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作为新儒学（宋明理学）的重要一脉，究其源，正如研究者所普遍认可的，可以追溯到南宋的陆九渊。不过与陆九渊相比，阳明乃至整个阳明后心学显然面对的问题要更多。若以新儒学乃至整个儒学的体系看，其形而上的理论架构的真正建立者在于朱熹。而后起的阳明学恰恰不得不面对朱熹这一形而上的显学文本，无论是从历史的渊源、语词的使用还是体系的建立上，都是如此。这是作者本人对“心学”与新儒学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此观点贯彻于本论文的始终。因此，本论文始终坚持这样一种方法，即在横向的义理陈述中，始终保持着纵向的历史观察，于传承、变化中阐明不同的心学家的全新的提问方式、思考方式。就阳明文本讲，既有与新儒学体系割舍不断的历史因缘，同时其自身又有前期、后期的不同阶段。本论文所采用的阳明心学前期、后期的阶段划分，是以“致良知”宗旨的提出为分水岭的，这与以前的研究者有较大不同。王阳明之开悟“致良知”宗旨，其一个重大的转变在于提问方式的转变。就其早期（开悟“致良知”宗旨以前）讲，两个核心的命题是“心即理”（如展开了讲，则是“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理也。”）与“存天理，去人欲”。“心体”、“性”与“天理”诸范畴的表述方式恰恰是对宋儒的表述方式的继承，就其特征言，是“预设”。宋儒对“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陈述有一个“客观”的方式，在王阳明，此“客观”的方式没有了，但诸范畴作为“预设”却被现成地继承下来。因此，在回答“心体”、“性”与“天理”是什么的问题上，王阳明的表述方式无疑就欠缺了一些东西，欲说还休，欲罢不能。开悟“致良知”宗旨后所提出的“理障”、“无善无恶”的问题，正是对早期“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悬搁。而“良知”的最大特征是由“预设”走上“现成”，是人在道德践履之感应中的当下呈现。就整体上讲，良知是一个“知情合一”的范畴，不过，阳明既以“知”命名它，则“知”的意义的彰显是阳明良知说的特色。“知”的意义可就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情感的自觉，可以说是“情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感应之契机，即“能视听言动的”（所谓感应正是在“视听言动”中实现的），可以说是“知觉”。不过，阳明对早期的“体”的预设的悬搁是不彻底的，故“体”可以由“情”（包括“情觉”）与“知”（即“知觉”）上溯去讲。由“情”（包括“情觉”）上溯讲“体”，则所谓“无善无恶”可以看作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善”的表述方式，其境界则展现在“拔本塞源”论与《大学问》的“万物一体”观中。由“知”（即“知觉”）上溯讲“体”，则“无善无恶”只具有消极的意义，其境界亦可展现为感应中的“万物一体”，但此“一体”却只是痛痒无关的不作“障碍”。从后者讲，则阳明有失儒者矩镬。由“预设”到“现成”，王阳明所带给我们的最富有启发意义的是中国心灵哲学的整体性特征的缺憾，心灵主体的分裂、解构已不可避免，否则，不仅仅认知理性无法开出，道德理性精神也不能挺立。这些，进一步表现在阳明后心学之“荡越”、演化过程中。于阳明后心学，本论文择王畿、王艮、颜钧、何心隐、罗近溪、刘宗周与黄宗羲七人而言，并于王畿后附论聂豹。择此七八人，以其各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阳明文本本身的一些问题，有些并提出了自己的非常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其最著者为颜钧，为何心隐，为罗近溪，为刘宗周。如颜钧“神道设教”之玄虚，何心隐道德他律之冷峻，罗近溪由“理念”而“信念”（对于“善”）的淳朴，刘宗周于“体”上探寻“过”、“恶”的因子。他们各自凭借对儒家道德哲学的敏锐的观察与思考提出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此四人中，三人隶属泰州，以王艮开其端也。王艮于阳明弟子中，可谓半路出家，而出身卑微，故其学说中绝少超越意识，即有超越意识，亦多属不自得处，是依样画葫芦。王艮之开泰州，可以说得之无心，然其后确实一代高似一代，至刘宗周，泰州已成为新一代的“显学”文本。当刘宗周欲重新于泰州之“荡越”中树立儒家的道德性命之学时，不得不面对泰州的“显学”文本，故表现为其义理，则过恶由隐微之“几”（所谓“意根”、“独体”都可以此“几”字当之）上见，工夫之“主静”却在于“善补过”。