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青年智库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智慧被全球看见为中国青年智库代言Glory DiplomacyN2021/ N137技术变革与国际关系作者：丹尼尔·W·德茨纳（Daniel W Drezner）：塔夫茨（Tufts）大学弗莱契尔（Fletcher） 法律和外交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在外交政策方面有诸多著作，同时也是《华盛顿邮报》和其他公共论坛的作家。摘要：本文反思了上个世纪技术变革对国际关系的两点主要影响。首先，他们相互影响；虽然不可否认技术变革影响着国际关系，但世界政治的变化也影响着技术变革。其次，任何技术变革是经济再分配和社会突破的一种表现。在技术变革之下，不仅会出现新的赢家，也会出现新的输家。技术变革改变了行为体的偏好，并且使新规范和新组织进行战略性构建。技术本身的性质以及公共部门推动创新的程度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为证明以上论点，本文特别关注了上个世纪对国际关系十分重要的两大创新：核武器和互联网。要词：创新；国际关系理论；互联网；自由主义；核武器；现实主义；技术文源：Daniel W Drezner,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编译：郭青城，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大连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审校：李燕，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再审：张童沿，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项目组《大译编参》执行主编，现就读于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编译精选引言2019年，技术与国际关系（IR）之间的联系将出现变革。创新给各国带来了经济效应，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减少了极度贫困的现象。而与此同时，新技术也带来了新的威胁。与现代军队相比，上世纪军队的破坏力相形见绌。除此之外，创新也会引起社会动荡；这些变化引起某些人的焦虑情绪，进而催生了从伊斯兰国到反性骚扰的各种运动。随着中国和印度等国赶超发达工业经济体，一些技术也导致了国家间权力分配从根本上转变，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也已经改变。世界的相互联系更加紧密，但另一方面，埃博拉疫情等事件也凸显了全球化体系的脆弱性。跨境互动高速发展，推特外交成为一种新外交形式。尽管存在保护主义激增的现象，但全球化仍在迅速发展。技术变革持续降低跨境交流的成本，其速度远超于政府提高壁垒的速度。一、理性主义对技术的看法对于大多数主权国家而言，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十分简单，即拥有更多的技术创新等于拥有了更多的权力与财富。经济学家强调，技术变革对经济增长有着独特的重要性。大量经济计量研究发现，技术创新为发达国家贡献了60%至85%的经济增长；并且技术向较不发达经济体的扩散同样重要。据相关文献称，在大多数国家，外国技术来源约占生产力增长的90%；无论国家的权力分配或经济发展是怎样的状态，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都来自技术。而正是通过经济增长，一个国家才能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国家权利。由于技术能够使一个国家获得的财富最大化，并且能够最大限度保证国家的安全，许多学者采用理性主义思想来看待国家行为体促进创新的活动。这在经济学文献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们通常侧重于用国内经济变量来解释技术创新的变化，资本市场的可用性和成熟度、市场规模或经济体的创业能力。即使经济学家考虑到国家的作用，情况也是如此。他们认为政治因素发挥着次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经济学家经常将非经济因素视为附带因素。新现实主义者提出了一种与经济学家相呼应的看法。他们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迫使所有大国展开技术变革，否则将面临无法生存的风险。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依然很简单：无政府状态迫使技术在全世界迅速扩散。艾米莉•戈德曼（Emily Goldman）指出，“大多数新现实主义研究中，没有考虑技术传播会出现障碍，没有掌握足够的资源和信息”新现实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都认为，获取新技术的动机主导着其余一切因素。而这并不是大多数政治学家对国家制度变迁的看法。技术创新与扩散的无摩擦理论存在几个问题。最明显的是，它们忽视了国际关系是影响技术创新速度的自变量。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定义的五大典型创新类别：发明、生产过程创新、开拓新市场、发现新的供应来源、发展新的经济组织模式，皆涉及社会如何应对技术变革带来的新机遇。熊彼特的三类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国际关系来实现的。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指出，“西欧各个王国和城邦之间的军事竞争刺激各国不断进行军事创新”。由此推断，在国家权力分配中，存在一个平衡点，能够激励各国投入技术创新。根据这一逻辑，单极世界会减慢技术创新的速度。超级大国感到十分安全，所以几乎没有动力投资于颠覆性创新；而其他国家认为自己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差距太大而失去创新信心。而多极化世界下，存在安全或不安全因素，并且这些因此能够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因此会刺激创新更加迅速发展。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方法将领导者和落后者的国内政治作为关键解释变量。长周期理论和权力过渡理论都强调，有抱负的霸权国家的国内条件决定了它们的相对崛起。各国之所以获得霸权地位，是因为它们为在主导部门发展一系列技术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技术落后的国家在追赶上有优势，因为它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相对落后来跨越技术的死角。