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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变不折图自强━━清福建巡抚丁日昌 晚清时期，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清醒地看到民族危亡的形势，力图改变中国落后于西方的现实，因而提出师夷之长技，变法自强的主张，其中也包括一些爱国、开明的高层官员，丁日昌是其代表之一。他是洋务活动早期一个重要人物，是最早提出改革科举考试者之一，是清朝派遣第一批出国留学生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并创造了几个“第一”：第一个提出建立新式海军，第一个提出在台湾修铁路、架设电线和铺设通向大陆的海底电缆，主持创建了第一间近代军事工业“江南制造局”，开创了中国第一所电报训练班，拟订了中国第一个《海难救护章程》。对于这样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无论在当时或后世，一直未得到客观的、公正的评价。1986年秋，在广州召开的丁日昌学术讨论会，对丁日昌的思想和实践进行了研究，对他在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奠基作用以及作为一位有时代特色的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改革者予以充分的肯定。 清道光三年（1823）六月初一，丁日昌诞生于广东丰顺县汤坑圩金屋围。丁家原籍嘉应州长乐县排乐乡，为避乱于顺治三年（1646）到汤坑安家，在汤坑开药店、盐店。丁日昌在兄弟七人中排行第六，字雨生，号持静。丁日昌八岁时，父亲送他到县内太平寺随三兄丁达夫读书。五年后父亲去逝，家中全靠母亲黄氏纺织维持生计。丁日昌只好一边务农，一边读书，家境贫穷，使他体验到民间疾苦。他读书过目成诵，能作诗文，当时被誉为“神童”。丁日昌曾追忆其在此时间学联珠体，曾题一律于太平寺壁间。民间传说其所题为：“江南一树梅花发，一树梅花发石岩；花发石岩流水响，石岩流水响潺潺。潺潺滴滴云烟起，滴滴云烟起半山；烟起半山春讯到，半山春讯到江南。” 道光二十二年（1842），丁日昌中秀才，翌年补廪生。他在赴潮州应试途中饿昏在新圩树下，幸遇农妇救活，于是到县衙击鼓高喊：“青天白日，饿死凛生！”县令召见他，试之联对、诗札，辄有惊人句，遂延作西宾，后来潮州府教授冯奉初将丁日昌引荐给热心搜求人才的惠潮嘉道李璋煜。李璋煜览其诗文，惊叹“不世才”！因延入幕府。地方官吏慕名，也争相罗致游幕。为培育人才，丁日昌在汤坑圩倡建蓝田书院。尽管他的文才为众所公认，而科考大路却没有为他铺开，三次到省参加乡试均落第，他实在不服气，愤然为诗日：“谁云入网尽通材？” 他毅然放弃了科举出仕之努力，寻求新的出头之路。咸丰四年（1854）七月，三合会吴忠恕围攻潮州府城，丁日昌以邑绅身份募集汤坑乡勇三百名援救府城，驻扎在湘子桥东韩山书院及宁波寺，守住东路。九月十八日凌晨，他率乡勇出击，击溃吴忠恕驻东津部，生擒百余人，解了府城东路之围。因军功选授琼州府学训导，旋于十二月选授江西万安县知县。 当时的万安县，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有私设厘卡骚扰商民的，有借助饷科中饱私囊的，有诬人“从逆”敲诈勒索的，有持旧军需传票滋累铺户的，有勾结游勇进行抢劫的。上讼案状达百宗以上。丁日昌履任，从处理讼案下手整顿这个烂摊子。他把县衙各房旧卷一概调入卧室，认真翻阅，为之分门别类，将疑问记录以备审案查问。对讼棍严加惩治，对不足取信之讼词当即掷还，对民间口角劝令和解平息。传审时，当面发给官役盘缠，严禁勒索百姓。并规定“有告必审，有审必结，有结必办”。抵任一个月，全县状纸只剩二三宗。他重视教化，每月初一、十五将生童集中考棚，亲为讲学，捐俸重修云兴书院及助诸生膏火。在万安任上只有三个月，丁日昌被调往广东办理洋务。