而王畿作为阳明“亲承末命”的得意弟子，于阳明自有其“调适上遂”的一面，但承阳明于“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弊”发挥下去，就最终脱离儒者之矩。黄宗羲以江右可补救龙溪之“弊”，依我看，此江右如其包括聂豹（黄宗羲也确实是以聂豹忝居其一），则不足补龙溪之弊。聂豹之“归寂”正是阳明由“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归谬”。黄宗羲作为哲学史家，自有其观察问题的敏锐处，亦不可避免其唐突。以哲学史家敏锐的眼光，能于义理上简单清楚地讲出理学家所要说明的问题，但问题的简化却带来了一些结论的唐突。就这一点讲，黄宗羲显然不如其师刘宗周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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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内容提要】所谓知行合一，知即指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行是包括心理和外在的全部行为，二者合一，既不是以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为主，继而进行实践，也不是把实际的行动当做是完全明了内心的认识，而是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心理认知与其在现实中的行动是紧密相关的，我们不仅要认知，更要践履，把“知”与“行”统一起来，在实践过程中提高认知水平，两者相辅相成，从而完善自己的身心修养，以期望最终能达到上善之境。【关键词】心 知行合一【引言】中国哲学史有两大特点：其一是以修养论为中心，另一个是以知行合一为目的，将心理与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促使自己的修养得到提升。“知行合一”这一词的首次提出，是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期间，他对此也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正文】（一）背景：通过“龙场悟道”，王阳明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由此，阳明心学正式成立。“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此句表达出：理只在心中，外在的一切都是内心的体现，所以，要向内求理。当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作为心学中的概念，主要针对朱熹的思想。他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学风。同时，包括王阳明颇为欣赏的陆九渊也都主张“知先行后”，分裂了知与行。在此，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以救朱学之偏。综上，知行合一的目的有二，一是纠正当时重理论轻道德践履的风气，二是纠正内在动机与外在行为分离的现状，提出内在动机作为内在行为，要克制其中不善的因素。（二）分析：1．知行相互包含，相辅相成：真知需要有切实的体验，两者在没有私欲时是一体的，有了实际的行动体验，才能所是知了，没有行为而只是心里的认识，就算不上是真正的知道。正如“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不能分为“两截”来看。同时，他尤其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认为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对道德的认知必然表现在道德行为上。知行的统一性：知与行贯穿知行活动的整个过程。首先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把知行相贯通，使其在一个过程中相互关联，中间连续不断，从而使一个行为从内到外的统一。（三）弊端:后来，王阳明过于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知与行的界限，忽略了对客观知识的学习，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结语】知行合一在中国哲学史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知行两词的探讨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哲学发展的命运，王阳明将知行进行了理论化的统一，也给后人留下了一道值得永远思考的题目。只要对哲学的探讨仍在继续，知与行的轻重缓急就需要长久地探索下去。
