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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论文问答 > 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金常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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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1910-1996),祖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原名万家宝,字小石,在清华读书时有"小宝贝儿"的绰号。"曹禺"是他在1926年发表小说时第一次使用的笔名(他的姓氏"万"的繁体字为一个"草字头"和"禺"字,草字头与"曹"谐音,故"曹禺"即"万")。曹禺是"文明戏的观众,爱美剧的业余演员,左翼剧动影响下的剧作家"(孙庆升:《曹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这句话,大致概括了曹禺的戏剧人生。 曹禺作为文明戏观众的历史,是从母亲(继母)的怀抱里开始的。 曹禺的父亲万德尊在清朝末年曾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与阎锡山同学,1909年初回国,辛亥革命前(1916)任黎洪元秘书,中华民国成立后,获中将军衔,曾任宣化府镇守使、察哈尔都统等职。母亲薛氏出生于商人家庭,生下家宝后三天因患产褥热病逝。曹禺曾说:"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薛氏胞妹薛泳南成为家宝继母,始终把家宝看作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并终身未生育。曹禺的继母喜欢看戏,他从小就跟着继母看了很多京戏、地方戏和文明戏。 曹禺是爱美剧的业余演员,但他作为业余演员的历史,则早在"爱美剧"出现之前就开始了。1915年,5岁的曹禺由表兄刘其珂作家庭教师,读诗背经,并开始与小同学演戏编戏,但没有上过正规的小学。1920年结束私塾学习,进入天津银号"汉英译学馆"学习英语,并开始接触莎士比亚等外国作家的作品。"爱美剧"作为一个运动,出现在1921年以后。 1922年进入南开中学二年级学习,与靳以(章方叙)同学,并成为终身好友。1923年开始热衷于新文学作品,尤其是鲁迅的《呐喊》和郭沫若的《女神》,但他承认,"《狂人日记》当时没读懂",而《女神》却使他的血"沸腾"起来。1925年,15岁的曹禺正式加入南开中学文学会和南开新剧团(这是我国话剧界较早的剧团之一,由南开学校创始人严范孙、张伯苓创建于1909年,周恩来曾是其中的活跃分子)的活动,开始了他的演剧生涯。 1926年开始在天津《庸报》副刊《玄背》上连载小说《今宵酒醒何处》,第一次使用笔名"曹禺"。后陆续在《南开周刊》、《国闻周报》等报刊上发表诗歌、杂文,以及莫泊桑的翻译小说等多篇。其诗作《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和《南风曲》有着郭沫若《女神》的影响。1927年他还参加了丁西林、田汉和易卜生剧作的排演。 曹禺作为左翼戏剧运动影响下的作家,虽然是1934年以后的事,但在1928年,曹禺担任《南开双周》的戏剧编辑后,就开始了《雷雨》的构思。他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医生,但两次投考协和医学院都未被录取。同年夏天,曹禺以优异成绩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免试升入南开大学政治系,但他对政治经济学课程不感兴趣,1930年暑假专程去北京报考清华大学。9月,曹禺与八位同学一起转入清华大学,插入西洋文学系二年级就读,广泛涉猎西方文学特别是戏剧文学,课余还常常与巴金、靳以去看京剧。年底,与钱锺书等人一起成为《清华周刊》编辑。 1933年,23岁的曹禺开始写作构思了长达五年的剧本《雷雨》和毕业论文《论易卜生》。曹禺参加清华大学留美考试,未被录取。毕业后去保定明德中学任英语教师。年底生病回京,病愈后回清华研究院,专事戏剧研究。1934年1月,由郑振铎主编,巴金、靳以编辑的《文学季刊》创刊,巴金在靳以那里看到《雷雨》后,主张立即发表,7月,《雷雨》发表于《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当时并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而引起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好评。1935年,由东京帝国商科大学的中国学生邢振铎译为日文,由留日学生剧团中华话剧同好会于4月27日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首演,郭沫若看后立即撰文《关于曹禺的〈雷雨〉》,大加赞赏。8月17日,在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孤松剧团作国内的首次公演(也是该剧第三次公演),立即引起轰动,著名京派戏剧家兼评论家刘西渭(李健吾)发表《〈雷雨〉》一文称:这是"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 1934年9月,应邀去天津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1936年5月,在巴金等到人的鼓励和催促下,开始创作《日出》,白天为女师学生上课,晚上埋头写作,6月至9月开始在《文季月刊》第1-4期上连载。1936年,在曹禺尚未写出第二部作品《日出》时,《雷雨》即作为《曹禺戏剧集》(第一种)由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因此,《日出》不仅是巴金的期待,也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日出》发表后,由萧乾主持,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邀请了当时文坛上各种派别的几乎所有大家,包括茅盾、巴金、叶圣陶、沈从文、靳以、李广田、朱光潜、杨刚、荒煤和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中国通"谢迪克等,进行了两次集体讨论,盛况空前。为一个剧本,整个评论界如此迅速、如此兴师动众,在中国话剧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1936年8月,应国立戏剧学校校长余上沅邀请,赴南京任教,讲授"剧作"、"西洋戏剧"和"现代戏剧与戏剧批评"等课程。