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检索结果 1 试论我国的同性恋立法 沈赵 理论观察 2007/02 2 同性恋者如何维护权益——访婚姻法专家杨大文教授 江淮法治 2006/10 3 中国对同性恋以及同性婚姻立法的必要性和思路 何东平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2006/02 4 各国(地区)同性恋立法与司法概况 刘国生 法律与医学杂志 2005/04 5 同性恋：在伦理与法律边缘游荡 水木 政府法制 2005/22 6 施瓦辛格再否同性恋婚姻法 法律与生活 2005/20 7 妻子向同性恋丈夫索赔 文健 法律与生活 2004/05 8 欧洲同性恋立法动态的比较考察 M·克斯特尔 比较法研究 2004/02 9 宣扬同性恋是媒体的失职 严平 新闻三昧 2003/10 <<<<<<<<<<<<<<<>>>>>>>>>>>>>>>>>>>>>>><<<<<<<<< 贴上一篇供参考 另外在 我帮你存了两篇PDF格式供参考 <<<<<<<<<<<<<<<<<<<<<<<<<<<>>>>>>>>>>>>>>>>>>>>>> 试论我国的同性恋立法 沈 赵 ( ) 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 南京 210097 [摘 要]在国外, 伴随着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开展, 不少国家和地方政府已经用法律明确了 同性恋者的权利和地位。针对我国同性恋者权益受侵害, 同时又带来社会危害的现状, 笔者主 要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两方面来论证为同性恋者立法, 用法律来约束他们的权利对我国社会的 稳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同性恋; 必要性; 可行性 ( ) [中图分类号] 0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9- 2234 2007 02- 0079- 02 D A 一、同性恋在历史上的社会地位 同性恋作为一种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亚文化现象,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曾存在过: 古埃及人曾把喜 好男色看得很正常; 古希腊人认为同性恋与武德、理智、审 美及道德等方面的某些美好品质相联系, 因而特别推崇; 我 ( ) 国远在商代就有“比顽童”的说法, 还有“分桃而食”春秋 、 “龙阳君”战国 、“断袖”汉 等历史人物和故事的记载。 虽然同性恋现象从古至今都客观存在着, 但在人类数 千年的历史上, 其社会地位却经过了复杂的变迁。总体说 来, 人们对同性恋的认识经历了三次转变 : 第一次转变使得同性恋从宗教意义上的罪人和法律上 的罪犯转变为病人。根据《圣经》中的“原罪说”: 同性恋是一 种罪恶, 它违反了婚姻是两性的结合、违反了生育和繁衍的 原则, 因而它应当受到歧视和惩处。早在公元4 世纪, 罗马 成文法就明确规定同姓恋是违法行为, 有些国家还规定同 性恋者要受到长期监禁和苦役, 甚至要用火刑、绞刑等方法 处死。著名的神学、法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也认为同性 恋是“违反天性”的行为, 应该受到社会的谴责和法律的制 裁。至此之后, 随着基督教成为欧洲各国的国教, 同性恋行 为便被普遍地列为犯罪。直到19 世纪, 西方发达国家的精 神病研究人员才把“同性恋”归类为疾病, 认为它其实是一 种性心理障碍。“同性恋” 这一术语也是在 Homosexuality 这个时期 1869 由德国医生 正式提出。 Benkert 第二次转变是从认为同性恋是身体或心灵的病态, 转 变为认为它不是病, 只不过是一种异于常人的违反社会行 为规范的个人倾向。早在1948 年, 美国金赛博士的《男性性 行为研究》报告中, 他就对同性恋病理化的观点提出了质 疑; 50 年代初, 人类学家克利夫兰·福特和弗兰克·比齐 在通过对跨文化人类行为的研究后, 得出结论:“同性恋和 异性恋都是文化训练的产物, 人类原始的模糊状态中包含 了同性恋和异性恋两种性倾向能力……将它视为与异性恋 并行的正常的行为方式” ; 1973 年, 美国精神病学会率先 作出了将同性恋剔除疾病分类的决定; 1994 年, 世界卫生 组织也将同性恋从“ - 10 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名单上 ICD 删除; 2001 年4 月, 在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 准》中, 我国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至此,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都完成了“同性恋非病理化”最为关键的一步。 第三次转变即是随着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在许多 国家合法地位的获得, 人们认为它不过是一种与众不同的 生活方式而已。遗憾的是: 这一转变在我国还未实现。 二、为“同性恋者”立法的必要性 一 社会现状 根据1991 年至1992 年上海中医院和一些香港学者在 上海对2190 例大学生的调查发现, 男女大学生有过同性恋 行为的分别占男女大学生总数的 3%、 2%。 李银河博 士也曾根据国内外的权威调查推测出: 在中国, 同性恋者有 3900 万至5200 万左右。 2004 年12 月, 中国卫生部门的一 项研究调查显示: 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性同性恋者, 约占 男性人群的百分之二至四, 以此估算, 中国约有五百万至一 千万男性同性恋者。这些数据表明: 在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 一定比例的同性恋者, 而且, 随着社会的发展, 这个比例已 呈现出上升趋势。 一般认为, 同性恋者可能造成的危害表现为: 1 同 性恋者的性行为通常较为混乱, 性对象多变, 容易感染各种 性传播疾病 包括艾滋病 ; 2 在现有主流文化下, 同性恋 者大多具有道德罪感, 其心理压力大, 承受能力不佳, 一旦 遇到一些情感问题, 容易表现出一些失控行为, 如自杀、自 伤、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 3 一些同性恋者为了满足自身 欲望, 会采取欺、利诱乃至暴力、胁迫等手段, 严重侵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4 一些同性恋者在公共场所 包括监动教养场所等 公然进行同性恋行为, 同性恋者卖淫活动在一些地区屡禁不止, 这些都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 5 同 性恋本身给自己及其家属带来很大的精神痛苦, 同性恋者 所缔结的婚姻则更为不幸。 因而, 从法律上关注这类特殊群体, 不仅对其本人, 对 其家庭, 而且对全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 法理依据 平等地关怀与尊重 德沃金在其名著《认真地对待权利》一书中写道:“政府 不仅要关怀和尊重人民, 而且要平等地关怀和尊重。这就意 味着政府绝不能以某些公民更值得关心而有权获得更多的 理由来分配各种利益或机会; 绝不能以某团体中某些公民 〔6〕 的美好生活概念比他人优越或高贵而限制自由。” 据此, 针对社会上同性恋者受侵害、受歧视的现象, 政府应当通过 ( ) 权力行为 尤其是立法行为 来赋予同性恋者与普通人同样 ( ) 的权利, 不能因为同性恋者关于美好生活的概念 性取向 不符合一般人的评判标准就去限制其权利。 然而, 个人利益与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即一般利益 并非总是一致的, 一般利益的强大, 足以使个人权利的要求 落空。因此, 在判断个人究竟是否有权利的问题上, 德沃金 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表述:“在对个人希望有或希望做的事 情上, 集体目标已不足以成为否认的理由时, 或对个人所加 的损失或伤害上, 集体目标也不足以成为支持的理由时, 个 〔7〕 人就有权利。” 根据李银河教授的调查, 人们不接受“同性 恋”的理由无非就是觉得恶心, 觉得这种现象不符合普遍的 ( ) 道德标准 虽然同性恋与道德无关 。然而, 我们也不得不承 认, 同性恋爱、结婚并没有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 也没有扰 乱公共秩序, 更不会造成社会风气的道德沦丧。所以,“集体 ( ) 目标”所谓的不符合道德标准 也不足以成为否认同性恋 者权利的理由。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一个人的所 作所为不会影响他人的自由, 那么他便享有这个权利。大多 数人的喜恶不能作为否认个人权利的唯一立法依据……要 认真看待少数人的权利; 只要少数人的同性恋行为不有伤 风化或损害社会秩序, 就应予以宽容与保护, 不诉诸刑法, 〔8〕 舆论上也不予谴责, 生活上不加歧视。” 法不禁止即自由 “法不禁止即自由”原则是在古希腊的政治准则中最早 得以表达。古希腊人把“法律之下的自由”视为城邦的基本 要素, 并从道德的角度加以奉扬。所谓“法律之下的自由”就 蕴含着“法不禁止即自由”的要义。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认 为, 某些自由是依法律无明文规定而存在的, 人们可自酌而 行之; 英国哲学家密尔在《论自由》中也规定了人类自由的 ( ) ( ) 三个领域:“ 1 良心的自由, 思想的自由。 2 生活方式的选 择自由, 它‘要求趣味和志趣的自由; 要求有自由订自己生 活计划以顺应自己的性格; 要求有自由照自己所喜欢的去 ( ) 做, 当然也不规避会随来的后果。’3 个人相互间联合的自 〔9〕 由。” 目前, 我国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对同性恋行为加 以禁止, 从法理的角度来说, 既然法律没有明文禁止, 同性 恋爱、结婚又属于公民私权利的范畴, 那么法律就应当对此 给予宽容、国家权力也不应当不当干涉。 诚然, 法律不禁止的行为, 并非都具有积极的功利意 义; 有些法律不禁止的行为还可能导致消极的后果。但是, 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 有利必有弊, 当利弊发生抗衡时, 立法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两利相权取其重”, 针对其中的 弊端, 法律也只能尽可能地采取措施予以避免。 三、立法的可行性分析及建议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的转变, 同性恋者的法制环 境会越来越好: 首先, 2001 年4 月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颁布了《中国 ( ) 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以下称《标准》, 其中的 同性恋者已不再归类为精神病人, 这虽然比美国晚了 28 年, 但毕竟是一种进步。《标准》的颁布不仅显示了我国对同 性恋有了更为科学的认知, 而且也为我国的司法实践提供 了科学的理论支持。 其次, 中国的立法通常会比较、考察国外法学界的做 法。目前,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同性婚姻等问题做出了规 定: 荷兰《家庭伴侣法》规定, 登记的同性伴侣将会和婚姻中 的夫妻双方一样, 在退休金、社会安全保障、继承和扶养方 面享有同样的权利; 德国的《生活伴侣登记法》规定, 同性伴 侣也可以在婚姻登记处登记结为“生活伴侣”, 其社会和法 律地位与传统的异性婚姻类似; 芬兰的法律规定, 登记注册 的同性伴侣可获得部分同合法异性夫妻同等的权利义务关 系。 从严格意义上讲, 目前只有在荷兰和比利时承认同性 婚姻, 其他很多国家只是赋予同性伴侣不同程度的权利, 虽 然有些国家的规定已与异性婚姻伴侣的权利十分接近, 但 并没有使用“婚姻”这一概念。李银河教授针对同性婚姻的 这一问题曾提出过两个方案: 一是修改婚姻法的个别字句。 凡是出现“夫妻”两个字的时候就改成“配偶”, 第一次出现 ( ) 配偶这个词的时候加一个括弧 性别不论 。另一个方案是 搞专门的同性婚姻法案。相比较而言, 笔者认为, 第二个方 案更具有合理性: 首先, 人类社会从古至今, 都是在男女结合的婚姻制度 下繁衍, 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婚姻”这一概念逐渐淡化了 宗教色彩, 但是, 世界各国无论信仰如何, 都没有改变一男 一女结合的婚姻定义。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传统思想根深蒂 固的国家而言, 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还不能接受同性婚姻这 一现象, 如果国家强制用一部《婚姻法》来同时调整同性婚 姻与异性婚姻, 势必导致绝大多数人的抵制。所以, 从我国 的文化土壤出发, 在大多数人还未接受同性恋现象之前, 不 宜用婚姻法来调整同性伴侣之间的关系。 其次,《婚姻法》中的某些权利义务也是不宜赋予同性 伴侣的,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有关“收养子女”的规定。笔者 认为, 同性家庭对子女的成长极为不利。曾有研究结果表 明: 同性恋者主要受童年环境、青春期经历、环境因素等方 面的影响而造成性取向出现偏差。长期与同性恋者亲密相 处的子女, 其身体、情绪必将受到严重影响, 这些子女甚至 会认为同性恋是很正常的现象, 久而久之, 这些本不该具有 同性恋倾向的人便成为又一批同性恋者。此外, 在目前的社 会背景下, 由于主流文化对同性恋仍然持排斥态度, 而这种 排斥或多或少地会影响到子女, 使这些子女在受教育、就业 等方面受到歧视。这些歧视对子女自身而言, 将会造成其人 生观、价值观的扭曲, 对社会而言, 便造成了犯罪、社会秩序 混乱的根源之一。 