心怀光明 “我心光明，亦复何言？”，这是王阳明临终前说的一句话。 以前就欣赏王阳明，但对他的了解实在不多，只知道他是明代的一位哲学家，是程朱理学的继承人。在我的心中，王阳明应该是一届书生模样，或者是一隐者，要么弱不禁风，要么道骨仙风，我能想象的他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这段时间在看《明朝那些事儿》，其中用了很多的笔墨在写这一个人——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看后才知道，王先生可不是简单的一介文弱书生，他不光饱读诗书，还带兵打仗，不光参禅悟道，还为国家建功立业。他被后人称以“四家”，即哲学家、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朱熹倡导“存天理，去人欲”，主张格物穷理。而王阳明经过十九年苦炼，终于渐修顿悟，得出了“天理即人欲”，他吹响了人性解放的号角，中华文明史上一门伟大的哲学“心学”就此诞生。他认为无论何时何地，有何种理由，人性都是不能，也不会被泯灭的，它将永远屹立于天地之间。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这是一个关于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意思是：要想实现崇高伟大的志向，必须有符合实际、脚踏实地的方法。王阳明的学说也引来了一大群“粉丝”，日本明治维新期间便高举阳明心学旗号，当时的军神东乡平八郎随身带着一块腰牌，上书“一生俯首拜阳明”。他的心学对张居正、康有为、孙中山等影响深远。现代更有一位教育家极力推崇他的“知行合一”，并改名为陶行知。王阳明，他的一生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光明磊落、无愧天地。他功勋卓著，却不图功名利禄，他四处讲学，却不分门弟贵贱，他一生历经坎坷，却意志坚定，他混迹官场，却心系百姓，他反对贪欲与邪恶，坚信正义与良知。“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一旦通晓了这个道理，便尽知天下万物万事，胸怀宽广，宠辱不惊，无惧无畏，可修身，可齐家，可治国，可平天下！王阳明在临终之前，他的门人守候在他身旁，问他还有什么遗言。王阳明笑了笑，用手指向胸前，留下了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我这里改用保尔·柯察金的一句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蝇营狗苟而悔恨，也不会因为违背良知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心怀光明，死而无憾！”答案补充 楼主可以自己添油加醋说些道理凑够800字的希望能帮上楼主的忙啦~~
台湾省和香港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进行研究活动和出版研究专著。台湾早年就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活动和出版了近60本研究专著。香港地区有不少学者发表过论文和出版专著，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列为《持廉守正》公务员实务守则，其中“三‘知’策略”之一是“知行合一”。要求公务员在日常工作中做到言行一致，以身作则，推广诚信。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地出版的王学研究专著达170多种。在国外，《阳明全集》在16世纪初就传入日本。十六世纪中期中江藤树将阳明学在日本传播，使之兴盛 。后来继续有三轮执斋、大盐中斋、吉田松阴等传播阳明学。日本二松学舍大学在18世纪中叶就设立阳明学研究中心，出版阳明学刊至今。九洲大学、东京国士馆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等都有专门从事阳明学研究的教授。1971年，日本为纪念王阳明诞生500周年，出版了空前巨著《阳明学大系》12卷，并设立阳明文库。1988年3 月，为了纪念阳明学传播的有功之臣中江藤树，在滋贺县建成中江藤树纪念馆，又接着建阳明园纪念其学说思想对日本社会发展有重要贡献的阳明先生。1997年8月在日本京都举行国际阳明学京都会议，在京都建阳明书院，定期开展讲学和研究活动，研究内容非常丰富。2000年2 月又成立“阳明学研究会”，创办会报《姚江》。日本出版的王学研究专著多达90余种。一些企业、财团及个人还捐资对修文阳明洞、浙江绍兴王阳明墓和余姚瑞云楼进行维修，表达对阳明文化的景仰。