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以来文献选编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主要内容：按照中共中央批准的编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系列的计划，继二○○五年二月和二○○六年四月先后出版《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和中册后，现在出版《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收入自二○○五年十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后，到二○○七年十月党的十七大召开前这段时间内的重要文献，共九十六篇。其中，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决议、决定和条例，全国人大颁布的法律等三十七篇；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讲话等文稿五十九篇。有二十三篇文献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899年传入中国。1899年刊发在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期、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译、中国人蔡尔康撰文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首次将马克思的名字介绍到中国。《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是迄今所知中文报刊对马克思及其言论的最早介绍。该文译述了马克思的一段话：“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这段话出自《共产党宣言》，现在通行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大同学》译自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明颉德的《社会演化》一书，由英国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译、中国人蔡尔康撰文，先在《万国公报》分期刊发，后于1899年5月成书出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品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创立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工人没有祖国”，但是工人“本身还是民族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1页）这就揭示了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国际性和民族性的辨证统一性，由此我们就可以自然地推导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页）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一旦走出书斋，落脚现实世界，成为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和行动纲领，就必须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实际问题。反过来说，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上的先锋队——共产党，要想成功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一定要将这一原理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用新的实践、新的内容、新的语言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互为依托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力量源泉。

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古籍作为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认识水平、管理漏洞以及有些不法分子的破坏行为等诸多原因，使许多珍贵的古籍被破坏、散佚甚至卖到国外，这是国家与民族的重大损失，针对当时的情况党和政府在1949-1957年间曾采取了多种积极保护措施。1、党和国家对古籍保护的政策指导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部、军政委员会、地方人民委员会等部门都曾发布政令、通告、指示，制定条例、办法等为古籍保护提供政策支持和方向指导。1、保护古籍图书，避免古籍散佚、毁坏的政策1、规定古籍的范围，并要求对古籍进行认真保护、保管1951年5月5日，川南人民行政公署下达保护文物的补充指示，其中第五点：“图书：古版及各种珍贵版本、孤本、绝本、抄本、金石拓本与不常见书籍、碑版、图书版片、简牍、档案、志书、年检、佛经、名人书法、墨迹等应负责征集，妥为保护与保管[1]。”1951年8月西南区制定《西南区土地改革期间保护民族文物暂行条例》，将报刊、杂志、图书档案均列入必须严密加以保护的范围[1]。1950年5月，政务院公布《关于古籍、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方法》[1]。1951年9月10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向各地发出《关于健全各级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加强保护历史文物图书手迹的通知》[1]。1951年11月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发布通告，指出：“历史文物包括古代金石、碑帖、书籍、字画……应很好地收集保管。”1951年，川西人民行政公署第17次行政会议通过《川西区保护历代古籍文物暂行办法》第四条指出：“各种珍贵版、孤本、绝本、抄本与不常见之书籍……近代具有价值之中外图书、仪器、报章、杂志、图表，均应妥为保管，不得毁损[1]。”1956年，四川省文化局指示各地“注意保护古旧图书资料”(以文社〈56〉第210号文件发出)。

在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传入中国。1899年2月至4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续刊登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的《大同学》，在中国的刊物中首次提到了“马克思”的中文译名，其中说，“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后来，资产阶级维新派梁启超和革命派朱执信等人，也都对马克思及其学说进行过零星介绍。但是，当时的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加以特殊注意。正如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的一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把马克思主义从一种理论设想变成了现实社会制度构建，开创了人类社会崭新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离不开一批革命先驱者不遗余力的宣传推介：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自然离不开一批革命先驱者不遗余力的宣传推介。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情讴歌十月革命。1919年5月，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陈独秀也先后发表了《劳动者的觉悟》《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等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批驳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正如当年一份文献所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是很短的，至今不过三年左右。可是一面因为受了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和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他面因为先驱者的努力宣传，竟使马克思主义能在最短期间发达起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日益增加起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页）1920年3月，李大钊在同邓中夏商议后，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是李大钊把“对于马克斯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最初尝试。同年11月17日，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启事，声明：“本会叫做‘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斯派的著述为目的。”（《邓中夏全集》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页）启事中还登出了十九个发起人的名字。这十九个发起人，后来几乎都成了共产党员。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8月，在这一研究会的基础上，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10月，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成立了“共产党支部”。随后，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在广州，以及日本、法国的留学生和华侨中，相继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开始在古老中国的大地上绽放出灿烂之花。以上内容参考  人民网-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