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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lu酱求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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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云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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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唐宋文化比较与分析    公元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到公元960年陈桥驿赵匡胤“黄袍加身”,中国经历了唐宋的王朝更迭,仅仅近60年,中国文化也从所谓的“唐型文化”逐步向“宋型文化”变革,这种变革为什么会变革的如此彻底,一改“唐型文化”的雍容华贵,如此彻底?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率先对唐宋时期思想文化巨大差异性进行了深刻的解释与剖析。近百年来,随着对这一话题的深入分析,史学界普遍对唐宋文化思想显著差异性有了一些共同的认识。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无论是“诗仙”李白的诗歌、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着奔腾着昂扬着的生命活力;无论是昭陵古雕中雄壮建伟的、神采飞扬的“昭陵八骏”,还是气势磅礴的古长安城,无不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       所谓“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敛、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自古多情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阐释出宋文化的细腻丰满,“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揭示了宋文化孤芳自赏、远离尘嚣、遗世独立的人格魅力。形象的说:如果“唐型文化”存在于沙场之上、朝堂之上,那么,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宋型文化”更多的存在于市井之间、闺房之内、青楼之上。  唐人爱花,尤爱牡丹,牡丹,富贵之花,为花中之王,唐人喜爱牡丹,更喜欢牡丹的色彩绚丽、富丽堂皇与王者之气;宋人爱梅,梅,花中君子,凌寒独自开,象征着不屈不挠的坚强品质。在宋人看来,梅,淡妆素雅,清瘦典型,品质高洁,是君子的象征,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观念在深层次的角度上体现出了唐宋文化内在的差异性。  而作为两个时代文学艺术最高成就代表,唐诗与宋词则能更清楚地展现两者文化的巨大差异性。  从诗词内容上看,唐诗更多地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正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这些内容无不直接向人们展示了帝王将相乃至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这是一种自由、开放、大气的心态,毫无小女儿家的忸怩作态。       相比之下,宋词则更多的将视角收缩到狭窄的闺房之中,低吟男女的爱恨情仇,抒发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感情。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一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抒发了自己的离愁别恨,一个“愁”更添几分撩人的心思。两宋时期,虽有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但“婉约”词风始终占据宋朝文化主流。       从诗词的形式上看,从大的方面来说,唐诗更加倾向于感性抒发。李白的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以恢弘大气的想象描绘山岳的壮美之色,满天诸仙众佛皆在诗人胸怀聚拢,如此波澜壮阔的场面皆在诗人脑海孕育,天下万物,唯我独尊,这是何等的大气。       与之不同的是,宋词则更趋于理性,更具有说理性、思辨性。苏轼的《赤壁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向世人阐释作者心目中关于生与死之间微妙的关系。“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可见,宋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更多的阐释理性与思辨,这与唐代时期单纯刻画外在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么,两个只相差近60年两个朝代,为何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性?接下来,我们将从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环境三个方面来分析:    政治环境:国家的强弱兴衰与国民的心态精神 唐宋文化是由人来创造出来的,而人的精神状态也势必会对整个文化氛围产生影响。从大体上看,唐朝昌盛,宋朝积弱,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处在这两个时代的人来说,当国家统一强盛,四方来朝,国泰民安,自然会增强国民的民族自信心,而在整体上自然气势雍容豪迈,而当国家从一开始就处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环境下,无论君臣百姓自然会产生一种悲观失望,哀伤自怜的情绪。  唐朝的强盛是建立在隋朝大一统的基础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开皇之治”,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为唐朝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当时唐朝面临的外敌主要是吐蕃、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而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些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政权组织,只不过是势力较大的松散的部落联盟。他们居无定所,行踪飘忽不定,唐王朝只需寻其主力,打赢几场战役,便可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唐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外部环境相当的安定,国家富强,这是一个真正的盛世时代。反观宋朝,宋朝继承的后周只不过是当时最大的割据政权而已,它建立国家的过程不是像唐朝那样接受了一个大帝国的遗产,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天下大乱,地方割据势力经营已久,已形成了互不统属的独立国家实体。而且宋朝的面临的敌人不再是吐蕃、匈奴,而是契丹、党项这些已被儒化的民族。拿辽来说,宋国建国时,辽已存在了五十年之久,契丹人不仅学习中原文化,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起严密强化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实体,而且逐步开始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在民风与军事上依旧保持者相当强悍的战斗力。宋辽之间的战争,不仅仅是统一于反统一之间的冲突,更是相互争夺生存空间与生存资源的战争,且这种矛盾绝不会仅凭一两场战争可以决定胜负的,而必然是相当残酷、持久、且难分胜负的。公元979年,高粱河之役惨败,宋由此开始转入被动局面,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山河破碎,国破家亡,此后,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轰炸,产生了悲观的文化效应,宋朝人因被动挨打而产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方面。    经济基础:唐朝均田制与宋代的市民阶层的崛起  均田制,即古代帝王将无主土地按人头划给小农耕作,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实质上是一种封建土地国有制,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之后,均田制终于废弛。此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附着在农民身上的国家的控制也就相对减弱,宋代时期,国家土地所有制已经不在土地所有制中占据主要的地位,相反的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的不断壮大,并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一方面为国家与政府提供了充足的税赋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社会经济更加灵活,社会各行业能够得到更充足的劳动力与资金的流入,这也是宋代商业如此发达的一个原因。  宋代城市的规划已经打破了唐代时期市与坊的严格界限,居住区与商业区也不再分开,贸易时间也不再被限制,据考证,宋代时期已经出现早市与夜市,商品交易时间甚至是通宵达旦。种种变化,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商业。宋代,城市商业发展蓬勃,不仅有交易场所,更存在瓦子等娱乐场所,如此一来,自然会导致宋代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兴起也自然会带动市民文化的兴起。  精致细腻的宋代文化的发展自然发源于一定的土壤,而这种土壤也就是宋代发达的商品经济。  文化环境:唐代三教并行与宋代理学的兴起  恢宏壮阔的唐王朝以一种开放自由的心怀接纳四方文化,终唐王朝几百年的时间,大多奉行儒释道共尊的策略,面对外来文化,唐朝统治者始终保持接纳的态度,这不仅和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就存在少数民族血统有关,而且和唐王朝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也有莫大的关系,作为东方最大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通畅的两条丝绸之路,沟通了大唐王朝与世界的交流。在外,国家的强盛,对外通道的畅通,对内,君臣百姓对外来文化虚心接纳的心态,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大唐王朝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国度。而宋国始终处在少数民族的威胁的夹缝之中,客观条件下,宋国也无法做到与世界的交流,宋国自然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  宋代的文化属性与宋代诞生的一种特殊的产物有关,那就是理学。  理学作为在宋代儒家吸收佛道两家的部分精华,形成的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理学作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的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对宋代人民的影响之深,乃至对中国后来的一两千年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两宋理学,不仅将伦理纲常确定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即为“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认识。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相一致,两宋时期的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刘方《宋型文化:概念、分期与类型特征》(2005)一文指出:“宋型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代文化的符号,而且是一个具有新的文化特质的文化范型。以追求内圣、精神的圆满自足为目标的宋学,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基本内核的重要方面。成熟的科举制度、文官官僚系统、中央专制集权、台谏制度等则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制度层面。而宋代农业革命、消费性的城市经济、士大夫阶层的形成等方面,则构成了形成宋型文化的物质基础。”  宋代文化成就中最突出的要数宋代理学的诞生,一个追求内圣、精神上满足自足的理学决定了宋代文化精致、内省的特点。    唐宋文化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类型,是一种彻底的变革还是一种继承上的发展呢?或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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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变粉豹子

