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译文 赵太后刚刚执政，秦国就急忙进攻赵国。赵太后向齐国求救。齐国说：“一定要用长安君来做人质，援兵才能派出。”赵太后不肯答应，大臣们极力劝谏。太后公开对左右近臣说：“有谁敢再说让长安君去做人质的，我一定吐他一脸！” 左师触龙希望去见太后。太后气冲冲地等着他。触龙做出快步走的姿势，慢慢地挪动着脚步，到了太后面前谢罪说：“老臣脚有毛病，不能快跑，很久没来看您了。我私下原谅自己呢。又总担心太后的贵体有什么不舒适，所以想来看望您。”太后说：“我全靠坐辇走动。”触龙问：“您每天的饮食该不会减少吧？”太后说：“吃点稀粥罢了。”触龙说：“我近来很不想吃东西，自己却勉强走走，每天走上三四里，就慢慢地稍微增加点食欲，身上也比较舒适了。”太后说：“我做不到。”太后的怒色稍微消解了些。 左师说：“我的儿子舒祺，年龄最小，不成材；而我又老了，私下疼爱他，希望能让他递补上黑衣卫士的空额，来保卫王宫。我冒着死罪禀告太后。”太后说：“可以。年龄多大了？”触龙说：“十五岁了。虽然还小，希望趁我还没人土就托付给您。”太后说：“你们男人也疼爱小儿子吗？”触龙说：“比妇女还厉害。”太后笑着说：“妇女更厉害。”触龙回答说：“我私下认为，您疼爱燕后就超过了疼爱长安君。”太后说：“您错了！不像疼爱长安君那样厉害。” 左师公说：“父母疼爱子女，就得为他们考虑长远些。您送燕后出嫁的时候，摸住她的脚后跟为她哭泣，这是惦念并伤心她嫁到远方，也够可怜的了。她出嫁以后，您也并不是不想念她，可您祭祀时，一定为她祝告说：‘千万不要被赶回来啊。’难道这不是为她作长远打算，希望她生育子孙，一代一代地做国君吗？”太后说：“是这样。”左师公说：“从这一辈往上推到三代以前，甚至到赵国建立的时候，赵王被封侯的子孙的后继人有还在的吗？”赵太后说：“没有。”触龙说：“不光是赵国，其他诸侯国君的被封侯的子孙的后继人有还在的吗？”赵太后说：“我没听说过。”左师公说：“他们当中祸患来得早的就会降临到自己头上，祸患来得晚的就降临到子孙头上。难道国君的子孙就一定不好吗？这是因为他们地位高而没有功勋，俸禄丰厚而没有劳绩，占有的珍宝太多了啊！现在您把长安君的地位提得很高，又封给他肥沃的土地，给他很多珍宝，而不趁现在这个时机让他为国立功，一旦您百年之后，长安君凭什么在赵国站住脚呢？我觉得您为长安君打算得太短了，因此我认为您疼爱他比不上疼爱燕后。”太后说：“好吧，任凭您指派他吧。”于是就替长安君准备了一百辆车子，送他到齐国去做人质，齐国的救兵才出动。 【背景材料】 一、 这个故事大约发生在赵孝成王元年（公元前265年）。公元前266年，赵国的国君惠文王去世，他的儿子孝成王继承了王位，因当时孝成王还小，所以由太后执政。赵国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赵太后刚刚执政，国内动荡不安。当时的赵国，虽然有廉颇、蔺相如、平原君等人在支撑门面，但国势已大不如前。秦国认为有机可乘，便发兵东下，一举攻占了赵国的三座城池，赵国危在旦夕。显然靠自身的力量赵国决不是秦国的对手。所以，太后不得不请求与赵国关系较密切的齐国增援。齐王虽然答应出兵，但按当时的惯例提出了一个条件：即赵国必须派太后的幼子长安君到齐国去作人质。 赵太后即赫赫有名的赵威后。在《战国策�6�1齐策》里，有一段“赵威后问齐使”的佳话。她先问收成，后问百姓，最后才问到君王，致使齐使不悦，说她是“先贱而后尊贵”。赵威后据理以对，道出了“苟无岁，何有民？苟无民，何有君”的千古名言。问者言之凿凿，步步进逼，对者狼狈不堪，嗫嚅语塞。赵威后从此威风八面，青史留名。但在这篇课文中，她却表现出溺爱子女、甚至蛮横不讲理，完全不像一个开明君主的样子。这说明统治者的子女观并不绝对地与个人品质有关，而是与社会制度和当时的社会文明程度有关。 二 触龙，人名，《战国策》的各种传本均作“触詟”，王念孙《读书杂志�6�1战国策杂志二》曾据《史记�6�1赵世家》等史料订正为“触龙”，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战国策》残本记此事均作“触龙”。另外，有人认为“触龙”后还有“言”字，因尚有不同看法，故未取。 本篇文章来源于 高中学习网 原文链接：
