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关系论文

尽管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已经有两部婚姻法规范婚姻行为，并且国家立法机关于2001年4月28日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对现行婚姻法的进一步完善作出了相当的努力，然而，不仅婚姻法本身没有对重婚的定义作出规定，而且原《婚姻登记管理办法》、现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2001年12月24日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01]30号）都没有界定重婚的含义，这就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同时，理论界对重婚的理解，实际上形成了三种观点。持狭义说者认为，只有当在先的婚姻是法律婚，当事人以法律婚或者事实婚与之重合时，才构成重婚（罪）[1]；持广义说者主张，无论在先的婚姻是否法律婚，也无论与之相重合的婚姻是否法律婚，都构成重婚（罪）[2][P327]；持最广义说者不仅赞同广义说，甚至主张“包二奶”也构成重婚（罪）[3]第三种观点尚未见到有法院判例支持，前两种观点则都有判例可循，并且广义说有广受欢迎的迹象。法治原则要求国家制定法能够得到统一实施，而统一实施法律的社会实践离不开对法律规范趋同化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对上述观点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中文论文网 - 十万毕业论文免费下载 网址D:一、法律主义：认识婚姻及其本质的支点婚姻作为社会关系的特定形式，以两性的结合为自然条件，是社会制度所确认的男女两性互为配偶的结合。[4][P8]尽管从自然属性上讲，婚姻以男女同财共居为形式，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以来都从自然属性上理解“婚姻”这一概念，国民政府时期的婚姻制度不仅没有改变传统文化对婚姻的认识，而且认可这种民间自然形成的婚姻形式。1950年到2000年整整50年间，新中国两部《婚姻法》的实施，向国民昭示：婚姻以登记为要件；要结婚，得登记。然而，“登记结婚”的要求虽然在广大城镇已被自觉接受，但在偏远乡村仍然受到习惯势力的顽固抵制。2001年4月28日修订的《婚姻法》再次重申：符合婚姻条件的男女要想结婚，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不仅如此，《婚姻法》第10条、第11条还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以及婚姻的撤销制度，第12条对无效以及可撤销的婚姻的效力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即“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这就说明，婚姻不仅必须具备登记的形式，而且必须符合实质的要件，否则，即使经过登记，婚姻也不一定有效。有效婚姻受法律保护，可以对抗第三人的侵害，无效婚姻不受法律保护，不能对抗第三人。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无效婚姻事实上有两类，一是不具备婚姻形式要件的纯粹自然意义上的“婚姻”即事实婚[①]，因为其从未得到国家婚姻登记机关确认，所以不需要经过婚姻登记机关公示即无效，无论这种“婚姻”是否符合婚姻的实质要件，从始到终都无效，不受法律保护。换言之，这种“婚姻”关系，不可能也不应当成为刑法上的客体；二是具备婚姻形式要件，但不符合婚姻实质要件的婚姻，包括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姻、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未达到法定婚龄的几种情形。尽管这种婚姻曾经得到婚姻登记机关确认，但不是必须经过婚姻登记机关公示或人民法院判决才无效，而是从始到终都无效。其婚姻关系也不能成为刑法上的客体。在婚姻登记机关宣布其无效后，即使当事人继续同居生活甚至举办结婚仪式，也不受法律保护，其关系同样不可能成为刑法上的客体。至于可撤销的婚姻，其效力状况并不复杂。由于这种婚姻除了当事人被胁迫这一因素外都符合婚姻的实质要件，并且已经得到婚姻登记机关确认，所以除非当事人主张抗辩理由，否则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如果被胁迫结婚但没有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从结婚之日起（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从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向人民法院或婚姻登记机关请求撤销该婚姻，法院判决予以支持，则其婚姻效力不仅仅终止于被撤销之时，而是自始无效。[②]在此之前，其婚姻关系应当成为刑法上的客体。设若该婚姻被撤销之后，请求人反悔，仍然与被请求人共同居住生活甚至举办结婚仪式，也不受法律保护。综上所述，虽然国外立法对事实婚的态度趋向缓和，[5][P238-240]但我国《婚姻法》对婚姻的成立，采取的仍然是严格的法律主义。[③] [6][P55] 中文论文网 - 十万毕业论文免费下载 网址E:在法律主义的引导下，婚姻的合法性成为婚姻的本质属性。[7][P66]合法性要求法定的婚姻主体资格具备者依照法定程序成立婚姻，方有法律效力，否则不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婚姻绝非两性自然的生理结合，而是经当时社会确认其为夫妻关系的社会关系；婚姻关系只能存在于具有合法的夫妻身份的男女双方之间。[8][P6]因此，公民不能因事实行为获得配偶权。据此原理，《民法大辞典》将“配偶”界定为“结成合法婚姻关系的丈夫和妻子”，“男女双方结婚而产生的亲属关系”。[9][P869]尽管配偶权的内涵，在理论上还有身份权说、专属支配利益说、性权利说等不同的认识，但这些认识共同认为：配偶权的前提或者说产生基础是合法的夫妻关系；配偶权的主体具有特定性，即其权利主体是合法婚姻关系的当事人；配偶权属于身份权性质；配偶权具有专属性，即具有夫妻相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配偶权的内容具有特定性不可侵犯性，即配偶具有同居的权利和义务、忠实的义务、婚姻住所决定权、相互扶养的权利和义务、生育权和日常家务代理权，这些权利不容他人侵犯。[10][P67，P250-252]修订婚姻法虽然没有明确使用配偶权一词，但已经确认了配偶权的若干主要内容。[11][P253]二、配偶权：婚姻关系的基本权利，重婚罪侵害的法益中文论文网 - 十万毕业论文免费下载 网址I:婚姻、配偶、配偶权，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这三个概念相互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婚姻必须经合法确认才具有法律效力，才能形成婚姻关系；配偶权产生于合法婚姻的建立，是特定男女之间的夫妻身份关系，以特定的权利义务为内容，非自然形成，而是法律赋予；享有配偶权的男女才互为配偶；配偶是婚姻的主体，只有配偶才享有配偶权。换言之，事实婚不具有配偶权，形成事实婚的男女不是配偶-准确地说，是法律不承认其为配偶。这是对上述三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正确解读。正因为如此，《婚姻登记条例》第24条才会规定：“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男女公民以事实行为结成“婚姻”，即事实婚，是一种独立于法律和人们的评价之外的客观存在，其客观属性不可抹杀。但是，承认其客观存在的事实，绝非承认其存在的价值和效力。《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申明：“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一律按非法同居对待。”此主张不应被理解为事实婚在客观上已不存在，而应理解为不承认事实婚的效力。在民法上，重婚之形式，表现为两个既存婚姻之重合，重婚之实质，在于这种使两个既存婚姻重合的行为，抗击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原则和制度。在刑法上，重婚之实质，在于有配偶者隐瞒婚姻事实真相，欺他人与之再度结婚，或者有配偶者在他人的主动配合下再次形成婚姻，分别以独自犯罪或者对合而成共犯的形式，故意挑战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惟其如此，一夫一妻制度下形成的婚姻关系，才成为重婚罪的客体。[④]中文论文网 - 十万毕业论文免费下载 网址F:近年来，在认识犯罪客体问题上，一些刑法学者引入了法益概念。笔者认为，法益说的建立，至少在划定犯罪圈问题上具有优势。犯罪客体是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侵害或威胁的社会关系。法益是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12][P167]由于“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与“法益”具有一致性和相通性，[13][P211]可以说重婚罪所保护的法益就是配偶权。在先的事实婚不存在配偶权，也就不存在刑法上的法益，不存在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对事实婚的“冲击”行为也就没有刑法上的社会危害性，不能纳入刑法打击的范围，而应当由伦理道德规范和民法、行政法调整。