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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的要求是什么。任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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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中最具独创性的理论。 （2）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实践的开始。毛泽东从理论上分析认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红色政权产生和存在的最基本原因；良好的群众基础、向前发展的革命形势、相当力量正式红军的存在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红色政权产生和存在的主客观条件。 （3）革命根据地是革命武装斗争的战略基地；武装斗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土地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 （4）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必要性在于：第一，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在内部没有民主，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没有和平斗争的条件，只能走武装斗争的道路。第二，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而中国革命的敌人又占据中心城市，革命只能在农村发动集聚力量，最后夺取政权。 （5）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有重要意义：第一，在实践上，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被证明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惟一正确道路。第二，在理论上，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第三，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斗争中，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问题的典范。 希望对您有帮助，望采纳，您的采纳将是我们回答的动力
必要性：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内无民主制度而受封建主义的压迫。外无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的无产阶级根本不可能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先在城市经过长期的、公开的合法斗争，然后再组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中国无产阶级政党要战胜强大的敌人，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只能是武装斗争，以革命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相应的主要组织形式必然是军队。近代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可靠的革命军和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的敌人虽然建立了庞大的反革命军队，并长期占据这中心城市，而农村则是其统治的薄弱环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将工作中心放在农村，在农村长期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只有把农村建设成先进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才能与占据这中心城市的敌人进行长期有效的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夺取城市，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意义：第一、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城市向农村的历史性转变。第二、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胜利。第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第四、是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第五、它自始至终贯穿的基本思想就是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对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摘要我所要研究的课题是“中国医药批发企业现状与发展”。对一个医药批发企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药品的来源和销售，每个医药企业都有固定的供应商和一定的营销手段，药品的供应需要医药物流的支持，而销售呢，就需要医药销售的支持，所以医药批发企业的现状与发展，是随着医药物流和医药销售而走的。然而，在进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后，我慢慢的对企业有了一定的了解，知道了一个医药批发企业如果想做大做好，就要运用网络，建立医药电子商务，这样医药批发企业才会有更好的发展。最后，我根据自己的个人看法，对医药批发企业的发展趋势做了几点归纳，本次我要做的课题的目的和意义是：随着医药行业的发展，医药批发企业也孕育而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而医药批发企业又是药厂与医院、药店的连接线，所以，医药批发企业的现状和发展再医药行业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同时，本次所做的课题，让我深刻地了解了医药批发企业现状与发展。使我对医药批发企业有了一个深刻的了解。同时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关键词：医药物流、医药销售、医药批发企业、医药电子商务
佛教自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深受儒家、道家的影响，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逐步走上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道路，一步步中国化、民族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1)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除了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时代契机，应有思想文化本身的根据。笔者认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内在机制是文化选择与重构。选择和重构是同一机制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蕴含，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两种文化的融合。 作为外来文化形态的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首先归因于文化选择机制的作用，即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选择。 第一，文化选择的根本依据在于需要与价值的契合。 佛教要在中国生存、流传，必须取得中国社会政治和传统文化的认可、宽容和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也需要佛教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营养和补充。而佛教具有满足这种需要的独特价值： 宗教价值。中国人宗教的观念、感情淡漠，这与本土宗教发展不充分、不完善相关。中国人首先是把佛教作为宗教引进的。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传来说记载：“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2)遂有西行求法之举。