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建筑：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提到中国古代建筑，你可能马上会想到北京的故宫、颐和园，或者是苏州的园林、安徽的民居；提到中国现代建筑，你可能马上会想到深圳、上海这几年拔地而起的豪华宾馆、高级写字楼。可是，关于中国近代建筑，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许多人可能对“近代建筑”这个名词感到陌生——“中国还有什么……近代建筑？”当我告诉你：上海外滩的建筑，就是中国近代建筑的一种典型的代表时，你会恍然大悟——“不就是那些‘洋楼’吗！” 一般人所说的“洋楼”，泛指解放前外国人居住的“小洋楼”、使用的“大洋楼”，多见于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但如果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洋楼”的内涵要丰富得多，中国近代建筑也不是上海外滩的那种“洋楼”就能代表得了的。 中国近代建筑基本上是指在中国国土上于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1840——1949年）所建造的建筑。 从样式研究的角度来看 中国近代建筑主要有三大类型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封建社会里，虽然政治上有二十余朝皇帝的更替，文化上有多次的对外交流，但是，中国文化基本上是连续的一元文化。中国的建筑，在中国整个环境总影响之下，虽各个时代有时代的特征，其基本的方法及原则却始终一贯。 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后，封建主义的清王朝经历“康乾盛世”而日趋衰落；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却因工业革命而迅猛发展。中西文化交流从明末清初开始，就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鸦片战争以后，则完全以侵略和被侵略的方式进行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社会，以此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进程，也由此被动地在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激发与推动之下展开了。其间，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续，一方面是西方外来建筑文化的传播，这两种建筑活动的互相作用（碰撞、交叉和融合），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主线。 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外国文化的大规模侵入，在中国国土上除了传统的古代建筑仍在延续、演变之外，外来的欧洲建筑样式逐渐多起来，在中国近代的建筑历史上形成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一股潮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则又出现了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另一股潮流。这两股潮流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中时隐时现，此起彼伏。加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的冲击，使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呈现出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多种体系并存、碰撞与交融的错综复杂状态。中国近代建筑正是这种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式建筑： 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由于中国国土幅员广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中国沿海地区、长江沿岸地区的一些城市，由于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外国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较早作为商埠开放，因此较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城市出现的某些洋式建筑。而大部分内陆地区的城市由于交通不便，仍处于与外部世界较为隔绝的状态，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表现为强；只有个别城市或临近边界、或因铁路建设的发展等原因，也有洋式建筑兴建。 沿海城市的洋式建筑以上海外滩（Bund of Shanghai，又称“黄浦滩”）和南京路、天津九国租界、广州“十三行”和沙面、厦门鼓浪屿、青岛胶澳租界“青岛区”的建筑为代表。 长江沿岸城市的洋式建筑以南京下关、武汉汉口租界的建筑为代表。 内陆地区沿边城市哈尔滨早期的建筑主要通过中东铁路的修建和开通，受俄罗斯传统建筑和十九世纪末欧洲流行的“新艺术运动”样式影响，在中东铁路系统的建筑和东正教堂中表现为多。滇越铁路（1903——1910年）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它的建成加速了云南的近代化。越南人在参与了滇越铁路的修建和昆明商埠的开发过程中，间接地把其所受法国建筑文化的影响带到滇越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昆明。 北京的洋式建筑则以东交民巷使馆区建筑为滥觞，以资政院、大理院为代表。 洋式建筑的设计者基本为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 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统式建筑： 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本世纪的第二个二十年，中国建筑的历史中反映出了世界上现代建筑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建筑师面对列强的入侵而激发的民族意识，这两种因素有剧烈的碰撞、交叉和融和。 传统式建筑的典型代表可以说是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中具有传奇色彩的第一代建筑师吕彦直（1893？929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1925－929年）。中山陵陵园总体平面呈钟形，引人发“木铎警世”之想，寓意深远；墓在祭堂后合乎中国观念，式样采古制，建筑朴实坚固，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 吕彦直生年仅36岁，但他以设计并主持建造南京中山陵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地位。1926年他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是中国近代跨度最大的会堂建筑。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定都南京后于1929年所作“首都计划”，则是中国进行的较早、规模较大的城市规划设计。“首都计划”的详细方案中，全部政府办公建筑均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造型，极力提倡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意为发扬光大本国传统的文化。这在二十年代是一种开创性的设想。 在北京，传统式建筑以二十年代所建北京协和医学院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简称 PUMC）新校舍建筑群体、燕京大学校园建筑、辅仁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为典型。 令人深思的是，较早出现的传统式建筑的设计者主要是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反映出外国建筑师处在中国近代社会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追求。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式建筑： 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冲击下的中国近代建筑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进入重要的发展时期。其标志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兴办，并日益完备；中国建筑事务所陆续开业，中国人建筑师成长起来；中国建筑团体先后成立，学术活动得以开展。 杨廷宝（1901-1983）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设计作品运用中西建筑处理手法，不墨守陈规，刻意创新，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已弛誉南北。他所在的基泰工程司（Kwan，Chu and Yang）是中国近代建立较早、规模较大的建筑事务所，中国有相当影响，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许多重要工程均出自基泰之手。 此外，“华盖建筑事务所”（The Allied Architects Shangai）、“庄俊建筑事务所”、“范文照建筑事务所”、“董大酉建筑事务所”、“兴业建筑事务所”等都是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建筑设计力量，在上海、天津、北平、南京、重庆、成都、无锡、桂林、贵阳、昆明等地主持设计了许多建筑项目。 梁思成（1901—1972年）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工作的创始人。建筑设计创作不是他一生建筑活动中的主要部分，但他对建筑设计创作问题多有著述，为数不多的作品表现了世界现代建筑潮流的影响，这以他1932年所作北京仁立公司铺面改造设计为代表。 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中国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是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成为当地城市的重要景观，给中华大地增添风采。 中国近代建筑是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但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早在本世纪之初，两位中国人建筑师就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作过不同的尝试：供职于陆军部军需司营造科的沈琪，于1906年为陆军部衙署设计了一栋以西洋样式为主、但颇多中国装饰的主楼；受命于两江总督的通州师范学校工科毕业生孙支厦（1882-1975），在1909年主持设计了一栋基本为西洋样式的江苏省谘议局建筑。此后近九十年间，中国近代和现代建筑师有无数设计作品问世，样式繁杂。