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历史文献学家是谁

“六地平安，永不反叛”怎么来的？今天才知道这句话原来不是史书文献记载的，而是当今人根据西汉历史史实提出来。前不久在六安某公众号上看到，有文字质疑“六地平安，永不反叛”，说查遍有关六安历史文献资料都没看到这段文字，作者悬赏曰谁若查到史书有记载文字出现“六地平安，永不反叛”，将送一部“车”。 就此，笔者向皖西学院著名历史学教授，皖西史研究专家姚治中教授请教，把有人质疑“六地平安，永不反叛”一事向姚老说。姚老说确实史书文献资料上没有这句话。那么问题来了，这句话怎么来的呢？姚老说这句话是其本人在1985年根据西汉初的历史史实提出的，首次对“六安”提出“六地平安，永不反叛”说法。原来“六地平安，永不反叛”真的不是历史文献记载的！

古代无国学大师之说一般是近现代才有 国学大师

司马迁《史记》，司马光《资治通鉴》，陈寿《三国志》，班固《汉书》，谈迁《国榷》

钱穆先生的弟子、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曾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这一论断正被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所接受。陈寅恪 教授之教授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陈寅恪有多传奇？就出身来讲，他的祖父陈宝箴，曾出任湖南巡抚，他的父亲陈三立，是著名的诗人，“清末四公子”之一。就学问来讲，他是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诗人，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并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就经历来讲，他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一流学府任教，人称“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就异秉来讲，他的侄子陈封雄说：“他（陈寅恪）通晓十四五种文字。除英、法、德、日、俄、希腊、匈牙利、土耳其、阿拉伯文外还懂梵、巴利、蒙、藏、满、波斯、突厥等文字……以及许多中亚细亚已经死亡的文字”。还有件事，抗战爆发，陈寅恪的参考书全部焚毁于战火，几乎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引用的典籍就达上千种。陈寅恪还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凭记忆创作了《柳如是别传》和《元白诗稿证笺》等著作。所以，郑天挺称赞他是“教授中的教授”，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五六十年代流传过一句话：“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1949年，国民党节节败退，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作为教育部长的杭立武，在这树倒猢狲散的时刻，并未忘记那些专家学者，提出了“抢救学人计划”，他懂陈寅恪的价值，多次派人向陈寅恪说请他去台湾，均被陈拒绝。后又劝陈到香港，也被拒绝。杭立武又拉着财政部长亲自上门劝说，说只要陈寅恪去香港，马上送陈一套洋房和10万港币，陈寅恪依然不为所动。他又请傅斯年出面做工作，傅斯年因此多次致电陈寅恪，请他去台湾，只要答应去，马上派飞机来接，故有“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一说。但是，陈寅恪自始至终坚持不出国、不去台湾。陈寅恪先生的为人，全见于他所写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文中说：“（王国维）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於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吕思勉 一本书畅销80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曾说：“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该读一本中国史，那么吕思勉的作品不可错过。吕思勉是谁？他是“中国史学四大家”之一，他也是“国学宗师”钱穆的老师。吕思勉通晓文、史、哲，学风严谨，眼界开阔。他的史学作品，总能给出精彩的评论，让枯燥的历史也变得有趣，令人耳目一新。《白话本国史》初版封面1934年，吕思勉为当时的青年学生写了一本《白话本国史》，原名《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顾名思义，是吕思勉先生为当时高中生写的一部中国通史教材，语言通俗易懂，又不失由文言转白话的雅致的民国风韵，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这本轰动一时的著作，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新式通史”。吕先生的这部中国史著作，开了用白话写中国通史的先河，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把厚重的历史讲得轻松有趣。自问世至今，畅销80余年，被海内外读者誉为“一本书读懂5000年中国史”。吕思勉的学术领域，尽管以史学为主，却兼及传统之学诸多领域，包括目录学（《经子解题》等）、文字学（《章句论》等）、文学（《宋代文学》《论诗》《小说丛话》等），他对传统医学（《医籍知津》）也有研究，还创作过新小说（《中国女侦探》等）。盘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大师，论涉足之广，少有其比者。而他的史学著述，也涵盖了史学方法论、中国通史、断代史（从先秦到隋唐五代以及近代史）、专门史（涉及社会、民族、文化、学术、经学、理学、政治思想诸分支学科）、史学札记、教科书、通俗读物等诸多领域，无论通贯古今，还是横跨诸界，在同时代史学大家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吕思勉著作之富，同样少有其匹，《全集》达二十六卷，超过二陈，而与钱穆相颉颃（《钱宾四先生全集》五十四卷而为三十二开本，《吕思勉全集》二十六卷却为十六开本，考虑到钱穆享寿比吕思勉长二十二年，他们师生著述之繁富应不相上下）。在史学识见上，吕思勉贯彻了“博赡仍是为学大道”的治史取向，故严耕望《治史三书》有《通贯的断代史家》专文平章，说吕氏史学“应属撰史，不是考史”。所谓“考史”，即章学诚所说的“考索之功”；而所谓“撰史”，应即章氏推许的“独断之学”，也即严氏表彰的“建立新史规模”。在四大家中，吕思勉成就不在其他三家之下，声光却远逊于南北二陈与钱穆。但在民国时期，吕思勉仍获得学术共同圈的高度认同，他是当时教育部为数不多的部聘教授之一。即便1950年代全国教授首次评级时，他依旧是为数寥寥的一级教授之一。上海史学界唯有他与周谷城同为一级（据屈宁《1950年代的教授分级与史学大家》，周谷城初定为二级，官方最终公布时升为一级。尽管不知他是否以丰沛故人而荣膺一级，却也凸显吕思勉史学成就乃众望所归），足见当时评级非学术因素干扰还算有限，远不像近年那样不堪入目。闻知吕思勉逝世，顾颉刚日记即下盖棺之论：“全国中精熟全史者唯此一人。”其时，南北二陈尚活跃史坛，同为学术圈内人，这一评断应是经过拿捏掂量的。谭其骧指出：“近世承学之士，或腹笥虽富而著书不多；或著书虽多而仅纂辑成编。能如先生之于书几无所不读，虽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所创获者，吾未闻有第二人。”海外学者杨联升表示，吕思勉是他“最敬仰前辈学人之一”。业师程应鏐先生也说：“执教光华大学常聆诚之先生讲论，淹博渊深，曾自叹寅恪先生外，并世无第二人。”钱穆 “一代宗师”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中国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 ）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陈垣 桃李满天下走进北京师范大学，有两座铜像一东一西，彼此相望，一座是孔子，一座是老校长陈垣。他们在教育史书上一古一今，彼此守望，给这所师范大学树立了为人师表的榜样。陈垣这个名字可能会让现在的人们有些陌生。但在20世纪初，这却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作为一位史学大家，他并不像著名学者胡适、国学大师王国维那样有着广为流传的故事，但在学术界，他的学问是没有人不叹服的。同时，陈垣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一生从事教学七十余年，教过私塾、小学、中学、大学。在这七十余年中，他还曾担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为祖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桃李满天下。在学术方面，陈垣堪称史学泰斗。他的专长除了中国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还有中西交通史、校勘学等等，而且他在每个方面的研究都是开拓性的。他的许多著作都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陈垣与国学大师王国维齐名，而王国维去世后，他又与史学奇才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

