兮是语气助词,一般用在句尾
楚辞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以南方民歌为基础，采用楚国方言创作了一种新的诗歌体裁。屈原的抒情长诗《离骚》，具有浪漫主义风格，是楚辞的代表作，楚辞因此又称为“离骚体”。楚辞体打破了《诗经》四字一句的死板格式，是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一次大的解放，也开启了我国史诗上的第二个春天。楚辞采取三言至八言参差不齐的句式，并多用“兮”字以助语势。篇幅和容量可根据需要而任意扩充。按照这样的定义，仿写楚辞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按照古体诗的方式写，楚辞首先是古体诗，是古诗文的一种。2、以七言为主，杂以其他句式，这一点是向《离骚》学习的结果。3、两句为一个单元，其中的一句的最后一个字是“兮”字。
离骚具有浓郁的楚地特色。浓郁的楚地诗歌特色。大量的历史传说 神话故事极具特色。屈原的情怀是模仿不来的，LS说汉初楚辞复苏只是一种个别现象，汉的主流文学不在这里而且几个楚辞作家的情怀也远不及屈原。这种文学形式生存的空间不在了，单纯的模仿得不到他的风韵。当然LZ感兴趣的话还是可以试试的。
<论语>吧，读思想过深的，反而有点得不偿失，个人观点啊。
那太多了 先秦诸子散文和先秦历史散文都值得看
祝贺你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
《楚辞概论》商务印书馆 1934《先秦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4《读骚论微初集》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屈原》胜利出版公司 1946，三联书店 1953《楚辞论文集》上海古籍文学出版 1957《陆游诗选》（宋）陆游著，游国恩、李易 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中国文学史大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离骚纂义》中华书局 1980《天问纂义》（游国恩编，金开诚补辑）中华书局 1982《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9《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9《中国文学史纲要》《文章义例》《修辞举例》（讲稿）
《全唐诗》《全宋词》《史记》《文史通义》。。。太多了
三闾大夫就是管理王室的，相当于清朝宗人府宗正。现在应该没有这个了，勉强算是中纪委主任？左徒就是左丞相，主管外交，也可以对国内指手画脚，所以比外交部长大一些，相当于美国国务卿的角色或者新中国早期的政务院总理当时政务院总理是兼任外交部长的就一任，周恩来
《楚辞通故》，作者姜亮夫。按内容分为四辑十部：第一辑为天事、舆地，人事部；第二辑为历史、意识、制度部；第三辑为文物、博物、书篇部，第四辑为词部。举凡楚辞词语以及关涉楚辞研究者，尽列于书中。释词以历史与语言为中心，旁及其他学科，精阐流变，多所发明。书中附有珍贵图片、图表，颇有学术价值。作者简介先后著有《瀛涯敦煌韵辑 》《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陈本礼楚辞精义留真》《屈原赋校注》《陆平原年谱》《楚辞书目五种》《楚辞今绎讲录》《楚辞学论文集》《楚辞通故》《莫高窟年表》《敦煌学概论》《屈原赋今绎》《敦煌学论文集》等1000多万字的研究著作。其中《楚辞通故》一书被海内外专家誉为“当今研究楚辞最详尽，最有影响的巨著”。荣获全国高校首期人文社会科学家研究一等奖。
姜亮夫的学术视野极为宏远，研究范围极为广阔，李学勤先生就此有“宽无涯涘”的评价。据《姜亮夫全集》前言所举，有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历史学四大方面，“而在这些方面他都有为学人所必读的重要著作，其贡献之大，乃世人共见”（李学勤：《姜亮夫全集序》）。而据姜亮夫先生自己说，史学是他创立学术功业的长期实践的一个“中心”。在《史学论文集序》中，可以看到他这样的话：“我一生治学至杂，但也有个不太明显的中心——古史，往往被楚辞、汉语、敦煌、文学等冲淡，而史学的问题自‘五四'以后，非常庞杂，学说纷起，新材料也时时发现，我在这潮流中，追逐不已，为许多科学性强的学说所震撼。”于是，“下决心走朴学道路，与史学正式接触。曾发愿注《后汉书》，但王先生昆明湖之痛第一想到屈原，所以廿八岁写成《屈原赋校注》，从此对古史接触多了，于是才扩大为古史学的研究。”他还写道：“总的说来，治史是我的治学目的”，“志趣所在，主于古史与近世史”。姜亮夫先生在《楚辞通故·自叙》中又说道：“要之以语言及历史为中心，此余数十年根株所在”。对于列于《姜亮夫全集》中第一种专著的《楚辞通故》，姜亮夫先生曾经说：“全书似当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归趣。然予于马列新说不练达，无真知，若徒衣被华采，而运不中程，则对学术为伪妄，为不忠实，以媚世冒不诚之罪辜。余钝根人也，性躁而疏，亦颇知其率直浅露，勿事于侜张，其有未达，愿学焉而已。”“辩证唯物主义非强学不可知。余学之不专，敢以真诚为言，虽愚暗莫能通达，浪费精力时间，乃至纸笔、物质，不能不深自检束者矣！”（1卷第2页，第5页）这是1976年秋天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留下的文字，由此可以察见学者深心的“真诚”和“率直”。