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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砂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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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肚巨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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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说 中国陶瓷,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它是我国历代文化的结晶。喜爱古陶瓷艺术品的人不少,但是懂得鉴定的人却为数不多。因为,古陶瓷鉴定是一门综合的技术,要掌握它,需要下一番功夫。例如,要鉴定一件陶瓷古董的真假,首先要对中国几千年各地陶瓷的生产有所了解,才能从胎质、釉色、造型、纹饰、款识甚至重量等方面入手,作出准确的判断。对初学者来说,如能潜心钻研,循序渐进,掌握一些古陶瓷的鉴别方法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观胎辨釉 根据各期陶瓷胎质、釉色的特点来判断 一般来说,从胎质、釉色可以看出其年代和窑口。例如,距今4000年前的商周时代的青釉瓷器,又称原始青瓷,是青瓷的低级阶段,其胎为灰白色和灰褐色,胎质坚硬,瓷化程度较高;其釉色青,釉层较薄,厚薄不均。这是因为当时采用沥釉方法进行施釉的缘故。又如,五代时的釉色为天青色。据传说,五代后周柴世宗指雨过天晴的天空,对向他请示御用瓷釉色的官员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所以,五代的瓷釉便被钦定为天青色。这种釉釉色莹润,施釉较薄,青中闪着淡淡的蓝色。明代永乐、宣德、清代康熙的江西瓷器的胎釉各具特色。永乐时期白釉最负盛名,釉质肥厚,润如堆脂,纯白似玉,釉面光净晶莹;胎色纯白,胎质细腻,并且有厚薄不均现象。如在强光下透视可以看到胎釉呈一种粉红、肉红或虾红色的倾向。这一特征,是其它瓷器中所没有的。明代宣德年间,与明永乐年间时间虽近,但瓷胎釉色却迥然不同。同一器皿,永乐胎厚,宣德胎薄。宣德时大件琢器底部多无釉,露胎处常有红色点,俗称“火石红斑”,还有铁锈斑点。清康熙、雍正时的仿宣德瓷器则无此特征。清代康熙时瓷器的胎釉,胎色细白,胎质纯净,细腻坚硬,与各朝代的同一器皿相比,它的胎体最重。此外,这一时期的同一件器,往往施两种白釉,器内、口缘、器外底施粉白釉,其釉较稀薄,往往见有小缩釉现象;底部还现有坯胎中旋纹痕迹。器身施亮青釉,其釉莹润光亮,胎釉结合极坚密。一件器皿施两种釉,是清代康熙年间生产的瓷器的最大特点。掌握好各朝陶瓷瓷胎、色釉的主要特点,是我们鉴别古陶瓷的年代和窑口的可靠的依据。 观察造型 从各朝代陶瓷的造型去判断 陶瓷鉴定,造型是一个重要依据。它有明显的时代性,直接反映出不同社会时期人们的审美观。饭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皿,一般人对它也许注意不多。其实,它的造型也是不断地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唐代的饭碗,一般是深腹,直口,实平足,胎厚,体重。明代的碗,口外撇,腹深而丰满,圈足较高,给人以古拙稳重之感。入清以后,特别是康熙时期,碗口外撇,但弧度没有明代大,腹深但显得瘦小,圈足开始变矮。到雍正以后,其圈足最下处,一改明代的平齐而向圆形(俗称“泥鳅背”)演变。又如,我们常见的口小、肩丰、圈足的梅瓶,它也随着不同时代而变化。宋代的梅瓶造型是小撇口,短颈,肩特别丰,身体修长,圈足,给人以古朴秀美之感。到元代,则改宋代时的小撇口为板唇口,短颈加高,从直统式小颈改为喇叭状,下身加粗,体形变大。到了明代早期,其口又改为卷唇口,肩丰而斜,下身略胖,改变了宋代的秀长身形,向平稳实用发展,这是梅瓶造型最美的时期。发展到清代雍正时的梅瓶,它以明代早期为式样,但其口往往略高于明代,和颈相接处象欠一定弧度似的,没有明代早期那么好看。这时期的梅瓶,虽然丰肩,但肩的上部不是忽平就是下斜,下身又有所加粗,造型呆板,失去线条美。到清代后期,其造型更加呆板,更加粗糙,艺术欣赏价值也就更差了。笔筒是文房四宝之一。顺治年间的笔筒体形高,平底无釉,胎厚体重。到康熙年间,体形略为降低,这时笔筒胎壁适中,底中央有一小圈下凹,涂白釉,凹圈外平坦,向外施一圈白釉,向内边的一圈则无釉。这种底形看上去似一玉壁型,所以,人们称之为:“壁足“。但到了雍正、乾隆以后笔筒变得胎体略宽,胎壁也略薄,其底也由“平底”、“壁足”改为“圈足”。不同的造型,打着鲜明的时代的印记。因此,认识、熟记各个时代器物的造型,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拿起一把“鸡头壶”,我们应该知道这种壶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产物。说起“宫式碗”,则应该知道是明正德年间产品的一种造型。如果是“观音尊”、“棒槌瓶”、“花觚”、 “太白缸”、“柳叶瓶”等等,这些都应是清代康熙时期生产的器物。所以说,型制对古陶瓷鉴定是非常重要的 辨别款识 从历代陶瓷的款识来判别 款识也叫年款,是在一件瓷器的器皿底中央、器皿心里,身的中部或口缘等部位,书写上某某皇帝的年号,如“大明成化年制”等字样,以表示年记。