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你选择书本的性质来选择格式。参考文献中书籍写法格式：[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可选）。例如：[1]刘国钧，陈绍业。图书目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15-18。[2]黄钧，徐希博。 京剧文化词典[M]。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164。还要区分文章类型，根据不同类型有着不同的写法：1、期刊文章[序号]作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5]丁力，姜安丽，叶旭春。护理安全管理新思路[J]。解放军护理杂志，2006，6(11):18-22。[6]孟娣娟，绳宇。病人安全文化及其在护理管理中的应用[J]。中华护理杂志，2007，42(10): 942-945。2、专著、学位论文、论文集、报告[序号]作者。文献题名[M]。版次。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2]胡雁。护理研究[M]。第4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38。[3]李琳。住院烧伤患者综合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福州:福建医科大学，2009。[4]辛希孟。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国际研讨会论文集:A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扩展资料：列出参考文献的作用是论证作者的论点，启发作者的思维。同作者的实验结果相比较。反映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态度，亦为读者深入研究提供有关文献的线索。文献的类型有如下几种：参考文献类型：专著[M]，论文集[C]，报纸文章[N]，期刊文章[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A]。电子文献类型：数据库[DB]，计算机[CP]，电子公告[EB]。电子文献的载体类型：互联网[OL]，光盘[CD]，磁带[MT]，磁盘[DK]。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参考文献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格式①期刊文章[序号]作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5]丁力,姜安丽,叶旭春护理安全管理新思路[J]解放军护理杂志,2006,6(11):18-[6]孟娣娟,绳宇病人安全文化及其在护理管理中的应用[J]中华护理杂志,2007,42(10): 942-②专著、学位论文、论文集、报告[序号]作者文献题名[M]版次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2]胡雁护理研究[M]第4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3]李琳住院烧伤患者综合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福州:福建医科大学,[4]辛希孟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国际研讨会论文集:A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你这几篇全部是期刊文献，所以全部按照第一种修改一下就行了
忧郁是一种和谐优美的至纯意境。每每独入静室，聆听马斯奈的《沉思》，眼前变幻化出一个美丽的少女，低垂着秀发，紧抱着双膝，端坐在百叶窗下，黄昏的阴影一点一点的滑过她光洁的额头，滑过她微翘的鼻头，滑过纤纤素手。浓密的睫毛拢住两颗晶莹的星子，不知道是眸光还是泪影……忧郁便是轻轻拥围着少女的那一团氤氲、迷蒙的气息，是那一缕缕绕梁三日不绝的绵长音韵。忧郁，是一泓微波不澜的碧水，清澈见底幽幽映光。避开了轰然撞击的巨响，也避开了琐细繁冗的嘈杂；弃绝了惊涛拍岸的辉煌，也弃绝了源远流长的宏阔。或者又如一抹自然舒卷的轻云，不属于任何人工雕琢的形式，不掺杂任何外部矫情的装饰。忧郁，缓缓地放逐沉重的伤感，——拆开折叠的心事，深尝每一层次的深忧浅愁。不曾忧郁过的人，大概终不会懂得那份空灵虚静的思绪，不会悟得那份不足与外人道的心境。忧郁，是心灵之蕊散发的一脉暗香，一如雪里梅花，淡香悠远。“数点梅花天地心”。那种沐了天地间之灵气的清香令人久而不忘。忧郁，不是痛不欲生哀哀欲绝，更不是纵声呼号雷雨滂沱；忧郁是由痛苦、悲惝、哀怨、贫困、无奈等等淬砺而成的人生情感，是由种种际遇酿就成泪，在将泪慢慢沉淀入心底的过程。不曾忧郁过的人不会体验到人生的丰厚与深沉。忧郁，也是一份浪漫的情致。总难忘记芭蕾舞《天鹅之死》中舞者那舒缓、柔曼的姿态，难忘圣桑那首无比优美的名曲，它将其间的忧郁之美挥洒之极境：美丽的天鹅缓缓地倒在了湖面上，慢慢地垂下高贵的头，与生命作最后揖别。你从不轻易唱歌。只把绝响在心中隐藏。而对死亡，你才放声歌唱！这是神圣的忧郁。雪一样洁白，水一样清明，雾一样飘逸，梦一样淳美。长歌短句不足以道其幽渺，浓墨重彩不足以绘其隽永。忧郁美所在，正是这种高贵的生命情感的升华。生命的光华该是洒有一路欢歌笑语的无期之旅。然而，少了忧郁的点缀岂不是缺少些韵味，缺少些灵性吗。忧郁是美。
朋友你好，希望以下的美学论文对你有所帮助。(一) 在人类的审美实践中，忧郁体验曾经十分引人注目。尤其在十九世纪，争芳斗艳的浪漫主义运动正是在忧郁这面旗帜下列队聚集，形成了一种声势浩大的审美主潮。时至今日，那些多愁善感的故事迄今早已成为如烟往事。一个轻歌曼舞的世纪已来临，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哲学日益深入人心。但那曾经是如此地感人至深的忧郁体验，是否已离我们而去？“许多年过去了，曾经逗我们那样欢笑，自己也如此欢笑过的朋友们都逝去了”。诺安，笑的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87，5。当我们在阅读中同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不期而遇，便会发现那种莫可名状的体验仍在身旁。忧郁意识从未、也不会彻底离我们而去，如何对“忧郁”与美的关系进行真正深入的研究，这也仍是现代美学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忧郁意识曾经是人类诗性文化的源头，是造就艺术伟人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养分。俄国文学家契柯夫曾表示：“我的忧伤是一个人在观察真正的美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感觉。”转引自叶尔米洛夫，论契柯夫的戏剧创作，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179。有“幽默大师”之誉的俄国作家左琴科写道：“我一回想起我的青年时代就感到惊讶，我那时怎么会那么忧伤。一切到了我手里就黯然失色，忧郁寸步不离地跟踪着我。自当了作家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变，然而忧郁却一如既往。不尽如此，它光顾我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左琴科，日出之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7—11。在法国诗人克洛代尔看来，“创造行为”是一种“包含着真福与痛苦的混合物”。他在一篇散文里说：“为了让你懂得它，朋友，在一个阴郁的季节即将来临的时候，我将对你解说水的哀愁。”克洛代尔，认识东方，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86。在现代雕塑大师布德尔的身上，这种似乎是没来由的忧郁感更为强烈，他曾直率地承认，“我感到徐徐吹来的微风，弥漫着温柔和忧郁的情感”，而在这微风中，“美在弥漫飘逸，美在展拓扩散，美也在忧伤惆怅”。布德尔，艺术家眼中的世界，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19—94。但忧郁意识既能造就诗人也会毁灭诗人。据说历史上最后一位行吟诗人于1294年在西班牙的阿方索王宫去逝，他留下的临终之言是：“诗歌应该表现欢乐，但我在内心的忧郁压抑下唱不起来了。”房龙，人类的艺术上，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228。