那么，在这里，姜亮夫先生所谓“运不中程”的“程”，指的是什么呢？“程”在这里，应当是指学术的法度、程式、规范、原则。《孟子·离娄上》开篇就写道：“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按照汉代学者赵岐的解释，“离娄，古之明目者。”“公输子鲁班，鲁之巧人也。”“虽天下至巧，亦犹需规矩也。”孟子接着又说：“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规矩，方员之至也。”以“目力”和“规矩”的结合，则可以不穷其用。孟子以工匠技术为喻言政治文化，《孟子·告子上》又记录了他的名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赵岐注：“大匠，攻木之工。规，所以为圆也。矩，所以为方也。诲，教也。教人必以规矩。学者以仁义为法式，亦犹大匠以规矩者也。”孟子在这里所讲述的道理，是直接的政治范畴的王道主义或者道德范畴的“仁义”精神的宣传，然而从学术层面来理解，或许也可以借用以强调学术“法式”或者学术的“程”的作用。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一六《试文格式》中就有这样的论说：“孟子曰：‘大匠诲人，必以规矩。'今之为时文者，岂必裂规偭矩矣乎？”我们面对现在的社会文化形势，其实同样也可以看到“今之为时文者”中颇多“明目者”和“巧人”“裂规偭矩”的行为，即对于学术原则和学术规范的破坏和违背。久已成为中国学术优良传统的“法式”和“程”或说“规矩”，最主要的是实学的原则。在关于《楚辞通故》一书总体学术宗旨的陈述中，姜亮夫先生有“以实证定结论，无证不断”的说法。对于这一原则，姜亮夫先生以为“似颇合科学律令，与辩证唯物主义相表里者”。这种科学风格在空疏之风有所上扬，学术泡沫充溢书市，“徒衣被华采，而运不中程”者大有人在的今天，应当有益于指正学术途径，净化学术气氛。姜亮夫先生在《楚辞通故·自叙》中说，他生平治学，在于“以语言、历史相关合，求所以为国宣教，为青年作导游”。如果有一些青年学子能够有心继承这种实学传统，发扬这种实学精神，则可以不愧对老一代学者的苦心。那么，我们也许还可以借用孟子的话来形容这种科学的学术风格的传递：“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我们强调“以实证定结论，无证不断”的实学传统的科学意义，并不是否定博采和创新。就姜亮夫先生的学术实践而言，是始终重视学术视野的扩展和学术方法的更新的。他所谓“五四”以后史学“学说纷起，新材料也时时发现”，自己曾经“在这潮流中，追逐不已，为许多科学性强的学说所震撼”的回忆，就是证明。李学勤先生总结说，“姜亮夫先生于三十年代广读马克思、恩格斯及摩尔根、穆勒利尔、梭罗金、涂尔干等人的著作，并于1935年赴欧洲，于巴黎大学进修考古学。他与马伯乐、伯希和、戴密微、叶慈、翟理斯等英法汉学家结识，且在法京国民图书馆应王重民先生之邀，检阅敦煌卷子，多有收获，足见他的学术，绝非闭门墨守者可比”（《姜亮夫全集序》）。姜亮夫先生自己也曾经说，他的古史研究，注意利用“我们考古工作大发达”的有利条件，成果中也“有些文化人类学的踪影”，他甚至主张“把自然科学许多说素尤其是材料引入人文科学，来对文史作一些具体分析”，这些都是传统史家无可比拟的。姜亮夫先生对考古文物的重视，特别值得史学工作者关注。他曾经说，当年前往欧洲，“本意想学考古学”，“我看了巴黎的四十多个美术博物馆，伦敦的大不列颠博物馆，加深了我如何用科学方法研究古籍的想法”，他甚至曾经准备“跟着到希腊、埃及去考古发掘”。姜亮夫先生在古史研究中，也注目“民俗史的舞台”，重视对“由礼俗转化为民俗”以及相反“借民俗可知礼俗的根源”等社会文化现象的考察。他回顾自己学术生涯时，所谓“余一生无他业，日与故纸堆为侣”，然而“生平治学方法，亦多所变革”的总结，应当说是符合事实的。正如姜亮夫先生自己所说，在追求“铢两悉备，确切深透”的基础上，“为新方法（综合）、新课题而努力，是余之愿也”。一方面求实，一方面求新，正是姜亮夫先生学术工作的原则。 姜亮夫先生以治楚辞学和敦煌学知名，然而对于秦汉史研究亦多有令专门治秦汉史者惊异的成就。姜亮夫先生自己曾经说：“秦代史中，我只写过一小本《石鼓文小考》及一篇《诅楚文考》，《诅楚》已入《楚辞学论文集》一书之中，《石鼓文小考》后来散入《读书朴识》中去了。”这两种成果，严格说来，应当说是“秦史”研究，而非“秦代史”研究的收获。姜亮夫先生这里的“秦代史”一语，体现出将秦史研究前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史的思路，在他的学术意识中大概早已形成。有关两汉社会政治学术文化等方面的论著，姜亮夫先生说：“即以‘《史》、《汉》优劣'一个小题而论，我同金鹤望先生有过讨论，因搜集一下过去的讨论，即得文至卅多篇，而一切分别专科，如《地理志》、《河渠书》、《艺文》、《食货》等研究的论文也实在不少。我有过一本《读书朴识》，《史》、《汉》的摘记为多，但都是语言文字考证为主，我已收入《商旧录》中。”《桓谭疑年的讨论》则收入《史学论文集》“还有《国策论》上下两篇，主要是说西汉以‘孝'治国，加深了中国家庭的牢固性，东汉末以义气相尚，一方面成英雄割据，一方面也成为义气相尚的民风，乃至于后世江湖义侠之所由，……”。对于也可以归入汉史研究成果的一篇早期文稿《曹子建与洛神赋》，姜亮夫先生有语极诚恳的回忆。他写道：“……残存一篇《曹子建与洛神赋》，金先生说‘思路奇古，未必服人之心'，不知何人说与季刚黄先生知道，他见我时说：‘你学胡适格式，他以类书为文，你连类书都未翻过。