【作者简介】韩兆琦，男，1933年出生，天津市静海人。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随后入复旦大学师从蒋天枢先生专治前四史，为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再传弟子，1962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其后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文学方向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至2005年任教于新成立的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执教“中国古代文学史（先秦两汉）”、“《史记》选讲”等课程，深受学生爱戴和好评。本文摘自韩兆琦先生《〈史记〉与传记文学二十讲》（图书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敬请关注）1958 年7 月，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提前一年毕业，留在系里工作。1959 年11 月，我考入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当古典文学研究生，我的指导老师是蒋天枢教授，我很高兴。复旦大学中文系与复旦大学中文系里的许多老师都是我衷心仰慕已久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梦想实现，其乐何如！但我内心又有一种惴惴不安，这就是自己的基础太差了：生在农村，上学较晚；大学期间又因为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故而底子很薄。第一次见到蒋先生，蒋先生为我制订学习计划，他说：“你们前几年耽误的时间太多，现在要静下心来好好地读几本书，打打基础。第一是要读点历史，第二是要读点小学。关于读历史有两个办法，你可以任选一个。一个是读‘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个是读《资治通鉴》，都是用两年。同时你再选听系里的几门课程。第三年写篇论文就行了。”于是我选择了读“前四史”，并相继选听了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张世禄先生的“古代语音学”、徐鹏先生的“古代文献学”等。读“前四史”由蒋先生直接指导，两周辅导一次。这是我平生系统读《史记》的开始。使用的本子一是中华书局新校点的《史记》，一是我自己新买的影印的武英殿本《史记》。以我当时的水平而言，单靠这种三家注的本子读《史记》是有相当困难的，更重要的是读过之后茫茫然，不容易抓到要领。后来我从图书馆里发现了日本人泷川资言所作的《史记会注考证》，其后我又发现了明代凌稚隆所作的《史记评林》，这两套书对我这个初学者帮助太大了。它们不仅帮助我扫除了文字上和史实方面的许多障碍，而且能帮我打开思路，举一反三。后来我又读到了清代学者梁玉绳所作的《史记志疑》，这套书的所谓“志疑”，实际上就是提出了《史记》其书中的种种疏漏，种种值得商榷、应该纠正、应该修补的地方。这对我读《史记》起了重要作用，在帮我思考《史记》中的历史事件、认识《史记》中的人物，以及认识司马迁在写作过程中的主观意识、主观倾向等都有许多好处。当我向蒋先生说起这些感受时，蒋先生很高兴，肯定了我的进步。从他的口气里，我感到他对《史记会注考证》的评价不太高，但对《史记志疑》很是称赞，并由此鼓励我要多读一些清代学者的著作，如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以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等等。蒋先生说：“中国先秦两汉的古书，有些是在汉魏晋或唐宋时期已经有人做过注释的，到清代，人们感到不满意，又重新进行了整理，如十三经、《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如此；只有《史记》，清朝人没有系统作，故而今天的初学者要读《史记》，就只得看唐代以前的三家注，不然就得看日本人所作的《史记会注考证》，这实在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我年纪大了，已经没有再做这件事情的精力，你们要记着这件事。”由于我当时年纪小，水平太低，没有特别注意这件令蒋先生深感遗憾的事。三年研究生学习中的前两年，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前四史”，其中又尤其以《史记》为中心。这样学的收获是什么呢？