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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野撒野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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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歼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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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澄自幼天资聪慧,刻苦向学,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后,便能独力阅毕大英百科全书。而献身佛法之刻苦修学,再加上出于宿慧之绝世天才,使得他精通梵、巴利、藏、日、英、法等各国语言,通过这些得心应手的基础工具,吕澄在解读、校勘梵、藏佛教原典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并进一步了解世界佛学研究动态,突破了中国学者向来依靠传统华言译本藏经进行佛学探源的局限。一九一一年,“中国近现代佛学之父”、金陵刻经处创办者杨仁山居士逝世,欧阳渐(竟无)继其业,负责刻经处的工作。一九一四年,欧阳渐在金陵刻经处设研究部,吕澄为第一批学人。一年后,吕澄赴日留学,进入日本高等预备学校深造,继而在日本美术学院专攻美术。一九一五年,吕澄因为与留日学生共同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而罢学回国。随即为刘海粟先生聘任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先生时年仅二十岁。吕澄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职约两年,在此其间,他结合教学,先后编撰了多种美术专著。如:《美学概论》、《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西洋美术史》、《色彩学纲要》等,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间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二十世纪初,汉语思想界有范寿康、吕澄、宗白华等 大力提倡“生命美学”,而首先在美术领域提出改革口号的就是吕澄。一九一八年,吕澄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术革命》的文章,指出对中西古今的美术要公允客观地平等对待,特别是强调既要重视欧美美术的历史变迁,也要研究时兴的新派艺术及中国固有美术,这在中国美术界面对西方艺术的冲击正彷徨、徘徊、无所适从之际,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五四运动”时思潮纷起,人文宗教领域也全面展开了深刻的启蒙运动,其中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口号影响亦深焉。其实陈氏之思想,最早是受吕澄的启发而作的,陈独秀亲撰《美术革命·答吕澄来信》一文,大声疾呼要学习西方绘画写实的精神:“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若不打倒王画,“实是输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最大障碍。”“美术革命”口号的提出,引起了中国美术界空前激烈的争鸣,形成了“革新派”与“国粹派”两大阵营。这两派的力量悬殊是显而易见的。“革新派”倚靠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势冲击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潮流,在当时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这倒引起了我的另一个联想:我们的教内信徒对李叔同的出演《茶花女》、画西洋油画、引用人体模特及创作西洋音乐等津津乐道,赞许他是艺术界的绝世天才,以至于后来成为弘一法师的李叔同怎么看都披蒙上了传奇色彩。然而若论对美术史、艺术史、思想史的贡献,两人的高下自明。