阳明学在16世纪初传入朝鲜，17世纪系统翻译出版阳明学书籍。阳明学在朝鲜的传播，成为进步势力的思想武器，对朝鲜实学的产生，对甲申政变和农民运动的掀起，对饰新政治、维新变法及革新起了到开路先锋的积极作用，其主要学者有李啐光、郑齐斗、朴殷植、南彦经等人。韩国于1995年4月成立“阳明学研究会”，定期开展研究活动，并于1997年创办《阳明学》会刊，出版《王阳明哲学研究》、《韩国江华阳明学》、《江华阳明学研究》等书籍。并修整了阳明学者郑齐斗的墓地，修复了江华学派代表李建昌的故居。美国在哈佛大学、夏威夷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均设有阳明学研究机构，并请中国和日本的王学专家指导研究生研究王学。在美国编印的《哲学百科全书》、《美国哲学百科全书》都增设王阳明一项。1965年，美国学会联会中国思想委员会举行了明代思想会议，专题讨论王阳明哲学思想。1972年，美国夏威夷举办王阳明诞生500 周年纪念活动，召开以阳明哲学为主题的东西方哲人会议。英国在1913年就编译王阳明生平及其哲学著作在国内传播，1916年编译的《王阳明哲学》一书，是王阳明著作中最早的英文译本。1960年出版的《大英国百科全书》中列有王阳明一项。法国在1936年就出版王学专著《王阳明道德哲学》一书。英国、法国现在仍有一些学者从事王阳明学术思想研究。除以上国家外，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比利时、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都有学者从事阳明学研究活动，并发表论文和出版研究专著。近六十年来，王阳明学术思想研究在欧美各国逐渐展开，欧美各国学者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逐渐增多。这主要归功于欧美华人学者的努力，老一辈的有如陈荣捷先生，张君劢先生等，当今的如杜维明先生等。改革开放后，中西方文化交流活动日渐扩大，世界各国学者研究王阳明学术思想的学术气氛日益浓厚，王阳明及王学思想在世界上的影响将进一步加深并产生更大的影响。
。“心学”作为新儒学（宋明理学）的重要一脉，究其源，正如研究者所普遍认可的，可以追溯到南宋的陆九渊。不过与陆九渊相比，阳明乃至整个阳明后心学显然面对的问题要更多。若以新儒学乃至整个儒学的体系看，其形而上的理论架构的真正建立者在于朱熹。而后起的阳明学恰恰不得不面对朱熹这一形而上的显学文本，无论是从历史的渊源、语词的使用还是体系的建立上，都是如此。这是作者本人对“心学”与新儒学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此观点贯彻于本论文的始终。因此，本论文始终坚持这样一种方法，即在横向的义理陈述中，始终保持着纵向的历史观察，于传承、变化中阐明不同的心学家的全新的提问方式、思考方式。就阳明文本讲，既有与新儒学体系割舍不断的历史因缘，同时其自身又有前期、后期的不同阶段。本论文所采用的阳明心学前期、后期的阶段划分，是以“致良知”宗旨的提出为分水岭的，这与以前的研究者有较大不同。王阳明之开悟“致良知”宗旨，其一个重大的转变在于提问方式的转变。就其早期（开悟“致良知”宗旨以前）讲，两个核心的命题是“心即理”（如展开了讲，则是“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理也。”）与“存天理，去人欲”。“心体”、“性”与“天理”诸范畴的表述方式恰恰是对宋儒的表述方式的继承，就其特征言，是“预设”。宋儒对“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陈述有一个“客观”的方式，在王阳明，此“客观”的方式没有了，但诸范畴作为“预设”却被现成地继承下来。因此，在回答“心体”、“性”与“天理”是什么的问题上，王阳明的表述方式无疑就欠缺了一些东西，欲说还休，欲罢不能。开悟“致良知”宗旨后所提出的“理障”、“无善无恶”的问题，正是对早期“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悬搁。而“良知”的最大特征是由“预设”走上“现成”，是人在道德践履之感应中的当下呈现。就整体上讲，良知是一个“知情合一”的范畴，不过，阳明既以“知”命名它，则“知”的意义的彰显是阳明良知说的特色。“知”的意义可就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情感的自觉，可以说是“情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感应之契机，即“能视听言动的”（所谓感应正是在“视听言动”中实现的），可以说是“知觉”。不过，阳明对早期的“体”的预设的悬搁是不彻底的，故“体”可以由“情”（包括“情觉”）与“知”（即“知觉”）上溯去讲。