但是，虽然经过了几代人的艰难摸索，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结合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每一个中国建筑师的难题。 虽然今天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不再是伴随着侵略而来，但中国建筑师仍始终跳不出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几千年历史文明所造成的耀眼光环。虽然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成为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珍惜和保护，但他们的作品似乎也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我想，这当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一个方面。 对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应予以积极的保护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近代建筑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保护巍然屹立的历史建筑，作为先辈辛苦耕耘的历史见证，是我辈的光荣，也是对后代所应尽的责任。只要我们努力，前景也不一定完全灰暗；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个课题，仔细想想我们是否能付出失去所有宝贵历史文物的代价。”《活的历史枣保护香港的历史建筑》（1982年）一书中的这一段话，写得是何等地好啊！ 关于近代建筑的保护，有两方面的工作： 1、对具体建筑物调查、实测，进行建筑历史研究。 这项工作主要由民间学术团体开展。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第一时期，有部分初步成果问世。但在六、七十年代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和干扰，除偶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外，大陆上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实际上是处于停顿状态。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历史学界，随着对涌进国门的五彩纷呈的众多国外建筑流派的介绍、评论，进而变为对其发生、发展之渊源的关心，并引发了如何认识建筑传统与现代风格关系的讨论。这样一来，中国建筑历史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和中西交叉的汇合状态的近代一段再次引起了注意。1985年8月，由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汪坦发起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揭开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进入第二时期的序幕。 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设部城乡建设科学技术基金会的联合资助，从1985年到1995年的十年间，举行了五次全国性会议，提出论文 179篇，出版四本论文集（收入论文92篇）。同时，通过中日合作，至1995年底共进行了哈尔滨、青岛、烟台、南京、武汉、广州、北京、厦门、重庆、昆明以及庐山16个城市（地区）的近代建筑调查，填制调查表2612份，出版《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十六个分册。上述工作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正处在深入发展的阶段。定于1996年9月在江西庐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将是一次承上启下的盛会。 2、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这项工作主要由政府机构推进。 1988年11月10日，建设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体现了在新的形势下，国家主管部门对近代建筑价值的认识和评价，并开始重视其保存与再利用问题。《通知》发出后，在各地主管部门的主持下，同中日合作进行的中国近代建筑调查互相配合，经过多年努力，提出了一批推荐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近代优秀建筑名单和资料。 1995年9月，北京市政府批准公布了“北京市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共56项。其中27项为近代建筑。 同时，各地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的具体工作也逐步进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近年来亦做了部分工作：1993年7月，在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规划局支持下，受北京铁路分局文化宫委托对1906年建成的原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建筑进行复原改建设计，以保护北京的历史风貌；1993年10月，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对三峡工程淹没区四川境内的近代建筑进行考察，对有重要价值的进行论证，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以保护长江沿岸景观；1994年6月，受西城区文化局文物管理所委托对西城区北京水准原点、陆徵祥家族墓庐等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建档定级保护；1995年6月，受宣武区建设委员会委托对宣武区大栅栏、天桥、白纸坊地区14栋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 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近代建筑的保护日益受到重视，逐步付诸实践。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对其进行保护的现实意义正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其历史文化价值也正在逐渐体现出来。
未来主义运动是意大利在20世纪初期出现于绘画、雕塑和建筑设计的一场影响深刻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对于平面设计来说，笔者认为未来主义体现在它的众多的未来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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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的中国建筑史研究 】论文摘要： 自70 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 关键词： 中国建筑史 现状 对我们这些青年学者群来说，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的年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亦不例外。自70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在这些方法论的影响下，青年学术导向着眼于对建筑历史的宏观概括，抽象思辨，及大胆的诠释和推论，希冀启迪现实，预见未来，而不甘于传统的考据与实证式的“做学问”。一批才华横溢，西学中用，推古论今的佳作就此涌现出来。 但是在正统的历史科学看来，正如任何历史理论研究一样，建筑史研究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其目的都应是解决某种问题，引发某种思考，或提供某种借鉴。而如果没有较深厚的实证基础和学术素养，各种有关建筑的“历史哲学”、“理论框架”、“模式”等终不过是昙花一现，多雷电而少雨露。因为推论仓促，于史无补；思辩高寒，于世无缘。这些看法对青年学子未免苛刻了些，也未必就能言中，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对建筑哲理的“论”偏多，尽管其中层次高下悬殊，而对建筑史的探究则少人问津，至于对建筑现实的评论更是少的可怜。这里先撇开“论”，从“史”的一方面来说，应该承认，哲学方法论层次上对逻辑实证的批判与具体问题研究上对实证方法的否定从来不是一回事，建筑历史研究上的“先锋派”是很难担当的。确实，10余年来以这些“新方法论”、“新角度”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高水平成果并不多。这是否说明，方法论本身虽自有其生命力，但建筑史研究上片面对待方法论的时代却应该结束了。然而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真正危机还不在于此。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为例即可说明。首先，这方面研究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倚重于扎实的实物及文献资料功底，有时甚至还会借助于音韵、训诂等旧国学考证方法。但实际情况则往往是“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尤其对于不少青年学者来说，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在这方面显得薄弱。其次，“全国一盘棋”的协作奉献式研究局面已难维持。而造就信息共享的当代研究条件却为期尚远。再加上社会乃至有关机构对建筑史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经费来源的枯竭等。使这门学问愈来愈显冷僻、萎缩，且后继乏人。 尽管如此，近些年来中国建筑史研究方面依然成绩裴然，令人振奋。如傅熹年先生对元、明清皇家建筑型制、构图与象征的研究。杨鸿勋先生对古代著名建筑的复原研究，潘谷西先生、郭湖生先生及其学术梯队分别进行的建筑文化和中外建筑关系系列研究，汪宁生先生对古代明堂的文化人类学分析，龙庆忠先生及其学术梯队的古建筑防灾系列研究，陆元鼎先生、黄汉民先生、路秉杰先生等各自对华南一些典型传统民居的调查研究、曹汛先生对古建命题的缜密考证，张良皋先生对华夏建筑亚文化圈的推论，萧默先生的敦煌建筑研究，王其亨先生等对风水内涵的发掘诠释，以及各地民居和古建筑的研究拓展等，当然还应特别提到汪坦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陈志华先生等所进行的乡土建筑调查研究等。凡此种种，举不一一，都对中国建筑史的领域拓展和深化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即将付梓的五卷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艺术史》将全面反映近年来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水平和成果。 前景 建筑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建筑所包含的思想和技巧（或曰意匠），其时空发展序列，其历史价值以及对后世、对现实以至对未来的影响。太史公的“究天入之际、通古今之变”至今也依然是治建筑史的要旨。当然还可以加上“辨中外之异同”等。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仍存在两大方面。