的道德生活世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自主力、更好的理解正面道德经验和进行道德反省。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是矛盾的统一体，道德经验也不例外，学生不应该只知其一面，而不知另一面。那么负面道德经验在当前德育中缺位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有些人认为呈现负面道德经验与学校教育的性质不相符合；有些人认为学生的德性很大程度上是环境熏陶的结果，因而在学校教育中呈现负面的道德经验不利于学生的德性成长；有些人认为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缺乏道德免疫力，因而不宜向学生传递负面的道德经验。但它们不应成为学校摈弃负面道德经验的理由。学校德育不只是教师和学生过道德生活的地方，更是学生学习如何在社会上过道德生活的地方。社会上永远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学生不可能完全封闭在学校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打交道。既然和社会交往，学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负面道德经验。如果学校不让学生掌握面对负面道德经验的智慧，那么他们在遇到负面道德经验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学校应该将负面道德经验课程化以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 〔9〕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先秦时期的礼具有传统礼仪的共性，另外，它的德育功能有其特殊性，第一，先秦礼教与乐较大配套进行，相辅相成；第二，先秦礼的道德教化与国家机器的推动密不可分。礼的法制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礼的道德教化的作用，还有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机制是礼的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 〔10〕也有学者分析了人生礼仪的德育内涵，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俗事象，指围绕着人的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或时段而形成的仪式活动，具有丰富的德育功能。因为人生礼仪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连接着寻常百姓的人生追求和需要，另一面连接着受儒家文化支配的传统价值观念，千百年来始终发挥着规范人生和统一教化的作用。当然人生礼仪德育功能的实现，要注意在开展礼仪活动时讲究实效性；要在庄重神圣的场合下，以富有象征和表现力的方式使受礼者完成道德教化过程。这对于今天的德育有借鉴意义。 〔11〕和谐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和状态，它是发展着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有和谐的思想，如：“天人合一”、“整体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包含有和谐的意义。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观念，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提出，正是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在现代的延续和升华。中国文化传统中追求和谐的思想由来已久，讲求和谐是往圣先贤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智慧和精神动力。例如：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培养，对于提升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极其宝贵的启示；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就是主张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宽容和谐。