11月,在南京导演话剧《镀金》。1937年4月至8月,《原野》在靳以主编的《文丛》第一卷第2-5期上连载。 1938年初,随剧校迁往重庆。10月,与宋之的合作改编《全民总动员》(原剧为宋之的、陈荒煤、罗烽、舒群集体创作的《总动员》),当月公演,轰动重庆。1939年春,随校迁往江安。暑假期间,创作《蜕变》。夏末去昆明导演《原野》和《黑字二十八》(即《全民总动员》)。初冬率剧校师生赴重庆演出《蜕变》,蒋介石看后下令禁演。1940年秋开始创作《北京人》,翌年公演。1942年初辞去剧校教职,夏,到重庆唐家沱,创作改编巴金的《家》。1943年8月,为创作历史剧《李白与杜甫》作准备,与友人赴西北旅行,回重庆后以此行的感想创作表现大后方民族资本家与官僚资本家矛盾的《桥》。1946年,与老舍同时接到美国国务院邀请,经上海赴美讲学,并两次会见德国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1947年返回上海,后进入上海文华影业公司任编导,写成电影剧本《艳阳天》,自导演。1948年底,到香港。1949年初经中共地下党安排经烟台到北平。 1949年7月参加第一次文代会。1950年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1951年自编《曹禺选集》,对《雷雨》、《日出》、《北京人》作大量修改。同年任《剧本》、《人民文学》编委。1952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专演话剧的国家剧院)成立,任院长。同年,为创作以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主题的剧本《明朗的天》收集素材,1954年开始创作,1956年获"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剧本、导演、演出一等奖。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与梅阡、于是之合作创作历史剧《卧薪尝胆》(后改名为《胆剑篇》),并就剧中的若干史料问题请教沈从文,沈从文回长信详细叙说战国时期吴越社会各方面的状况,后又对该提出修改意见。1962年8月,在北戴河度假期间开始创作《王昭君》。文革期间曾先后被纠斗、在北京人艺剧团和宿舍看守传达室。1973年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被安排在北京话剧团工作。1975年参加第四届人大。1978年北京话剧团恢复原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再次任院长。同年8月,为创作《王昭君》去新疆,并完成初稿,载《人民文学》当年第11期。1996年12月13日逝世。 二、关于现代话剧的发展简况 1.文明新戏时期 话剧是一种西方的戏剧形式,19世纪末由在上海的西方侨民引入中国。1907年中国留日学生李叔同、欧阳予倩等人组织的春柳社被看作是最早的话剧团体。他们演出的这种不同于传统戏曲,而主要适应于现代文明需要的西方戏剧形式,被称为"文明新戏"或"文明戏"。1910年由任天知发起,有汪仲贤、欧阳予倩、陈大悲参加的进化社是我国第一个职业性的新剧团体,他们以"知天派新剧"为旗号,创造了中国现代话剧早期的创作与演出模式:强调现场的宣传作用,强调演员的即兴表演(采用"幕表制",即不用剧本,只用演出提纲)。这种具有"街头剧"特点的"广场戏剧"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而衰落。1914年,现代话剧又出现了一个以现代大都市上海为中心、以职业化与商业化为特色的"甲寅中兴",其中,以郑正秋导演的《恶家庭》为代表的家庭剧风行一时,并创造了文明新戏的最高票房纪录。也正是由于文明新戏的商业化倾向,过于迁就小市民的欣赏趣味,以及艺术上的粗糙和演员的堕落,终于失去了观众。 2.爱美剧时期 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特别是1917年的文学革命开始后,新文学作家和理论家们一面更加猛烈地批判传统旧戏,一面竭力提倡西洋新戏。1920年秋,原著名的文明戏演员汪仲贤在上海主持演出的萧伯纳的名剧《华伦夫人之职业》意外失败后,1921年,著名的文明戏演员汪仲贤在上海主持演出萧伯纳的名剧《华伦夫人之职业》意外失败后,与沈雁冰、陈大悲、欧阳予倩、熊佛西等发起成立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话剧团体"民众戏剧社",同时出版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的戏剧刊物《戏剧》月刊。为避免重蹈文明新戏职业化与商业化的覆辙,他们大力提倡非营业性质的爱美剧(爱美,即Amateur的译音,意为"业余的"、"非职业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天津南开学校、北京清华学校为代表的学生业余演剧活动形成了一个高潮。 3.小剧场运动时期 小剧场运动起源于19世纪末的法国"自由剧场"的艺术实验活动,后风行于欧美与日本,是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戏剧取代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戏剧,从而占据剧坛主导地位的一次戏剧革新运动。中国的小剧场运动以爱美剧的形式进行艺术实验,建立起不同于文明新戏的话剧体制,其核心是以"导演制"取代"明星制"。小剧场运动剧本创作的重视,培养了田汉、丁西林等著名的剧作家。胡适模仿易卜生的《娜拉》创作的《终身大事》是现代话剧最早的创作剧本。创造社的郭沫若和田汉都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以"诗人写剧"而著称的剧作家。与当时现代话剧多以悲剧和多幕剧为主的情况不同,丁西林则创作出了在艺术上十分成熟的独幕喜剧。小剧场运动以爱美剧形式进行过各种艺术实验,建立了不同于文明新戏的话剧体制,其核心是以"导演制"取代"明星制"。 4.左翼戏剧运动时期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激发起了1928年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兴起。