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政协报社编辑记者要自己会写文章吗

曾就读贵阳达德中学，贵阳师范学校。 1944 年起从事新闻文化工作，先后在《贵州工报》、《贵阳力报》、《大刚报》、贵州通讯社、《民族导报》、《新闻界报》、《贵州民意》等报刊社担任记者、采访部主任、编辑部主任、总编辑、编委等职务。解放后，继续从事新闻工作，担任《新筑商报》总编，曾任贵阳工读学园校长，贵州思南中学、铜仁中学教员。改革开放以后，担任《贵阳工商报》主编 8 年，并任《大陆桥报》、《信息新闻报》执行编委。还参加省、市、区政协文史资料的组稿、撰稿和编辑工作，参与编辑省政协文史资料新闻出版专辑、参与编纂《贵阳市志·文物志》。 20 世纪 80 年代起开始地方文史的研究，在《贵州日报》、《贵阳晚报》、《贵州政协报》等报刊撰写了《四十年代贵阳新闻界概况》、《大定司法制度沿革考》等文章。曾担任贵阳市新闻学会、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贵阳市政协文史委员、贵州省报业协会理事，省近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华职业教育社贵州分社常务理事。曾被评为贵阳市各界人士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会先进个人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优秀会员。1994 年被聘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新闻从业者记者的职责与任务，可以说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三点：第一，敏锐地去发现事实；第二，忠实地去报道事实；第三，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敏锐地去发现事实　　事实客观存在，但有些事实要去发现它、把握它，则需要一双敏锐的眼睛。正如法国美学家罗丹说的，生活中并不缺少美，缺少的可能是发现美的眼光。　　我国著名记者、新华社社长郭超人曾说过：“什么样的人当不了记者？什么样的人能当记者？什么样的人能当好记者？大多数人能想到能做到的，而你想不到做不到，就当不了记者；大多数人能想到能做到，而你也能想到能做到，可以当记者，但不一定是好记者；唯有大多数人想不到做不到，而你能想到能做到，那么你就能当一个好记者。”　　我国著名的老一辈记者肖乾也说过，新闻记者“同坐在沙发上沉思的政治家或历史学家毕竟不一样，他是个哨兵，甚至是个侦察兵”。　　敏锐的眼光背后，是一个勤于思索、善于思考的大脑。国外新闻学著作里曾引用过这样一个事例：　　一位新来报馆的年轻记者，总编辑叫他去采访某先生和某女士的婚礼。他事先对此次采访做了种种设想和较充分的准备。但是，当那天他走到新郎家门口打算进去采访时，看门的却告诉他：婚礼不举行了，因为新郎跑了。于是这位年轻记者垂头丧气地回到报馆，向总编辑报告自己采访失败的消息。总编辑听罢，拍案叫道：新郎跑了，不比原来的婚礼是更大的新闻吗？你为什么不马上采访？这一说，那年青的记者才恍然大悟。　　这一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善于思考，缺乏敏锐的目光，即使是新闻与你擦肩而过，你也发现不了，更是捕捉不到。　　敏锐地去发现事实，还应当包括对事实的认识要比别人更善于透过现象见到本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优秀记者胡占凡，在采访中曾了解到这样一些事实：在杭州，有两个大款为了斗富显阔，在众目暌暌之下，比赛烧人民币，每人烧掉两千多元，只是哈哈一笑。　　有个“大腕”，扔下30万元买只哈巴狗，眼都不眨一下牵上就走。　　还有个“大款”，看到别人用6万元一桌的宴席请他，他竟“啪”地打开密码箱，甩出了30万元请了一桌。　　有所学校的一项调查显示：9%的学生把“赚钱多”作为择业的头条标准，北京一些中学生唱“世上只有钞票好，有钱的孩子像块宝……”　　胡占凡认识到，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是“拜金主义”在作怪，应当向这种现象敲响警钟，便采写了《拜金主义要不得》、《再谈拜金主义要不得》等文章，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给人们很大的触动。　　因此，敏锐地去发现事实，透过现象捕捉事物的本质，是记者的职责与任务中应有的之义。　　忠实地报道事实　　记者最为重要的职责和任务，就是采写报道。记者是读者与事实之间的桥梁。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他的名著《第三次浪潮》中将人类的文明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次浪潮农业阶段，第二次浪潮工业阶段，第三次浪潮即我们今天所处的信息革命阶段。　　我们每个人都会深深地感觉到，我们每天都处于新闻媒体的包围之中。我们已经习惯了“秀才不出门，天下事全知”的生活方式；对于新闻媒体，我们已经深深地依赖它们给我们提供信息。试想，如果记者给人们提供一条虚假的新闻，将会对社会产生多么不良的影响，因此，忠实地报道事实，应该成为记者的神圣职责和义不容辞的任务。　　忠实地报道事实，是新闻工作本质决定的。李大钊曾说过：“现在的新闻，就是将来的历史。”著名学者吴晗也说过：“历史工作者是记录昨天的历史，新闻工作者记录今天的历史。”　　历史是容不得半点弄虚作假的。尊重事实，秉笔直书是我国史官的优良传统。如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右卿崔杼杀害了国王齐庄公齐光，崔杼命令太史以得传染病而死来记载齐庄公的死。太史不从，直书崔杼弑君，因此激怒了崔杼而被杀。崔杼又命令太史的弟弟改写，不从，又杀之；再令其二弟改写，又不从，又杀之。最后轮到三弟，依然据事直书。他认为这是史官职责，失职求生，不如死去。史官这种忠实于事实的做法，对于新闻记者是很有影响的。