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杂志发表文章《伟大建党精神的多维解读》

90年风雨沧桑，90年铸就辉煌。时值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华诞，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七一重要讲话，继往开来，振奋人心。认真学习贯彻这次重要讲话，是摆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民族人民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高度政治任务。为向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献礼，高举旗帜，坚定信仰，红旗出版社组织了最权威的专家学者编辑出版了这部《伟大的历程庄严的使命》一书。全书按专题的形式，分五十专题，对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进行了全面深刻、通俗易懂的权威解读，是各级领导干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学习贯彻讲话精神、深入推进今后一段时间各项工作的重要学习材料。本书全部收录了人民日报社和求是杂志社社论、人民日报评论员七论文章、新华社特约评论员八论文章和求是杂志署名文章，在此基础上，全面学习和解读了胡总书记重要讲话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帮助和引导广大读者:深刻认识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和推进的 “三件大事”，更加坚定自觉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深刻认识我们党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四个坚持”的根本点，倍加珍惜和充分运用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　　深刻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五个必须”的基本要求，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党的建设。　　深刻认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五个坚定不移”的目标任务，积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贡献。　　深刻认识我们党对各个领域建设提出的新要求，进一步增强推动各行各业建设科学发展、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的责任感紧迫感。

20世纪50年代中期，《收获》杂志编委(左起)罗荪、靳以、巴金、周而复在北京北海，他们共同努力创刊了《收获》，并对这份杂志的前景充满信心。 似乎转眼间，《收获》便迎来了它50周岁的生日。在它推出的一批批名篇、杰作的光环背后，这些作品的培育者——编辑们却在渐渐老去，那些精心的编辑过程最终也将消失在历史的深处，或许这就是这个职业的特点吧？但每一位读者和作者似乎都不应该轻易忘记这样一个舞台和这样一批人——尽管，他们并不在聚光灯下，但在我们珍藏的中国文学50年的记忆中不应该缺少他们的篇幅。所以，当《收获》五十华诞到来时，想打捞在那些闪光的文字背后的一点记忆，权作对它生日的祝福。 一 《收获》是一份承续着五四新文学血脉的杂志，五四新文学精神是它的历史传统，也是它以一贯之的品格和与其他文学杂志最为不同的精神气质。不论当今学界对所谓的“新文学”、“纯文学”的概念怎么反思，我认为这种不是将文学作为消遣，而是看重它的精神性，不媚时、不媚俗、拒绝商业化的文学精神仍然是最有意义的一种文学追求。 对于新文学精神的承续和发扬，是《收获》在酝酿创刊时有意识的追求。提议创办《收获》的人都是对郑振铎、靳以、巴金等人创办的大型期刊《文学季刊》，以及后来巴金、靳以联手编辑的《文季月刊》、《文丛》等系列期刊充满感情的人，时为中国作协负责人的刘白羽在回忆录中就明确地说想恢复《文学季刊》这样“卓然不群”的刊物，为此，他去说服了中宣部领导同意创办这样一份杂志，并明确建议编辑部设在上海，由巴金、靳以主编。从刊物的篇幅、选稿的气度、编辑风格而言，《收获》与《文学季刊》等三十年代“文”字系列期刊的确一脉相承。《文学季刊》创刊的1934年，号称中国的“杂志年”，当年定期出版的杂志约三百多种，百分之八十是文艺或半文艺性质的“软性读物”，用茅盾的话说，它们几乎全是幽默与小品的“合股公司”。《文学季刊》却不取媚市场、以纯正的严肃的创作为主打，以切实从事文化建设的决心，赢得读者的尊重和文学杂志的尊严。半个多世纪后，《收获》也面临着同样内外交困的境况:1987年，全球性的纸价上涨，本来就微利甚至无利经营的文学刊物迅疾陷入了经济困境；九十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的市场化倾向越来越严重，文人下海，休闲文学、影视对纯文学的冲击，这使得许多文学刊物被迫改刊，但在困难中《收获》没有轻言“变革”，而是选择了坚守。主编巴金非常坚定地表示:不希望《收获》做商业化的改变。他鼓励编辑部:《收获》是大有希望的，文学是大有希望的。危难时刻方显英雄本色，凭着这样的信念，《收获》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精神追求。