三、重婚罪的客观表现形式如前所述，重婚罪的实质在于发生在后的婚姻行为对前一尚存的合法婚姻关系的侵犯，亦即对国家赋予的配偶权的侵害。问题在于：与在先的法律婚重合的“婚姻”是否包括事实婚？换言之，刑法第258条所谓“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中的“重婚”、“结婚”是指事实行为还是法律行为？1994年1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作出批复：“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发布施行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在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疑问，认为那些未依法进行结婚登记的人，在民事法律规范中得不到承认与保护，但若其为有配偶者则在刑事法律规范中要承担刑事责任，换言之，一个有配偶的人，未经结婚登记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他在民事上无婚可离，在刑事上则有婚可重，实在令人匪夷所思。[14][P242]笔者认为，承认事实婚的存在不等于肯定事实婚的效力。“存在”与“肯定效力”是两种不同概念，前者属于意识范畴，后者属于意志范畴。上述司法解释针对的是两种以“事实婚”冲击法律婚，侵犯其配偶的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此婚非彼婚，“事实婚”不是婚姻，而是非法同居关系，并且是严重的非法同居关系。一般的非法同居具有隐秘性和显著轻微的社会危害性，但以夫妻名义进行的非法同居行为，则属于公开挑战一夫一妻制度的严重违法行为，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应而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推而广之，产生于法律婚之后的“婚姻”，无论是事实婚还是法律婚，在法律上均无效力，均处于法律保护范围之外，但其存在，客观上侵犯了在先产生的配偶权益和一夫一妻制，故应以国家暴力予以反击或防卫。[15][P17]在这种情况下，侵害在先的婚姻关系和婚姻当事人配偶权益的事实婚，本质上具有非法性，其婚姻行为属于违法行为；而其侵害在先的婚姻关系和婚姻当事人配偶权益的法律婚，尽管形式上经过婚姻登记机关确认，但属于无效婚姻，本质上也不具有合法性，仍然属于违法行为。这种违法的婚姻行为的实施，不仅必然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之间的配偶权，而且必然侵害作为社会正常细胞的一夫一妻制度下的婚姻关系，具有实然的社会危害性。反过来看，当在先的“婚姻”不具有合法性时，其后的事实婚行为实质上不过是以违法行为对抗违法行为，这种“以非对非”的行为，从性质上看，属于因性关系的紊乱无序而有伤风化的行为；从哲学上讲，在先的事实婚不是对一夫一妻制度和婚姻关系的否定，而是对婚姻登记程序或者说婚姻形式要件的否定，在后的事实婚既是婚姻登记程序或者说婚姻形式要件的否定，也是对前一违法婚姻行为的否定。这种否定当然不能得到国家的肯定，但它本身恰恰肯定了婚姻形式要件或者说登记程序存在的价值，这就是：未经国家婚姻登记机关确认的“婚姻”是没有安全保障的，是没有配偶之间的基本权利可言的；究其本质来说，当然是违法行为，因而也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对于这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不需要也不应当扩张国家的刑罚权加以惩处。这一结论建立的根本理由在于刑法保护的权益没有蕴涵于在先的事实婚姻当中，并且刑法没有对这种有伤风化的行为加以罪刑法定化。 中文论文网 - 十万毕业论文免费下载 网址A:当在先的“婚姻”为事实婚，在后的婚姻为法律婚时，形式与内容都完全不同于两个事实婚竞合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中，后一婚姻关系具有合法性，其婚姻行为是合法行为，当事人是以既肯定婚姻登记程序又符合婚姻实质要件的具有积极意义的行为或者说有法律价值的行为，否定了前一具有消极意义或者说无法律价值的行为，是前一违法行为中的一方或者双方依法主动纠正自己违法过错行为的表现，是“以是对非”、“以善对恶”而绝非“以非对非”，自应得到国家的肯定而不是相反的处遇。否则，当事人本来已经自觉回归“黄金之桥”，已经把自己的行为矫正到法律的轨道，结果法院的有罪判决，实质上却否定了当事人既是事实上也是本质上的守法行为，否定了当事人依法登记结婚的行为。这实际上是在宣告：第一，如果你已经形成了事实婚，那么，你无论是再形成事实婚还是再登记结婚，都将面临牢狱之灾。你就坚守事实婚的阵地吧！第二，婚姻不登记没关系，法院会保护你的事实婚的。试问，法律是这样实施的吗？如果法律实施的效果就是如此，这样的法律还有必要继续实施吗？究竟是法律本身错了，还是实施法律的行为错了？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法律本身没错，是法律的实施行为错了。当然，对法律的实施抱有理想主义的人也许会说，前一事实婚姻的当事人如果还想再次结婚，就应当依法解除前一婚姻关系。问题是，请务必注意，不论当事人是以何种案由起诉，法院作出的判决结果只能有一种，那就是宣告“解除非法同居关系”而不是解除婚姻关系。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既然在后的婚姻不论性质如何都构成对在先的事实婚的重合，那么，法院就应当承认事实婚存在“婚姻关系”而不是“非法同居关系”，为什么法院却不予承认呢？既然法院认为在先的事实婚属于“非法同居关系”，那么，在后的婚姻就不可能发生与在先的婚姻的重合，为什么法院却认定当事人重婚呢？这种两难境地是法律本身造成的还是实施法律的行为出现偏差所造成的？答案也只能有一个：当然是实施法律的行为出现偏差造成的。中文论文网 - 十万毕业论文免费下载 网址A:事实婚不受法律保护，因此，公民先有事实婚，后有法律婚者，或者前后两次（以上）持续存在而阶段上有重合的事实婚，均不构成重婚，因为无配偶权之存在，后一“婚姻”无论是否有效，均不侵犯配偶权，当然也不可能侵犯赋予公民配偶权的婚姻家庭制度和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换言之，刑法上的重婚只可能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为在法律上有配偶的人即依法登记结婚的人再与他人结婚，“他人”若不知对方为“有配偶的人”即已依法结婚尚未解除的婚姻者，“他人”属于“上当”或过失，不具有重婚的故意，故不构成重婚，而“有配偶的人”具有重婚的故意，故构成重婚；其二为无配偶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此时，相婚原系明知故犯，属于以自己的配合行为加功于“有配偶的人”的重婚行为，即以帮助犯形式加功于实行犯，从而构成重婚共犯。两种重婚均以法律婚在先为前提。那种认为重婚情形中前后婚姻均可以是事实婚的认识[16]，不仅仅是承认事实婚的存在，其根本错误还在于实质上“承认”了事实婚的效力，从而使“民间法”获得了与国家制定法同等的效力，其后果是：民间的仪式婚作为婚姻成立的要件或者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作为婚姻成立标志的“习惯法”，将长期对抗以获得民政部门登记作为婚姻成立要件的制定法，婚姻将长期处于无序状态，国家婚姻法的效力将永受抑制。中文论文网 - 十万毕业论文免费下载 网址B:四、“包二奶”行为不宜论以重婚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下，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对一般的“包二奶”行为不宜认定为重婚罪。首先，“包二奶”行为虽然具有违法性，但它不是婚姻行为，而是非法同居行为。把这种行为纳入刑法打击范围，超出了刑法规范范畴。其次，现行司法解释没有涉及“包二奶行为”。设若未来的司法解释把它解释为重婚罪，也属于超出刑法有关规范可能具有的含义的类推解释而不具有正当性。因此，一般的“包二奶”行为不是公开对抗婚姻法的危害行为或者说不是情节严重的危害行为，不宜作为犯罪处理。但是，如果是以夫妻名义进行的“包二奶”，则属于事实婚，与在先的法律婚竞合时，应当以重婚罪论处。五、余论笔者注意到，理论界学者对事实婚的认识与实务界的理解是有差别的。学者们从两性结合的自然意义上定义事实婚，从而使事实婚具有广泛的含义，它既包括未经登记并且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以夫妻名义同居的行为，也包括符合法定条件，但未经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的行为。而实务界的认识则比较务实，其理解的事实婚仅仅是指后一种情形[17][P53]，从而使事实婚一词在狭义上使用。立足于我国现实，国务院批转的国家婚姻登记机关的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并不是一概否定事实婚的效力。1986年3月15日实施的《婚姻登记办法》曾经规定：从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实施之日起，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按非法同居对待。1994年2月1日实施的《婚姻登记条例》退后一步，又规定：从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实施之日起，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按非法同居对待。