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如流水一般匆匆而逝，很多的记忆已随日子的消失而渐渐褪色。唯一不变的是那母爱，在记忆深处历久弥新，永远的陪伴着我成长！小标题自己想九月的天总是有些让人捉摸不透。那天早晨，我背着书包正要上学，发着高烧的妈妈，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慢慢地抬起手，递给我一把雨伞，有气无力地说：“xx，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咳咳……还是带上伞好。”我抬头望了望蓝天，又瞥了一眼那像一团火球一样的大太阳，心想：怎么可能下雨呢？顺手丢下伞，一溜烟儿跑出了门去，只听身后远远的传来了妈妈的咳嗽声和无力的叹息声。小标题自己想天气就只这样的让人捉摸不透，最后一节课时，大滴大滴的雨点打到窗上，发出有节奏的“嘀嘀嗒嗒”的声音。真是糟糕，不由得后悔起没听妈妈的话把伞带上。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峻性，妈妈生病了，不可能跑来接我！怎么办？只好冒着雨回去了。想着想着，下课铃声响了，我慢吞吞地收拾好书包。走到窗口看着这倾盆大雨，心里不禁埋怨起来。我鼓起勇气冲进了那风雨的世界，硬着头皮去尝尝那“好爽”滋味。小标题自己想“xx！”这声音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像是妈妈的声音？可能是我产生了错觉吧？我用力甩了甩湿漉漉的头发，继续吃力地向前跑着。“xx，快别跑了。”这耳熟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虚弱，再一次在我耳边响起，“妈妈！”我忍不住叫了一声，急忙停住脚步，回头一看，只见狂风夹杂着暴雨似乎要吞没了因生病而显得虚弱的妈妈，她艰难地一步一步向我走来，“xx，快拿着伞。”手里迅速地把雨衣披在了我的身上，望着早已被风雨打透了的妈妈，我紧紧的钻入她的怀里，只觉得心里一热“雨水”流进了嘴里，咸咸的、也是甜甜的……一把伞撑起一片天。妈妈的关爱就像是阵阵的凉风；妈妈的关爱是滴落的泪水；妈妈的关爱是一把花折伞；妈妈的关爱是温暖的港湾……我就是在妈妈的关爱下健康的成长！这是我修改过的！！
忧愁是一位乱世佳人，不甩开它你便会黯然销魂，难以自拔。 万家灯火本是大地的星辰，却被五彩的霓虹所遮蔽。 青灯，古卷，一杯香茗，一夜寂寥，幽，静，闲，雅。 永恒出于时间，却高于时间。 胜利不是战胜别人，而是打败自己。 飞蛾扑火，有人说它是自取灭亡，但他们那里懂得，扑火那一瞬的悲壮。 一杯咖啡，无论怎样搅拌，它都是苦的。正如伤痛，无论你怎样努力，都难以忘记。 我孤立于这个世界，因为我的内心不容许外界侵犯。 仰望苍穹，那云朵便是天的表情。 俯视海洋，那浪花便是海的声音。 河伯不必在海神面前羞愧，因为大小只是生命的形式，而非生命的意义。 欢乐固然幸福，但悲伤有泪的相伴，亦很幸福。 推开窗户，感受大自然的亲近。 躺于田野，倾听黄土地的声音。 知识在于积累，没错，但如果只积累，不释放，不产生新知，那就只是在吃思想垃圾而已。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因为完美本来就是一种残缺。 把自己当做别人。 把别人当做自己。 把自己当做自己。 把别人当做别人。
中国第一位编辑大师孔子中国古代编辑理论的奠基人刘向、刘歆父子 建立古代编辑理论体系的刘知几以会通观点发展编辑理论的郑樵 古代编辑理论的集大成者章学诚首创纪传体编辑体裁的司马迁 首开断代史编辑体裁的班固开创佛教经录编辑体裁的道安
叶圣陶，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1894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苏州，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 叶圣陶名言： 1．做教师最主要的是不说假话。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要先做到。 2．可否自始即不多讲，而以提问与指点代替多讲。提问不能答，指点不开窍，然后畅讲，印入更深。 3．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与，而在相机诱导。 4．教师当然须教，而尤宜致力于“导”。 5．自己摸索得来比向别人学更重要。 6．“凡为教，目的在于达到不需要教。” 7．一个学校的教师都能为人师表，有好的品德，就会影响学生，带动学生，使整个学校形成一个好校风，这样就有利于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学生的成长大有益处。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我以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 “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老师之训练必做到这两点，乃为教学之成功。” 教师教任何功课（不限于语文），"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换个说法，"教"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怎么叫用不着"讲"用不着"教"？学生入了门，上了路了，他们能在繁复的事物之间自己探索，独立实践，解决问题了，岂不是就用不着给"讲"给"教"了？这是多么好的境界啊！
叶圣陶（1894—1988），男，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1894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苏州，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