中国词人辛弃疾也说过：“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丑奴儿》) (二) 在某种意义上，艺术之道也就在于如何将忧郁体验成功地转化成审美的形式。事实表明，忧郁美向来是那些不同凡响之作的共同特征，置身于这些艺术杰作之中，我们到处都能感受到里尔克所说的那种“美得令人耳目一新的忧愁”。里尔克，里尔克如是说，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19。比如中国古代首部诗集《诗经》。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忧郁意识构成了这部诗集的美学特色，所谓“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诗经·魏风·园有桃》)。比如《诗经·王风》里的“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众所周知，按照权威的《毛诗序》里的解释，这是一位东周大夫凭吊西周故国遗址时所发的一番感叹，诗中流露的那种鲜明的忧郁意识在我国的诗性文化中开了“忧郁美”的风气之先。虽然也有学者为诗中并无明显的凭吊之意，而对此传统之说不以为然。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22。但有一点无可置疑：此诗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突出“心忧”这一行为本身，虚化具体的忧之内容。换言之，这其实是一首“忧郁咏叹调”，故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此诗的成功就意味着对忧郁美的独特意义的一种肯定。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小说的魅力也可以“忧郁美”来一网打尽。一位中国读者曾形容道：“他的作品中有一缕缕氤氲首尾的凄凉，构成了含蓄的悲剧美。”叶渭渠，川端文学的意义和价值，雪国·古都·千只鹤，序，上海：译林出版社1996。这无疑是中肯之见。读着那些优美的文字，品味其所反复表现的美的毁灭故事，你会明白伟大的卡夫卡的这段话的贴切与深刻：如果说艺术在其最基本的层次上就是对逝水流年的一种追忆，那么“美好的回忆掺进忧伤味道更好”。雅努施，卡夫卡对我说，长春：时代文艺术出版社1991，154。迄今已成为20世纪最佳小说之一的米兰·昆德拉的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更是一部以忧郁美取胜的作品。就像小说尾声部分所叙述的：当善良美丽的女主人公特丽莎历经艰辛终于如愿以偿地，在一座乡村酒吧里把头靠在了她心爱的托马斯的肩膀上时，“她体验到奇异的快乐和同样奇异的悲凉。悲凉意味着：我们处在最后一站。快乐意味着：我们在一起”。 沈从文的小说艺术成就显然也得益于对“忧郁美”的表现。正如美国学者金介甫教授所认为，倘若早期的“沈从文可能从郁达夫的小说中模仿了描写苦恼的陈词，但是截然不同的个性仍然在他情调忧郁的自传体作品中顽强地表现出来”。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64。迄今来看，以《边城》为代表的沈从文作品之所以能在现代中国小说史上脱颖而出，无疑就在于它们将作者早有认识的“美丽总是愁人的”沈从文，沈从文散文选第77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这一道理，作了十分成功的表现。对于这一点，已故著名电影明星格丽泰·嘉宝的魅力同样能够说明问题。曾几何时这位来自瑞典的女性技压群芳，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影幕皇后。诚如许多电影研究评论家已指出的，嘉宝的演技虽不错，但“她的名望却是靠她的美貌取得的”。然而正像作为电影美学开创者的匈牙利学者巴拉兹所说，只有美貌不可能对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都产生这样大的影响，世界上有许多绝色佳人，嘉宝自身的条件并不能使她登上这样一个绝顶的位置。在他看来，“嘉宝的美不只是一种线条的匀称，不只是一种装饰性的美。她的美还包含一种非常明确地表现了她的内心状态的外形美，这种美表现了某种特殊的、足以攫取人类心灵的东西”。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忧郁！巴拉兹指出：“嘉宝是忧伤的。她不只是在某种情况下为了某种原因才愁容满面。嘉宝的美是受难的美，这种忧伤的性质是很明确的：这是孤寂的忧伤，这是一个不苟言笑的贞女内心的高贵的忧伤。即使在她扮演水性杨花的女人时也是如此：她从远处投来忧郁的目光，注视着无尽的远方。”所以，人们之所以如此这般地赞颂嘉宝的美，只是因为“她所有的是美中之冠”；虽然世上美人无数，但“在我们的感觉里，嘉宝的美是一种更优雅、更高贵的美，这恰恰是因为它带有忧伤和孤独的痕迹”。巴拉兹，电影美学，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306—307。 (三) 因为大一同的社会理想永远只能是一种美好的乌托邦构想。“在这世上，一万个人中间只不过有一个老实人”，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第2幕第2场)里这句曾语惊四座之言，道出了一个只有上帝才能解密的真理。就像毛姆所说，“只要人是人，他必须准备面对他所能忍受的一切邪恶和祸患”，因为“恶的存在无从解释，它只能被看作是宇宙秩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无视它是幼稚的，悲叹也是徒然”。毛姆，毛姆随想录，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50。有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正不压邪优难敌劣自古亦然，美国学者麦克唐纳从现代经济活动里归纳出：“在文化流通中和货币一样，似乎也存在着格雷欣法则：低劣的东西驱逐了优秀的东西，因为前者更容易被理解和令人愉悦。”转引自“文学评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95，2，101。对此，我们只能理解为精神领域内的一种生态平衡，如同有美景必然有垃圾，有美食必然有排泄；“在自然界中，优胜的总是粗糙的生物组织。粗鄙的感情、肤浅的思想总是无往不利。一切纤巧的东西都以毁灭而告终”。左琴科，日出之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9。康德说过：“当我们看到人类在世界的大舞台上表现出来的所作所为，我们就无法抑制自己的某种厌恶之情；而且尽管在个别人的身上随处都闪烁着智慧，可是我们却发现，就其全体而论，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由愚蠢、幼稚的虚荣、甚至还往往是由幼稚的罪恶和毁灭欲所交织成的。”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6。马尔库塞一言蔽之：“假如艺术要承诺善最终必将战胜恶，那么，这个诺言就会被历史的真理所驳回。”因为事实上，“现实中的胜利者是恶，并且，善良不过是人们可能在那里找到短暂避难所的孤岛”。马尔库塞，审美之维，北京：三联书店1989，239。 从自然与生命的角度讲，事物的存在状况总是趋于有序性减少与组织化程度降低的方向。生命现象更是有其由盛至衰的发展周期，越是高级的组织结构越是要消耗更多的能量，因而维持下去的困难也就相应地更大。唯其如此，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第二定律指向一个逐渐均匀的未来，从人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悲观的未来。”托夫勒，科学的变化，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前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6。这突出地表现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上。雅斯贝尔斯说得好：“生命会腐朽。意识到这件事本身就是悲剧：每一次毁灭及导致毁灭的痛苦都来自一个统摄的基本实在。”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101。著名波兰人文学者柯拉柯夫斯基也曾提出：“死即一切。人类个体不可避免的消亡在我们看来是生存的终极失败。”柯拉柯夫斯基，宗教：如果没有上帝，北京：三联书店1997，147。由此而言，生命意识同样也是一种死亡意识，也即对生命的短暂性的悲伤，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人生体验。