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代文学的论文

1《中晚唐的估法与钱币》，《社会科学》5卷11期，1949年。2《论朔方军》，《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1950年3《专制主义在唐代行会制度上的表现》，《光明日报》1956年2月16日4《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试教工作里的一些经验》，《历史教学》1956年6月5《介绍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历史教学》 1956年7月 46《从西晋到唐劳动人民徭役负担的减轻》，《光明日报》1956年8月30日7《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的基本线索和重点》，《历史教学》1957年3月8《关于唐朝法律的几个问题》，《历史教学》1957年4月9《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历史研究》1957年12期。10《<唐律>所载“同居有罪相为隐”一语如何理解》，《历史教学》1962年3月11《论魏徵》，《学术通讯》1962年3期，37－42页12《关于唐律疏议中三条律疏的修改》，《文史》8辑，1980年13《唐田令研究——从田令和敦煌文书看唐代土地制度中的几个问题》，《纪念陈垣诞辰百周年史学论文集》，1981年14《试论唐前期布的货币职能》，《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15《介绍敦煌文书西魏大统十三年记帐户籍残卷》，《历史论丛》2，1981年16《唐天宝差科簿研究——兼论唐代色役制度和其他问题》，《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1982年17《唐代土贡资料系年――唐代土贡研究之一》，《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4期。18《试论勾官――唐代官制研究之一》，《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2辑，1983年19《试论唐代丝纺织业的地区分布》，《魏晋隋唐史论集》2卷，1983年20《七十年来我国敦煌研究文献目录》，《丝路访古》，1982年21《吐鲁番出土范德达告身校释》，《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2辑，1983年22《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文史知识》1985年6期23《论唐代前期行政管理的较高效率与法制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3期24《关于唐代均田制中给田问题的检讨——读大谷欠田退田给田文书》， 《中国史研究》1986年1期25《唐代的小自耕农和租佃制及其他》，《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4期26《敦煌写本唐开元水部式校释》，《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 1986年27《略谈陈寅恪先生的治史方法》，《清华大学学报》1986年1期28《再论唐代勾检制—唐代官制研究之二》，《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2期29《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唐勾检制资料试析》，《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4辑 1987年30《论唐代的均田制》，《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2期31《论韦皋在唐和吐蕃、南诏关系中的作用》，《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2期32《关于唐代后期方镇官制新史料考释》，《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33《武则天长安二年西州括田括户中官府勘田支书考释》，《出土文献研究续集》 1989年34《关于唐代门荫制的一些史料校释》，《郑天挺纪念论文集》 1990年35《伯三三四八背文书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 1990年36《关于唐代流外官两点意见——唐流外官制研究之二》，《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2期37《读吐鲁番文书札记二则》，《中国文化》4卷? 1991年38《吐鲁番出土唐代天宝四载十——十二月交河郡财务案残卷考释》，《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5期40《读吐鲁番出土唐代军事文书札记》，《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 1992年41《通典载唐开元二十五年官品令流外官制校释》，《文史》35辑 1992年42《杨隋氏族问题述要》，《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 