我常常想《收获》真正辉煌可能不仅是发表了莫言、余华、苏童等人的那些名篇，更重要的是在这样时刻对于新文学精神坚持的象征意义，从这个角度讲，有了这种历练之后，《收获》已经不单是《收获》，而成为一个符号，它承载着作家、读者对于文学精神性追求的信心。在这一点上，《收获》一下子就在读者的心中拥有了不同的位置。记得好久，我都珍藏着《收获》的一份征订单，上面有这样一句话:在世间所有虚妄的追求都过去以后，文学依旧是一片灵魂的净土。 《收获》这样的努力，为文学赢得了尊严，也给了作家们以信心和勇气，大家相濡以沫捍卫着一种文学精神。老作家萧乾当时给主持工作的副主编李小林的信中谈到:“收到你的来信，既佩服你们坚守阵地的勇气，又为文艺前景感到忧虑。”“洁若和我近来采取用稿酬或版税来捐献。……目前浙江文艺出版社正在印我译的《里柯克讽刺幽默选》，不久可出版，共十数万字。我想把出书的稿酬(连同《堡》的——请千万勿汇)一并捐给《收获》。”“向(像)其他捐款一样，我这点心意不外乎表示对《收获》(它的前身是《文学季刊》《文季月刊》)的支持和拥护，并借此推动一下。”(萧乾1993年11月15日致李小林信，本信及下文中所引诸信均为首次公开的未刊稿。)这样的支持不在于金钱，而是道义，是一份杂志的价值观为更多热爱它的人所认同。作为文学边缘化时代中的一份文学期刊，《收获》最为难得的是能够将作家和读者的精气神儿凝聚起来，让大家为了共同的文学理想而奋斗。 二 多少年来，在《收获》的背后始终有着一个高大的身影，那就是巴金先生。谈到与这份杂志的关系，他不断重复的话是:我只是《收获》的挂名主编，当初答应做主编也不过替老朋友靳以助阵而已。在这样的轻描淡写中显示出的是一位杰出作家的为人本色，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待朋友的纯净之心。哪怕老朋友靳以已经去世多年，但谈到《收获》，巴金必然首先想到他。在今年第四期《收获》上，有一个小细节很让人感动。那是《收获》创刊30周年(1987年)时冰心的一段题词，她谈到对《收获》的喜爱，其中有一句话原文是这样写的:“因为《收获》是我的好友巴金创办的，我一看到《收获》就想起巴金一家。”现在刊出的手迹中，两处“巴金”前面分别加上“靳以”的名字，而最后“一家”两个字也划掉了。这三处改动分明不是冰心的笔迹，仔细辨认原来这是巴老的改动！ 虽然巴老不曾参与到杂志的具体编辑工作中，但这位从未领过工资的“挂名”主编，却对《收获》一直非常关心，哪怕在多病的晚年，自己阅读困难的情况下他还是不断听身边的人读《收获》，余秋雨、李辉等人的专栏，还有一些小说，他都认真地读完了。对于《收获》的编辑而言，巴金是这份杂志的灵魂，是将五四新文学精神带到这份杂志中一面旗帜。这样的影响是虚的，也是实实在在的。巴金也会如同当年拍板鼓励靳以消除顾虑推出曹禺的《雷雨》一样，在一些重要时刻和关键作品上给予编辑部以明确的支持。著名作家从维熙就曾满怀深情地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在被其他杂志拒绝的时候，是巴老亲自拍板让《收获》发表了它。他也谈到《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收获》上发表后遭到一些思想保守的人的批评，而此时巴老鼓励编辑部要“百无禁忌更进一步”，“因而使当年的《收获》，成了历史新时期解放思想的一面文学旗帜。”他还举了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例子，“也是在《收获》死而后生的，这又是巴老在文学新时期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一个佐证。”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例如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在《收获》发表后，上海当时一位主要领导在一次干部万人大会上，点名批评了这部作品，编辑部的同志感到压力很大，巴老得知此事后，立即阅读全文，他说:我觉得这部作品没有什么问题。时间也证明了这一点，《浮躁》还在国外获了大奖，也被文学界公认为是反映城乡时代变迁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巴老简短的一句鼓励，给编辑部的是做好工作的更大的信心和动力，《收获》副主编萧元敏就曾说过:“巴老在时，他是我们的主心骨；有了他的护佑，我们的勇气会更大一些。现在他不在了，他的精神始终在激励着我们，如何选择，如何取舍有时却会变得难以想象的艰难，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偏离前辈们创建的这个圆心和跑道。” 巴老不是一个喜欢张扬的人，他对作家和杂志的支持常常是那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老作家陈荒煤写了散文《梦之歌》，以此抒发内心积郁的情感，原来并不打算立即发表。但巴老了解陈荒煤的心境:新时期以来，荒煤一直支持和鼓励青年作家的写作和探索，然而，他的做法一度不被人理解甚至遭人非议。巴老没有多说什么安慰他的话，只是指示《收获》立即发表荒煤的这篇散文。得知这一情况，荒煤很激动，1984年3月1日给巴金的信上说:“我的散文《梦之歌》，原未打算就发表。没想到，却得到您的鼓励，认可。既然您批准了，就稍作修改寄小林发表吧。”“我很高兴，到今天为止，您还鼓励我写点东西！”同日给李小林的信上他又写道:“文化部整党仍在进行中，大部时间都去开会。我今年也七十一了，总想挤点时间写点东西；但实在是疲劳不堪。”“此篇原不准发，既然你爸爸觉得还可以，就发吧。我觉得大概不致被认为有污染吧。”荒煤的感动不是毫无缘由的，他也一定会想起50年前，作为一个无名的投稿者巴金将他的作品看后又交给靳以决定在《文学季刊》第三期发表，从此将他领入文坛的往事。