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小论文

硕士课程： 1、中国古代文学 基础学位课：中国古代文学名著解读、文化人类学导论、中国古代文学的艺术分析、中国文化与文学；专业课：古典文献学与文学古籍整理实践、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国古代戏曲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研究、明清文学思潮与社会心理、唐诗研究、唐宋词概论、明清小说研究、先秦散文研究。 2、古典文献学 基础学位课：训诂学、校勘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中国语言通论；专业课：音韵学、理论文字学、古籍整理理论、古文字研究、马氏文通研究；选修课：《史记》研究、汉语词汇史、《说文》段注研究。 3、文艺学 基础学位课：文艺学与美学专题、文艺学方法论、写作学、中国文艺理论专题、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课：文艺社会学、艺术文化学通论；选修课：诗歌美学、中国古代文论、小说美学、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研究。 4、汉语言文字学 基础学位课：现代语言学概论、语言学史、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方言学；专业课：现代汉语语法学、现代汉语词汇学、现代汉语修辞学、古籍选读、汉语方言学、汉语语音学、汉语语音史、汉语词汇史、汉语语法史、语言学名著选读；选修课：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应用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佛教文献语言研究、训诂方法、《史》《汉》校读、敦煌语言文字学、近代汉语概论、欧美语言学名著导论、语言研究方法论、中国文化通论、《马氏文通》研究、汉语语法分析与研究、《说文》段注研究、古代汉语教学论、当代中国语法学理论、现代语言学。 5、中国现当代文学 基础学位课：中国文化通论、学术论文阅读与写作、文学理论专题；专业课：中国现代文学专题、中国当代文学专题、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选修课：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研究、鲁迅研究、现当代文学作品研究专题、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中国现当代散文发展史、中国新诗史、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专题、中国电影史论、儿童文学史、儿童文学评论、幼儿语言文学教育。 6、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基础学位课：中国文化通论、比较文学导论、比较文学发展史、西方文学批评史；专业课：中外文学交流史、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20世纪欧美文学思潮；选修课：第二外语（俄、法、英、日任选）、现代英美小说研究、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西方戏剧史、中日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

关于《史记》的文明源流三月中旬，从网上看到一则《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报道：去年八月已成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启动文明探源工程，中心聚集了很多享有崇高声誉的学术权威，前不久开会进行过研讨。据介绍：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后又一多学科结合，联合攻关的国家级重大项目。见此消息，教人不胜喜悦。看完整个报道，下面直率地谈谈个人的意见和建议。一、 主流不是源研讨会上，有人主张从已知推未知，顺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往前推。有的专家明确讲：从夏商周三代发展情况看，中原文化是主流，探源工程应把考古龙山文化研究作为重点。这与我国史学界有的专家"重河轻江"、"重黄轻炎"的思想类似：认为"结合古代传说来考察龙山时代各种文化，将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有进一步的阐发。"①诚然，"中原文化是主流"，主流是流，但源是否就在这里？我们要做的是"中国古代文明探源"。从这次研讨会上反映的这种倾向探下去，就会探出"黄帝是人文初祖"，可能将古史前移四、五百年，虽然离"中国五千年"也差不离了，但依本人多年研究的结果：炎帝才是我国文明史的鼻祖，我国文明的根源早在5200年前！二、 历史上的炎黄二帝理顺炎黄关系，特别是摆正炎帝神农氏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是我国文明探源的关键所在。