据县志所载，他离任时，“百姓乞留不可得，父老子弟设席作饯，秉香拥送者亿（当作逾）万人。”六月，因万安县绅民之请求，重新回任万安县令，又两月，改任吉安府庐陵县知县。 在庐陵任上，丁日昌很快清理了60多起积案，博得勤政的名声。然而好景不长，第二年三月，太平天国李秀成所部攻下吉安府邑。丁日昌与知县曾咏弃城而逃，三天后他密遣敢死勇士爆破城中火药局，趁太平军慌乱外撤夺回城府。但已构成失土之罪，被处分革职，追偿遗失公物。流落之时，正值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曾国藩督军江南，丁日昌到曾国藩行辕晋谒，条陈进军策略，遂入曾国藩幕府。他为曾氏拟具革除漕粮中饱弊病的办法，切中时弊，切实可行，被采纳。同治元年（1862），经曾国藩奏请，丁日昌官复原职。五月初，朝廷派左副都御史晏端书赴粤督办厘务，接济苏、浙、皖三省军饷，丁日昌奉派随员赴粤。正值两广总督劳崇兴派卓兴、方耀两军“剿办”信宜天地会，卓、方素互嫌隙，互不统率，致两军赴高州数年，耗饷银数以万计，却一筹莫展。清廷命广东提督昆寿到高州督办，丁日昌被调至昆寿营中协助筹划职守、督办火器。他向卓、方两人开陈大义，恳析利害，终于使二人归于和睦，两军协力，数月而剿平。两广总督向朝廷上奏，特写上“是该二将之成功，皆丁日昌调和之功”。丁日昌在督办火器上也卓有功效，制炮局设在广州市郊燕塘，丁日昌亲自设计监制成功大小开花炮36尊，炮弹2000余枚。他主张“师夷人之长技”，招募香港工匠，仿造出洋炮和炮弹。李鸿章在上海仿造洋炮成本太高，转而上奏请派丁日昌来沪制造洋炮。由于广东方面一再留用，丁日昌无法赴沪，只好让人把造好的洋枪洋炮运到上海，供李鸿章的淮军使用。 李鸿章对丁日昌十分赏识，先是向广东咨调丁日昌到上海主持火器制造，广东方面不肯放行，李鸿章又专折向朝廷奏调，终于获准。同治二年（1863）九月，丁日昌到了上海，除制造军火外，还参加军务及办理与洋人交涉事件。丁日昌主持建立了完全由中国工匠组成的炮局。年底，他随营攻打太平军占领的无锡，亲手点燃了三眼开花炮轰城，为淮军占领无锡立下战功。在办理遣散英国人戈登的常胜军事宜中，他负责联络，把握机会处置适宜，使遣裁顺利。由于李鸿章屡次荐举，丁日昌迅速升擢，同治四年（1865）任苏松太道，驻上海县，辖苏州、松江、太仓三府、州。正式登上政坛高层的丁日昌显示出过人的才干，在苏松太道任期一年又九个月，政绩斐然。按核审理讼案无枉无纵，严惩豪恶，一年内正法及严惩为首分子百余人，解遣回籍八千多人，尤其是智取速决凭借外国人势力危害民众的上海租界工部局工头陆和尚，对社会震动很大。针对上海民风日趋奢靡，丁日昌着力整饬不良风气，发出告示戒奢靡，禁淫词神棍，严禁奸徒逼迫寡妇再嫁。他捐款创办龙门书院，虽然书院尚未建成就擢升离任，但他所倡导的注重笃实躬行的宗旨则影响着后来者。在涉外方面，丁日昌整饬海关，收回上海城内英法驻军占据地，收回吴淞炮台基地。在其职权范围内还做了不少捍卫国家权益的事，禁止外国轮船在内河航行，主张洋商与华商一律缴纳厘捐，禁止外国人在中国架设电线。他奖励和允许华商购买洋船从事航运以增强同外商的竟争力，这一倡议翻开了中国航运史上新的一页。 丁日昌在上海道任内最显著的政绩是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他访得上海有一家美商旗记铁厂有意出让，这家铁厂能修造大小轮船及洋枪炮，是外国人在沪所办同类厂家中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者。于是设法筹资收购了该厂厂房、机器设备及必需的原材料，然后将原有官办炮弹局合并进来，命名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又叫“江南制造总局”、“上海机器局”。丁日昌任首届总办。于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机器制造企业遂建立起来。丁日昌在任总办不过短短八九个月中，为该局制订了经营规划，着重提出有目的地培养中国的科技人才，逐步在技术上不依靠外国。 同治四年（1865）十月，丁日昌升任两淮盐运使，到了扬州。