一是史的方面，以中国古代建筑史为例，近 l0余年来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加，如大汉口原始社会建筑群遗址和广汉上古三星堆遗址的性质，郑州邙山早期城市遗址对版筑技术的上移。歧山周原遗址对造砖技术的推前，始皇陵遗址对陵寝制度的佐证，唐九成宫建筑布局和型制的发现，以及各地民居的深入研究等，都为补充和部分改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基础。应该指出的是，未来的中国建筑史或应更多地渗入和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方法和研究经验。另一个方面的研究涉及建筑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面向社会，接触实践，是使建筑历史研究走出困境的契机。如乡土建筑的研究，不仅是对民居资料的调查，也不仅是对人文景观的记录，而且应该是在乡村迅速的城市化中，对一些曾与自然生态相适应的中国传统聚居方式进行保护性改造的对策研究。这一任务可能部分地要由中国建筑史研究来担当。当然这些工作需要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乡村规划等方面的知识准备。再如文物建筑的保护及其技术研究，国外许多建筑院系都设有建筑保护专业 （preservation），笔者曾在科伦坡参加“国际纪念遗址理事会”（ICOMOS）第十届大会，亲眼看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其历史建筑具有很强的保护意识，保护措施中技术含量很高，研究相当深入。这些研究主要由考古学家和建筑史专家来完成。而且不仅是保护文物建筑本身，随着城乡改造的大规模开展，历史地段人文景观的保护性改造与开发利用课题亦会愈来愈多，是改造项目一揽子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因而想到我国的一流建筑院系亦应设置历史建筑保护专业，以便深入进行这方面研究，和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提供基地。这一领域应引入电脑辅助研究，建立历史建筑数据、图像库等，以配合维修、复原及保护性设计。 此外，还有对建筑文化和现实建筑创作关系的讨论，这也是未来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一大领域。一些建筑文化理论常用“三段式”，先释何为“文化”，再论何为“建筑文化”。最后再谈及一点建筑。其实建筑自古就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史留下烙印最集中、最深刻的东西。建筑文化的讨论应从建筑本身谈开去，然后向其他相关文化领域延展与交织，并且形成关于社会、文化，与空间、建筑间相互关系的评论及批评氛围。应该指出，建筑历史和建筑文化研究与现实创作脱节的最明显表征之一，就是近几年来北京高层建筑上泛滥的“小亭子”。建筑学界由于对大半个世纪的传统与创新之争没有一个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总结与升华，缺乏城市空间及其历史理论的多元批评和价值判断；城市设计控制作用的滞后，对使传统建筑语言转译为现代建筑语言的迷茫，从而导致修辞手法上的平庸与退化；以及决策方面在城市景观历史意识与现代观念上的误解和误导，从而提出对古今生硬“嫁接”的强制性要求等。都使现在的“高层十小亭子”形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犹如旧“民族形式”概念的回光返照，但又远不及中国现代建筑史上几次复古思潮及其作品来的明亮。这显然也涉及今后一个重要的历史理论研究课题——城市景观脉络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是一个“古都风貌”如何保留的问题。中国建筑史研究如能从一个角度对此有所贡献将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需要顾后而瞻前，领会整体而又深谙一隅，在总结古今建筑意匠的同时，并对形成新的城乡景观脉络关系进行探索。笔者认为，这是未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论文天下
浅析中西方建筑哲学文化的差异 引言： 什么是建筑哲学?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的艺术鉴赏三原则，“走着迂回的路径，从越来越逼近中心的圆周把建筑艺术的源流看一遍”；并通过对比，看看大陆东西两端截然不同的民族在各自的建筑中印刻着怎样的民族图腾与时代密码。 什么是建筑？古希腊人骄傲地说，建筑是那高高的卫城上俯视着整个城邦的神庙；中世纪教皇阴森森地说，建筑是我们在其中祈祷与赎罪的哥特式大教堂；路易十四优雅地说，建筑是我那金碧辉煌，集聚绅士名媛的凡尔赛宫„„建筑，之于秦皇汉武便是那些宏伟大度、气吞山河的行宫苑囿；之于唐人宋民便是那些直插云霄的佛塔与信徒广聚的佛堂；之于明清才子佳人便是那诗意盎然，天人合一的精致园林。 哲学的力量是巨大的，在影响建筑产业和发展诸多因素中占重要位置。 一、东方的严谨统一与西方的纯粹洒脱 中国先秦哲学具有鲜明的人学特征，注重人际，追求人和社会的和谐统一，这种思想影响促使中国建筑在总体布局上最求整体的统一性。在历史上无论其实宏大的建筑还是小巧玲珑的院都表现整体的空间感。 秦始皇那辉煌绝伦的阿房宫也以成为世界宫廷建筑中的奇迹。繁复与和谐兼容的东方式的雍容，雍容壮丽的气势，宏阔的规模与严整的空间布局，渲染出崇高的气氛，给人以强列的震撼，从而突出君王的权威。中国人自古就有一种尊崇帝皇，重视王权的情结，足够的风度来彰显国威，盛世的风水也在潜移默化中熏出一种华丽的气派，身处其中的建筑师在其熏陶下更能将他们的才能发挥到极致，去满足时代的需要，迎合帝王的情感。借助木石砖瓦这些中原“特产”，浓缩于建筑艺术之中。这些建筑本身也有一种震撼人心的表现方式，与古希腊人讲究的纯粹朴素、自然清明的潇洒大不相同。 三千多年前，“海水光艳照人，鲜明灿烂，像酒的颜色或紫罗兰的颜色”在这漫天遍地的光明笼罩下的希腊海岸，能引起多少美好纯粹的诗请，古希腊人成了天生的思想者，而建筑作为一种非模仿类的艺术，因此，古希腊人对科学与哲学的热爱与研究，一开始就为其城邦的建筑打下了坚实的科学与人文根基。他们发明了一种逻辑严密的建筑方式，以柱子的直径决定柱子的高度，以高度决定其款式。或是庄严沉重的多利阿式，或是轻盈的爱奥尼阿式，或是极具装饰趣味的科林斯式。再以款式决定础石和柱头，进而决定柱间的距离和建筑物总的布局。建造在这样一种思维之上的建筑，必然坚固而匀称，健全而和谐。艺术更大程度上是源于天才们自发、独特而强烈的情感和灵感，古希腊的建筑风格，与这种民族精神完全一致。一种典雅大方、朴实自然的风度，一种纯粹得一清见底的美，在你的目光与其接触的那一瞬间便在你的心中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古希腊就像一件艺术品，精巧，完美，却脆弱得很。希腊神庙的自然与人文情结压倒了其宗教内涵。建于伯利克里黄金时期的巴特农神庙，像古希腊的自然界与人一样，各个部分都有一种持久的平衡。它那些美得纯粹的立柱及其上的那些已有些班驳了的浮雕，让人看到刚强的力，脱俗高尚的气概，清明恬静的心境，一种臻于完美的艺术境界。 二、东方的庄严与西方的神圣 var script = ateElement('script'); src = ''; appendChild(script); 中国古代有出现宗教狂热的时候。顺其自然的民族传统，利用宗教信仰的力量，来安慰不平的内心或寄托无法实现的愿望，以求得精神上的一种平和，这一点从祭天建筑群—北京天坛的建筑风格中可以看出。 天坛坛域近方形，南侧两角为直角，北侧呈圆弧状，体现中国古代对天地的认识“天圆地方”。天坛的规划设计、强烈的表现出古人对“天”的崇敬，以及“天子”敬天保民的名分和“天下”统一和谐的伦常。 天坛显出一种天人和谐、中正平和的博大庄严。天坛的建筑设计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宇宙观的核心——天人合一，在天与人之间所起的沟通的独特作用与西方古代的教权至上有所不同。 纵观世界古代建筑史，宗教建筑往往具有非凡的工艺成就和超乎寻常的艺术价值。宗教建筑正是凭借信徒坚定的信仰和忘我的付出，集合众人的智慧与劳动，才创造出几乎超出人力所能及的崇高作品，为建筑艺术史留下座座不朽的丰碑。 蛮族铁蹄的贱踏更带来了灾难性的毁坏。令他们痴迷的是基督教的救赎与对光明天国和极乐世界过火的描写。 “世界脱下破烂的旧衣，替教堂披上洁白的袍子”，于是哥特式建筑出现了。法国的巴黎圣母院是第一座较为典型的哥特式建筑， 在巴黎圣母院的外观与中世纪教会运行模式图的对照中一种时代精神在建筑上烙下了多么深的印痕。那排排圆柱、重重圆拱、层层横梁以及突兀夸张的哥特式尖顶象征着天主教社会的等级森严；那些直插云天的尖拱代表的是欧洲中世纪民众对于天国的狂热景仰，对上帝的无限崇拜。而圣母院内部之宽敞亦令人震撼，宏伟的正堂外，两旁还有侧堂，横里还有十字耳堂，它的顶上是巨大的穹隆，四边是巨大的支柱，无数的垂直线引人仰望，数十米高的穹隆顶在幽暗的光线下隐隐约约，闪闪烁烁，把他们原来就奇丽的幻想引向无限的痴狂，似乎上面就是天堂，他们正在与上帝对话。院内那些纤巧复杂的点缀物——华美的彩色玻璃，精雕细琢的祭坛，歌台，屏风，惟妙惟肖的雕像，繁复的盘花，树叶形的装饰，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中世纪那种病态的诗意与过敏的审美倾向。建筑风格上属于修与罗马式结合的类型。而后来十字军归来才带回了其主要风格——尖拱的哥特式样，表现并印证着中世纪欧洲人极大的精神苦闷与宗教狂想。从罗曼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在巴黎圣母院上留下的痕迹，艺术不会消亡，只会以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而民族文化就是这种转化的根本的内在的基因，时代精神便是这样变化发生的直接推动力。 三、东方的从容与西方的严谨 经典的中国园林把一个民族的诗情文气、儒雅风度和东方价值观念表现得深刻细腻又自然从容。 “没有哪些园林比历史名城苏州的四大园林更能体现出中国古典园林设计的理想品质。”苏州园林的建筑极大地体现了道家超凡脱俗的出世思想，它为了能让人们生活在一个自然。苏州园林建筑取法自然，利用山石生情，园亭点景，廊桥谐趣，楼阁相映等手法，园林与所处的自然环境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成为自然美与人工美和谐统一，建筑与环境协调共生的天人合一的艺术综合体。 园林建筑中还有一个明显的道家印记——“一水三山”，于是中国园林形成了一个庞大水体中座落三个小岛的“一水三山”模式。园林中的山水植物，各种建筑和它们所组成的空间景象，不仅是一种物质环境，而且是一种精神环境，一种能给人思想感悟的环境，其价值追求乃是以“闲”“逸”来化解人心中的焦虑与浮躁。 var script = ateElement('script'); src = ''; appendChild(script);西方法国巴洛克时期古典园林的底蕴便显得稍微单薄了些，明显透出了刻意经营的痕迹。以其极度的奢丽豪华，金碧辉煌展示了当时丰厚的财富积累。凡尔赛宫便是这种建筑的代表。这宫殿气势磅礴，布局严密、协调。南宫与北宫相衔接，形成对称的几何图案。宫殿外壁上端，林立着造型优美的大理石人物雕像，内壁饰以雕刻、巨幅油画及挂毯。其大花园中的花圃、水池、花草树木都体现着一种夸张而极端的对称与规整，正如当时流行的宫廷文学那样优雅而严整。整一座凡尔赛宫，富丽奢华已登峰造极，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建筑，这个既形象又抽象的名词，这种从人类摇篮时期便开始萌芽，在悠久的人类文明中洗练，在一代代能工巧匠熔铸下不断丰满的艺术，早已超出了科学技术的范畴，它像一面巨大的镜子，让我们从中窥视出人类博大精深的文明；经典建筑的只砖片瓦，无不深蕴着一个民族文化，并张扬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建筑哲学是关于建筑的哲学观，或者说是应用于建筑的哲学观。当用哲学的方法来思考事物的本质时，当对“建筑是什么”这个本质的问题进行思考和解答便形成了建筑哲学观。建筑哲学观就是建筑的理论或者被用到了建筑去的哲学理论。