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 〔12〕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和”的思想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倡导以和为贵的新型人际关系准则，无疑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人际摩擦和社会内耗，在全社会形成“贵和尚和”的价值取向，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处于和谐关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并生生不息。儒家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但它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感和相互依存关系，对于我们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态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庞大的人口，也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着最突出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因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还有，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我们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善于汲取“民本”思想的精华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才能夯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文化专制程度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统治者对学术文化领域的控制都是比较严密的。中国古代文化专制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先秦两汉时期，文化专制初兴。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文化学术掌握在统治者与贵族手上。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终结了中国历史上仅见的思想文化活跃时期，影响深远。第二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时期文学、史学、玄学及佛学等发展蓬勃，可是也发生较多谏祸、史祸与诗祸、排佛之祸事件，这是文化专制的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是隋唐两宋时期，是文化专制的兴盛时期。除谏谤之祸、诗词文祸、学禁书禁等事件外，朝廷实行开科取仕，统治者以科举为手段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两宋在变法及对金的和战问题上，掀起了激烈、频繁的党争。此外，这时期朝廷推动编纂的大部头类书，对于君主推行文化专制也起到很大作用。第四阶段是明清时期，这是文化专制的颠峰阶段，朝廷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的程度，远超过去任何朝代。文字狱正是明清文化专制的高潮和典型。从以上概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化专制是持久和严酷的，对加强君主专制统治起重要作用。专制手段一：思想钳制专制手段二：官场垄断专制手段三：科场垄断专制手段四：言论禁忌专制手段五：宗教控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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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戏曲成熟的突出标志是脚色的形成，戏曲的发展也和戏曲脚色的发展密不可分,探讨脚色的演化，对戏曲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早期出现的巫傩演出和俳优表演，虽然标志了中国戏剧较早的起源与发生，巫灵、俳优却并非脚色。在唐代部色影响下，宋金时期出现的杂剧色才是脚色的源头，五杂剧色变伎艺性的歌舞、说唱等演出方式为搬演故事的形态时，脚色就出现了。而脚色又在搬演故事、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发生分化。所以古典戏曲脚色的演化明显分为两个阶段：从杂剧色到生旦净末丑等脚色的出现，是由伎艺表演定型为脚色的演进阶段；定型化的脚色分蘖出自身的老、小、副等脚色则是脚色的分化阶段。 我国戏剧的起源甚早，而戏曲的成熟则甚晚。