安作璋先生，汉族，中共党员，1927年生于山东省曹县。1951年毕业于齐鲁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山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历史学会副会长和山东地方志学会副会长等职务。他在秦汉史、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山东地方史，齐鲁文化史、中国运河文化史等领域均有独特贡献。1978年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1988年被山东省委、省政府授予“山东省首批拔尖人才”称号，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7年荣获首届山东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是5位获此殊荣的著名学者之一。安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从事秦汉史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的著名史学家，其论著曾受到史学大师郭沫若先生的赞赏，被日本学者誉为“秦汉史之大家”。从20世纪80年代始，安先生践行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治史思想，主张治史贵在乎通，其研究范围逐步拓展到通史、地方史、文化史、文献学等领域，筚路蓝缕，建树破丰，终于成为一代史学大家。主要著作有：《汉史初探》、《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班固评传》、《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秦汉官制史稿》（合著）、《秦汉官吏法研究》（合著）、《学史集》、《秦始皇帝大传》（合著）、《刘邦评传》(合著，后增订为《汉高帝大传》)、《汉武帝大传》（合著）、《汉光武帝大传》（合著）等，其中6部由中华书局出版。主编《中国史简编》（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秦汉史》（合著）、《山东通史》（600多万字）、《齐鲁文化通史》（合编，350万字）、《中国运河文化史》（195万字）、《济南通史》（300多万字）、《经世大典》、《中国通史·秦汉卷》（合作）、《中国吏部研究》、《治国方略丛书》（5册）、《郑玄集》（上下册）、《郝懿行集》（7册）、《山左名贤遗书》（20种）等。此外，发表论文百余篇。获奖代表作：《秦汉官制史稿》被学界评价为“不仅填补了断代官制史方面的空白，而且在许多方面有新的开拓，它的出版在中国官制史研究的漫长过程中树立了又一块新的里程碑”，1986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刘邦评传》被学界评价为“不仅是刘邦个人的传记，而且还是一部翔实的西汉开国史”，“其中不少人，可以说是在司马迁、班固为他们作传后第一次对他们作了科学的评述”，1991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山东通史》被学界评价为“地方史研究中的开创之作，是近年来历史研究的突出成果”，1996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安作璋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名字和生平事迹已被收入《中国名人大词典》、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大词典》等多种传记、词书中，深受国内外学人的尊敬，被誉为“秦汉史之大家”。1989年10月，他应日本关西大学和学术振兴会的邀请，赴日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讲学和学术交流活动，在“日本秦汉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作了有关秦汉史研究的学术报告。他的精辟的见解和渊博的学识使许多日本学者为之折服，在日本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安老目前除了继续培养博士生以外，仍旧孜孜不倦、笔耕不辍。此外，安老也喜欢书法，其书法典雅隽秀，带有书卷气，日本学者视若珍品，但他从不轻易示人，亦不轻易为人题签，认为自己的书法只是一种自我陶冶，不足为他人道也。虽然他的双腿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但他的足迹却留在了黄河上下、长江南北。他登过河南的嵩山、安徽的黄山、四川的峨眉山、青城山以及山东的泰山、崂山。他也到过许多历史名城和古代遗址。这对于一个举步维艰的人来说，当然不是什么游山玩水，而主要是借此开拓胸怀，扩大视野，增长见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历史的格言，也是安老生活中的一种乐趣。2007年“安作璋教授从事历史研究六十周年暨八十华诞座谈会”召开

有：【梁启超】、【章炳麟】和【王国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