综上所述, 国家应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关系, 本着对“同 性恋者的权益”采取“不歧视更不提倡”的态度, 制定专门的 《反歧视法》, 其内容至少应当包括: 第一, 明确《婚姻法》中 的有关规定不适用于同性伴侣之间, 除非《反歧视法》有明 确规定; 至于同性婚姻, 该法也应设置专门的“婚姻篇”, 规 定同性伴侣在结婚、离婚、财产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 第 二, 设置专门的“人格篇”, 明确规定同性恋者的人格不受歧 视、个人隐私受保护等权利, 具体地来说, 也即同性恋者有 权同普通人一样, 公平地获得学习、劳动就业、参加社会活 动等权利。禁止任何单位、组织、个人以任何方式对同性恋 者进行侮辱; 各类传播媒体不得恶意披露某同性恋者以及 其他可能推断出该同性恋者的资料; 第三, 由于同性恋毕竟 不是婚恋关系的常态, 所以, 从人类繁衍、社会发展的长远 利益出发, 国家应在此法中设置专门的“防治篇”, 明确规定 对于自愿治疗的同性恋者, 有关卫生部门应给予一定的优 惠; 有关单位特别是学校、军队、监管场所等也应加强防治、 宣传措施, 从源头上尽可能减少同性恋者的人数。至于现实 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同性性犯罪无法可依的情况, 立法机关 应出台相应的刑法解释。对于此,《反歧视法》没有必要设置 专门的一篇来调整, 原因在于该法仅是规定同性恋者的民 事权利义务, 并不涉及刑罚领域, 而且如果在该法中规定刑 事责任, 势必削弱刑罚的统一性和威慑性。 [参 考 文 献] 〔1〕李慧波 国外同性恋者生存状态和法律地位〔〕 电 J ( ) 脑校园, 2001 4 〔2〕何东平 同性婚姻合理性的研究〔〕 乐山师范学院 J ( ) 学报, 2005 8 〔3〕刘达临 中国当代性文化〔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M 出版社, 1995: 〔4〕李银河 同性恋亚文化〔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 M 司, 〔5〕王延光 同性恋与艾滋病预防对策〔〕 浙江学刊, J ( ) 2001 1 〔6〕 , , R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Harvard , 1978, U niversity Press page 〔7〕同上, page 〔8〕党永辉, 等 刍议中国同性恋的立法〔〕 中国性科 J ( ) 学, 2005 9 〔9〕王人博, 程燎原 权利及其救济〔 〕 济南: 山东人 M 民出版社, 1998: <<<<<<<<<<<<<<<>>>>>>>>>>>>>>>>>>>>>>><<<<<<<<< 贴上一篇供参考 另外在 我帮你存了两篇PDF格式供参考 <<<<<<<<<<<<<<<<<<<<<<<<<<<>>>>>>>>>>>>>>>>>>>>>>请采纳答案，支持我一下。
改革开放以来的婚姻家庭立法与妇女权益保障 杨大文Yang Dawe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100872 【专题名称】妇女研究 【专 题 号】D423 【复印期号】2009年02期 【原文出处】《中华女子学院学报》(京)2008年6期第11～15页 【英文标题】Legislations of Marriage and Family Law and the Safeguarding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作者简介】杨大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婚姻家庭法学研究所所长，曾任1980年婚姻法、1992年妇女权益保障法起草组成员。在修改婚姻法的前期工作中，任专家试拟稿起草组召集人。（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婚姻法正式颁行。这部婚姻法是在195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根据实践经验和当时婚姻家庭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修订的。2001年这部婚姻法再次得到修正。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对此立法进程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审慎而理性地把握未来。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marriage law was formally issued and executed in This marriage law was established on the foundation of marriage law in 1950, according to the experience and new problems which appeared in the family In 2001, this marriage law was revised once It can be said tha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our country's legislation in marriage law has made great Research on the legislation of this law is helpful for us to face the future carefully but 【日 期】2008-10-25 【关 键 词】改革开放/婚姻法/妇女权益the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marriage law/women's fights and interests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08)06-0011-05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我国的法制建设和妇女权益保障事业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妇女权益的保障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就法律层面而言，涉及各有其特定调整对象的相关法律。本文仅就改革开放以来的婚姻家庭立法(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婚姻法的修正)对妇女婚姻家庭权益保障问题，做一些简略的回顾和评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应当在现行法的基础上，探索进一步完善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法律机制的途径和方案。 一 1980年婚姻法的起草始于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冬，该法是在1980年9月10日通过，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的。这部法律的颁行，是巩固和发展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需要，是保障公民婚姻家庭权益的需要，也是促进安定团结、妇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背景下，它的问世，使在“文革”十年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婚姻家庭法制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部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的制定是全国妇联率先倡议和推动的。在1978年7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来自各地的代表共商新时期的妇女发展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计。关于婚姻家庭领域的情况、问题和对策，是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代表们提出的修改婚姻法、制定新婚姻法的建议，反映了广大妇女的共同愿望。会后，以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同志的名义，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再度建议修改婚姻法向中央的请示报告》①，根据中央的批示，同年11月成立了由全国妇联牵头，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修改婚姻法小组，下设办公室，随即启动了修改婚姻法、起草新婚姻法的前期工作，在修改婚姻法小组的领导下，起草了六次新婚姻法的草案，后期工作则是由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完成的。 1980年婚姻法对1950年婚姻法的修改和补充，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关于总则、结婚制度、家庭关系、离婚制度等方面的修改和补充，此处不拟评述。关于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保障问题，该法是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加以规定的。一是有关男女两性平等共享的婚姻家庭权益的规定。二是有关对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予以特殊保护的规定。三是某些规定虽然同样地适用于男女两性，但就其实际针对性而言则有利于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规定。笔者认为，1980年婚姻法对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保障，可以通过以下数例加以评析。 1、关于男女平等原则 1980年婚姻法重申了1950年婚姻法中的原则性的规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法将原法中所称的男女权利平等，改称为男女平等。这个看来似乎很细小的提法上的差别，过去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两字之差，其中实有深意存焉。男女权利平等是指两性法律地位平等或机会平等，立法的价值取向，应当是在法律地位平等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两性在实际生活中的平等或结果的平等。对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不仅要有两性在法律上的平等的规定，还要有根据实际情况促进两性在事实上平等的规定。男女权利平等和男女平等这两个提法，前者不能包容后者，后者则是可以包容前者的。这个提法上的修改，是对男女平等在认识上的深化，对保护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乃至其他权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关于传统习俗的改革 1980年婚姻法规定，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这一规定有利于破除以男子为中心的宗法家庭观念和妇从夫居的旧俗，有利于消除有女无儿户的思想顾虑，克服此类家庭特别是农村地区此类家庭的实际困难，对推动计划生育和保障妇女权益也是十分有利的。②与1995年婚姻法相比较，1980年婚姻法扩大了对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除夫妻、父母子女外，祖孙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均被纳入调整范围。在祖孙间的抚养问题上，祖父与孙子女、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的权利义务是一律平等，并无区别的。我国的传统家庭历来是重父系亲、轻母系亲，重男系亲、轻女系亲的。代之以父母双系并重，男系女系一视同仁的规定，是实行男女平等的亲属制度的必然要求。 3、关于夫妻财产制 1980年婚姻法以婚后所得共同制为我国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关于法定夫妻财产制的规定虽然过于概括、过于原则，却比1950年婚姻法中的相应规定更明确，尤为重要的是，法律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财产的归属，为构建约定夫妻财产制作了立法上的尝试和准备。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采用婚后所得共同制，并以夫妻财产约定作为必要的补充，是有利于保障已婚妇女财产权益的。 4、关于离婚的法定理由 对男女一方要求离婚，另一方不同意离婚的纠纷。1950年婚姻法中仅有程序性的规定，而无有关离婚法定理由的实体性的规定，准予或不准离婚的原则界限，实践中是以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为依据的。1980年婚姻法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概括性的离婚法定理由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离婚问题的基本观点，是我国人民法院处理离婚案件的长期经验的总结，有利于保障离婚自由，防止轻率离婚。