1929年秋,上海艺术剧社成立,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戏剧"(或称"新兴戏剧"、"普罗戏剧")的口号,1930年8月,又联合辛酉、南国等剧社成立了上海剧团联合会,后改为中国左翼剧团联盟、中国左翼剧作家联盟,成为30年代最为有名的"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重要力量,他们掀起的左翼戏剧运动,也成为30年代最有声势的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左翼戏剧运动以提倡"戏剧的大众化"为特色,在各个领域向着"广场戏剧"的方向发展,在工厂建立有工人剧团(蓝衣剧团),在农村有熊佛西以"露天剧场"的形式实验的"农民戏剧",在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中建立有八一剧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又有"国防戏剧"的提倡。这时期成就最大的剧作家是《回春之曲》和《农村三部曲》(《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和作者田汉和洪深。 5.剧场戏剧时期 剧场戏剧(即"大剧场"演出)以职业化和营业性为特点,是中国话剧从业余走向专业的标志,也是中国话剧从幼稚期走向成熟期的标志。其必备条件有二,一是必须是一种艺术,二是必须有票房号召力。而成功的关键则在于剧本的创作。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是从1929年开始的,但真正得以实现则是在1934年曹禺的处女作《雷雨》面世之后,这就是《雷雨》对现代话剧的特殊贡献:达到了文学性与舞台性、艺术性与欣赏性的高度统一。剧场戏剧的重要作家除曹禺外,还有夏衍、李健吾等。 6.广场戏剧时期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国话剧再次向"广场戏剧"倾斜,并出现了三次高潮。 一是抗战初期,组织救亡演剧队(抗敌演剧队)分赴各地成为当时戏剧演出的主要形式,其演出形式主要有街头剧、广场剧、活报剧、茶馆剧、游行剧、谐剧等多种样式,其中,被称为"好一计鞭子"的《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最后一计》最为有名。 二是抗战中期,以延安为中心的敌后根据地(即"解放区"),以秧歌剧和民族新歌剧以形式的广场戏剧最为活跃,其中,秧歌剧的代表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民族新歌剧的代表则是《白毛女》以及《赤叶河》、《刘胡兰》等。 三是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反内战、反饥饿的全国性学生运动热潮的高涨,具有极强的政治的广场活报剧成为当时戏剧的主要形式。这时期,职业剧作家创作的作品,陈白尘的《升官图》、吴祖光的《捉鬼传》、宋之的的《群猴》、瞿白音的《南下列车》等,都具有广场戏剧的特点,也是学生剧团经常演出的剧目。 7.剧场戏剧再兴时期 在广场戏剧不断掀起高潮的同时,在大后方(以及沦陷区)剧场戏剧在大中城市也继续得到繁荣,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历史剧的创作繁荣,主要代表有郭沫若的战国史剧、阳翰笙的太平天国史剧、阿英的南明史剧等。二是知识分子题材创作的繁荣,主要代表有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天涯芳草》,以及宋之的的《祖国在召唤》、陈白尘的《岁寒图》、袁俊(张骏祥)的《万世师表》、于伶的《长夜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田汉的《丽人行》等。三是讽刺作品的繁荣,主要代表有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升官图》,以及老舍的《残雾》、丁西林的《三块钱国币》、《妙峰山》、袁俊的《小城故事》、《边城故事》、《山城故事》等。此外,沦陷区以《秋海棠》为代表的"市民化"戏剧创作和演出也呈现出畸形的繁荣态势,正好与后来解放区戏剧的"农民化"形成了鲜明的两极化倾向。 三、曹禺的话剧创作 《雷雨》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戏剧的优点,明显受到易卜生戏剧"社会悲剧"、莎士比亚戏剧"性格悲剧"和古希腊戏剧"命运悲剧"等西方戏剧观念和创作方法的影响,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功地表现了20年代中国带有浓厚封建性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中各种人物的生活、思想和性格,成为中国现代第一出真正的悲剧,从而使话剧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完全中国化,成为我国新文学中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 易卜生戏剧"社会悲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周朴园形象的塑造和作品的主题思想方面。 周朴园是《雷雨》的主人公,是剧中各种悲剧的根源。作品以他为中心,安排了两条主要的线索:一是他与妻子蘩漪的冲突,以表现家庭内部的矛盾;一是他与矿工鲁大海的冲突,以表现他与工人的对立,这两条线索又通过侍萍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尖锐复杂的戏剧冲突。周朴园是一个狠毒凶残的资本家,作者通过鲁大海之口,揭露了他血淋淋的发迹史:从前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时,他故意让江堤出险,淹死了两千多个工人,进而将每个工人的抚恤金中扣去300块钱。只要能弄钱,他什么都做得出来。 周朴园更是一个专制冷酷的封建家长,在家中,他的话就是法律,为了贯彻他的意志,不惜牺牲任何人的幸福。他与蘩漪的关系,表面上是一种夫妻关系,实际上却完全是一种主仆关系,他需要蘩漪做的,只是为孩子们树立一个"服从的榜样"。在"第一幕"他强迫蘩漪喝药的一场戏中,蘩漪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先是让小儿子周冲端着药去劝,看着周冲含泪的眼睛,蘩漪只好退而求其次,请求留到晚上再喝。可他仍不肯让步,又命令大儿子周萍去劝,并且要跪着劝,直到蘩漪认输方才罢手。在他的眼中,根本没有蘩漪独立的人格和起码的尊严,他关心的也不是妻子的健康,而只是自己的意志。 周朴园与前妻侍萍的关系,更充分暴露了他伪善的本质,年轻时他诱侍萍,当他以为侍萍已经投河自尽后,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纪念自己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真爱,不仅将自己儿子的取名为"周萍",保留了侍萍生周萍时的房间模样,甚至喜欢关窗的习惯,而且还一直把侍萍当作"正式嫁过周家的人看",要为她修一座墓。