两淮盐税收人占全国三分之一，丁日昌经过几十天的调查，从盐官、盐商乃至盐场场丁、灶户中全面了解情况，紧紧抓住盐的运销和生产两个环节对淮南盐务进行改革，拟定了《盐运章程》、《淮盐章程》、《淮北总略》等规则，对属下官员严加整顿、考核。丁日昌接任盐务仅五个月时间，而他雷厉风行的作风受到时人的赞扬。曾国藩致李鸿章函称“雨生办理盐务，无弊不别”。 中英《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潮州成为开放通商口岸，英国领事因潮州绅民的强烈反对，入城受阻，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同治五年（1866），清政府决定派“籍属潮州”、又熟悉洋人性格的丁日昌前往潮州办理此案。丁日昌献策三条：立威宜留余地，即两广总督不能亲临潮州，可就近驻节嘉应办案；劝谕宜曲通民志，委派得民心的前任饶平知县李福泰、潮阳县令冒澄前往鼓励开导；绅士中宜德才并用，即利用德才兼备的绅士，在民众中做瓦解说服工作。同时还提醒“和议之不可长恃，自强之必须早计”。朝廷同意了丁日昌的奏议，令广东地方官按此办理。等到丁日昌到达广东时，安抚潮州绅民之事已基本结束，一个月后，英国领事顺利入城。此事刚解决，丁日昌又被李鸿章指派解决江苏清水潭决口督工堤坝工程，他多方筹集巨款，“亲持畚锸以身先之”，数月而大功告成。 同治六年（1867）正月，丁日昌升江苏布政使，十二月，擢升江苏巡抚。在江苏任上，他力倡轮船航运事业，先是试行轮船运漕，将三万石大料统包给商人用轮船由上海港运抵天津港，却遭到朝内顽固派大臣的反对而被迫停止。丁日昌仍决意创办轮船航运，为了表示这一决心，他在入京晋见慈禧太后时，陈述“广招华商购船，兼运西皖漕粮”之议，返回江苏途中，特意乘坐内河小轮船拖行的船。江苏省乡试在金陵（今南京）举行，他派江南制造总局两艘轮船分别停泊丹徒、瓜洲两港口，接送应试士子，以宣传轮船运输这一新事物。同治九年至十年（1870～1871）间，丁日昌集资购买一艘“平安”轮往来于上海、汕头之间，以揽载货物，运输取利。这一期间，中国官方倡导轮船航运，惟丁日昌一人。在他推动下，同治十一年（1872）终于成立了上海轮船招商局。在向西方学习、大胆改革上，显示了丁日昌的远见卓识。他在外交上建议在通商口岸创办报纸以了解各国情况；精选使臣分驻各国以处理交涉；联络朝、泰、越、缅诸国以共同御侵，对日本则要“阳为之好，阴为之备”。在海防上，提出“创建轮船水师”，即近代化海军，分北洋、中洋、南洋三路，三洋海军互相联络、统一指挥、不分畛域。几年后，朝廷虽采纳了他的建议，却未能实施统一指挥、不分畛域的原则。他致力于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的扩展和向全国推广机器制造业。他在擢任江苏巡抚之后，即于次年三月初到上海拟订造船具体计划，七月份，该局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亦为中国自造的第一艘轮船“恬吉”号下水。为了实践他所提出的“三洋各设一大制造局” 的主张，积极培养人才，在江南机器制造局建造学馆，挑选聪颖子弟，学习造船、驾驶、兵器制造和耕织机器制造等技艺，在局中组织人力翻译了上百种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书籍，对传播西方科学、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对天津机器局之建立从购买、铸造机器及提供费用上予以热忱支持。 他亲自为江苏抚署撰楹联： 官须呵出干来若处处瞻顾因循纵免刑章终造孽； 民要持平待去看个个流离颠沛忍将膏血入私囊。 在江苏治上，丁日昌改革抚标兵制，使兵勇精健。在饬吏役、清狱讼、蠲苛税、励垦荒、兴水利、正风化、修通志上也有诸多建树。丁日昌的家乡族人亲戚为攀附他，纷纷到苏州来想谋求一官半职。丁日昌不滥用权力，不但回绝他们，资遣其回家，而且通知汕头永捷顺公和行：“嗣后如有本部院族人亲戚等已至汕头要来苏州者，尔行中即为垫送每人洋银五元，劝令返家。” 同治九年（1870），天津发生教案。