这些关于国际政治如何推动技术变革的解释本质上都体现了理性主义思想。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表明，作为推动大规模科技投资的一个颇具说服力的因素——威望的作用被忽视了。威望的力量只有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一个人才能从中受益，胜过其他参与者。历史上，许多被认为最重要的社会环境都是在科学技术领域。这可能导致国家行为体直接投资于军事领域的，或经济价值有限但能够极大树立国家威望的技术项目。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冷战时期，超级大国为载人航天项目投入了巨额资金。这种为了提高国家威望的科技投资，直到21世纪仍然影响着各国的研发投资。例如，2003年中国首次完成载人航天飞行引发了竞争国的疯狂反应，包括美国承诺要重返月球并向火星发射载人任务。尽管如此，预算严重紧张的其他国家也表示有兴趣投资于空间研究。中国于2019年1月将探测器成功着陆月球背面，也同样引起了其他各国的反应。理性主义者关于国家为何投资于技术创新的解释，从直觉上讲是有道理的，但这样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尤其是对国际政治如何影响技术变革的描述并不正确。权力的分配、主要经济体国内机构的性质以及树立国家威望的需要等都以不同的方式推动着技术创新，都不同于严格理性主义所给出的解释。二、国际政治中技术变革的多样性抽象地谈论技术变革有可能使我们一刀切的看待技术创新。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军事角度进行评估，各个国家并不是对所有技术一视同仁。例如，尽管一个国家的军事发展需要核武器以及互联网作为驱动力，但这两项技术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截然不同。有两个标准有助于分析不同技术对世界政治的影响。首先是开发或采用新技术所需的固定成本投资。大多数技术创新所需的固定成本较高，但随着一项技术逐渐标准化，开发此技术所需的投资可能会逐步减少。尽管如此，有些技术即使在标准化之后，仍然需要大量的投资，而这可能是因为技术投入生产的经济成本很高。技术创新的固定成本越大，各国试图获取新技术的壁垒就越大；而技术创新固定成本投资越低，有能力开发和使用该技术的国家就越多。另一个方面是技术创新的发起者更加符合公共部门的利益还是私营部门的利益。最有意义的技术创新是能够创造出“通用”的技术，既可以用来保护国家安全，也能服务民生。然而，一些技术创新并不能够投入到民用领域。那些固定成本高但有重要民用作用的技术是战略性技术（strategic tech），固定成本高的技术所得回报不断增长，这需要国家频繁干预，使国家在这方面的技术处于顶尖水平，避免依赖外国技术，民用飞机行业与当前5G网络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子。而固定成本高、民用作用有限的技术属于威望技术（prestige tech），只有国家才有动力去开发，例如核武器的研发。固定成本低但私营部门机会有限的技术将被视为公共技术（public tech）。也就是说，如果技术创新的壁垒低，但对于私营部门利润微乎其微，那么这种新技术就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特质。因此，私营部门开发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技术的动力较小，而如果这项技术能够实现可观的社会效益，那么政府就会进行必要的投资。像疫苗研发之类的公共卫生创新就属于这类技术。最后，固定成本较低、多由私营部门进行的技术创新属于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这些产品的开发或许最初是以公用为目的，但其商业化十分明显，这逐渐成为这类技术的发展方向。目前这种技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无人机技术的发展——而人工智能未来也大有这种发展趋势。公共政策在决定技术扩散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各国有多种国内和国际激励措施来规范新技术的传播。并且处于技术前沿的政府将更加注重知识产权。理论上，这会促进技术创新。这种政策的连锁反应是限制了技术的跨国传播。同样，政府也可能限制影响国家军事实力的技术——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致力于抑制核武器扩散。三、技术如何影响国际关系有关国际关系的理论十分有限，不同的理论强调的要素也不同，但从现实主义理论到后结构主义的理论都侧重于权力、利益和规范等。技术变革在方方面面影响着世界政治。本章将论述核武器和互联网的创新对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权力核武器如何对国际政治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核武器具有极强的破坏力，这与其他大国确立地位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十分不同，从而改变了强权政治。一旦一个国家拥有了可被感知到的二次打击能力——通过增强国防或隐蔽其核储备的位置——他们就拥有了威慑力。然而，核威慑与常规军事威慑措施之间没有关联。同时，由于核武器造成毁灭性破坏，因此它们在世界政治其他领域的用途是有限的。即使与军事力量的其他方面相比，核武器的力量也不是完全可以替代的。发展核武器的一个自相矛盾的后果是，它使我们对国家权力的衡量与其他技术创新领域脱节。尽管成为核武器拥有国的门槛很高，但技术落后的国家有时也能够克服困难。建国初期的中国，当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仍然成了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无论巴基斯坦还是朝鲜，都不处于技术前沿，然而这些国家却能够发展核弹头和弹道导弹技术。一旦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他们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地位会大有不同，即使在一个国家在其他领域落后的情况下，其国家地位也会提高。这就解释了俄罗斯为什么会被视为21世纪的大国之一，尽管它的经济总量不到世界总量的4%。同时，这也是伊朗和朝鲜在过去几十年里受大国关注一个重要原因。虽然核武器技术颇具名声，但互联网及其各种应用属于通用技术。网络空间的商业化产生了两种思想，是有关于互联网对权力的影响的。首先，互联网改变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平衡。第二种观点认为，互联网赋予了自由民主政体，而非其他政体以权力。网络空间起源于美国，似乎十分重视开放性。