但是,当他日思暮想的侍萍以女佣母亲的身份出现在他面前时,竟马上翻脸不认人。 但曹禺并没有把周朴园作为一个阶级的典型,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塑造的。他对蘩漪的冷酷,是因为他始终无法得到她的爱;他与鲁大海的冲突,则是当时社会上日益激烈的劳资矛盾的反映;而对侍萍的翻脸,则因为他不敢正视自己心爱的姑娘重又嫁人生子的现实,最后,当侍萍再次出现在周家的客厅时,他怀着忏悔的心情,命令周萍前来与自己的生母相认。虽然作者在创作之初,"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但是,"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曹禺:《雷雨·序》,《曹禺文集》第1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而从人的角度去感受生活,对生活进行艺术概括,这正是易卜生的戏剧观。 莎士比亚戏剧"性格悲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蘩漪形象的塑造上。 蘩漪"是一个受过一点新的教育的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但也有一股按捺不住的热情和力量在她心里翻腾着。"曹禺在剧本的"舞台提示"中这样写道,"她的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蛮劲',使她能够忽然做出不顾一切的决定。她爱起人像一团火那样热烈;恨起人来也会像一团火,把人烧毁。"她是周朴园的续弦,如果算上侍萍,她实际上是周朴园的第三个妻子。 蘩漪来到周家18年,不但没有得到丈夫平等的爱,反而在精神上受到长期的摧残。她知道丈夫年轻时的荒唐事,知道周萍是丈夫与女佣的女儿生的"私生子",也眼睁睁地看着丈夫为纪念这个儿子的生母所保留的房间。而丈夫对她,则仅仅是看作一个儿子们的榜样。这种压抑的家庭环境和不平等的待遇,使她产生了强烈的反抗心理。她怀着对爱情和自由的向往,怀着对周家的报复,疯狂地缠着大少爷周萍。而当她发现周萍喜新厌旧,想摆脱她转而去追求四凤时,她更不惜追到鲁家,在鲁大海将要发现周萍的关键时刻,关上窗户,断了周萍的后路,把他暴露在鲁大海面前,想借鲁大海的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终于导致了四凤触电身亡,周萍也开枪自杀。 蘩漪形象的成功,主要就在于作者深刻地表现了她矛盾复杂的"雷雨式"的性格。她对周朴园表面上是屈从的,但内心里却充满了仇恨和反抗。她追求周萍,不惜陷入"母亲不低频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可悲境地,这与其说是爱的爆发,不如说是恨的宣泄。蘩漪是作者认为"值得赞美"的人物,所以在创作中,作者着力描写了她因"环境的窒息"而做出的一次"困兽的搏斗",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生命里所交织的"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曹禺:《雷雨·序》)。 古希腊戏剧"命运悲剧"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侍萍形象的塑造上。 侍萍是无锡周公馆女佣梅妈的女儿,被周家大少爷周朴园诱,与他生了两个儿子--周萍和鲁大海。30年前的一个除夕,她生下第二个儿子才三天,周朴园为了娶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赶走了侍萍。那天晚上,侍萍带着刚出生的儿子跳了河,人们都有以为她死了,但她被人救起,并且又嫁了两次人,还生了个女儿,就是现在的鲁四凤。 这个性格刚强而受尽侮辱和迫害的女人,一直在努力摆脱命运的安排,由于她自己的母亲是佣人,自己才如此命苦,被人玩弄又被人抛弃,因此,她一直不准自己的女儿再蹈自己的覆辙,没想到丈夫鲁贵又把女儿送进了公馆做使女。为了把女儿找回来,没想到自己又踏进了周家的大门。命运更作弄的人是,她的女儿又同样地与公馆里的大少爷不清不白,而这位大少爷竟是周萍--四凤同母异父的哥哥。由于作者在当时从来就没有看见过像侍萍这样的"下人"有何出路,他的所见所闻全是无论怎样挣扎也不能改变自己境遇的人,因此,也就只能用"命运悲剧"来替他们作解释了。 受西方古典主义戏剧观的影响,《雷雨》在结构上十分讲究,四幕戏的时间集中在一天之内(从上午到深夜),地点也集中在周鲁两家的范围内,出场的八个主要人物全都有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因此,作者自己也意识它有些"太像戏"了,技巧上也运用得太过分。此外,作者还受到西方基督教文化和现代悲剧观的影响,在渲染悲悯的宗教思想和神秘的命运色彩的同时,又强调距离的审美效果。在初版本中,特别设计了相同场景的"序幕"和"尾声",让人们早早在就知道了故事的结局:十年后,周公馆成了教会医院,这里住着两个疯了的老妇人--蘩漪和侍萍,周朴园也成了基督教徒。让人们在了解了故事发生的原由后,能够再回味心中曾涌起的那份情感。 《日出》以30年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天津为背景,以"交际花"陈白露的华丽客厅和翠喜所在的三等妓院"宝和下处"为具体地点,展示了"有余"和"不足"两个社会阶层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实现了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的揭露。全剧共四幕,其时间分别为:黎明,黄昏,午夜,凌晨。作品主要描写了三类人物:一是受五四新文化影响而在社会上发生不同变化的青年学生,如堕落为交际花的陈白露、仍然向往光明的方达生;二是"有余者"的代表和附庸,如银行家潘月亭、大丰银行襄理李石清、富孀顾八奶奶、面首胡四、打手黑三、洋奴张乔治、大旅馆茶房王福升以及没出场的恶霸金八等;三是社会底层的"不足者",如妓女翠喜、被银行抛弃的小职员黄省三、不幸落入黑社会之手的小东西等。 曹禺在清华读书期间,特别是在河北女子师范教书期间,见识过许多"娜拉式"的新女性,陈白露就是她们中的一位。在没有走进社会之前,她们都是美丽而纯真的"竹均",对未来充满理想;走进社会后,很快就变成了玩世不恭的"白露"。她们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和美丽,在娱乐圈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暂时在现代大都市中站住了脚,没有重蹈子君的覆辙,但是,却面临着娜拉和子君都未曾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如何抵御金钱的诱惑和腐蚀。