我国已故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任白涛在《应用新闻学》中就说过：“笔可焚而良心不可夺，身可杀而事实不可改。”　　忠实地报道事实的含义是双层的。浅层的含义是，记者应当努力将事实的基本要素、基本数据核实准确；深层的含义是，记者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挖掘事实的本质。　　80年代末期，我国某地农民买桑塔纳小轿车，某地农民买飞机、修跑道。这些事实本身是准确的，但在当时农村毕竟还是凤毛麟角。有些记者以此大做文章，并由此得出“中国农民现在已愁有钱无处花”的结论。显然，这不是对事实实事求是的报道。从全国农村数亿农民的情况来看，一些穷山僻壤的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未真正解决，不少地方还要扶贫救助。记者以偏概全，既容易导致读者对新闻报道的怀疑，也容易诱发读者产生逆反心理。　　由此可见，只有记者把忠实地报道事实当成神圣的职责和任务，读者才能真正做到“秀才不出门，天下事全知”。　　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唤万应的喉舌。”显然，成为人民的喉舌，同样也是马克思对新闻记者的期待。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统治阶级与人民的利益是分离的，所以，报刊应当成为“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而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新闻记者理应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正如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所说：“你们的笔，是人民的笔，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这一点，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新华社记者冯森龄的事迹很值得学习。1978年冯森龄任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上任后不久去延安采访。一进延安，他看到很多农民在街头讨饭，心中极为难受。曾经以小米和奶汁养育过革命战士的延安乡亲，如今还未解决温饱问题。这些对这位老记者触动很大，他决心为此鼓与呼。冯森龄曾因为坚持真理讲真话吃过不少苦头，但他不考虑个人得失，连续写了《延安有很多农民上街要饭》、《延安很多农民去年口粮不足二百斤，大家深切怀念毛主席在延安的日子》等文章，引起了政府重视。省委书记王任重很受感动，不少中央领导同志流着泪看完了这些文章。1978年底，国务院火速给延安拨款2000万元，并且从1979年开始，每年拨款援助5000万元。陕西省成立了“陕北建设委员会”。1984年，冯森龄也因此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冯森龄这种不计个人得失，敢于充当党和人民“代言人”的做法，是每个记者应有的职责和任务。

需要聪明人，知道哪头炕热。弄错了掉脑袋，，，，，

记者的职责与任务，可以说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谈三点：第一，敏锐地去发现事实；第二，忠实地去报道事实；第三，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敏锐地去发现事实]事实客观存在，但有些事实要去发现它、把握它，则需要一双敏锐的眼睛。正如法国美学家罗丹说的，生活中并不缺少美，缺少的可能是发现美的眼光。我国著名记者、新华社社长郭超人曾说过：“什么样的人当不了记者？什么样的人能当记者？什么样的人能当好记者？大多数人能想到能做到的，而你想不到做不到，就当不了记者；大多数人能想到能做到，而你也能想到能做到，可以当记者，但不一定是好记者；唯有大多数人想不到做不到，而你能想到能做到，那么你就能当一个好记者。”我国著名的老一辈记者肖乾也说过，新闻记者“同坐在沙发上沉思的政治家或历史学家毕竟不一样，他是个哨兵，甚至是个侦察兵”。 敏锐的眼光背后，是一个勤于思索、善于思考的大脑。国外新闻学著作里曾引用过这样一个事例：一位新来报馆的年轻记者，总编辑叫他去采访某先生和某女士的婚礼。他事先对此次采访做了种种设想和较充分的准备。但是，当那天他走到新郎家门口打算进去采访时，看门的却告诉他：婚礼不举行了，因为新郎跑了。于是这位年轻记者垂头丧气地回到报馆，向总编辑报告自己采访失败的消息。总编辑听罢，拍案叫道：新郎跑了，不比原来的婚礼是更大的新闻吗？你为什么不马上采访？这一说，那年青的记者才恍然大悟。 这一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善于思考，缺乏敏锐的目光，即使是新闻与你擦肩而过，你也发现不了，更是捕捉不到。敏锐地去发现事实，还应当包括对事实的认识要比别人更善于透过现象见到本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优秀记者胡占凡，在采访中曾了解到这样一些事实：在杭州，有两个大款为了斗富显阔，在众目暌暌之下，比赛烧人民币，每人烧掉两千多元，只是哈哈一笑。有个“大腕”，扔下30万元买只哈巴狗，眼都不眨一下牵上就走。 还有个“大款”，看到别人用6万元一桌的宴席请他，他竟“啪”地打开密码箱，甩出了30万元请了一桌。有所学校的一项调查显示：9%的学生把“赚钱多”作为择业的头条标准，北京一些中学生唱“世上只有钞票好，有钱的孩子像块宝……” 胡占凡认识到，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是“拜金主义”在作怪，应当向这种现象敲响警钟，便采写了《拜金主义要不得》、《再谈拜金主义要不得》等文章，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给人们很大的触动。 因此，敏锐地去发现事实，透过现象捕捉事物的本质，是记者的职责与任务中应有的之义。