我这里并非拿吕澄来贬低李叔同,只是想说弘一法师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各个领域都达到了别人不能企及的高度”,作为一个法师也不该有那么浓重的神话色彩。一九一八年,欧阳渐欲在刻经处筹办“支那内学院”,吕澄应其邀请,到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工作,协助竟无先生筹建支那内学院。从此以后,吕澄悉废原有旧学,专心佛学研究,终生不逾。一九二二年,支那内学院成立,欧阳渐为院长,吕澄任学务处主任。因吕澄字秋子,欧阳渐尝称他为“鹙子”,鹙子是释迦牟尼佛座下“智慧第一”的弟子舍利弗的华言译名,由此可见欧阳大师对吕澄的倚重。欧阳渐曾说:“先师咐嘱渐十余年来,得超敏缜密之秋一可以整理,得笃实宽裕之黄树因可以推广,吾其庶几乎!”支那内学院刊印的《藏要》和其他各种佛典,是汉语佛教界迄今校勘最为精善的佛典版本,是内学院对近现代佛学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这一工作是由竟无先生发起、主持的,他亲自为其中的二十多种经论写了极有学术价值的序言,而各经论的校勘工作,则委托给了吕澄。《藏要》的校勘、出版,吕先生出力最多,贡献最大。诚如竟无先生所说的:“若夫继往开来之事,共建邦家之基,住宁二十五年不出户庭,蛩巨不离者,有吕秋一,《藏要》成,教义明,图书聚,修绠得。”(《经版图书展览缘起》)除行政教学工作外,吕澄还从事了大量的基础佛学研究、佛典校勘与经籍整理的工作。这段时期,吕澄撰写《杂阿含经刊定记》、《声明略》、《佛典泛论》、《佛学研究法》、《印度佛教史略》和《因明纲要》。一九二五年,吕澄又协助竟无先生在内学院研究部中创立了“法相大学”部,第一批招生达六十四名之多。吕澄在开学典礼上作重要讲演,阐明创立法相大学之宗旨是求“纯正佛法之全体”,而“并不拘限于法相一宗”。一九二六年后,由于“北伐”方酣,支那内学院和当时另一佛学研究重镇武昌佛学院都先后为军队占用而停办,上百多间房舍的金陵刻经处只留下存放经书及日常作息的空间,支那内学院也只剩下吕澄和邱曦明陪侍欧阳渐,继续研究工作。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未几,战火蔓延到南方。欧阳渐率领部份门人弟子由吕澄护送大批重要资料前往四川,在江津成立支那内学院的“蜀院”。蜀院并未招生,只是继续著述研究工作。吕澄于处理院务之余,更全心投入学术研究。一九四三年二月,欧阳渐逝世,各方弟子回江津奔丧,门人组织院友会,公推吕澄继任院长,王恩洋等担任院友会理事。吕澄继师遗志,继续办理蜀院,开始聚众讲学。他的授课方式与众不同,他将佛学分成五科(后人称其为“五科佛学”),以毗昙、般若、瑜伽、涅槃、戒律组成内学院院学。这个教学体系涵盖整个印度佛学,可谓近代佛学教学史上的创举。其间曾与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合编《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在入川以后若干年间,吕澄对梵文、藏文原典的解读,深入堂奥,卓见特出。校勘藏文《摄大乘论》、《因明正理门论》,及梵文《楞伽经》等佛典,并完成若干篇重要学术论文。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翌年“支那内学院”改名为“中国内学院”,吕澄续掌院务。三年后(一九五二年),该院院友会决议自行停办,自此创立三十余年、有“中国第一佛学院”之称的支那内学院宣告解散。一九五三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作为发起人之一的吕澄被选为常务理事。两年后,斯里兰卡佛教徒为纪念佛陀涅槃二千五百年,发起编纂《英文佛教百科全书》,邀请各国佛教学者合作。中国佛教协会当即成立“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推举赵朴初为主编,吕澄任副主编,聘请国内佛教学者撰稿,吕澄同时还编撰了百万字的《中国佛教》。《英文佛教百科全书》成书后,世界佛教界公认中国佛教部分的稿件水平最高,为中国赢得了国际荣誉。一九五六年,吕澄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兼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一九六一年,受科学部委托,吕澄在南京开办一个为期五年的佛学班,开设“中国佛学”和“印度佛学”两门课程,后整理讲课笔记,辑成《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因明入正理论讲解》等书。