在初传时期，中国人以固有的宗教信仰眼光视之，即把佛教看作神仙方术之一。如汉楚王刘英把释迦牟尼与黄帝、老子并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词”(3)。正如朱黼说：“三代以上，不过曰天而止，一变而为诸侯之盟诅，再变而为燕秦之仙怪，三变而为文景之黄老，四变而为巫蛊，五变而为灾祥，六变而为图谶，然后西方异说，乘其虚而诱惑之。”(4)佛教的传入，给中国人的宗教生活注入了新气息。对于佛教的宗教价值，封建统治者深知：“若彼愚夫、愚妇，理喻之不可，法禁之不可，不有鬼神轮回之说，驱而诱之，其不入井者几希。”(5)哲学价值。佛教既是一种信仰方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一般说来，宗教以信仰为基础、以解脱为目标，重体验亲证；哲学以知识为根据、以真理为终的，重概念分析。但二者的矛盾和对立，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往往又相融相通。费尔巴哈指出：“十分明白：哲学或宗教，一般地说，亦即撇开它们独特的区别来说，乃是同一的，因为思维者和信仰者是同一的实体，宗教的形象也就同时既表现思想，也表现事物。的确，每一种一定的宗教，每一种信仰方式，同时也是一定的思维方式，因为任何一个人决不可能相信一件实际上与他的思维能力或表象能力相矛盾的东西。”(6)佛教虽强调信仰，却终究不能不以某种方式诉诸理性，从而表现为人的思想和行动。佛教以哲理为基础，宗教信仰建筑其上，宗教信仰和哲学思辨紧密结合。佛教作为宗教唯心主义，从本质上说是和科学、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但其中包含了辩证法颗粒和唯物主义因素，尤其是一些范畴闪烁着人类智慧的火花，其哲学思辨水平要高于其他任何宗教。梁漱溟将宗教分为两个等级，唯有佛教处于最高一级。(7)恩格斯也高度评价了佛教的辩证法因素，认为佛教处于人类辩证思维发展的较高阶段上。(8)中国古人重直觉轻分析，不重视理性的思辨和构建严密的体系，“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精神是不充分的。这样，佛教便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引力和魅力。田昌五指出：“佛教之所以久传不绝，关键在于它有自己的一套哲理。它既是宗教，又是哲学。就印度和中国佛教史来看，它的盛衰是与其哲理的发展程度分不开的。其哲理得到发展，它就盛行于世，其哲理得不到发展，它就要衰落。”(9)佛教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学艺术等价值。 第二，文化选择的主要表现在于包容与适应的协调。 中国传统文化面对佛教的传播、发展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和同化力，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而鲜明的主体意识。中国文化经过长期“如琢如磨”的发展，已经逐步走向成熟。两汉时虽“独尊儒术”，但并不能真正做到“罢黜百家”，而且在儒家内部也分化为不同的学派。文化的多元性正是其生命力所在。陈独秀认为：“盖文化之为物，每以立异复杂分化而兴隆，以尚同单纯统整而衰退，征之中外历史，莫不同然。”儒家思想适应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和封建宗法伦理关系的需要，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人文主义和道德理论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也是抵制、同化任何外来思想的核心力量。“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李斯语）中华文化犹如大海，它是不会拒绝江河的汇入的。有了这种恢宏之气，是能够正视自身和外来文化的长短优劣，取寸之长补尺之短，而不会视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文化交流和碰撞，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佛教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同化，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主要体现在：对封建政权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出世的僧人高于在世的俗人，僧人见了王者不跪拜，这种“无君无父”的主张与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形成了尖锐冲突。一些佛教领袖深知王权的重要性，提出了不少主张予以适应。如法果吹捧当时的统治者“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10)道安也认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1)虽有象梁武帝这样的统治者力图使佛教国教化，但神权始终未能摆脱对王权的依附。对宗法伦理的适应。佛教作为外来文化有着与本土文化大相径庭的背景，许多原始教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和名教纲常相抵触。为了适应中国伦理道德观念，在《六方扎经》、《善生子经》、《善生经》等佛经翻译中，通过选、删、节、增等手法，作了相应的调整。如佛典原本《对辛加拉的教导》列举了作为妻子的五项美德：“善于处理工作”，“好好地对待眷属”，“不可走入歧途”，“保护搜集的财产”，“对应做的事情，要巧妙勤奋地去做”。汉译则作了修改：“一者夫从外来，当起迎之；二者夫出不在，当炊蒸扫除待之；三者不得有淫心于外夫，骂言不得还骂作色；四者当用夫教诫，所有什物不得藏匿；五者夫休息盖藏乃得卧”。(12)中国宗法家族系统提倡“夫孝，德之本也。”(13)“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4)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家族伦理的轴心和维持家族组织结构及秩序的重要杠杆。佛教通过翻译经典，撰写文章，注疏《盂兰盆经》，举行盂兰盆会，举办“俗讲”等，大力宣传孝道论。如孙绰宣扬出家修行是更高的孝行：“父隆则子贵，子贵则父尊。故孝之贵，贵能立身行道，永光厥亲。”(15)对鬼神观念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佛是人不是神，虽有超凡的智慧和能力，并不能主宰人世的吉凶祸福。传入后佛、菩萨、罗汉等都成了能飞行变、住动天地的神仙至人。印度佛教讲业报轮回，但并没有主体。传入后接受了灵魂不灭的观念，把不灭的灵魂作为轮回的主体，把不断的神性作为解脱的根据，迎合了中国人的心理需求和文化观念。如慧远宣扬三业、三报、三生的因果报应思想，提出不灭的神（灵魂）是承受果报的主体，并用薪火之喻来论证神不灭。中国人根据因果报应论以有神论看佛教，而慧远的说法是其典型论述。 第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文字在文化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佛教传入之初，必须依附中国传统文化。初而依附传统的神仙方术，被视为九十六种方术迷信之一。早期来华的僧人也采用流行的神仙方术手法，附会宣传，吸引徒众。如安世高“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16)，昙柯迦罗“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该综”(17)。继而依附道家及玄学，称之“佛道”。当时中国人释阐佛经多用“格义”方法，即把佛理与玄儒两家的学说范畴相比附。这不利于准确地把握佛教理论，外来佛教经中文讲译，而消融于古汉语的思维形式中。如“如性”范畴格义为“本无”、“真如”，被视为派生万物之本原，与本义“如实在那样”相去甚远。鸠摩罗什已意识到这一点：“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18)但这在两种文化文流、选择之初是不可避免的，今天的翻译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这也不全是坏事，对于佛教在新的文化氛围中传播进而融合具有积极的意义。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创造，形成了既综合中印文化而又不同于中印文化的新学说，开创了一种新的思想境界和文化形态。 进一步来看，在依附和“格义”背后有更深刻的思维模式问题。不论是名僧还是一般徒众，必然是以中国人的“眼光”看佛教，这就是文化背景、思维模式或“主体的认识图式”问题。即使人们主观上竭力避免偏见、成见、定势，客观公正地理解佛教，而实际效果上还是摆脱不了“中国人”的烙印，排除不掉头脑中长期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方法、两种现象同时存在，在佛教中“我注佛经”与“佛经注我”同样存在。中国佛教学者大多先受儒家学说洗礼，再经道家思想熏陶，然后接受佛教理论，这以两晋南北朝时代最为突出。