在戏曲成熟之前，包括参军戏在内的各类戏剧演出中都还没有脚色的出现，而脚色体制的完备则是戏曲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戏曲脚色经历了由唐至宋的漫长的孕育时期，为戏曲的成熟做好了伎艺经验的积累，演员分类的雏形，演出内容的准备等。伎艺表演之“戏”与叙事内容之“曲”的结合，最终要通过脚色的演出来完成。通过对于戏曲脚色的形成的探讨，我们可以获得探讨戏剧起源与戏曲形成关系的具体视角。原始戏剧和古剧的演出中是没有脚色的，作为一种便于安排调度的制度化的人员分类，脚色的形成受到了宫廷部色制度的深刻影响，尽管脚色名称有其令人难解之处，其所具有的深刻的人文烙印还是无可置疑的。而脚色制度一旦确立，便开始具有了独立的品格，开始和戏曲形态的演进相结合，发生着变化。对脚色演化的梳理和探讨有助于我们通过具体的考证研究获得对戏曲演进的理论认识。一戏曲脚色的出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却是中国戏剧发展的分水岭。横而言之，脚色制标志了中国传统戏曲与西方戏剧的差异。纵而言之，从我国的原始戏剧到诸种泛戏剧形态，最后到戏曲，脚色标志了戏曲的成熟，为诸种戏剧形态走向成熟的戏曲提供了足资效法的路径和方式。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是：戏曲是不是戏剧？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反过来问个问题：是不是所有戏剧样式都可以和戏曲划等号呢？却没有办法得到肯定答复。由此，我们可一言以概之：戏曲是戏剧的一种类型，就像戏剧可包括话剧、歌剧和舞剧，也可包括歌、舞、说白合而为一的戏曲，而戏曲和诸种戏剧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通过脚色制进行演出。所以说有无脚色制是戏曲和一般意义而言的戏剧的分水岭。对此问题，可以通过对戏剧发展史的探讨而获得深入理解。关于戏剧的发生与起源，王廷信先生说：……就历史事实而言，在中国早期历史上，戏剧之形式本体——扮演又曾长期依附于宗教仪式。原始部族宗教对戏剧的孕育说明了这一点。这种现象同原始部族宗教仪式的混沌性有关。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化，宗教和戏剧都分别会形成其质的规定性，朝着各自的方向发展。①宗教在戏剧发生与起源上所起的作用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共同现象，虽然这样说有些笼统，但又确实是为现存原始部族的宗教仪式和文物、文献材料所印证的历史事实。故王国维指出：“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②” 通过《宋元戏曲史》第一章“上古至五代之戏剧”的探讨，王国维在注意到巫（灵）对戏剧起源的作用的同时，还注意到随着文明进步，国家的出现使宫廷中的俳优从另外一个方面对于戏剧的产生发挥了较大的影响，概言之即：巫以乐神，而优以乐人；巫以歌舞为主，而优以调谑为主，巫以女为之，而优以男为之。至若优孟之为孙叔敖衣冠，而楚王欲以为相；优施一舞，而孔子谓其笑君，则于言语之外，其调戏亦以动作行之，与后世之优，颇复相类。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①而无论巫灵还是俳优，戏剧性的装扮表演只是他们各自职司的一部分内容。此外，戏曲脚色的装扮表演还和这些巫灵、俳优的表演有着很大不同。从功能上说，巫灵扮演的目的是沟通神人，表达对神灵的敬畏和祈福禳灾的，装扮表演自身是为了更好、更有效地达致其诉求的愿望，这样的扮演注重的不是戏剧效果，而是愿望的实现。巫灵扮演中，今人看到的戏剧化的形式在当事人的意念中却没有丝毫的存在，而戏剧化的形式也仅是巫灵演出的手段而已。这样，巫灵自身甚至算不得演员，他的表演不是给他人作愉悦身心的观赏，而是通过全身心的投入所形成的情感体验感染他的族人，共同进入一种虔诚的宗教氛围中。此外，巫灵装扮也不同于戏曲脚色的装扮。戏曲脚色装扮的效果首先是愉悦美，要使观众赏心悦目，巫灵扮演则希望营造一种意想中的逼真的氛围，以使其所诉求的愿望更好的完成。原始巫灵在周代制礼作乐的制度化改造后，依然顽强的存在，甚至到今天，比如在先秦的民间广泛盛行“乡人傩”，汉代则有每年的宫廷大傩逐除仪式，而时至今日的民间也不绝如缕地残存着原始巫灵的种种痕迹。只是随着文明进步，笼罩在原始巫灵表演中的那种能够感染观演者作共同的情感体验的宗教氛围已消退淡化，于是逐渐具有了某些戏剧化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由于制度化的礼乐文化的强制力，巫灵、傩除等具有原始宗教特点的活动也被改造为祭礼的形式。于是我们看到，最初带有令人紧张的气氛的巫灵、傩除表演渐渐被戏拟化的礼敬仪式所笼罩，这一过程中的参与者基本具有了某种仪式戏剧表演者的特点，但也毕竟不可能被看作是戏曲脚色，甚至也还不是戏剧演员。同样，对于俳优来讲，他们的某些戏谏活动虽被我们按照戏剧要素的分解而获得了戏剧演出的结论，其实也是似是而非的认识。对要素的分解和对整体认识的结论往往会有脱节，比如每一种植物都可以分解出蛋白质、叶绿素，但不等于含有蛋白质、叶绿素的生物都是植物。