想不到，年逾古稀，巴金还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他！ 有了陈荒煤、从维熙、贾平凹这样的经历，我们才能够体会到青年作家李洱这段话的分量:“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甚至中国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如果没有巴金，其情形都很难想象。这不仅是指巴金给后来的中国文学提供了道德基石，也是指巴金以自己的伟大存在给中国文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发展空间。经历了这个时期的文学史家当然会注意到这一点，但未来的文学史家却未必会留意。”《收获》因为“主编巴金”让人感受了一种历史的沧桑和文学的尊严，在人们的心中也有了不一样的位置。 三 《收获》的这期50周年的纪念号，目录的上方醒目位置刊发的是巴金先生的一段题词:“《收获》是向青年作家开放的，已经发表过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还要发表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这段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手迹，是1979年巴老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写下的，当时《收获》刚刚复刊不久。无论在当时，还是多年后公开这段话，都表明了《收获》杂志的一贯的开放态度，那就是“不惟名家，不薄新人”。最新一期的《收获》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一期推出的主要是一组青年作家的作品，长篇小说是何世华的《陈大毛偷了一枝笔》，中短篇的作者是于晓威、丁伯刚、乔叶、须一瓜、叶弥、田耳、戴来、徐则臣等人，都不是什么文坛宿将，但却是有创作实力的青年作家。浏览《收获》50年的目录，你能够看到很多在文学界闪光的名字，但你也会发现，其中很多人在《收获》上发表作品的时候并非已经在文坛上红得发紫，包括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的余华、苏童这样一批当年的先锋作家。但这话或许可以这样说，是《收获》给许多优秀作家提供了展示才华的机会，通过《收获》这个舞台，他们才闪光起来了。 支持青年作家的创作，并非是没有原则的捧场，而是为他们提供舞台、创造机会，是让他们不断完美而不是昙花一现，为此，《收获》的编辑们与作者反复沟通、不断修改稿件，这成了文学界出了名的“编辑特色”。作家格非曾在14年前撰文谈到过这些:“……但是当作品寄往编辑部之前，稿件中仍会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情通常比较矛盾。完成一件工作后的喜悦与轻松常使明知存有缺陷，仍然硬着头皮送往编辑部。但是，我的侥幸心理很快就会破灭。”《收获》的编辑不会将这些缺陷轻易放过的。“我的小说，比如《迷舟》，《边缘》，《湮灭》等作品都经历了这样一个修改过程。如果说我从改稿中所学到的东西往往超过创作所得，这也并非是一种夸张之语。”格非还说，就他所知，余华、洪峰、孙甘露等作家都经历过与他相似的改稿经历，在交谈中，他们曾多次谈到编辑们对刊物以及作品一丝不苟的精神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都说“文章是自己的好”，都说作家们最忌讳别人动他的稿子，但也不尽然，关键是作者与编辑之间要建立起一种互信，一种坦诚的沟通，还有一点更重要，那就是编辑们的奉献精神、敬业精神也会打动作家们，同时为杂志赢得尊严。在这样一种平等、互信、开放和坦诚的气氛中，《收获》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迎接着每一位作者，也和每一位作者一起成长。 四 在《收获》创刊的时候，被巴金形容“像母亲对待子女一样”捧着新杂志的靳以曾经有过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他以激动的心情给尚在北京开会的巴金写信，信上说: 《收获丛书》事还望你负责，许多什事我可以帮助你做。现在我们正计划把家璧抓过来，将来搞一个“上海作家出版社”，专出创作，独立经营，不设上海作协和北京作家出版社领导，由上海宣传部领导。三个刊物都由这里出。家璧的丛书(约有四套)以外，“收获丛书”，《文艺月报》也可以理论小丛为主出一个丛书。《萌芽》也可以来一个丛书，编辑部人不要了，主要是依靠外力编丛书。只要把印刷发行搞好就定了。你看如何？……(靳以1957年7月11日致巴金信) 半个世纪前的宏伟计划到今天仍然有很多实行的价值，可是“反右”正酣的时候，这些又怎么可能实现呢？更令巴金痛心的是第一个《收获》在靳以去世后不到一年就停刊了，靳以可谓壮志未酬便撒手西去。但后来者并没有辜负前辈们的苦心，风风雨雨中《收获》走过了半个世纪，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可喜的收获。我听说，最近《收获》要编一套丛书，将它这50年来的精品之作尽纳其中，这真是一件喜讯，我盼望着能够尽早看到它，珍藏这样一套书，那是珍藏着前辈们的文学心愿，珍藏着一代代编辑的奉献身影，也是珍藏着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记忆。对于多年来喜欢《收获》的读者来说，这不是一件最为值得期待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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