如慧远在追忆自己思想转变过程时说：“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19)僧肇也说：“尝读老子《道德章》，乃叹曰‘美则美矣，然期栖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后来读《维摩诘经》，“欢喜顶受，披寻玩味，乃言始知所归矣。因此出家。”(20)他们这种知识结构形成的程序和层次，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和左右他们对佛教思想的理解和把握，从而对两种文化的融合汇通产生重要影响。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重构机制是指在文化选择基础上，双方力图按自己的模式去建构、塑造、规范对方，并相互吸收、相互促进，最终创造出民族化的中国佛教和融汇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第一，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范畴、命题和理论探讨了相同或相近的问题，作出了相同或相近的回答。这首先成为两种文化的结合点，成为融合、重构从可能到现实转化的中介。由此两种文化的融合、重构才逐步展开。 从总体上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通性或相似性在于二者都是一种独特的人学，都对人、人生作出了独到的哲学观照。中国传统文化洋溢着浓厚的人文主义气息和韵味，传统哲学是一种社会政治、人生伦理哲学，它始终把热情投注在人、家庭、社会上，寻求道德上的和谐与完善。孔学的核心是人学，孔子的最大贡献是把中国思想界的着眼点“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开了中国人文、人本思想的先河，此后中国思想之河便沿着这一渊源流淌着。而佛教作为宗教，其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人的绝对本质、人的上帝就是人自己的本质”，“神学的秘密就是人学。”(21)马克思说：“宗教是那些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22)佛教包括宇宙观、人生观、伦理学、认识论等多方面内容，但这些并不是等量齐观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包融于人生观和伦理学之中，是为人生观和伦理学服务的，都是为论证人生解脱的因与果的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佛教也是一种独特的人学。这样，双方便找到了对话的基础。从微观来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相通或相似之处。如，关于佛性与人性。中国传统文化所讲人性主要是探讨人类异于、优于禽兽的特殊属性；佛教所讲佛性主要是探讨众生成佛的根据、条件。两者异中有同，人性论讲人性的善恶，佛性论也讲本性的善恶，在内涵上有相似处。佛性论虽以一切众生为本位，但讲众生主要是就人而言，因此佛性论蕴含了人性论。大乘佛教一般是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也有主张一阐提没有佛性的，这相类于性善性恶之争。无论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倾向于主张人性平等、人人都可能实现理想人格，“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主张也承认人性平等，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佛性论与人性论的相通导致中国佛教从善恶方面讲佛性，如延寿认为：“若以性善性恶凡圣不移，诸佛不断性恶，能现地狱之身；阐提不断性善，常具佛果之体。若以修善修恶就事即殊，因果不同，愚智有别。修一念善，远阶觉地；起一念恶，长没苦轮。(23)关于“六度”与伦理。大乘佛教认为没有众生的解脱，就没有个人的真正解脱，所以提出“救苦救难”、“普渡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等，将以个人修习为中心的戒定慧三学扩充为具有广泛社会内容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体现了大乘佛教的伦理道德观念，一“大悲为首”、“慈悲喜舍”作为佛教道德的出发点；二“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作为僧侣的行为准则；三“自利利他”、“自觉觉人”作为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思想基础，这与儒家如出一辙。难怪佛教学者常将五戒与五常相等同，如契嵩认为：“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24)，“儒所谓仁、义、礼、智、信者，与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无我、曰智慧、曰不妄言绮语，其目虽不同，而其所以立诚修行善世教人，岂异乎哉？”(25) 第二，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大量的互补因素，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种文化的相互补充，成为文化重构的重要动因和初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完善自身，佛教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所得，有所取，补充是相互的双向的。但外来文化、本土文化不同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二者的交融中，佛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补充是主要的，如果一种外来文化只能“索取”不能“奉献”，那注定不能被认同和接受。佛教具有较高的哲学思辨水平，在人生的本质、人的认识能力、世界的本原本体、彼岸世界等问题上，对中国传统哲学作了相当精细的补充或予以某些启迪，推动中国传统哲学提出了新的范畴、命题和方法。如时空概念，“《易》有太极，《老》言自然，《周易》首创‘乾坤’二卦，《淮南》始标‘宇宙’之名。从此时空概念渐趋明确。自佛学输入，名相分析日益繁富，”佛学输入了“世界”概念，“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时间起于刹那，空间别于极微，时间则通三世，空间则统十方，较之旧说，更为圆满。”(25)佛教也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吸取了营养，如竺道生首唱“一阐提亦可成佛”，正是儒家“穷理尽性”和“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启迪的结果，他还直接用“穷理尽性”来解说《法华经》的“无量义定”(28)，而他“入理言息”、“得意忘象”的思维方法则来自道家和玄学。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比较圆满的信仰方式，也刺激了本土宗教信仰的发展。方立天认为：“道教的成立有其多方面的深刻原因，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些人对外来的佛教反感，作为对佛教的反应，中国原有的阴阳家、神仙方术和巫术等汇合一起，形成了道教以与佛教相抗衡”(16)。佛教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因素，增强自身对中国社会的适应力和对广大徒众的吸引力。如康僧会吸收元气说来宣扬神不灭论：“魂灵与元气相合，终而复始，轮转无际，信有生死殃福所趣。”(29)慧远引黄帝的话来论证形尽神不灭：“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30)印度佛教本不重视也不清楚自己已往的确切年代和传法世系，但传入后，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反映到佛教中来，佛教依照世俗宗法的继承关系，建立了一套法嗣制度和财产继承制度。任继愈在论禅宗时指出：“禅宗思想中国化，首先在于使生产、生活中国化，把小农经济的机制运用于寺院经济生活。其传法世系，也力图与中国的封建宗法制相呼应，寺主是‘家长’，徒众是子弟，僧众之间维持着家庭、父子、叔侄、祖孙类似的传法世系”，“这也是受南北朝到隋唐以来中国封建门阀世系谱牒之学的影响的反映。”(31)另一方面，儒家依照佛教法统提出了自己的道统说。韩愈首先提出儒家传道系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文武以是，传之周公、孔子”(32)。佛儒道三教自然有不同的功能，但在为封建集权制度服务上却取得一致。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封建统治者对待佛教象对待本土宗教一样“为我所用”，在此问题上不存在华夷之辩、主客之分。各代思想家也极力宣扬这种功能上的一致。慧远指出：“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相同”，“内外之道，可合而明”，“虽曰道殊，所归一也。”(33)。