现在想来主要有三点：其一是培养了一种读历史的兴趣，从此我开始自觉地安排时间有计划地阅读各个朝代的历史，如“前四史”以后的《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以及《资治通鉴》、《续通鉴》、《明通鉴》和各种论史的著作，如《史通》、《读通鉴论》、《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容斋随笔》等；其二是从此渐渐地摸索出了一种如何读书、如何思考、如何进行研究的方法与能力，这为我日后的教学与指导学生的学习与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三是表面看来我学的主要是历史，但这些“历史”实际上也是中文系古典文学课先秦两汉部分所要学习和讲授的主要内容。因此当我研究生一毕业，一开始走上课堂的时候，我就似乎是一个比较熟练、比较受学生欢迎的青年教师了。我是1963 年1 月从复旦大学毕业，又回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的。第一个学期，教研室交给我的任务有两项，一项是给政教系的学生开“古典文学作品选”；一项是参加刘盼遂、郭预衡两位先生牵头的编写《中国古代散文选》的工作。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启功、李长之、祝鼎民、吴万刚。这是我第一次与刘先生、启先生、李先生、郭先生如此近距离地亲密合作。刘先生与我研究生时代的蒋先生是师兄弟，在我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的时候，他们彼此常托我为他们代致问候。1963 年夏天我为了《中国古代散文选》的一些问题，前往刘先生家拜访。闲谈之间，刘先生说起做学问的事情。他说：“做学问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但开头必须有一个小雪球做核心，这样才能滚得起来。你们蒋先生让你读‘前四史’，尤其是让你认真读《史记》，这就为你日后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基础。” 我从内心里感到一股暖流升起，两位老先生尽管相隔千里，而他们的思想认识竟是如此相同。我对他们深深地感激。1963 年9 月，我受命给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讲授“汉代文学作品选”，这是我研究生毕业以来第一次讲授《史记》、《汉书》等这些我所熟悉的东西。当我讲到《鸿门宴》，讲到《荆轲刺秦王》，讲到《魏公子窃符救赵》以及《苏武牧羊》等篇章的时候，我就把几年来所钻研的东西，把我的认识、我的体会，通通贯穿在慷慨激昂的讲述中。同学们都很高兴，甚至直到下课铃响起，大家也还像没有听见似的坐着不动。1964 年2 月，我给下一个年级的学生讲授“先秦文学作品选”，第一篇是《尚书》中的《牧野之战》，其次是《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城濮之战》、《崤之战》，其后是《战国策》中的《触龙说赵太后》、《鲁仲连义不帝秦》，等等，其实这些也都是《史记》所包含的内容。但我所强调的是，大家不要只停留在这些生动故事的本身，而是要问几个为什么？比如，《郑伯克段于鄢》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事实？对郑庄公应该如何评价？《春秋》与《左传》的作者，都异口同声地谴责郑庄公，这到底对还是不对？又例如，城濮之战晋国是怎么胜利的？从孔子到后代的许多学者都谴责晋文公的“谲而不正”，这到底是为什么？在“崤之战”中，秦穆公为什么如此“利令智昏”？晋国又为何如此“忘恩负义”？这场战争对当时诸国之间的格局起了什么作用？等等。总之我是把以往研究《史记》的方法经验贯穿在了具体的古代作品的教学之中。我在期中举行过一次课堂讨论会，先是布置每人写一篇作业，而后选了七八篇到年级的大课堂上发言。其中有一位同学谈《鲁仲连义不帝秦》的意义，一位越南留学生谈“郑庄公的形象”，都相当精彩。可惜这是我“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课，其后不久便是一去一年的下农村搞“四清”，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多年中没有上过课。1978 年夏，国家在一些重点高校试点招收研究生，我有幸跟着郭预衡先生、聂石樵先生三个人集体招收了九位古典文学研究生。这些学生于1978 年9 月正式入学。按照教学计划，这些学生第一年是统一学习基本的古代文化课程，除了我们三个指导老师给学生上课外，还请了系里的许多著名老师如黄药眠、钟敬文、启功、邓魁英等来给学生上课。在这期间我给学生讲了《史记》专题，内容包括“司马迁的受宫刑与忍辱著书”、“《史记》的基本内容与其思想倾向”、“《史记》的悲剧特征与《史记》的艺术性”、“历代对《史记》的研究状况与几种最重要的代表著作”，对此我主要介绍了“三家注”、《史记评林》、《史记志疑》、《史记会注考证》四种。