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起成立国民杂志社聘请谁为导师

聘请李大钊为导师。1918年10月，周炳琳与许德珩、邓中夏等人发起组织国民杂志社，聘请李大钊为导师。1918年10月“学生救国会”会员发起组织“国民杂志社”，以李大钊、邵飘萍为指导，出版《国民》杂志。

五四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及北洋政府对内压榨对外妥协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是由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新兴社会力量的成长、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及十月革命的影响；直接原因是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这些为学术界所公认并多有论述。另外还有一点，尚未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那就是留日学生爱国斗争对国内的影响，也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拟就所见到的史料来说明这一问题。　　一　　1918年5月，留日学生归国后发起的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斗争，在广大学生中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帝爱国怒潮，成为五四运动的预演。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无暇东顾，而日本帝国主义却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成为中华民族最凶恶的敌人。留日学生“从日本人学到的近代知识，和从他们得到的轻蔑对待，混合了他们自己对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政策的愤恨，产生了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注:〔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28页。】。因此，在当时的爱国运动中，他们很自然地走在前列，“‘五四’前夕几次大规模的学生斗争，就是由留日学生首先发动的”【注: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页。】。　　早在1915年初，当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透露后，留日学生便怒不可遏，当即成立了留日学生总会，2000多学生集会抗议；随后500多人组成归国请愿团，开展爱国救亡运动。留日学生总会干事李大钊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印发全国，呼吁“举国一致”，“众志成城”【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页。】，督励政府，不许卖国。5月7日，日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政府递交了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5月9日，袁世凯表示承认，并命令外交总长陆征祥在条约上签字。消息传出后，留日学生总会又立即开会表示反对。李大钊再写《国民之薪胆》一文，编入《国耻纪念录》中广为散发，要求全国上下“永永世世勿忘此五月七日”。这些活动对当时及以后国内爱国运动的开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1918年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斗争，如同郭沫若所评价的那样：“当时在国内留下了不小的影响。公平地说来，这当不失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线之一。”【注:郭沫若：《凫进文艺的新潮》，《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38页。】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日本也参与干涉并趁机扩大在华利益。1918年初，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和北京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商谈中日军事行动问题，不久，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和章宗祥交换了关于“共同防敌”的照会。5月16日和19日，中日两国政府代表先后在北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签订该协定的目的，一方面是干涉苏俄革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此进一步控制中国，特别是为巩固其在北满的统治。日本政府的一份内部文件中这样写道：“根据日中同盟，帝国将取得绝大利益，即在军事上以协同作战为理由，可在中国领土内之必要方面，自由出动帝国的军队，而且在军事上当然以相互支援之名义，参与编练中国军队；尤为重要的是有利于我控制掌握军火制造的原料。在政治上，基于同盟关系，积极参与其内政，以便于从各方面扶植帝国的政治势力。在经济上，以同盟协作之名，开发其丰富的资源，努力开拓市场，以利于帝国经济的发展。”【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1册，第594页。】这里，日本企图利用中日结盟的关系，将中国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完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侵略野心，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中日军事协定》的谈判，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在交涉过程中，其部分内幕仍不时为中外报纸所探知披露。留日学生听到消息后无不义愤填膺，连日晚间举行集会。5月4日各省同乡会、各校同窗会的联合会议，一致通过留学生全体归国问题；5日的联合会议讨论了救国大纲，宗旨为“一致对外”，拟组织“先发队”归国。5月6日，留日学生各省各校代表46人（内有女生3人）在东京神田维新号中国饭馆集会，议决归国程序、方针等问题。日本警官数十人与侦探数人持刀闯入，不问情由，对学生拳脚交加，并全部逮捕至西神田警署加以审问、殴打和侮辱。学生们毫不畏惧，慷慨陈词。署长理屈词穷，次日黎明不得不将其全部放出。　　日本警察的暴行，进一步激起了留日学生的愤慨，加速了他们的罢学归国。据5月17日《朝日新闻》报道，截至16日有390多人回国，“这一骚动，使历来招收中国学生的学校一时无法继续上课，大多要停课”。而实际归国者比日方报道的数字多得多。当时留日学生共约3000人，其中95％以上参加了罢课抗议斗争。据中国“五月十七日报载，仅至上海者已达一千四百余人”【注:彭明：《五四运动史》，第195页。】。到8月为止，“回国者共达两千余人，约占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三分之二”【注: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留日学生归国后大部分滞留上海。他们组织了留日学生救国团，颁布了数条工作方法，旨在唤起全国民众，拒签《中日军事协定》。救国团总部在上海创办发行《救国团日刊》、《救国日报》，以激烈的言词，鼓吹救国；组织演讲队，通过幻灯、电影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派代表往见军政各界人士，并通过谈话会等形式促进各界民众的交往与合作，使上海市内很快出现了国民救亡会等群众团体。5月31日，上海13校2000余名学生前去淞沪护军使署请愿，要求召开各界联合会，得到允许。经过留日学生筹备，上海各界联合会议于6月23日开会，后来它成为上海民众联合进行爱国活动的半合法组织，在五四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　　分赴各省区的留日学生，先后组织起本省或本市的留日学生救国团支部近20个，基本上遍布全国，他们发动并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日爱国活动，为全国性的爱国运动的掀起打下了基础。