所以这样的研究不能改变俳优戏谏的本质：《宋元戏曲史》对于滑稽戏与歌舞戏曾作如下区分：“一以歌舞为主，一以言语为主；一则演故事，一则讽时事；一为应节之舞蹈，一为随意之动作；一可永久演之，一则除一时一地外，不容施于他处。②”就能很好地说明俳优戏谏的本质，何况，早期俳优还只是滑稽戏的萌芽阶段。即以《优孟衣冠》而论，其所装扮之行为与效果和戏剧舞台上演出“优孟衣冠”故事的区别是什么呢？周贻白先生说： 其实，这段故实，说它已具戏剧的形式，显然过早，因为戏剧的基本条件，是要表演故事。优孟之“为孙叔敖衣冠”，固已作人物的模仿，而其目的，却不过借这种形式来实行其谲谏。形貌和举止之像孙叔敖，充其量，不过接近戏剧中一个脚色，而所表演的，仅为“庄王置酒，前为寿”，并无情节可言，岂得谓为戏剧？③周氏之“脚色”实为扮人物的“角色”之意，故“优孟衣冠”中的优孟只是专扮某一人而已，和戏曲脚色可以扮不同角色人物远不可同日而语。就俳优的职责而言，固然可以被看作是御用演员，但他们主要是通过歌舞、伎艺的展示为王公贵族提供愉悦身心的表演，即使有戏谏扮演也仅偶然为之，不可能成为重要职司，所以根本就算不得是戏剧演员，“俳优杂戏”固其宜也。当然，这种情况自唐代开始发生了变化。唐代对于中国戏剧史的重要价值体现在如下四点：一是规模空前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为戏剧形态的演变增添了大量的养分；二是空前繁盛的乐舞为戏剧的舞蹈化扮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散乐表演中出现了初步伎艺化的经验手段的积累，为其他伎艺化表演手段走上程式化发展和经验积累的道路开辟了道路；四是宫廷中的乐部制度确立了宫廷演员的部色分类，从人文制度的层面完善了导致戏曲脚色经由杂剧色出现并成熟的机制。首先看前三点。《宋元戏曲史》在分析唐代歌舞戏“大面”与“踏摇娘”的歌舞表演之特色与性质时认为：前此虽有歌舞，未用之以演故事；虽演故事，未尝合以歌舞，不可谓非优戏之创例也。盖魏齐周三朝，皆以外族入主中国，其与西域诸国，交通频繁，龟兹、天竺、康国、安国等乐，皆于此时入中国。而龟兹乐则自隋唐以来，相承用之，以迄于今。此时外国戏剧，当与之俱入中国。①可以作为隋唐以来中外戏剧交流的一个例证。大量敦煌乐舞的壁画、雕塑更可以为此说法作一个有力的注解，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舞蹈史研究组编写的《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则可以与敦煌文物一起提供有力的文献支持。而这些材料和说法则可以让我们看到煌煌大唐当年的舞蹈风尚：隋唐时代，特别是唐代，舞蹈活动极为普遍。社会各阶层，在不同的场合，运用各种方式，频繁地进行丰富多彩的舞蹈活动。舞蹈是人们乐于欣赏的表演艺术，又是人们用以自娱的极好方式。因此，王室贵族祭祀天地祖先、朝会大典、宴百寮及域外来宾，或欣赏，或自娱，都有舞蹈活动；佛寺神庙宣传宗教、招揽信徒、礼佛敬神，有舞蹈活动；民间巫觋通神娱神，也要借助舞蹈；酒肆、广场、街头，有乐舞艺人献艺谋生；传统节日举行大酺，有大规模的群众舞蹈活动遍及城市乡村，几天几夜歌舞不停，舞蹈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②从戏曲表演中的脚色都可以载歌载舞看，与这一时期的舞蹈风尚实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其实，戏曲表演舞蹈化的伎艺手段也就是自唐代开始的。“歌舞演出是一个形态丰富的载体，这其中自然孕育着戏剧扮演的要素，而在走向叙事扮演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些具体的伎艺手段把这些已经呼之欲出的戏剧要素表现出来，提炼为纯粹的戏剧手段。③”这些手段主要就是“弄”伎和“打”伎，其中“弄”伎就是自唐代散乐中各类“戏弄”表演发展而来。④且这些伎艺手段是造成一般角色和戏曲脚色本质差异的重要依据。再看第四点。在第一章中，通过对脚色来源与演化为戏曲术语过程的探讨，我们知道了在戏曲脚色形成之前，首先是伎艺化的演员群体“杂剧色”，而这些杂剧色的存在和产生就是杂剧“传学教坊十三部”后，借鉴了宫廷教坊的“部色”制才逐步形成的。而教坊中分部管理始自隋代“七部乐”到“九部乐”的变化，唐代则出现了“九部乐”到“十部乐”，继而有唐玄宗“梨园”的创立，自此进一步根据伎艺水平的高下与所演种类分为“坐部伎”与“立部伎”等。这种管理办法在宋代体现为“色有色长，部有部头”的“筚篥部、大鼓部、拍板部”与“歌板色、琵琶色、筝色、方响色、笙色、龙笛色、头管色、舞旋色、杂剧色、参军色”等。在此基础上，杂剧的“杂”又使得其诸“杂”演员按照自身的职司与演出形态等分为“末泥”、“引戏”、“副末”、“副净”和“装孤”等“杂剧色”。俱《武林旧事》的“官本杂剧段数”和《辍耕录》“金院本名目”又可知，杂剧色所演虽有故事，却还没有成为代言体的演出，而是歌舞的形式。虽然歌舞也可以发展出歌剧和舞剧，宋杂剧演出中的歌舞却是舞蹈者与歌唱者同演一事，“表”（歌唱内容）与“演”（舞蹈表现）是各自分离的。王国维《戏曲考原》在列举了曾布的《水调歌头》和董颖的《道宫·薄媚》两段大曲后曾有如下一段话：“今以曾、董大曲与真戏曲相比较，则舞大曲时之动作，皆有定制，未必与所演之人物所要之动作相适合。其词亦系旁观者之言，而非所演之人物之言，故其去真戏曲尚远也。”