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又就如何适用这一概括性的规定，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等作过多次司法解释，使其在适用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现实生活中，出于种种原因，要求离婚的妇女遇到的困难或阻力，往往大于男方，关于离婚法定理由的规定和相关的司法解释，是有助于妇女行使离婚自由的权利的。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活和广大人民的婚姻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1980年婚姻法的原规定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在新的形势下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实际需要。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必须通过立法措施制定相应的有效的对策。我们应当充分肯定1980年婚姻法的历史功绩，包括它在保护妇女婚姻家庭权益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但是，这部法律的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的。首先，该法本身原来就存在较多的立法空白，对某些应当具备的制度未作规定。其次，该法的若干规定已经滞后于现实。这些缺陷，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化逐渐显现的。结婚法中仅有婚姻成立要件的规定，欠缺有关无效婚和可撤销婚的规定；原有的夫妻财产制，与已经多元化、复杂化的婚姻家庭财产关系不相适应；面对离婚率的增长和离婚原因的变化，需要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离婚制度，凡此种种，都充分表明了修改婚姻法的必要性。 从1996年10月30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将修改婚姻法补充列入该届人大的立法规划，到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历时5年有余。婚姻法的修改，是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制的重要步骤，上述决定的内容多达33项，与妇女婚姻家庭权益密切相关的立法重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总则章中的禁止性条款和导向性规范 为了保障婚姻法各项原则的贯彻实施，修正后的婚姻法在禁止性条款中增设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上述违法行为的受害人以女性为多，增设这些规定，加强了对妇女人身权利的保护，在新增设的第4条中规定了婚姻双方和家庭成员的共同责任，即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这项导向性的规定，集中地体现了婚姻法的立法宗旨，反映了包括女性在内的家庭成员建设和谐家庭的共同愿望。 2、关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 修正后的婚姻法在结婚章中增设了有关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其内容包括婚姻无效的原因，婚姻撤销的原因、程序、请求权人和请求权行使的期间，以及婚姻无效和被撤销的法律后果等。在出于某些原因导致的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等违法婚姻中，妇女深受其害。有了关于婚姻无效和撤销的规定，可使她们摆脱违法婚姻的困境，并可使她们在违法婚姻终止时的人身和财产权益得到法律的保障。 3、关于法定夫妻财产制和夫妻财产约定 与1980年婚姻法颁行时相比较，现实生活中的夫妻财产关系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表现在客体范围、发生途径、财产价值、权利形态以及涉外婚姻、区际婚姻中的财产关系等诸多方面，经过婚姻法的修正，改进了原有的法定夫妻财产制，规范了夫妻财产约定，对法定夫妻财产制，分别规定了婚后所得共同制中双方共同财产和一方个人财产的范围，在共同财产制的前提下，为一方个人的财产权利提供了适度的空间。对夫妻财产约定，规定了约定的内容、形式以及约定的对内和对外的效力。在约定的对外效力问题上，兼顾了夫妻双方的财产权益和第三人的财产权益，有利于保护社会交易的安全。上述各种规定，当然适用于婚姻双方，对增强已婚妇女在财产权利上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4、关于离婚法定理由的具体化 修正后的婚姻法在肯定和保留原法中的概括性、原则性规定的同时，还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增设了若干列举性、例示性的规定。符合法定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法条中列举和例示的情形，包括一方有重婚，有配偶且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赌博、吸毒恶习屡教不改等违法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此类行为的实施者往往是男性多于女性的。离婚法定理由具体化的后果之一，是妇女行使离婚自由的权利得到了更加有效的法律保障。此外，夫妻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有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调解无效的，也应依法准予离婚。关于一方为失踪者的离婚问题，修正后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应准予离婚。失踪与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无关，此类案件是不可能进行调解的。 除上述各点外，修正后的婚姻法还有若干有利于保障妇女权益的规定，包括在法定期间对男方离婚请求权的限制；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如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可不适用须得军人同意的规定等。此类规定在离婚妇女的财产权益方面更为具体详明。例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应当照顾女方的权益；关于离婚时的经济补偿、生活帮助、损害赔偿等规定，在适用中实际上多以女方为受益人。救助措施和法律责任章中的许多规定，更是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必要措施。 三 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婚姻家庭法经历了从与民法分离到向民法回归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颁行，标志着婚姻家庭法在立法体制上已经向民法回归。民法的法典化，将婚姻家庭法规范体系纳入法典化的民法，作为其中的一编(婚姻家庭编或亲属编)，将进一步实现婚姻家庭法在体系结构、编制方法上向民法的回归。民法的法典化是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制的大好时机，在婚姻家庭编或亲属编中增设若干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规定，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行的。 鉴于2001年对婚姻法已作修正，起草民法婚姻家庭编时似不可能有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本文仅就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法律保障问题，提出以下数项具体的立法建议。 一是增设有关亲属制度的通则性规定。婚姻双方和家庭成员间的权利和义务，都是以亲属身份关系为其客观依据的。这些通则性规定，必须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某些与此原则不符的亲属称谓，也要在法律用语上予以更正。例如，目前仍将父之父母称为祖父母，母之父母称为外祖父母，子之子女称为孙子女，女之子女称为外孙子女，这显然是以男子为中心的宗法家族制度的历史孑遗。沿用这些称谓，会给人们带来内外有别，重男轻女的消极影响。笔者建议将父之父母和母之父母统称为祖父母，将子之子女和女之子女统称为孙子女。这种亲属称谓的改革并非小事一桩，会对消除性别歧视，保障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具有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 二是将有关配偶权的规定纳入婚姻家庭法的规范体系。这里所说的配偶权，是夫妻人身关系方面各种权利和义务的集中概括，也是夫妻财产关系方面各种权利和义务借以发生的根据。将配偶权作为夫妻关系法中的一个上位概念，在法理上并无不妥之处。为什么在亲子法、监护法中可以有亲权、监护权等规范，而不可以在夫妻关系法中有配偶权的规定呢？在修改婚姻法的过程中，配偶权问题曾屡受质疑，那种将配偶权仅仅归结为性的独占权的说法，显然是对配偶权的严重误解。在法律上肯定配偶权，并通过必要的立法措施防止对配偶权的侵害，可以使那些往往在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方的权益，得到更加有效的法律保障。 三是进一步完善约定夫妻财产制。现行法中有关夫妻财产约定的规定，是以财产归属问题为其主要内容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与对财产关系的静态调整相比较，对财产关系的动态调整更加重要。因此，应当将财产的经营、管理等问题纳入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采用分别财产制的夫妻，一方将财产委托另一方经营、管理时，应当适用有关委托代理的规定。显然，进一步完善约定夫妻财产制，对保障已婚妇女的财产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是增补有关离婚法定理由的列举性、例示性规定。现行法中有关规定并不到位，具体地列举和例示的仅有四项。哪些情形属于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尚需进一步作出必要的解释。为了加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增补若干列举性、例示性的规定是十分必要的。规定的增补应当从实际出发，过去的某些司法解释可供参考。笔者认为，一方患精神病久治不愈；一方有生理缺陷，无性行为能力；乙方被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或其犯罪行为严重影响夫妻感情；一方有杀害或严重伤害另一方的意图(有犯意表示或预备行为即可认定，不以杀害未遂或者伤害未遂、既遂为必要条件)等，均可纳入上述列举性、例示性规定，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增补这些规定，对女方婚姻权利的行使来说是利大于弊的。 五是扩大离婚时经济补偿和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现行法中有关离婚时经济补偿的规定，其适用范围仅仅限于采用分别财产制的夫妻。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夫妻均采用法定夫妻财产制即婚后所得共同制，约定采用分别财产制的并不普遍，或者可以说是并不多见。因此，这种规定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实，采用法定夫妻财产制的亦可适用这种经济补偿制度，只要符合法定情形，付出义务较多的一方，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要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将离婚时经济补偿的适用范围扩及采用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夫妻，在具体操作上并无困难，可在离婚时的财产清算中与共同财产的分割一并处理。有人说，采用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可对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予以适当的照顾，并无适用经济补偿的必要。这种说法是有失偏颇的。行使经济补偿请求权和受到照顾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两者的区别是泾渭分明的，现行法中有关离婚时损害赔偿的规定，对赔偿请求权的发生依据作了严格的限制。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满足无过错方的合理要求。建议在已有的规定外，增设关于赔偿理由的概括性、补充性的规定。因其他严重违反婚姻义务的事由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也有权要求过错方予以赔偿。在现实生活中，离婚时的经济补偿和损害赔偿，权利人以女方居多，义务人以男方居多。扩大这两种制度的适用范围，是保障离婚妇女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 注释： ①早在第四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前的1978年8月，全国妇联已向中央报送过关于修改婚姻法的请示报告。 ②经2001年对婚姻法的修正，已将这一规定中的“也”字删去，进一步突显了男女平等的立法精神和已婚妇女的主体性。