这年春天，法国传教士所办的仁慈堂收养的儿童中有三四十名死亡，地方绅民纷纷传说教堂诱拐小儿，挖眼剖心以为药饵，几千名愤怒的群众聚集教堂前要求惩办拐儿童的教徒。法国领事丰大业到场，竟开枪击毙天津知县刘玄的一名仆从。群情激怒，打死丰大业及其秘书、使馆翻译与外籍教士、修女、商人20人，焚毁法国领事署及法、英、美教堂数所。俄。英、美、法等国公使联名照会总理衙门，要求处理此案。七国军舰集结在塘沽、烟台一带示威。清政府派直隶总督曾国藩赴津办案，过了月余仍无进展，于是丁日昌奉召赴津协同查办。丁日昌赴津以后，提出近期办法旨在避兔开兵端，共审决、正法、流放、通缉50余人，再由总理衙门分别与各国议赔。另一方面，又提出加强武力防卫，以备议和不行。而长远之计“则宜以自强为根本”。借此又强调改革吏治、军制，培育人才和精造武器，才能自强。天津教案总算得以平息。丁日昌向来强调自强御侮，却因为采取了以屈求伸的策略，被顽固派攻击为“丁鬼奴”。 这年十一月，丁日昌母亲黄氏去世，十二月中旬，丁日昌离任扶柩返乡，在揭阳旧居服丧三年，服满又以治湿疹乞缓入都，居乡计四年多。丁日昌在揭阳修筑草堂，称为“絜园”。他在园内建三间小楼藏书，沉酣于著述，校勘了《枪炮图说》，为《地球图说》写了序言、凡例。离乡十数年，因公务倥偬常年无暇回乡，此次归乡，倍感亲切。他为儿时寄读的太平寺题写了一副楹联，此联历经劫难而幸存，现仍挂在寺门： 古佛又重参，五千里外归初客； 旧题何处觅，四十年前此读书。 虽曰守孝治病，丁日昌却未忘治国利民之事。他重视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先后募款扩建金山书院、韩山书院和榕江书院，在丰顺创办蓝田书院、鹏湖书院，并置学产，培养了不少人才。县令周士俊倡议兴建榕江试舍，他欣然为之作记，在《榕江试舍记》中说到：“余世居蓝田十图，本揭人也，今侨寓于此复三年，故于邑中兴衰利弊，知之颇详。” 因此，他对揭阳县以至潮州府之建设兴革，向地方当局陈述己见，提出要解决揭邑械斗之风，必须“正经界，抑豪强，扶良儒，寓催科于抚字之中，恩与威并行，用吏役而不为吏役所用”。提出“欲除城堤水患，必先疏浚河流；欲疏浚河流，必先开通尾闾，庶几溜势挟沙东行，水患方可逐年消减”，并有详细措施建议。对于国家大事，更悬于心，他在诗中写道：“风雨鸡鸣感寂寥，相望津海忽迢迢。身如鸿爪东西印，梦绕燕云剑佩遥。不有真儒调鼎鼐，岂能沧海老渔樵。”丁日昌在家期间，无时不挂念朝政，既忧愤除弊革新之不易，又常患主恩未报，国家多难。同治十三年（1874）四月，日本进攻台湾，十月及次年正月初一，丁日昌请广东巡抚张兆栋与直隶总督李鸿章转奏《海洋水师章程（别议）》、《海防条议》，涉及军事、内政、外交之全盘大计，在京畿引起强烈反应。李鸿章致函丁氏，称赞“逐条皆有切实办法”，“此皆鸿章意中所欲言，而未敢尽情吐露者”。顽固派则群起低斥丁日昌大刀阔斧的革新主张。 同治皇帝死后，光绪帝继位。五月，朝廷命丁日昌人天津帮办北洋大臣李鸿章事务，入觐慈禧太后。慈禧太后面谕：“尔在江苏，虽然官场书差不喜欢，然百姓至今思念尔，里面是知道的。虽有旁人闲话，不可因此灰心。尔是国家老臣，总当为国家办事才是。”丁日昌本来还想乞求回乡调理一年半载，闻此慰藉，心中委屈顿消，遂带病赴任。在天津，他据理力争，迫使秘鲁钦使议定禁革虐待华工。八月，丁日昌被任命为福州船政大臣，十二月，奉谕兼署福建巡抚。翌年三月，专任巡抚。在闽二年，颇多建树。他极力澄清吏治，主持审理福州船政局贪污读职一案，查处官员一直至福州将军兼闽浙总督、前闽浙总督、河道总督、福州布政使，他们都以“未能事先觉察，殊属疏忽，一并交部议处”，震动朝野。他从英国学堂挑选40名优良学生入闽厂学堂学习，培养驾驶人才。从福州船政局学堂选拔35名优等生派赴欧洲留学，是中国第一批留欧学生，其中如严复、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萨镇冰均成国家有用之才。他于光绪二年（1876）拟订了一项海难救护章程，由总理衙门奏准，饬令各省仿照办理及照会各国公使，是为中国第一个海难救护章程。在福建巡抚任上，奏准设立清理词讼局，认真整顿词讼积案。他严厉惩治贪官污吏，营私舞弊官员被参达数十人。