司马迁
思想家 thinker 或 ideologist
深思的, 有思想性的, 体贴的, 关切的
thinkerideologistideologue
Thinker
推出新人新作。“有远见的编辑和文艺部门的领导者，他们的目光决不会仅仅局限于少数几位名家，他们高瞻远瞩的眼光更多地注视着蓬勃成长的、有一定潜力的青年一代，给文学青年以更多的信任、关怀、扶植、帮助，他们这样做是有战略意义的。”在秦兆阳担任《当代》主编期间，公开宣布每期必发新人新作，他也是这一口号的积极实践者。在他的努力之下，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一颗颗耀眼的明星。路遥的中篇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两年间先后投寄给当时几乎所有的全国大型文学刊物，但都被退稿，最后投寄给《当代》。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不久就收到了《当代》主编秦兆阳的长信，对稿件给予热情肯定。在秦兆阳指导下，路遥对这篇小说进行修改，并最终发表，并在秦的力争下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由秦兆阳发现、培养的当代作家，经秦兆阳之手发表的优秀作品还可以开列出一大串，如玛拉沁夫的处女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孙峻青、白桦发在《人民文学》的第一篇小说，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 审慎修改稿件。编辑作为一个“把关人”，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对作者的稿件进行加工和修改，秦兆阳对稿件加工修改的仔细认真态度和严谨作风是一般编辑难以比拟的，而且他始终把尊重作者权益放在第一位。他修改稿子，往往愿意花费时间与作者当面交谈，具体指导，实在不能面谈，或者是外地作者来信询问什么事情，他常常亲自复信。在叶文玲所写的悼念秦老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述：“再过十年八年乃至瞑目谢世，我都忘不了兆阳老师您在《心香》稿末的批注，忘不了您让朱盛昌同志殷殷转告的修改意见，就是您倾心注血的扶掖，《心香》终于问世，并且得到了文学界的嘉许。”他20世纪50年代编《人民文学》时，若干篇稿子实际上是改出来的，否则是不够发表水平的。对中篇小说《代价》的修改和出版过程，充分体现了一位老编辑家尊重作者著作权益的谦虚与高贵品格。《代价》发稿之后，秦兆阳给作者陈国凯写了一封长信，信上详细说明哪些地方他做了改动，还说明由于发稿时间匆促，改动时来不及预先和作者商量，表示歉意，他说，如果作者对改动的地方有不同的意见，到出版单行本时还可以按作者的意见改过来。在《代价》单行本三校已完毕，作为该社的重点图书即将付印之时，陈国凯赴京参加文学讲习所学习，秦兆阳又热情地约请他到家里谈《代价》的进一步修改问题，该不该再作较大幅度的修改？陈国凯颇有顾虑。秦兆阳坚决主张修改，这显示了他作为一位老编辑家的风范和气派。 白羊山蜿蜒百里，是团风县回龙山镇最大的山脉。1916年，著名作家、评论家秦兆阳，就诞生在山脚下这个宁静的小湾子———枣树店。12月的山风透着寒意。看着满山起伏的苍茫松涛，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秦兆阳的一句诗：“参天树为什么要深深扎根，是为了繁茂它绿色的生命。”不过，少年秦兆阳在白羊山的怀抱中勤奋读书时，大概也未想到有朝一日自己的名字竟会镌刻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湾子里有一个小池塘，牛儿在塘边悠闲地吃着草。我向70多岁的张春华打听秦兆阳的故居，可巧她正是秦兆阳的侄媳。张春华指着临塘的两层楼房告诉我，秦兆阳当年的故居就在这里。20世纪70年代，房子因年久失修，几近坍塌，他们只好拆掉，盖起了现在的楼房。秦兆阳幼时在父亲执教的私塾读书，12岁时到汉口求学，1934年考入湖北武昌乡村师范，毕业后在黄州中心小学任教，并开始了他的诗歌和漫画创作。1938年，青年秦兆阳怀着满腔热血，告别了家乡，奔向革命圣地延安。之后几十年，秦兆阳曾有几次来湖北，1985年他思乡情切，带病来汉参加黄鹤楼笔会，并感慨赋诗：“四十余年风月，八千里路云烟。归来双鬓皤然，今夕故乡大变。”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只在1954年回过一次枣树店。张春华至今还记得，那年秦兆阳进村时坐的是两轮推车。对于秦兆阳的生平事迹，张春华是知道一些的，老伴秦波成常向她谈起这位叔叔。然而在她看来，自家并没有沾上多少名人的光：家里过的日子还有些穷，年过古稀的老伴仍每天挑着剃头担子穿街走巷，儿子则在家种田。张春华说：“大文学家又咋了，可没给我们留下任何东西！” 身为作家和评论家的秦兆阳在物质上是清贫的。但他78年的生命中，却留下了太多值得后人评说的东西。———秦兆阳一生著述甚丰，代表作品有《女儿的信》、《洁白的风帆》、《回首当年》、《在田野上，前进！》、《大地》等大量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以及《论概念化公式化》、《文学探路集》等论文集，诗歌、散文创作也颇有成就。———提起秦兆阳，人们无法忘记20世纪50年代一大批顶梁柱式的作家的成名作，都是在他当时主持的《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以至于中国文坛长期尊崇秦兆阳式的编辑，认为一名出色的编辑应以培养作家、出版好作品为最高目标。———1956年，秦兆阳发表了著名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50年代以来的文艺政策所体现的越来越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质疑和反思，在文艺界产生重大影响。