③这就是说，在歌舞演故事时，倘言语、动作、歌唱非与塑造人物的情节、内容要求相适合，这样的戏曲就是一种表演形式，还算不上是真戏曲。真戏曲须将定制化的动作“与所演之人物所要之动作相适合”，即变抒情歌舞为叙事歌舞；此外还要合旁观者之言与演者动作为一身。总之，王国维所认为的戏曲，是具有强烈抒情特征的歌舞化故事表演，当这种抒情“歌舞演故事”走向叙事化扮演时，就成为“真戏曲”。而通过叙事歌舞的形式表现故事的内容就构成后世所谓的“真戏剧”。②既然“真戏剧”都还没有形成，杂剧色就更不能看作是戏曲脚色了。二古典戏曲脚色的研究中，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不重视脚色制在戏曲发展形成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忽视戏曲艺术“戏”的成分主要是以“伎艺化”的扮演手段，在叙事演出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从这一角度看，唐戏弄是古典戏曲的准备阶段，但戏曲的成熟，应是在“官本杂剧段数”和“院本名目”的伎艺手段程式化积累完成并孕育出具有不同演出形态、职司的脚色后体现出来的。这一点通过对脚色演化的分析可以看得更清楚。杂剧色出现后，大致的分工如文献所载：“末泥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或添一人名曰装孤。其吹曲破断送者，谓之把色。③”也就是说五杂剧色中“末泥”为“戏头”，在“色有色长，部有部头”制度中就是杂剧色色长。但他并不侧身演出活动之外，“主张”就说他的演出职司，即以歌唱或韵说念白来参与演出，突出的演唱伎艺是末尼色发展为金元杂剧主唱之正末的基础，在女性所扮末泥则为主唱之正旦。此外，“分付”成为了引戏色的演出职司，那就是通过舞蹈身段动作，当然也要有言语念白的辅助，来参与到演出中“分付演出”，所谓“引戏”之“引”与末尼色的“戏头”比较，不同之处在本书第二章“末色考”中可以看出，是：末尼为戏头且“为长”的职司表明了其最早出场，很多情况下，最早出场也有“引”戏的含义；但在具体演出形态上，末尼色主张系以唱为主，而引戏色吩咐还要负责开场后演出人物的持续进行，以说白为“分付”。又因二者可以互通兼任，南戏中“引戏”接续“末尼”最早开场则为“末”。……末的“始事”之“引”是最早出场，随后可以中止交由其他脚色演出，“引戏”之“引”则是进行性可持续的表演形态。南戏中，因为引戏取代了末尼的开场始事，又在开场之通过“冲场”交由生脚演出，也就自然可命名为“末”。五杂剧色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的表演，根据其“发乔”与“打诨”的特点与后世戏曲脚色的比较可以看出，能够和这一演出的方式类同的只有南戏传奇中的净丑打诨戏谑，由于南戏传奇中的末和副末都极少参与科诨式演出，就和杂剧色中的副末有了很大不同。通过戏曲文物资料形象化的直观展示，结合杂剧色副末的“打诨”，我们考证了它其实就是我们久寻不得的“净”色，这一事实已为本书第三章的“净色考”所论证。杂剧色“副净”则如本书第五章和黄天骥先生所论述的那样，是戏曲脚色“丑”前身。此外，“添一人名曰装孤”的做法则发展成了后世戏曲演出中常见的，在次要演员人手不够时增加“外”、“贴”等脚色的做法，不过已不仅是“添一人”了。至此，我们得出了杂剧色和南戏传奇戏曲脚色之间发展的关系为：杂剧色 末泥 引戏 副末 副净 或添一人 脚色 生（女为旦） 末（女为旦） 净 丑 外、贴这一列表中的杂剧色脚色对应关系打破了以往认为戏曲脚色末净来自于杂剧色之副末、副净的结论，恢复了引戏色在戏曲脚色演化过程中应有的位置。此外，对于杂剧色演进到戏曲脚色过程的考证，也有力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生、旦两个脚色晚于杂剧色末、净而出现，且它们的出现背景是戏曲演出活动适应散段式的伎艺性表演走向叙事故事的扮演，也就是说戏曲表演走向以塑造人物形象和铺叙故事情节为中心的变化，是生、旦作为戏曲脚色出现的前提条件。首先按照剧本所反映的事实，是“生”一律指的是男主角，“旦”一无例外地是女主角；其次结合生、旦名称后出的现象，我们的结论就是：生、旦的本质就是表明男女主人公的一个符号，是作为叙事文学中的男、女主角的演出者。一句话，旦者，戏曲中表明女性身份的符号而已；生者，戏曲中表明男性演员身份的符号而已。无论扮演者是男是女，其在剧中往往可由“生”、“旦”的名称决定其在剧中必为相应的男或女主人公，除此之外，别无深意。
