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记的论文3000字开头

夏朝是中国历史中记载的第一个王朝，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距今约前21世纪—前16世纪。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大禹传位于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成为世袭制的"家天下"。 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然而真正有年代记载的历史却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此前的历史年代都是模糊不清的。虽然其中部分也有年代记载，但这些年代比较模糊而且各不相同，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世系而没有记录具体在位年代。所以共和元年（前841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年表。 因此出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却只有三千年历史记载的现象。夏代、商代是否存在？具体在哪里出现？一直是笼罩在中国考古界头上的一团阴云。 随着上个世纪，安阳殷墟以及甲骨文的考古发掘，直接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这给了我国学者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希望能从考古学上寻找到夏王朝的文化遗存，寻找夏王朝存在的证据，成了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豫西开始了考古调查。洛阳偃师二里头逐渐被纳入学者的视线。此后，中国几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诸多大型宫殿基址、青铜冶铸作坊、制陶遗址以及与祭祀有关的宗教建筑，出土了很多青铜器和玉器，证明了它是一处年代早于商代的都城规模的文明遗址。中国青铜器时代始于夏代，传说大禹铸九鼎，考古工作者在偃师二里头和洛阳东干沟遗址中发掘出陶范、炼渣、炼铜坩埚残片，这些也证明二里头文化已经有了冶炼和制作青铜器的作坊。二里头文化地域分布和史书中夏代版图相对符合，二里头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都在夏积年的范围之中，因此二里头遗址和文化成为国内外学者公认的夏文化遗址。 一般情况下，学术界认为的文明起源的三大标志为青铜器的使用、成熟的文字体系、大型祭祀中心和城市。但是符合上述标准的只有殷墟，因为按照这个标准，只有到了殷墟时期，中国才算是进入到了文明。而中国学术界认为的夏代二里头文化遗址，发掘下来，已经有了初级青铜器的使用和城市聚落，可却没有成熟文字的发现和记载。而且文明断代无论如何断代怎么也到不了夏代积年，最多只能到夏晚期，也就是公元前1750年左右。我们中国通常习惯称自己为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可是实际上能考出来的只有三千七百年，早于商朝的年代似乎只能称之为文化，而不是文明。记得著名的易中天教授在一次讲座中说道：“目前中华文明最多只有三千七百五十年。” 甚至有些外国学者认为：所谓夏朝，根本就是周人臆想出来的历史传说，是周人为了灭商战争的合法性而有意为之。 夏代在我国五千年文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若不能考证出来就无法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关于夏朝是否存在的问题，之所以有如此多的争议，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至今没有发现夏朝文献。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的几十个文字状的符号，被认为同甲骨文存在一定的关联，但是这些简单的字符，无法证明夏朝存在。