现在的历史课本上，是将神农与炎帝分开的，而将神农说的非常古远。然而，历史上的炎黄关系，《史记》里讲得相当清楚。太史公司马迁认为：公孙轩辕就是生活在神农氏末帝榆罔时期。由于时代局限，当时对神农的故实，文献中记述不多；而在民间流传的，夹杂了许多神光幻影，"荐绅先生难言之"，于是史太公"择其言尤雅者"而作《五帝本纪》，其中点明，公孙轩辕是生活在神农天子之世，只是当时"神农氏世衰"。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司马迁生活时期及其以前，已有不少学者讲过有巢氏"王天下"，燧人氏"王天下"，还有人讲"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等等，讲到伏牺氏，还有人讲他为"百王先"，是乎在伏牺以前，我国就已有"天下共主"的王，早已进入文明时代。司马迁卓尔不凡，他虽讲"神农以前，尚矣！"表明了他对古圣先贤的崇敬。但开篇时，却从神农氏写起，认定神农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只是"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尽管他在《吕氏春秋·上德 》中见过："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正，此神农、黄帝之政也。"但由于他对神农史实不多见，致使他不无遗憾地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而将他对神农王朝的承认，直率地写进卷首中：“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莫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行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豸区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轩辕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过去讲炎黄关系时，不少学者，引用以上的材料时常常斩头去尾，将炎帝与神农两词拼凑一起，没有仔细考察这个炎帝的真伪。而引用司空季子的黄炎之说时，也没有结合有关传说来辨析。太史公讲的“轩辕之时”，是神农王朝已势衰、历经五百余年了。而轩辕之父少典氏是神农天子驾下的有熊国的诸侯，这时的轩辕兄弟，刚从乃父手中各分得"天下之半。"也就是汉代学者贾谊在《新书 制不定》中讲的"炎帝者，黄帝同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这个"天下"系有熊国的天下，而不是华夏；不少学者都说成全中国。这里还得指出的是，这时的轩辕不应称黄帝，他只是诸侯，称黄帝，是禽杀蚩尤以后的事。炎帝不是名号，是轩辕之弟的冒号。都不应称"帝"。当时的帝就是神农天子。上面那段文章，可以分为三层（已用句号隔开）：第一层是讲当时的天下大势。神农王朝已势衰力竭，而对"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天子"莫熊征"。这时公孙轩辕一作诸侯，即以天下为已任，"乃习用干戈"并宣言"以征不享"，表明他对天子的一片忠忱。这里得强调，他要征的是背叛天子的"不享"者，因此对诸侯之间的侵伐，即使是"最为暴"的蚩尤，轩辕也"莫能伐"；这说明轩辕是讲原则的。第二层是写阪泉之战。这一战不少史家说成黄炎之战或炎黄之战，都不对，理由同前。这是轩辕尽诸侯之道而大义灭亲，实践他的"以征不享"。这件事由晋大夫胥里臼季最早讲出，他说"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什么德？他说"异姓异德"。贾谊讲得比较清楚，他在《新书 益壤》中讲："黄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弟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诛炎而兼其地。"就是说轩辕之弟自称炎帝，要谋朝，无诸侯忠君爱民之道。遗憾的是季子和贾谊等人都将称号、冒号作了名号，以致后世为此纠缠了两千年，使有些人将叛贼当了初祖，也有人说他是末帝榆罔。反怪太史公"行文不密致"。这里顺便说几句：阪泉是涿鹿下面的一个小镇，故称"涿鹿之野"，与下面的阪泉之战是两回事。更重要的是历史上真正的炎帝，不论是初祖还是末帝，都未遭诛杀，据《路史》载榆罔是被降封于潞。第三层是写涿鹿之战。这次是因为"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他公然扯起反旗，轩辕又得"以征不享"了。传说蚩尤将末帝榆罔赶走，在涿鹿兴封禅，号炎帝。传说轩辕这时已被委以摄政，他能"征师诸侯"了。这场战争打得很久，很艰苦，但最终"禽杀蚩尤"。沧海横流显出英雄；因此"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这时，他本可称炎帝了；但因前两个篡逆者将炎帝称号用滥，他本着少典农业氏族的特点，"以土德瑞"而称黄帝，以示继往开来，显出罕见的睿智。三．寻根探源上面讲了，司马迁虽然以黄帝开篇，但他认为是神农开统，他不仅在《吕氏春秋》里见过，此前的《周易》里早有"伏牺氏没，神农氏作。"的说法。