英国散文家赫兹列曾对此作过一番很好的表达，如同他所说：“我们阅读历史，眼前王朝倾覆、朝代更迭；我们感叹世事沧桑，往事如烟；我们思索着我们所生活的此时此地，我们既是人生舞台的看客，又是演员；眼见四季更迭，春去秋来，寒来暑往；我们亲历世态炎凉，快乐悲伤，美丽丑陋，是非短长；我们感受着大自然的风风雨雨，体念着这光怪陆离世界的离合悲欢；我们倾听着密林中野鸽的吟唱，游览高山大谷的风光；我们聆听子夜的神圣歌声，造访灯火通明的厅室或幽暗的教室；我们还置身拥挤的剧院，观看生活本身受到摹仿；我们钻研艺术作品，使自己的美感升华到顶峰；我们崇拜名誉，梦想不朽；我们眺望梵蒂冈，阅读莎士比亚；我们凝聚了古人的智慧思索着未来的时光；我们观看战争的骄子，听他们发出胜利的呼喊；我们穷究历史，考察人心的动向；我们追求真理，为人道的事业辩护；我们傲视当世，似乎时间与自然已把所有财富都堆在我们脚前。我们活着，经历着这一切，但是转眼之间，我们变得一无所有。”赫兹列，赫兹列散文精选，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65。 (四) 短暂是我们人类与地上一切的共同点，以自我意识渴望永恒而个体生命难以持久的冲突所引起的“存在之哀”，便构成了人类生命最为基本的生命体验。布德尔说得好：“作为一个人无论你是谁，你的生命存在都是稍纵即逝的。为了这短暂的存在你终日都在疲于奔命，在你周围大自然的一切都在摇摆动荡、更迭替变。宇宙间的万物都在进行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旋转。相比之下，你的一生充其量不过是刮过的一阵旋风而已。”布德尔，艺术家眼中的世界，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20—94。在这一点上，艺术家的敏感让古今中外的诗人们殊途同归：正如屈原在《离骚》有言：“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陛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拉马丁在其《巴亚湾》一诗里也感叹：“什么都变化，什么都过去／同样地我们也会过去／也不留下半点痕迹／就像我们这只小船滑行在海上／大海会把它的一切痕迹抹去。”由此可见，如果说喜剧感意味着为胜利所陶醉，悲剧性意味着对失败的正视，那么悲剧的美学品质通常会超过那些一般性的喜剧，而那些杰出的喜剧作品则都离不开悲剧的赞助。就像歌德所说：莫里哀是伟大的，他的喜剧作品跨到了悲剧界限边上。他的《悭吝人》使利欲消灭了父子之间的恩爱，是特别伟大的，带有高度悲剧性。 (五) 人们常将忧郁感混淆于一般的所谓哀怨与感伤，而事实上彼此并不能被相提并论。比如“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王安石《桂枝香》)。比如“歌舞尊前／繁华镜里／暗换青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萨都刺《念奴娇》)。比如“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杜甫《登高》)。比如“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凄凉”(苏轼《如梦令》)。以及“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杜丽娘)和“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林黛玉)等等。凡此种种在内涵意蕴与审美境界而言，其实都可以被归纳在晏殊《浣溪沙》中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两句诗里。这些诗与一般悲剧感的相同便在于其心仍“不甘”，区别则在于其虽不认同，但又因自觉回天无力反抗无效而归宿于“无奈”之中。故而作为单篇作品，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借贾宝玉吟林黛玉之作最为出色：“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莼噎满喉，照不尽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头，捱不明的更漏。呀！恰便是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倘若论最佳诗人，或许非亡国之君李后主莫属。如“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浪淘沙》)，和“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如“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和“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但这只是对悲痛的一种沉湎于其中的品味，没有作出任何形式的超越：无论是对于大自然的伤春悲秋之绪，还是对于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之情，诗人们所表达的主要也只是一种单纯的惋惜与难过之意。如同《传》所说：“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如“试细听莺啼莺语／分明共人愁绪／怕春去”(袁去华《剑器近》)，和“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秦观)。以及“多情自古伤别离／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秦观《满庭芳》)，和“日暮孤帆泊何处／天涯一望断人肠”(孟浩然《送杜十四之江南》)。作为其情感背景的，是对天长地久般好事长盛不衰好福长享不尽好命长生不老的超人仙境的渴望。这种与天地之道的无理性对抗毫无疑问是一条穷途末路，故而让人无比压抑；其所具有的哀怨、悲凄、伤心、愁苦之情虽能给人以一定的阴柔之美，但经受过久体验过多会让人难以承受，所以不仅需要作出某种消解而且也能够被消解。这便是彻底清除情感世界，让自己的生命毫无任何牵挂。就像唐代诗人王维所说：“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但问题是，如同真正的悲剧美在于对不幸的从容面对而非逃避，真正的悲剧享受在于对痛苦的承受而非消解。所以，当那种无奈之悲让我们从痛不欲生走向视生如死，审美意味也随着我们的痛苦情感的彻底退潮而名存实亡。这种矛盾对于具有诗人气质的生命主体是无法调和的，就像曾几何时，一边自慰着“死生无可无不可／达哉达哉白乐天”的白居易，一边又在坦白“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诗人所身临的这种生存困境事实上已向我们揭示出，千百年来一直为中国古人们所承袭传唱的那种悲伤哀怨之曲，内在地蕴有一种反美学的东西。它充其量也只是悲剧美形态里的下品。 (六) 作为一种审美现象的悲剧形态必须能给人以美的体验，为此，如何让受众能够承受住悲情与哀思是关键所在。一切让人走向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思想都并非真正的思想，而只是以思想的形式出现的伪思想；任何不能给人以希望的情感都是对生命的压抑，因而也都不具有真正的审美品质。唯其如此，正如鲁迅当年写作《药》的结尾时，在烈士“夏瑜”的坟墓上“凭空添上去一个花圈”，某种形式的乌托邦情景对于审美世界而言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因素。因为事情正是这样：无论科学主义世界观作何判决，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我们不会使自己顺服于如下的观念：终有一天我们都将消失。”这一人类学立场既是我们生命价值的根据地，同样也是人类审美事业的大本营。因为唯有这种乌托邦追求方能给予我们真正人性的温暖，使本无所谓“意义”的生命过程变得相对充实。所以乌纳穆诺指出：“美得自于同情。”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147—149。而最大的同情无疑莫过于给人以生存的勇气，所以审美体验不能是对现实生活的消极逃避，但却必须是对实际存在中的那种消极力量作出积极的超越。如果说一般的悲剧作品所采取的是“否定之否定”的形式，也即通过激发起我们的生命力来增强相应的承受力，以获取一种阳刚美的体验；那么忧郁美的产生则是通过减轻而非消解痛苦的方法来让受众便于承受悲情，以获得一种刚柔相济的美感。这也就是卡尔维诺所说的“轻”之审美价值，只不过这种轻如同象征派诗人瓦莱里所说，并非如羽毛般的没有真正值得一提的重量，而是指像飞鸟般地具有一种生命的自由轻快。 所以，真正的忧郁性总是与幽默感形成某种同盟关系，无非“忧郁是添加了轻松感的悲哀，而幽默则是失去了实体重量感的喜剧”。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5—14。真正的忧郁意识与通常那些大量的感伤哀怨情绪的实质性区别在于：后者是取自于生活的原汁原味的缠绵绯恻和不堪忍受的现实之痛，前者则正如普希金所说，是一种具有“暖色调”的“明亮的哀愁”，因而不仅因体现了较通常那种哀怨之情以更多的人性的温暖而让人能够承受，而且也因此而具有真正的审美品位。