著名学者徐中舒甚至反对将这些符号视为文字，直接指出夏朝更多使用的是刻木、结绳记事。 百年来，几代中国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寻找夏朝存在的直接证据，尤其是出土的文字资料，特别是考虑到商代甲骨文已经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间接说明了甲骨文定然是由一种更为原始的文字逐步发展而来。人们希望找到“夏代”的文字来为有关夏朝的文献记载提供考古证据，可令人遗憾的是一直未能出土类似安阳甲骨文的文字记载，已经考古出来的商代甲骨文中也没有提及过关于夏的记载，似乎夏朝真的犹如缥缈烟云般，只是虚幻的存在。 不过也有很多相信夏朝存在的学者，在距今约3000年前的《尚书·周书》中出现了最早关于夏朝的记载，那个年代距离史书记载的商灭夏不过600年时间，如果夏朝是周人杜撰出来的，用于宣传周朝取代商朝和商朝取代夏朝，是正义克不义，周朝秉承天命而代商，那么如何能取信于当时的商遗民。而且司马迁的《史记》中有关商王世系的记载已得到后世甲骨文的证实，那司马迁的史记有关夏的记载定然是有一定真实性和依据。另外，通过碳十四测定，二里头文化遗址，跨越约6个世纪，（前23世纪—前17世纪），基本和史记中的夏朝纪年相当。从这三点来看，夏的存在可能性很大。 通过一系列论证和考古发现，现在国内的学者大部都认同夏朝存在，二里头文化遗址是为夏朝都城遗址，不过也有一些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对此存在质疑，一些学者认为，至今未在商人的甲骨文中发现夏朝存在的证据和记载，以及文献中对夏朝的记录也都年代久远或者模糊不清，推测“大禹治水和禹传启家天下，三皇五帝禅让的传说是早期商人的神话故事流传演变下来的”。“同时，一个文明的是否存在，需要有文献资料作为证明，而且文献必须是当时用本民族文字书写记录而成，而非口口相传。”如果神话演变成为历史，那么跟某邻国棒子吹嘘8000年文明有何区别。虽然目前中国大多数学者对夏文化遗址的存在表示认同，但是并不等于夏朝的历史就已经得到考古学实物的证明，国内学者目前在夏朝的定论上也只是大体论断了年代框架范围，要确实证明夏朝的存在，还需大量文字和考古的证据。

读《史记》之感《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史学开拓之先者，汇文学精华之萃。蕴涵着丰富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文学和历史的双重结合，使《史记》得以位列于二十五史之首。鲁迅先生给予过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评价。读完这部史记之后，我终对它绽放出的文学光芒有所涉猎。“史家之绝唱”是说其历史学成就。司马迁参酌古今，创造出史书撰写的新体例。《史记》确实是集先秦及汉初之大成的私家著作。分量之大，卷帙之多，内容之富，结构之严，体制之备，均可谓空前。班固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实录”精神,又堪称绝后。 “无韵之《离骚》”，指其文学成就。司马迁著史绝非局限于文献的收集、整理、考证，也不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从外部客观地观察历史，他是带着深切的痛苦去理解笔下人物的奋斗和成败，所以笔端常饱含着悲愤。尤其对布衣闾巷之人、岩穴幽隐之士和才高被抑、无可申诉者，更是写得一往情深，感同身受。司马迁在叙事中敢写事实，以致于“显暴君过”，本来已经与屈原相似；其“肆于心而为文”，也和《离骚》一致。所不同者，《离骚》是直抒胸臆，《史记》则寄于笔下的人物。《史记》近于《离骚》的那种悲愤，不一定是得之于学，恐怕主要是因为司马迁的感愤同屈原一致，甚至可以说，因为司马迁生于汉季，比屈原看到了人世间更多的不公不平，所感愤者比屈原还要深广。 了解了如此之高的评价，不禁给我们有了几分好奇。究竟《史记》是本怎样的书。它的精华在哪？个人的观点有以下几点：精湛的语言文字《史记》中的语言文字非常精湛和准确。例如《鸿门宴》中。