在福州城两次遭大水围困时，丁日昌不顾病重，亲自登城指挥救险，水灾之后，着力救济灾民，兴修水利。又接朝廷谕旨，渡海至台湾驻镇，半年中巡查全岛，整顿吏治、营伍、海防，改革税征。对“番人”（原住民）善者抚绥，凶悍者讨伐，剿抚兼施。倡导农垦开矿，督办了中国第一个用西洋机器开采煤矿的矿井黄隆煤矿。主持架设旗后至安平（今高雄至台南）的电报线，这是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筹建台湾铁路，此为中国拟建的第一条铁路。由于经费困难和顽固派的阻碍，计划成了泡影。这些建设事业不但对发展台湾经济，而且对中国引进西方先进生产力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他任台湾主考时，亲自录取了爱国志士丘逢甲为童子试第一名，特赐给“东宁才子”印章一颗，还让丘逢甲住在抚署内遍读所有藏书，对丘逢甲的成长有很大支持。 光绪四年（1878）四月，丁日昌因长期带病操劳，病情见重，终于获准回籍养疴。这年十一月间，他又接到朝廷谕令，要他立即赴闽办理乌石山教案。英国教士擅自在福州南门乌石山建造教堂，导致福州绅民火烧英国“神学书院”，酿成教案。丁日昌坚持原则，既将焚抢人犯判处，又令英人另租福州城外地而迁出乌石山，结了此案。丁日昌从福州回到揭阳，朝廷连下谕旨，加总督衔，驻南洋会办海防事宜，所有南洋沿海水师弁兵统归节制，兼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其后又要他病愈后即行入觐。但他卧病不起，更明白没有实权的会办大臣的奔走周旋之难，因而屡辞朝命，也没有再进京晋见。直至光绪八年（1882）正月初十去世，此前五年间大半居住在揭阳城东门的“絜园”。此园面山临水，台榭花木，颇似吴中风景。他还将收购之十余万卷图书收藏于此，将所居题为“百兰山馆”。丁日昌的藏书楼初名“实事求是斋”，后改“持静斋”，其中有宋元珍本70余种，明刊本283种，抄本475种，其他为《四库全书》所不收、未收、未录或未见的图书还不少，在当时被称为藏书“富甲一省”。丁日昌曾由增城移植两株挂绿荔枝种苗回榕城，其一栽于絜园，未成活，另一赠幕客榕城人许希逸，栽于许氏书斋“惠迪”，茂盛结果，丁日昌曾陪同到访书法家何绍基到惠迪书庄啖荔论文。可惜此荔树于20世纪50年代末被砍伐，百年珍果毁于一旦。他身在林泉，心系国家，其心境见于“絜园”之楹联： 闲云野鹤无寻处，魏阀江湖只此心。 在此期间，北方直隶等省不断发生旱灾，丁日昌为赈灾劝捐，竭诚劝说潮州、香港一带绅董乃至派员赴南洋各埠劝捐，共筹得捐款一百几十万两之巨。对于南洋之防务，他本着在野尽言的态度，上书《海防应办事宜》，其后又再度上奏，力促改旧式水师为轮船水师，强调起用水师学堂培养水师人才，主张派遣学生出洋学习，并雇用西人教练建立新式海军。他在临终前口授遗折中，还念念不忘对时局的分析和对朝廷之期望：“西北南三境皆与英法俄接壤，东又有日本狡然思逞，伺衅而动，我弱一分则敌强一分，我退一步则敌进一步……及今而力图实际，尚有可强之时；及今而仍说空言，难有自强之日。”“举国上下同心协力，迅图自强之实，”“勿分畛域，勿惮浮言。” 留下了爱国的肺腑之言。 丁日昌去世后，诰授光禄大夫建威将军，赏戴花翎正一品封典。其生平著作有沈葆桢点评《抚吴公牍》50卷，门人刘瑞芬、陆润庠校订《丁禹生政书》36卷，门人李凤苞编辑《百兰山馆政书》14卷，《百兰山馆古今体诗》5卷，《百兰山馆词附楹联》1卷，编校《牧令书辑要》、《百将图传》、《火炮图说》、《地球图说》、《法人游探记》、《西洋兵略》7种。藏书由莫友芝辑《持静斋书目》5卷。丁日昌少即喜诗词，诗境尤深。《百兰山馆诗》收进古今体诗有631首，附收词14首。而他的《揭阳新乐府》未收入此集中，存于饶宗颐编纂的《潮州志》内，采用民歌体，包括《秀才牙》。《新郎锁》、《寡妇簪》、《老农水》、《估客肠》、《远方药》共六章，是他归居揭阳时观粮差衙役相继肆虐，百姓受害，有感而作。兹录《新郎锁》以见其爱民之心，忧时之愤，透于纸背： 新郎谁，花寨李。郎年十八娘十五，一双白壁照秋水。明日艳服正亲迎，忽听琅挡响有声。劈头且把新郎锁，拖手拽足横横行。