南朝宋文帝认为：“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34)。隋文帝赞誉灵藏说：“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35)契崇主张：“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36)实际上，统治者鉴于儒教治世、佛教治心、道教养身的不同功能，自唐太宗始行三教并行政策，后来不同时期虽有所偏重，甚至出现“武宗灭佛”，但三教并行总趋势并没有改变，唐宋之际形成三教合一思潮。在宋明理学形成前，“三教合一”主要指三教以不同功能共同服务于封建宗法制度。 第三，不同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新形态的形成、创造，成为文化重构的最高表现。在一定发展阶段，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成为佛教最显著的表现形式，反之亦然。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为中国文化发展开创了多方面可能。汉代，儒家取得独尊地位，但其哲学思辨特别是本体论发展并不充分。魏晋时期以道家思想阐释儒家名教的玄学兴起，谈本论末，说无讲有，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从宇宙生成论向本体论转变。由于玄学的强大影响，直至东晋后期，以空（无）为中心的般若学始终是佛学的主流。总体上说，道安时代的般若学是依附玄学、玄佛合流的产物。按基本论点差异可分心无、即色、本无三派，其矛盾分歧大体上与玄学贵元、崇有、独化各派呼应，并未超出玄学的水平。随着独化论的出现名教与自然关系问题已圆满解决，玄学走入穷途末路，时称“不能拔理于向郭之外”。姚秦时期，鸠摩罗什带来的大乘般若学从根本上冲击了传统的思维方式，这集中体现在僧肇对三派性空理论所作的批判和超越。他认为三派讲空不得要领，都把无有绝对对立，各落一边。他则从万物无自性故不真，不真故空的境界理解有无，不落两边，求乎中道。僧肇般若学把玄佛合流推向顶峰，也是玄佛合流的终结，是佛教中国化和中国哲学本体论发展的新阶段。此时，竺道生经独立思考，孤明先发，首倡阐提成佛之说，此说正是在般若空义思维方式基础上，吸收、发掘中国传统人性论和直觉思维方式的深厚底蕴构建的佛教哲学体系，是佛教理论的自身完善，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佛性论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至隋唐佛教中国化基本完成，形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佛教宗派。这些宗派提出了许多与印度佛教不同的命题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如禅宗以心性论为核心，将其与本体论、成佛论结合起来，是对中国传统心性论的重大发展，对宋明理学有着深远的影响。理学濂、洛、关、闽各家，无一不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双向重构的最后完成。从此，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发生质的变化，统治集团以儒教代替佛道二教的思想渐占上风。史浩认为：“盖大学之道，……可以修心，可以养生，可以治世，无所处而不当矣，又何假释老之说耶？”(37)这种口气和眼光明显有别于韩愈以来排斥佛老的儒教人物，表明儒教力图拥有绝对权威。佛道思想家也从不同角度推崇儒教，甘愿辅助，道教佛教进一步儒教化。知礼认为：“凡立身行道，世之大务。虽儒释殊途，安能有异？必须先务立身，次谋行道。”(38)智圆自号“中庸子”(39)，契崇撰《中庸解》五篇盛赞儒家中庸之道。理学形成后三教合一的实质是合于理学了。 综上所述，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有其内在根据和必然。在文化选择和重构机制作用下，通过吸引、适应、调和、共存、互补、创造等环节，由点到面，自浅入深，逐步融合，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和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多自己看资料自己尝试着写,你拿别人的东西,总归是别人的,不管是实物还是思想,你自己吃透了,才是自己的
对不起，没空给你做作业。谢谢
从两次鸦片战争看中国之变迁与发展内容提要：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后，进入了近代的进程，并且随之发生了众多的变化。两次战争之后，广大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侵入的不断深化，几近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权利的不断扩大，带给了古老中国无休止的战火。这两次战争究竟在那些主要方面影响了中国？中国的社会进程又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本文重点描述了这些。关键词：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自然经济、洋务运动、海关一、两次战争，一种命运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以发生在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同时这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走私贸易，让接连遭受1825年和1837年经济危机的大英帝国尝到了不小的甜头，源源不断地白银流入大英帝国的国库，正如梭伦所说：“财富催生饱腻，饱腻催生暴行”，大英帝国迫不及待的将侵略的坐标插入了中国的版图之上。与此同时，国库的亏空严重地影响了大清帝国的收入，军备海防废弛，政治腐败，清廷不止一次的下令查禁鸦片，但英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利用行贿和走私等手段，继续罪恶的鸦片贸易，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官员和所有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1]1839年6月3日至21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公开销毁英、 美等商人呈缴的鸦片21298箱[2]。英国殖民主义者再也坐不住了，1840年2月英国内阁正式决定发动侵华战争，4月英国国会正式通过，6月由英国全权代表懿律（GElliot）统率4000侵略军，乘舰船40余艘到达广东海面并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此时，清廷的腐朽衰落在此展露无疑，统治阶级中的妥协派占据了主导，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查办；沙角、大角、虎门炮台相继失守，定海、宁波、镇海相继被攻陷，跋涉重洋的侵略者让战火在古老的东方国度持续燃烧了两年零两个月，最终于1842年8月29日，以中方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结束。自此中国不再享有完整独立的主权，中国社会开始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09年水深火热的日子！当中国国内太平天国起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法两国在美俄的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新一轮的侵略战争，并以此来扩大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利益，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0月，广东水师在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了12名海盗，英国侵略者借口此事件进行干涉并伴以武装挑衅；同年，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派葛罗（BJBLGros）率军来华，暗中与英国侵略者结盟并联合美俄构建了四国联合战线。1857年12月，英法侵略者攻陷广州；1858年5月，侵略军攻陷大沽、天津，此时侵略军的炮筒直指紫禁城！腐朽的清王朝急忙派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去天津向侵略者求和。1858年6月26、27日，清廷分别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11月8日，英法又逼迫清政府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如此顺利而不加条件反对的签订条约，让英法侵略者的贪欲无限的膨胀，1859年6月20日，英法联合发动大沽战役，这场突如其来的没来由的战役，让清军措手不及，只能被迫还击，马克思在论述这场战役是指出：“中国当局不是发对英国使节前往北京，而是反对英国武装船只上驶白河。