希望对你有帮助 有关我国《婚姻法》中损害赔偿制度的几点看法 内容摘要：《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确定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使法律对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更进一步，使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有了法律的依据，使我国婚姻家庭立法有了进一步的完善。但是该制度在实践操作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对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显得不足。本文就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基础，确立的意义，损害赔偿的要件，适用条件，赔偿义务主体的范围，以及实际操作中的归责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探讨，并提出了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及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关键词： 婚姻的契约本质 损害赔偿 婚内损害赔偿 举证责任 （一）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 有学者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源于民法上的侵权损害赔偿。对破坏婚姻关系的行为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责任，依照侵害名誉权的法律处理。也有观点认为应将破坏婚姻关系认定为侵害配偶权的民事责任，实行精神损害赔偿。 本文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在于婚姻的契约本质。 长期以来，我国并没有采用婚姻契约理论，传统认为“婚姻是男女双方精神上的结合”，“爱情是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的”，更有反对确立婚姻损害赔偿的人士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了婚姻的伦理本质，并使婚姻关系商业化，法律解决道德的问题是不妥当的等等。总之，这是因为对婚姻的本质存在不同看法而导致的不同结论。婚姻是男女双方为共同生活的目的而依法结成的以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民事契约。就是说，婚姻的本质是一种契约，而契约不仅强调权利，更强调自由。因此，我们可以说，婚姻意味着自由。法律上的婚姻自由制度的根据就是契约自由，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我国采取结婚登记主义，这说明，婚姻契约的缔结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进行。它的内容就是夫妻双方各自所享有的婚姻权利和各自所应履行的婚姻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包含了人身和财产两个方面；而且婚姻当事人可以选择离婚来解除这种权利义务，即婚姻契约的解除。以上内容均可反映出婚姻的契约本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就是从婚姻救助措施的角度来反映婚姻的“契约”本质的。我国修改前的婚姻法并无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而国外立法却早在几百年前就确立了这项制度。如1791年法国《宪法》、法国民法典、墨西哥民法典均确立了这项制度。 婚姻的“契约”本质在我国长期受到禁锢，在封建社会，夫妻双方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是极不平等，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长期以来，人们似乎承认婚姻是一种契约，仿佛就是把婚姻看成了一种可耻的交易。所以应当说，这种理念回避了婚姻关系的本来面目，也限制了婚姻自由原则的贯彻和实现。所以妇女在婚姻关系中基本没有什么合法权益，当婚姻关系破裂时，更谈不上合法权益的保障。近年来，随着民众“契约”理念的渐趋深入，有关婚姻本质的认识也越来越明晰。并且，这种认识已经反映到婚姻立法上来。我国现行的婚姻法正是基于婚姻的契约本质而确立了损害赔偿制度。尤其是《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过错方已经严重违反了婚姻契约之义务，理应承担损害赔偿之责任。 （二） 《婚姻法》确立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2001年，我国《婚姻法》确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 （1）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目前社会形势下保护婚姻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有利于警示、惩罚重婚，姘居，通奸，婚外恋，家庭暴力等过错当事人的行为。 （2）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公序良俗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在人们对包二奶，通奸，姘居等行为日渐麻木漠然 ，社会风气日渐沦下的今日，用法律的手段，来提高道德的认识是必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树立崇尚法治婚姻，道德家庭的理念。 （3）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加强民事法律制度的需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4）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司法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需要，也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从以往的司法实践看，由于我国原婚姻法没有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能按照分割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来操作。但是在财产很少甚至没有财产的情况下，该照顾原则根本无法适用，无法给予无过错的受害方以公平合理的保护；同时使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和制裁。因此，让司法有法必依，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至关重要。 有反对该项制度建立者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婚姻的伦理本质，而惩罚第三者是用法律干涉私人的感情世界，道德问题不能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并且容易造成侵犯他人隐私，捉奸成风的不良风气，司法介入婚姻过错的调查，取证困难，诉讼成本高，操作难等等。笔者认为，婚姻关系是建立在夫妻双方感情的基础上的，但婚姻关系的维护除了需要感情的积极因素，也需要法律制度的介入。婚姻法有伦理道德方面，但更多的确实法律制度。如前所述，我国采用结婚登记主义，婚姻这项契约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缔结。它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巨大利益，更涉及社会利益，理应受法律的严格保护。调查难，诉讼成本高不能成为反对立法的理由。三峡大坝水利工程难、成本高，为什么国家还要建设？因为它建成后的社会效益可观。那么建立婚姻法上的损害赔偿，其社会效益，也具有长远的精神效益！ （三） 损害赔偿的要件 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几点： 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过错。这是损害赔偿的主观方面要件，即要求一方主观有过错。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无过错，则不承担赔偿责任。 行为具有违法性。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行为要件，即过错方的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或婚姻契约对婚姻义务的要求。 请求权人有受损害的事实。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后果要件，即享有请求权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具有损害事实，包括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事实上，也只有当无过错一方有损害事实时，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需要强调和补充的是：通说精神损害赔偿要有精神损害的事实。因为精神本身是抽象的，又要求它用法律所要求下的事实状态表现出来更难。在学理上为了解决精神损害存在的客观性，有学者和实务者将精神损害分为“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和“证实的精神损害”。所谓“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又称“形式上的精神损害”，只要受害人有举证侵害人的侵权行为明确存在的表现形式，依一般的认识水平，相信受害人确实存在遭受精神损害的事实，法律则推定这个损害的真实性。所谓“证实的精神损害”也称“实证的精神损害”，法律不能推定受害人是否存在精神损害的真实性，受害人必须举出证据加以证明是否存在心理上，身体上，精神上受到损害。笔者认为：通说要件所述的精神损害的事实应理解为是“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只要有侵害婚姻家庭的危害行为的存在，即推定受害方存在有精神损害而无须再辅以证据加以证明。 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这是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要件，即违法行为与无过错一方的损害事实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四） 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 文中在阐述中一直强调婚姻的损害赔偿，而非离婚的损害赔偿。这正是本文的重要观点之一——确立独立的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支持婚内损害赔偿。 《婚姻法》第46条适用的条件是“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应该理解为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提起确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吧? 那么，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不要求离婚就不能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么？难道说无过错方要想得到赔偿就必须以离婚为代价么？笔者认为，这种规定，无疑使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形成了一种“强行配售关系”，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想主张损害赔偿，那么离婚便成为了一种“强制搭配品”，否则损害赔偿就无从提起。然而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两种本质截然不同的权利。离婚请求权是基于婚姻关系的破裂而主张夫妻关系的解除，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基于违背婚姻法所规定的义务的违法行为而主张受损权益的法律保护。因此，应将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取消以离婚为前提的限制，支持婚内损害赔偿的请求。也许有人认为这种赔偿没有什么意义？判来判去都是一家人的财产。但笔者认为，这样界定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整体提高人们对家庭、对婚姻义务的重视，起到警示的作用，而对有过错一方进行惩罚和教育，即体现了法律的威力所在，又有利于过错方悔悟，使其“回头是岸”，促进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如果一定要以离婚为代价，对无过错一方也是不公平的。并且对于这种因婚内赔偿无过错方所取得的财产或财产权利亦应认定为其个人财产。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其稳定与否，在一定因素上关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果确立这种独立的赔偿请求权，从长远的角度看，其社会效益，精神效益都是可观的。 （五） 损害赔偿义务主体范围的界定 《婚姻法》第46条，在责任主体上界定模糊。从条文分析，损害赔偿义务人限制在夫妻双方的范围之内，这使得受害人在权利保护上受到影响。