显然，如果说忧郁中的“哀愁”意味在于其对于美的毁灭的心理拒绝，那么其所具有的“明亮”色调则表现出它的这种拒绝的矛盾性，换言之，也即在作为否定的拒绝之中仍有某种作为肯定的认同。(七) 忧郁意识是一种更为成熟的生命体验。以“否定之否定”姿态出现的正统悲剧是对生命的负面力量的彻底对抗，从中表现出它对最终胜利的一种坚定的自信。这是忧郁意识所不具有的。当卡尔维诺指出：“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实际上是对生活中无法躲避的沉重表示出来的一种苦涩的认可，这不仅仅存在于他的祖国命定遭受的那种极度的受压迫处境，也存在于我们大家所处的人类命运之中，尽管我们可能要比他们幸运十倍、百倍，……我们在生活中因其轻快而选取、而珍重的一切，于须臾之间都要显示出其令人无法忍受的沉重的本来面目。”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4。与此相比，任何对“最终胜利”的简单自信都属于一种青春期现象。歌德有一句名言：长达一刻钟之久的彩虹就不再有人看它了。忧郁意识悲喜交集的复调性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所悲哀的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命流逝，而是生命必须(应该)这样流逝。因为它清楚地意识到只有这样，生命才能真正拥有其价值实现其意义，故而它在为生命流逝而悲之际也为其终于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而喜。正如黑格尔所说，不是善而是恶才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动力；康德也曾指出：当我们为现代社会的诸种破坏力量感到苦恼时应该看到，“没有这种非社会性的而且其本身确实是并不可爱的性质，人类的全部才智就会在一种美满的和谐、安逸与互亲互爱的阿迦底式的牧歌生活之中，永远被埋没在它们的胚胎里。因此，让我们感谢大自然之有这种不合群性，有这种竞相猜忌的虚荣心，有这种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和统治欲吧！没有这种东西，人道之中的全部优越的自然秉赋就会永远沉睡而得不到发展。一切为人道增光的文化艺术和最美好的社会秩序，都是这种非社会性的结果”。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7—9。 这同样也体现于人类的爱情生活。古往今来，虽然那些不幸的爱情故事一直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但回顾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真正具有回肠荡气的审美魅力的作品并不很多。相对而言，《梁山伯与祝英台》类型的“有情人难成眷属”的不幸遭遇固然催人泪下，但以一种忧伤旋律结束的《廊桥遗梦》似乎更能让人回味。因为同前者相比，后者对于人性的揭示无疑要来得更为深入。毛姆说得好：“人生最大的悲哀不是人会消亡，而是他们会终止相爱。”毛姆，毛姆随想录，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68。艺术大师毕加索也说过：在爱情上，拆散一对恋人固然是难事，但不管是多么美满的一对情侣，若是老让他们厮守在一起，恐怕更是难事。事情正是这样：“不论为社会、道德、美学、亲子、宗教甚至神秘的理由，我们都可能选择终生与同一伴侣共住，但我们的本能却会不停地向我们唠叨，再没有比找到新欢更刺激的事了。”艾黛，感觉之美，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311。比如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里的主人公光源氏，“对于女人，一经接近，爱情就会油然而生”。虽然他每次“意外圆缘”之后都会为自己的“疏狂成性”而不安，但这并不妨碍他仍一如既往地去做那些“不端之事”，继续随着岁月的流逝进行其“无聊消遣”。就像唐代诗人元稹，虽为悼念亡妻写下动人诗篇《遣悲怀》，这并不妨碍他依然从事“风月无边”的实践，乐于在风流场里与那些名妓相好。对这些现象进行道貌岸然的虚伪指责毫无意义，空洞地归咎于人之劣根性也不说明问题。概括地说，这正表明了人类生命永不停止追求的特点，就像里尔克在一句诗里所说：尝试，可能是人类生存的意义，而远离确实的范围，更是人类的悲哀及光荣。在某种意义上，“喜新厌旧”实乃人类文明的基本动力。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托马斯之所以能为萨宾娜和特丽莎这两位出色女人如此地爱，是由于他拥有活跃的生命力，这让他无法专注于其中的任何一位。萨宾娜认可了这个“美是一个叛逆世界”的原则，但她没意识到这个原则既能带给她快乐也能给予她伤害的两面性。特丽莎不认可这个原则，渴望与托马斯终生相伴，为此她甚至愿意成为托马斯“一夫多妻生活中的另一个自我”；但她明白这一愿望实现之日也是其破灭之时，因为真正甜蜜的爱情与平庸的幸福从来不能两全。所以当这一切随着一场意外车祸而结束，虽显得如此残酷但又是那么的幸福，我们为如此美好的缘份只有死神方能为其祝福而深感震憾。爱情如此，生命亦然。对人类的永生渴望，上帝从不理会这有其人类学道理。比如在小说《人都是要死的》里，作者波伏娃借因喝下了神秘之水而能够长生不老的男主角雷蒙·福斯卡的遭遇让我们看到，这一道教徒们的终极理想不仅并非真正的幸事，反而是让生命失去价值的蠢事。 (八) 在忧郁体验里我们意识到痛苦、不幸等那些负面现象所具有的正面意义。光源氏只有在美得令人心碎的紫上离开人世后，才能真正体会到自己对她的思念。美也正因其短暂性才成其为美，就像乌纳穆诺所说：“这一份如此展现的美，这一份瞬间的永存。”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119—123。但就像我们在理智上承认长生并不幸福仍不能停止对于长寿的追求，意识到痛苦的价值并不能因此就消除我们的痛苦：曾朝夕相处的亲人们的终于离去永远让我们思念绵绵，对“美只能以毁灭为代价”的认同，同样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心甘情愿地为其举行葬礼。在这里“无奈”从未消失，只不过不像在哀怨情绪中那样难以自拔。就像《诗经·小雅》里的“采薇”。根据通常的解释，这是一名长年出征在外的戍边士兵，在终于得以归家时的途中因所见所闻而产生的一番“内心独白”。虽然全诗共由六小节组成，但真正脍炙人口流芳后世的，只是末尾这一小节着重表现忧郁之情的诗句，即：“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饥载渴／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如果没有这段诗句，那么这首《小雅》不过是一首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其艺术境界与审美品质都会大打折扣。但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那位老兵在返乡途上会感到如此忧伤？为什么他不为终于踏上归途而觉得愉悦欢欣？无非人世间从没有纯粹的悲哀与幸福。戊边生涯虽不易但也并不都是痛苦的回忆，回家的感觉固然好但安居乐业又从何谈起。 所以雪莱说道：“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最美妙的曲调总不免带有一些忧郁。”雪莱，为诗辩护，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50。这道出了审美活动中所存在的这一生命悖论：一方面美的现象不属于“完美”，因为“各方面皆完美的事物既是完全的终止，又无任何不足，从而它对于欲望什么也没有留下”。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北京：三联书店1991，140。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阻止人们仍为实现完美的理想而努力，就像别尔嘉耶夫所说：“人的确不能不追求完美，即不能不向往上帝之国。”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182。因而依托绝望坚守信念这便是忧郁的力量与深刻，忧郁借此带 回答者：黑翼天使℃ - 魔法学徒 一级 1-12 0