一九六二年,吕澄在整理佛典、编辑《藏要》的过程中意识到以往旧版《大藏经》存在着不少问题,遂发愿编辑出版一部超过中外历代《大藏经》水平的《中华汉文大藏经》。翌年即开始编写《新编汉文大藏经录》,它是吕澄数十年读经的心血结晶,不只将经籍内容分类,还勘同出一百七十七部佛籍,历时三年完成。后因大陆“文化大革命”开始,编印藏经的弘传计划被迫中止,如斯伟业,竟亏一篑。一九六六年,受“文革”冲击,佛学班停办,多年研究成果资料亦散失殆尽。七十一岁的吕澄遂避居江苏故居,后再迁于北京清华园,直至一九八九年七月逝世,这三十多年间形同退隐,不曾再有佛学著述问世。如今,在中国大陆佛教界内部,吕澄的著作与“涉嫌封建迷信、邪教、伪经伪书、混淆知见的书籍”并列,禁止其在教内印刷和流通成为“维护正法”的一种标记。遗忘吕澄,是当今汉语佛学界最严重的缺憾。吕澄毕生的佛学研究,就是为佛法正本清源。在与之相关的纯文献意义上的佛学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是“佛经堪同”和“佛经辨伪”,吕先生一人勘同出一百七十七部佛籍,在佛学史上旷古未有,当今佛学界没有不采纳他的堪同成果的!然而他在佛经辨伪方面的成就,却引起了巨大争议,以至于遭到教界的冷淡或拒绝。吕澄的专著引起教内强烈反映的主要原因,看来并非缘于学术观点不同——在学术思想界一直有对佛教不利的观点和专著(尤其是在极左的意识形态下),比如范文澜的《唐代佛教》、胡适的禅宗研究(他完全否认六祖惠能的历史地位,而将神会抬得无以复加)和他对《虚云和尚年谱》的置疑等,也并没有没有使得教内那么群情愤涌。难道是吕澄的居士身份才引起了如此大的争议?至今学界和教界都对吕澄的居士身份表示认同,所以,吕澄的佛学成就并不是出自那些标榜“学术中立”的纯粹学者之手,而是中国佛教内部的信仰者对于自身所处教义的全面反省。因此,我们不能单纯地视之为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正因为吕澄的居士身份使教内异议者备感尴尬,所以攻击他的人有意回避他的信仰者身份,说他只是一个囿于考据的学者而已,没有什么佛教信仰,但是吕澄曾向他的重要论争对象熊十力表示,他“所得者,心教交参,千锤百炼”,绝非熊氏想像的“治经论”三字便可了事。我们必须认识到:孤立和封闭吕澄,并不能就此将他的佛学思想束之高阁或弃之如敝履,佛教界必须改变目前暧昧不明的态度,正视、直面吕澄留下的佛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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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葛装饰

1974年-1976在四川省蒲江县复兴乡插队;1976年-1978年入伍进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西藏拉萨指挥部后勤部汽车连任驾驶员;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82年考入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92-1993年经考试入英国牛津大学哲学系,为高级访问学者和注册学生,在著名哲学家M.达米特教授和著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家G.A.科亨教授指导的博士班,进修PPE课程及当代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2003年在哈佛大学,参加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合办的“高级公共管理班”,获EMPA。1984年后,先后在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中央党校校刊《理论月刊》编辑部、中央党校办公厅,任教员、编辑和秘书;1992年,在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现国际战略研究所),任马克思主义研究室主任;1996年在中央党校研究生院任主管教学的副院长,党总支书记;1999年任中央党校办公厅副主任、外事办主任;2003-2009年任中央党校出版社总编辑;2009年,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2012年7月10起,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期间,1994-1995年曾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社任总编辑理论秘