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北京学生的请愿斗争。留日学生派到北京的代表是李达、龚德伯、王希天和阮湘4人，由阮负责。1918年5月15日，李达等到达北京之后，立即去北京大学进行联络。第二天，北大学生积极分子邓中夏、许德珩等便到其下榻的湖南会馆，共同商定在北京学生中发动一个群众性的反日爱国运动。经过几天的奔波，很快得到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高师”）、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工业专门学校（简称“高工”）等校学生的热烈响应。高工学生张传琦曾断指血书“亡国条件不取消不达目的，勿限于五分钟之热血”，以此激励他人。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等闻讯“慷慨握拳击案，促速图之”【注:《师大月刊》第5期，1933年7月1日出版。】，不遗余力地参加救国活动。5月20日晚，由阮湘等人发起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学生大会，除北大学生外，北京其他各校学生代表也应邀出席。会上留日学生代表首先发表了要求废除卖国的《中日军事协定》的演说，许多人在会上痛哭流涕，纷纷表示和留日学生一致斗争，并定于次日去总统府请愿。　　5月21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两千余人，集合在新华门大总统府前游行请愿，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学生们情绪十分激昂，出发时高工学生夏秀峰当众断指血书“条件取消之日，为我辈生还之时”的誓言，表达了坚强的决心。学生们推举许德珩、易克嶷、段锡朋等8名代表，手捧清愿书，去见当时北京政府大总统冯国璋，大队学生则在新华门外肃静等候。冯被迫接见了学生代表。　　由于学生们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事前没有组织，听信了冯国璋的花言巧语。“几个被推去见冯国璋的代表被冯一场园滑而兼恐骇的话出来；所有同去的学生也就不得不各自跟着代表回到学校里去了。”【注: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五四爱国运动》（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92页。】第二天便宣告复课。后来，由于政府当局的阻挠压制，在京的留日学生只好南下或北上继续斗争。　　天津学生爱国运动，也是留日学生到达后才大规模开展起来的。阮湘离京赴津后，立即同各校学生建立联系。5月22日，1200名学生赴省长公署请愿，要求省长向北京政府转达学生们不承认卖国条约的意见。6月8日，近千名学生在老西开集会，留日归国学生代表和北京学生代表均到会。会后又召开了京津各校代表联合会议，决定协同行动，分步进行。留日学生的爱国举动，在山东、广西、湖北、湖南、江苏、江西等地的学生中，也产生强烈影响并得到响应。这在实际上已形成了初步具有全国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它为五四学生运动的爆发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实为五四运动的预演。　　二　　1918年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斗争，不仅成为五四运动的预演，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青年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密切关注和各种社团的大量涌现，从而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留日学生发起的这场斗争，虽然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北京学生的请愿也以失败告终，留日学生除极少数留在国内外，大部分重新东渡扶桑，但是它产生了深远的作用及影响。学生们从中受到了锻炼，增强了团结，激起了对国家命运的进一步关心，也取得了深刻的教训。“他们初步认识到两点：第一，就整个国家的情况说，在军阀的统治下，这种丧权辱国的事总还会不断地发生的。第二，事先没有准备，没有核心的组织，单靠临时由激于义愤组织起来的队伍是没有力量的。”【注:刘熏宇：《忆工学会》，《五四时期的社团》（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25页。】“觉悟到作事以前，大有组织坚固的有力量的小团体的必要”【注: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92页。】。自此，学生们更加关心议论国事，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如北京的部分学校联合成立了“学生爱国会”，并派代表许德珩等经天津、会同天津学生代表南下济南、武汉、九江、南京，最后到上海与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河海工程学校、南洋公学等学校的学生及在沪的一些留日归国学生取得联络，随即诞生上海学生会。此间，上海女子救国会的朱剑霞及天津来的刘清扬，拜会了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民国领袖；并与史量才、黄炎培等知名人士取得联系。经过一番奔走、联络，各地学生纷纷加入救国会，使之几乎成为全国性的学生团体。到1919年春，北大学生会成立，北大的学生救国会会员均加入了学生会。　　留日学生在救国会组织过程中起了较重要作用，这从北洋政府内务部的档案中可以得到证明。1918年7月22日《内务部取缔留日学生抗议中日军事协定回国组织救国团爱国会咨稿》中写道：“留日学生代表阮湘等前因抗议中日军事协定条件，废学回国。业经本总长多方开导，谕令刻日东渡，继续就学。乃倾闻该生等出京之后，有仍在天津以救国团、爱国会名义，招引校生徒集会、结社，并将遍设支会、分会于各地方等事。该生等此种行动，实属轶出教育范围，亟应查禁。”【注:《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3页。】反动政府对留日学生的恐惧，恰好说明了留日学生的功绩。　　为了加强联系和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学生救国会1918年10月20日在北京大学成立了《国民》杂志社。其宗旨是：“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注:《国民杂志社组织大纲》，《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17页。】。0把不同阶级立场和不同觉悟程度的青年学生团结在一起，成为一个反帝爱国的统一战线组织。其中既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黄日葵、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谢绍敏、顾颉刚、周炳琳、李泽彰等；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国家主义分子、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易君左、曾琦、吴载盛等。1919年1月，他们创刊了《国民》杂志，主编为许德珩、邓中夏、黄日葵等。黄日葵也是为反对《中日军事协定》而回国的留日学生，1918年8月和留日同学易君左报考北京大学。黄日葵与李大钊认识，并取得李大钊对《国民》杂志社的帮助与支持，李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就是在《国民》杂志上发表的。另外，北大校长蔡元培、《京报》主编邵飘萍也曾对《国民》杂志社予以援助，蔡亲自为《国民》杂志创刊号作序，称赞“学生之牺牲其时间与心力，以营此救国之杂志”，并提出“正确”、“纯洁”、“博大”三项办刊要求【注:见《国民杂志序》，《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24～25页。】。这个刊物的突出特点是公开谈政治，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发表了不少政论文章。其中有些是许德珩、黄日葵撰写的。