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10月下旬，70多位来自大陆、香港、台湾及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专家学者云集“华夏第一王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参加在这里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形成的“意见书”中说：“建议尽早启动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作为夏商都城遗址群，共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 寻找夏文化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中国社科院二里头工作队的二层小楼装扮一新，“华夏第一王都”的大碑，也在工作队门口竖起，等待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为其揭碑。在专家眼里，这是一块分量很重的石碑，因为在二里头这个看似普通的村庄下，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过夏的繁荣和夏商王朝更替的壮阔史剧。 上个世纪，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这给了中国学者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希望能从考古学上寻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的本来面貌。寻找夏王朝存在的证据，成了近半个世纪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率队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豫西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偃师二里头被纳入学者的视线。这是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学术目标所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 此后，中国三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它是一处早于郑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规模的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 由于它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所以从发现至今，围绕它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其中最大的悬念是：它是夏都还是商都西亳。“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学术界也都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 20年前提出“二里头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时，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邹衡孤军奋战，如今，此一“异说”逐渐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年届80的邹衡先生说，“夏的存在与否，在国际学术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二里头遗址用事实证明了夏朝的真实存在。” 二里头：一个不断改写中国之最的地方 在皓发白首的专家群中，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显得年轻而有活力。正是这位在世纪之交接任队长的年轻博士，用他的城市（都邑）考古学理念，给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迎来了转型和振兴。这种理念着重于遗址的范围与城市布局、城郭遗迹的寻找、礼制建筑的发掘、中心遗址与周围其他聚落的关系等。 几年来，二里头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成绩：廓清了遗址的实有范围，找到了遗址中部的井字形街道、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还发现了宫城城垣，证实了宫城的存在。此外还揭露出部分二三四期宫殿建筑基址，发现一些有关遗址布局的新线索，获得一些包括大型绿松石镶嵌龙在内的珍贵文物。 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刘庆柱称，新发现证明这是一处经过缜密规划、布局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渊源具有重大的标尺性意义，为人们研究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国早期城市与宫室制度、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等课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说起二里头，许宏喜欢用5个“中国之最”来形容：这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发现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还发现了最早的车辙痕迹，将中国发明双轮车辆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把二里头遗址放到其出现前后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的每一项发现都牵动人心，并有理由相信，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还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之最出土”，对未来，许宏充满自信，“殷墟的发现曾震惊了世界，二里头将像20世纪的殷墟一样，引领21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 约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这一千多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这一变革可以用文明化、国家化或社会复杂化来概括，作为中华文明最早阶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诞生肇始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一个大的分水岭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此时，数百年异彩纷呈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即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而迅速崛起。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发现“龙图腾” 当刘庆柱揭开红色绸布、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复制品）展示在世人面前时，在场的70余名专家学者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最为精彩的一幕。 这件距今至少3700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被学者正式命名为“中国龙”，认为它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绿松石龙形体长大，总长70．2厘米，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至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 将之命名为“中国龙”的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鹏阐释了其中的原因：“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一件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其铭文将包括偃师在内的洛阳平原称为“中国”，意为“天下之中”。