书;2004年在中组部中央现代农村远程教育办公室任副主任;1994年破格晋升为中央党校研究员;2000年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业方向或研究旨趣: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当代国外政治哲学,文化和文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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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jackson

于此摘录数段,以窥一斑∶盖闻一乘圣典,著妙义於琼编,三藏玄枢,赞灵文於宝偈。圆融理体,不落言诠;绝待真如,岂堕文字?第真空无象,非象教无以显其真;实际无言,非言辞无以显其实。故一真法界,假名迥异乎常名;四悉因缘,有说有殊於无说。以上是「破题」,综说全文纲要,以下文笔一转,曰∶戒学、定学、慧学,三学齐资;羊车、鹿车、牛车,三车圆备。教部类开十二,契经义蕴无边。圣言不易研穷,佛旨良难窥测。...维是经文浩瀚,研究綦难,名相纷繁,考求匪易。徒兴望洋向若之嗟,宁免入海算沙之困。兼之东西 译,颇多钩 格磔之声,华梵错综,每有诘屈聱牙之句。东麟西爪,文笔矛盾;北辙南辕,方言楚夏。设非心研之有素,云何耳学之能详?欲免捍格之虞,用作研钻之助,辞典之编,信不可缓。最後说到是书的编者,曰∶丁仲祜居士,以通儒硕学之资,具济世活人之术,精研佛学,翱翔般若之园;博览书林,驰鹜琳琅之圃。...今更出大手笔,纂大辞书,抒慈悲之愿力,应时势之要求。悟明镜之非台,握智珠而遍照。旁搜远绍,东取扶桑瀛岛之书;赜邃钩玄,西考贤豆恒沙之偈。...举凡名数真言,掌故仪法等类,遍为采集,无不搜罗。列部三十有三,检一书而诸字毕备;引证广之又广,阅一典而群义可徵。意解心开,剖无穷之要义;耳提面命,得无数之良师。最後结论曰∶行看电挚星驰,永流通於尘刹;风行雷厉,自传播於大千。法界众生,皆叨法喜;法门眷属,尽获法施。见闻思修,愿同趣妙庄严路;开示悟入,俾悉证净法界身。是为序。佛生二千九百四十八年岁次辛酉暮春既望古瀛释显荫撰於甬城观宗学社序文全部一千数百言,引录数段如上。由此序文,可以窥知显荫的天资、才华,而他对於佛学的慧解,融会空有,兼摄禅教,尤使人敬服。如不了解此文背景,谁能相信这是出自一位未满二十岁的青年比丘之手笔?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日本佛教学者高楠顺次郎,发起编纂的《新修大藏经》,慕显荫名,亦请他作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台湾担任《修订中华大藏经》总编纂的蔡念生老居士,于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时,曾预约《新修大藏经》,在此书的样本上,曾读到这序文。后来大正藏出版,竟未将这篇序文列入。在显荫遗留的《留东随笔》中,也提到「为新修大藏经作序」这件事。东初法师撰写《中国佛教近代史》,很关心这篇文字,后来他查得,日人稍後重印的《大藏经》目录中,列入此文,且已译为日文。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显荫受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之请,担任居士林编辑部主任,为时年余。到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秋天,他与一位包承志居士联袂东渡,到日本考察佛教情形。是年冬天,他到高野山天德寺,依穆韶阿阇黎研究密教,学密法仪轨,受灌顶法,佩法身佛心印。在高野山受学之暇,到日本各地考察该国佛教现状,推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并促进留日华侨对祖国宗教文化的认识。他曾草订《远东佛教协会组织大纲》,目的是在联络国外华侨,传播中国文化,以巩固华侨对祖国文化的信仰。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太虚大师希望透过佛教关系,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俾有助于世界和平,所以发起在中国江西庐山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惟限于经费、时间、国外关系种种因素,虽名曰「世界佛教联合会」,事实上是以中、日为主,如果日本佛教界没有人来参加,这个会就开不起来了。当时显荫正在日本参访,他年岁虽轻,但在日本佛教学术界的地位却颇崇高,日本学者对他相当尊敬。