实际上，是免除了有过错的第三方的连带责任。无过错方可否向“第三者”主张赔偿呢？笔者认为可以。第三者介入他人的婚姻，是对现行法律保护的婚姻制度的破坏，同其他的违法行为的本质是相同的，而不仅仅只是道德问题，法律必须做出否定的评价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制止，制裁。因为配偶一方与婚外第三人重婚、姘居、通奸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过错方有错的同时，第三者也大都有过错，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不过，无过错方不应在离婚诉讼中向第三者主张权利而应另行提起侵权之诉；如果像本文第四点所述的，允许婚内赔偿的话，无过错方则可以以有过错的配偶和第三人为共同侵权人提起侵权之诉。有的专家、学者称“惩罚第三者有可能导致捉奸成风，司法上难以操作。”笔者认为：只要第三人插足于他人家庭并有重大过错，如重婚、姘居、长期通奸，及导致他人离婚的就应受到民事制裁，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亦不免除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追究第三人责任体现了一种立法价值取向，维护公序良俗。当由道德约束的问题超越了社会文明的底线，则需要法律来维持它的正义和标准。如果法律对第三者的重大过错视而不管，仅对离婚过错方进行惩罚，将达不到法律所预期的预防，警示及教育，惩戒作用。而且设立向婚姻损害第三方主张损害赔偿的制度也是多数国家法律的通例。 （六）婚姻损害赔偿制度在举证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 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无过错方”。其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样举证的责任就落在了无过错的受害一方。在单纯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者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对这一证据的采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领域存有相当的难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为若干解释）第二条规定：“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权利主张者如何来证明配偶与婚外异性该种关系的持续性、稳定性呢？有些权利主张者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雇佣私家侦探或干脆自己充当起私家侦探的角色，期望借助这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请求。但往往会由于收集证据材料及运用证据不当而引发权益之间的冲突。譬如，将捉奸照公布于众，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将同居的事实大肆渲染，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等等。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权利主张者根本无法提供此方面的证据材料。在种种状况下，一味地实行谁主张谁举证，便可能导致该种局面：由于证据的不足或缺乏证据，权利主张方的请求权实现不了，应承担责任的一方则可逃脱法律的惩处。法院的法官明知存有侵权的事实却苦于证据的缺乏而无法对被侵犯的民事权益给予相应的民事救济。在该种局面下，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的立法价值，其所透析的立法精神便荡然无存。 笔者认为：适当适时适地地采用过错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会加大受害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 如果可以这样操作，那么有相当一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主张，无过错责任或者特殊侵权场合，我国民法应借鉴法国的经验，侵权人侵害自然人物质性人格权，无论侵权人有无过错，均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换言之，在受害人之物质性人格权遭受侵害，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场合，可以适用过错责任，也可以适用无过错责任。正由于过错推定是从保护受害人利益考虑而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对受害人提供救济， 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也应该将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到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损害赔偿制度中。例如在重婚、与婚外异性同居等情况下，无过错方要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原则，由过错方对其对精神损害的后果没有过错进行举证。 正如本文前面所述，“法律视婚姻仅为民事契约”， 确立婚姻法的损害赔偿制度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更何况婚姻家庭关系是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民事法律关系，它具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复杂性，会使婚姻家庭领域随时可能出现法律所预料未及的新情况、新问题。过错推定原则也会有助于对此类婚姻家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及时的调整。同时，也加大了对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 综合前六方面的论述，笔者在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方面存在了以下的看法及建议：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确立这项制度是我国目前婚姻家庭观念“世风日下”，恢复道德伦理的公序良俗的需要；对于婚姻法中的精神损害应理解为“名义的精神损害”为宜；损害赔偿不应局限在离婚条件之下，亦应及于婚姻持续的过程中；损害赔偿的义务人应包括有过错的配偶一方和第三人（权利主张者以何名义诉之在所不问）；适当适时适地的采用过错推定原则来加大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 参考文献： （1）王利明 主编 《民法侵权行为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王利明 主编 《民商法研究》 （3）林秀雄《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李银河 马忆男 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 （5）关今华 主编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与评算》 （6）杨遂全《新婚姻家庭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7）杨大文主编：《亲属法》，法律出版社 （8）李绍章：《点评新婚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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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可分为四类，相应处理方法也有四类，保险只是其中的一种：机率大损失大的风险，采用风险回避的方式机率大损失小的风险，采用风险控制的方式机率小损失大的风险，采用风险转移的方式（即保险）机率小损失小的风险，采用风险自留的方式希望这对你写论文有帮助。
保险法是约束，规范保险人和投保人的一种标准法律，它的存在可以更好的维护双方的利益关系。这其中重要的原则就是诚信，所谓诚信就是诚实、守信，是保险的生命线。保险法中的这种最大诚信原则，实际上就是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及履行保险合同的过程中，必须以最大的诚信全面而完整地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互不欺和隐瞒有关保险标的的重要情况，严格遵守保险合同的约定和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之所以这样强调诚信原则，因为保险合同具有很强的特殊性。第一，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具有不确定性。第二，保险合同与一般合同相比具有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性。第三，保险的行业特性是资金流动性强。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保险合同当事人具有说明告知义务。例如，2000年4月，某公司40岁的王某因患胃癌（亲属因害怕其情绪波动，未将真实病情告诉本人）住院治疗，手术后出院，并正常参加工作。8月24日，王某经同事推荐，与之一同到保险公司投保了人寿险。王某在填写投保单时并没有申报身患癌症的事实，也没有对最近是否住过院及做过手术进行如实说明。2001年7月，王某病情加重，经医治无效死亡。王某的妻子以指定受益人的身份，到保险公司请求给付保险金。保险公司在审查提交有关的证明时，发现王某的死亡病史上，载明其曾患癌症并动过手术，于是拒绝给付保险金。王妻以丈夫不知自己患何种病并未违反告知义务为由抗辩，双方因此发生纠纷。被保险人投保之前患有严重疾病并接受过住院及手术治疗，但因家属和医师的善意隐瞒，被保险人并不清楚自己患有何种疾病，导致在投保时未予告知。仔细推敲这种特殊情况，保险人是有正当理由拒绝赔偿的。因为根据保险法的一般理论，告知义务要求告知内容是对事实的陈述，而非准确地阐明观点。它并不苛刻地要求投保人的告知完全准确无误，只要在投保人认知范围内他尽量大可能地履行了这项义务即可。被保险人在投保时不清楚自己究竟患何种疾病。就是说，在被保险人的确不清楚自己到底患何种病的情况下，倘若他对病情做了感知性陈述，尽管这种陈述不一定与事实相符（如患有胃癌，家属等善意地告诉他得的是胃病，他申请患过胃病）他在义务履行上是绝对无瑕疵的，但是如果他隐瞒或虚假陈述了就医或治疗等方面的事实，则犯有未适当告知重要事实的过错，应当承担违反告知义务的不利后果。保险诚信是威胁保险业生存乃至政府诚信和社会诚信的重要因素，诚信原则是保险经营的重要原则，保险诚信首先要求保险人做到最大诚信，最大诚信是保险人的道德准则；同样诚信也是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基本法律准则和行事规范。要建立保险当事方的互信机制，促成良性互动。从我国保险业经营的现状来看，众多现实让人觉得保险诚信不容乐观，如被保险人不如实告知或赔，保险人在经营与理赔方面的不诚信等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保险业健康发展。在我国部分保险企业和员工的保险诚信问题严重影响了保险业的形象和健康发展。可以说，影响保险业的发展和壮大，重要的不是保险产品的创新，而是保险的不诚信。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现在保险行业的信誉度很差，有些人甚至将保险营销和传销等同起来，如果不提升保险业的诚信，整个行业的生存根基将会受到摧蚀，保险本身将不复存在。诚信也不是绝对的，只要双方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对的起自己，也对的起他人，为了社会，不再自私，其实很简单做到的。因此，建立保险各方当事人的互信机制，促进双方的良性互动显得格外重要。加大保险公司信息披露力度，早日消除保险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矛盾，让保险相关信息在参与保险的各方间对称地进行传播，揭开保险神秘的面纱，让他真实地走进平常百姓家。扩展阅读：【保险】怎么买，哪个好，手把手教你避开保险的这些"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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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婚姻是男女两性结合的社会形式，这种结合形成为社会制度确认的互为配偶的关系。我国现行婚姻法在调整配偶之间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中，范围过于狭窄，且多是纲领性、概括性的规定不够全面、系统和具体，对于违反法定权利和义务的行为缺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规定。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外国婚姻法的普遍规定，对配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在今后更加完善，写入我国的婚姻法中，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如果轻率地立法是不合法理和实际的。合法的婚姻具有法律上的保护义务，随着夫妻间的配偶关系的建立，权利和义务也随之产生，学术界对配偶权的具体内容分歧归纳起来有三种代表观点。