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11月21日《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 2001年12月24日《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规定都体现了以下精神：1986年3月15日之前，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的，一方起诉“离婚”，起诉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否则应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1986年3月15日以后，1994年2月1日之前，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的，一方起诉“离婚”，如同居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否则应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1994年2月1日以后，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可以补办结婚登记，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18][P55]这些规定有两个特点：一是对事实婚姻一再让步，否定事实婚姻关系的时间表一再推后；二是似乎承认了事实婚的效力。前者使法的严肃性变得“活泼”起来，与修订婚姻法体现的严格法律主义格格不入。长此以往，公民完全有理由期待这样一种可能性：别把婚姻登记制度当回事儿，新的婚姻登记管理制度出台后还会认可事实婚的。这种公民意识的存在，何时才能使婚姻立法对“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进步”[19]的期待变为现实？后者带来的问题是：当前后两个“婚姻”都是狭义上的事实婚时，可以认定为重婚罪。如果在先的事实婚在诉讼时当事人才达到结婚年龄，而在后的事实婚的当事人在同居时就已经达到婚龄，究竟解除哪一个婚姻，就大有疑问；当前一个“婚姻”是狭义上的事实婚，后一个是法律婚时，也可以认定为重婚罪。此时，解除事实婚意味着否定了事实婚的效力，不应当按重婚对待；解除法律婚则意味着国家制定法败给习惯法，制定法的存在就属多余。而当前后两个“婚姻”都是广义上的事实婚中的第一种情形（即狭义上的非法同居）时，却不能认定为重婚罪；当前一个“婚姻” 是广义上的事实婚中的第一种情形，后一个是法律婚时，也不能认定为重婚罪。倘若婚姻当事人没有禁止结婚的情形，仅仅是未达法定婚龄而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岂不意味着行为的违法性仅仅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消灭，是时间而不是别的因素使行为合法化！这从法理上是讲不通的。中文论文网 - 十万毕业论文免费下载 网址H:其实，法律的目的性解释[20][ P127]可以使婚姻登记的制度安排合理化。根据现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理论界所理解的两种事实婚即未达法定结婚年龄即以夫妻名义同居以及符合结婚条件但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广义的事实婚，“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这一规定解释起来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相对承认主义的解释可以把它理解为在一定条件下承认其婚姻效力。目的性解释可以把它理解为：不论事实婚产生的时间长短，也不论其同居时是否符合结婚条件，更不论诉讼时当事人是否符合结婚条件，只要未经登记，一律以非法同居对待，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这种解释既是《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文义可能包含的内容，也符合婚姻法对结婚采取严格法定主义的目的。-* 贾凌（1971-），女，回族，云南昆明市人，云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曾粤兴（1965-），男，广东兴宁人，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博士生。[①] 因其本质上不是婚姻法所指的婚姻，故婚姻法第10条未将其列入。联系婚姻法前后条文的内容，不可能也不应当得出“婚姻法不认为事实婚无效”的结论。[②]从语言分析角度来看，这是我国《婚姻法》第12条当然包括的含义。需要说明的是，英美法对于可撤销的婚姻是从法院判决生效之日起无效。我国法释[2001]30号司法解释第13条规定：“婚姻法第12条所规定的自始无效，是指无效或可撤销的婚姻在依法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时，才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笔者认为，这一解释明显构成对婚姻法第12条规范的限制。这种限制的法律后果是：由于法院处理离婚案件必须解除一项婚姻，设若无效婚姻中符合结婚条件的一方与符合结婚条件的第三人登记结婚，法院将判决其回到无效婚姻中的另一方身边。中文论文网 - 十万毕业论文免费下载 网址B:[③] 也有学者认为，《婚姻法》关于补办结婚登记的规定，“实际上是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但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恰恰是法律主义的注脚。因为它不是简单确认一种事实状态，而是从程序与实质两方面要求婚姻合法化。[④] 对于重婚罪客体的另一种表述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笔者认为，根据“犯罪客体是危害行为侵害或威胁的社会关系”这一命题，具体犯罪的客体应当被描述为某种关系。-[1] 丁有勤。论“事实婚姻”之重婚罪的构成[J]，郑州。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2] 苏长青。侵犯公民民主权利和妨害婚姻家庭罪[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3] 赖传祥。论重婚的若干基础性法律问题[J]，昆明。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2年第3期。[4] 杨大文。新婚姻法释义[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5] 夏吟兰、蒋月、薛宁兰。21世纪婚姻家庭关系新规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出版。[6] 巫昌祯、杨大文、王得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释义与实证研究[C]，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出版。[7] 杨大文。新婚姻法释义[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出版。 中文论文网 - 十万毕业论文免费下载 网址G:[8] 刘引玲。配偶权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出版。[9] 张佩霖、李启欣主编。民法大词典[D]，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出版。[10]刘引玲。配偶权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出版；夏吟兰、蒋月、薛宁兰。21世纪婚姻家庭关系新规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出版。[11] 夏吟兰、蒋月、薛宁兰。21世纪婚姻家庭关系新规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出版。[12] 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13] 曾粤兴、王志祥。社会危害性的量化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实现[J]，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2002年年会论文汇集[上]，西安。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西北政法学院2002年印。[14] 夏吟兰、蒋月、薛宁兰。21世纪婚姻家庭关系新规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出版。[15] 张军。方伍峰重婚案-‘事实婚姻’能否成为重婚罪的构成要件[J]，刑事审判参考第2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出版。[16] 苏长青。侵犯公民民主权利和妨害婚姻家庭罪[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中文论文网 - 十万毕业论文免费下载 网址F:[17] 马原。新婚姻法疑难释解[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出版。另见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以及法释[2001]30号司法解释。[18] 马原。新婚姻法疑难释解[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出版。[19] 胡康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Z][20] 杨仁寿。法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给你提供一个地址，你去查一下吧， 《离婚完全手册》专家提供：