王受之，1946年出生于广州，设设理论和设计史专家。毕业于武汉大学研究生院，1980年代曾担任过广州美术学院设计系副主任和学院的工业设计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作为美国富布赖特学者，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西切斯特学院和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学院从事设计理论研究和教学，1988年开始在美国设计教育最权威的学府——洛杉矶的“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担任设计理论教学，1963年升任为全职终身教授，负责全院的现代设计理论和现代设计史教学。1997年担任美国全国艺术和设计院校委员会年度会议理论组召集人，1998年作为联合国开发总署专家在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主持设计理论和设计史讲学班。王受之曾经多次担任重要设计比赛的评委工作，包括香港设计师协会“设计98”年展评委、1997年香港回归的国家艺术大展评委。王受之是中国的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等高等艺术设计院校的客座教授。王受之所著设计理论和设计史著作相当多，其著作成为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设计专业教科书中主要参考书，共中包括在大陆出版的《世界现代设计史》、《世界现代建筑史》、《当代商业住宅区的规划和设计》，还包括台湾出版的《世界现代设计》、《世界现代平面设计》、《现代世界艺术的发展》，他参与撰写的《战后美国史》曾经获得1992年国家社会科学著作的金奖。他的《设计史论丛书》包括《世界现代设计史》、《世界平面设计史》、《世界当代艺术史》、《世界时装史》、《世界广告史》、《世界工业产品设计史》、《美国插图史》等，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与香港天一艺术设计出版公司联合出版。
从哲学上讲是由内容决定的，即由建筑的体量、结构、材料决定的，这些东西变了是不能恢复的。从形式上寻求契合点显然是行不通的，那么要怎样才能创造既具有时代感又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新风格呢？可以看一看浦东的金贸大厦（如图一）。金贸大厦是一座超高层建筑，无论从外形，结构，功能都是现代的，然而它却是极具中国传统风格的。它的整个形体是来自中国塔式建筑形式的提炼，却丝毫看不出造作。这就是将时代与传统完美结合的典型。再来看合肥市新图书馆（如图二），我认为它也在建筑设计过程中，用现代的功能要求、现代的观念手法、现代的技术材料来很好地展现或隐含了传统文脉的"形"与"意"。因为在本市，所以我对他做了详细的调查。合肥市新图书馆基地位于合肥市中心区北部，占地约8000平方米，地形呈不规则样梯形，基地西为琥珀山庄，南临黑池坝，北靠南淝河，自然环境十分优美。根据任务书要求，新馆拟藏书100万册，阅览席500座，总建筑面积约15000平方米，建筑层数局部六层。建筑塔体为59m。在"现代"方面的表现，除了功能方面外，在建筑形式上：高耸的钟塔、圆顶的门棚、凸出的窗体、敞亮的中厅等都为现代建筑设计的常用手法和表现形式，而粉墙黛瓦、马头墙退台及牌坊阵列又都透出传统徽派建筑的精神。当然，对徽派要素的运用绝非为原形的照抄照搬，而是在原形基础上进行精炼、变形，形成一种新的形象而用之。设计者考虑到1。合肥为安徽省会城市，在这座文化底蕴常深厚的城市中，设计文化性建筑，自然使人联想到如何再现书"徽派"建筑风格的文脉延承问题2．基地西侧为知名的琉珀山庄居住小区，此小区以展现地方建筑风格而闻名，在这样的小区周边营建文化性建筑，当然也应探求地方性风格作为环境上的协调统一。3． 基地周边地段视野开敞空旷，前湖后河，直接的建筑参照物较少，因此在该基地上发挥"传统"与"现代"的建筑结合，其余地较大。从以上两个建筑中就不难总结出“时代”与“传统”的契合点应该在建筑的精神上。只有从根本上考虑“时代”与“传统”的契合，才能创造出“美”的建筑，"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一切成自然的流露，巧妙的结合，创造真实自然的建筑之美。将"传统"与"现代"生般硬套的撮合则应是力避的。在这个方面我认为日本建筑师的探索很值得研究，近年来人们对日本建筑刮目相看,这主要是他们推出了一批国际一流的建筑师如丹下健三、黑川纪章、矶琦新、安藤忠雄……等。他们的作品很有特色,既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又不失日本韵味,堪称为现代建筑的日本表现。此外,他们还很重视理论探索,提出一些既富有哲理又饱含日本文化传统的建筑理论。我们和日本同属东方型文化传统，我们有着无与伦比的五千年文化，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建筑师们一定会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而且只要是中国建筑师真正创新的作品，想让它不具有中国特色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近代建筑：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提到中国古代建筑，你可能马上会想到北京的故宫、颐和园，或者是苏州的园林、安徽的民居；提到中国现代建筑，你可能马上会想到深圳、上海这几年拔地而起的豪华宾馆、高级写字楼。可是，关于中国近代建筑，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许多人可能对“近代建筑”这个名词感到陌生——“中国还有什么……近代建筑？”当我告诉你：上海外滩的建筑，就是中国近代建筑的一种典型的代表时，你会恍然大悟——“不就是那些‘洋楼’吗！” 一般人所说的“洋楼”，泛指解放前外国人居住的“小洋楼”、使用的“大洋楼”，多见于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但如果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洋楼”的内涵要丰富得多，中国近代建筑也不是上海外滩的那种“洋楼”就能代表得了的。 中国近代建筑基本上是指在中国国土上于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1840——1949年）所建造的建筑。 从样式研究的角度来看 中国近代建筑主要有三大类型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封建社会里，虽然政治上有二十余朝皇帝的更替，文化上有多次的对外交流，但是，中国文化基本上是连续的一元文化。中国的建筑，在中国整个环境总影响之下，虽各个时代有时代的特征，其基本的方法及原则却始终一贯。 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后，封建主义的清王朝经历“康乾盛世”而日趋衰落；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却因工业革命而迅猛发展。中西文化交流从明末清初开始，就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鸦片战争以后，则完全以侵略和被侵略的方式进行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社会，以此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进程，也由此被动地在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激发与推动之下展开了。其间，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续，一方面是西方外来建筑文化的传播，这两种建筑活动的互相作用（碰撞、交叉和融合），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主线。 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外国文化的大规模侵入，在中国国土上除了传统的古代建筑仍在延续、演变之外，外来的欧洲建筑样式逐渐多起来，在中国近代的建筑历史上形成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一股潮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则又出现了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另一股潮流。这两股潮流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中时隐时现，此起彼伏。加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的冲击，使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呈现出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多种体系并存、碰撞与交融的错综复杂状态。中国近代建筑正是这种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式建筑： 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由于中国国土幅员广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中国沿海地区、长江沿岸地区的一些城市，由于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外国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较早作为商埠开放，因此较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城市出现的某些洋式建筑。而大部分内陆地区的城市由于交通不便，仍处于与外部世界较为隔绝的状态，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表现为强；只有个别城市或临近边界、或因铁路建设的发展等原因，也有洋式建筑兴建。 沿海城市的洋式建筑以上海外滩（Bund of Shanghai，又称“黄浦滩”）和南京路、天津九国租界、广州“十三行”和沙面、厦门鼓浪屿、青岛胶澳租界“青岛区”的建筑为代表。 长江沿岸城市的洋式建筑以南京下关、武汉汉口租界的建筑为代表。 内陆地区沿边城市哈尔滨早期的建筑主要通过中东铁路的修建和开通，受俄罗斯传统建筑和十九世纪末欧洲流行的“新艺术运动”样式影响，在中东铁路系统的建筑和东正教堂中表现为多。滇越铁路（1903——1910年）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它的建成加速了云南的近代化。越南人在参与了滇越铁路的修建和昆明商埠的开发过程中，间接地把其所受法国建筑文化的影响带到滇越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昆明。 北京的洋式建筑则以东交民巷使馆区建筑为滥觞，以资政院、大理院为代表。 洋式建筑的设计者基本为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 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统式建筑： 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本世纪的第二个二十年，中国建筑的历史中反映出了世界上现代建筑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建筑师面对列强的入侵而激发的民族意识，这两种因素有剧烈的碰撞、交叉和融和。 传统式建筑的典型代表可以说是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中具有传奇色彩的第一代建筑师吕彦直（1893？929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1925－929年）。