……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他率领一支法国武装远征队强行驶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就算是中国人必须接纳英国的和平公使入京，他们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国人这样，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3]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人性的贪念让他们将圆明园洗劫一空，并放火焚烧。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将“万园之园”化为一堆堆败瓦颓垣。参与焚烧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戈登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4]1860年10月，无力抵抗的清廷由奕出面与英法侵略者签订《北京条约》，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两次鸦片战争，古老的东方国度——中国，在清朝统治者的带领下，驶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千万万中国人民都面临着一种命运——用枪炮和鲜血来换取国家的主权独立与民族自由！二、两次战争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两场久远的战争，中国耻辱的近代史序幕就在一阵阵枪炮声，一声声呐喊声中拉开了。此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带着资本主义的各类成果来到了中国，从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一）、海关行政管理制度及政策变化两次战争用武力叩开了中国的国门，在此便不得不先谈一下清代海关的变化。早期，清政府对西方各国基本上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当英皇派遣使团出使中国，试图与清政府建立相对开放自由的贸易关系是，当时执政的乾隆皇帝一口回绝，理由倒也简单：“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5]可是现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用武力口开中国国门，而且用凶残的暴力将中国的海关自主权硬生生地剥离，更有一些殖民主义者敏锐地察觉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列强共同争夺的国家中建立一个完全殖民地性质的海关机构，事实上是很难行得通的。”[6]咸丰九年（1859），在海关司税李泰国的紧逼下，清廷将总税务司升格为中国海关行政的最高首脑，并委任李泰国为近代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这位大英帝国的海关代表，不仅“霸占”了中国海关的最大权利，还在其任期内将司税改为税务司，税务司的实际地位就相当于各地海关行政之最高长官。此外清廷的海关系统还包括：海政局、同文馆和邮政局。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武力、利诱官员等手段进一步控制了清廷海关大权，为其倾销工业产品，掠夺原材料及初级产品提供了便利。(二)、清政府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英国为首的侵略势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了中国封建政权。英、美、俄、法等国的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此时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加速相适应是封建政权的显著地买办化。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本身的变化上说，一批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并与外国侵略势力关系更密切的买办化官僚产生了，即所谓的洋务派。他们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扩大本集团的势力，开展各种洋务活动。前期，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官僚军阀，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所谓的“自强新政”。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高昌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由因国人马格里督办的金陵制造局。但这些企业大都工作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即筹建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师）。后期，从70年代初期开始，洋务派从军事工业转而举办一系列民用企业，以供应军用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以“求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72年在上海创立的轮船招商局，1876年筹办的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派所办新式企业均为官僚商办企业，也是北洋系买办官僚所凭借的经济体系。洋务派兴办这些企业的目的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来维护封建统治，并增强本集团的实力和财富。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实际上就包含着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7]中国的资本主义在这些企业中缓慢的成长。（三）、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自然经济自春秋战国时期确立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到清朝也延续了两千多年，并在国家的整个经济部门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农业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因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衰落的状况；另一方面表现为外国资本入侵的冲击下，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化的道路。”[8]1840年后频繁的国内国外战争，不仅耗空了国库，而且让各省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依赖着大量土地的小农经济发展迟缓，而耕种技术长期的落后，更加速了其衰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曾在最初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有过顽强的抵抗，但时间短收效差。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各国的权益扩大和侵略活动的加强，陈旧的封建经济难以抵抗强大的新兴的的资本主义，开始了普遍解体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是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9]其解体的具体表现为：1、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与农业的分离。从鸦片战争，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家庭手工业棉纺织业由于外国廉价机制纺织品的轻笑开始广泛解体。（小生产与机器大生产难以竞争）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以耕织结合为主的自然经济解体。“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引起的重大变化就是堵死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是解体后的农村经济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10]2、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农业产品商品化发展主要表现在茶、桑、烟草、豆类和罂粟等种植的扩大和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以罂粟为例：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输入合法化，腐朽的清政府完全丧失了禁烟能力，却鼓动农民种植罂粟以增加税收。