于是,很快投入了银行家潘月亭的怀抱,完成了从"不足者"到"有余者"的变化。方达生的出现,唤起了陈白露对过去的美好回忆,但过去的美好也仅仅是回忆中的一点残留,她清楚地知道,已经回不去了,自己只是潘月亭养在鸟笼里的一只金丝雀,即使有方达生的援救,即使鸟笼的门可以打开,也已经丧失了自己生存的能力,不会自己觅食了。陈白露是作者心中的一个理想,也是作者对这个理想的哀思,因此,即使她已经被彻底的锈蚀,但在作者的心目中,她仍然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女性,为了保护被人随意买卖的"小东西",甚至不惜与金八作对。 在作品中,潘月亭、李石清和黄省三,构成了一个既互为对照又互为补充的"三段式"人物链,很好地表现了"有余者"和"不足者"的对立和变化。潘月亭和黄省三可以看作是"有余者"和"不足者"的代表,而李石清则可以看作是从"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典型。因此,作品中的"潘李之间的冲突"和"李黄之间的冲突"都是作者有意识地要"着力"描写的重点片断,其主要目的就在于让人们看到"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的"残忍"。 李石清是一个极端自私而又阴险狡猾的人,而黄省三则是一个非常神经质而又胆小怕事的人。通过李黄之间的冲突,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石清从"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动因。黄省三现在的处境,就是李石清的过去,也有可能是李石清的另外一种前途,如果他不是像现在这样丧心病狂地不择手段往上爬,他完全有可能落入或重新落入黄省三的境地。反过来说,如果黄省三也像李石清一样有心计有手腕还有胆量,他也可能成为李石清第二。而李石清如果拥有了潘月亭的钱财和权势,他就会比潘月亭更加贪婪和荒淫。现在的李石清就如同"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在对待媳妇时就比当年的婆婆更加残忍。李石清非常看重自己现在的"襄理"位置,他深知自己往上爬的艰辛和屈辱,他看见了现在的黄省三就像看见了过去的自己,他从心底里瞧不起像黄省三这样的怯懦者和失败者。 与《雷雨》曾受到许多批评一样,《日出》也曾遭到不少严厉的质疑。诸如作品的真实性问题、喜剧因素问题、第三幕(宝和下处)的安排是否合理的问题,以及"突击了'现象'而忘记了应该突击的'现实'","没有把笔锋直接指向造成一切黑暗和罪恶的根源的帝国主义"等等,最后的焦点,集中在了从《雷雨》到《日出》的变化,是作者的进步还是退步的关键问题上。这是一个仍然可以进行再探讨的问题。一个得到了多数人认同的意见是:曹禺的这次"试探一次新路"的努力,不仅是成功的,而且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同样的问题还发生在作者的第三部作品《原野》发表以后。 如果说《雷雨》主要体现了作者的对中国封建家庭的认识,《日出》主要体现了作者对中国现代都市社会的认识,那么《原野》则主要体现了作者对人的精神承受力的理性探讨。《原野》的故事是在一连串血海深仇的背景下展开的:仇虎的父亲仇荣,被当过军阀连长的恶霸地主焦阎王活埋,仇家的土地被抢占,仇家的房屋被烧毁,仇虎的妹妹被送进妓院而惨死,仇虎的未婚妻金子也被焦家的儿子焦大星强占,做了"填房",仇虎自己也被投进了监狱。 曹禺敢于将《原野》的背景放在自己并不熟悉的农村,并不是要追随时代潮流去表现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而是要借一个发生在农村的具有传奇性的复仇故事,挖掘一个人在强烈的爱与恨夹击下丰富而脆弱的内心世界,表现人充满反抗意识的原始生命力和复仇者的心理变化。因此,作品一开始就将从狱中逃出来复仇的仇虎,置于欲复仇不能,而欲放弃又不甘的尴尬境地。仇虎胸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然而,害得他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焦阎王已经先他而去,剩下的只是瞎眼的焦母、懦弱的焦大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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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ahe0101

1、 金岳霖《逻辑》 三联书店 1937年版。 2、 金岳霖 主编《形式逻辑》 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 3、 朱志凯 主编《逻辑与方法》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4、 朱志凯 主编《新编逻辑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5、 诸葛殷同 等编《形式逻辑原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年版。 6、 《普通逻辑》编写组 《普通逻辑》(修订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7、 《普通逻辑》编写组 《普通逻辑》(增订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8、齐家福,栗宗祥编著《新编普通逻辑学》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9、陈波《逻辑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2、★逻辑参考书★逻辑日常应用相关参考书 1、 周礼全 主编《逻辑——正确思维和有效交际的理论》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2、 苏越 主编《逻辑应用多视角丛书》(共10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3、 田运 《智慧与思维》 宇航出版社 1989年版。 4、 郑伟宏 倪正茂 《逻辑推理集锦》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年版。 