这种年款,有一部分是专为宫廷烧制的,叫“官窑”款;有一部分是民间烧制的,叫“民窑”款。除了记年款,还有殿名款(如体和殿)、堂名款(如中和堂,这是康熙皇帝在圆明园居住过的殿堂)、齐名款、轩名款、赞誉款、吉祥款、陶工款、供养款、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花样款(如白兔、双鱼、折枝花朵等),等等。这些都称为款识,是表示某个朝代生产的器物。款识的识别,是古陶瓷鉴定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已知陶瓷上最早的款识,应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商、周青铜器上铭纹和徽号已经盛行,但在陶器上有官方款的,可以肯定是在陕西咸阳出土的一件秦代陶器上的“王”字。前些时候,广州中山五路发掘一处秦汉遗址,曾发现有带“官”字的陶片;在三元里一个西汉初年墓中,也发现有“居室”款。瓷器的款记一般都以官方有关。五代至北宋初,北方白瓷中常有“官”、“新官”的刻款;在宋代的瓷器中,也见有“大观”、“政和”等带国号的款;在元代,景德镇的瓷器中常有“枢府”、“太禧”款识的。这些都是和官方用瓷有关的记年款。明代开国至清代末,有500多年,换了27个皇帝。这个时期的瓷器,普遍书写皇帝的年号。对于这些年号,我们在鉴定时,可以从中找出其规律性和特殊性。明清的款识最多,但伪款也特别多。所以,在鉴定时要多作比较,要注意每个朝代的字体、风格、每一笔划的特征,这样,才能准确的判断出真伪。明清的记年款有一定的规律性。绝大部分的记年款,都写上国号和皇帝的年号。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等,仅有“隆庆”一朝写“年造”而不写“年制”。明代最早写款从永乐开始,但它的款识也仅写“永乐年制”四字篆书。“大明永乐年制”、“永乐年制”从未有楷书款,若有则是假款。从明宣德至清康熙的年号款,都是六字楷书款。但雍正一朝楷、篆书款同时使用,有六字款、四字款(即“大清雍正年制”、“雍正年制”)。乾隆时款识,篆书盛行,楷书渐少。嘉庆、道光两朝以篆书款为主。但由咸丰至宣统三年,这四朝又恢复了楷书写款,篆书款已不使用了。这是明清款识的规律性。例如,同治时的写款应是楷书,而我们鉴定时发现一件同治瓷器的写款是篆书,那就应该对这件作品的真伪多打几个问号了。鉴定古陶瓷,除了注意它的各朝写款的规律、风格和特征外,还要注意各朝写款的颜色。不同朝代使用的颜料不同,其呈色也就不一样。以青花料为例,明代至清代初期的青花款,在放大镜下可见其色下沉,周围有细小的均匀的小气泡,清代后期的仿制品则没有这种特征。上述这些是大家鉴定瓷器必须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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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一品家

5月份我初入出版社,接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资料。当我正热火朝天地给杂乱的文件进行分类归档时,却发现了夹在诸多文件中略有不同的一页纸,这张纸上有编辑校对过的字迹,于是我便停下了手头的事情,抱着一颗学习的心饶有兴致地看了起来:这是李奇老师写的《古陶瓷修复技艺实录》的引言。内容主要是说明了2014年李奇老师所著《把瓷玩美——一位古瓷修复专家的手迹》书名中“手迹”一词是如何由一个误会进而将错就错、歪打正着,最终敲定下来的。现在回忆起纸上的内容,编辑是从出版的角度,将引言改得更加书面化,而李奇老师最初的文字,则生动形象地还原了一个作者和责任编辑之间密切的交流过程,他们既是对工作认真负责的合作伙伴,又是共同热爱一件事的朋友。这让我一个新人,对自己今后的编辑工作多了一份期待和想象。后来见到李奇老师,是在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的办公室里。当时《古陶瓷修复技艺实录》这本书还在编辑加工阶段,尚未出版。李奇老师带着他的书稿前来,告诉编辑他又找到了书稿中存在的问题,随后便留在办公室里和编辑一起伏在电脑前逐字逐句地修改。这同样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待书稿,李奇老师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这种认真负责、严谨细致的态度,我想与他所从事的古陶瓷修复工作不无关系。李奇,1973年11月出生,湖北省孝感市人。湖北省文物交流信息中心、湖北省古建筑保护中心副主任,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会员,国家文物局陶瓷类文物出入境责任鉴定员,湖北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研究生导师,湖北艺术职业学院客座教授。在国家级期刊上发表文物修复与鉴赏类论文30余篇。随着2016年一部名为《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走红,文物修复师这一默默无闻的职业也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中。很多年轻人剃头挑子一头热地说要进故宫修文物,这半开玩笑的话,当然也是表达了大家对文物的喜爱和对文物修复师的敬意,然而文物修复师的工作可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除了热爱,还需要真凭实学,才能与其“两情相悦”。