1856年，罂粟在云、贵、川三省已经“连畦接畛”了；苏皖浙省，年产烟达73万担，烟田2303亩；山西几乎“无县无之”；东三省“种罂粟者不下十之六七。”[11]粮食商品化程度，是考察自然经济状况的重要标志。鸦片战争后，地区经济作物的广泛扩种占用了原有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导致该地区对于外地粮食的需求大量增加；并且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和商埠经济的发展，粮食的需求量也同时大增，“从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年（1840-1894），全国粮食商品率友10%增长至16%；然而这一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却是外国资本主义破坏城乡手工业和加紧掠夺农产片，尤其是所需要经济作物原料的结果。”[12]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内，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倾销下，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尤其是棉纺织手工业开始解体，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不得不依赖于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购买者；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原料掠夺下，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扩大，广大农民又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中国农业经济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 （四）、其他方面以上着重分析的几个方面，是两次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历史影响较为长远和深刻的方面，下面来描写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下依然存在的几个其他方面。在洋务运动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批商办企业，如：1866年的上海发昌机器厂，1873年的继昌隆缫丝厂，1878年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等，这些企业构成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端。另一方面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使得中国产生了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他们形成了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并在此后30年的时间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另外在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效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后逐步发展为维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 五、结束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饱经了109年战火纷争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过上自由和平的生活。但是久远的战争不是只能活在我们的回忆当中，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谨记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尊自强，从此永不遭受如此屈辱。让我们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学术论文是指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预测性上具有的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也就是在新的课题研究成果、创新、见解的一种记录)其显著性的特点包括： 科学性 创造性 理论性 平易性科学性主要是指：作者必须在理论上不得带有个人好恶的偏见，不得主观臆造，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中引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创造性主要是指：科学研究是对新知识的探求。创造性是科学研究的生命。学术论文的创造性在于作者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提出新的观点、新的理论。理论性主要是指：学术论文在形式上是属于议论文的，但它与一般议论文不同，它必须是有自己的理论系统的，不能只是材料的罗列，应对大量的事实、材料进行分析、研究，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一般来说，学术论文具有论证色彩，或具有论辩色彩。平易性主要是指：指的是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科学道理，不仅要做到文从字顺，而且要准确、鲜明、和谐、力求生动。学术论文的格式：标准格式：标题(20字以内) ->作者->工作单位(院系处室)->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作者简介(100字内)->联系方式(电话)；（详情见例文）详情 登录 华腾期刊网
国学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周代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国学，又称国故，可译“GuoXue”（音译）、“Sinology”(意译，指中国学，汉学，因无别于汉族学而有争议)。狭义的是指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广义主要是根据胡适:“中国皠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说法而拓展外延和内涵，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因此，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标化和学术成就，包括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另外国学还指学府，如太学、国子监。国学也是一门学问，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920年代始盛。简而言之，国学，就是中国学，就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明。此后朝代更替，国学逐步由小学演变为高等学府。 到了清末，国学成为国家最高层次的学校。“庚子义和团一役以后，西洋势力益膨胀于中国，士人之研究西学者日益众，翻译西书者亦日益多，而哲学、伦理、政治诸说，皆异于旧有之学术。于是概称此种书籍曰‘新学’，而称固有之学术曰‘旧学’矣。另一方面，不屑以旧学之名称我固有之学术，于是有发行杂志，名之曰《国粹学报》，以与西来之学术相抗。‘国粹’之名随之而起。”（王淄尘《国学讲话》，世界书局于1935年）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到“国粹”一词。1902年秋，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创办《国学报》，“以保国粹为主义”，使用了“国学”一名。几个月后，梁启超又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多次提及“国学”。