5、 郑伟宏《智慧之藤——趣味盎然话逻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6、 陈宗明 主编《汉语逻辑概论》 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7、 周斌武 张国梁 编著《语言与现代逻辑》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8、郑伟宏:《逻辑与智慧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9、谭大容:《笑话、幽默与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10、白波 潘天群《博弈游戏 博弈生存》哈尔滨出版社2005年版。 11、潘天群:《博弈思维》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1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13、谷振谐:《论证与分析——逻辑的应用》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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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sk兵临城下

周总理在“第一次文化大会”上作了报告。《人民文学》杂志要发表这个报告,由我做了整理,把稿子送给总理审阅 这一天,总理办公室通知我道中南海政务院去。我走进总理的办公室。那是一间高大的宫殿式的房子,室内陈设极其简单,一张不大的写字台,两把小转椅,一盏台灯,如此而已。总理见了我,指着写字台上一尺来高的一叠文件,说:“我今晚上要批这些文件。你们送来的稿子,我放在最后。你到隔壁值班室去睡一觉,到时候叫你。” 我就到值班室去睡了。不知到了什么时候,值班室的同志把我叫醒,他对我:“总理叫你去。” 我立刻起来,揉揉蒙胧的睡眼,走进总理的办公室。总理招呼我坐在他的写字台对面,要我陪他审阅我整理的记录稿,其实是向我咨询的意思。他一句一句地审阅,看完一句就用笔在那一句后面画上一个小圆圈。他不是浏览一遍就算了,而且一边看一边思索,有时停笔想一想,有时问我一两句。夜很静,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总理才审阅完,把稿子交给了我。 这时候,值班室的同志送来两杯热热腾腾的绿茶,一小碟花生米,放在写字台上。总理让我跟他一起喝茶,吃花生米。花生米并不多,可以数得清颗数,好像并没有因为多了一个人而增加了分量。喝了一会儿茶,就听见公鸡喔喔地叫明了。总理站起来对我说:“我要去休息了。上午睡一觉,下午还要参加活动。你也回去睡觉吧。” 我也站起来,没留意把小转椅的上半部分带歪了。总理过来把转椅扶正,就走进后面去了。 在回来的路上,我不断地想,不断地对自己说:“这就是我们新中国的新总理。我看见了他一夜的工作。他是多么劳苦,多么简朴!” 我想高声对全世界说,好像全世界都能听见我的声音:“看啊,这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我看见了他一夜的工作。他每个夜晚都是这样工作的。你们看见过这样的总理吗?” [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何其芳何其芳(1912—1977),四川省万县人(今属重庆万州区),现代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研究家。17岁发表作品。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1947年曾两次被派往重庆,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何其芳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学研究和评论,同时参加文艺界的领导工作,写有少量诗作。何其芳早期诗作艺术精致,色彩绚丽,以清新柔婉见长。参加革命后诗歌创作变得平易朴实,乐观豪放。 何其芳(1912—1977),男,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文艺评论家。曾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原名何永芳,出生于四川万县一个守旧的大家庭。1935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先后在全国各地任教,创办刊物《工作》,发表过大量诗歌与政论文章,对国民党消极抗战表示了极大愤慨。他早期的作品如:《汉园集》、《夜歌》、《预言》、《夜歌与白天的歌》等,深受读者喜爱。也写过《秋天》,入选中学课本。 1938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文艺作了大量拓荒工作。建国后,历任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历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是一位贯穿20世纪中叶——大时代、大变革中成就斐然的诗人。 幼年时即喜爱中国古代诗词小说,1929年到上海入中国公学预科学习,读了大量新诗。1931—1935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大学期间在《现代》等杂志上发表诗歌和散文。1936年他与卞之琳、李广田的诗歌合集《汉园集》出版,他的散文集《画梦录》于1937年出版,并获得《大公报》文艺金奖。大学毕业后,何其芳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任教。 抗日战争爆发后,何其芳回到老家四川任教,一面继续写作诗歌、散文、杂文等。1938年北上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后任鲁艺文学系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文学研究和评论,并长期参加文艺界的领导工作。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职务。 诗歌是何其芳最先喜爱和运用的文学样式。他自称开始创作时“成天梦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东西”,早期的作品鲜明地表现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感情和个性。他不满丑恶的现实,又不清楚出路何在;他热切地向往着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但缺乏热烈的追求。于是较多徘徊于怀念、憧憬和梦幻中,只能留下寂寞和忧郁。 何其芳对于艺术形式的完美,表现出执著的探求。在诗歌方面,他创作之初即十分讲究完整的形式、严格的韵律、谐美的节奏,并注意表现出诗的形象和意境。因此,他的诗明显地具有细腻和华丽的特色。在散文创作上,他自称“我的工作是在为抒情的散文发现一个新的园地”,他善于融合诗的特点,写出浓郁缠绵的文字,借用新奇的比喻和典故,渲染幻美的颜色和图案,使他的散文别具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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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sumi0330