(1) 贾谊(前200-前168):西汉政论家、文学家,雒阳人,世称“贾生”,有文《过秦论》、《陈政事疏》、《吊屈原赋》。(2) 韩愈(758-824):唐朝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阳人,后人称韩昌黎,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有《师说》、《祭十二郎》等。(3) 柳宗元(773-819):唐朝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世称柳河东,与韩愈并称“韩柳”,“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封建论》、《捕蛇者说》等。(4)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庐陵人,提倡古文,为诗文革新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文《醉翁亭记》、《秋声赋》等。(5)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人,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文《答司马谏议书》等。(6) 苏轼(1036-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与欧阳修一起参加诗文革新运动,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前赤壁赋》等文为其名篇。(7) 归有光(1506-1571):明朝文学家,字熙甫,号震川,昆山人,“唐宋派”代表,有《震川先生文集》。(8) 袁宏道(1568-1610):明朝文学家,字中郎,号石公,公安人,善诗文,“三袁”之一,文坛称“公安派”,有《袁中郎集》。(9) 姚鼐(1731-1815):清朝散文家,字姬传,号惜抱,桐城人,工古文,与方苞等为“桐城派”代表,著文《登泰山记》等。(10) 梁启超(1873-1929):近代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领袖,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新会人,主张变法,有《饮冰室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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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苏克

关于苏轼的1000字的小论文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 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 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 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 《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 《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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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moon00

社会动态 感情思想 一般都是根据现实社会的实情去记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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