而美国也认为互联网能够增强国家各方面的软实力。最近的发生的学术研究事件及其他事件使情况更加混乱。各国政府学会了如何对互联网进行监管，以更及时为国家利益服务。在内容监管、版权和隐私等问题上，大国政府得以在网络空间上有所作为。核武器这类威望技术增强了研制这些武器的国家行为体的力量，加剧了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力量不平等。网络空间这类通用技术最初让自由民主国家受益更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修正主义行为体对它的扩散和利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权力平衡。（二）利益国家行为体将国际体系视为零和游戏还是非零和游戏引起学术界的激烈讨论。这种偏好差异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存在差异的根源。各国如何对核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作出反应，为技术如何改变或揭示国家偏好的变化具有指导作用。核武器对世界政治的影响令人震惊的一点是，它歪曲了世界政治是零和游戏的概念。核时代的学者一致认为，美国在其存在的头十年在核武器方面拥有压倒性的优势。美国对使用原子武器加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毫不后悔。如果像现实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世界政治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场零和游戏，那么美国应该在20世纪50年代使用其武器对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鉴于当时在军备竞赛中的优势，华盛顿在随后的任何冲突中都会获得相对优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们看到核武器的出现，使一个强大政权致力于军备控制和核不扩散。从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开始，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了一系列军备控制协议，通过限制核弹头产量、运载工具类型和相关系统限制其核储备。事实上，核武器体制远比常规武器体制强大。而作为一种通用技术，互联网有望推动劳动生产率并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各国期待一种更加注重合作、非零和的监管体系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和欧盟在竞争政策和隐私权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对于网络创新未能显著改变国家偏好，有几种可能的解释。由于网络空间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与对州际关系的影响一样大，各国政府在阐明政策偏好时会优先考虑国内政治因素。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互联网预期的生产力繁荣并未实现。与网络技术发展相关的一个经济趋势是自然垄断经济的出现。在世界政治中，威望技术和通用技术对国家行为体利益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核武器的破坏力导致了各国改变了其零和偏好，从而寻求更多的合作。对于自由主义者，核武器合作表明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可以促成各国在不太可能形成合作的领域进行合作。同时，网络创新的正和性质并不一定导致网络空间的更多合作。而对于现实主义者，网络空间中的冲突表明更多的相互依赖会产生更大的冲突。（三）规范据推测，技术对国际体系中规范的传播具有直接影响。技术创新无疑促进了规范的形成，而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是规范在新技术的使用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按照定义，新技术出现在缺乏本土规范的环境中。新技术对社会世界的影响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很难想象哪些规范、规则和行为准则是合适的。新的创新可能试图复制相似技术的规范和实践，但这些规范是否同样适用于新的技术领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试图将旧的规范应用到新的领域可能给人们带来严重的误解。这种动态在核武器和网络空间规范的演变中得到了体现。规范不是一成不变的，最近的研究集中在改变或限制特定规范的战术和战略上。这与两个最大的核武器国家在核禁忌范围内获得某种程度的战术灵活性的努力是平行的。本世纪，反导和中导条约相继结束，削弱了整个军控体制。俄罗斯最近改变了其核理论，以降低使用低当量武器的门槛。作为回应，美国还改变了其理论，以“增强其定制威慑选项的灵活性和范围……以维护对区域侵略的可信威慑”。这种理论的转变是否会导致规范的转变尚不清楚。尽管如此，核武器作为一种界定大国关系的技术是独一无二的，尽管核武器已经70多年没有使用过了。与核武器一样，网络空间的环境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例如，在治理问题上，围绕如何管理互联网的辩论与创建网络空间架构的学术研究人员所熟悉的多利益相关者主义准则相呼应。到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建立在公私伙伴关系基础上的多利益相关者模式。正如杰弗里·兰蒂斯（Jeffrey Lantis）和丹尼尔·布鲁伯格（Daniel Bloomberg）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分散的网络空间，这个网络将是“民主的”，并将大公司、政府、民间社群，甚至学术界的观点视为同等重要的，以帮助建立互联网运行的标准”。最后，社交媒体的泛滥也改变了外交准则。现代互联网的创造者们几十年来对这种现象一直都有这种预感。1985年，研究人员警告说，网络话语不同于其他交流方式，它“倾向于唤起接受者的情感……而且接受者随后可能会做出加剧这种情况的反应”。有专家总结说，这些媒体与其他任何传播手段都有很大不同。许多旧规则不适用于这种模式。在这个世纪中，大国竞争对手在推特网上互相恶搞。在不同的技术领域，技术创新规范的演变各不相同。随着核武器的出现，对其使用的强烈禁忌表明，规范的标准建构主义模式正在深化和内化。然而，在网络空间方面，从其他领域引进的最初一套规范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因此，网络规范仍在不断变化。