……'这是我一生受严师最大的一次教诲，从此以后，不依靠类书，也知道了类书对做学问的限度。不知为何，近年来一位河南大学的同学把原稿送还我，我第一次重见此文，近来想想‘严师为难'，决定连这稿也烧掉，以求心之所安。”学术大师面对传统实学“格式”和“严师”“教诲”毅然焚稿以求心安的故事，可以看作学术史的珍闻，作为后生学子，读来不能不深为感动。 《中国声韵学》上海 世界书局 民国22 [1933]《敦煌 伟大的文化宝藏》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陆平原年谱》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张华年谱》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中华书局 1959《晋陆平原先生机年谱》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民国67[1978]《楚辞今绎讲录》北京出版社 1981《古文字学》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敦煌学概论》中华书局 1985《莫高窟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楚辞通故》济南 齐鲁书社 1985《敦煌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敦煌碎金》，陶秋英纂辑，姜亮夫校读，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楚辞书目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古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姜亮夫文录》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屈原赋今译》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文学概论讲述》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就是书的目录 比如国学的书目《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编撰于乾隆年间，由当时的纪晓岚、王念孙、戴震等等一流学者完成。“四库”指经、史、子、集四部，“全书”指所收都是全本。经部——：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群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石经类”、“汇编类”，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注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名著。其中儒学十三经：《周易》、《尚书》、《周礼》、《礼记》、《仪礼》、《诗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史部——：史部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汇编类”，重要书目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战国策》、《宋元明史纪事本末》等等。子部——：子部分为“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丛书类”、“汇编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耶教类”、“回教类”、“西学格致类”，重要书目如：《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尹文子》、《慎子》、《公孙龙子》、《淮南子》、《抱朴子》、《列子》、《孙子》、《山海经》、《艺文类聚》、《金刚经》、《四十二章经》等等。集部——：集部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词曲类”、“闺阁类”，重要书目如：《楚辞、《全唐诗》，《全宋词》，《乐府诗集》、《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等等。任继昉:“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周代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
2010年以来有关《诗经》《楚辞》研究的重要论对待我比较的
《全唐诗》《全宋词》《史记》《文史通义》。。。太多了