他认为在坚持追求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这一现实主义的总原则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再对各种“现实主义”作时代的划分。秦兆阳因此受到批判，说他发表这篇文章目的在于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这和他帮助修改、发表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一事，成为他被打为“大右派”的两大罪状。秦兆阳因而在文坛消失了长达22年。———1979年，秦兆阳“右派”改正后，回到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兼《当代》杂志主编。次年，在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召集的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他列举“文化大革命”对文艺界危害最大最烈的事实，鲜明有力地指出揭露“文革”的罪过和拨乱反正，正是人民的希求、时代的需要。多年后，仍有作家撰文回忆，当时秦兆阳以洪亮的、带有浓重黄冈口音的普通话在大会讲台上一板一字地说道：“真正的歌德派，应该是我们，我们，我们！对于党中央新的方针路线，我们是要做真正的歌德派！我们通过批判来歌颂，通过歌颂来批判！我们歌颂三中全会路线之德、拨乱反正之德、实事求是之德、干部和人民不可扑灭的正气之德、民族生机之德……这也就是思想解放！”这些观点在今天的文化界、知识界已成为平凡的真理，在那个年代却被视为惊世骇俗的言论。秦兆阳当时说出这样的话，该是拿出了何等的勇气！
编辑与作者、编辑与读者的关系，是经常影响编辑工作进程的重要因素。能不能正确地看待和处理这些关系，关系到编辑工作的成果和质量。一、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作者是精神生产的主体，是精神生产第一线上的劳动者。没有作者不断提供各种作品，编辑劳动就会成为“无米之炊”。一个出版单位能够提供多少出版物，这些出版物的质量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所提供的作品。因此，作者劳动是编辑劳动的前提，编辑是离不开作者的，必须认真依靠作者。当然，作者也离不开编辑。作者个人劳动的产品要经过编辑的劳动，才能变成社会产品；没有编辑劳动的投入，作者的劳动产品就只是个人的精神成果，无法通过社会传播实现其社会价值。所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是出版工作者和著译者共同的工作，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我们是中国编辑》一文说：“我们是作者的知音。了解作者才能帮助作者，懂得作品才能加工作品。作者是作品的创作者，我们是作品的组织者、发现者、加工者。在把优秀作品转化为优秀出版物的过程中，我们是作者最亲密、最忠实的伙伴。”[刘呆．我们是中国编辑．中国编辑，2002(1)]这实际上是对“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的具体解释。我国老一辈的许多编辑家在这方面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不是自然形成的，而要通过编辑与作者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建立。作者撰写稿件，是为了读者的需要；编辑向作者组织稿件并把稿件制作成出版物传播，也是为了读者的需要。双方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为了这一个共同目标而互助合作。编辑与作者在合作过程中常常会有不同的看法和相异的主张，产生某些分歧或矛盾。譬如，对作品的看法或评价不同，相互的工作风格、交际方式不相适应，等等。如果双方都能从“一切为了读者”这个共同目标出发，同志式互助合作关系就有坚实的基础，就容易找到共同语言，互助合作也容易通过相互沟通、相互理解而获得双方满意的结果。为了维护编辑与作者之间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编辑要牢固树立作者观念，尊重作者的人格、学术观点和创作风格；向作者全面地介绍读者的意见和要求，善于以读者代表的身份向作者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努力与作者一起建立“一切为了读者”的共同目标；尊重作者的劳动，在坚持公正原则的前提下，维护作者的合法权益；严格按质量标准取舍稿件，对各种作者一视同仁；经常向作者学习，热情为作者服务；与作者产生分歧时，要及时交换意见，平等协商讨论，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二、编辑与读者的关系读者是精神产品的消费者，是作者和编辑的劳动价值的实现者。没有读者的需要和接受，作者与编辑的劳动就没有服务的目标和创新的动力，不可能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体现自己的劳动价值。为读者服务，实际上就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是中国编辑》一文说：“我们是读者的知己。想读者之所想，急读者之所急。读者的正当需求是对我们的无声命令。满足读者的正当需求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为读者的正当需求竭诚服务，是我们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这段话生动地阐述了编辑与读者之间应有的关系。编辑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是以满足读者的正当需求为基础的。