四、结语本文探讨了技术创新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与严格理性主义的观点相反，文化和声望也会影响技术的创新和扩散的模式。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技术不仅仅是一个自变量，而是与国际关系相互影响。不管是哪种技术，其重大创新都会增强利用这些发明的参与者的力量。这种能源优势能否持续，取决于技术本身的质量。通用技术的均衡效应大于威望技术，技术对国家利益的影响是矛盾的。核武器极大促进了各国的合作，而网络空间发展却意想不到地引发了更大的冲突。威望技术创建的规范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强大。另一方面，通用技术下，发展出了一个更有争议的规范环境。通用技术的创新步伐可能会加快，与此同时其技术规范的创建和维护变得更加困难。对于技术创新会制造新威胁的担忧并不新鲜。另一方面，那些刚出现时看起来无法控制的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看起来发展得却很稳重。2019年，推特外交的概念似乎有些陌生；十年后，它可能会像我们现在听到外交电报一样奇怪。更准确地说，创新可能会在世界政治中造成暂时的不确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适应这些新技术。译者评述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上述文章将技术分为不同种类，论述了不同的技术是如何影响国家权力以及国际关系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对技术创新的研究并不充分，此前，更多的是借用经济学领域的思想理论，来解释技术对国家的影响，并且是以严格的理性主义来看待技术。而这种解释实际上并不全面，理由也不充分。将技术的影响放在国际关系理论下来解释是一种值得借鉴的视角。技术创新与国际关系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早期的研究中，把技术只看做自变量，实际上技术也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国际关系的演变，使各个国家在不同的技术领域实施创新。例如，冷战时期的美国和俄国进行军备竞赛，各国为了增强军事实力，在核武器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资本。并且出于提高国际地位的需要，即便是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也会斥巨资进行核技术的创新研发。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首先在国家权力方面会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例如，核武器的研发会提高各国的国家地位，使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更有话语权。像核武器等这类威望性技术，会直接改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与国家实力。再例如，中国5G技术的发展引发了美国的强烈反应，因为先进网络技术的作为一种通用技术，能够在民用领域发挥广泛的作用，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能够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会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发挥其作用。同时，国家利益与技术创新联系十分紧密。虽然技术在权力、利益等方面给各国带来不少积极影响，但同时如何规范技术创新，以及新技术的问题也变得迫在眉睫。对于新兴的技术，有些常用的技术规范并不适用，怎样制定合理的规范仍然是我们在发展新技术时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新技术固然关系到国家的权利，但是在二十一世纪，国际关系也早已不是单纯的零和博弈，各国应当抱有合作的态度，适应技术创新爆发的时代，以服务国家，造福世界人民。问题互动问题1、威望技术对国际政治关系有何影响？问题2、如何看待各国抑制核武器扩散的做法？如果您对大外交智库【大译编参】本期的“编译精选”、“译者评述”、“问题互动”有所思考或高见，请在文末留下墨宝。编辑 / 王潇洒 审核 / 陈际界再审 / 王盖盖大外交青年智库独家出品个人|群体|企业|高校|智库|媒体|政府|国际组织合作联系邮箱大外交智库官方网站大外交智库即大外交青年智库（Youth Think-tank Of The Glory Diplomacy，简称Glory Diplomacy 或GD）是一家创办于2017年的以外交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创始人是王盖盖。2020年，大外交智库又在中国深圳成立专门咨询公司，目前已成研究青年外交与青年发展、国际关系与国际组织、跨国企业与全球治理等事务的综合性全球思想库。此前，大外交智库聚焦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与全球大外交领域的青年原创方案、青年发展计划和青年外交延伸的助力与服务，推动大外交青年智库在对照全球外交发展、对接世界高端智库、对比新型平台建设的三原则下为中国大外交的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和方案，也特别提倡、鼓励并支持大外交领域内青年大胆原创小心求证来实现价值增值，以期实现全球青年价值最优，从而聚集了全球各地区有志青年一起在当今时代为实现个人、社会和国家发展目标而奋斗。因此，大外交智库自创办以来一直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的智慧与方案被全球看见，效果非常明显，被海内外青年誉为现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脑集中营”，是中国大外交新型青年智库的开创者和代言人！
当今之世，科技创新能力成为国家实力最关键的体现。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就能在世界产业分工链条中处于高端位置，就能创造激活国家经济的新产业，就能拥有重要的自主知识产权而引领社会的发展。总之，科技创新能力是当今社会活力的标志，是国家发展的关节点，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是一活百活的胜负手。