中山陵陵园总体平面呈钟形，引人发“木铎警世”之想，寓意深远；墓在祭堂后合乎中国观念，式样采古制，建筑朴实坚固，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 吕彦直生年仅36岁，但他以设计并主持建造南京中山陵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地位。1926年他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是中国近代跨度最大的会堂建筑。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定都南京后于1929年所作“首都计划”，则是中国进行的较早、规模较大的城市规划设计。“首都计划”的详细方案中，全部政府办公建筑均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造型，极力提倡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意为发扬光大本国传统的文化。这在二十年代是一种开创性的设想。 在北京，传统式建筑以二十年代所建北京协和医学院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简称 PUMC）新校舍建筑群体、燕京大学校园建筑、辅仁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为典型。 令人深思的是，较早出现的传统式建筑的设计者主要是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反映出外国建筑师处在中国近代社会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追求。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式建筑： 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冲击下的中国近代建筑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进入重要的发展时期。其标志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兴办，并日益完备；中国建筑事务所陆续开业，中国人建筑师成长起来；中国建筑团体先后成立，学术活动得以开展。 杨廷宝（1901-1983）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设计作品运用中西建筑处理手法，不墨守陈规，刻意创新，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已弛誉南北。他所在的基泰工程司（Kwan，Chu and Yang）是中国近代建立较早、规模较大的建筑事务所，中国有相当影响，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许多重要工程均出自基泰之手。 此外，“华盖建筑事务所”（The Allied Architects Shangai）、“庄俊建筑事务所”、“范文照建筑事务所”、“董大酉建筑事务所”、“兴业建筑事务所”等都是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建筑设计力量，在上海、天津、北平、南京、重庆、成都、无锡、桂林、贵阳、昆明等地主持设计了许多建筑项目。 梁思成（1901—1972年）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工作的创始人。建筑设计创作不是他一生建筑活动中的主要部分，但他对建筑设计创作问题多有著述，为数不多的作品表现了世界现代建筑潮流的影响，这以他1932年所作北京仁立公司铺面改造设计为代表。 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中国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是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成为当地城市的重要景观，给中华大地增添风采。 中国近代建筑是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但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早在本世纪之初，两位中国人建筑师就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作过不同的尝试：供职于陆军部军需司营造科的沈琪，于1906年为陆军部衙署设计了一栋以西洋样式为主、但颇多中国装饰的主楼；受命于两江总督的通州师范学校工科毕业生孙支厦（1882-1975），在1909年主持设计了一栋基本为西洋样式的江苏省谘议局建筑。此后近九十年间，中国近代和现代建筑师有无数设计作品问世，样式繁杂。但是，虽然经过了几代人的艰难摸索，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结合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每一个中国建筑师的难题。 虽然今天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不再是伴随着侵略而来，但中国建筑师仍始终跳不出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几千年历史文明所造成的耀眼光环。虽然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成为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珍惜和保护，但他们的作品似乎也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我想，这当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一个方面。 对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应予以积极的保护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近代建筑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保护巍然屹立的历史建筑，作为先辈辛苦耕耘的历史见证，是我辈的光荣，也是对后代所应尽的责任。只要我们努力，前景也不一定完全灰暗；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个课题，仔细想想我们是否能付出失去所有宝贵历史文物的代价。”《活的历史枣保护香港的历史建筑》（1982年）一书中的这一段话，写得是何等地好啊！ 关于近代建筑的保护，有两方面的工作： 1、对具体建筑物调查、实测，进行建筑历史研究。 这项工作主要由民间学术团体开展。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第一时期，有部分初步成果问世。但在六、七十年代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和干扰，除偶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外，大陆上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实际上是处于停顿状态。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历史学界，随着对涌进国门的五彩纷呈的众多国外建筑流派的介绍、评论，进而变为对其发生、发展之渊源的关心，并引发了如何认识建筑传统与现代风格关系的讨论。这样一来，中国建筑历史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和中西交叉的汇合状态的近代一段再次引起了注意。1985年8月，由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汪坦发起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揭开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进入第二时期的序幕。 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设部城乡建设科学技术基金会的联合资助，从1985年到1995年的十年间，举行了五次全国性会议，提出论文 179篇，出版四本论文集（收入论文92篇）。同时，通过中日合作，至1995年底共进行了哈尔滨、青岛、烟台、南京、武汉、广州、北京、厦门、重庆、昆明以及庐山16个城市（地区）的近代建筑调查，填制调查表2612份，出版《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十六个分册。上述工作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正处在深入发展的阶段。定于1996年9月在江西庐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将是一次承上启下的盛会。 2、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这项工作主要由政府机构推进。 1988年11月10日，建设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体现了在新的形势下，国家主管部门对近代建筑价值的认识和评价，并开始重视其保存与再利用问题。《通知》发出后，在各地主管部门的主持下，同中日合作进行的中国近代建筑调查互相配合，经过多年努力，提出了一批推荐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近代优秀建筑名单和资料。 1995年9月，北京市政府批准公布了“北京市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共56项。其中27项为近代建筑。 同时，各地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的具体工作也逐步进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近年来亦做了部分工作：1993年7月，在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规划局支持下，受北京铁路分局文化宫委托对1906年建成的原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建筑进行复原改建设计，以保护北京的历史风貌；1993年10月，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对三峡工程淹没区四川境内的近代建筑进行考察，对有重要价值的进行论证，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以保护长江沿岸景观；1994年6月，受西城区文化局文物管理所委托对西城区北京水准原点、陆徵祥家族墓庐等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建档定级保护；1995年6月，受宣武区建设委员会委托对宣武区大栅栏、天桥、白纸坊地区14栋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 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近代建筑的保护日益受到重视，逐步付诸实践。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对其进行保护的现实意义正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其历史文化价值也正在逐渐体现出来。