与此讲课同时，我请中文系资料室的同志帮忙在古典文学教研室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有关《史记》的图书展览。有些书是中文系资料室有的，有些书是从图书馆临时调拨来的，共有六七十种。这些书不仅同学们大都没有见过，而且有一些是连我自己过去也没有见过的。1981年春，我在给本科七七级、七八级已经讲过古典文学基础课的情况下，开设了一门“《史记》专题”课，听课的对象以高年级的本科学生为主体，同时也有系里的青年教师、研究生，共一百多人。我开这门课的目的主要有三：其一是想引导学生让每个人能至少阅读《史记》中的30 篇作品，争取能让一部分人超过50 篇；并对《史记》能有个基本准确的理解。其二是引导学生思考问题，能写出一些有观点、有材料的作业，能为日后写毕业论文打点基础。因此我用前三分之二的课时辅导学生读原著，每篇只讲解其关键段落，并指出读该篇应该注意思考的问题；后三分之一的课时用以归纳、总结性地讲述司马迁与《史记》的种种问题。其三是为了让同学们能够每个人手头都有书可看，并使大家能趁机接触到一些好的注本。我与图书馆联系好，请他们把馆内所藏的日本原版的《史记会注考证》都调出来，给中文系高年级的每个宿舍都发一套，由班长集中办理，每个宿舍都找一位同学负责保管，一共借出了十本一套的共二十多套。也幸亏是在当时那种拨乱反正、百废俱兴，每个人都想为报效国家社会而自觉出力、各尽所能的年代吧，结果都一路绿灯，毫无障碍地通通实现了。至今回想起来，我仍对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主管人员感谢不已；也为当时学习这门课的同学们的那种积极、热情而内心激动。从此“《史记》专题”列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学计划，每隔一年开一次。第一次讲课，还没有自己编写的教材，到第二次再讲这门课时，我自己编写的《史记选注集说》就已经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再过两年，我的《史记评议赏析》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前者是作品选，后者是讲课的教材，两者相辅相成，给课堂教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接着这门课又被列入了函授大学、夜大学、助教研究班、骨干教师进修班，以及自学考试的教学计划。当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函授大学的设点远播到了全国的十几个省、市、自治区，中文系古典组的许多中青年老师、访问学者、博士生都曾为此出差千里乃至数千里到许多地区辅导过这门课。应该说，北京师范大学是全国开设“《史记》专题”课最早的，也是为普及、宣传《史记》这部经典出力最多的高等院校。我是1998年办理退休，2001年离开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其后又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基础课的同时，给全校开过“《史记》专题”课；又受聘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任特聘教授时，除培养一名博士研究生外，又为本科生开了一门“《史记》研读”课。我的讲授方法是将《史记》的作品分成若干专题，每个专题体现着司马迁写史思想的一个方面，以作品为例证，穿插着介绍这些作品的重点段落，以求既保证每次教学思想的明确清晰，又能让同学们熟悉作品，能抓住每篇作品的重要思想与重要艺术特征。除课堂教学外，我仍坚持课外辅导，隔三周辅导一次。期末考评时，我们的《史记》课获得的分数最高。在这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给我出版了《〈史记〉解读》与《史记品鉴》两本教材；而我培养的那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是《司马迁对黄老思想的继承与扬弃》，该文章的一部分已经发表在2008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第5期。