因而，编辑处理这种关系的原则是：一方面要了解读者、适应读者，一切从读者实际出发；另一方面又要引导读者、提高读者。为读者服务的重要前提，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损害读者的利益。读者总是希望用比较低廉的价格买到比较优秀的出版物。如果编辑能够本着热诚为读者服务的方针不断为读者提供质优价廉的出版物，读者与编辑的关系自然就比较和谐、协调；如果编辑一味追求高额利润而不顾及读者的购买能力，甚至把质劣价高的出版物推向读者，就会使读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如果为了追逐高额利润而把含有精神毒素的出版物塞给读者，更是对读者的坑害。读者一旦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会少买或不买出版物。有的出版单位产品积压、经营困难，甚至难以生存，常常是这一原因造成的。可见，损害读者利益的行为最终也会损害出版者的利益，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编辑只有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摆正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位置，才能正确处理与读者的关系。把“为读者服务”作为编辑工作的根本宗旨，并非意味着消极地迎合读者的各种需求。编辑应该本着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的原则，对读者需求作具体分析，自觉抵制某些读者追求低级趣味的不健康需求，即使会引起他们的不满甚至指责也决不放弃原则。因为这关系到读者身心的健康成长，关系到社会的进步。编辑必须始终坚持既为读者服务、又对读者负责的原则，把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读物提供给读者，而不去迎合某些读者不健康的需求。三、编辑是沟通作者与读者关系的桥梁作者与读者之间难免存在不协调、不一致的矛盾。因为作者多是分散的个体，他们进行写作常常是按照自己的特长、爱好来介绍和阐述个人的认识成果，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很难完全了解并切合读者的需要。读者又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既有不同的知识水平和文化层次，又有不同的兴趣和爱好，更不可能统一地向作者提出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精神文化产品。因此，不断地从各方面调节作者与读者的矛盾，对编辑来说是责无旁贷的，或者说，编辑就是沟通作者与读者关系的桥梁、中介。矛盾关系中的中介总是处于矛盾双方的中间，经常与矛盾双方有着双向互动的联系，而本身却并不是任何一方的派生物。所以，它有可能避免两极的某些局限，吸收两极的许多长处，从而形成自己的某种优势。编辑就是这样，既离不开作者和读者，又有与他们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从而形成了比作者更了解读者需求、比读者更熟悉作者特点的职业优势。为了充分地发挥桥梁、中介作用，编辑要不断了解和研究读者需求，并据此策划优秀的选题；同时也要不断向作者介绍读者的需求，向作者组织读者迫切需要的作品，并为作者出谋划策，协助作者创作出既能满足读者需求，又能引导、提高读者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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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新人新作。“有远见的编辑和文艺部门的领导者，他们的目光决不会仅仅局限于少数几位名家，他们高瞻远瞩的眼光更多地注视着蓬勃成长的、有一定潜力的青年一代，给文学青年以更多的信任、关怀、扶植、帮助，他们这样做是有战略意义的。”在秦兆阳担任《当代》主编期间，公开宣布每期必发新人新作，他也是这一口号的积极实践者。在他的努力之下，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一颗颗耀眼的明星。路遥的中篇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两年间先后投寄给当时几乎所有的全国大型文学刊物，但都被退稿，最后投寄给《当代》。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不久就收到了《当代》主编秦兆阳的长信，对稿件给予热情肯定。在秦兆阳指导下，路遥对这篇小说进行修改，并最终发表，并在秦的力争下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由秦兆阳发现、培养的当代作家，经秦兆阳之手发表的优秀作品还可以开列出一大串，如玛拉沁夫的处女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孙峻青、白桦发在《人民文学》的第一篇小说，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 审慎修改稿件。编辑作为一个“把关人”，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对作者的稿件进行加工和修改，秦兆阳对稿件加工修改的仔细认真态度和严谨作风是一般编辑难以比拟的，而且他始终把尊重作者权益放在第一位。他修改稿子，往往愿意花费时间与作者当面交谈，具体指导，实在不能面谈，或者是外地作者来信询问什么事情，他常常亲自复信。在叶文玲所写的悼念秦老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述：“再过十年八年乃至瞑目谢世，我都忘不了兆阳老师您在《心香》稿末的批注，忘不了您让朱盛昌同志殷殷转告的修改意见，就是您倾心注血的扶掖，《心香》终于问世，并且得到了文学界的嘉许。”