章太炎则于1906年9月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其“广告”云：“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 至此，“国学”一词在中国也 到清末民国时期,西学东渐、文化转型,关于"国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 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章太炎在其《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 吴宓认为：“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 胡适则认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胡适由于当年在学术界的地位高大，因此他的观点影响范围最广。现代一般人对“国学”的理解，大多沿革于胡适。 现在,国学又可称国故，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构成了恢弘的经、史、子、集四部。 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编撰于乾隆年间，由当时的纪晓岚、王念孙、戴震等等一流学者完成。“四库”指经、史、子、集四部，“全书”指所收都是全本。 经部——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群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石经类”、“汇编类”，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注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名著。其中儒学十三经：《周易》、《尚书》、《周礼》、《礼记》、《仪礼》、《诗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史部——史部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汇编类”，重要书目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战国策》、《宋元明史纪事本末》等等。 子部——子部分为“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丛书类”、“汇编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耶教类”、“回教类”、“西学格致类”，重要书目如：《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尹文子》、《慎子》、《公孙龙子》、《淮南子》、《抱朴子》、《列子》、《孙子》、《山海经》、《艺文类聚》、《金刚经》、《四十二章经》等等。 集部——集部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词曲类”、“闺阁类”，重要书目如：《楚辞》、《全唐诗》，《全宋词》，《乐府诗集》、《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等等。 目前汕头大学王富仁教授提出了“新国学”概念,他认为新国学就是适应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需要提出来的，"新国学倡导中华文化的整体观念，说胡适很行，同样也不否认鲁迅的伟大，各种文化的对立不要看得那么重，每个部分都是不可缺少的",它视中国文化为一个结构整体，是包括中国古代学术和中国现当代学术在内的中国学术的总称。"新国学强调的就是：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个整体，谁也缺少不了谁。" 我的国学观（千秋悠客） 首先，我认为国学乃是一种社会科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他的研究范围首先是在中国文化方面，涉及中国文化的各个版块。 他跟文学艺术乃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文学不是国学、历史也不是国学，艺术也不是国学。所以单纯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历史作品，他们本身并不是国学。国学是学术性的、理论性的东西。就像文学理论是理论，而文学作品并非理论一样，文学家是文学的创作者，理论家是对文学作品进行解剖分析的研究人员，他们从事的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作。一个重在创造，在想象，而一者重在科学的分析、研究。他们互为素材与主题的关系。文学、艺术、历史等，以及其他文化现象，乃是国学研究的对象。他们本身不叫做国学著作。而对他们研究而写出的著作才叫做国学著作。 接着看国学的研究对象。 国学的研究对象，除了对传统的经、史、子、集的研究外，他还包括由此延伸出来的朴学、训诂学、音韵学、古文字学、古典文献学、图书版本及辩伪学、文物鉴定等方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学体系。那么这算是古典国学吧。要研究现代中国文化的，也可以称为国学。可以是现代国学。比如把现代文学、现代历史、佛学、宗教、马克思主义、进化论、存在主义等等思想融入到了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些文化现象，都可以成为国学的研究范围，当然这方面现在还没有严格的区分。我这里也就不深谈了。 再看国学成就的评价标准。 国学强调的乃是科学性、逻辑合理性、学术严谨性。艺术性与思想性不是判断国学成就的主要标准。 艺术性与思想性乃是判断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准。不适用于国学范畴。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国学著作里面感受出他的艺术性与思想性，比如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里我们能感受到他的艺术色彩，从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像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知几的《史通》，从形式上看，都具有艺术性的特点。但是，艺术性不是判断国学著作优劣的主要标准。就像钱穆，是典型缺乏文采的一位国学家，但是丝毫不影响他的国学成就，因为他在作品中表达的观点，提供的材料，都属于非常成熟的。比较准确的表达了他的意思。 那么思想性是不是判断国学水平的标准呢？同样不是重要标准。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我们强调的是论点、论证、论据的相关性，如果论据不能成立，那么再冠冕堂皇的论点，都是低劣的。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蔡元培的《红楼梦索引》刘心武的“秦学”，都只是一场场学术闹剧。我们不能说康有为的改良、蔡元培的革命不对，但是他们妄改事实、牵强附会，对于学术来说，是牛头不对马嘴。所以才有后来的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对康有为的辩伪，才有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胡适也因此被认为是踩着蔡元培成了红学家，但学术强调的是严谨，就是这样六亲不认的。认理不认人。）假如我们因为钱穆辩伪而影响康有为改良学说的传播，胡适考证而影响了蔡元培革命学说的传播，那么那只是他们在社会效应上产生的结果。但是在学术方面，并不能因为他们产生的社会效应而颠倒黑白。比如说刘心武的“秦学”引起了红学的普及，这是他的社会效应，但这社会效应是不是就代表了“秦学”的科学性严谨性呢？是不是就代表了“秦学”的成就呢？不是的。也许有的结论或理论根本不能成立，但他在一个时期因为手段的创新性和思想的先进性而引起了大众的追捧，但并不能证明他就是对的。正如花费数年研发的产品，会毁于一句并没认真论证的谣言一样。你能说明这句谣言比数年的研究实践，他们写出的学术论文，更有价值吗？更正确吗？显然不是的。
虽然都说是国学，但是国学中的一切都跟历史有关，如果想要学习国学，建议从历史开始，春秋战国到近代都看一遍，先把握一个整体的脉络，然后再从中提取兴趣点开始学。国学在生活中的影响方方面面，比如吃饭的筷子，就跟国学有关系。