但对神农的建国立朝，那时尚无材料，他只好阙如。就像被日机炸沉在长江里的中山舰；过去几十年都知水下有船，但无法得到。现在我们有条件了，前几年不是打捞出来了吗？时代不同了，有关伏牺、神农的故实、轶事，今天已积累不少；近几十年还发掘出一些有关文物；更重要的是有了破谜的钥匙--马克思主义。据王献唐的《炎黄氏族文化考·伏牺考》载：伏牺原属山东泗水流域的华胥氏族，这里开化很早。伏牺主事时发展较快：不仅邻近氏族拥护，还向西发展越过泰山。在距今6500年前后，在陈（河南淮阳）定都，建立了最早的最大的氏族联盟。因其间有巍巍泰山，人称泰皇，称他们为泰族。因伏牺出自华胥，也有称华族的。从社会发展阶段看，当时已进入父权奴隶制时期，就是恩格斯讲的"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握有生杀之权。"③的时期。当华族在黄河流域放射出远古文明异彩时，夏族先民则在长江中游的夏（汉）水流域崛起。长江流域的巫山，是世界古人类诞生地之一，其下游夏水的烈山一带，则是古夏族聚居的地方。据龚焱、李顺忠两先生讲："五千多年前，随州烈山（列山）这一带，就生活着许多氏族、部落，根据史籍记载，有名的就有烈山氏、伊耆氏、有虫乔氏、有蜗氏等。"④这个烈山氏，就是很多史家讲的少典氏。桐柏山南麓有一列九条余脉，人称列山。古老的少典氏族在这里"烈山泽而焚之"，开出大片良田沃土，发展早期的水稻种植，列山因此名"烈山"，少典氏族的领袖被拥戴为天子，人称烈山氏。春秋时鲁大夫柳下惠展禽曾讲："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疏。"这个柱，因精于农，人称神农，有关他的传说，今天沉沉淀很多，其中不少神话，但可破译，对这些，我在《跨越时代的巨人--炎帝神农氏》（约20万字，书稿已成待印）里论述较详，这里只简单谈谈"一没一作"。这"一没一作"，意义极大：这是讲一个野蛮时代没落、结束；文明时代兴起、诞生！这不只是在我国，也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恩格斯曾说："邻人的财富剌激了各民族的贪欲"。⑤古代农业，在很大程度上是"望天收"。传说在距今五千二百年前后，一场天灾迫使神农率领烈山子弟，跨过桐柏山，夺取富庶的中原。野蛮时代虽有战争，都只是氏族间的小打小闹；像神农这种大规模有预谋的突袭，此前没有发生过。华族虽是庞大的氏族联盟，这是松散的组织，无常备军。传说神农运用快速、火攻，采取避实击虚，以迂为直，出奇制胜等战法，因此当伏牺末代无怀氏被俘时，还认为是神兵天降。这"一没一作"，给后人留下"神农受命之初，了无关争"的印象，王献唐先生还说是"牺农一族"而"迭相为皇，顺理依分，不须兵戎相见"⑥。但战国军事家吴起却说："承桑之君，修德忘武。以丧其国。""承桑之君"就是伏牺无怀氏；说他"修德忘武"确有点冤枉：当时并无常备军，此前也从未发生过异族入侵啊！这是时代的悲剧。这却反映了神农代伏牺是经过杀伐争夺的。恩格斯在讲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时指出："我们知道，对被征服者统治，是和氏族制度不相容的……氏族制度的机关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迫，这种转化还得非常迅速地进行。但是征服者氏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军事首长。被征服地区对内对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权力，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变为王权的时机便来到了，这一转变也终于实现了。"⑦传说神农进陈以后，变随征军为常备军，其亲信成为大臣并以之为骨干建起机构，"以火德王"称炎帝，成立大炎帝国。于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起了统一两河流域的多民族的、文明时代初级阶段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首创东方的"两河流域"文明。初期的繁难的建国重任，历史地落在了炎帝神农肩上。传说他分封烈山子弟到各地作诸侯⑧，对中原华族采取团结笼络政策，提出华夏一家，并自称华夏。对华族中那些能归顺、肯合作的酋长就地封侯，一时间出现上万诸侯。而对以伏牺无怀氏为首的近亲权臣则离析远迁，流放到西鄙三危（今陕甘一带），这些人在那一带繁衍的后裔，时隔势移，后人中还以为这些流放到三危的远祖就是始祖。对战俘降而为奴，对东逃的贬称为东夷。对其周边的后进的兄弟民族，则贬称为西戎、南蛮、北狄等等。至于有人将伏牺看作东夷，将神农看作南蛮，甚至讲舜亦东夷之人，文王亦西夷之人等等，这是出于古代学者狭隘的地域观念，不符合历史实际。其实伏牺、神农、舜和文王等人都属华夏。神农建国之初大抵如此；还有不少轶闻趣事，如神农造耒耜、神农祭泰山、宿沙之叛自平、神农伐补遂、神农娶华族少女听 言禾为妃以及神农时期的种种文明等等，等等，《跨越时代的巨人--炎帝神农氏》一书中记述较详，不是这篇小文所能尽述的。神农率烈山子弟，跨越桐柏，跨越野蛮时代，在距今5200年前，在中原融合华夏建立了大炎帝国，揭开了我国文明史的新篇章，我国文明的根源就在这里！四、 说与信史材料我国早就传说有"两河文明"，可是被信使所忽略。而谈到炎黄，我们又不能不动用传说。上十年前，在一次炎黄文化研讨会上⑩，有的学者提出要弄清楚源流，弄清炎黄其人其事。