旁观鼓噪千声喊，风号云垂天暗暗。书差惊恐弃新郎，急急报官为夺犯。官闻报，声如雷，速雇五百壮勇入乡如喧■。马前吹鼓角，马后飘尘埃。白须老人十十五五焚香道旁擎酒杯。泣陈去年儿婚被差锁，不意今年侄婚锁又来。自家钱粮已清数，但余穷丁绝户无人催。官怒目，民眉蹙，但听声声呼拆屋。上官草奏报治安，下官带兵住乡曲。累累乡老锁项来，何人肯听一路哭。呜呼！一室报婚百室荒，劝人且勿作新郎。 丁日昌府在揭阳榕城北窖柴街。建于清光绪年间，为潮汕地区传统民宅"四马拖车"布局，总面积达六千多平方米。大门外有石狮及旗杆夹斗座、麒麟照壁等，均毁于"文革"期间。宅内，虽现代有所改建，但基本布局仍如旧。揭阳博物馆内藏有光绪九年（1883）光绪帝"谕祭原任福建巡抚丁日昌之灵"的诏书以及李鸿章、曾纪泽、冯桂芬、李鹤年等致丁日昌书。 主要参考书目： 《清代碑传全集》三编卷14本传。 赵春晨：《晚清洋务巨擘一丁日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郑衡：《丁日昌与洋务运动》，《岭南文史》1984年第2期。

（一）专著：1、《西藏昌都——历史·传统·现代化》（合著，格勒主编，王川系该书编委会、执行编委会的编委），重庆出版社2000年9月；2、《清实录西藏昌都地区史料选》，独著，20万字，西藏昌都地区方志委员会刊行，2001年1月；3、《拉萨河畔六十日——拉萨河流域的自然生态与人文景观》，独著，23万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4、《西藏和其他藏区特殊开发途径》，合著，副主编，20万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5、《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独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2月版。6、《学界泰斗——陈寅恪》，独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二）论文（凡未注明者均为独著）1、《清代昌都三岩地区政事拾遗》，《西藏研究》2000年4期，第55—61页。全文收入：①西藏昌都地区地方志总编室主编《昌都地区论文选》，2001年4月，第93—108页；②“中国西藏信息网”和“西藏网”两个中文简体网站均全文转载2、《西洋望远镜与阮元望月歌》，《学术研究》2000年4期，第82—90页（全文收入：①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明清史》2000年第4期第74—82页全文转载；②中国“新青年”网全文转载；- 2003-12-17）；3、《史学家陈寅恪在康乐园的生活情趣》，《岭南学报》（香港岭南大学学报）新第2期，2000年10月，第297—313页（刘克敌：《二十年来之陈寅恪研究述评》，《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5期评价了该文的观点，刘文又4、《民国时期西藏昌都地区的国民政府工作人员及其活动》，《西藏研究》2001年1期，第85—90页；5、《陈寅恪与陈述的学术交往》，《史学史研究》2003年1期，第23—31页；6、《陈寅恪、冼玉清的纯阳观之游》，《岭南文史》2003年1期；7、《陈寅恪与蜀中诸儒的交往》，《文史杂志》2003年3期；8、《陈寅恪与岭南花木》，《中山大学校报》2000年6月15日51K 2005-1-18 