它的内容应当根据其属性和特征加以理清，应当包括住所决定权、夫妻姓名权、贞操忠实义务、同居义务、日常家务代理权等。本文着重论述了我国现行配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如何完善我国配偶权制度，使大量的婚姻纠纷有法可依，保护我国的婚姻家庭，促时社会文明建设应该有赖于《婚姻法》的完善，用观点陈述了我国目前现阶段婚姻立法过于简略，来证明配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不适于写入我国的《婚姻法》。 关键词：婚姻关系、婚姻法、配偶权、住所决定权、夫妻姓名权、同居义务权、日常家务代理权 一、 配偶之间权利和义务的概念 配偶权是夫对妻和妻对夫的身份权。它的内容包含着依据婚姻自然属性而产生的权利，如同居权、生育权和依据婚姻的社会属性而产生的权利，如忠实请求权、日常家事代理权、互相协助权等。配偶权的内容应当随着婚姻关系的成立而产生。它是指配偶之间要求对方陪伴、钟爱和帮助的权利。配偶权是由国外一些国家率先提出并加以完善的，我国的法学学者认为国外的配偶权这种概念并不准确。因而对配偶权所下的定义不尽相同。总体来说，对配偶权的定义大概有这样几种：一是法定说“配偶权是法律赋予的婚姻关系中的夫妻享有的配偶身份权利，其它人不得侵犯的义务。”二是利益说，配偶权是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基本身份证。表明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由权利人专属支配，其它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三是性权利：配偶权是民事权利，夫妻就有配偶权，特色就是性权利，不容别人侵犯。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看配偶权利和义务的定义，不仅要充分体现定义的性质，还要充分体现包括的内容，从配偶权的特性来考虑，包括平等性、绝对性和支配性等。我国的现行婚姻法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夫妻的特定身份权利，并且没有对夫妻这一身份关系所产生的特殊权利义务加以规定。并且忽略了夫妻关系的自然属性，例如同居权，法律只关心夫妻与外界交往可能产生的纠纷。因此现行法律对配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没有明确定性。 合法的婚姻具有法律上的保护意义。结婚男女成为夫妻后就是配偶关系，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也随着婚姻而产生。总体来说，对配偶权的定义大概有这样几种：一是法定说“配偶权是法律赋予的佥婚姻关系中的夫妻享有的配偶身份权利，其它人不得侵犯的义务。”二是利益说，配偶权是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基本身份证。表明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由权利人专属支配，其它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三是性权利：配偶权是民事权利，夫妻就有配偶权，特色就是性权利，不容别人侵犯。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看配偶权利和义务的定义，不仅要充分体现定义的性质，还要充分体现包括的内容，从配偶权的特性来考虑，包括平等性、绝对性和支配性等。配偶权应该是在夫妻双方之间发生的，，双方平行专属享有的要求对方陪伴、关爱、相互帮助的权利。配偶权应具有的特征：内容的双重性，即权利义务的实现需要双方同时履行和协调配合。配偶双方既是义务主体，又是权利主体。权利的排他性，有时说配偶权也是对世权，即夫妻以外的都是义务主体，都是有不作为的义务，任何人不得妨害、侵犯、干扰配偶权的行为。同时还应有主体的对偶性和客体的利益性。其中客体的利益性也具有独占性，这是因为我国实行一夫一妻的制度而决定的。 配偶权的本质上是权利，但中心却是义务。这是专家学者一致认同的。权利人在道德和伦理观点的驱使下自愿或不是自愿受制于相对人的利益，所以权利之中包含义务，配偶权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新权利，不同的国家对配偶权认识不同。我认为配偶权是一项基本身份权，应该有下列权利和义务。 二、 配偶的权利和义务： 配偶的权利和义务包括住所决定权、夫妻姓名权、贞操忠实义务、同居义务、日常家务代理权等。 1 、住所决定权。 现代各国对住所决定权的立法。有四种：（1）协商一致主义。这种立法规定婚姻住所由夫妻双方商定来确定。（2）自由主义。这种立法规定夫妻双方都有选择住所的自由。我国婚姻法也是实行的自由主义原则。第八条规定：“登记结婚后，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说明男女双方都有决定双方住所的权利。[1]另外还有丈夫权利主义，也就是由男方说了算。只不过随着社会进步，专制的性质有所改变。还有一种丈夫义务主义。就是丈夫有义务为妻子提供住所。妻子所享有住的权利，英国的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 2、夫妻姓名权。 世界各国对夫妻姓名权的立法，有五种类型：（1）是保持各自姓氏原则。（2）是实行从一规定，无约定时从夫姓的原则。（3）是坚持妻从夫原则。（4）是允许双方当事人任意约定的原则。（5）是妻子在姓名前冠以夫姓原则。各国都有各国的传统姓氏和习惯，其中我国法律规定，夫妻双方都有用各自姓名的权利，这一规定，完全体现男女平等的原则。但是夫妻之间就姓氏约定的除外。 3、贞操忠实权。 贞操义务又称忠实义务，贞操是旧时指女子不失贞或从一而终的操行。旧时把贞操和贞节相等同。守节操的女子被视为贞节妇女，立“贞节牌坊”。其实幸免质是对妇女单方面的限制，而丈夫却可以在外寻花问柳。但现代社会把贞操和贞洁相分离，贞洁是对女子而言，贞操已扩大为男女不为婚姻外之性交的良好操行，遵此操行，谓之贞操。贞操是不为婚外性交的操行，是对男女双方共同的要求。[2]法国和瑞士民法典规定：“夫妻应互矢忠实。”资本主义还这样讲，何况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婚姻家庭道德要求夫妻互相忠诚。夫妻关系中，相互忠诚，情感专一是我国的传统美德。 贞操忠实义务是配偶性生活排它专属义务，它要求配偶之间负责忠实贞操义务，不能进行婚外性生活，我认为夫妻遵守贞操忠实义务是婚姻中的最根本的要求。对贞操负责在很大程度上是婚姻关系稳定的前提。试想，如果性生活没有排他性，虽然不会丧失本身的积极作用，但却增大了消极观念。 4、同居义务权 夫妻性生活是同居义务的重要内容：还包括相互协力义务、共同寝食义务。这两种义务要求夫妻双方相互支持对方的活动和意愿。相互抚养、共同料理家务，当配偶一方有难，另一方无条件地有救助、求援义务，同居义务是法定的义务，是夫妻双方共同的、平等的义务。没有正当理由夫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履行同居义务。否则会给社会制造不安定因素。世界各国对同居义务有所规定。履行同居义务的同时，也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夫妻双方可以暂时或部分中止同居义务。这些义务有：需要较长时间合理离开家庭去处理公私事务的，夫妻一方因生理原因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同居义务的，被限制人身自由而无法履行同居义务的，都受到各国的法律规定保护，正因为同居是一项义务，但义务的同时存在很多其它客观条件，所以各国的法律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后果，对不履行同居义务的行为作为相应的自理制度。虽然有些判决不能强制执行，但有的国家认为这种不服从判决可以视为遗弃行为，是构成司法别居的法定理由之一。 5、配偶的家务代理权。夫妻双方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尤其在经济方面，如果每件事都要共同实施则是不可能的，法律规定夫妻各方在单独事务时均得代理对方，也就是互为代理人。这一种代理是由夫妻的身份关系决定的，与《民法通则》上规定的法定代理和授权代理均有不同。代理不以明示为必要。日常家务指的是一时的制作与取得，子女的抚养与家庭生活用品的购置、家庭生活必要的借贷等等。在家庭生活中夫妻双方的行为都被视为夫妻双方意识的表示。即使夫妻之间有特别的限制，也不能对抗有善意的第三人，以保护善意的第三人的交易的安全。而且对配偶的家务代理权，我国的法律并未规定，世界各国多数都作了规定。它的法律后果是配偶的一方代表家庭的所为的一种行为，双方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承担的法律责任。因为日常代理权就是指配偶一方与第三人实施日常事务为一定法律行为时享有代理对方配偶行使权利的权利，配偶双方都应对其所作为承担共同的连带责任。 当然还有其它权利：如、监护权、抚养权、离婚权 、行为能力欠缺宣告权、继承权、收养子女权、住所商定权、失踪或死亡宣告申请权等。 三、配偶权不适宜在我国婚姻法中规定。 配偶权虽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理论上也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它并不适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要是在《婚姻法》中成立，可能不仅不会达到好的社会效果，反而会损害法律的威严。 （一） 立配偶权不利于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任何一对夫妻在婚姻存继的过程中因同居义务不可能不发生冲突。而配偶权的核心是夫妻双方享有性行为的权利，每个公民都享有人身自由权。夫妻的一方是否享有拒绝与配偶发生性关系的权利呢？当夫妻这两个权利发生矛盾时，能否有效保护妇女们的权益。如一旦确立配偶权，那么婚姻内的强暴行为只能增加，而不会减少。因为这一行为有法可依。男人们可以任意进行婚内性行为。一旦确立了配偶权，只能成为满足一方欲望的保护伞，也可能成为一些别有同心的人借同居的名称来肆意侵害妇女合法人身权利的手段。在修订《婚姻法》中应首先考虑如何更有效地保护女的合法权益。如那些婚姻关系恶化、夫妻感情破裂、夫妻长期分居，或者已进入诉讼阶段，丈夫违背了妻子意愿的，采用暴力行为，强行进行性行为，应该以强奸罪论。这是符合刑法理论的，因为刑法关于强奸轩罪的规定，并没有对“丈夫”这一特殊主体作特殊的规定。所以，即使承认配偶权的国家对夫妻之间的性行为也有例外的规定，以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用一些法律条文来约束另一方滥用权利而提出的要求。 （二） 婚姻法中的同居和忠实的义务。 “同居义务为婚姻上之同居，非仅为场所之间隔……夫妻同居为夫妻共同生活之基础性要件，其义务为本质的义务……”[3]婚姻法中同居和忠实的义务，无需再用法律来强制。应当指出的是，同居并非绝对的，应当以配偶一方正当、合理的要求为限，对于夫妻适当的分居，不得视为违背同居义务或侵犯同居权。所谓分居，又称别居，是指婚姻当事人依判决事合意免除夫妻同居之制度[4]，如果在《婚姻法》中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很多大可以拿配偶权的规定为自己的粗暴行为作保护伞。我国的婚姻法第7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婚姻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结婚证就像一张契约。因此可以说“婚姻的契约，只有夫妻同居才算完成”。[5]双方约定承诺了同居的义务和忠实的义务。夫妻间的忠实，不仅是性自私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的必要约束。对此常识，法律不需要再作强制性的规定。婚姻是两性的结合，同居是夫妻双方生理上的必然要求，任何一对夫妻均应对社会负责。如果用法律强制将会对婚姻关系的稳定制造不稳定的因素，也是和法律的规定背道而驰的。 （三）确立配偶权会使司法部门的执行难度增大 我国八十年代《婚姻法》对配偶权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规定，很不全面，尚须完善。却没有法律对侵犯配偶权的侵权行为如何处罚，侵权人承担怎样的责任没有规定。目前，在《民法通则》中涉及婚姻家庭权利的限于以下两条，《民法通则》103条规定：“公民享有婚姻自主权，禁止买卖、包办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104条规定：“婚姻、家庭、老人、母亲和儿童受法律保护。”但是在《民法通则》第六章民事责任中却没有这两条的责任条款。因而仅有的这两条尚不涉及配偶之间权利义务的规定也只流于形式，起不到真正保护婚姻内部权利不受侵害的作用。我国传统观念“清官难断家务事”影响太深，配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受到侵害也似乎是家务事的一部分，一般都不予以深究。夫妻之间双方的权利应该是法律的终极关怀 。应该改变因立法所受的家庭本位的影响，对夫妻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进行规定。夫妻在对外关系中，可以是一个婚姻生活共同体，但内部又是一个单个的个体，因此只有违反法律规定不履行法定义务或侵害配偶权的第三人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才能保护受害配偶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新型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保护夫妻关系的稳定。 曾有人建议在《婚姻法》修订过程中，增加对侵犯配偶权的一方加以处罚规定。比如：当夫妻一方对另一方不忠，或和第三者同居，及其它侵害另一方的权利。另一方有权请求司法机关排除妨害。我认为，对于这一类建议是不可取的。因为在我国的婚姻法中，感情是基础，如果夫妻关系的破裂，夫妻之间的纠纷事出有因，有时双方经磨合后就可能达到理解和谅解。矛盾也就随之去了。在外界介入之前而恰恰容易调和。特别是一些因一时激动而出现的非理智能力和行为。如果一对夫妻到了需要警察来排除矛盾，这对夫妻关系也就不可能长久。也会因一些本可以挽救的婚姻因此而加剧破裂。