一、社会概况 魏晋南北朝是个社会动荡乱离的时代，分裂割据，战争不断，朝代更替频繁。其政治统治的突出表现是门阀士族垄断政权，寒门庶族倍受压抑。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表现为：1．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开始动摇，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儒家的经学已不再是文人思想学术的唯一追求，但其影响依然存在。2．以《老子》、《庄子》、《周易》为主体的玄学广泛流行，带来了文人的学术思想、人格行为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正如钱穆《国学概论》所言：“魏晋南朝三百年学术思想，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个人自我之觉醒，是已。”文学的自觉是以人的自觉为底蕴的。3．佛教亦广泛流布，并与儒、道思想渐进交流融合，并逐渐本土化。儒、释、道对这一时代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形态都产生了或轻或重的影响。 二、文学概况 1．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自觉的突出标志是： （1）学术思想的多元化及以老庄为主体的玄学的风行，带来了文人思想观念的解放和个体人格精神的自觉，使文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中挣脱出来，走向了广阔的天地。道家哲学的自然旨向和人格的自由精神，是文学自觉的最基本的思想源泉。 （2）文学创作的文学性。在文学的创作心态中，淡化了文学的政治倾向和社会的功利目的性，强化了文学的本体性和文学的审美趋向。文学创作开始趋向于个性化和风格的多样化。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风格、形式，都显示了多姿多彩的特点。 （3）文学自觉最显着的标志是文学理论的自觉。而理论的自觉，又是在人的自觉和创作繁荣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众多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就是这种理论自觉的产物。在文学本体论、创作论、体裁论、风格论等诸多方面，都有卓著的建树，又促进了文学创作的自觉和繁荣。 2．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在诗歌、散文、辞赋、小说、文论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继承、变革与创新使文坛上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1）诗歌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是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次大丰收。五言古诗的创作达到了鼎盛，四言诗也有异响，七言诗初创并有所发展，从乐府、古体到齐梁新体，众多作家、不同流派、各种风格，形成了异彩纷呈的诗歌艺术世界。 建安诗坛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以慷慨悲凉的主旋律奏响了时代的乐章。曹操以乐府古题写时事，四言诗又独具一格，慷慨悲凉，气韵沉雄。曹丕有“文士气”，“便娟婉约”（沈德潜《古诗源》），且七言诗首发嚆矢。曹植是第一个致力于五言诗创作的诗人，也是建安诗坛最杰出的诗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钟嵘《诗品》）。七子驰骛诗坛，骋才使气，使五言之作蔚然走向高潮。 正始诗歌以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为代表。正始诗歌变建安诗歌忧患民生、抒写政治理想为抒写个人的苦闷忧愤的情怀，变建安风骨慷慨悲凉、清新刚健的格调为正始之音的隐晦曲折、远旨遥深的风格。阮籍《咏怀诗》、嵇康《幽愤诗》体现了这一时期诗歌的特点。 西晋诗歌，太康前后是诗歌的繁荣时期。“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是这一时期的杰出诗人。陆机和潘岳的诗歌代表着西晋诗歌的主流诗风，讲究形式，趋向骈偶，描写细腻繁富，辞藻华丽。左思以寒士愤懑不平的心态唱出了愤世之音，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左思风力”。西晋末东晋初，刘琨英雄末路的悲歌和郭璞游仙咏怀，亦能自成一格。 东晋诗坛，玄言诗歌兴盛，许询、孙绰是玄言诗的代表人物，其诗“皆平典似道德论”(《诗品》)。谢混、殷仲文初涉山水，稍变玄言。惟独大诗人陶渊明，以平淡自然的诗风，一洗玄言风气，开田园诗之先河，使五言创作别开生面。 南北朝诗坛，“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元嘉诗坛“颜谢”齐名，谢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颜诗若铺锦列绣，雕缋满眼。谢灵运开山水诗派，颜延之启文人雕饰之习。鲍照诗歌承汉魏风骨，俊逸豪放，奇矫凌厉，尤其擅长乐府诗，还使七言歌行体的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颜、谢、鲍，世称“元嘉三大家。”齐梁时代采丽竞繁，诗体渐变，永明体形成。周颙发现四声，沈约创“四声八病”之说，永明诗人始用格律。永明体诗歌的代表作家是“竟陵八友”，其中以沈约、谢朓成就最高。谢朓又以山水清音凌越群友之上，写得婉转自然，清新流丽。永明体为唐代律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梁陈宫体诗以永明新体写闺闱，叙艳情。在梁简文帝萧纲的倡导下，庾信父子、徐陵父子和刘孝绰等一大批宫廷诗人应声附和，陈后主陈叔宝、江总等踵武尾随，一时靡声柔曲充斥诗坛。但他们讲究词采、声律、对仗的写作方法和新颖独到的言情主张，在诗歌史上亦有一定的意义。北朝诗坛有“北地三才”，即温子升，邢邵、魏收，亦擅名一时。庾信、王褒人北后一变宫体，凌云健笔，萧瑟苍凉。 南北朝民歌风格迥异。南歌柔媚婉转，北曲质朴刚健。南有《西洲曲》，北有《木兰诗》，双璧辉映，代表着南北民歌的最高成就。一曲《敕勒歌》，亦成为流传千古的绝唱。 2．魏晋南北朝辞赋的创作，虽无汉大赋的恢宏气度及雄霸文坛的地位，但叙事、咏物、抒情小赋亦别见情趣，名篇巧制不绝于时。魏晋时期，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向秀《思旧赋》、潘岳《闲情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均为传世名篇。此时，模拟汉大赋的余波尚存，左思、潘岳、谢灵运等均有篇制。而左思《三都赋》更是引起“洛阳纸贵”的轰动。南北朝时期，鲍照《芜城赋》、谢惠连《雪赋》、庾信《哀江南赋》、江淹《别赋》等，也是上乘的作品。 3．魏晋南北朝散文，在形式与题材上都走向了更广阔的境界。政沦、史传、记游、书信、章表、志铭等繁多体式，广泛地叙写着生活中各类题材，或谈玄论理，或叙人传事，或写山描水，或寓志抒怀。但总体潮流是散文的骈俪化，并终至推出了具有时代代表性的骈文体式。 三国时期的散文具有形式自由的特征。曹操的书信表令语言简练，清俊通脱。曹丕、曹植的书表体散文流丽酣畅，情采多姿，情味隽永。“七子”中孔融体气高妙，阮瑀书记翩翩，陈琳章表殊健，各具风采。诸葛亮《出师表》质朴深邃，感人至深。阮籍《大人先生传》辛辣幽默，独出机杼。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讽刺挖苦，极尽能事。 两晋时期骈散兼俱。李密《陈情表》情深意切，陈寿《三国志》简明严整。陆机、潘岳文尚骈俪，辞采飞扬。葛洪《抱朴子》立论宏大。王羲之《兰亭集序》发清幽玄妙之想，稚趣高情令人神往。陶渊明《桃花源记》以轻笔淡墨，亦真亦幻地描绘一方“乐土”。 南北朝散文的特点是：南朝骈体文广泛流行，并辐射到各种体式，追求骈偶、词采、声律等形式美，也使散文艺术登上了纯艺术的殿堂，留下许多令人赏心悦目的佳作。如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吴均《与朱元思书》、孔稚珪的《北山移文》、陶弘景的《答谢中书》等，都是脍炙人口的篇章。北朝散文也受到骈体文的影响，但也出现了郦道元《水经注》和杨炫之《洛阳伽蓝记》那样的散体名作，亦是状物、写景、抒情的上乘之作，语言骈散兼行，行文流畅，风格清新优美。 4．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小说的形成和发展时期。作品繁多，内容庞杂，大致可分为志人和志怪二类。志人小说以宋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志怪小说以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都为人们展示了正史不能给予的深厚文化意蕴。 5．魏晋南北朝被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其显着标志就是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繁荣。在汉末以来人物品评和文学创作繁荣的基础，形成了品评诗文的风气，出现了许多卓有建树的文学理论专着。曹丕《典论•论文》首开批评之风，陆机《文赋》接踵而至，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则集其大成，成为批评史上的两座高峰。此外，挚虞《文章流别论》、萧统《文选序》，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等亦各有所论，这些无疑都推动了文学的自觉与进步。
要搞明白一件事，学习国学是为了什么？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学不是为了时髦，为了装酷，为了让别人惊艳，而是确确实实在充实自己。在学习之前反思一下自己缺什么？这样才好有针对性地找书看。现在所说的国学范围太大了，修身齐家治国的都叫国学，道释儒医都叫国学，经史子集都叫国学。没有具体的目标，就怕掉进去了，东打一耙西打一耙，半天没能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