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从萌芽到形成、发展、终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综观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八个时期：萌芽时期－－先秦至唐代雏形时期－－宋金时期成熟时期－－元代至明初发展时期－－明代嘉、隆年间繁荣时期－－明代万历年间集成时期－－清初转折时期－－清代中叶终结时期－－近代萌芽时期－－先秦至唐代戏曲理论的发展是与戏曲艺术本身的发展过程相表里的，先秦至唐代是古代戏曲的萌芽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组成戏曲的各种艺术因素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又相互融合，逐步发展成为综合性的戏曲艺术。同样，在这一时期里，艺术评论家们对各种戏曲艺术因素的记载与评论，便是古典戏曲理论的萌芽，对后世戏曲理论的形式具有一定的影响。雏形时期－－宋金时期在宋金时期，各种表演艺术经过发展融合后，形成了中国古代戏曲的雏形，即宋杂剧和金院本。伴随着杂剧和院本这一新的艺术形式的出现，艺术评论家们也对它们的渊源、形式原因、艺术特征及发展情况等加以了探讨与论述，这些论述，便构成了古典理论的雏形。成熟时期－－元代至明初元代是中国古代戏曲正式形成后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无论是南戏还是北曲杂剧，都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戏曲作家与作品。同时，在民间，戏曲演出活动十分活跃。戏曲的正式形成与繁荣，也促进了戏曲理论奠定了基础。发展时期－－明代嘉隆年间古代戏曲经过明初的沉寂后，到了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又趋于活跃，而这也使得元代开始成熟的戏曲理论有了新的发展，不仅戏曲论著的数量增多，而且理论成分大为增强。繁荣时期－－明代万历年间明代万历年间是古代戏曲史上继元代杂剧繁荣以后的又一个黄金时期。戏曲创作与戏曲演出的繁荣，也促进了戏曲理论的发展与繁荣。在这一时期里，出现了一大批戏曲论著，而且曲论家们的思想活跃，就某些戏曲创作中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同时，曲论家们的研究范围比前人有了较大的开拓。在这一时期里，出现了戏曲理论史上第一部较系统完善专著－－《曲律》。集成时期－－清初古典戏曲论经过成熟、发展、繁荣、深入等发展阶段后，到清代初年已积累了丰厚的理论与材料。清初曲论家们便对前人的理论作了全面在总结与完善如这一时期所产生的李渔的《闲情偶寄》与金圣叹的《西厢记》评点，皆具有系统、精深的特征。转折时期－－清代中叶清代中叶，随着整个曲坛上所出现的两转移，即由剧本创作为中心转移到以舞台表演为中心、由雅部为中心转移到花部为中心，戏曲理论也随之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一是舞台表演问题成为这一时期戏曲理论家们研究的重点，出现了一大批戏曲表演论著。二是出现了众多的有关花部的论著。终结时期－－近代近代是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同样，在这一时期的戏曲理论中，也体现出这一特点，一方面是对传统戏曲理论加以总结，另一方面是开创和建立新的戏曲理论与研究方法。
中国戏曲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产生了众多的戏曲作品，而且也积累了丰厚的戏曲理论。1、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理论形态所谓理论形态，是指理论的表现形态，也就是戏曲批评家们所运用的表述形式。在中国古代戏曲论史上，戏曲批评家们所运用的批评形式也不拘一格，多种多样，因此，所呈现出来的理论形态也丰富多彩，除规模较大、自成体系的理论专著外，更多的则是曲话、评点、序跋、尺牍、诗词曲等多种类型。理论专著是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主体，在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发展史上，产生了一大批曲论著作，从这些曲论著作的内涵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八种类型：记载作家生平事迹，品评其创作特色。记载演员生平事迹，品评其演唱技艺。记载戏曲史料，论述戏曲的形成及发展。记载曲目并加以评述。系统论述戏曲创作方法。论述戏曲演唱方法与技巧。戏曲格律谱与戏曲韵谱。融史料考证、品评剧作、议论创作方法或表演技巧为一体的各种曲话。2、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内涵我国古典戏曲理论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其内涵也十分丰富。综而言之，可分为戏曲史论、戏曲创作论、戏曲表演论等三大理论体系。第一、戏曲史论。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１）探索戏曲的起源与形成，论述各种戏曲形式、戏曲声腔的艺术特征及其沿革与流变，总结各个历史时期戏曲的兴衰及其原因。（２）对戏曲史料的记载，或记载剧作家和演员的生平事迹，或记载剧目，或记载曲坛掌故。这两方面的内容是紧密相关的，戏曲理论家们对戏曲起源及发展问题的探讨，建立在史料的记载之上的。第二、戏曲创作论。这是一理论体系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１）对戏曲创作中的一些规律问题的探讨。