当代中国为何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1）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有助于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开拓新的市场空间，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2）我国政府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行使组织和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职能的表现。国家实施这些职能，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目标;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最先是在一九七二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讨论。这次研讨会云集了全球的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共同界定人类在缔造一个健康和富生机的环境上所享有的权利。自此以后，各国致力界定「可持续发展」的含意，现时已拟出的定义已有几百个之多，涵盖范围包括国际、区域、地方及特定界别的层面。最广泛采纳的定义，是在一九八七年由世界环境及发展委员会所发表的布特兰报告书所载的定义，其亦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称为可持续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既有联系，又不等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人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体；可持续长久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 人类在向自然界索取、创造富裕生活的同时，不能以牺牲人类自身生存环境作为代价。为了人类自身，为了子孙后代的生存，通过许许多多的曲折和磨难，人类终于从环境与发展相对立的观念中醒悟过来，认识到两者协调统一的可能性、终于认识到“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必须爱护地球，共同关心和解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并开创了一条人类通向未来的新的发展之路——可持续发展之路。 可持续发展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有：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简称PRED问题。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人类应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不损害他人和后代利益的前提下追求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保证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地区、个人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保证我们的子孙后代同样拥有发展的条件和机会。它的要求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认识到对自然、社会和子孙后代的应负的责任，并有与之相应相应的道德水准60年代末，人类开始关注环境问题，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了"人类环境"的概念，并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成立了环境规划署。1987年4月27日，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确定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人类在与自然界进行漫长斗争的时候，虽然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然而，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992年6月3日至14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官方对可持续发展讨论的一个高峰。大会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以及《二十一世纪议程》。到了今天，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越来越频繁，环境与生态的危机也越来越强烈和深刻了。 为了可持续发展，人类必须依照下列原则来使用各种自然资源： （1）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要（粮食、衣服、住房、就业等）和给全体人民机会，以满足他们要求较好生活的愿望；（2）人口发展要与生态系统变化着的生产潜力相协调； （3）像森林和鱼类这样的可再生资源，其利用率必须在再生和自然增长的限度内，使其不会耗竭； （4）像矿物燃料和矿物这样不可再生资源，其消耗的速率应考虑资源的有限性，以确保在得到可接受的替代物之前，资源不会枯竭；（5）不应当危害支持地球生命的自然系统，如大气、水、土壤和生物，要把对大气质量、水和其他自然因素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小程度； （6）物种的丧失会大大地限制后代人的选择机会，所以可持续发展要求保护好物种。 环境与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它们相互依存，密切相关。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已成为当代环境与发展关系中的主导潮流，作为一种新的观念和发展道路被人们广泛接受。补充：可持续发展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可持续发展”亦称“持续发展”。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她任主席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定义得到广泛的接受，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取得共识。我国有的学者对这一定义作了如下补充：可持续发展是“不断提高人群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能力的、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满足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需求又未损害别的地区或国家人群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还有从“三维结构复合系统”出发定义可持续发展的。