他20世纪50年代编《人民文学》时，若干篇稿子实际上是改出来的，否则是不够发表水平的。对中篇小说《代价》的修改和出版过程，充分体现了一位老编辑家尊重作者著作权益的谦虚与高贵品格。《代价》发稿之后，秦兆阳给作者陈国凯写了一封长信，信上详细说明哪些地方他做了改动，还说明由于发稿时间匆促，改动时来不及预先和作者商量，表示歉意，他说，如果作者对改动的地方有不同的意见，到出版单行本时还可以按作者的意见改过来。在《代价》单行本三校已完毕，作为该社的重点图书即将付印之时，陈国凯赴京参加文学讲习所学习，秦兆阳又热情地约请他到家里谈《代价》的进一步修改问题，该不该再作较大幅度的修改？陈国凯颇有顾虑。秦兆阳坚决主张修改，这显示了他作为一位老编辑家的风范和气派。 白羊山蜿蜒百里，是团风县回龙山镇最大的山脉。1916年，著名作家、评论家秦兆阳，就诞生在山脚下这个宁静的小湾子———枣树店。12月的山风透着寒意。看着满山起伏的苍茫松涛，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秦兆阳的一句诗：“参天树为什么要深深扎根，是为了繁茂它绿色的生命。”不过，少年秦兆阳在白羊山的怀抱中勤奋读书时，大概也未想到有朝一日自己的名字竟会镌刻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湾子里有一个小池塘，牛儿在塘边悠闲地吃着草。我向70多岁的张春华打听秦兆阳的故居，可巧她正是秦兆阳的侄媳。张春华指着临塘的两层楼房告诉我，秦兆阳当年的故居就在这里。20世纪70年代，房子因年久失修，几近坍塌，他们只好拆掉，盖起了现在的楼房。秦兆阳幼时在父亲执教的私塾读书，12岁时到汉口求学，1934年考入湖北武昌乡村师范，毕业后在黄州中心小学任教，并开始了他的诗歌和漫画创作。1938年，青年秦兆阳怀着满腔热血，告别了家乡，奔向革命圣地延安。之后几十年，秦兆阳曾有几次来湖北，1985年他思乡情切，带病来汉参加黄鹤楼笔会，并感慨赋诗：“四十余年风月，八千里路云烟。归来双鬓皤然，今夕故乡大变。”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只在1954年回过一次枣树店。张春华至今还记得，那年秦兆阳进村时坐的是两轮推车。对于秦兆阳的生平事迹，张春华是知道一些的，老伴秦波成常向她谈起这位叔叔。然而在她看来，自家并没有沾上多少名人的光：家里过的日子还有些穷，年过古稀的老伴仍每天挑着剃头担子穿街走巷，儿子则在家种田。张春华说：“大文学家又咋了，可没给我们留下任何东西！” 身为作家和评论家的秦兆阳在物质上是清贫的。但他78年的生命中，却留下了太多值得后人评说的东西。———秦兆阳一生著述甚丰，代表作品有《女儿的信》、《洁白的风帆》、《回首当年》、《在田野上，前进！》、《大地》等大量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以及《论概念化公式化》、《文学探路集》等论文集，诗歌、散文创作也颇有成就。———提起秦兆阳，人们无法忘记20世纪50年代一大批顶梁柱式的作家的成名作，都是在他当时主持的《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以至于中国文坛长期尊崇秦兆阳式的编辑，认为一名出色的编辑应以培养作家、出版好作品为最高目标。———1956年，秦兆阳发表了著名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50年代以来的文艺政策所体现的越来越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质疑和反思，在文艺界产生重大影响。他认为在坚持追求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这一现实主义的总原则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再对各种“现实主义”作时代的划分。秦兆阳因此受到批判，说他发表这篇文章目的在于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这和他帮助修改、发表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一事，成为他被打为“大右派”的两大罪状。秦兆阳因而在文坛消失了长达22年。———1979年，秦兆阳“右派”改正后，回到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兼《当代》杂志主编。次年，在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召集的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他列举“文化大革命”对文艺界危害最大最烈的事实，鲜明有力地指出揭露“文革”的罪过和拨乱反正，正是人民的希求、时代的需要。多年后，仍有作家撰文回忆，当时秦兆阳以洪亮的、带有浓重黄冈口音的普通话在大会讲台上一板一字地说道：“真正的歌德派，应该是我们，我们，我们！对于党中央新的方针路线，我们是要做真正的歌德派！我们通过批判来歌颂，通过歌颂来批判！我们歌颂三中全会路线之德、拨乱反正之德、实事求是之德、干部和人民不可扑灭的正气之德、民族生机之德……这也就是思想解放！”这些观点在今天的文化界、知识界已成为平凡的真理，在那个年代却被视为惊世骇俗的言论。秦兆阳当时说出这样的话，该是拿出了何等的勇气！
司马迁