但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炎黄二帝事迹是传说而非信使"，不能"考与不可考之处"。那次研讨会就在"不忘先祖，面向未来"中结束。我们主张"穷源"。当然这只能尽量根据传说来说清炎黄是怎样的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炎黄的关系等等。至于传说能否作为信使材料，这就要看我们如何对待传说。一般的信使材料，都是指典籍所载。其实典籍所载，有的也是来自传说。如很多学者引用过的《国语·晋语》所载有关炎黄之说，也不是司空季子的亲历、亲见。只是他亲闻而已。季子所闻也是经过了二千多年、辗转很多人之口；其中若有一个环节上的误传或误听，或者他自己误记甚至胡编，就会造成以讹传讹，贻害后代。炎黄时期代远年湮，文献文物极难找寻。而流传下来的故实轶事都不少。对这些传说，因其不是信史而一概拒之门外？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细加辨析？显然后者是我们应采取的。对一切有关远古的传说，包括神话，尽管是过去不屑一顾的"纬书"，有的还是当今农妇、船工之言，我们都应珍惜。当然不能拿来就用，而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与文物、考古、文献史册相印证。传说是人民的记忆，是民族的瑰宝，这是我们文明探源的重要依据之一，有价值的传说，同样是可以作为信史材料的。注：① 《炎帝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21页。② 《吕氏春秋·古乐》③ 恩格斯《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④ 《炎帝》长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1页。⑤ 同③⑥ 《炎黄文化氏族考》王献唐著，齐鲁书社，1985年7月版，第464页。⑦ 同③⑧ 《吕氏春秋·慎势》⑨ 同⑥，第495页。⑩ 1992年5月26日至6月2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在湖北随州联合召开的"全国首届炎黄文化与现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载《社会科学动态》1992年第8期。

朱希祖，浙江海盐人，字逷先，又作迪先、逖先，清道光状元朱昌颐族孙，海盐长木桥(今富亭乡)人。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山大学及中央大学等校教授，是解放前著名的史学家。他较早地倡导开设中国史学原理及史学理论等课程，并讲授“中国史学概论”，在中国史学史的早期研究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32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史研究所所长，先后撰写《南明之国本与政权》、《南明广州殉国诸王考》、《中国最初经营台湾考》、《屈大均传》、《明广东东林党传》等数十篇论文，成为研究南明史的权威。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 《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 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史记》固然"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开创了史学的种种先河，也堪称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但《史记》最为耀眼的闪光点在于它的平民立场。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前，所谓的历史仅仅是王侯的发家史、光荣史、太平史。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无耻、暴戾、虚假和懦弱的一面；虽然有着种种的过失和缺点并最终兵败垓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陈胜曾经在田间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庄稼汉，也是满怀鸿鹄之志的豪杰，正是他第一个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统文人对浪迹江湖的行径嗤之以鼻的时候，司马迁却对荆轲、唐雎等四海漂泊的游侠们和快意恩仇的游侠精神赞誉有加、不胜神往……《史记》就是这样以平民的立场、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情感看历史、写历史、评说历史，从而第一次给历史以真实可亲的面 目，第一次给那些值得尊敬的灵魂们以尊严。清朝诗人宋湘曾经有句诗说："史有龙门诗少陵"，《史记》中所透出的民间精神，再现在杜甫那些忧国忧民的不朽诗作中，并成为流传千古的力量源泉。 《史记》是中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