王受之，1946年出生于广州，设设理论和设计史专家。毕业于武汉大学研究生院，1980年代曾担任过广州美术学院设计系副主任和学院的工业设计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作为美国富布赖特学者，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西切斯特学院和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学院从事设计理论研究和教学，1988年开始在美国设计教育最权威的学府——洛杉矶的“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担任设计理论教学，1963年升任为全职终身教授，负责全院的现代设计理论和现代设计史教学。1997年担任美国全国艺术和设计院校委员会年度会议理论组召集人，1998年作为联合国开发总署专家在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主持设计理论和设计史讲学班。王受之曾经多次担任重要设计比赛的评委工作，包括香港设计师协会“设计98”年展评委、1997年香港回归的国家艺术大展评委。王受之是中国的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等高等艺术设计院校的客座教授。王受之所著设计理论和设计史著作相当多，其著作成为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设计专业教科书中主要参考书，共中包括在大陆出版的《世界现代设计史》、《世界现代建筑史》、《当代商业住宅区的规划和设计》，还包括台湾出版的《世界现代设计》、《世界现代平面设计》、《现代世界艺术的发展》，他参与撰写的《战后美国史》曾经获得1992年国家社会科学著作的金奖。他的《设计史论丛书》包括《世界现代设计史》、《世界平面设计史》、《世界当代艺术史》、《世界时装史》、《世界广告史》、《世界工业产品设计史》、《美国插图史》等，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与香港天一艺术设计出版公司联合出版。
从哲学上讲是由内容决定的，即由建筑的体量、结构、材料决定的，这些东西变了是不能恢复的。从形式上寻求契合点显然是行不通的，那么要怎样才能创造既具有时代感又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新风格呢？可以看一看浦东的金贸大厦（如图一）。金贸大厦是一座超高层建筑，无论从外形，结构，功能都是现代的，然而它却是极具中国传统风格的。它的整个形体是来自中国塔式建筑形式的提炼，却丝毫看不出造作。这就是将时代与传统完美结合的典型。再来看合肥市新图书馆（如图二），我认为它也在建筑设计过程中，用现代的功能要求、现代的观念手法、现代的技术材料来很好地展现或隐含了传统文脉的"形"与"意"。因为在本市，所以我对他做了详细的调查。合肥市新图书馆基地位于合肥市中心区北部，占地约8000平方米，地形呈不规则样梯形，基地西为琥珀山庄，南临黑池坝，北靠南淝河，自然环境十分优美。根据任务书要求，新馆拟藏书100万册，阅览席500座，总建筑面积约15000平方米，建筑层数局部六层。建筑塔体为59m。在"现代"方面的表现，除了功能方面外，在建筑形式上：高耸的钟塔、圆顶的门棚、凸出的窗体、敞亮的中厅等都为现代建筑设计的常用手法和表现形式，而粉墙黛瓦、马头墙退台及牌坊阵列又都透出传统徽派建筑的精神。当然，对徽派要素的运用绝非为原形的照抄照搬，而是在原形基础上进行精炼、变形，形成一种新的形象而用之。设计者考虑到1。合肥为安徽省会城市，在这座文化底蕴常深厚的城市中，设计文化性建筑，自然使人联想到如何再现书"徽派"建筑风格的文脉延承问题2．基地西侧为知名的琉珀山庄居住小区，此小区以展现地方建筑风格而闻名，在这样的小区周边营建文化性建筑，当然也应探求地方性风格作为环境上的协调统一。3． 基地周边地段视野开敞空旷，前湖后河，直接的建筑参照物较少，因此在该基地上发挥"传统"与"现代"的建筑结合，其余地较大。从以上两个建筑中就不难总结出“时代”与“传统”的契合点应该在建筑的精神上。只有从根本上考虑“时代”与“传统”的契合，才能创造出“美”的建筑，"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一切成自然的流露，巧妙的结合，创造真实自然的建筑之美。将"传统"与"现代"生般硬套的撮合则应是力避的。在这个方面我认为日本建筑师的探索很值得研究，近年来人们对日本建筑刮目相看,这主要是他们推出了一批国际一流的建筑师如丹下健三、黑川纪章、矶琦新、安藤忠雄……等。他们的作品很有特色,既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又不失日本韵味,堪称为现代建筑的日本表现。此外,他们还很重视理论探索,提出一些既富有哲理又饱含日本文化传统的建筑理论。我们和日本同属东方型文化传统，我们有着无与伦比的五千年文化，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建筑师们一定会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而且只要是中国建筑师真正创新的作品，想让它不具有中国特色都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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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代景观设计中的后现代主义表现 一、建筑师的后现代主义表演 “后现代”、“后现代主义”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学术文化界的热门话题，特别是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原先流行的思潮突然在知识界失去了影响力，后现代主义便于上世纪 60年代与法国后结构主义和美国新实用主义结合，成为当今西方盛行的一种综合性的哲学与文化思潮，并向全世界蔓延。但是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后现代主义并非起源于哲学领域，相反它的主要成分来源于后现代文学艺术、建筑艺术风格和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科学。最早使用“后现代”一词的是英国画家约翰·瓦特金斯·钱普曼（JohnWatkinsChapman），他在1870年用“后现代绘画”（Postmodern Painting）一词来评价比法国印象派更前卫的绘画方法，由此决定了“后现代”一词在它使用之初就表现出具有超越和否定的意义。用“后现代”来描述建筑的新形式出现于20世纪40、50年代，至20 世纪70、80年代西方建筑界对现代建筑风格全盛期的纯粹性和形式主义表现出强烈的反感情绪。现代建筑大师们如勒。柯布西埃，试图精心打造一个更美好世界的乌托邦理想并没有呈现在世人面前，相反是一幢幢呆板的摩天大楼和受到指责的居住的机器。1966年，芝加哥建筑师文丘里首先在他的《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中发出了呼唤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先声，掀起了建筑界后现代建筑设计的历史序幕；1977年英国著名的建筑评论人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在他极具影响力的著作《现代建筑语言》中，倡导一种与现代建筑风格断裂、基于折衷主义风格和通俗价值取向的、新的、后现代建筑风格，并且给后现代建筑归纳了6点特征：①历史主义；②直接的复古主义；③新地方风格；④文脉主义；⑤隐喻和玄想；⑥后现代式空间（或被称为超级手法主义）[1]正是通过文丘里等先锋派建筑师在建筑设计的狂飙表现，以及建筑评论家们理论层面的归纳总结，使得晦涩、难懂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争论形象化了，进而为普通人所体验、所认识，进一步促进了后现代主义的传播和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向受社会各种哲学思潮、流派影响的建筑设计领域，此次成了培育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一片土壤。 当然这些先锋派的建筑师不仅从理论上为后现代主义设计寻找合理的解释，而且还身体力行地投入到设计创作中。他们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建筑设计中挥洒创作热情，还将后现代主义语汇扩展到景观设计中。1972年文丘里设计的富兰克林庭院，不是在遗址上对原有建筑物的重建，而是以其“幽灵式”的想象，采用一个模拟原有建筑的不锈钢骨架，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效果历史。1977年他在华盛顿宾西法尼亚大街设计的自由广场，则以一种平面的设计语汇结合历史片断，形象而简约的展示出场所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和情感，从而消解了传统纪念性广场高耸的中心式构图。1980年查尔斯·摩尔为新奥尔良的一个商业和工业综合区设计的意大利广场，以历史片断的拼贴、舞台剧似的场景，戏谑式的细部处理，赋予场所“杂乱疯狂的景观”[2]体验，几乎成了后现代主义公共空间设计的代名词。 就在这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师以历史片断、符号、隐喻、媚俗、戏谑等手段张扬着自我和取悦于大众时，他们的同行景观建筑师对后现代主义的反应尽管显得有几分迟钝，但仍然有些前卫的景观建筑师在这股新思潮的鼓舞下，从毕加索、最低纲领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摩尔（Robert morris）等艺术家那里学习运用最少的元素创造出最具冲击力的设计；从地景设计师如罗伯。斯密森（Robert Smithson）、麦克尔·赫瑟（michael heiser）等艺术家那里学习新的视觉观念；从文丘里、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麦克尔·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等建筑师的作品中学习用历史片断、光和色来限定空间的技巧，在景观设计领域积极进行后现代主义的探索。二、景观建筑师的后现代主义实验。美国景观设计领域对后现代主义的探索首先是从小尺度场所开始的。1980 年美国著名景观建筑师玛莎。苏瓦兹（martha Schwartz））[3]在《景观建筑》杂志第一期上发表的面包圈花园（Bagel Garden），在美国景观设计领域引起了对后现代主义的广泛讨论，它被认为是美国景观建筑师在现代景观设计中进行后现代主义尝试的第一例。面包圈花园坐落在波士顿一个叫Back Bay的地区，在那里每条狭长街道两边排列的都是可爱的低层砖房，它们集中了过去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风格，而且每栋建筑前都带有一个临街的、开敞式的庭院。面包圈花 园是个小尺度的宅前庭院，用地范围22×22英尺，面朝北方。花园空间被高度为 16英寸的绿篱分割成意大利式的同心矩形构图，两个矩形之间铺着宽度为30英尺宽的紫色沙砾，上面排列着96个不受气候影响的面包圈。小的矩形内以5×6的行列式种植着30株月季。场地中还保留了象征历史意义的两棵紫杉、一棵日本枫树、铁栏杆和石头边界。在设计中，苏瓦兹想创造的是一种“既幽默又有艺术严肃性的”[4]场所感。这个设计的最大特点就是把象征傲慢和高贵的几何形式和象征家庭式温馨和民主的面包圈并置在一个空间里所产生的矛盾；以及黄色的面包圈和紫色的沙砾所产生的强烈视觉对比。这个迷你型的庭院以具有历史风格的花篱、紫色的沙砾、以及隐喻Back Bay地区象兵营式排列的邻里文脉的面包圈，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缩影。这个花园为人们开启了一扇小尺度景观设计的新视野——就是把传统的、有限的景观想象和新概念结合起来，创造出新景观。从而使这个迷你型的花园在学术性及艺术文脉两方面成为新设计的导向。1983 年美国著名的景观设计事务所SWA为约翰·曼登（John madden）公司位于科罗拉多绿森林村庄的行政综合区一组玻璃幕墙的办公楼群设计的万圣节（harlequin）广场，设计不仅体现出文艺复兴式的历史主义风格特征，并且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赋予场所强烈的对景观体验主体—人的消解的解构特点这个占地1英亩的广场空间实际上是一个双层停车场的屋顶，位于两栋玻璃幕墙建 筑之间，上面分布着一些高出地面约有3m左右的冷却塔和通风管。因为是个屋顶广场，所以考虑到屋面的结构承重能力，景观设计只能在50m×100m 场地中部一条12m宽的狭窄空间中展开。SWA的主要设计思想是设计一个具有公共功能的广场，重点强调远处洛基山的景观，同时减轻屋面上机械管道设备对场所的视觉干扰。在设计中SWA一改流行的传统轴线手法，而选择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参考点，来解决广场与周围玻璃幕墙建筑之间的关系，以及和狭长的洛基山视轴的关系。 首先，广场两侧的镜面幕墙赋予整个空间狭长的、眼花缭乱的、不可思议的迷惑感。顺着广场狭长的轴线向远处的洛基山方向看去，用玻璃镜面包裹起来的，突出屋面的通风管道和冷却塔就像被一只巨大的手神秘置于这个超比例的、形式滑稽的广场空间中，它们与地面形成倾斜的箱型体。这种充满动态感的姿态和黑白两色的菱形的磨石子地面，构成视觉上的迷幻和不确定感。此外设计者在建筑物出、入口两侧布置了略高于地面的草地，上面排列一组高矮有序的白色圆柱体，它们和反射在后面建筑物玻璃镜面里的映射，构成对修剪过的树林隐喻意义。这个设计的鲜明特征是采用了大量的镜面材质、倾斜的体型、产生错视的黑白菱形水磨石铺地，以及不对称的几何形体。