我国近代以来编辑出版事业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出现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精于编辑业务、成绩卓著的编辑家、出版家，人才辈出，前后相望。在现代出版界中，王子野同志就是这样一位著名的编辑家、学者和评论家。王子野，原名程扶铎，1916年出生于安徽绩溪。1930年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辍学，不久到上海亚东图书馆当练习生。由于他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学问日增，思想上也不断进步。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入延安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第二秘书处秘书，兼任军政学院哲学助教。1941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组长。1942年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图书资料室副主任，中央军委编译局翻译处处长，《晋察冀日报》编委，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出版科科长、出版委员会委员，从此一直在编辑出版岗位上工作。60多年来他对我国现代出版事业做出极大努力，有着重要的业绩和贡献，赢得很高的声誉。建国后，王子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处长，在胡愈之的领导下，曾积极参与创办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文献性刊物——《新华月报》，总揽编辑、出版业务全局，并负责编委会，奠定了该刊的编辑宗旨和编辑风格。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后，王子野任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在50、60年代长期担任领导编辑职务，对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大量理论翻译读物，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对党、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移，坚持做学问，追求真理。1975年，从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调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任理论组组长。1977年至1982年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在国家编辑事业领导岗位上，拨乱反正，落实出版政策，重视出版人才和出版物质量，关心和提倡书籍装帧艺术，并多次撰文评论，起过很好的作用。80年代以后，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届副主席、第三届名誉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副会长，仍一如既往，关心出版工作。他亲自为《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一书审同，并撰写该书“绪论”部分；经常在中央级报刊上推荐好书、评论作品。他关心和支持编辑学、出版学的研究，为多咱编辑著述撰写序文。他说：“社会上各种行业都有自己的专门学问，经济有经济学，教育有教育学，新闻有新闻学，书刊出版后也有专门的目录学、版本学、图书馆学，惟独出版工作本身缺少专门研究。是出版工作没有东西可研究吗？不是的。出版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反正比新闻早得多。要研究的东西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就是因为不被重视，所以才留下缺门。这空白总不能永远留下去，出版学早晚总要在众多的学科中占一席应的位置。”（1982年《韬奋与出版》一书序）王子野鼓励编辑进行出版理论研究，曾主持全国出版研究年会和编辑出版理论优秀论文的评奖工作。还提倡编辑要读书学习、博学多能，成为通才，并要继承和发扬出版的优良传统。1990年王子野向《出版工作》编辑部建议，约请一些老编辑写一写自己是怎样做编辑工作的。之后该刊开辟“我怎样做编辑工作”专栏，陆续发表了许多著名编辑所写的具体经验和切实体会，在编辑出版界起到了广泛的有益作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王子野为出版对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访问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跟这些国家的出版界人士广泛接触，宣传了我国出版事业的成绩，促进国际合作出版的开展。王子野是国内外公认的享有盛誉的出版家、编辑家。一王子野的编辑出版工作是跟人民出版社的建立与发展分不开的。自人民出版社成立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止，他一直是该社的主要领导，长期主持编辑工作，1960年起任社长兼总编辑。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是人民出版社一项重要的任务。建国初期，除出版《马恩文选》外，还有马列原著单行本，王子野重视序言的校订工作，特别是列入“干部必读”的部分，经常亲自跟译者联系（曹葆华等）。1954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后，马列原著的翻译出版进入更有计划、有系统的新阶段。继《斯大林全集》出版以后，《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的出版工作，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60年代，又开始了出版《列宁选集》的工作，王子野亲自撰文在《人民日报》上介绍。