1992年43《吐鲁番出土唐西州某县事目文书研究》，《国学研究》1卷 1993年44《论敦煌吐鲁番出土唐代官府文书中“者”字的性质和作用》，《九州学刊》5卷4期 1993年45《读吐鲁番文书札记》，《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1期46《唐灭高昌及西州庭州考论》，《北大史学》2 1994年47《试论唐代前期的河西节度使》，《国学研究》2卷1994年48《敦煌吐鲁番出土唐官府文书缝背表记事押署钤印问题初探》，《文史》40辑 1994年49《学习柳如是别传的一点体会――柳如是的民族气节》，《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50《陈寅恪史学的渊源和史学思想述略稿——斯文自有千秋业》，《学人》10辑1996年51《读〈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学人》2辑 1996年52《论唐代前期幽州节度》，《学人》11辑 1997年53《从陈寅恪读两唐书札记看他的史学》，《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4期54《论唐代前期的陇右节度》，《国学研究》4卷 1997年55《宋本大唐六典说明》，《一九一一――一九八四影印善本书序跋集录》，中华书局，1995年56《简述陈寅恪先生之学》，《学人》13辑，1998年57《陈寅恪“读书不肯为人忙”述义》，《学人》14辑，1998年58《试论唐太宗对敕勒族的政治军事政策》，《北大史学》6卷，1999年59《敦煌文书与唐史研究》，《文物》2000年8期60《陈寅恪先生对华夏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述略稿》，《学术研究》2000年12期61《关于敦煌文书研究的两点意见》，《东方》2000年7期62《关于读资治通鉴的一些意见》，《文史知识》2002年1期63《述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之作的重大意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3期64《学习〈唐代政治史述略论稿〉的一些体会》，《书品》2003年4期65《唐人小说红线的历史背景》，《文史知识》2004年2期，100－103页66《唐人小说虬髯客与唐史研究》，《文史知识》2006年6期，74－76页67《论李靖》，《仰止集――王玉哲先生纪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5－66页68《读《唐六典》的一些体会》，《文史知识》2009年1期

自己查资料吧幸亏是浅谈，谈谈表面就行，不用太深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它给后世留下的印象至深，除了国力强大、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天下太平外，更突出的亮点就是辉煌灿烂的文化。解密唐朝文化繁荣基因，我们不难发现，其间政府的引导功不可没。　　在统一、开放的背景下，统治者不断调整政策对宗教加以扶植　　佛教、道教与儒学，并称“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儒三教为了维护各自的地位，既相互争斗，又相互渗透。到了唐朝，在统一、开放的背景下，统治者不断调整政策对宗教加以扶植，使这种局面得到较大改观。　　唐朝开国之初，李渊为了抬高门第，神化统治，认李耳为先祖，将道教地位排在佛教之前，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使道教得以大力发展。武则天想当女皇，实行武周革命，僧人怀义、法明则造《大云经》宣传武则天是弥勒佛下凡，为其大造舆论。武则天上台后大肆佞佛，广建寺院，普度僧尼，下令天下寺院收藏《大云经》，将佛教地位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玄宗在位，欲振兴李唐王朝，革除武周后期的不良影响，复将道教放到佛教之前。尽管前后的统治者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使得佛、道的地位有所变化，但从总体上看，三者在唐朝前期都受到积极的扶植，获得了充分发展。　　正是在贞观年间，玄奘法师赴印度求法17年，载誉归国后受到至高礼遇，唐太宗令大臣、僧众出城高接远迎，又多次在宫中接见玄奘，与之谈经论道，倍加褒奖，颇有相逢恨晚之叹。朝廷还修建大慈恩寺及翻经院，让玄奘在那里著书立说，传经布道。武则天虽说佞佛，却也提倡三教并重，既不准僧人排斥老君，也不准道士毁谤佛法，命大臣汇集三教典籍，撰成1300卷的大书《三教珠英》，传播天下。玄宗皇帝勤奋好学，精通诸家典籍，深知宗教能在治理国家，调和各类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他的基本做法是，既尊儒，又崇道，不抑佛，三教兼容，充分利用。他曾在开元十年、天宝二年先后两次给《孝经》作注，颁行全国，以示教化；又于开元二十三年亲注《道德经》，下令每家必备一部；接着在次年还将其《御注金刚般若经》颁示天下，对佛教给予支持和弘扬。　　唐王朝对释、道、儒三教并尊的做法不仅形成了以儒家政治伦理观为基准、佛道学说兼收并蓄的盛唐独具的统治思想体系，大大巩固了帝国基业，而且也促进了三者间的相互吸收，不断完善。佛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向成熟，进而成为中国式宗教的。　　