李奇老师在古陶瓷修复的道路上已经走了20年。1996年,李奇老师在大学毕业一年后进入湖北省文物交流信息中心的前身湖北省文物总店工作,第二年就恰逢国家文物局举办首期古陶瓷修复培训班,于是被选派去学习。当时讲授瓷器修复的是上海博物馆古陶瓷修复专家、古陶瓷修复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蒋道银先生。从此,李奇老师便师从蒋道银先生学习古陶瓷修复技艺。这20年间,李奇老师不辞辛劳、兢兢业业地守护着古陶瓷修复这片天地,许多古瓷在他手中获得新生。他主持修复了湖北省文物交流信息中心的数千件残损商品瓷器,独立修复了湖北省博物馆国家一级藏品元青花满池娇纹玉壶春瓶、中国辛亥革命博物馆国家一级藏品彭汉遗赠孙中山软彩双旗描金开光山水高士图索耳八角花盆等珍贵文物;同时也担任了湖北英山博物馆馆藏瓷器保护修复、安徽蚌埠市博物馆馆藏瓷器保护修复等多个保护修复项目负责人。陶瓷修复师在古代属于匠人,在士农工商的观念体系下,身份地位都不算高,即便发展至今,很多修复师甚至是硕士、博士学历,可清寂的工作环境和特殊的工作性质还是让很多人对这一行业望而却步。但一直以来,这一行当对从业者操作水平和技艺水平的要求都是十分严格的。如今,一名优秀的修复师不仅要求拥有熟练高超的动手能力,还需要各个方面的素质都达到职业要求。李奇老师告诉我们,对于古陶瓷修复师来说,专业水平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无论是实操能力、理论知识,还是逻辑思维能力,都是不可缺少的,这直接影响了修复师所修复的古陶瓷的最终效果。除此之外,强健的身体素质也必不可少。且不说在古陶瓷修复过程中会用到很多化学材料,修复室空气中混杂着的粉尘甚至是有毒的气体可能会危害到身体,就是夏天待在为了保持特殊的温度而不能开空调的工作室里,也有可能吃不消。再者,古陶瓷修复是一项需要耐心和恒心的工作,从业者要能够耐着住寂寞、受得了挫折,并对此怀有深切的热爱。就如同虔诚的教徒,对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除此之外,李奇老师认为,一名古陶瓷修复师若是能够掌握一项技能,如绘画、书法、雕刻等,则会使一些特殊的瓷器达到更好的修复效果。古陶瓷修复师虽然是与古代器物打交道,但眼界和思维却不能停留在过去,要不断学习新的理论和实践方法,这些对新时代的古陶瓷修复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李奇老师也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践行着这些职业操守。除了继续坚守在古陶瓷修复第一线,他在其他领域也成果颇丰。李奇老师在2014年出版专著《把瓷玩美——一位古瓷修复专家的手迹》;2015年主编《湖北陶瓷》;2017年编著出版《古陶瓷修复技艺实录》。他将自己在古陶瓷修复领域多年的理论知识与实操经验通过图书这一载体向外传播,好评如潮。二十年的寒来暑往,无论是在一线工作,还是理论研究,又或是写作出书,李奇老师一直在用他自己的方式,将古陶瓷修复做到极致、做到最好,诠释着“择一事,终一生”的工匠精神。活动预告为了能够更好地弘扬这种工匠精神,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特别邀请了李奇老师为我们带来一场关于古陶瓷修复的科普讲座——古瓷上的匠艺留痕。李奇老师将通过古代制瓷工匠在瓷器上留下的手作痕迹,回溯瓷器的制作过程,感受工匠们为了将瓷器更好地呈现出来而做的努力和探索,体会平凡累积出的不凡、普通融汇出的伟大。讲座现场还有机会获得李奇老师的最新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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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尾巴摇阿摇

故宫文物修复主要分为书画、青铜器、宫廷钟表、木器、陶瓷、漆器、百宝镶嵌、宫廷织绣等几类,不同的门类需要掌握不同的技艺。文物修复工作者们将工匠精神发挥到了极致,细心、耐心、专心成为了他们最大的标签。钟表组的王津老师就用了整整八个月时间修复乾隆的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种,最终成功让钟表上的每一个小零件都动起来了。这样一种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精神让人动容,也让人感慨万分,我们不曾知道原来橱窗前的文物经过这样的一种历练。其实文物修复不只是恢复原状,也是重新给予文物新的生命。那些展览中的文物不仅带有千年的韵味,还有今人赋予的格调,它们经过故宫匠人之手重新绽放出光彩,以一种更加动人的姿态向世人诉说着过往。纪录片里木器组的屈峰老师说过一段话让人印象深刻。他说“文物就跟人一样,中国人做一把椅子,就像在做一个人,他是用人的品格来要求这个椅子。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就是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人在制物的过程中,总是要把自己想办法融到里头去。修文物的过程也是一个跟文物交流不断体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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