我自己的《史记》研究也就是这么伴着“《史记》专题”课的教学开展起来的，我的第一篇关于《史记》的文章是《司马迁的崇实精神》，发表于1978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我的第一本《史记》教材是《史记选注集说》，1982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从1982年到2013年的三十多年间，我在大陆出版的有关《史记》的教材与专著共计二十多种，在香港、台湾出版了五种，在韩国用韩文翻译的一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史记笺证》。一提《史记笺证》我就不由地要想起白寿彝先生与蒋天枢先生。1991年春，我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杨燕起、北京祥云培训公司的李卫东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第二次国际《史记》教学与《史记》研究讨论会”的时候，白寿彝先生参加了会议，并做了长达40 分钟的发言。会后大约20天，他让古籍所的龚兆吉先生把我请到他的家里。白先生和我谈起研究、整理《史记》的事情，他说：“希望你能尽量放开其他的事情，要准备拿出几年以至十来年的时间认真整理《史记》。而且不搞便罢，要搞就要搞成具有世界水平的。经费上有困难，古籍所可以考虑给你一些补助。”我听了很受感动，并立即又想起了蒋先生在30 年前说过的他感到遗憾的事情。我尽管觉得自己学力不足，人微言轻，但从思想上还是接受了这一重要嘱托。我从1992年、1993年开始做资料方面的准备。从1994年开始就把主要精力转到整理《史记》方面来了。开始想搞300万字，后来越滚越大，达到了550多万字。《史记笺证》于2004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觉得此书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其一，它对当时通行本《史记》原文的字句讹误和一些重要的标点失当，为之校改了三百多处；其二，它吸收考古资料、利用出土文物以验证《史记》文本叙述的史实，从而大大提高了史实的清晰度，也纠正了文本叙事的某些偏差；其三，它访求、采录可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相互印证的地面遗留，它收集、引用新的研究成果，对《史记》旧注与一些欠妥的传统说法提出了辨正。此外还对古帝王的纪年以及其月日干支都加注了公元某某年以及某月某日；对古代的度量衡都加注了约当现今的近似值；以及附录了各个历史时期与某些区域、某些城市的地形图以及出土文物的图片一百多张。《史记笺证》获2006 年“全国高校社会与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除《史记笺证》外，其他较重要的还有中华书局所出版的全本全注全译《史记》、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新译史记》、岳麓书社出版的《史记评注》等。最后谈谈我参加过的与《史记》有关的社会活动：1986年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的老一辈的《史记》研究学者程金造先生约我见面，我高兴地到他家拜访。两人畅谈了一回有关《史记》的教学与研究后，程先生劝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史记》讨论会。这时我已经认识了兰州大学的张大可先生。于是我们商量了召开会议的细节，并拟定了一个邀请来宾的名单。经过一些准备，此会于1987 年5 月在北京师范大学招待所召开了，会期两天，完全是民间性质。来宾们的路费与住宿费由个人自理，两天的伙食费由我尽地主之谊。应邀到会的专家有：北京大学的季镇淮，兰州大学的张大可，吉林师范学院的宋嗣廉，徐州师范学院的吴汝煜，郑州大学的郭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少雍、陆永品、施丁、赖长扬，陕西师范大学的赵光勇、徐兴海，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可永雪，陕西省韩城民盟的张天恩，《光明日报》的肖黎；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有聂石樵、邓魁英、辛志贤、杨燕起、李元太、吴万刚等。因事因病未能出席，而寄来论文或写来回信的有：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吴忠匡，中华书局的吴树平，北京大学的张衍田，浙江师范学院的陈兰村、俞樟华。白寿彝先生因住院未能出席，启功先生在会下到招待所看望了与会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王梓坤校长参加了开幕式，并讲了话。