如对戏曲功能问题、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的论述。（２）对戏曲创作技巧的探讨。曲论家们围绕音律、语言、情陈，结构等戏曲创作技巧分支，如音律论、语言论、当行论、本色论、情节论、结构论等。第三、戏曲表演论。戏曲不仅是一种文学，而且也是一种舞台艺术因此，戏曲表演理论也是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戏曲表演理论体系中，一是演唱技巧，戏曲理论家们围绕着戏曲表演中的一些基本技巧台唱、念、做、打等加以论述。在戏曲诸表演技巧中，唱是最主要的，因此，曲论家在论及戏曲表演问题时，也把歌唱技艺作为研究和论述的重点，是演唱技巧中最主要有内容。二是导演论，这方面的论述主要出现在明代中叶以后的曲论著作中，由于早期的导演是由演员或戏班主充任的，这些由演员或班主兼任的导演通常只是以口传身教的原始方式进行导演工作的，而且由于文化水平的局限，虽有丰富的导演经验，但未能总结出来。直到明代中叶以后，一些剧作家兼任了导演工作后，才从理论上对戏曲导演论进行了总结。在剧作家兼任的导演中，当推冯梦龙和李渔对导演的论述最为完善体系。以上这三大理论体系，构成了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基本内容。在总体上，戏曲理论家们所论述的都没有超出这三大理论体系。三、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史的分期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从萌芽到形成、发展、终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综观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八个时期：萌芽时期－－先秦至唐代雏形时期－－宋金时期成熟时期－－元代至明初发展时期－－明代嘉、隆年间繁荣时期－－明代万历年间集成时期－－清初转折时期－－清代中叶终结时期－－近代萌芽时期－－先秦至唐代戏曲理论的发展是与戏曲艺术本身的发展过程相表里的，先秦至唐代是古代戏曲的萌芽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组成戏曲的各种艺术因素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又相互融合，逐步发展成为综合性的戏曲艺术。同样，在这一时期里，艺术评论家们对各种戏曲艺术因素的记载与评论，便是古典戏曲理论的萌芽，对后世戏曲理论的形式具有一定的影响。雏形时期－－宋金时期在宋金时期，各种表演艺术经过发展融合后，形成了中国古代戏曲的雏形，即宋杂剧和金院本。伴随着杂剧和院本这一新的艺术形式的出现，艺术评论家们也对它们的渊源、形式原因、艺术特征及发展情况等加以了探讨与论述，这些论述，便构成了古典理论的雏形。成熟时期－－元代至明初元代是中国古代戏曲正式形成后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无论是南戏还是北曲杂剧，都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戏曲作家与作品。同时，在民间，戏曲演出活动十分活跃。戏曲的正式形成与繁荣，也促进了戏曲理论奠定了基础。发展时期－－明代嘉隆年间古代戏曲经过明初的沉寂后，到了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又趋于活跃，而这也使得元代开始成熟的戏曲理论有了新的发展，不仅戏曲论著的数量增多，而且理论成分大为增强。繁荣时期－－明代万历年间明代万历年间是古代戏曲史上继元代杂剧繁荣以后的又一个黄金时期。戏曲创作与戏曲演出的繁荣，也促进了戏曲理论的发展与繁荣。在这一时期里，出现了一大批戏曲论著，而且曲论家们的思想活跃，就某些戏曲创作中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同时，曲论家们的研究范围比前人有了较大的开拓。在这一时期里，出现了戏曲理论史上第一部较系统完善专著－－《曲律》。集成时期－－清初古典戏曲论经过成熟、发展、繁荣、深入等发展阶段后，到清代初年已积累了丰厚的理论与材料。清初曲论家们便对前人的理论作了全面在总结与完善如这一时期所产生的李渔的《闲情偶寄》与金圣叹的《西厢记》评点，皆具有系统、精深的特征。转折时期－－清代中叶清代中叶，随着整个曲坛上所出现的两转移，即由剧本创作为中心转移到以舞台表演为中心、由雅部为中心转移到花部为中心，戏曲理论也随之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一是舞台表演问题成为这一时期戏曲理论家们研究的重点，出现了一大批戏曲表演论著。二是出现了众多的有关花部的论著。终结时期－－近代近代是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同样，在这一时期的戏曲理论中，也体现出这一特点，一方面是对传统戏曲理论加以总结，另一方面是开创和建立新的戏曲理论与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