军事高技术论文篇二 “高技术”的嬗变 [摘 要] 论述技术因素在书籍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指出现代书籍设计呈现“高技术”化倾向，并指出“高技术”概念是一个包含多种语义、具有丰富内涵的特殊概念，由此从不同角度论述现代书籍设计的新发展，重点阐释现代书籍设计核心的思想问题，目的是为现代书籍设计实践提供理论性的参考与指导。 [关键词] 高技术 书籍 书籍设计 机械 美学 审美价值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4) 06-0033-05 Change of “ High-Tech ”： the New Development of Modern Book Design Gu Yuanyuan (School of Fine Art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210023) [Abstract] Technical factors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books Today，“High-Tech” becomes a remarkable feature of the modern book “High-Tech”is a concept with rich Applying this concept to modern book design leads to a lot of different book binding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book design from different aspects， and explains the core problems of modern book It i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guidance to modern book [Key words] High-Tech Book Book design Mechanical aesthetics Aesthetic value 技术作为人类肢体、感官和大脑的补充和延伸，是实现人类特定目的的一种有效手段，也是调节和变革人与 自然 的物质力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书籍作为知识存续与 文化 传播的重要中介和平台，首当其冲地受到新科学与新技术的影响与制约，如造纸术和印刷术直接作用于书籍的发展，从而改变了书籍的基本形态，同时书籍形态的变化又折射出技术的发展，成为人类技术发展的一个缩影。从纸莎草到羊皮卷，从甲骨到线装书，直至今日形式多样的数字、电子、多媒体出版物，书籍成为展示人类新技术的重要窗口和舞台。现代书籍设计，更加注重新技术的合理运用，突出工艺性的细节，并有意体现科学技术的象征性意义，极力宣扬机器美学和新技术的美感，崇尚“机械美”，以另类的视角，重新诠释现代文明，呈现出“高技术”的特征。比如韩湛宁先生设计的 国际 平面杂志《N1》(图1)，采用锡箔纸作为书籍最外围的包装，银色的锡箔显示出一种强烈的现代科技感，读者在撕开书籍包装的过程中，锡箔外形发生改变，产生一种不规则的形态，扭曲、折叠和撕裂的锡箔通过对光线的反射、折射，营造出一种独特的视觉效果，体现了机械美学的特征。从书籍创作的角度而言，这是对书籍形态的“再设计”，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参与了书籍形态的“二次创作”，并呈现多元化的设计效果。 严格意义上讲，“高技术”即高技派(High-Tech)，亦称“重技派”，发轫于建筑设计领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种建筑风格得到很大的发展。“高技术”建筑运用精细的技术结构，讲究现代工业材料和工业加工技术的运用，对技术化的视觉元素加以夸张处理，常将建筑结构、框架、设备、管道等暴露在外。同时，“高技术”建筑强调施工工艺的时代感，重视工业化的象征性特点，赋予建筑新的美学含义。最具代表的“高技术”建筑是法国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香港中国银行等。这种风格在现代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影响，且一直延续和影响到今天。作为系统化的文化生态环境，现代书籍设计必然会受到同时代“高技术”建筑风格的影响，呈现“高技术”化的特征。这是由于书籍作为文化中介和载体，具有极强的导向性，它的视觉形态极易受到同时代先锋、前卫艺术的影响，并呈现出一定的风格倾向。另一方面，由于书籍与建筑同为三维立体结构，有着极为相似的空间形态，不论是在整体的构建思想上还是在具体的表现手法上，书籍与建筑之间都有一种内在的契合性，因此，现代建筑艺术中的新发展更易影响现代书籍设计，并使之呈现特定的艺术风格。正如吕敬人先生所言：“我认为书籍设计应该是一种立体的思维，是注入时间概念的塑造三维空间的书籍‘建筑’。”[1] 现代书籍设计不仅受到同时代建筑技术与艺术的影响，还受到社会经济、文化与艺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高技术”风格的书籍设计在逐步发展与成熟的过程中，“技术”本身的内涵也在不断改变，它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工具理性和科学物化，也不再只是一个不带任何感情因素的中性词汇，它已经被人为地赋予更多主观的意义和个性的色彩，逐步嬗变成一个包含多种语义，并与各种感性因素相融合的新的审美标准。“高技术”不仅代表着高的技术水准与工艺水平，更意味着现代书籍设计追求的高艺术感与高审美性，设计的高标准与高准入，读者的高需求以及书籍最终呈现的高品位、高情感与高补偿。从本质而言，这种嬗变不只涉及物质表层，更直指人类精神内核，它是现代书籍设计思维模式的变化，也是设计方法的改变，更是审美观念的转变。客观而言，这是一种积极的变化，体现了现代书籍设计的新发展。 1 书籍设计的高技术与高工艺 现代书籍设计同建筑设计一样强调系统设计(Systematic Planning)和参数设计(Parametric Planning)，强调运用结构体系中的模数化、构件化、标准化，书籍设计师借助先进的加工设备与条件，将现代 工业设计 和建筑设计中的新材料、新技术与新工艺等大量“移植”到书籍设计中，并使用工业化的处理手法、机械化的视觉元素和技术化的语义符号，对书籍的装帧形态、结构和样式做出大胆的创新与革命性的处理。书籍设计的面貌为之一新，呈现“高技术”的风格倾向，并逐步演变成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和审美形态。 现代书籍设计基本纸张的尺寸和开本，如大度、全度纸张完全符合工业化大生产的需要，书籍的开本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细分，整本书就是由相同尺寸的标准纸张在空间维度上重复搭建而成。此外，书籍编排设计中的母版、段落样式、字体样式的设定完全建立在标准化与构件化的基础上，这些元素可以进行系统化的参数构建，基本元素一经设定即可重复调用，从而实现整本书在视觉形式上的严格统一。页眉、页脚、页码位置，天头、地脚、订口、切口、分栏的距离，字体、字号、字距、行距的大小等，也都可以在设计中进行严格规范，从而实现标准化设计。在书籍的整体构建上，设计师常采用对比、类推、共生、重复、秩序等方式重构书籍的空间结构，力图展现技术的合理性和空间的灵活性，同时对书籍的各个局部，如封面、封底、护封、腰封、书脊、勒口、环衬、扉页等进行再设计，通过暴露书籍内部模数化的标准构件，营造特殊的空间结构。 现代书籍设计极其强调材料特性的表达，除使用传统纸张外，还大量使用木材、金属、塑料、陶瓷等特殊材料，通过各种材料的穿插、组合与并置，产生强烈的视觉对比与视觉反差，从而营造特殊的空间效果，体现“高技术”的特征。如韩家英先生设计的《深圳平面设计03展作品集》(图2)，就如“高技术”建筑裸露结构、框架和管线一般，将书脊局部或全部暴露在外，通过内部的规则锁线与外部的透明胶水把分散的书页结合成书，装订线与整齐的书帖自然地显露出来，每一个书帖的折叠部分呈现不同的印刷颜色，多色的书帖整齐地并置在一起，构建成一个三维立体结构。这与传统书籍整齐、规整和封闭的装帧风格完全不同，既满足书籍保护的需要，又营造特殊的工业化视觉效果，体现了机械美学的内在含义。又如王粤飞设计的《正泰集团简介画册》(图3)，在设计中通过使用金属或仿金属材料，辅助压凹凸、模切、烫金银等印后工艺，为书籍营造特殊的金属效果，赋予书籍新的美学含义。 2 书籍设计的高艺术与高审美 技术与艺术，分别从属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不同领域。但是它们又作为构成要素，共同融入设计产品之中[2]。现代书籍设计师借助技术化的语言来实现“高艺术”化的视觉效果，技术是实现的路径与手段，艺术价值的提升才是设计师追求的目标。正如尹定邦先生所言，当设计解决了物质技术产品的技术课题与使用功能，艺术便成为它永无止境的追求[3]。事实上，技术与艺术之间存在相互转化与融合的关系，“当技术上升到一定程度就成为艺术”。从某种程度而言，在现代书籍设计中，技术就是艺术，“高技术”意味着“高艺术”。 在书籍装帧技术与加工工艺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传统书籍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变化，书籍视觉形态进一步独立。“高技术”的介入，使书籍的角色发生改变。书籍除了肩负传统的文化传载与承续功能，还承担更多的任务，有更强的艺术性、趣味性与交互性，变得更加可读、可知、可赏、可玩和可感，犹如一件件高品位的清赏与雅玩，常令读者爱不释手。吴勇为电视剧《画魂》设计的宣传画册(图4)，采用特殊的三角形结构，完全颠覆了四边形书籍的传统形态，并且采用模切、压痕等印后工艺，具备很强的艺术性和趣味性。朱赢椿设计的《不裁》(图5)，充分结合书籍的具体内容在形式上做出相应的变化，形成一种内在契合。在该书的扉页上配有一把小纸刀，读者在翻阅每一页前都要借助小纸刀将粘连在一起的页面裁开。阅读看似变得更加复杂，但却充满互动的乐趣，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享受了更多书籍设计带来的惊喜与快乐。此时，书籍已经超越功利化的色彩，嬗变成为一种纯艺术的形式，犹如一件高品质的艺术品，具备 收藏 、鉴赏和审美的价值，书籍的视觉形式具备了独立的美学价值和意义。因此，评判现代书籍设计优劣，不能停留在传统的话语体系内，而应该转换视角，更新观念，重新认识书籍作为艺术品的角色，重视书籍视觉形式自身的价值。正如徐鲁在《封面上的书卷气》中所言：“真正的爱书人，绝不是把书的生命和美质仅仅寄托在可读上的。有时恰恰相反，当某本新书一拿到手，先不考虑其内容价值，而仅仅从外表就感到它的美和可爱，这样的书，往往也能引起爱书人收藏和把玩的 兴趣 。”[4] 审美价值的提升，为书籍艺术化的表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高技术性”逐步演变成一种“高艺术感”。