锐意经籍，大兴文治，“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　　贞观初期，天下初安，太宗励精图治。他深知“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而人才又必须以德行、学识为准。他采纳魏征“偃武修文”的建议，锐意经籍，大兴文治，“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太宗重视文治由来已久，早在秦王府时期，唐太宗就留意文士，建文学馆收罗人才，号称“十八学士”，参谋左右。正式即位后，他又于弘文殿左边建弘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给以优厚待遇，让他们校理典籍，考注《五经》，参议礼、律，厘定制度，或引入内殿，商讨政事。同时选三品以上官员子孙入弘文馆学习。在唐太宗的关注下，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完善的官学制，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算学，在州县则有州学、县学。唐太宗尤其关心最高学府国子学的建设，贞观二年以后，下令立孔子庙于国子学，尊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每年定时“释奠”（即举行祭奠孔子的开学典礼仪式）；又扩充学校规模，增置房舍1200间；广收天下儒生，且资助盘缠，派车护送进京；规定在校学生能精通一大经（如御注《老子》、《孝经》，须三年学成）以上者即授以官职。唐太宗还多次到国子学视察，给学校调派硕学名儒充任老师，命学校的负责及主讲当场讲经授课，并给他们颁赐奖赏。　　唐太宗重视文教、修文兴学的事迹给后世开了个好头，以后的高宗、武后、玄宗也都代代相传，使学校教育制度不断发展完善，这不仅给帝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成为唐王朝兴旺发达的有力保证；同时也惠及友邦，给周边国家及部族培育了许多英才，促进了那里社会的发展。　　日本、新罗等国的学子一批又一批到唐朝留学，学成回国后，把唐朝的先进制度，如田制、法律、科举制等在本国推广，成功地实施社会变革；或借助汉字拼读本国语，创制为新文字；或学习唐朝的医学、天文、历法，在本国加以传播，佛教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传到了日本、新罗等国，对那里的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有一些留学生长年居住中国，读书做官，著书立说。如新罗国崔致远18岁考中进士，任过县尉、侍御使、内供奉等官，写下了至今尚存的《桂苑笔耕录》。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即晁衡，善著诗文，与诗人李白、王维等交情至深，常常一起诗酒唱和，在唐朝做过御史中丞、秘书监等官，至73岁客死中国。远在雪域高原的吐蕃贵族子弟通过在唐朝读书，学习中央王朝的典制礼俗，儒家及佛教经籍，大大加强了与汉地的联系。直到安史之乱发生后，吐蕃占领了河陇地区，从敦煌发现的材料看，吐蕃在这一地区仍然保存着唐朝的不少礼仪习俗，敬佛礼儒，如官方派人抄写佛经、《孝经》，学校里仍旧按时举行祭祀孔子的“释典”之礼。　　所有这些，加强了与周边国家民族的文化交流及友好来往，形成了唐朝崇高的国际地位。　　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加试诗赋，更加推动了文化的普及　　唐代文学，诗赋散文，传奇小说，千姿百态，盛极一时。尤其唐朝的诗歌，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名家辈出，气势恢宏，流传千古，深受珍爱。是唐文化中芬芳的奇葩，璀灿的明珠，是冠绝古今的诗歌高峰，也是唐朝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　　唐朝文学繁荣的原因，首先在于它植根于盛唐这片沃土之中。国家的统一与强大，社会的安定与宽松，新兴中小地主势力的崛起与经济的全面发展，使文人、学子充满自信、理想与追求，给他们抒发情怀，表达思想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空间。其次，与唐朝皇帝的爱好与提倡有很大关系。唐太宗不仅擅长政治，而且喜好文学。处理国事之暇，常与大臣赋诗唱和，清人编辑的《全唐诗》、《全唐文》里收有他的许多诗赋。继太宗之后，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也都大力倡导文学。特别到后来，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加试诗赋，更加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刺激并影响了文学创作。然而科场里那种规定过死的考试方式，往往使举子们的才智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作为补充，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行卷”风气，举子们为了让主考官了解自己的文学才能，纷纷事先精心创作一些诗赋传奇之类的东西，或文辞华美，或故事动人，在科举开考前送到考官及权贵手中，搏得人家赏识，以便加以举荐。唐朝知识分子参政热情极高，科举制给他们开通了入仕之门，所以精研文墨，求取功名，报效国家，便成为最大追求。　　此外，科举制还促成士子们在江湖闯荡的风气。