全文: 周总理在每一次“文化”大会上作了报告。《人民文学》杂志要发表这个报告,由我把记录稿作了整理,送给总理审阅。 这一天,总理办公室。那是一间高大的宫殿式的房子,室内陈设极其简单,一张不大的写字台,两把小转椅,一盏台灯,如此而已。总理见了我,指着写字台上一尺来高的一叠文件,说:“我今晚上要批这些文件。你们送来的稿子,我放在最后。你到隔壁值班室去睡一觉,到时候叫你。” 我就到值班室去睡了。不知到了什么时候,值班室的同志把我叫醒。他对我:“总理叫你去。”我立刻起来,揉揉蒙胧的睡眼,走进总理的办公室。总理招呼我坐在他的写字台对面,要我职他审阅我整理的记录稿,其实是咨询的意思。他一句一句地审阅,看完一句就用笔在那一句后面画上一个小圆圈。他不是浏览一遍就算了,而且一边看一边思索,有时停笔想一想,有时问我一两句。夜很静,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总理才审阅完,把稿子交给了我。 这时候,值班室的同志送来两杯热腾的绿茶,一小碟花生米,放在写字台上。总理让我跟他一起喝茶,吃花生米。花生米并不多,可以数得清颗数,好像并没有因为多了一个人而增加了分量。喝了一会儿茶,就听见公鸡喔喔地叫明了。总理站起来对我说:“我要去休息了。上午睡一觉,下午还要参加活动。你也回去睡觉吧。” 我也站起来,没留意把小转椅的上部带歪了。总理过来把转椅扶正,就走进后面去了。 在回来的路上,我不断地想,不断地对自己说:“这就是我们新中国的新总理。我看见了他一夜的工作。他是多么劳苦,多么简朴!” 我想高声对全世界说,好像全世界都能听见我的声音:“看啊,这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我看见了他一夜的工作。他每个夜晚都是这样工作的。你们看见过这样的总理吗?” 《一夜的工作》表达思想感情: 对总理的敬佩和赞美、爱戴 《一夜的工作》文章中“一尺来高的文件”说明了: 周总理忘我工作的精神 不辞劳苦的工作精神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周总理永垂不朽!! 《一夜的工作》中心句及点睛之笔: 中心句:“他是多么劳苦,多么简朴!” “他每个夜晚都是这样工作的。”这是文章的点睛之笔。 参考资料:-jsp 《一夜的工作》全文概括: 这篇课文讲的是作者在陪周总理审阅一篇稿子时,目睹周总理一夜工作的情形,歌颂了周总理不辞劳苦的工作精神和简朴的生活作风,抒发了崇敬、爱戴周总理的思想感情。 《一夜的工作》中通过“看”“画”“想”“问”突出了: 突出了周恩来总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大事操劳,自己却毫无奢侈的要求的朴素的奉献精神,集体答题 可以照此思路扩充。 《一夜的工作》里“如此而已”中的“如”是什么意思?“此是什么意思?: 如:表示举例 此;这样 《一夜的工作》的教案1: 题解: 本文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日理万机、废寝忘食地工作的真实写照。同学们要满怀深情的认真读一读,想一想周总理为什么这样鞠躬尽瘁。 学习目标: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会运用重音突出感情。 理解课文是通过那些事例记叙周总理的工作劳苦、生活简朴的。 感受周总理伟大的人格,体会作者对周总理的崇敬与爱戴之情。 课文中心: 本文通过写作者在陪同周总理审阅稿子时,亲眼看到了总理一夜的工作和生活作风,抒发了他对周总理的无限崇敬和爱戴之情。 《一夜的工作》主要内容: 文章主要讲作者送稿子给周总理审阅。在总理办公室亲眼看见了总理一夜的工作情况。回来的路上,表现作者十分激动的心情。 《一夜的工作》中怎样具体描写"一小碟花生米"的: 这时候,值班室的同志送来两杯热腾的绿茶,一小碟花生米,放在写字台上。总理让我跟他一起喝茶,吃花生米。花生米并不多,可以数得清颗数,好像并没有因为多了一个人而增加了分量。 这是写周总理工作一夜后用来充饥的食物。一杯清茶,一小碟可以“数的清颗数”的花生米,实在是简单的很。这里,工作的繁重与食物的简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不仅表现了周总理生活极其简朴,也进一步突出了总理的劳苦,读起来令人感到周总理形象高大,品德感人。 《一夜的工作》教案2: 周总理在每一次“文化”大会上作了报告。《人民文学》杂志要发表这个报告,由我把记录稿作了整理,送给总理审阅。 这一天,总理办公室。那是一间高大的宫殿式的房子,室内陈设极其简单,一张不大的写字台,两把小转椅,一盏台灯,如此而已。总理见了我,指着写字台上一尺来高的一叠文件,说:“我今晚上要批这些文件。你们送来的稿子,我放在最后。你到隔壁值班室去睡一觉,到时候叫你。” 我就到值班室去睡了。不知到了什么时候,值班室的同志把我叫醒。他对我:“总理叫你去。”我立刻起来,揉揉蒙胧的睡眼,走进总理的办公室。总理招呼我坐在他的写字台对面,要我职他审阅我整理的记录稿,其实是咨询的意思。他一句一句地审阅,看完一句就用笔在那一句后面画上一个小圆圈。他不是浏览一遍就算了,而且一边看一边思索,有时停笔想一想,有时问我一两句。夜很静,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总理才审阅完,把稿子交给了我。 这时候,值班室的同志送来两杯热腾的绿茶,一小碟花生米,放在写字台上。总理让我跟他一起喝茶,吃花生米。花生米并不多,可以数得清颗数,好像并没有因为多了一个人而增加了分量。喝了一会儿茶,就听见公鸡喔喔地叫明了。总理站起来对我说:“我要去休息了。上午睡一觉,下午还要参加活动。你也回去睡觉吧。” 我也站起来,没留意把小转椅的上部带歪了。总理过来把转椅扶正,就走进后面去了。 在回来的路上,我不断地想,不断地对自己说:“这就是我们新中国的新总理。我看见了他一夜的工作。他是多么劳苦,多么简朴!” 我想高声对全世界说,好像全世界都能听见我的声音:“看啊,这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我看见了他一夜的工作。他每个夜晚都是这样工作的。你们看见过这样的总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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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空,朗照