“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二里头遗址地处最早被称作‘中国’的地方，所谓‘天下之中’的洛阳平原，又是我国年代最早的‘中国’即第一个王朝都城所在地，那么，二里头遗址所见的龙，自然就是天经地义的‘中国龙’”，杜金鹏说。 虽然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有许多比二里头还早的龙的形象，如距今7000多年的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猪龙等，但它们跟秦汉以来的文化没有直接的联系，杜金鹏说，“从文化传统的亲缘关系上看，只有中原地区发现的龙，从夏、商、周到秦汉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讲，发现于二里头的龙形器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源头。” 杜金鹏说，偃师二里头被学术界推定为夏代都城遗址，而夏王朝被学者认为是中国第一个中央王朝，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龙文物，应该视为华夏民族共有的最早的龙图腾。 据龙的发现者许宏博士介绍，它是在二里头宫殿区一座高等级贵族墓葬中被发现的。当时，它被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髋骨处。这引起了专家学者对绿松龙的用途及墓主人身份进行种种猜测。杜金鹏推测，它是一个在红漆木板上粘嵌绿松石而成的“龙牌”，色彩艳丽，对比强烈，富有冲击效果，是在宗庙祭祀典礼中使用的仪仗类器具。 除了绿松石龙，二里头遗址还发现有其他与龙有关的文物，如陶器、铜牌饰上的龙图像，有的似蛇，有的脱离了原始形态的蛇形象，有爪有鳍。据目前所知，在全国现有250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集中出土龙文物的只有作为都城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且都是出土在宫殿区或其附近重要地点如铸铜遗址或祭祀区。专家认为，这表明二里头时期，龙文物的地位是显赫尊贵的，是与夏王和其他贵族密切相关的，龙已经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代表了王权，这种观念代代相传。 新的考古发现，使一度归于沉寂的中国考古界关于夏商分界的讨论重新出现新的兴奋点，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关于二里头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问题，持不同观点的学者都能从新发现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这完全是两个声音，但有一点值得放心，无论持什么观点，没有人怀疑新发现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说。“从新发现中，人们几乎可以触摸到中国第一个王朝的脉动了，”许宏说，但作为都城的二里头，它的内涵布局及其演变过程、它的文化面貌及其背后人们共同的社会生活与组织结构、它的族属国别以及人地关系等诸多课题，目前还只是粗线条的把握。就其族属和国别而言，目前的研究尚未超出推论的范畴，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问题的最终解明，仍有待于带有较多历史信息的内证性遗存比如文字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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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鲁班、张衡、蔡伦、毕升、李时珍……沈括，郭守敬，祖冲之等就拿蔡伦和祖冲之比较一下吧``到公元7世纪初期(隋末唐初)开始东传至朝鲜、日本;8世纪西传入撒马尔罕,就是后来的阿拉伯,接着又传入巴格达造纸术的发明,不仅是书籍制作材料上的伟大变革,而且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祖冲之祖冲之（429～500）。南朝宋齐间著名数学家、科学家。字文远。范阳遒（今河北涞水人）。在数学、天文、历法、机械制造等方面均有重大的成就。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推算出圆周率的值在1415926和1415927之间，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值精确计算到小数点后第七位的数学家，并提出了的约率22／7和密率355／113；而德国人鄂图到1573年才达到这个水平，比欧洲早了一千多年。因此，人们把密率又称为“祖率”。他编制的《大明历》，首先考虑到岁差问题的计算，规定一年为24281481天，对于日月运行周期的数据比当时的其他历法更为准确。在机械制造方面成就也很大。所著《缀术》和《九章术义注》，均已失传，还著有《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注》，并有《祖冲之集》51卷，其著《述异记》（有人云为南朝梁任坊所作，但唐魏征等编《隋书志》、后晋刘熙修《旧唐书经籍志》和宋欧阳修、宋祁等编《新唐书艺文志》均题为祖冲之所作），为志怪书之杰作。
名誉会长：顾秀莲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游德馨 福建省政协原主席会长 张晓琳： 全国政协委员、《求实》杂志社原总编辑 常务副会长 袁新立 ： 原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副会长孙凌平(女) ： 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副巡视员王扬南：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中国职教学会院校技能竞赛工作委员会主任张明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老干部局副局长（正师级）孙建国 ：中国科学院离退休干部局局长，中国老年大学协会教学工作委员会主任史学忠：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原党委书记，天津市老年人大学常务副校长周同战：周同战：中共黑龙江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协党组原副书记、副主席，黑龙江省老年大学协会会长、省老年大学校长俞恭庆：上海市教育局原副局长，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原副巡视员、党组成员，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第五、六、七届国家督学，上海市老 年教育协会会长，中国老年大学协会远程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黄瑞林： 中共福建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协原副主席，福建省老年大学协会会长、省老年大学校长蒋如铭：江西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江西老年大学协会会长、省老年大学校长杜英杰：中共山东省委老干部局副局长，山东老年大学校长，山东省老年大学协会会长，中国老年大学协会宣传工作委员会主任周辉义：中共湖北省委老干部局副局长，湖北省老年大学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省老年大学副校长林元和：广州市第十一届政协主席，广东省老年大学协会副会长、广州市老年干部大学校长鈡旭秋：重庆市政协原常委、社法系主任，重庆市老年大学协会会长、市老年大学校长魏高良 ：中共陕西省委老干部局巡视员，陕西老年大学校长李向玉：澳门理工学院院长秘书长: 臧伟洋（女）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人事部原主任常务理事：王丽娟(女) 方 玲(女) 任宝洋 刘 刚 刘建同 刘静纯(女) 孙国武 孙建国 孙凌平(女) 严兴敬 杜英杰 杜学芳(女) 李向玉 邱茂叶 何天维 汪晓微(女) 宋海渭 初世俊 张明刚 陈乃林 林元和 周同战 周辉义 赵臣图 赵 军 赵 强 郝天喜 查 苏(女) 钟旭秋 俞恭庆 袁新立 高登云 黄瑞林 龚宁川 渠 崎 蒋如铭 温义生 蔡慎言 臧伟洋(女) 魏高良老年教育学术委员会主任： 陆剑杰宣传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 杜英杰远程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 俞恭庆教 学 工 作 委员会主任： 孙建国