研究生、进修教师二十多人列席了会议。遗憾的是程金造先生这时已经去世，没能看到这次会议的召开。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史记》研讨会，会上成立了“《史记》研讨会全国联络组”，作为今后组织国内学术活动与对外进行联络的临时组织。会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都发了消息。接着1988年，经赵光勇、张天恩两位先生的努力活动，这年10月由陕西师范大学与韩城市政府联合举办了规模盛大的第二次《史记》国际讨论会，到会八十多人，有日本、美国的专家参加。在这次会议期间，许多专家都是第一次参观司马迁祠墓与司马迁故里。第三次《史记》讨论会，原定计划是1989年夏天在徐州召开，由徐州师范学院的吴汝煜教授操办，结果由于那年发生学潮，吴汝煜教授又不久逝世，于是徐州会议遂未开成。1991年5月，我又与杨燕起、李卫东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第三次国际《史记》研究与《史记》教学讨论会”。其后还有由吉林师范学院的宋嗣廉教授操办的第四次讨论会；由安徽师范大学的袁传璋教授在安徽黄山举行的第五次《史记》讨论会；由河南大学的白本松、王立群教授在河南大学举办的第六次《史记》讨论会。全国《史记》研讨会联络组共活动了15年，对宣传普及《史记》知识、对联络国内与国际的《史记》专家、对推动全国各地的《史记》教学与《史记》研究活动的开展、对推动各地《史记》研究组织的成立，都起了积极作用，并为2001年中国《史记》研究会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基础。今年是我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回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50周年，刚好80岁，廉颇老矣。但我每当从《史记》研究会的年会上听到中国海峡两岸的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史记》研究学者们讲述他们的研究心得与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时候，我都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特别是今年恰好又欣逢中国《史记》研究会的领导换届，与经过重新修订的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的再版发行，我想，在这两股强劲东风的吹拂下，我们的《史记》教学与《史记》研究一定会出现更加欣欣向荣的动人的局面。《史记》像一座山，永远矗立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之林；《史记》像一颗不落的星辰，永远照耀在中国与世界历史的长河上！
王念孙（1744年 ——1832年），字怀祖，生而清羸，故自号石臞。乳名：国庆。江苏 高邮人。王引之之父。自幼聪慧，八岁读完十三经，旁涉史鉴。乾隆四十年（1775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工部主事、工部郎中、陕西道御史、吏科给事中、山东运河道、直隶永定河道。王念孙平生笃守经训，个性正直，好古精审，剖析入微，时与钱大昕、卢文弨、邵晋涵、刘台拱有“五君子”之称誉。提出就古音以求古意的原则，建立义通说；归纳《诗经》、《楚辞》的声韵系统，定古韵为二十二部。注意以形音义互相推求，多有创见。著有《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古韵谱》等。散馆后，任工部水司主事、给事中，专心研究治河方略，了解古今利弊，撰写《导河议》上、下两篇。后历官陕西道、山西道、京畿道、监察御史、给事中、永定河道、山东运河道等。职中，以秉公持正著称。历10年完成《广雅疏证》上、下两册32卷。曾奉旨编纂《河源纪略》一书，还著有《读书杂志》82卷、《释大》1卷、《王石臞先生遗文》4卷等。
王念孙，字怀祖，高邮州人……既罢官，曰以著述自娱，著《读书杂志》。于古义之晦，于抄写之误，皆一一正之。一字之证，博及万卷，其精于校雠①如此。又以邵晋涵先为《尔雅正义》，乃．撰《广雅疏证》，日三字为程，阅十年而书成，凡三十二卷。其书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扩充于《尔雅》《也文》，无所不达。然声音文字部分之严，一丝不乱。盖藉②张揖之书以．纳诸说，而实多揖所未知，及同时惠栋、戴震所未及。