由“情”（包括“情觉”）上溯讲“体”，则所谓“无善无恶”可以看作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善”的表述方式，其境界则展现在“拔本塞源”论与《大学问》的“万物一体”观中。由“知”（即“知觉”）上溯讲“体”，则“无善无恶”只具有消极的意义，其境界亦可展现为感应中的“万物一体”，但此“一体”却只是痛痒无关的不作“障碍”。从后者讲，则阳明有失儒者矩镬。由“预设”到“现成”，王阳明所带给我们的最富有启发意义的是中国心灵哲学的整体性特征的缺憾，心灵主体的分裂、解构已不可避免，否则，不仅仅认知理性无法开出，道德理性精神也不能挺立。这些，进一步表现在阳明后心学之“荡越”、演化过程中。于阳明后心学，本论文择王畿、王艮、颜钧、何心隐、罗近溪、刘宗周与黄宗羲七人而言，并于王畿后附论聂豹。择此七八人，以其各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阳明文本本身的一些问题，有些并提出了自己的非常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其最著者为颜钧，为何心隐，为罗近溪，为刘宗周。如颜钧“神道设教”之玄虚，何心隐道德他律之冷峻，罗近溪由“理念”而“信念”（对于“善”）的淳朴，刘宗周于“体”上探寻“过”、“恶”的因子。他们各自凭借对儒家道德哲学的敏锐的观察与思考提出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此四人中，三人隶属泰州，以王艮开其端也。王艮于阳明弟子中，可谓半路出家，而出身卑微，故其学说中绝少超越意识，即有超越意识，亦多属不自得处，是依样画葫芦。王艮之开泰州，可以说得之无心，然其后确实一代高似一代，至刘宗周，泰州已成为新一代的“显学”文本。当刘宗周欲重新于泰州之“荡越”中树立儒家的道德性命之学时，不得不面对泰州的“显学”文本，故表现为其义理，则过恶由隐微之“几”（所谓“意根”、“独体”都可以此“几”字当之）上见，工夫之“主静”却在于“善补过”。而王畿作为阳明“亲承末命”的得意弟子，于阳明自有其“调适上遂”的一面，但承阳明于“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弊”发挥下去，就最终脱离儒者之矩。黄宗羲以江右可补救龙溪之“弊”，依我看，此江右如其包括聂豹（黄宗羲也确实是以聂豹忝居其一），则不足补龙溪之弊。聂豹之“归寂”正是阳明由“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归谬”。黄宗羲作为哲学史家，自有其观察问题的敏锐处，亦不可避免其唐突。以哲学史家敏锐的眼光，能于义理上简单清楚地讲出理学家所要说明的问题，但问题的简化却带来了一些结论的唐突。就这一点讲，黄宗羲显然不如其师刘宗周深刻。
。“心学”作为新儒学（宋明理学）的重要一脉，究其源，正如研究者所普遍认可的，可以追溯到南宋的陆九渊。不过与陆九渊相比，阳明乃至整个阳明后心学显然面对的问题要更多。若以新儒学乃至整个儒学的体系看，其形而上的理论架构的真正建立者在于朱熹。而后起的阳明学恰恰不得不面对朱熹这一形而上的显学文本，无论是从历史的渊源、语词的使用还是体系的建立上，都是如此。这是作者本人对“心学”与新儒学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此观点贯彻于本论文的始终。因此，本论文始终坚持这样一种方法，即在横向的义理陈述中，始终保持着纵向的历史观察，于传承、变化中阐明不同的心学家的全新的提问方式、思考方式。就阳明文本讲，既有与新儒学体系割舍不断的历史因缘，同时其自身又有前期、后期的不同阶段。本论文所采用的阳明心学前期、后期的阶段划分，是以“致良知”宗旨的提出为分水岭的，这与以前的研究者有较大不同。王阳明之开悟“致良知”宗旨，其一个重大的转变在于提问方式的转变。就其早期（开悟“致良知”宗旨以前）讲，两个核心的命题是“心即理”（如展开了讲，则是“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理也。”）与“存天理，去人欲”。“心体”、“性”与“天理”诸范畴的表述方式恰恰是对宋儒的表述方式的继承，就其特征言，是“预设”。宋儒对“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陈述有一个“客观”的方式，在王阳明，此“客观”的方式没有了，但诸范畴作为“预设”却被现成地继承下来。因此，在回答“心体”、“性”与“天理”是什么的问题上，王阳明的表述方式无疑就欠缺了一些东西，欲说还休，欲罢不能。开悟“致良知”宗旨后所提出的“理障”、“无善无恶”的问题，正是对早期“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悬搁。而“良知”的最大特征是由“预设”走上“现成”，是人在道德践履之感应中的当下呈现。就整体上讲，良知是一个“知情合一”的范畴，不过，阳明既以“知”命名它，则“知”的意义的彰显是阳明良知说的特色。