论文摘要 婚姻是男女两性结合的社会形式，这种结合形成为社会制度确认的互为配偶的关系。我国现行婚姻法在调整配偶之间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中，范围过于狭窄，且多是纲领性、概括性的规定不够全面、系统和具体，对于违反法定权利和义务的行为缺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规定。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外国婚姻法的普遍规定，对配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在今后更加完善，写入我国的婚姻法中，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如果轻率地立法是不合法理和实际的。合法的婚姻具有法律上的保护义务，随着夫妻间的配偶关系的建立，权利和义务也随之产生，学术界对配偶权的具体内容分歧归纳起来有三种代表观点。它的内容应当根据其属性和特征加以理清，应当包括住所决定权、夫妻姓名权、贞操忠实义务、同居义务、日常家务代理权等。本文着重论述了我国现行配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如何完善我国配偶权制度，使大量的婚姻纠纷有法可依，保护我国的婚姻家庭，促时社会文明建设应该有赖于《婚姻法》的完善，用观点陈述了我国目前现阶段婚姻立法过于简略，来证明配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不适于写入我国的《婚姻法》。 关键词：婚姻关系、婚姻法、配偶权、住所决定权、夫妻姓名权、同居义务权、日常家务代理权 一、 配偶之间权利和义务的概念 配偶权是夫对妻和妻对夫的身份权。它的内容包含着依据婚姻自然属性而产生的权利，如同居权、生育权和依据婚姻的社会属性而产生的权利，如忠实请求权、日常家事代理权、互相协助权等。配偶权的内容应当随着婚姻关系的成立而产生。它是指配偶之间要求对方陪伴、钟爱和帮助的权利。配偶权是由国外一些国家率先提出并加以完善的，我国的法学学者认为国外的配偶权这种概念并不准确。因而对配偶权所下的定义不尽相同。总体来说，对配偶权的定义大概有这样几种：一是法定说“配偶权是法律赋予的婚姻关系中的夫妻享有的配偶身份权利，其它人不得侵犯的义务。”二是利益说，配偶权是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基本身份证。表明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由权利人专属支配，其它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三是性权利：配偶权是民事权利，夫妻就有配偶权，特色就是性权利，不容别人侵犯。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看配偶权利和义务的定义，不仅要充分体现定义的性质，还要充分体现包括的内容，从配偶权的特性来考虑，包括平等性、绝对性和支配性等。我国的现行婚姻法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夫妻的特定身份权利，并且没有对夫妻这一身份关系所产生的特殊权利义务加以规定。并且忽略了夫妻关系的自然属性，例如同居权，法律只关心夫妻与外界交往可能产生的纠纷。因此现行法律对配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没有明确定性。 合法的婚姻具有法律上的保护意义。结婚男女成为夫妻后就是配偶关系，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也随着婚姻而产生。总体来说，对配偶权的定义大概有这样几种：一是法定说“配偶权是法律赋予的佥婚姻关系中的夫妻享有的配偶身份权利，其它人不得侵犯的义务。”二是利益说，配偶权是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基本身份证。表明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由权利人专属支配，其它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三是性权利：配偶权是民事权利，夫妻就有配偶权，特色就是性权利，不容别人侵犯。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看配偶权利和义务的定义，不仅要充分体现定义的性质，还要充分体现包括的内容，从配偶权的特性来考虑，包括平等性、绝对性和支配性等。配偶权应该是在夫妻双方之间发生的，，双方平行专属享有的要求对方陪伴、关爱、相互帮助的权利。配偶权应具有的特征：内容的双重性，即权利义务的实现需要双方同时履行和协调配合。配偶双方既是义务主体，又是权利主体。权利的排他性，有时说配偶权也是对世权，即夫妻以外的都是义务主体，都是有不作为的义务，任何人不得妨害、侵犯、干扰配偶权的行为。同时还应有主体的对偶性和客体的利益性。其中客体的利益性也具有独占性，这是因为我国实行一夫一妻的制度而决定的。 配偶权的本质上是权利，但中心却是义务。这是专家学者一致认同的。权利人在道德和伦理观点的驱使下自愿或不是自愿受制于相对人的利益，所以权利之中包含义务，配偶权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新权利，不同的国家对配偶权认识不同。我认为配偶权是一项基本身份权，应该有下列权利和义务。 二、 配偶的权利和义务： 配偶的权利和义务包括住所决定权、夫妻姓名权、贞操忠实义务、同居义务、日常家务代理权等。 1 、住所决定权。 现代各国对住所决定权的立法。有四种：（1）协商一致主义。这种立法规定婚姻住所由夫妻双方商定来确定。（2）自由主义。这种立法规定夫妻双方都有选择住所的自由。我国婚姻法也是实行的自由主义原则。第八条规定：“登记结婚后，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说明男女双方都有决定双方住所的权利。[1]另外还有丈夫权利主义，也就是由男方说了算。只不过随着社会进步，专制的性质有所改变。还有一种丈夫义务主义。就是丈夫有义务为妻子提供住所。妻子所享有住的权利，英国的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 2、夫妻姓名权。 世界各国对夫妻姓名权的立法，有五种类型：（1）是保持各自姓氏原则。（2）是实行从一规定，无约定时从夫姓的原则。（3）是坚持妻从夫原则。（4）是允许双方当事人任意约定的原则。（5）是妻子在姓名前冠以夫姓原则。各国都有各国的传统姓氏和习惯，其中我国法律规定，夫妻双方都有用各自姓名的权利，这一规定，完全体现男女平等的原则。但是夫妻之间就姓氏约定的除外。 3、贞操忠实权。 贞操义务又称忠实义务，贞操是旧时指女子不失贞或从一而终的操行。旧时把贞操和贞节相等同。守节操的女子被视为贞节妇女，立“贞节牌坊”。其实幸免质是对妇女单方面的限制，而丈夫却可以在外寻花问柳。但现代社会把贞操和贞洁相分离，贞洁是对女子而言，贞操已扩大为男女不为婚姻外之性交的良好操行，遵此操行，谓之贞操。贞操是不为婚外性交的操行，是对男女双方共同的要求。[2]法国和瑞士民法典规定：“夫妻应互矢忠实。”资本主义还这样讲，何况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婚姻家庭道德要求夫妻互相忠诚。夫妻关系中，相互忠诚，情感专一是我国的传统美德。 贞操忠实义务是配偶性生活排它专属义务，它要求配偶之间负责忠实贞操义务，不能进行婚外性生活，我认为夫妻遵守贞操忠实义务是婚姻中的最根本的要求。对贞操负责在很大程度上是婚姻关系稳定的前提。试想，如果性生活没有排他性，虽然不会丧失本身的积极作用，但却增大了消极观念。 4、同居义务权 夫妻性生活是同居义务的重要内容：还包括相互协力义务、共同寝食义务。这两种义务要求夫妻双方相互支持对方的活动和意愿。相互抚养、共同料理家务，当配偶一方有难，另一方无条件地有救助、求援义务，同居义务是法定的义务，是夫妻双方共同的、平等的义务。没有正当理由夫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履行同居义务。否则会给社会制造不安定因素。世界各国对同居义务有所规定。履行同居义务的同时，也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夫妻双方可以暂时或部分中止同居义务。这些义务有：需要较长时间合理离开家庭去处理公私事务的，夫妻一方因生理原因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同居义务的，被限制人身自由而无法履行同居义务的，都受到各国的法律规定保护，正因为同居是一项义务，但义务的同时存在很多其它客观条件，所以各国的法律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后果，对不履行同居义务的行为作为相应的自理制度。虽然有些判决不能强制执行，但有的国家认为这种不服从判决可以视为遗弃行为，是构成司法别居的法定理由之一。 5、配偶的家务代理权。