[忠实地报道事实] 记者最为重要的职责和任务，就是采写报道。记者是读者与事实之间的桥梁。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他的名著《第三次浪潮》中将人类的文明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次浪潮农业阶段，第二次浪潮工业阶段，第三次浪潮即我们今天所处的信息革命阶段。 我们每个人都会深深地感觉到，我们每天都处于新闻媒体的包围之中。我们已经习惯了“秀才不出门，天下事全知”的生活方式；对于新闻媒体，我们已经深深地依赖它们给我们提供信息。试想，如果记者给人们提供一条虚假的新闻，将会对社会产生多么不良的影响，因此，忠实地报道事实，应该成为记者的神圣职责和义不容辞的任务。 忠实地报道事实，是新闻工作本质决定的。李大钊曾说过：“现在的新闻，就是将来的历史。”著名学者吴晗也说过：“历史工作者是记录昨天的历史，新闻工作者记录今天的历史。” 我们知道，历史是容不得半点弄虚作假的。尊重事实，秉笔直书是我国史官的优良传统。如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右卿崔杼杀害了国王齐庄公齐光，崔杼命令太史以得传染病而死来记载齐庄公的死。太史不从，直书崔杼弑君，因此激怒了崔杼而被杀。崔杼又命令太史的弟弟改写，不从，又杀之；再令其二弟改写，又不从，又杀之。最后轮到三弟，依然据事直书。他认为这是史官职责，失职求生，不如死去。史官这种忠实于事实的做法，对于新闻记者是很有影响的。我国已故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任白涛在《应用新闻学》中就说过：“笔可焚而良心不可夺，身可杀而事实不可改。” 忠实地报道事实的含义是双层的。浅层的含义是，记者应当努力将事实的基本要素、基本数据核实准确；深层的含义是，记者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挖掘事实的本质。 80年代末期，我国某地农民买桑塔纳小轿车，某地农民买飞机、修跑道。这些事实本身是准确的，但在当时农村毕竟还是凤毛鳞角。有些记者以此大做文章，并由此得出“中国农民现在已愁有钱无处花”的结论。显然，这不是对事实实事求是的报道。从全国农村数亿农民的情况来看，一些穷山僻壤的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未真正解决，不少地方还要扶贫救助。记者以偏概全，既容易导致读者对新闻报道的怀疑，也容易诱发读者产生逆反心理。由此可见，只有记者把忠实地报道事实当成神圣的职责和任务，读者才能真正做到“秀才不出门，天下事全知”。[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唤万应的喉舌。”显然，成为人民的喉舌，同样也是马克思对新闻记者的期待。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统治阶级与人民的利益是分离的，所以，报刊应当成为“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而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新闻记者理应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正如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所说：“你们的笔，是人民的笔，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这一点，我国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新华社记者冯森龄的事迹很值得学习。1978年冯森龄任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上任后不久去延安采访。一进延安，他看到很多农民在街头讨饭，心中极为难受。曾经以小米和奶汁养育过革命战士的延安乡亲，如今还未解决温饱问题。这些对这位老记者触动很大，他决心为此鼓与呼。冯森龄曾因为坚持真理讲真话吃过不少苦头，但他不考虑个人得失，连续写了《延安有很多农民上街要饭》、《延安很多农民去年口粮不足二百斤，大家深切怀念毛主席在延安的日子》等文章，引起了政府重视。省委书记王任重很受感动，不少中央领导同志流着泪看完了这些文章。1978年底，国务院火速给延安拨款2000万元，并且从1979年开始，每年拨款援助5000万元。陕西省成立了“陕北建设委员会”。1984年，冯森龄也因此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冯森龄这种不计个人得失，敢于充当党和人民“代言人”的做法，是每个记者应有的职责和任务。 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记者有责任把自己在第一线了解到的情况如实地反映给有关部门。在我国，对一些不宜公开发表，或暂时不能公开宣传，但对党和政府部门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情况，可以以“内参”的形式反映。“内参”就是内部报道、内部参考。在实际工作和社会生活中，“内参”起着特殊的重要作用。 “内参”的意义在于：可以直接反映各种重要情况，为领导机关了解“民情”和社会动态，调整或制定政策以及采取有关措施，提供有用的参考；对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通过“内参”的途径反映上去，能够尽快得到解决或妥善处理；可以为人民群众说话，排忧解难，可以鞭打邪恶，伸张正义；对某些暂时拿不准的新做法新经验，可先写内参，领导认可后再发表，如此等等。可见内参的确是下情上达，了解民意的重要途径，记者要充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和喉舌，除了写好报道外，对这一形式也应充分掌握，见机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