屈原是辞赋之宗，历史名人，学者考其生平，照例都会讲到他在楚怀王手下担任的两个官职左徒和三闾大夫。这两个官职是什麽样的官，大家很想知道。但可惜的是，学者挖空心思，做种种推测，原始材料却只有四条。它们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於治乱，娴於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至於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於此？”《楚辞离骚》王逸序“《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与楚同姓，仕於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於斯？”上述材料，第一条提到“左徒”。“左徒”是什麽官，原文没有解释。司马迁只说，屈原居此官时，“博闻强志，明於治乱，娴於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如此而已。张守节《史记正义》说“盖今左右拾遗之类”，似以此职为谏官〔案楚有谏官曰“箴尹”或“针尹”〕，大概就是从这几句话得出的印象。但他的话，前面加了“盖”字，看来只是推测之辞，并不一定有真实根据。我们唯一可以判断的是，它大概是个比令尹、司马低，但也不是太低的官职，因为《史记楚世家》说楚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黄歇从“左徒”可以直接升任“令尹”，说明这个官阶并不是太低。第二条，来源是第四条，内容大同小异。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屈原被放之前，他的最后官职是“三闾大夫”。第三条，有些话与第一条相似，如“屈原与楚同姓，……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不同点是把“左徒”换成了“三闾大夫”。所以有些学者认为，“三闾大夫”和“左徒”可能是同一职官，或者是“左徒”的属官。关於“三闾大夫”，王逸的解释是，“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是以此官为管理公族，掌其世系的官员，职能似与东周流行的“宗伯”、“宗人”、“宗老”、“公族”一类职官相似。由於春秋时代，屈氏担任最多的官职是莫敖，历代楚王的莫敖往往都是由屈氏父子相袭〔案莫敖在战国文献中也极为常见，出土的曾、楚等国文字是作“莫嚣”。它在楚国是个很有传统的官职，地位很高，仅次於令尹、司马，倒是与我们对左徒地位的估计比较接近〕，有些学者还认为，它大概就是楚官中的“莫敖”。但由於我们在古文字材料中还没有发现“左徒”和“三闾大夫”，也无从判断它们与“莫敖”的关系，对这些说法，现在我们还不能证实。在上述问题不能解决之前，这裏我们只着重讨论一下“三闾大夫”。二“三闾大夫”，“闾”是“闾巷”之“闾”，本义是里巷的大门，但在古书中也被用来代指居民所在的地区和编制单位，大小并无一定；“三闾”者，从王逸的说法推断，大概是指楚国贵族有昭、屈、景三氏，他们於郢都之内各有居住区，每个区以所在街门为别，呼为“昭闾”、“屈闾”和“景闾”。1965-1966年湖北望山2号楚墓出土过带烙印的棺具。外棺上的印文是作“於王既正”或“既正於王”，当是表示这些木材已被王室徵用，或者表示此棺已经王室检验，证明是合格品。内棺上的印文是作“邵吕竹于”或“邵吕竽”，我们怀疑，“邵吕”也许就是昭氏居住的“昭闾”，“竹于”则是制棺工匠的私名，印文是以所居闾名加私名的形式为记，情况同于战国工匠题铭的一般格式。类似情况也见於齐国。如齐都临淄出土的陶文，它们也往往是以闾裏之名加工匠的私名。而且其中一种，是在裏名之上冠以“高闾”之名。“高闾”，也见於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齐王章》，学者以为是齐都临淄的城门。但我们怀疑，“高闾”也可能是齐国贵族高氏的居住区。齐都之内，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国闾”、“陈闾”、“鲍闾”等其他闾名，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发现，或者因为不当制陶作坊所在，所以在陶文中看不见。“昭”、“屈”、“景”三族，都是楚国王族的分支。战国时期的楚国名臣和高官，很多都是出自这三族。例如昭。昭奚恤。楚宣王令尹。昭鱼。楚怀王令尹。昭扬。先后任楚怀王司马和令尹。昭雎。楚怀王臣。案鲍本作“昭过”，《汉书古今人表》有“昭廷”，梁玉绳《古今人表考》云“案《国策》楚昭氏显著颇多，独未闻廷。疑即怀王之良臣昭过也。”昭盖。楚怀王臣。昭翦。楚怀王臣。昭应。楚怀王臣。昭鼠。楚怀王宛公。昭常。楚顷襄王司马。屈。屈宜臼。楚威王臣。屈原。楚怀王左徒、三闾大夫。屈盖。楚怀王大将军。屈署。楚怀王臣。景。景舍。楚宣王将，疑是宣王司马。景翠。楚怀王将。景鲤。楚怀王将。景阳。楚顷襄王将。景差。楚顷襄王臣，著名辞赋家。案《汉书古今人表》作“景瑳”。其情况就像春秋时期的楚国官员很多都是出自“鬭”、“成”、“屈”、“蒍”四族，他们应是当时的大族。参看左言东《先秦职官表》，商务印书馆，1994年，335-336页。参看同上，409页。案左氏引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谓左徒或即三闾大夫之主官，而三闾大夫为其从属，并疑左徒即莫敖，比于后世秩宗、宗正，是合莫敖、左徒和三闾大夫为同一种职官。参看《先秦职官表》，57、84、94-95、162、174
古文观止
《诗经楚辞鉴赏辞典》（周啸天）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 提取码: ze4c书名：诗经楚辞鉴赏辞典作者：周啸天豆瓣评分：5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年份：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