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r．布朗教授则认为，“持续发展是一种具有经济含义的生态概念……一个持续社会的经济和社会体制的结构，应是自然资源和生命系统能够持续维持的结构。” 可持续发展包含两个基本要素或两个关键组成部分：“需要”和对需要的“ 限制”。满足需要，首先是要满足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对需要的限制主要是指对未来环境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限制，这种能力一旦被突破，必将危及支持地球生命的自然系统如大气、水体、土壤和生物。决定两个要素的关键性因素是：(1)收入再分配以保证不会为了短期存在需要而被迫耗尽自然资源；(2)降低主要是穷人对遭受自然灾害和农产品价格暴跌等损害的脆弱性；(3)普遍提供可持续生存的基本条件，如卫生、教育、水和新鲜空气，保护和满足社会最脆弱人群的基本需要，为全体人民，特别是为贫困人民提供发展的平等机会和选择自由。 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是指一个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下具有可持续性的综合国力。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力、科技创新能力、社会发展能力、政府调控能力、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等各方面的综合体现。 从可持续发展意义上考察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仅需要分析当前该国所拥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能力，而且需要研究支撑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变化趋势。 关于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研究，是以可持续发展战略理念、条件、机制和准则为据，全方位考察和分析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各构成要素在国家间的对比关系及其各要素对综合国力的影响，系统分析和评价综合国力及各分力水平，对比分析并找出不足，同时提出相应对策和实施方案，以期不断提升综合国力，达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 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去衡量综合国力，使综合国力竞争统一于可持续发展的宏观框架内，从而适应社会、经济、自然协同发展的需要，就必须从观念、作用、评价标准等方面对综合国力进行全面的再认识。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价值准则是国家在保持其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基础上，推动包括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内的广义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显然，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内涵决定了在提升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过程中，科技创新是关键手段，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是基础，经济系统的健康发展是条件，社会系统的持续进步是保障。 当代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向人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些问题既对科技、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目标,也使日益受到人们重视的综合国力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难度。在目前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要增强本国的综合国力,都无法回避科技、经济、资源、生态环境同社会的协调与整合。因而详细考察这些要素在综合国力系统中的功能行为及相互适应机制，进而为国家制订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尤为重要。 随着社会知识化、科技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人类世界将进入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激烈竞争的时代。谁在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上占据优势，谁便能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奠定更为牢靠的基础与保障，创造更大的时空与机遇。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将成为争取未来国际地位的重要基础和为人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标志之一。在这样的重要历史时刻，我们需要把握决定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需要清楚自身的地位和处境、优势和不足，需要检验已有的同时制定新的竞争和发展战略，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的总体战略目标 参考资料：马列主义论文网，共产主义杂文网，世界论文之家，世界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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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方针：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0%；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达到40%；扫除青壮年文盲。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4年提高到5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5年提高到2年，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0%，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数比2009年翻一番。体制改革主要包括：人才培养体制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办学体制改革；管理体制改革。