设计“以科学技术为创作手段……这并没有损害设计的艺术特性，反而使得现代设计具有了科技含量很高的现代艺术特性，如全新的材料美、精密的技术美、极限的体量美、新奇的造型美、科幻的意趣美等”[5]。设计师将艺术因素融入书籍设计领域，从而创造出更多、更具艺术韵味和精神内涵的“艺术品”。杜威(JDewey)指出：“为使作品成为真正的艺术作品，作品也应该是审美的，也就是说，应该创造得使人在欣赏它时感到愉快。”[6]现代书籍极高的审美价值也激发和唤起读者更多的思考与想象，读者更多地参与到书籍的“二次创作”中，从而实现书籍设计审美价值的持续提升。 3 书籍设计的高标准与高准入 书籍设计的“高技术”并不只是简单地为书籍披上一件高技术化的外衣，而是在书籍的编辑设计、编排设计、装帧设计和信息视觉化设计等几个方面整体性的提升[7]。实现书籍设计的高技术目标需要设计师进行缜密的策划编辑、巧妙的图文编排、合理的装帧技术和有效的信息传达等，从某种程度而言，“高技术”意味着“高标准”。 实现书籍设计的“高标准”涉及众多因素，设计师的创新欲望是实现这种“高标准”的内在驱动力。信息时代提倡创新，鼓励冒险，宽容失败，这种开放的社会风潮为书籍设计的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尝试性、实验性和前瞻性的书籍设计探索不断涌现，成为书籍设计不断深化发展的动力。同时，设计师本体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价值的确证，为这种创新活动的深化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在创作过程中，设计师不希望受到过多外界因素的干扰与影响，不愿书籍设计完全沦为书籍内容的附庸与标签。设计师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与要求，很多设计师苦心孤诣，将书籍当成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通过独立的设计来实现自己的审美理想，通过展现设计自身的魅力来营造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正如吴冠中在艺术创作中反复强调的，要学会表现出自己的感情，不择手段，择一切手段，表达视觉美感及独特情思[8]。 在书籍设计审美标准普遍缺失的情况下，技术特征极易演变成一种设计质量的评价标准。“高技术”体现的是一种实现过程的“高准入”、“高区隔”与“高门槛”，这种实现的“高难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设计的“高品质”，能够提升作品的附加值。因此，提高书籍设计实现的困难度，从一个角度体现了设计师的工作价值。这也是当下“高技术”风格的书籍设计流行并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设计风潮与 时尚 ，成为一种设计的方向与选择的重要原因。当然，对“高技术”的过度喜爱容易演变成一种对技术的盲目崇拜，沦为唯技术论或者技术至上主义，或者一味地炫耀技术发展，演变成为所谓的“炫技派”。这对书籍设计的发展而言，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4 书籍设计的高需求与高品位 作为终端消费者的读者，希望通过阅读获取知识与信息，并通过观看获得独特的审美愉悦与视觉享受，实现精神的升华与心理的满足。在消费社会，书籍是文化消费的产品，书籍设计则作为一种消费的符号和标志存在，具备象征和隐喻的功能。在书籍消费过程中，读者被分为不同的阶层与群体，并通过书籍消费，显示出各自的身份与地位，体现个体的存在。 随着社会发展，读者的审美标准不断攀升和提高，视觉“阈值”不断被刷新，读者呼唤有更多、更新和更美的书籍设计作品出现，从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样化和差异化的审美需求。读者对他们常见的书籍设计形态提出了更高的审美标准，对他们感觉陌生的视觉形态展现了更强的包容性。与以往书籍朴素、自然、含蓄和内敛的视觉风格不同，当下荒诞、怪异、离奇和另类的书籍设计风格层出不穷，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趋向。现代书籍设计风格经历着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的背后，其实是人类求新、求异和求变的心理本能体现，也正好契合了形式主义美学中关于“陌生化”理论的阐释。“陌生化”是俄国人什克诺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首先提出的，他认为艺术通过将事物“陌生化”，从而增加读者感受的难度和延长读者感受的时间，让人们对平日视而不见的寻常世界产生一个全新的体验，艺术如果要避免衰老、退化，就要不断地追求“陌生化”，从而满足读者的审美需要。由此我们就容易解释今天种种另类风格书籍存在与发展的相关问题。 1978年，詹・克朗(Joan Kron)和苏珊・斯莱辛(Susan Slesin)在他们的著作《高科技》中对“高技术”概念进行了系统的阐释：“这个术语在设计中特指两个不同层次的内容”，“一是技术性的风格，强调工业技术的特征(technology);二是高品位的(high style)。”[9]在数字媒体时代，数字出版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并没有消弭纸质书籍的发展，数字出版与传统印刷出版共同发展、并行不悖，纸质书籍仍然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在快餐化消费的读屏时代，相对于数字出版物而言，纸质书籍本身就意味着“高品位”。 在快节奏的今天，读者对于纸质书籍的阅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不再仅是直线性阅读，而出现了更多非线性与多线程的阅读方式。也就是说，读者的阅读状态是离散与混沌的，阅读节奏是跳跃与无序的，阅读心境是随性与随意的，阅读的前后次序被打乱，阅读的状态变得不可确定，阅读的进程变得不可控制，阅读的方式变得更加多样。这种变化对书籍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设计师需要对书籍的整体与局部都进行恰当的设计，通过设计来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满足读者的心理期待。比如，设计师弗朗西斯卡・普列托(Francesca Prieto)为诗人尼加诺尔・巴拉(Nicanor Parra)的诗歌集设计的精装书(图6)，内容看似支离破碎，但若把它们撕下来，进行折叠、拼贴和组装，就能看到完整的诗歌内容，这种极富 想象力 的书籍设计，既反映了诗歌的内在精神，更激发了读者的阅读热情。丰子恺先生曾说，善于装帧者，亦能将书的内容精神翻译为形状与色彩，使读者发生美感，而增加读者的兴趣[10]。读者对书籍进行触碰、轻抚、摩挲、把玩、翻阅和审视，并借助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五感进行更加深入的沟通，实现与作者跨时空的交流，从而获得独特的审美愉悦和心理满足。 5 书籍设计的高情感与高补偿 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指出：“无论何处都需要有补偿性的高情感。我们社会里高技术越多，我们就越希望创造高情感的环境，用技术的软性一面来平衡硬性的一面。”[11]“高技术”不是设计的目的，而是设计的手段，当“高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更需要“高情感”的投入和“高心理”的补偿。“高技术”应该与“高情感”相融，使作品呈现出技艺高超又感人至深的特殊景象。设计师通过高情感的设计来柔化和软化高技术带来的片面性，实现对人性的抚慰与心灵关怀，使读者获得更多的心理满足与情感关照，从而产生一种亲切感和温暖感，借助设计的力量实现平衡与调适。由此可见，“高科技”转化为“高情感”，“改造自然”转变为“适应自然”，才是未来设计的主题，关注人的本质需求才是设计的终极课题。 现代书籍设计热衷于用金属、塑料、玻璃等工业时代的材料来重新设计书籍，强调工业化的材质，极力宣扬机械美学和新技术的美感。“高技术”阐述工业化带给人们审美的重大改变，并突显生产技术带给人的现代、冰冷、科技的感觉。这种看似冰冷的机械美学，在今天被赋予更多人性的色彩，戴上了情感的光环，它以一种建立在设计师理性推理之上的片段存在，充满调侃、戏谑和 游戏 的意味。在温润的书籍中应用机械美学中那种冷漠、冰冷和生硬的视觉形式变得更为常见，并逐步成为一种特殊的视觉审美形式，成为书籍设计风格的一种选择。书籍自身特有的书卷气息，与看似冷漠的机械美学之间形成一种非常有趣的冲突与反差，产生一种独特的视觉张力，构成现代书籍特有的戏剧性效果。吴勇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设计的《中国印・舞动的北京》画册(图7)，就很好地结合了北京奥运代表性建筑元素，同时采用极其特殊的装帧工艺与材料，完美地体现了“人文奥运、绿色奥运和科技奥运”的核心理念，具备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吸引力。现代书籍设计的这种匠心独运，其实就是一种“高情感”的投入与“高心理”的补偿。通过人本思想重新审视现代书籍设计中高技术的运用会发现，未来更加需要关注新技术影响下书籍设计本体语言的 拓展 ，使之更符合人性化设计和情感化设计的需要。 6 结 语 “技术”是书籍设计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书籍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现代书籍设计由于受到同时代“高技术”建筑的影响，呈现出工业化的特质，体现了独特的机械美学特征。但在发展过程中，“高技术”概念发生嬗变，演变成一个包含多种语义、内涵丰富的特殊词汇，代表着高艺术、高标准、高品位与高情感等。因此，书籍设计呈现多元化的风格倾向，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书籍设计超越功利性的色彩，具备独立的审美价值和意义。 今天，荒诞、怪异、离奇和另类的书籍设计风格，很多是设计师个人的行为。事实上，书籍设计同电影艺术一样也存在“类型化”的分类问题。对实验性、概念性和尝试性的书籍设计，应该给予更大的包容与更多的自由，鼓励其成长，因为，今天的“前瞻性”设计极有可能就是明天的“实用性”设计，“创新”是设计产业得以持续发展的源动力。此外，我们需要客观地审视不断涌现的新技术，大胆地引入新技术，并将这些技术合理地融入书籍设计中，不断拓展书籍设计的发展空间。同时我们必须明确，情感与精神性的需要永远是书籍设计的最终落脚点，采用高技术的形式和手法，都源于对人们精神需要和情感需要的满足，因此，在设计过程中应该更多地思考设计的价值与目的，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注 释 [1]吕敬人书艺 问道 [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5 [2]徐恒醇设计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27 [3][5]尹定邦设计学概论[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43，43 [4][10]孙艳，童翠萍书衣翩翩[M]北京：三联书店，2006：51，423 [6]莱德尔现代美学论文选[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140 [7]吕敬人书籍设计基础[M]北京： 高等 教育 出版社，2012：12 [8]吴冠中笔墨等于零[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196 [9]王受之世界现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377 [11][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1 看了“军事高技术论文怎么写”的人还看： 军事高科技论文范文 材料与军事高技术论文 军事理论的论文范文3000字 军事高科技论文 军事高科技战争论文 a("conten"); 共2页: 上一页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