在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语言的精湛更加突显其中有一些称谓和语言都显现了项羽和刘邦的性格 “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曰：“鲰生说我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清代学者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批评说：“高帝此时尚未为王，且前后俱称沛公，何忽于张良三称大王耶，且《史记》书中多次项羽部下对项羽称呼大王，连刘邦的部下也对项羽称王。” 例“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羽甚至“率直”到把敌方为自己递送情报的人随口供出。所以项羽失掉本唾手可得的天下并不是历史对我们开玩笑，而是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因为项羽的自以为是和宅心仁厚，还有倔强。“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这是杜牧的《题乌江亭》。若说此诗则就联系到<垓下之围>。在垓下之围，逞个人英雄主义，将决战演绎成快意恩仇的“个人秀”，被刘邦打败。最终所幸逃至乌江。但至于乌江，他，面对滔滔江水，感慨万分。最终觉得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天要亡己。于是自刎而死。而次诗则是杜牧惋惜项羽的才能所作的诗。 从诗中联系《史记》中的记录，我们不难看出项羽是个军事能才。但是他不适合当君主。一个君主最重要的不是骁勇善战，而是能够运筹帷幄。所以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是由人物的性格结合史事来记述事件。所以语言就自然流畅合理。⒉独特的写作方式阅读《史记》最大的一种感触类似在读一本对历史的读后感。里面流露着司马迁的丰富的思想感情。⒊敢于批评世风若不是因为李陵事件，或许司马迁永远只是一个小小的史官。因为汉武帝的一个问答，司马迁发表了自己一个见解，就被戴上为李陵辩护的罪名被处于犯上的罪名。而按照当时汉代律令，犯上的罪。有三种处罚：①用钱赎人。②宫刑③死。当时被戴上罪的时候司马迁正在开始写《史记》自然不会选择死，而他家世代是史官。根本没有多余的积蓄来赎他那么最后只得接受宫刑……对于我们来讲，看到这。不禁感慨万千，为他而悲哀。其实若不是这次李陵事件。或许就没有今后司马迁的成就，更没有辉煌灿烂的〈〈史记〉〉一书。而我们由此也可以感受到，任何事物都不是单纯一面，都是双刃剑。因此我们看待问题要全面客观。〈〈史记〉〉更像一本在传授我们历史知识时又告诉我们如何为人处世，总结前人的错误。避免重蹈覆辙。以他的无畏精神传递后世们要引以为前车之鉴。时刻记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每一位学者对史记都有不同的见解。作为学生的我们，了解的或许只是皮毛的知识。对于这部巨作，现在的了解和认识远远不够。它告诉我们的道理也不仅仅如此。所以我们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来充实我们的知识面和了解广度，开放我们的视野。

《史记》读后感 　　喜欢在边缘与缝隙中窥看历史。 　　喜欢把历史读成小说，也就把《史记》读成小说。《史记》写男子也写女子，写男子不吝笔墨，写女子一笔带过；写女子多淫荡，也多真性情。《史记》于我历历在目的也便是这些女子。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褒姒任性不知轻重；然天下不负幽王，而王自负。曾看过无名氏《烽火戏诸侯》，画中褒姒就像观音低眉，正如佛经云：“仪容婉媚，庄严和雅，端正可喜，观者无厌。”或许这是后世对褒姒的一种阐释，政治也好，淫荡也罢，全归于禅意。 　　《史记》不写妲己形貌，看过只是很简单地知道纣王沉迷于她的美色，听信过她的话。但许仲琳《封神演义》谓其：“乌云叠鬓，杏脸桃腮，浅淡春山，娇柔柳腰，真似海棠醉日，梨花带雨，不亚九天仙女下瑶池，月里嫦娥离玉阙。”真真尤物！妲己成为经典也都使世人心思。 　　女子如水，君子当如器。可中国对女子历来缺乏宽容与平和，不但男子对女子，女子对女子也不过如此。那些烟视媚行的尤物常常引起他们本能的嫉妒，嫉妒而生亲近之意，一旦不可企及，便本能地恐惧，又生贬抑之心。妲己成为了狐，女子们也并未像最初的狐一样受到尊敬与膜拜，倒是为“红颜祸水”之说制造了那么一点点可疑的佐证。