夫妻双方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尤其在经济方面，如果每件事都要共同实施则是不可能的，法律规定夫妻各方在单独事务时均得代理对方，也就是互为代理人。这一种代理是由夫妻的身份关系决定的，与《民法通则》上规定的法定代理和授权代理均有不同。代理不以明示为必要。日常家务指的是一时的制作与取得，子女的抚养与家庭生活用品的购置、家庭生活必要的借贷等等。在家庭生活中夫妻双方的行为都被视为夫妻双方意识的表示。即使夫妻之间有特别的限制，也不能对抗有善意的第三人，以保护善意的第三人的交易的安全。而且对配偶的家务代理权，我国的法律并未规定，世界各国多数都作了规定。它的法律后果是配偶的一方代表家庭的所为的一种行为，双方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承担的法律责任。因为日常代理权就是指配偶一方与第三人实施日常事务为一定法律行为时享有代理对方配偶行使权利的权利，配偶双方都应对其所作为承担共同的连带责任。 当然还有其它权利：如、监护权、抚养权、离婚权 、行为能力欠缺宣告权、继承权、收养子女权、住所商定权、失踪或死亡宣告申请权等。 三、配偶权不适宜在我国婚姻法中规定。 配偶权虽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理论上也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它并不适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要是在《婚姻法》中成立，可能不仅不会达到好的社会效果，反而会损害法律的威严。 （一） 立配偶权不利于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任何一对夫妻在婚姻存继的过程中因同居义务不可能不发生冲突。而配偶权的核心是夫妻双方享有性行为的权利，每个公民都享有人身自由权。夫妻的一方是否享有拒绝与配偶发生性关系的权利呢？当夫妻这两个权利发生矛盾时，能否有效保护妇女们的权益。如一旦确立配偶权，那么婚姻内的强暴行为只能增加，而不会减少。因为这一行为有法可依。男人们可以任意进行婚内性行为。一旦确立了配偶权，只能成为满足一方欲望的保护伞，也可能成为一些别有同心的人借同居的名称来肆意侵害妇女合法人身权利的手段。在修订《婚姻法》中应首先考虑如何更有效地保护女的合法权益。如那些婚姻关系恶化、夫妻感情破裂、夫妻长期分居，或者已进入诉讼阶段，丈夫违背了妻子意愿的，采用暴力行为，强行进行性行为，应该以强奸罪论。这是符合刑法理论的，因为刑法关于强奸轩罪的规定，并没有对“丈夫”这一特殊主体作特殊的规定。所以，即使承认配偶权的国家对夫妻之间的性行为也有例外的规定，以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用一些法律条文来约束另一方滥用权利而提出的要求。 （二） 婚姻法中的同居和忠实的义务。 “同居义务为婚姻上之同居，非仅为场所之间隔……夫妻同居为夫妻共同生活之基础性要件，其义务为本质的义务……”[3]婚姻法中同居和忠实的义务，无需再用法律来强制。应当指出的是，同居并非绝对的，应当以配偶一方正当、合理的要求为限，对于夫妻适当的分居，不得视为违背同居义务或侵犯同居权。所谓分居，又称别居，是指婚姻当事人依判决事合意免除夫妻同居之制度[4]，如果在《婚姻法》中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很多大可以拿配偶权的规定为自己的粗暴行为作保护伞。我国的婚姻法第7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婚姻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结婚证就像一张契约。因此可以说“婚姻的契约，只有夫妻同居才算完成”。[5]双方约定承诺了同居的义务和忠实的义务。夫妻间的忠实，不仅是性自私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的必要约束。对此常识，法律不需要再作强制性的规定。婚姻是两性的结合，同居是夫妻双方生理上的必然要求，任何一对夫妻均应对社会负责。如果用法律强制将会对婚姻关系的稳定制造不稳定的因素，也是和法律的规定背道而驰的。 （三）确立配偶权会使司法部门的执行难度增大 我国八十年代《婚姻法》对配偶权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规定，很不全面，尚须完善。却没有法律对侵犯配偶权的侵权行为如何处罚，侵权人承担怎样的责任没有规定。目前，在《民法通则》中涉及婚姻家庭权利的限于以下两条，《民法通则》103条规定：“公民享有婚姻自主权，禁止买卖、包办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104条规定：“婚姻、家庭、老人、母亲和儿童受法律保护。”但是在《民法通则》第六章民事责任中却没有这两条的责任条款。因而仅有的这两条尚不涉及配偶之间权利义务的规定也只流于形式，起不到真正保护婚姻内部权利不受侵害的作用。我国传统观念“清官难断家务事”影响太深，配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受到侵害也似乎是家务事的一部分，一般都不予以深究。夫妻之间双方的权利应该是法律的终极关怀 。应该改变因立法所受的家庭本位的影响，对夫妻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进行规定。夫妻在对外关系中，可以是一个婚姻生活共同体，但内部又是一个单个的个体，因此只有违反法律规定不履行法定义务或侵害配偶权的第三人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才能保护受害配偶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新型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保护夫妻关系的稳定。 曾有人建议在《婚姻法》修订过程中，增加对侵犯配偶权的一方加以处罚规定。比如：当夫妻一方对另一方不忠，或和第三者同居，及其它侵害另一方的权利。另一方有权请求司法机关排除妨害。我认为，对于这一类建议是不可取的。因为在我国的婚姻法中，感情是基础，如果夫妻关系的破裂，夫妻之间的纠纷事出有因，有时双方经磨合后就可能达到理解和谅解。矛盾也就随之去了。在外界介入之前而恰恰容易调和。特别是一些因一时激动而出现的非理智能力和行为。如果一对夫妻到了需要警察来排除矛盾，这对夫妻关系也就不可能长久。也会因一些本可以挽救的婚姻因此而加剧破裂。侵犯配偶权的争议法院很难判决。这是因为既然受到侵害时，另一方可以请求排除妨害，就需要进行查证。也就需要作出排除妨害和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从具体行政行为，还可以依照法律的程序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受理的难度很大，首先是取证、认证比较难，侵犯配偶权的案件不但原、被告取证较难，而且证人一般也不会作证，更不愿出庭作证。因为中国人面子比较重。而且要求法院取证时，法院也没有办法。这就会妨碍案件的正确处理。其次是划分责任比较难，婚姻关系是复杂的社会关系，它牵扯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类婚姻关系由婚外恋、第三者诱惑等原因引起，还可能因对方的过错引起，要责任分清，有很多难点。打个比方，比如当妻子遭人强奸，妻子本是受害人，反被丈夫告上法庭，告妻子侵犯配偶权。显然不合情理，这种行为也就不会得到社会的支持。反而给法院制造出两难境地，法院不受理和受理都很难，这又会影响法律尊严。 任何一对夫妻都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结过婚的男女与未婚的男女都一样，依法享有同等的自由。法律不是万能的，男女的性的思想和感情多变多复杂。道德仅是对人的行为做更多的隐性规范。虽然夫妻结婚的时倡导都应答应除对配偶而不得与其它人发生性关系，但性能力是以感情为基础的，但人的感情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精神生活，性生活与物质生活共同而存在。随着条件的变化，时间的流失，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性生活对任何一对夫妻也不可能是永远的，在感情上发生变化和关系上发生变化，这种现象也很多。人的情感和激情丰富易变，需要用理智来控制。法院每年受理的离婚案件约占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在这当中有不少当事人都有一定程度的侵犯配偶权。如果对他们全部处罚，显然有失公允。婚姻关系中的忠诚属于情感领域，不应该用法律来强制。情感上的事应该由当事人双方自己妥善解决。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都有自身的规律。婚姻作为一种形式，本来就把人最难把握的情感和激情因素相联系而使婚姻的巩固面临很多难题。如果过度强调对婚姻关系的法律的强制性将不利于家庭的长久稳定，婚姻关系包括爱社会尊重的个人隐私内容，不应该增大法律的干预性，处罚第三者的立法会介入个人隐私权，我觉得这是不可取的。《婚姻法》中如确立配偶权是立法的倒退，忠实与不忠实的问题是社会道德问题，而不应受到法律的制裁。道德问题只能依靠道德规范来约束，而不能通过法律来制裁。我不赞同有的学者既主张确立配偶权，同时又主张有例外的观点。说什么“婚外恋如果纯粹是感情的事，双方并没有发生姘居通奸行为，或者偶尔秘密地发生的通奸行为，实际上并且破坏公民配偶权的，没有必要处罚，是个人的隐私问题”。这样随心所欲、自相矛盾的处理方式，我看不如不对配偶权作出规定。人是感情动物，非恶意的主观侵害了配偶权如果被法律的硬性规定。处理将是对夫妻之间设立一个障碍，法律不应约束人们的思想和感情。再者，对于“婚外恋”的现象，我们应该要制止它，解决它不可能。要采用多种形式和手段，不能一罚了之，否则会事与愿违。 