今年牵扯到扩招等政策变化，所以会晚一些，耐心等待吧，觉得有希望就赶紧先复习着吧
有很多。例如钱学森(1911——)中国现代科学家。祖籍浙江杭州，生于上海。留学美国并在近代力学奠基人卡门指导下从事火箭研究工作。1955年回国后投身于开创中国力学、航天事业等工作。他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学部委员、力学研究所研究员、第一任所长，中国力学学会第一任理事长等。李四光(1889?971)地质学家。湖北黄冈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1919年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从事古生物学、冰川学和地质力学的研究。竺可桢(1890——1974年),我国代气象事业和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邓稼先钱伟长，1913年10月生，江苏无锡人。袁隆平，农学家、杂交水稻育种专家。江西德安人。1930年9月7日生。1953年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历任研究员、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农科院名誉院长、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长期从事杂交水稻育种理论研究和制种技术实践。1964年首先提出培育“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法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设想并进行科学实验。1970年，与其助手李必湖和冯克珊在海南发现一株花粉败育的雄性不育野生稻，成为突破“三系”配套的关键。1972年育成中国第一个大面积应用的水稻雄性不育系“二九南一号A”和相应的保持系“二九南一号B”，次年育成了第一个大面积推广的强优组合“南优二号”，并研究出整套制种技术。1986年提出杂交水稻育种分为“三系法品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两系法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到一系法远缘杂种优势利用”
利益相关，社科大新闻学学生。是的，我们学校名师真的超级多啊！！真有你想不到，没有你看不到！！我是媒体学院，我就先介绍媒体学院的老师了。李捷老师（求是杂志原社长）现在为我们上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这门课程。冷淞老师（上学期为我们开设影片读解）是大家熟悉的各大芒果台综艺的制片人之一啊！黄楚新老师（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媒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新闻学研究室主任）上学期的大众传播通论、季伟民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等等等等。真的很多了除了本学院之外，人文学院的赵汀阳老师、李红岩老师、魏道儒老师、谷振诣老师、党圣元老师、井玉贵老师、徐钺老师等等等等；经济学院的蔡昉老师（形势与政策第一课）、程恩富老师（为我们上马原的政治经济学部分）、张宇燕老师、张晓晶老师等等等等。（这是赵汀阳老师的讲座）我本人就只了解这些，但是真的很多名师！！
近日，某杂志总编辑张路等一行四人到我校问交流。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孔一鸣，学校相关单位有关同志及专家学者出席交流座谈会。 座谈会上，张路简要介绍了杂志社报刊的有关情况，并希望进一步加强与我校有关专家学者的沟通和联系，提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办报办刊的质量，为促进我国社会科学的进步、发展和繁荣作出积极的贡献。孔校长代表学校，对张路一行来学校表示热烈欢迎，祝愿双方在今后能更好开展合作交流，促进学校科研水平的提升。 会上，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了学校科研情况，与会的专家学者分别就各自研究的科研项目、研究的方向及相关学科的前沿学术问题与来宾们进行了交流。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一名在读学子，我非常自豪的来回答一下。社科院有40个研究所，每个研究所都有一大批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学术大师，社科院大学成立于2017年，我们每个所的老师都会去社科大（研究生院）上课，现在重点介绍部分名师。一、法学研究所1、王家福 王家福，男，1931年2月生，四川南充人。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曾任八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评审组成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法经济法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顾问。王家福，人称“中国法学界的一面旗帜”，50多年的治学生涯中，他驰骋于民法学、法理学、人权理论等领域,亲身参与并推动了新中国的法治事业。现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法学所研究员、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王家福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推动依法治国的理论创新者”。（改革开放100人唯一入选的法学家）李步云李步云，男，1933年生，湖南娄底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被誉为中国“法治三老”。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会委员，中共中央党校、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荣誉委员、行为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比较法研究会顾问。曾任《法学研究》主编。梁慧星著名的民法学家，每年会来校讲课几次，也可以考他的博士。孙宪忠著名的民法学家，物权法专家，带研究生和博士，给研究生上课。其他名师还有学部委员李林、陈甦、刘海年、王叔文、杨一凡，十大中青年法学家有莫纪宏、熊秋红、张生、谢鸿飞、林维、信春鹰等人，法学界有影响力的还有王晓晔、崔勤之、刘仁文、陈泽宪，邓子滨，朱广新、张广新，张军、周汉华等等老师。二、历史所史学界很有名的学术大师有朴宪群、杨奎松、汪晖、杨生茂、刘邦义许檀、虞和平、马勇、赵现海、万明、于沛、黄道炫、史金波、杨振红、徐秀丽、蒋大椿、左玉河、杨天石、汪朝光、陈启能、王建朗、崔志海、李细珠、朱荫贵、张海鹏等等我这里列举的是目前还在上课的大师，很多大师退休了就没与列举出来。历史所大师云集，刚成立了中国历史研究院，对中国历史学研究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三、考古所考古研究所成立于1950年8月1日，是中国科学院建院伊始组建的研究所之一，后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基本任务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田野考古为基础，应用包括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内的各种方法，并结合古代文献，揭示史前及各历史时期不同类型文化遗存的内涵、特征、性质及其相互关系，进而对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考古学研究，探讨古代社会发展演变的进程和规律。同时，开展对古代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历任所长为郑振铎（1950年）、尹达（1959年）、夏鼐（1962年）、王仲殊（1982年）、徐苹芳（1988年）、任式楠（1992年）、刘庆柱（1998年）、王巍（2006年）。目前考古界大师有陈星灿 王 巍 冯 时 白云翔 朱岩石 许 宏 李裕群 杜金鹏 施劲松 赵志军 袁 靖 傅宪国 王震中 齐东方 赵 辉 任式楠 张显清 陈星灿 吴耀利 安家瑶 李健民 白云翔 乌 恩 殷玮璋 孟凡人 李伯谦 朱凤瀚等大师。四、经济学部经济学部也是有众多的经济学家，比如樊纲、蔡昉、张卓元，李扬，汪同三，程恩富、张宇燕、王一鸣、余永定、刘世锦、张晓晶等著名经济学家。我目前听过以上大部分经济学家的课或者讲座，老师们是真的厉害。以上就是四个研究所的名师，当然这只是众多大师中很小的部分，比如还有大家熟悉的王小波妻子李银河是我们社会学所老师，如果大家有兴趣，欢迎多来蹭课噢~谢谢~