侵犯配偶权的争议法院很难判决。这是因为既然受到侵害时，另一方可以请求排除妨害，就需要进行查证。也就需要作出排除妨害和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从具体行政行为，还可以依照法律的程序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受理的难度很大，首先是取证、认证比较难，侵犯配偶权的案件不但原、被告取证较难，而且证人一般也不会作证，更不愿出庭作证。因为中国人面子比较重。而且要求法院取证时，法院也没有办法。这就会妨碍案件的正确处理。其次是划分责任比较难，婚姻关系是复杂的社会关系，它牵扯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类婚姻关系由婚外恋、第三者诱惑等原因引起，还可能因对方的过错引起，要责任分清，有很多难点。打个比方，比如当妻子遭人强奸，妻子本是受害人，反被丈夫告上法庭，告妻子侵犯配偶权。显然不合情理，这种行为也就不会得到社会的支持。反而给法院制造出两难境地，法院不受理和受理都很难，这又会影响法律尊严。 任何一对夫妻都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结过婚的男女与未婚的男女都一样，依法享有同等的自由。法律不是万能的，男女的性的思想和感情多变多复杂。道德仅是对人的行为做更多的隐性规范。虽然夫妻结婚的时倡导都应答应除对配偶而不得与其它人发生性关系，但性能力是以感情为基础的，但人的感情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精神生活，性生活与物质生活共同而存在。随着条件的变化，时间的流失，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性生活对任何一对夫妻也不可能是永远的，在感情上发生变化和关系上发生变化，这种现象也很多。人的情感和激情丰富易变，需要用理智来控制。法院每年受理的离婚案件约占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在这当中有不少当事人都有一定程度的侵犯配偶权。如果对他们全部处罚，显然有失公允。婚姻关系中的忠诚属于情感领域，不应该用法律来强制。情感上的事应该由当事人双方自己妥善解决。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都有自身的规律。婚姻作为一种形式，本来就把人最难把握的情感和激情因素相联系而使婚姻的巩固面临很多难题。如果过度强调对婚姻关系的法律的强制性将不利于家庭的长久稳定，婚姻关系包括爱社会尊重的个人隐私内容，不应该增大法律的干预性，处罚第三者的立法会介入个人隐私权，我觉得这是不可取的。《婚姻法》中如确立配偶权是立法的倒退，忠实与不忠实的问题是社会道德问题，而不应受到法律的制裁。道德问题只能依靠道德规范来约束，而不能通过法律来制裁。我不赞同有的学者既主张确立配偶权，同时又主张有例外的观点。说什么“婚外恋如果纯粹是感情的事，双方并没有发生姘居通奸行为，或者偶尔秘密地发生的通奸行为，实际上并且破坏公民配偶权的，没有必要处罚，是个人的隐私问题”。这样随心所欲、自相矛盾的处理方式，我看不如不对配偶权作出规定。人是感情动物，非恶意的主观侵害了配偶权如果被法律的硬性规定。处理将是对夫妻之间设立一个障碍，法律不应约束人们的思想和感情。再者，对于“婚外恋”的现象，我们应该要制止它，解决它不可能。要采用多种形式和手段，不能一罚了之，否则会事与愿违。 我国法律受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的影响，婚姻内部的权利和义务没有得到法律的关怀，偏重了婚姻作为整体与人，法律应该深入到婚姻内部对夫妻之间的权力和义务加以规定并完善。 二OO一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婚姻法修正案，并未采纳一部分法学家主张将配偶权作为具体的一项权利写入《婚姻法》，反而在第46条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无疑是将配偶权写入《婚姻法》尚不符合我国国情，不符合我国社会制度。综上所述，我认为在制订和修订法律时，既要广泛吸收国外先进的配偶权利和义务的先进立法经验，把好的法律制度引进国内并加以吸收揉合。又要结合本国的国情。既要有超前的意识，又要适合现在存在的社会制度状况，对于一些可有可无的规定，在目前情况下，立法尚不具备，有还不如没有。当法律建全到一定程度。公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达到一定的程度。用法律来调整和约束配偶之间的行为，未尝不可。如现阶段强制立法，其结果未必与立法的初衷相一致。 结语 我国现行的配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立法和制度并不完善，过于简略，随着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提高，法律应该相应调整，具体突出人性化，在婚姻感情纠纷上，不应增大法律干预，用道德来约束道德问题，而不能强行通过法律来制裁。 参考文献 【1】主编张贤钰《婚姻家庭继承法》第二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1年 【2】邓宏碧《完善我国婚姻家庭的法律思考》（下）现代法学， 99年第四期 【3】巫昌桢《现代婚姻家庭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 【4】李志敏《比较家庭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5】王利民《人格权法》 北京法律出版社 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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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对你有帮助 有关我国《婚姻法》中损害赔偿制度的几点看法 内容摘要：《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确定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使法律对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更进一步，使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有了法律的依据，使我国婚姻家庭立法有了进一步的完善。但是该制度在实践操作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对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显得不足。本文就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基础，确立的意义，损害赔偿的要件，适用条件，赔偿义务主体的范围，以及实际操作中的归责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探讨，并提出了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及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关键词： 婚姻的契约本质 损害赔偿 婚内损害赔偿 举证责任 （一）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 有学者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源于民法上的侵权损害赔偿。对破坏婚姻关系的行为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责任，依照侵害名誉权的法律处理。也有观点认为应将破坏婚姻关系认定为侵害配偶权的民事责任，实行精神损害赔偿。 本文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在于婚姻的契约本质。 长期以来，我国并没有采用婚姻契约理论，传统认为“婚姻是男女双方精神上的结合”，“爱情是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的”，更有反对确立婚姻损害赔偿的人士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了婚姻的伦理本质，并使婚姻关系商业化，法律解决道德的问题是不妥当的等等。总之，这是因为对婚姻的本质存在不同看法而导致的不同结论。婚姻是男女双方为共同生活的目的而依法结成的以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民事契约。就是说，婚姻的本质是一种契约，而契约不仅强调权利，更强调自由。因此，我们可以说，婚姻意味着自由。法律上的婚姻自由制度的根据就是契约自由，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我国采取结婚登记主义，这说明，婚姻契约的缔结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进行。它的内容就是夫妻双方各自所享有的婚姻权利和各自所应履行的婚姻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包含了人身和财产两个方面；而且婚姻当事人可以选择离婚来解除这种权利义务，即婚姻契约的解除。以上内容均可反映出婚姻的契约本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就是从婚姻救助措施的角度来反映婚姻的“契约”本质的。我国修改前的婚姻法并无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而国外立法却早在几百年前就确立了这项制度。如1791年法国《宪法》、法国民法典、墨西哥民法典均确立了这项制度。 婚姻的“契约”本质在我国长期受到禁锢，在封建社会，夫妻双方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是极不平等，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长期以来，人们似乎承认婚姻是一种契约，仿佛就是把婚姻看成了一种可耻的交易。所以应当说，这种理念回避了婚姻关系的本来面目，也限制了婚姻自由原则的贯彻和实现。所以妇女在婚姻关系中基本没有什么合法权益，当婚姻关系破裂时，更谈不上合法权益的保障。近年来，随着民众“契约”理念的渐趋深入，有关婚姻本质的认识也越来越明晰。并且，这种认识已经反映到婚姻立法上来。我国现行的婚姻法正是基于婚姻的契约本质而确立了损害赔偿制度。尤其是《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过错方已经严重违反了婚姻契约之义务，理应承担损害赔偿之责任。 （二） 《婚姻法》确立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2001年，我国《婚姻法》确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 （1）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目前社会形势下保护婚姻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有利于警示、惩罚重婚，姘居，通奸，婚外恋，家庭暴力等过错当事人的行为。 （2）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公序良俗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在人们对包二奶，通奸，姘居等行为日渐麻木漠然 ，社会风气日渐沦下的今日，用法律的手段，来提高道德的认识是必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树立崇尚法治婚姻，道德家庭的理念。 （3）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加强民事法律制度的需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4）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司法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需要，也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从以往的司法实践看，由于我国原婚姻法没有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能按照分割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来操作。但是在财产很少甚至没有财产的情况下，该照顾原则根本无法适用，无法给予无过错的受害方以公平合理的保护；同时使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和制裁。因此，让司法有法必依，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至关重要。 有反对该项制度建立者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婚姻的伦理本质，而惩罚第三者是用法律干涉私人的感情世界，道德问题不能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并且容易造成侵犯他人隐私，捉奸成风的不良风气，司法介入婚姻过错的调查，取证困难，诉讼成本高，操作难等等。笔者认为，婚姻关系是建立在夫妻双方感情的基础上的，但婚姻关系的维护除了需要感情的积极因素，也需要法律制度的介入。婚姻法有伦理道德方面，但更多的确实法律制度。如前所述，我国采用结婚登记主义，婚姻这项契约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缔结。它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巨大利益，更涉及社会利益，理应受法律的严格保护。调查难，诉讼成本高不能成为反对立法的理由。