我国法律受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的影响，婚姻内部的权利和义务没有得到法律的关怀，偏重了婚姻作为整体与人，法律应该深入到婚姻内部对夫妻之间的权力和义务加以规定并完善。 二OO一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婚姻法修正案，并未采纳一部分法学家主张将配偶权作为具体的一项权利写入《婚姻法》，反而在第46条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无疑是将配偶权写入《婚姻法》尚不符合我国国情，不符合我国社会制度。综上所述，我认为在制订和修订法律时，既要广泛吸收国外先进的配偶权利和义务的先进立法经验，把好的法律制度引进国内并加以吸收揉合。又要结合本国的国情。既要有超前的意识，又要适合现在存在的社会制度状况，对于一些可有可无的规定，在目前情况下，立法尚不具备，有还不如没有。当法律建全到一定程度。公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达到一定的程度。用法律来调整和约束配偶之间的行为，未尝不可。如现阶段强制立法，其结果未必与立法的初衷相一致。 结语 我国现行的配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立法和制度并不完善，过于简略，随着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提高，法律应该相应调整，具体突出人性化，在婚姻感情纠纷上，不应增大法律干预，用道德来约束道德问题，而不能强行通过法律来制裁。 参考文献 【1】主编张贤钰《婚姻家庭继承法》第二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1年 【2】邓宏碧《完善我国婚姻家庭的法律思考》（下）现代法学， 99年第四期 【3】巫昌桢《现代婚姻家庭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 【4】李志敏《比较家庭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5】王利民《人格权法》 北京法律出版社 99年

1、首先判断问题涉及哪些方面，如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继承遗嘱、同居关系等；2、判断问题大致方向后，寻找法律规定，搜集证据；3、你具体案例是什么呢，可以放上来一起讨论分析。

本文首先对夫妻忠实义务的定义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作了阐释，对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性质作出界定，然后从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国情、法理研究以及司法实践等角度阐明在婚姻法中规定夫妻忠实义务的必要性，最后，本文着重对“忠实”的法律性质定位、违背夫妻忠实义务是否可以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以及违背此义务的过错方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在现存的理论观点和立法与司法解释规定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以期有助于对该问题的认识的深化。 [关键词] 夫妻忠实义务 配偶权 不可诉条款 法定离婚事由 损害赔偿责任 一． 引言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夫妻是家庭的主体和基础。夫妻和睦换来家庭的稳定和幸福、而家庭的稳定和幸福换来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而家庭的和睦要求作为家庭主要成员的夫妻之间必须恩爱和睦、互相忠实，这既是社会传统习惯的要求，也是我国相关法律的要求。 婚姻是一叶扁舟，若要达到幸福的彼岸，需要夫妻间互相忠诚、真诚配合、患难与共。幸福的婚姻使人如沐春风、甜蜜有加；不幸的婚姻让人身心憔悴、饱受创伤。 婚姻需要理解和宽容；需要体贴和信任；需要爱情和忠诚；需要面包和和谐的夫妻生活。 二． 从法律角度定位的夫妻忠实义务及相关概述 按惯例和习惯、关于夫妻忠实义务可以作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狭义上的夫妻忠实义务，又称贞操忠实义务，仅仅意味着配偶性生活的排他专属义务。〈一〉，广义上的夫妻忠实义务，不仅包括夫妻在性生活上互守贞操，不为婚外性行为，也包括夫妻之间不得恶意遗弃配偶他方，不得为第三人利益牺牲、损害配偶他方的利益。本文所要讨论的夫妻忠实义务是取其狭义的理解，即贞操忠实义务。在早期，忠实义务不是配偶双方的义务，而是强加给女方单方的义务，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男系血统的纯正。因此，法律对于妻子贞操的要求极为严格，对失贞的妇女处置十分严厉。反之，对丈夫的通奸行为却极为宽容，使得夫妻在忠实义务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这样的规定是极其不科学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人们法律意识和素养的提高以及对人权保护力度的加强，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认识也更加科学、更加合理。 在我国婚姻法对夫妻忠实义务作出界定前，对夫妻忠实义务是属于道德义务还是法律义务存在争议，有这么几种观点。一是有人认为夫妻忠实义务从根本说是一项道德义务，甚至仅是一项并非公认的道德义务。⑵二是认为夫妻忠实是夫妻之间两性关系的义务，这实际上也是排他的权利，法律明确夫妻之间有相互忠实的义务，旨在以立法方式端正人们的婚姻态度。⑶三是认为夫妻忠实是一项法律义务，违反此义务的配偶和第三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且另一方可以报告当地公安机关或司法机关申请排除障碍。⑷新婚姻法吸收了争论的成果，对夫妻忠实义务进行了规定，使其上升为法律义务，但是，我们应当明确这并不意味着夫妻忠实义务与道德无关，而是我国法律 所体现的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统一，治理这一问题必须做到两者的互补与和谐，这一点是我们认识夫妻忠实义务法律性质的前提。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性质还要注重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1>、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性质定位 。笔者认为，配偶权是基于夫妻法律规定的夫妻身份地位而产生的基本身份权。从法律性质上看，具有权利义务的复合性，即在配偶权中权利和义务不可分割，行使权利亦即履行义务。原则上这种身份权权利人不得放弃，甚至可以认为权利人有行使它的义务。配偶权虽然本质上是权利，却是以义务为中心。权利人在伦理道德的驱使下自愿或非自愿的受制于相对人的利益，因而权利中包含着义务。所以，虽然夫妻忠实义务名为“义务”，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在本质上它却是权利与义务的复合体。是男方的义务，意味着这也是女方的权利；同样，是女方的义务，意味着这也是男方的权利。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2>、夫妻应当相互忠实是夫妻双方共有的权利和义务。即丈夫有要求妻子对自己忠实的权利，而同时自己负有对妻子忠实的义务，相对应而言，妻子有要求丈夫对自己忠实的权利，而同时自己负有对丈夫忠实的义务。这里，还有一点需要加以强调说明，有的学者认为夫妻忠实义务不仅拘束配偶权权利主体，而且拘束其义务主体。一方面，它要求配偶之间相互保持爱情专一、感情忠诚，相互忠实于对方；另一方面，它还拘束配偶权的其他义务人，即从配偶权的绝对权的性质出发，要求一对配偶以外的任何其他人，都对该对配偶负有不得破坏该对配偶的贞操义务，任何负有这样义务的人与配偶一方通奸，破坏配偶一方的贞操，便构成了侵害，就是违背了忠实义务，就要承担责任。这种观点有合理的成分，但是，对忠实义务的主体的定位却不敢苟同。因为，对夫妻忠实义务而言，它的主体只可能是有夫妻关系的配偶双方，至于上述观点所表述的第二个方面固然是存在的，但是，它并不是夫妻忠实义务的内容，而是基于其他的规定派生出来的，所以，在对夫妻忠实义务进行法律定位时，对主体的界定也是尤为重要的，那就是主体只可能是夫妻双方，而不存在第三方，至于对有过错的第三方则要按其他的相关法律规定追究责任。 三、在我国婚姻法中夫妻互相忠实义务规定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在婚姻法修订以前，对要不要将夫妻忠实义务规定在婚姻法中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无为说”。这种观点认为婚姻本身包含夫妻忠实义务，就要求夫妻相互忠实，而法律没有必要另做规定。但是，法律的适用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法无规定不违法”，既然法律不规定，那么侵权的一方完全有理由依此进行反驳，而法律也无法对其进行制裁，只能依靠道德或者舆论进行批判。所以，“无为说”站不住脚。 （二）。“不通说”。该说认为这个规定用意是好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行不通。