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翻译出版工作，王子野有一种真挚的感情和执着的追求。1984年9月在新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出版发行座谈会上，王子野满腔热情地发言，希望译文精益求精，新版能反映出我国自己的特点，要有自己写的前方和注释；对《全集》的装帧设计要求成为善本书。这些真诚的意见，也是他一贯的主张。王子野在人民出版社时多次讲到普列汉诺夫翻译马恩著作时增加自己注释的做法。因此人民出版社出版《费尔巴哈论纲》时，就附了普列汉诺夫写的注释。在“文革”中陈伯达曾以此作为批判王子野叛徒哲学的根据，王子野因此而受到迫害。作为编辑家的王子野，认真贯彻出版方针。人民出版社建社不久，为了执行编辑出版分工原则，他坚决主张不出版专业分工以外的书籍，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支持。在编辑工作中，王子野十分重视出版物的质量。他主持出版社的编辑业务，亲自审稿，对各级编辑的审稿意见，总是写上自己意见、看法，或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但很有说服力。有一部关于辩证法的翻译书稿，编辑的审稿意见很简单，王子野看了书稿以后，写道：“虽然你们三番四覆地修改，然而遗留下的问题还不知有多少（而且都是十分严重的）。我对你们的校定者和审稿者也是有意见的。”接着指出该稿译文上的不妥之处、译者杜撰的名词术语，以及误译的例子。然后又说：“希望你们从这部稿子的校定、审读的错误中得出必要的教训，以改正今后的工作。我的意见如不对，也可批评。”（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往往有些译稿原文比较粗疏，即使译者是名家，王子野总是要编辑把审稿意见告诉译者，让译者自己了解后进行校改。1954年以前，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不少从苏联翻译的哲学、社会方面的小册子。后来认识提高了，1954年9月间，王子野在一本重印书上批语：“不要重印苏联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对于选题，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一般书的选译，必须十分慎重，可缓就缓，可不译就不译，这样做，不会吃亏”（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王子野对于国内一些学者的著作稿，同样认真审读。一部阐述新中国初期建设成就的书稿。王子野的审稿意见是：“这部稿子只是一些数字的堆积，再插进一些《共同纲领》的引文，使人无法读下去。照此样子不作较大的修改不能出版。我想修改的主要要求是充实血肉，每一个问题都必须讲清道理。材料是很多的，……有血有肉又有骨头，才能读下去。”另一部学术著作的审稿意见，是这样写的：“对苏联学者的见解要认真加上一番消化功夫，不要信手大段大段地抄录。但是参考书在文末须作交代。”（以上均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王子野还经常提醒编辑部的同志，编辑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一定要认真掌握好政策，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而他自己在编辑工作中的认真严肃、严格细致的工作态度与作风，也是直接影响到全社编辑的业务素质与工作作风的。王子野除了审稿，还要审读、修改编辑撰写的图书“内容提要”文字，有时改动得几乎是重新撰写的。人民出版社在建社后就建立总编辑在审读、签发书稿时，同时要审读、签发书稿的“内容提要”的制度。王子野还重视出版社的书刊资料工作，认为做好藏书资料工作，对培养出版社编辑人员有很大作用。人民出版社初期的内部刊物《出版周报》，刊载上级有关编辑出版工作的指示、选登读者对出版物的批评与建议，以及社内人员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失误的检查。诸如“新华时事丛刊”的编辑工作，书刊中重大的校对错误等，都刊出有关编辑、校对人员做出的检查和认识。对于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培养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起了很好的作用。60年代初，王子野在全社人员大会上提出编辑出版工作中的“三风”、“一严”问题。“三风”就是：勤俭朴素的作风、谦逊团结的作风、踏实细致的作风。“一严”就是一切从严，首先是政治上从严。从编辑出版到行政管理，每一环节都要求严字当头。选题组稿、审稿、加工要严，出版校对也要从严，行政管理制度的执行也要从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出版质量的不断提高。王子野还认为，提高书稿质量，首先必须领先著者、译者、编辑的努力。因此，出版社除了加强编辑工作，在社内培养出更多的好编辑外，同时还应当推动著者、译者和编者也积极改进自己应做的工作，双方努力才能达到书稿质量的普遍提高。讲到出版社要团结一大批认真著译的作者，总是王子野自己是做得很好的。他亲自在编辑访问作者的“访问记录”上写意见、作提示，有时还在全社人员大会上表扬或批评，还提倡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到出版社做学术报告；他自己跟曹葆华、曹汀、朱光潜、吕振羽、季羡林、戈宝权等一大批学者专家——作者都有很好的交往。其实，王子野对于社会上人才的重视与爱护，也是很突出的。60年代中期，他在出版社时，将一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专家王荫庭，请到出版社来让他翻译作品，发挥专长。粉碎“四人帮”以后，王子野满腔热情、鼓励安徽一位美学家郭因出版学术著作。