李大钊(1889-1927)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新文化后期、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第1次国共和作的推动者，1927年北伐战争，张作霖4月6日在北京逮捕李大钊，4月28将其残忍杀害。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蔡曾说道：“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 大目的，不应有何等之政治组织……所以民国八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我曾力阻他们。”蔡元培的态度很明显，少参与，多学习

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1）政治方面：①帝国主义加紧侵略；②军阀统治，日趋黑暗，必须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2）经济方面：一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这是根本原因。（3）思想文化方面：①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传播，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②北洋军阀推行尊孔复古的逆流（民主共和观念和尊孔复古逆流势不两立）。2．新文化运动的兴起（1）标志：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2）代表：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3）前期思想：民权、平等思想和达尔文进化论。（4）主要阵地：《新青年》。（5）活动基地：北京大学。3．新文化运动的内容（1）前期实质：资产阶级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延续。（2）前期内容（3）后期内容：宣传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主流。4．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经过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2）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这就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3）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宣传动员作用。（4）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这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5）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能够使语言和文字更紧密地统一起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繁荣。不过，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大多有一些偏激情绪，对东西方文化的看法，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这种看法一直影响到后来。（2）经济方面：一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这是根本原因。（3）思想文化方面：①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传播，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②北洋军阀推行尊孔复古的逆流（民主共和观念和尊孔复古逆流势不两立）。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38岁。

（1）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北洋军阀统治前期，在中国满布阴霾的天空中，响起一声春雷，爆发了一场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猛烈抨击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这一时期，在政治方面，辛亥革命失败后，列强支持袁世凯称帝，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先进分子为改变这种局面寻找新的出路；经济方面，中国资本主义在一战期间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风气日盛，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被介绍到中国，而且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经历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必然结果。袁世凯《大总统祭圣告令》本大总统躬膺重任，早作夜思，以为政体虽取革新，而礼俗要当保守环球各国，各有所以立国之精神，秉诸先民，蒸为特性。中国服循圣道，自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本于修身。——《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2）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曾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及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他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动了进攻。人权就是民主，陈独秀提出了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伦理民主的主张，号召人们拿起民主这个武器和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关于科学，陈独秀认为，不论什么事物，如果经科学和理性判定为不合于现今社会的，即令它是祖宗所遗留的，圣贤所深爱的，政府所提倡的，都一文不值。号召人们坚持科学的精神，成为自然界的统治者和主人。陈独秀还向青年提出六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期望培养出一代“意志顽狠，善于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人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的新国民。陈独秀举起了新文化的大旗，揭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青年》和北大成为宣传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蔡元培是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在学术上实行“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提倡学术研究，展开百家争鸣，不拘一格选人才，对中外教员一视同仁等。他聘请新文化的倡导者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还有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鲁迅以及一批留学回来的自然科学家都先后到北大任教。但同时，北大也有一批以刘师培、辜鸿铭为代表的所谓旧派教授。通过改革，使北大成为当时全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培养造就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青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任北大教授，后任文学院院长。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是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代表人物。鲁迅早年留学日本，1918年初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毛泽东称赞他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德先生和赛先生”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树立，使中国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教材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四个提倡、四个反对的阐述，真正体现出了新文化运动的“新”之所在。（1）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科学”主要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资产阶级宣扬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宣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这一口号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但这一口号仍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有它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它不能同群众运动相结合，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封建思想。（2）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新文化运动是沿着两条战线展开的，一条是思想战线，一条是文学战线。两条战线交织进行，因而它既是一场思想革命，又是一场文学革命。作为思想革命，它倡导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作为文学革命，它倡导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后期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1）新文化运动的进步性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弘扬，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并且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尤其是青年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后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成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起到了宣传动员作用，也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2）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性新文化运动是由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它有伟大的功劳，也有严重的缺点。运动的倡导者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们还回避当时对军阀政府的实际斗争，也没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务。以当时的文学革命而论，虽然提出建设“国民文学”，但当时的文学活动也只限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中，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