他们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总有部分当事人有不忠实配偶的言行，如果法律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一方违背此义务，他方就有权寻求法律帮助和救济，不论是自行捉奸还是请求公安机关帮助或者通过其他的途径，均可能会出现一幕幕捉奸闹剧。不通说主张者本身并不否认夫妻应当相互忠实，主张增设照顾无过错方这一原则。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体现对无过错方的照顾及追究过错方的民事责任，从而维护法律公平和公正的理念。但是，该说有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其论点和对策在法理上有矛盾。你既然主张不把忠实义务进行规定，又如何保护无过错方，如何惩罚过错方呢？这个对策没有法律依据，夫妻没有相互忠实的义务，何来的过错与惩罚？ （三）、“倒退说”。该说认为将夫妻忠实义务规定在婚姻法中是立法及社会道德的倒退。持这种观点的人的错误在于他没有看到后果。不可否认，在当今社会，非传统的两性关系正在发展，但是，可以肯定的说，传统的婚姻关系仍然是社会的主流。如果按照“倒退说”的想法，已婚者不必忠实于配偶，完全凭感觉，那样只会进一步加剧时风日下、道德评价混乱的局面。另外，此说完全没有考虑子女的利益，而在现实生活中，子女可能是夫妻关系出现问题时最大的受害者。 通过对上述几种错误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到看到他们都有各自无法克服的缺陷，同时也证明了我国新修订的婚姻法在总则部分对此加以规定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这一规定有特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性质，符合一夫一妻制的根本要求。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夫一妻制是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根本制度。而随着改革开放和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也出现了例如“卖淫嫖娼”、“包二奶”、“包二爷”等丑陋的社会现象，这是与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求国家和社会对这种现象加以规定和管理，对相关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处理和制裁。其次，对夫妻忠实义务规定是夫妻双方共同一致的内在要求。夫妻双方都希望能够在法律中对这一义务加以规定，从而对双方的行为加以界定，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对夫妻双方的行为加以约束。于是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加以参照和遵循，当有一方违背这个义务的时候，另一方可以拒理依法力争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求对方负责。这样规定就可以为双方提供一个行为的准则，在作出相应行为的时候，就要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违背了法律的规定，从而起到社会一般预防的重要作用。再次，法律对忠实义务加以规定是对配偶、子女身心健康法律保障的要求。法律对夫妻忠实义务加以明确，就可以对配偶的身心健康提供法律保障，夫妻双方生活在一起，也会对后代及社会风气、道德等上层建筑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同时，我国作为一个新世纪的法治国家，如果法律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是名实不符的。而且，对子女而言更加重要，它可以使子女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中健康成长，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同时，夫妻的行为也会对子女有耳濡目染的影响，法律的规定必然促进这种良好影响。最后，法律对其加以规定，为其他调整婚姻关系的制度提供了法律上的理论依据。“法无规定不违法”，只有对其加以规定，在保护无过错方和惩罚过错方时才能作到有理有据。另外，它还可以为处理婚姻家庭中出现的其他问题，如离婚损害赔偿等提供法理依据。所以，新婚姻法的关于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立法惯例，有其特殊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有其特殊的必要性。 三、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 虽然新修订的婚姻法对夫妻忠实义务已作出明确的规定，但第四条的规定只是一个不可诉条款，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解释中指出，“当事人仅以婚姻法第四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诉讼。”也就是说，在诉讼中不能直接以它来处理和解决纠纷。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条司法解释属于倡导性条款，只是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告知社会，体现的是德治结果，而非法治目标。所以，如何根据法律的规定来维护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一方的权利，如何对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进行处罚，应该引起我们的强烈关注，在立法、法律解释及法学理论研究中都要继续探索和深入。下面就几个比较典型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一）对“忠实”的法律性质定位要作出明确的界定。夫妻忠实义务已经写入新修订的婚姻法中，并写入到总则之中，这足以表明了立法者及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但是，笔者认为，立法或者司法解释应该对何为“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出明确的界定，这也是把这条不可诉条款具体运用到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前提。那么，如何界定它的含义呢？笔者认为，对其的定位既不能范围过大，过于笼统、概括，现实生活中无法进行操作，也不能太过狭隘、以偏概全，不能全面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现象。要尽可能的能够将现实生活的现象加以总结概括。根据本文所述，本文所讨论的夫妻忠实义务是狭义的忠实义务，就是配偶夫妻生活的排他专属义务。只有夫妻配偶中的一方侵害了双方夫妻生活的专属性权利，才能根据他（她）的行为来追究责任，否则，就不能根据法律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对当事人处罚。有的学者从广义出发，认为除了夫妻生活义务的忠实以外，配偶一方还不能因个人原因或者其他非法目的对另一方的人身、荣誉、财产（包括夫妻共同财产和采用约定财产制的对方财产）等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否则，也认定为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笔者坚持狭义的夫妻忠实义务的定位，至于对上述行为（广义）的处罚，应该根据其他民事法律而不是婚姻法中的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进行追究。 更进一步分析，怎么界定夫妻有一方的行为已经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呢？也就是说，在法律上如何给“忠实”进行定位。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以下几种行为确定为其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应该对其作出谴责：一是重婚行为，包括两种即法律重婚和事实重婚，法律重婚是指在先前婚姻合法存续的情况下又于他人履行法定结婚程序，事实婚姻是指在先前婚姻合法存续的情况下又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二是有配偶而与他人同居的行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包二奶”。三是通奸行为，是指男女双方自愿的、暂时的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四是卖淫嫖娼行为，这种行为无疑也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应该受到法律的谴责。所以，对“忠实”的定义和适用要有明确的界定，不仅在学理上要求明确，在法律上更应该尽量具体，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它的功用。 （二）是否将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对于应否将违背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历来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修订之前的《婚姻法》规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事由，后来的立法又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规定了几种具体的法定情形，对离婚的适用提供了确切的法律依据。但是，法律一直没有把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之一。原来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标准不仅对于法官掌握判断夫妻感情已破裂标准难度极大，而且在确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离婚理由上，给法官以主观臆断的极好借口，往往造成一些与事实不符的判决。针对这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司法解释，就如何确定夫妻感情破裂规定了具体的使用标准，但是，违背夫妻忠实义务能否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仍在讨论中，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 所以我个人认为，目前还不宜将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仅以第四条即夫妻忠实义务为依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不受理，从这一条的法律精神可以看出立法者的意图，将其规定为法定离婚事由不仅于此冲突，而且时机还不成熟。其次，将此规定为法定离婚事由可操作性有待考证。根据婚姻家庭关系自身的特点以及法律精神看，这一问题还要更多的依靠德治，就是通过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来最终解决，而不宜直接通过公共权力加以硬性的处理，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如何取证等一系列问题，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最后，有的学者认为应将违背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他们认为如此规定的实质，是将违背忠实义务的法定离婚事由确定为无过错一方当事人提出离婚的法定事由，而违背忠实义务的过错方不得将其作为自己提出离婚的法定事由，即不得故意先实施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然后据此提出离婚。这样规定的目的，就是要保护无过错一方配偶的合法权益，不能让无过错一方当事人因此而受到损害。这种观点乍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2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符合第32条第2款规定“应准予离婚情形的”，不应当因当事人有过错而判决不准离婚。所以，如果按前述学者观点附条件将其规定为法定离婚事由，就和该条司法解释形成冲突造成矛盾，更不利于法律的实施和适用，必将会在司法实践中带来更多的问题，而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我个人认为，规定这一条的时机尚不成熟，还不宜将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之一。 （三）是否可以要求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新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这是我国婚姻立法的一大突破，此规定尽管是道德规范上升的法律规范，是倡导性条款，但法律上的“应当”用语，不仅具有必须强制执行的强制性质，而且包含了对通奸、“姘居”、“第三者插足”、“卖淫嫖娼”等婚外性行为的禁止。所以，如何在对无过错方进行救济便显得既合理又重要，那么，是否可以要求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呢？提出这个问题所受到的阻碍有一点就是，中国人在观念上还是不能接受这样的思想，认为对贞操这种人格上的利益实行损害赔偿，不符合国情，有人格商品化的倾向。其实，这样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的。但是，根据国外的立法经验和实践，这样的忧虑是可以化解的，而且，如果不对违背忠实义务的行为人予以精神损害赔偿的制裁，就不能很好的保护公民的配偶权这种身份权，保护身份权的制度就不健全。另外，如果要求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话，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如何进行赔偿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有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不仅包括财产赔偿，还有精神赔偿，比如说，可以使用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方式。此外，对夫妻双方采用约定财产制的，对法官和法律适用上都没有问题，可以判决有过错一方用自己的财产进行赔偿。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制而言，有个人财产的，用个人财产赔偿，没有的，可以从夫妻共同财产中拿出一部分作为无过错方的赔偿，这部分财产为个人财产。另外，可以结合使用赔礼道歉等方法承担责任，而不见得仅仅使用经济赔偿一种方法。根据我国立法经验和实践，还可以规定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要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即可以将违背夫妻忠实义务规定为离婚损害赔偿的事由之一，以此来保护无过错方。由此可见，无论是离婚损害赔偿还是其他形式的损害赔偿，法律都可以把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事由加以规定和实行，使得这一条款更具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总之，通过分析和讨论，我认为，现行《婚姻法》将夫妻忠实义务写入总则之中，体现了立法界和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也体现了立法的进步和与国际接轨，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是作为不可诉条款，它只是一条倡导性的规定，至于它在实践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对无过错方合法权益的保护能深入到何种程度，我个人感到有些怀疑，这也是写这篇论文的初衷和目的，希望能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起到一点作用，从而有助于该问题的解决。 参考文献： （1）杨遂全著：《新婚姻家庭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 （2）王建勋：《法律道德主义批判》、《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3）《两“家”对垒，争治“不忠”》，《北京广播电视报》2001年2月27 日第二版 （4）巫昌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讲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5月第一版 （5） 李银河、马忆南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6）马忆南主编：《婚姻家庭法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7）陈丽华著：《婚姻、家庭、继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 （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9）黄松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厅著：《婚姻法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法律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 （10）杨大文主编：《新婚姻法释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 （11） 梁书文著：《婚姻法及相关条文新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 （1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13）马 原主编：《新婚姻法诠释与案例评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 （14）蒋 月著：《夫妻的权利和义务》，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