及“国学网”等数个网站全文转载）；9、《“稳藏必先安康”的历史新启示——关于甘孜州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对策建议》（合作撰写），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委托课题，2002年4月；10、《刘文典与陈寅恪学术交往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1期，第198—118页；11、《“茶马古道”旅游品牌打造的思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2期，第27—32页；12、《清及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丹达神崇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1期，第76—84页（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中国近代史》2003年第7期第43—51页全文转载）；13、《晚清民国时期藏政要员的洋务背景》，《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13—19页（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中国近代史》2003年第8期第43—49页全文转载）；14、《近百年来中国对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保护》，《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第64—69页；15、《历史学者陈寅恪姓名“恪”之读音》，《东方文化》2003年第6期，第146—148页；16、《研究中华传统政治文明，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北京）2004年第1期第63页；17、《民国时期“西康农事试验场”的设置及其实际成效》，《西藏大学学报》（拉萨）2004年第1期第44—48、60页（①人大复印资料F7《经济史》2004年第3期第67—71页全文转载；②中国西藏信息中心全文转载见18、《西藏民俗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评<西藏民俗文化>》，《中国藏学》（北京）2004年第2期第113—114页（中国藏学网全文转载，见19、《藏区城市昌都在近代的变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第106—114页；20、《民国三十六年西康省的植树节及其造林评价》，《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咸阳）2004年第3期第23—27页；21、《陈寅恪与伯希和学术交往述略》，《中山大学学报》（广州）2004年第5期第80—84页（教育部主办《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4年6期摘录主要观点）；22、《谈蕃说胡 更上一层：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评议》，《西北民族研究》（兰州）2004年第3期第115—119页；23、《陈寅恪与伯希和》，载《文汇报》（香港）2004年6月8日（京港学术交流中心简报有报道，24、《略论汉藏教理院在促进汉藏文化交流中的贡献》，《西藏大学学报》（合著，第二作者）2004年第4期第51—59页。25、《清末、民国时期西康地区的农业改进及其实际成效》，《民国档案》（南京）2004年2004年，第4期，第54—59页26、《陈寅恪与四川学者的交往述论》，《中山大学学报》（广州）2004年第5期，第107—113页；27、《民国后期“西康省农业改进所”的设立始末及其历史意义——四川藏区农业近代化起源研究之一》，《西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28、《陈寅恪与藏学研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咸阳）2005年第1期第18—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