把校勘和训诂紧密联系在一起，运用对文，异文，互文，古音，古训的方法，或依据文理，校勘了古籍中很多文字的衍脱和谬误，为古书训释提供了新的方法。
全文翻译：王念孙，表字怀祖，是高邮州的人。罢官以后，每天都凭着写作来自娱自乐。他写成一本《读书杂志》。这本书对于古义晦涩的地方，抄写的错误，都一一做了校正。一个字的考证，博览达到万卷书，他精于校对考证到了如此地步。有因为邵晋涵以前写了一本《尔雅正义》，因此王念孙撰写《广雅疏证》，以每天解释原书三个字作为章程，经过十年书作完成。一共三十二卷。这本书用古音探求古义，引申字义并广涉相似的字。对于《尔雅》、《说文》，没有涉及不到的地方。虽然此时涉及到的字很多，但是每个字的发音、字义考证严谨，没有一丝混乱。大概凭借张揖的著作，同时采纳各家学说，但是此书有很多内容是张揖所不知道的，连同时代的惠栋、戴震的著作也没有涉及。这篇文章的原文如下：王念孙，字怀祖，高邮州人。既罢官，日以著述自娱，著《读书杂志》。于古义之晦，于抄写之误，皆一一正之。一字之证，博及万卷，其精於校雠如此。又以邵晋涵先为《尔雅正义》，乃撰《广雅疏证》，日三字为程，阅十年而书成，凡三十二卷。其书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扩充于《尔雅》、《说文》，无所不达。然声音文字部分之严，一丝不乱。盖藉张揖之书以纳诸说，而实多揖所未知，及同时惠栋、戴震所未及。主人公简介：王念孙（1744年 ——1832年），江苏高邮人，字怀祖，生而清羸，故自号石臞。王引之之父。自幼聪慧，八岁读完《十三经》，旁涉《史鉴》。乾隆四十年（1775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工部主事、工部郎中、陕西道御史、吏科给事中、山东运河道、直隶永定河道。王念孙平生笃守经训，个性正直，好古精审，剖析入微，时与钱大昕、卢文弨、邵晋涵、刘台拱有“五君子”之称誉。提出就古音以求古意的原则，建立义通说；归纳《诗经》、《楚辞》的声韵系统，定古韵为二十二部。注意以形音义互相推求，多有创见。著有《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古韵谱》等。散馆后，任工部水司主事、给事中，专心研究治河方略，了解古今利弊，撰写《导河议》上、下两篇。后历官陕西道、山西道、京畿道、监察御史、给事中、永定河道、山东运河道等。职中，以秉公持正著称。历10年完成《广雅疏证》上、下两册32卷。曾奉旨编纂《河源纪略》一书，还著有《读书杂志》82卷、《释大》1卷、《王石臞先生遗文》4卷等。
王念孙生平主要著述有《读书杂志》、《广雅疏证》、《道河议》、《河源纪略》、《古韵辩》。《释大》等。其《广雅疏证》为其代表作，对训诂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其子王引之秉承家学，著有《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王氏训诂，善破假借，是其主要特点。
《读书杂志》是王念孙倾注毕生精力写成的，其成就集中在训诂与校勘两方面，其中尤以校勘的成就最大。本书校订古书的讹误，疏解前人的疑义，大都确凿不易，对校勘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而对于阅读或整理古籍也有极大帮助。
干嘛到这来
当前你就像凤凰的羽毛被雨淋湿了一样不能高飞，这个时候会被不如你的像家雀的人欺负，终有一天会云开雾散、阴霾离去，你才能够像原来一样羽翼丰满、振翅高飞。这是没有用君子的形象。凡是遇到事情先碰上困难。又因你谋事敏捷，最终获得吉利的结果。这是你在目前的命运。人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只好让自己受委屈忍受，勉强地说笑，千万不能急躁恼怒。这时候你陷于穷困境地，路上全都是陷阱。换句话说，你面临的小人很多，君子没有作为，需要暂时守护好自己等待时机，未来自然会有顺利的时候。
王念孙，字怀祖，高邮州人……既罢官，曰以著述自娱，著《读书杂志》。于古义之晦，于抄写之误，皆一一正之。一字之证，博及万卷，其精于校雠①如此。又以邵晋涵先为《尔雅正义》，乃．撰《广雅疏证》，日三字为程，阅十年而书成，凡三十二卷。其书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扩充于《尔雅》《也文》，无所不达。然声音文字部分之严，一丝不乱。盖藉②张揖之书以．纳诸说，而实多揖所未知，及同时惠栋、戴震所未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