郭因的两本专著《中国绘画美学史稿》和《艺廊思絮》，分别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后记和向王子野的赠书中表示了他的感激之情。安徽有位青年学者徐学林，研究徽学，学有专长，对安徽出版史情有独钟，写出过大量的论文。王子野对他十分关心和鼓励。我很了解王子野对于人才的爱护和对有价值书稿的重视，只是他不愿意多说自己是怎样做的。图书质量是由内容与形式两部分构成的。王子野对于图书的外观形式——装帧设计也是十重视的。无疑，这和他的哲学、美学素养，以及对艺术的爱好是分不开的。他在总编辑岗位上经常关心图书的封面设计和装帧形式，为封面设计出主意。所有这些，可以看出在人民出版社的发展过程中，终结着王子野的心血和贡献。1985年纪念人民出版社建社35周年时，王子野用秀丽的行书写下这样的题词：“乐为他人作嫁衣。”这也是对他自己服务、献身编辑出版工作的真实写照。二早在建国前后，王子野有过做研究工作的想法。他曾经说到自己对哲学、美学的爱好，到北京以后，想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而不是编辑出版工作。不过，王子野又确实干了一辈子的编辑。王子野是编辑家，然而他又是学者和评论家，也是位勤奋的翻译家。他对中外文学、哲学、历史有很深的修养，对翻译工作也很有造诣，。在延安时期就译过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以及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如《西洋哲学史简编》、《历史唯物论》、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邓肯自传——补篇》等。撰写哲学、美学、文学评论、戏剧评论，以及杂文作品和读书笔记，出版过多种著译单行本。198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槐下居丛稿》就是他几十年在编辑工作之余创作的结集。1991年11月，首次胡适学术讨论会在安徽绩溪召开。王子野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作为胡适的同乡和后辈，他作了题为《以辩证观点研究胡适》的发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在文化学术领域的多方面开拓工作予以肯定。因此提出：“对胡适的学术思想采取探讨，也就是把以前倒污水时倒掉的婴儿捡回来。当然应当小心，在捡婴儿的时候不要把污水带回来。……我以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双百方针，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做到畅所欲言，心情舒畅。”这个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作为学者，王子野博览群书，勤于钻研，他藏册极富，坐拥书城。他是珍爱图书的藏书家，又是广泛涉猎的学问家。人们很惊奇地发现，王子野面对大量藏书，但又随时能够找出来使用。在王子野的读书习惯中，对于外国文学的若干名著往往喜欢对照外文原文进行阅读。他懂得俄、英两种文字，去世前几年还在自学法文和日文。一次我去看望他时，这位白发老人正面对着电视机认真地学外文。他对学问的执着追求，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老而弥坚。这也是编辑家一种极其宝贵的品质，是使他集编辑家与学者、评论家于一身的重要原因。80年代以后，人们经常能够见到王子野的书法作品。从图书刊名题字、题词到条幅，生动的行草或古朴的篆隶，似乎突然出现了一个书法家的王子野。其实王子野的书法是很有功底的，只是过去忙于编辑业务和出版领导工作，无暇顾及。这几年他有更多的时间追摹金石、研修魏碑；草书则倾慕于右任体，而又着意融合诸家，化为己长。需要说明的是，王子野在书法上的成就，有着深厚艺术修养的基础。他很喜爱中西绘画，他的藏书有大量的中外画册，对作品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曾经为画家袁运甫等人的作品作序评论。他能刻竹、治印，这些艺术修养使他的书法别具神韵，我曾见到过他挥毫书写碑记。三跟王子野共事合作过的，或者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们，都会一致称颂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清新流利、通畅晓达；同时也会觉得他讲着带有浓重乡音的普通话，讲话、做报告时往往缺少鼓动性和条理性。平时相处，容易见到他不苟言笑、严肃庄重的一面，不易发觉他平易近人、风趣幽默的一面。50年代在出版社时，王子野在食堂跟大家一起排队买饭，很爱聊天、说笑话。他称赞一个工友的工作有条理，说他有“大将风度”。一次，北京东城智化寺举办个人采集的蝴蝶标本展览，他见人就介绍。只要读一本好书，不住地向人推荐；如果是一本不满意的书，也要说出批评意见。跟他在一起开会，晚上喝了点酒，就会闲聊，从学问到生活，无所不谈。王子野平日生活相互做事极其认真、细致而又有条理。他日常伏案读书、写作的书桌，总是干干净净，书本和笔纸放得很有规律。书桌抽屉里的东西，也是井井有序。明窗净几，为他创造了文思如涌、学问日进的良好环境。1993年春天，我去拜访王子野同志，正巧王子野同志不在家，出来开门的是他的在初中学习的孙子小遥。在小遥居室的墙上，我见到王子野用工整楷书写的几句话：多做好事，少说空话，先做后讲，做了不讲；别人的好事，一件不忘，自己好事，做了就忘。这是王子野赠给他后辈的座右铭。我觉得正是他自己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标准的表现。应该说，也是王子野自己的座右铭。这种高尚的情操和职业道德，同样需要在编辑出版界大大提倡和发扬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