便痛恨那些古代风气，于女子而言，全是轻蔑与禁欲的压抑。 　　记得蔡姬故事：“桓公与夫人蔡姬戏船中。蔡姬习水，荡公，公惧，止之，不止，出船，怒，归蔡姬，弗绝。蔡亦怒，嫁其女。桓公闻而怒，兴师望伐。”也背诵过“齐侯以诸候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至此，不由大笑桓公也有此狼狈滑稽。其实，淫荡却无邪，才是女子本色，只会让人觉得是美的，而淫荡无邪的绰约处子，更是女子中的极致。我爱的就是蔡姬轻狂如处子，天然情性。蔡姬故事，《史记》未详写，也正因这简略，则惊鸿一瞥，随意怀想之间尽是明媚与凄艳。 　　骊姬二字极佳，骊可为好马，也可为猛龙，骊姬之骊为骊戎之骊，也并不妨碍我将她与好马与猛龙连起来想。先秦女子之名，可同鸟兽虫草，有时候是这些名字在刻画它们各自的主人，以兽为名的女子，只观其名，似乎就是有了兽类的野性以及这种野性天赋的属于自然之子的骄傲与高贵。而且骊姬为人险毒，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若以旁观者的眼睛来看，不失为另一种美；自然，这样的女子，于当下流行文学的小说作者倒是好材料。 　　讨厌卫子夫，大概是先听了“金屋藏娇”，如此，卫子夫成了凭借美貌趁机而入的第三者。到底我在为阿娇不平。卫子夫是个大花瓶！或者是宁静演的那个卫子夫实在让我失望。可卫子夫的下场也不好，有些狼狈，《史记》女子们也大抵如此，得善终者少。而她们也不过亲自充当了是古代中国女子的谶言罢了。 　　女子降生本是福气，女子的敏锐，朴拙，凌厉，温和，才艺，美貌，诸般种种，是女子的福气，也应是人间的福气，但为何这诸般种种却是一具埋葬在灵魂深土下的腐尸，无论曾经有多么绚烂光华，却已朽烂着并长存着，常常在她们沉睡时游离成恶梦，妆扮成她们醒来时猛然发现的躺在身边的骷髅。最是谁喂养了她们少女时代的情欲？其实那些本是一种极致之美，少女的情欲美好而惨烈，惨烈是因禁欲。那些情欲，让她们无法回首，回首之时，人世已深。这无端秀色，当真好没来由！ 　　鲁元公主若不曾被爸爸刘邦几次踹下车，我也不会觉得她是可怜可爱的；而我所喜欢的那个卫子夫，却一定是个夏夜里将萤火虫关进骷髅壳里的少年女子；刘陵聪慧，有辩才，最终死陷囹圄，父亲刘安也留下了鸡犬升天的传说，却不知长生一梦醒，淮南草木又深了几许。 　　女子好像是突然就失去了最初的神性，不会再有女娲与伏羲的乱伦，从此神灵便是神灵，女子，则彻底沦落，青楼不是真风月，而世间于女子，却处处是艰辛风尘。而《游侠列传》里全是男子，女子无游侠，女子成为游侠是在以后的侠义小说里开始的。《史记》女子，也全无游侠气，到底她们是无此心，游侠本也是一种心境而已，聂荣为弟而死，那江湖终究也与她无关。 　　不喜欢赵太后，并不因为她已经是“媪”的缘故；就再说说薄太后与窦太后，我喜欢的都是她们还没有成为太后、即当初失意时，那时她们心怀失意与不满，才是人间的可爱女子。她们成为了太后或皇后，就不是当初的那种感觉了，仿佛有什么东西，一去不复返。究竟为何我也难以表清，感觉本身过于微妙，难以捕捉，迷离又神往…… 　　可惜古之女子无自由，骊姬得以横行后宫，却反为权谋所溺，又不是真自由了。或许自由意味着更高层次上的抉择，并且不为此抉择所累。除了自由本身，谁也没有权利来确认一个女性的价值。但愿能够看到一个活着的女子，她真的足够强大，这样的女子，又应该有怎样的心境？我怎么知道！ 　　还是可惜了，太史没与王昭君活在同一个时代，还真想看太史会怎样写昭君。四大美女，以前喜欢西施，可能是因为她扮演了半个间谍的角色，后来才喜欢昭君，接着就一直最喜欢昭君了。汉帝痛悔，吾当快哉！当昭君的容光震惊了大殿上的所有人，单于使者们的谢恩与君王欲反悔而不得便是昭君的复仇之得逞。明妃去国，汉川亦为之失秀，失意之仇得偿后，又是怎样的虚空与苍凉？昭君自知。 曾怀疑过昭君的存在，这段故事太像传奇，像一部真实的悲剧。且将昭君看作一种情结，慰藉后之怀才不遇者。然昭君之前并无昭君，昭君去后，亦无昭君，世人从来各欲所欲，各哀其哀，又何必以昭君自许？ 　　伍举入谏时，楚庄王左拥右抱的郑姬越女，郑姬越女，你们去国离乡，可会想着回去？夜深也忽梦少年事？这也足以让我凝神感伤。在边缘与缝隙对向历史，所见所闻是血淋淋的断面，有时觉得都是戏，戏里春风别旧梦，而戏外则叹息如此春风又一年。其实戏里戏外，知道了就记住不忘，何必当真执着？历史常常被刻意湮没，那些真实的、残酷的，也就成了化不开的象征与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