“知”的意义可就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情感的自觉，可以说是“情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感应之契机，即“能视听言动的”（所谓感应正是在“视听言动”中实现的），可以说是“知觉”。不过，阳明对早期的“体”的预设的悬搁是不彻底的，故“体”可以由“情”（包括“情觉”）与“知”（即“知觉”）上溯去讲。由“情”（包括“情觉”）上溯讲“体”，则所谓“无善无恶”可以看作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善”的表述方式，其境界则展现在“拔本塞源”论与《大学问》的“万物一体”观中。由“知”（即“知觉”）上溯讲“体”，则“无善无恶”只具有消极的意义，其境界亦可展现为感应中的“万物一体”，但此“一体”却只是痛痒无关的不作“障碍”。从后者讲，则阳明有失儒者矩镬。由“预设”到“现成”，王阳明所带给我们的最富有启发意义的是中国心灵哲学的整体性特征的缺憾，心灵主体的分裂、解构已不可避免，否则，不仅仅认知理性无法开出，道德理性精神也不能挺立。这些，进一步表现在阳明后心学之“荡越”、演化过程中。于阳明后心学，本论文择王畿、王艮、颜钧、何心隐、罗近溪、刘宗周与黄宗羲七人而言，并于王畿后附论聂豹。择此七八人，以其各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阳明文本本身的一些问题，有些并提出了自己的非常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其最著者为颜钧，为何心隐，为罗近溪，为刘宗周。如颜钧“神道设教”之玄虚，何心隐道德他律之冷峻，罗近溪由“理念”而“信念”（对于“善”）的淳朴，刘宗周于“体”上探寻“过”、“恶”的因子。他们各自凭借对儒家道德哲学的敏锐的观察与思考提出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此四人中，三人隶属泰州，以王艮开其端也。王艮于阳明弟子中，可谓半路出家，而出身卑微，故其学说中绝少超越意识，即有超越意识，亦多属不自得处，是依样画葫芦。王艮之开泰州，可以说得之无心，然其后确实一代高似一代，至刘宗周，泰州已成为新一代的“显学”文本。当刘宗周欲重新于泰州之“荡越”中树立儒家的道德性命之学时，不得不面对泰州的“显学”文本，故表现为其义理，则过恶由隐微之“几”（所谓“意根”、“独体”都可以此“几”字当之）上见，工夫之“主静”却在于“善补过”。而王畿作为阳明“亲承末命”的得意弟子，于阳明自有其“调适上遂”的一面，但承阳明于“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弊”发挥下去，就最终脱离儒者之矩。黄宗羲以江右可补救龙溪之“弊”，依我看，此江右如其包括聂豹（黄宗羲也确实是以聂豹忝居其一），则不足补龙溪之弊。聂豹之“归寂”正是阳明由“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归谬”。黄宗羲作为哲学史家，自有其观察问题的敏锐处，亦不可避免其唐突。以哲学史家敏锐的眼光，能于义理上简单清楚地讲出理学家所要说明的问题，但问题的简化却带来了一些结论的唐突。就这一点讲，黄宗羲显然不如其师刘宗周深刻。
王阳明（1472——1528），字伯安，号阳明，名守仁，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宁波余姚）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心学的集大成者。曾筑室于故乡绍兴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阳明心学有三大核心命题：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心即理也，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宋代哲学家陆九渊提出“心即理也”，以及“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思想。王阳明在陆九渊的思想上，提出了“心即理也，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的理念。所谓心即理，王阳明认为“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天理就是人们所苦苦追求的圣人之道，就是宇宙间最高的“天道”。正所谓“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心即理也，可以说是阳明心学的逻辑起点。深层解析：王阳明当年在贵州龙场悟道，他所顿悟的“道”，是“吾心之道”。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一颗“本心”，这一本心实际上就是我们生命的本原。我们之所以具有各种各样的生命活动，能通过人的六种感觉：眼、耳、鼻、舌、身、意去认识世界，去分辨善恶，去做出各种是非判断和复杂推理，就在于我们具有这样一个“本心”。所以说，圣人之道原本就存于每个人心中，心外无理，故不必向心外去求什么，“吾心即道”。求理于吾心，就是“圣人之道”。
