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思想政治史论文

西方政治思想史是人类思想史的蕈要组成部分。西方历史上依次出现的各种政治思想，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些至今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认识，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水平，提高我们全民族的政治文化素质。全面提高我们民族的素质是当前世界形势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政治素质是一个民族素质的核心，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水平又对政治素质的提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体系，它是在吸取整个人类思想财富当然也包括西方政治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也不能离开现代人类文明的成果。系统地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不仅可以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而且有助于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西方政治思想的实践中，划清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与西方政治思想的界限，提高我们的政治理论水平，促进我们中华民族政治素质的提高和发展。其次，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了解西方社会文化，有助于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促进我们与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的文化交流。现代科学技术、通讯，交通工具的发展，特别是信息产业的发展，使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和交流日益密切，改革开放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西方政治思想既是西方社会文化的源流，又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系统地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的了解、认识西方文化，了解西方社会历史传统，促进我们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再次，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可以开阔我们的眼界，启发思考，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西方的社会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是两种本质不同的社会制度，西方的思想文化与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也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体系。过去，由于受左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我们片面地强调两种制度与思想体系的对立与斗争，而忽视了二者之间的联系。社会主义作为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需要吸收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优秀成果，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也需要吸收一切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西方政治思想史包括西方自古代希腊以来2000多年历史中各个国家、各种思想派别和政治思想家的政抬思想，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法律等各个方面。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家在个人与国家、政府与市场、权力与制约、自由与法治、效率与公平等关系上所提出的一系列的观点、设想与方案，都可以开阔我们的眼界，启发我们的思考。西方为解决上述问题进行的理论研究中所包含的政治经验、智慧，无疑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百年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在这些希望上面投下阴影。后来，这些学说和希望终于激起了法国大革命；然而法国大革命却又产生了拿破仑帝国，拿破仑帝国又引出了封建的“神圣同盟”。在这次打击之下，直到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才又缓过气来，其后它那复苏了的乐观精神接着又重新出现。然而主观主义发展到新教和自由主义后并未止步，它还要求进一步否定国家权力以发扬自我；于是，就象一块从山顶经过山腰而滚向山脚的石块一样，主观主义就从自己的发端经过新教和自由主义而向着自己的山脚——无政府主义疾驰而去了。近代哲学始于笛卡尔，他基本上所肯定为可靠的就是他自己和他的思想的存在，外在世界是由此而推出来的。这只是那个通过贝克莱、康德直到费希特的总的发展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到了费希特遂认为万物都只是自我的流溢。这是不健康的；从此之后，哲学一直在企图从这种极端走到日常生活的常识世界里面去。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总是和哲学上的主观主义携手并进。实际上，早在路德在世的时候，就有些不受欢迎而又不被承认的弟子们已经发展出了再洗礼的学说了。再洗礼派反对一切法律，因为他们认为好人是无时无刻不被圣灵所引导的，而圣灵又是不可能受任何公式的束缚的。在十九世纪又产生了另一种形式更激烈的、已经和宗教不再有联系的无政府主义；这种近代的无政府主义虽然是反宗教的，但是仍然具有很多的早期新教的精神；它和老的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不同点仅在于把路德针对着教皇的那种仇恨转过来针对着世俗的政府。主观主义一旦脱缰之后，便一泻到底而不能再被束缚于任何的界限之内。新教徒在道德上之强调个人的良心，本质上乃是无政府主义的。但在习惯与风俗的影响之下，新教徒们在伦理方面仍然是按照传统所确认的道德方式来行动的；但这并非是一种稳定的平衡。十八世纪的“感性”崇拜开始破坏了这种平衡：一种行为之受到赞美并不是因为它有好结果或者因为它与一种道德教条相符合，而是因为它有着那种把它激发起来的情操。由这种态度就发展出了象卡莱尔和尼采所表现的那种英雄崇拜，以及拜伦式的对于一切激情的崇拜。浪漫主义运动在艺术上、在文学上以及在政治上，都是这种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它不是把人作为我们应予关注的终极目标而是作为一种美感上的愉悦的观察对象。猛虎比绵羊更美丽，但是我们仍然把它关在笼子里。可是极端的浪漫派却要把笼子打开来，去欣赏猛虎猎食绵羊时那幕壮丽的纵身一跃。他鼓励着人们想象他们自己是猛虎；可是如果他的鼓励成功的话，人类就只好再进行大规模的自相残害了。针对着近代主观主义的这种不健康的形式，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反应。其中对它的最激烈的反对就是国家崇拜（即国家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把天主教所给予教会、甚至于有时候是给予上帝的那种地位给了政府。这种理论对集权制度和独裁制度不同程度地表示了它的同情和欢迎。霍布斯、卢梭和黑格尔代表了这种理论的各个不同的方面，而他们的学说在实践上就表现为克伦威尔、拿破仑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西斯党，则是尼采式的权力崇拜和霍布斯式的国家崇拜以及狂热的种族偏见三者的组合。共产主义在理论上和这些思想距离得是非常遥远的，但在实践上也表现为和权力崇拜、国家崇拜的结果极其相似的社会形态。无政府主义者从中世纪的迫害中体验了专制制度的害处，因此他们宁愿不要政府；而国家主义者们则从意大利近代的混乱和法国大革命前后的狂热中看出了无政府主义的危害，于是他们便认为再坏的专制制度也比无政府状态要强。不久以后，人们就从这两者的争论中看出来，真理不在他们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在他们两者的中间。政府的权力是必要的，但要有个限度；个人的权力更是必要的，但也不能毫无止境；只有这两者的结合才能真正地保证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在这种思想背景之下，沉默了一段不短时间的自由主义学说在十九世纪又以巨大的声势重新出现并席卷了北美和整个的欧洲。和英国的“光荣革命”是折衷妥协的产物一样，自由主义实际是一种折衷妥协的学说，它企图给个人和政府划定其各自的领域。这种学说的近代形式是从洛克开始的，洛克对于“热情主义”——即再洗礼派的个人主义——和对于向绝对权威的屈服以及对传统的盲目服从，是同样地反对的。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所有的人生而平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人们的神圣的不可让渡的权利；为了保护这些权利，人们才成立了政府。如果政府侵害了人民的这些权利，人民就可以用革命的手段去废除这个政府而建立新的政府。自由主义还认为，没有分权就没有自由，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据此它提出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