本书的由来,起源于十多年前我们中的一员与已故的沃尔特·斯图尔特的一次谈话。谈话的内容是如何对商业周期中的货币因素进行统计研究(这是当时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所作的关于经济周期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斯图尔特强调最好将美国内战之后的货币发展情况加以“分析性描述”(analytical narrative),以作为统计研究的背景,同时也指出有关“描述”的资料在当时并不容易获得,但是这种“分析性描述”会在数据之外为分析增加更为需要的视角。  他的建议使我们在原计划的专题报告中,增加了一章来描述货币存量的历史背景。这一章是在我们已经完成其余章节的第一稿之后才开始着手撰写的,但是它的确显示出了自己的生命力。由开始的一章变为两章,然后成为独立的一部分,现在已独立成书。虽然本书与统计分析各自单独成书,但是本书并不是完全独立的。本书所使用的一些统计数据在即将出版的姊妹篇《美国货币存量的趋势和周期,1867—1960》中有全面的解释(后者成稿在前,但是付印在后)。当我们修订《美国货币存量的趋势和周期,1867—1960》一书时,斯图尔特具有先见性的建议一次义一次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遵嘱所增加的对货币史的描述对我们所做的统计分析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对货币因素的周期性的兴趣,起源于它对商业周期的研究。与当前研究直接相关的最早研究成果是1947年出版的关于货币和库存现金的技术论文第4号(1947)。该书所作的估算,虽然目前已经被取代,但是它是货币序列研究的第一步,这些内容构成了本书以及Phillip cagan即将出版的《美国货币存量变化的决定因素和影响,1875—1955》一书中有关统汁的主体部分。一些早期的成果发表在两篇关于货币需求的不定期出版物上,以及一篇关于插值计算方法呵能存在的问题的技术性《美国货币史》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的著作。2009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研究了美国1867—1960年近一个世纪的货币发展历程,及其对美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美国货币史(1867-1960)》以货币存量为主线,研究了美国1867—1960年近一个世纪的货币发展历程,及其对美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作者通过对货币供应变化和通胀水平的因果关系的细致描绘,证明了货币政策对于一国经济运行的深远影响,尤其是货币在稳定经济周期中的重要地位。全书将繁杂详尽的历史统计材料与具有敏锐洞察力的经济分析完美地融于一体。书中许多视角独特的分析以及具有开创性的研究结论,例如作者关于1929—1933年大萧条的分析和解释,转变了人们的观念,深化了全球金融界对金融市场的理解。 《美国货币史(1867-1960)》被公认为是弗里德曼的影响最为深远和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是20世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不仅是经济学者不可或缺的研究参考文献,而且对于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特别是理解全球金融动荡及其政策走向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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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怡子乖乖

本书的由来,起源于十多年前我们中的一员与已故的沃尔特·斯图尔特的一次谈话。谈话的内容是如何对商业周期中的货币因素进行统计研究(这是当时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所作的关于经济周期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斯图尔特强调最好将美国内战之后的货币发展情况加以“分析性描述”(analytical narrative),以作为统计研究的背景,同时也指出有关“描述”的资料在当时并不容易获得,但是这种“分析性描述”会在数据之外为分析增加更为需要的视角。  他的建议使我们在原计划的专题报告中,增加了一章来描述货币存量的历史背景。这一章是在我们已经完成其余章节的第一稿之后才开始着手撰写的,但是它的确显示出了自己的生命力。由开始的一章变为两章,然后成为独立的一部分,现在已独立成书。虽然本书与统计分析各自单独成书,但是本书并不是完全独立的。本书所使用的一些统计数据在即将出版的姊妹篇《美国货币存量的趋势和周期,1867—1960》中有全面的解释(后者成稿在前,但是付印在后)。当我们修订《美国货币存量的趋势和周期,1867—1960》一书时,斯图尔特具有先见性的建议一次义一次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遵嘱所增加的对货币史的描述对我们所做的统计分析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对货币因素的周期性的兴趣,起源于它对商业周期的研究。与当前研究直接相关的最早研究成果是1947年出版的关于货币和库存现金的技术论文第4号(1947)。该书所作的估算,虽然目前已经被取代,但是它是货币序列研究的第一步,这些内容构成了本书以及Phillip cagan即将出版的《美国货币存量变化的决定因素和影响,1875—1955》一书中有关统汁的主体部分。一些早期的成果发表在两篇关于货币需求的不定期出版物上,以及一篇关于插值计算方法呵能存在的问题的技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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