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期刊论文格式模板

一篇学术论文投稿的所有流程是：第一：写论文第二：论文排版，由于论文投稿前，很多期刊都要求按照期刊规定论文模板格式对论文进 行调整，以便审稿专家观看，所以需要去所投期刊官网上面去下载论文格式模板(一般期刊都会有提供word版本的格式模板)，下载后，严格按照要求调整好格式。第三：登录所投期刊官网，然后去注册一个账号用于投稿第四：用账号登录期刊官网，进入投稿系统入口(一般期刊网上会有相应提示)，按照投稿   系统流程一步一步弄即可(最好是用IE浏览器来投稿，兼容性比较强)第五：上传稿件，一般投稿系统流程中的最后一步就是上次word版本的稿件，这个时候一定要再次看看被上传的word是否是自己论文的最终版，不要传错了第六：收到邮件回复，表示杂志社已经收到稿件，部分杂志社会同时要求交纳审稿费，并给出 审稿费汇款地址，需要去邮局汇款审稿费(汇款时一定要写上文章编号)第七：等待录用即可。SCI源刊无疑是最权威的，这里要说明的是，已经没有SCI会议论文这个说法了，因为SCI数据库已经不再接受会议论文。只接受期刊论文。EI源刊也是属于比较权威的文章，但是EI源刊是允许有中文稿件存在的，如果是投国内的EI源刊，那么其录用难度与国外一般的SCI难度其实相当了。当然EI源刊中也有水刊，EI公司以前是每年更新一次EI目录，现在是每个月更新一次，所以现在如果投比较水的EI源刊，有一定风险。中文核心算是比较权威的国内期刊论文，现在是每3年更新一次。但是中文核心中，有些期刊可能既是中文核心，又是EI源刊，这种期刊一般录用难度都很大。

这个很宽泛啊，随便拟一个题目，讨论一下就好了，两千字而已。

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有形无形，不可能一一列举，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深于人们骨髓。比如，我们每天吃饭使用的筷子，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古诗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华名城古迹，祭祖，编织剪纸，等等，大量传统文化元素存在里面。有的，我们天天接触；有的，或许，一生都不可能与之接触。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传统文化，就会失去传承，我们的后人，永远都不会与之见面、因此，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一，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国家应该进行一次“传统文化”大普查。及时发掘、抢救一批频于失传的传统文化。二，加强队伍建设。对频于失传的传统文化，加强传承人的培养。随着时代进步，社会的发展，有的传统文化，已经很少有人与之接触与使用，从而导致传统文化失去经济的支持，最终失去传承。国家应该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传统文化队伍建设。三，加强知识的普及。由于各种原因，很多人不能与有些传统文化项目进行接触；对此，国家应该举行各种普及、宣传、展览、竞赛，普及传统文化。让人与传统文化接触，利用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四，开发一批传统文化旅游项目。通过项目的开发与建设，使人，通过旅游接触中国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传统文化，让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统文化的的传承者，有责任有义务传承、发扬传统文化。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