王阳明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是由王守仁发展的儒家学说。根据王阳明一生中的经历，其受到道家的影响明显多于佛家，但其终究不离儒学本质。阳明学，又称王学、心学，继承了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王阳明心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弟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其文章博大昌达，行墨间有俊爽之气。扩展资料阳明心学思想的价值在于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决了宋儒留下的‘万物一体’和‘变化气质’的问题…良知既是人心又是天理，能把心与物、知与行统一起来，泯合朱子偏于外、陆子偏于内的片面性，解决宋儒遗留下来的问题。阳明继承和发扬光大了中国儒学特有的人文精神。他提出‘仁者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要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他提出‘知行合一’，就是要创造人与社会的和谐；他提出致良知，就是要创造人与自身的和谐。阳明以不世出之天姿，演畅此愚夫愚妇与知与能的真理，其自身之道德、功业、文章均已冠绝当代，卓立千古，而所至又汲汲以聚徒讲学为性命，若饥渴之不能一刻耐，故其学风淹被之广，渐渍之深，在宋明学者中，乃莫与伦比。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王守仁 （明代思想家、军事家，心学集大成者）
阳明心学的主要观点：1、心即理也：即“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是万事万物的最高主宰，也是最普遍的伦理道德原则。2、“知行合一”的认识论：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实践密不可分。3、格物致知的修养论：格物致知，从而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致良知怎么理解致良知是王守仁的心学主旨。王守仁认为，“致知”就是致吾心内在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也就是自觉之知与推致知行合一的过程。因此“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需要做到格物致知。“致良知”是王守仁心学的本体论与修养论直接统一的表现。王守仁的简介王守仁又叫做王阳明，王阳明是明代思想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的主要作品有《王阳明全集》、《传习录》、《大学问》、《王文成公全书》等
我不知道明朝那些事儿，是怎么说这个问题的。首先说致良知，总的来说就是知行合一。对于心学，了解浅薄。不过你要对比这个二位人物，可能我说的意思还差不多。张居正万历首辅，百官之首。海瑞一代清官。对比这个两位历史名人的做事方法，你就会明白。海瑞为人刚正不阿，不畏权贵。曾经当教师的时候，就被称作海笔架。而后在官场上，经常得罪贪官污吏。而且还敢上书嘉靖皇帝，说当朝给皇帝治病的方士是。可谓是知行合一，懂得致良知的意思。而张居正这个人，他在万历年间荣升首辅。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中，因为当时的明朝已近是在走下坡路了。张居正上任就大刀阔斧的主张改革，而明朝当时已经腐败成风。很多高官大臣，甚至皇室宗亲都在其内。所以张居正在对皇室宗亲的贪污处理中，并非一味的处罚，而是要考虑到皇上和太后的面子。因为改革第一，不能因为一点小问题就影响到以后的大事。贪官一直都会有，主要是看你怎么去处罚或利用。我想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想说的就是。海瑞有治理一个部门的才能，而张居正却有治理一个国家的才能。而套用心学的话，来做个比喻。说明张居正更灵活，而海瑞则更耿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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