中国人民大学把《中国社会科学报》归为核心期刊。还有《人民日报》理论版文章也算。
八点整，我准时收看了中央一套播出的2010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晚会。 总共有十个个人获奖，他们分别是“科学泰斗”钱伟长，“信义兄弟”孙水林、孙东林，“玉树铁汉”才哇，“雷锋传人”郭明义，“舟曲之子”王伟 ，“草原曼巴”王万青，“英雄翁婿”王茂华、谭良才，“三栖尖兵”何祥美，“最美”洗脚妹刘丽以及“警界保尔”孙炎明。另外还有三个特别奖，分别是海地地震中遇难的八位维和英烈；铁道部K165次列车乘务组；中国志愿者群体。 他们的事迹都非常感人，让我禁不住潸然泪下。尤其是孙水林、孙东林兄弟俩生死接力给农民共发放工资的传奇故事更是感人至深。这让我想到了那些平凡而又不凡的人们，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奉献，这种精神不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吗？还有“雷锋的传人”郭明义，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工地管理员，收入一点都不高，全家人住在一个只有四十多米的小房子里，他却帮助了100多个孩子，累计捐款12万元，他还获得了54本捐血证书，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捐款基金会，在视频的最后，他一边抽泣着在一边说，我会永远做下去的，虽然有酸甜苦辣，但我挺过来了，会继续走下去的，一定会！ 我们一定要把这种精神继承、发扬下去，让感动如江河一般川流不息，让感动如大海一般汹涌澎湃，让感动如甘露一般滋润我们的心田，也让我们感动身边的每一个人！
昨晚，《2011感动中国》播出，当看到王茂华，谭良才三次冲入火海勇救6名孩子时，泪水总是止不住地流下来，他们本不在现场，是听到消息赶去的，如果第一次冲进去是本能，责任，第二次呢？是果敢，豪气，那第三次，就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了。 王茂华是一名教师，他不但火海救人彰显其英雄本色，医院救护时，在全身98%都烧伤时，疼痛可想而知，在一个多月的抢救时间里，他多次植皮，截肢，身体和心理上的负荷难以预料，可王老师竟一声未吭，不喊一声，不叫一声，只为了妻儿不要牵肠挂肚，撕心裂肺。这个真正的男子汉把一切都背起来了。 王茂华！真英雄！ 王茂华是一个80后，事迹发生后，他被授予革命烈士五四青年奖章等等荣誉，他的行为目的不在于此，否则他不会付出生命。可他的行为却向世人证明了80后的豪情。在长者眼里，80后及以后的孩子们是垮掉的一代，可在多事民族的灾难面前，80后们一个个一次次谱写了一笔笔大写的人字。他们有很多不足，但他们同样有一颗热爱祖国人民的赤子之心。 王茂华是一名教师，普普通通的教师，教师是什么？是撒播爱的使者！他用他的壮举完成了他的使命。 谁说如今的社会诚信缺失，孙水林、孙东林兄弟就用他们的行为告诉人们什么叫“守信”，为了如期发放工资，孙水林搭上了一家五口的性命后，弟弟毫不犹豫接过接力棒，继续兄长未完的事情，因为帐单丢失，孙东林让大家说多少给多少，不够自己补，他们的举动无疑给很多人上了一堂意义非凡的人品课。 其实，我们的世界一直是阳光明媚的，只是我们的眼睛有时看到的只是乌云，而在别人眼里，或许我们也是那块乌云，所以，即使我们做不了阳光，也可以试着做一片追随阳光的彩霞，不要总是一团想着遮挡阳光的乌云。只要努力，一定可以的！你说呢？
郭明义，男，1958年12月生，辽宁鞍山人，1982年复员到齐大山铁矿工作。1996年至今，任齐大山铁矿生产技术室采场公路管理员。 入党30年来，他时时处处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每个工作岗位上都取得了突出的业绩。从1996年开始担任采场公路管理员以来，他每天都提前2个小时上班，15年中，累计献工15000多小时，相当于多干了五年的工作量。工友们称他是"郭菩萨"、"活雷锋"，矿业公司领导则称因郭明义使整个"矿山人"的精神得到了升华。他20年献血6万毫升，是其自身血液的10倍多。2002年，郭明义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鞍山市第一批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2006年，郭明义成为鞍山市第一批遗体和眼角膜自愿捐献者。 1994年以来，他为希望工程、身边工友和灾区群众捐款12万元，先后资助了180多名特困生，而自己的家中却几乎一贫如洗。一家3口人至今还住在鞍山市千山区齐大山镇，一个80年代中期所建的、不到40平方米的单室里。
钱伟长——一位科学泰斗，一腔赤子情怀。他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意有祖国。他说：“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我从不考虑自己的得与失，祖国和人民的忧就是我的忧，祖国和人民的乐就是我的乐。”他用六十多年的报国路诠释了自己一直坚持的专业：爱国。爱国，这是任何一位华夏子孙都需要永远铭记的一番伟业！孙东林、孙水林兄弟——他们为尊严承诺，为良心奔波。“新年不欠旧年账，今生不欠来生债”，这是他们永远坚持不变的信条和信念，同时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兄弟两20年坚守承诺，被人们赞为“信义兄弟”。2010年9月，孙水林、孙东林兄弟入选“中国好人榜”。 言忠信，行笃敬，古老相传的信条，需要我们每一位去坚守。才哇——玉树上永远的康巴铁汉。一名普普通通的村干部，他勇于担当、勇于承担，因为他知道有一份责任压在自己的肩上。对乡亲有最深的爱，所以才不眠不休，对生命有更深的理解，所以才不离不弃。他是一位铁打的汉子，是高原上一幅最悲壮、最美丽的风景！郭明义——被誉为“雷锋的传人”。他20年鲜血6万毫升，是自身血液的10倍多；他先后捐款12万元，先后资助180多名特困生，而自己的家中却几乎一贫如洗。工友们称他是“郭菩萨”、“活雷锋”。但是一份份的幸福感和荣誉感却使得他成了人们心中的“好人”，一位“大好人”。王伟——一名普普通通的武警中队副队长，但却成了“舟曲之子”。因为他是人民的脊梁！五百米的距离，这个战士没有回家，那个最漆黑的夜晚，他留给自己一个永远不能接起的电话，留给我们一种力量。没有在最重要的一刻成为妻儿的肩膀，但却在最重要的一刻成为人民的坚强脊梁。爱人——爱所有的人！王万青——一位神奇的草原曼巴。四十载流年似水，磨不去他对理想的忠诚。虽然是一位上海人，但40多年来，他视藏乡为故乡，视牧民为亲人，克服重重困难，全心全意为牧民群众解除病痛，得到了广泛的尊敬和爱戴，书写了一段藏汉水乳交融的民族团结佳话。他是一位“仁者”，因为他“被需要”，而这正是他追寻的快乐和幸福的感觉。王茂华和谭良才——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一位普通的农民，他们在烈焰之中筑起了人间的大爱。一对狭义翁婿，在火海中三进三出，为人们讲述了什么是舍生忘死，什么是人间挚爱！他们是舍己为人的英雄，他们弘扬了人间的善与爱。何祥美——他是一位神兵，是一位三栖尖兵。他百折不挠，百炼成钢，能上九天，能下五洋，执著手中枪，百步穿杨，胸怀报国志，发愤图强。百战百胜，他是兵中之王！他用青春、热血和忠诚，把自己的军旅生涯书写得既精彩又壮美。刘丽——一位最美的洗脚妹。从2006年起，刘丽通过厦门市妇联在同安一些中小学校展开一对一资助，资助人数也从最初的7个至10个，到现在固定的37个。她把赚来的钱几乎都资助了贫困学生，还号召数百位好心人加入她的爱心团队。虽然有人说她“傻”，但更多人认为——她是中国最美的洗脚妹。因为是内心的善良，让她身上有了圣洁的光芒。孙炎明——警界的保尔，一位普通的看守所民警。他被确诊患上脑癌，先后动过三次大手术后说道：“我的生命延续一天，就要把工作干好一天！我的工作对象是一个特殊群体，能在有生之年，多挽救几个误入歧途的人，是我最大的心愿”……可每当身体稍好一些，他就主动要求上岗工作，被同事们尊敬地称为警界的“保尔柯察金”。 他现在做的就是快乐工作、快乐生活，奉献自我、不留遗憾！特别奖三个：中国驻海地维和人员——地震造成八名中国维和人员伤亡，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他们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维和英雄，浩气长存”。K165次列车乘务组的英雄列车——是巨大的事故中竟然无一人伤亡，创造了奇迹，也铸就了辉煌。中国志愿者团队——奥运会有你们的身影，世博会有你们的身影，广州亚运会也有你们的身影。你们在影响他人的过程中也造就了自己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