以此因缘,显荫在日本鼓吹联络,始有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木村泰贤、法隆寺法相宗长佐伯定胤等,到中国庐山,参加了七月十三日至十六日的「世界佛教联合会」。当时与会的中国代表,有湖北代表释了尘,湖南代表释性修,安徽代表释竺庵,江苏代表释常惺,以及江西代表李政纲,四川代表王肃方等人。还有几个自称为佛教徒的英、法人士与会。在三日会议中,常惺法师,学者黄季刚、李政纲及日本代表木村泰贤等,都在会上发表演讲。日本之有重量级人士参加,太虚大师十分欣慰,显荫在致太虚大师书中称∶「此诚法师慈光所成,亦弟子极力鼓吹之所致耳。」显荫另有一封致太虚大师的信,提出他对「世界佛教联合会」的看法,摘录两段,以见内容∶太虚法师莲座∶启者,顷接来件及慈谕,甚慰甚慰,我中华佛教徒组织佛教联合会,对外对内皆为必要之图。良以日本佛教徒,颇有对支那布教权获得之野心,我中华佛教徒,若无巩固之团体,互相联络研究,切实修行,诚恐无以御外侮,故亟宜劝告中华佛教徒,速速奋励振刷精神,以扬国光,以宏道化,实为主要之图。...又将来东南亚佛教联合会,宜先於日本开之(不宜於庐山开,引狼入室,後患可虑也),日本佛学家,皆含有外交政治气味,前木村博士等之来华演讲也,皆挟政府之命令(外交部及教育部)也。...弟子大明百拜礼足是年十一月,显荫另有一封致太虚大师的信,叙述他在神户组织「华侨讲学会」的经过。信的内容是∶虚公吾师莲座∶敬禀者、连接慈谕,敬悉一切。弟子於九月十七日(阳历),曾向神户一行,在神户「中华会馆」讲演一次,在神户「华侨同文中学校」讲演一次(讲演词记载《居士林刊》)。讲演之次,当即成立神户华侨讲学会,由弟子手草组织大纲,同时签名赞成者,神户华侨各校校长教职员,以及绅商要人,共达数十人之多。海外侨胞发起研究佛教,此其嚆矢也。事毕,弟子匆匆归山,以学务忙故。兹接该会来函,据称已请定神户中华领事柯君为会长,中华商会会长及高中学校校长等,皆担任会务,会址定在中华会馆云云,诚堪庆幸。惟侨胞皆系初发心,难得教育界同仁发心研究佛学,吾师所作及贵院近出新著,或结缘善书等,请多多赐寄该会。...中华佛教联合会,华侨代表,弟子在神户时,亦已妥为接洽商会会长郑祝三先生,允任为广东省旅日华侨代表,王文达先生允任为浙江省代表,许桂芳先生允任为福建省代表。...弟子於密教教相事相两皆圆满成就,堪慰慈注。归国後以大摧魔军,高树法幢为愿。先觉之提携,曷胜後生之企盼。...高野山学者显荫顶礼百拜十一月一日由以上两封信,可看出显荫是如何关心国内佛教,渴望国内佛教徒团结图强,以御外侮,发扬先进佛国之光辉,勿为东邻之所图。显荫於高野山学业完成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元月回到上海,暂寓闸北锡金公所。回国之时,受日本佛教学者高楠顺次郎之托,为日本藏经刊印会提供未入藏的中国重要佛学著述。他在日本高野山学习密教时,以用功过勤,已身染疾病,回国后又为搜集佛学者述忙碌不堪,身体不支,竟自病倒(早期资料中,找不出他所患何病。不过以当时的社会背景及他的年龄来推测,可能患的是那时青年人最易感染的疾病──肺结核病),其间,曾到杭州静养一段时间,未见起色,再回到上海治疗,终以病入膏肓,医药罔效,於民国十四年乙丑岁五月二十一日──(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一日)病逝,享年仅二十四岁,法腊八年。天才不寿,惜哉。显荫学通经藏,文擅诗赋。在日本时,时与日本佛学界教授名流联络,亦时以诗文相唱和。例如他《和高野山真言宗大学教授久保上人原韵》∶夙植菩提种,今薰般若缘。扶桑瞻道范,伊豆附慈船。走笔抄灵偈,拈花悟妙禅。何时亲謦咳,问难绛帷前。师资非远近,际会有因缘。亲受真言印,欣登大愿船。一心修众福,三密贯诸禅。虔学光斯道,倾诚猊座前。另录其一首《元旦高野书怀》,此诗作於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清净灵明澈古今,刹那长劫理何深。瀛洲岁首题新句,沙界唯心寄朗吟。成佛玄诠成宝印,利生弘愿畅圆音。经行顶礼金刚界,众生花飞功德林。 他二十四年的生命,有如流星划还长空,乍明即隐。但他已为佛教文化作出了贡献,还留下不少珍贵的著作。其著作现已查得者,名目如下,译作部分∶《真言宗纲要》。著作部分∶《密教传灯血脉谱》、《日本之密教》、《妙法莲华经秘要记》、《佛法救世之根本要义》、《真言密教与中华佛法之关系》、《再论真言密教与中华佛法之关系》、《十八道加行作法秘记》、《显密对辩章》、〈佛学大辞典序〉、〈新修大藏经序〉、〈一切经音义汇编序〉、《梵字源流考》、《留东随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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