三峡大坝水利工程难、成本高，为什么国家还要建设？因为它建成后的社会效益可观。那么建立婚姻法上的损害赔偿，其社会效益，也具有长远的精神效益！ （三） 损害赔偿的要件 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几点： 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过错。这是损害赔偿的主观方面要件，即要求一方主观有过错。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无过错，则不承担赔偿责任。 行为具有违法性。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行为要件，即过错方的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或婚姻契约对婚姻义务的要求。 请求权人有受损害的事实。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后果要件，即享有请求权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具有损害事实，包括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事实上，也只有当无过错一方有损害事实时，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需要强调和补充的是：通说精神损害赔偿要有精神损害的事实。因为精神本身是抽象的，又要求它用法律所要求下的事实状态表现出来更难。在学理上为了解决精神损害存在的客观性，有学者和实务者将精神损害分为“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和“证实的精神损害”。所谓“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又称“形式上的精神损害”，只要受害人有举证侵害人的侵权行为明确存在的表现形式，依一般的认识水平，相信受害人确实存在遭受精神损害的事实，法律则推定这个损害的真实性。所谓“证实的精神损害”也称“实证的精神损害”，法律不能推定受害人是否存在精神损害的真实性，受害人必须举出证据加以证明是否存在心理上，身体上，精神上受到损害。笔者认为：通说要件所述的精神损害的事实应理解为是“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只要有侵害婚姻家庭的危害行为的存在，即推定受害方存在有精神损害而无须再辅以证据加以证明。 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这是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要件，即违法行为与无过错一方的损害事实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四） 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 文中在阐述中一直强调婚姻的损害赔偿，而非离婚的损害赔偿。这正是本文的重要观点之一——确立独立的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支持婚内损害赔偿。 《婚姻法》第46条适用的条件是“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应该理解为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提起确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吧? 那么，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不要求离婚就不能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么？难道说无过错方要想得到赔偿就必须以离婚为代价么？笔者认为，这种规定，无疑使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形成了一种“强行配售关系”，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想主张损害赔偿，那么离婚便成为了一种“强制搭配品”，否则损害赔偿就无从提起。然而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两种本质截然不同的权利。离婚请求权是基于婚姻关系的破裂而主张夫妻关系的解除，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基于违背婚姻法所规定的义务的违法行为而主张受损权益的法律保护。因此，应将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取消以离婚为前提的限制，支持婚内损害赔偿的请求。也许有人认为这种赔偿没有什么意义？判来判去都是一家人的财产。但笔者认为，这样界定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整体提高人们对家庭、对婚姻义务的重视，起到警示的作用，而对有过错一方进行惩罚和教育，即体现了法律的威力所在，又有利于过错方悔悟，使其“回头是岸”，促进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如果一定要以离婚为代价，对无过错一方也是不公平的。并且对于这种因婚内赔偿无过错方所取得的财产或财产权利亦应认定为其个人财产。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其稳定与否，在一定因素上关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果确立这种独立的赔偿请求权，从长远的角度看，其社会效益，精神效益都是可观的。 （五） 损害赔偿义务主体范围的界定 《婚姻法》第46条，在责任主体上界定模糊。从条文分析，损害赔偿义务人限制在夫妻双方的范围之内，这使得受害人在权利保护上受到影响。实际上，是免除了有过错的第三方的连带责任。无过错方可否向“第三者”主张赔偿呢？笔者认为可以。第三者介入他人的婚姻，是对现行法律保护的婚姻制度的破坏，同其他的违法行为的本质是相同的，而不仅仅只是道德问题，法律必须做出否定的评价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制止，制裁。因为配偶一方与婚外第三人重婚、姘居、通奸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过错方有错的同时，第三者也大都有过错，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不过，无过错方不应在离婚诉讼中向第三者主张权利而应另行提起侵权之诉；如果像本文第四点所述的，允许婚内赔偿的话，无过错方则可以以有过错的配偶和第三人为共同侵权人提起侵权之诉。有的专家、学者称“惩罚第三者有可能导致捉奸成风，司法上难以操作。”笔者认为：只要第三人插足于他人家庭并有重大过错，如重婚、姘居、长期通奸，及导致他人离婚的就应受到民事制裁，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亦不免除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追究第三人责任体现了一种立法价值取向，维护公序良俗。当由道德约束的问题超越了社会文明的底线，则需要法律来维持它的正义和标准。如果法律对第三者的重大过错视而不管，仅对离婚过错方进行惩罚，将达不到法律所预期的预防，警示及教育，惩戒作用。而且设立向婚姻损害第三方主张损害赔偿的制度也是多数国家法律的通例。 （六）婚姻损害赔偿制度在举证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 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无过错方”。其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样举证的责任就落在了无过错的受害一方。在单纯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者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对这一证据的采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领域存有相当的难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为若干解释）第二条规定：“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权利主张者如何来证明配偶与婚外异性该种关系的持续性、稳定性呢？有些权利主张者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雇佣私家侦探或干脆自己充当起私家侦探的角色，期望借助这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请求。但往往会由于收集证据材料及运用证据不当而引发权益之间的冲突。譬如，将捉奸照公布于众，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将同居的事实大肆渲染，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等等。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权利主张者根本无法提供此方面的证据材料。在种种状况下，一味地实行谁主张谁举证，便可能导致该种局面：由于证据的不足或缺乏证据，权利主张方的请求权实现不了，应承担责任的一方则可逃脱法律的惩处。法院的法官明知存有侵权的事实却苦于证据的缺乏而无法对被侵犯的民事权益给予相应的民事救济。在该种局面下，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的立法价值，其所透析的立法精神便荡然无存。 笔者认为：适当适时适地地采用过错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会加大受害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 如果可以这样操作，那么有相当一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主张，无过错责任或者特殊侵权场合，我国民法应借鉴法国的经验，侵权人侵害自然人物质性人格权，无论侵权人有无过错，均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换言之，在受害人之物质性人格权遭受侵害，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场合，可以适用过错责任，也可以适用无过错责任。正由于过错推定是从保护受害人利益考虑而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对受害人提供救济， 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也应该将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到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损害赔偿制度中。例如在重婚、与婚外异性同居等情况下，无过错方要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原则，由过错方对其对精神损害的后果没有过错进行举证。 正如本文前面所述，“法律视婚姻仅为民事契约”， 确立婚姻法的损害赔偿制度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更何况婚姻家庭关系是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民事法律关系，它具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复杂性，会使婚姻家庭领域随时可能出现法律所预料未及的新情况、新问题。过错推定原则也会有助于对此类婚姻家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及时的调整。同时，也加大了对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 综合前六方面的论述，笔者在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方面存在了以下的看法及建议：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确立这项制度是我国目前婚姻家庭观念“世风日下”，恢复道德伦理的公序良俗的需要；对于婚姻法中的精神损害应理解为“名义的精神损害”为宜；损害赔偿不应局限在离婚条件之下，亦应及于婚姻持续的过程中；损害赔偿的义务人应包括有过错的配偶一方和第三人（权利主张者以何名义诉之在所不问）；适当适时适地的采用过错推定原则来加大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 参考文献： （1）王利明 主编 《民法侵权行为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王利明 主编 《民商法研究》 （3）林秀雄《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李银河 马忆男 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 （5）关今华 主编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与评算》 （6）杨遂全《新婚姻家庭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7）杨大文主编：《亲属法》，法律出版社 （8）李绍章：《点评新婚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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