制定科教兴国战略势在必然 科教兴国战略是我们党准确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抉择第一,科教兴国战略是我们党在总结世界各国科技、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社会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使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19世纪后半期以电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又一次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科技革命进入全面、深入发展阶段,科技已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发展速度快慢、综合国力强弱的最重要因素教育是发展科技和培养人才的基础近代以来,教育的创新和发展成为各强国兴盛的重要原因战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拥有一支受过一定基础教育、素质较高的熟练劳动力队伍1994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世界科学报告》提出,“没有科学知识的传播就不会有经济的持续发展”此后,许多国家纷纷将加速科技发展、抢占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作为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教育是立国之本,科技是强国之路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第二,科教兴国战略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符合中国基本国情,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我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相对不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还很落后,劳动者整体素质不高我们面临着优化经济结构、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提高人口素质、彻底消除贫困等严峻任务,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实践证明,在一个劳动者素质不高的国家里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依靠科技和教育推动经济发展,是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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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科教兴国战略势在必然 科教兴国战略是我们党准确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抉择。 第一，科教兴国战略是我们党在总结世界各国科技、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社会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使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19世纪后半期以电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又一次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科技革命进入全面、深入发展阶段，科技已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发展速度快慢、综合国力强弱的最重要因素。教育是发展科技和培养人才的基础。近代以来，教育的创新和发展成为各强国兴盛的重要原因。战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拥有一支受过一定基础教育、素质较高的熟练劳动力队伍。1994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世界科学报告》提出，“没有科学知识的传播就不会有经济的持续发展”。此后，许多国家纷纷将加速科技发展、抢占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作为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教育是立国之本，科技是强国之路。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第二，科教兴国战略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符合中国基本国情，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 我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相对不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还很落后，劳动者整体素质不高。我们面临着优化经济结构、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提高人口素质、彻底消除贫困等严峻任务，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实践证明，在一个劳动者素质不高的国家里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依靠科技和教育推动经济发展，是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