进士放榜后，有的高中，有的落第；落第者自然返乡，高中者则进入“守选”（即等待任用），这个时间一般都在3年以上，长者甚至可达十几年。年复一年，造成大量无官可做的士人在社会上奔波，或投亲访友，或供职军镇，或漫游江湖，或隐居田园。丰富多彩而又充满曲折的生活经历使得文人志士不胜感慨，于是舞文弄墨，斐然成章，创造出大量的田园诗、山水诗、边塞诗、从军诗，以及传奇小说，绝妙文赋，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增添了内容，蔚为绚丽多姿的盛唐气象。　　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营养　　唐朝对外奉行开放政策，与世界上70多个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对内则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在归附的民族聚居地区，采取怀柔做法，设立856个自治性较强的羁縻州、县。唐太宗抱着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待各族人民，他曾讲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为此，他通过和亲与吐蕃、吐谷浑等民族发展关系，加强团结；通过任用少数民族首领在朝廷做官，在军队带兵，表示对他们的信任与重用。太宗以后的继位者也都沿袭这些做法，这对中外文化交流，胡汉民族融合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盛唐时代的到来，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许多国家的商人、使节、僧侣与留学生，大量涌入唐朝境内，在丝绸之路沿线，在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外国人、外族人居住。唐都长安俨然是国际大都会，仅接待外国使者、宾客的机构鸿胪寺就拥有外国人四千多。在长安西市有来自中亚、西亚的许多胡商摆摊设点，酒店里有美貌如花的胡姬招徕生意，诗人李白常来此光顾，咏叹“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此外，还有移居长安的周边少数民族，如突厥人进入长安的就有上万家。大量外国人、外族人长期在唐朝生活，与汉族杂居，或娶妻生子，入籍唐朝，带来了外国文化，边地风俗；从衣食娱乐，到宗教信仰，都对唐朝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到唐朝经商的外国人首推中亚河中（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俗称粟特地区的粟特人，因这一地方有众多小国，国人皆以国为姓，故汉籍又称他们为九姓胡人。九姓胡人尤善歌舞，如曹姓的曹保、曹善才、曹纲是琵琶世家，安姓的安万善是筚篥高手，米姓的米禾稼、米万磓是婆罗门舞专家。康国的胡旋舞，石国的胡腾舞、柘枝舞传进唐朝，深受喜爱，赢得几多诗人作诗称叹，上下百姓争相效仿，正所谓“伎进胡音务胡曲”，“洛阳家家学胡乐”。对这些外来音乐，唐朝廷一方面大胆引进，如把康国乐、安国乐以及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天竺乐、高丽乐列入国家大典运用的十部乐之中；但对不符合国情的玩意儿则加以禁止。如在入冬时节表演的泼胡乞寒戏，以其衣着不洁，露体不雅而下令禁断。　　波斯与阿拉伯商人也在这一时期或从陆路，或从海上进入唐朝，他们以经营珠宝著称，动辄获利巨万。通过他们，菠菜、蜜枣、胡饼、三勒浆等食品及吞刀吐火之类的杂技进入唐朝社会；而造纸、织锦等手工业技术也辗转传至西方世界，使那里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随着西域胡人的到来，其信仰的伊斯兰教以及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也在唐朝内地传播。这些外来宗教，特别是早已在中国流传的印度佛教，渗透到唐朝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哲学、文学、语言学、建筑、艺术等均产生了巨大影响。　　外国人及外族人影响于唐朝社会的，还有衣食化装，流行时尚。唐朝初期，社会风气还比较保守，妇女出行时头戴幂篱，长可过膝，遮蔽全身。其后学胡人，戴胡帽，穿翻领开襟胡服，至盛唐或衣半袖裙襦，袒胸露面，无复遮蔽。仕女化装追求时兴，如发型仿效少数民族，有乌蛮髻、椎髻；面饰则有吐蕃妆、回鹘妆等。至于餐桌上的饭菜，也在变换花样，开元年间，宫廷御馔“尽供胡食”。　　开元、天宝时期，大量外国人及周边少数民族充斥长安，长期与汉人杂居，相互习染，社会风气一度甚至出现了“胡化”苗头，引起世人的担忧。但唐王朝不但没有禁止，反而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营养，将胡风夷俗，融聚为中华文明，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盛唐文化。～

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

可以延伸到文化差异和传承来写。那个时候日本派遣遣唐使到唐朝学习，朝廷制度、经济发展、茶文化……可是现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在一个弹丸之国传承的比中国自己都要好些，应该值得国人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