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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别人眼中的鲁迅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鲁迅，唯一遗憾的是，一千个读者眼中没有形成一千种鲁迅。本辑虽然尽量避免，但相对而言风格还是有点类似。在处理时，考虑到时代的缘故，分成同代人、学者和杂说三部分。第一部分显然更为感性，而学者的论述对于梳理历史则较有帮助，杂说部分风格相对丰富，行文也更为活泼，其中不乏吧友高作。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对鲁迅的研究，似乎更能把理性和感性结合，诸位不妨多翻翻；而当前中国学界对鲁迅的解读，则谈不上新鲜和深刻。近几年来，对鲁迅的人学解释异军突起，成果颇丰。窃以为，任何的解释都无法涵盖鲁迅，作者唯有以解说的一种可能的心态，才能真正既不陷入自我迷恋，又能旁敲侧击，逐步走近鲁迅。 （一）同代人看鲁迅 茅盾：如何永久纪念鲁迅 史沫特莱：鲁迅具有“天才”的稀有品格 宋庆龄、蔡元培评鲁迅 巴金：忆鲁迅先生 巴金《随想录》：怀念鲁迅先生 毛泽东评点鲁迅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 林语堂：鲁迅之死 梁实秋：关于鲁迅 曹聚仁眼中的鲁迅 钱玄同：鲁迅短处有三 老舍看鲁迅——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 藤野严九朗 ：谨记周树人君 （二）学者论鲁迅 王富仁：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孔庆东畅谈“鲁迅的智慧” 吴中杰：鲁迅风骨 张梦阳：也谈何谓“思想家” 张梦阳：日本鲁迅研究对我们的启示 张梦阳 ： 曼陀罗·红玫瑰---纪念鲁迅诞生一百二十周年 陈丹青：鲁迅的好看和好玩（考虑到回复的内容不乏精彩的，全部保留） 陈丹青：鲁迅与死亡 陈丹青：虔诚的阅读才是深沉的纪念 伊藤虎丸 鲁迅的“生命”与“鬼” ——鲁迅之生命论与终末论 尾崎文昭：二十一世纪里鲁迅是否还值得继续读 太宰治笔下的鲁迅形象 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现状：与鲁迅精神对话 朗废：鲁迅死在一九四九年之后 张正平：是鲁迅圆滑，还是李敖浅薄？ 温儒敏：今天我们怎么关注鲁迅 于仲达：后鲁迅时代的无物之阵 郜元宝、袁凌：张爱玲的被腰斩与鲁迅传统之失落 方忠：鲁迅杂文传统在台湾的承继和流变 林贤治：也谈鲁迅研究之迷 林贤治：我们今天怎样读鲁迅 张远山：鲁迅——被逼成思想家的艺术家 林非：鲁迅对于二十一世纪的意义 杜学文：鲁迅的二重人格 杜学文：鲁迅的宽容 杜学文：鲁迅的绰号（转帖） 杜学文：鲁迅不修边幅 woshiaq：漫谈鲁迅的宽容与宽容的鲁迅 何满子：未来史家对鲁迅的评价将比今人高 钱理群：闲话鲁迅 钱理群：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战 钱理群:我们这一代最没文化，不可能再出鲁迅 曹极：我看鲁迅 卜明：我们怎么读鲁迅 李新宇：鲁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基石 李新宇：鲁迅人学思想论纲（1、2、3） 于仲达：一个人的鲁迅 伍国：重思百年“国民性”论述 增田涉：鲁迅种种 止庵：“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看鲁迅 止庵：不懂安德列耶夫和阿尔志跋绥夫，就不懂鲁迅 止庵G：另外一个鲁迅 大江健三郎演讲：始自于绝望的希望 房向东：相对于“褊狭”的“宽容” ——王蒙与鲁迅价值观的歧异 朱康：鲁迅与翻译的政治 王晓明：1934，绝望的抗战 徐怀谦：回到鲁迅 朱学勤：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 （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 林瑟：彷徨时期的鲁迅——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 李阳：从鲁迅看丁玲——关于知识分子主体“隐匿”的某种解释 （三）杂说鲁迅 周海婴：鲁迅究竟是谁 清峻：与周海婴先生商榷——什么是鲁迅的真精神之一 郝歹：鲁迅最催人泪下的一段话 三叶草：独行者——我眼中的鲁迅 徐行：诗人刘大白的自述（有赞美鲁迅的小说） 老涅：除了反抗，鲁迅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鲁迅批判性：一个谎言 赵居平：对责难鲁迅的人反戈两击 zake:我看鲁迅（论文） 天舒：杂谈“鲁迅过时”论 刘成友：今天还要不要读鲁迅？ 阎晶明：鲁迅——吃了也不嘴软 Amon：鲁迅与五四人物的恩怨 独立的回忆者——周作人、许寿裳眼中的鲁迅 孤独毛毛虫：世无鲁迅，天下太平，世有鲁迅,天下亦太平 黄键：鲁迅与中国诙谐文化传统中的愚人主题 顾则徐：继承鲁迅不难，继承好鲁迅、超越鲁迅实难 春花与秋霜：他们眼中的鲁迅 莫亭：为鲁迅先生正言 卜可：鲁迅任何看中庸（系列） 卜可：鲁迅与抗日（系列） 卜可：从“美人痣”说开去 卜可：谁是“小人”？ ****李敖谈鲁迅（全）**** 枕云织星：也说鲁迅先生的“怨”和“恨” 撒大发噶：再论鲁迅 胡永燕：鲁迅今天的意义 梅骊：鲁迅啊，鲁迅 老石又来了：谈鲁迅的感性与理性 周群：跟鲁迅开个玩笑 罗衾不耐：中国近现代关键政治人物评传之:孤独者——猛士鲁迅 董炳月：100年了。日本人还记着鲁迅 鲁迅的家祸国难：另面的日本女人 狄马：鲁迅是什么学历？ 格老：鲁迅误我 王伟瀛：鲁迅：正视“怨敌”的辉光 丈二和尚：周氏兄弟 第一财经日报：从经济视角看鲁迅 余杰：鲁迅三题（1、2） 孟庆德：鲁迅与建设 孟庆德：鲁迅，中国人身上那根最敏感的神经 鲁迅挨骂录 鲁迅与卡夫卡 蒋兰：鲁迅的黑暗与博尔赫斯的黑暗 鲁迅与牛肉面 风的无声：一个人，一个人 管继平：鲁迅的书法 南琛：关于鲁迅的噪音 网络人说鲁迅 房 伟：从强者的突围到顽童的游戏――鲁迅王小波比较论 沈栖：敬重鲁迅_ 杨曾宪：鲁迅不应离我们远去 （谈到兄弟两人的成就） 苏度：批孔，鲁迅、胡适知略同而行各异 崔拂 ：周树人和鲁迅的渊源 杨建民 ：鲁迅先生的笑 醒回梦境：“悲”的人生哲学——王国维、鲁迅与叔本华、尼采 金瑞锋：鲁迅琐记 吴永贵：鲁迅，真为文艺尽力的高明编辑

论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发布时间：2010-9-24 20:9:41 点击：27次 赵轶男（安徽电气工程学校 安徽合肥 230031 ） 摘 要：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小说创作是对先生女性思想阐述的重要方面，他笔下的人物丰富多样，尤为突出的是对女性个性、思想的描写。其对女性形象刻画分为两个来源：一是农村妇女形象，一是知识女性形象。先生揭示出女性在旧中国中的悲剧命运，探求女性未来生活发展之路。本文通过对鲁迅小说中的单四嫂子,祥林嫂,子君等女性形象的分析和评论,从而概括出鲁迅小说中女性形象所特有的三个基本思想主题:首先,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其次，死亡——生命无辜的毁灭；再次，反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生命奴役残害以及这些女性对此所发自灵魂的绝望抗争。三个基本思想主题之间相互交融，构成了鲁迅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宏观特点。 关键词： 鲁迅先生 女性形象 悲剧 关爱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其重要体现之一就在于他的小说创作鲁迅先生的小说涉及的社会问题是相当广泛的。正如先生在《呐喊》序言中所说的他写的小说内容都是使他“不能全忘却的”回忆。很明显，先生写小说，往往当作回归到他回忆中的旧中国去游历和探索，因此，他的小说绝大多数取材于自己的故乡——绍兴①。这也正如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承认：我的取材，多来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先生说他写小说是要画出“沉默国民的魂灵来” ②。因此他深入到中国国民的灵魂之深处去思考、寻验。对于时代与民族而言，鲁迅先生无疑是超前的。因此他无论生前与身后都不能避免寂寞的命运。他总是在思考着人的觉醒和解放，主要是那些在旧中国处于社会底层的，受封建制度及礼教长期束缚的普通民众，他们的生活是凄惨的，人格尊严是受到无情地践踏的，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因为旧中国的三纲五常中女人是最没有社会地位的，她们成为夫权、族权、政权、神权压迫下的玩具，甚至至死也摆脱不了被欺瞒的命运。鲁迅先生一直深切关注妇女问题，并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当中。 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并不是很多，却大都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先生笔下的女性形象可以大致概括为两类：一是旧社会农民妇女形象，她们多贫困交加、愚昧麻木，如：杨二嫂、单四嫂子、吴妈、祥林嫂、九斤老太、七斤嫂等；二是城市女性形象，她们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个性的自由解放,通过不断的斗争来获得个体的人身自由，如：子君,爱姑。鲁迅先生是如何思考女性的身份、地位、生命价值、生存意义以及女性解放的出路呢？通读先生的小说，我们可以归纳出三个基本的主题：“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死”——生命无辜的毁灭；“反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生命奴役残害以及那些女性对此所发自灵魂的绝望抗争。下面就将单四嫂子、子君、祥林嫂三位女性分别给予分析和评论。 一、 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 《明天》是《呐喊》中的一篇，也是先生写的第一篇描写农村妇女的小说。情节为主人公单四嫂子是一个死了丈夫又贫困守寡的女人，平日里只靠自己的双手去昼夜不停地纺出棉纱来养活她和三岁的儿子宝儿，对生活可以说毫无奢求，她唯一的希望大概只是养育宝儿，望子成龙吧！尤其是当宝儿瞪着一双小黑眼睛想了一刻，便说：“妈！爹卖馄饨，我大了也卖馄饨，卖许多许多钱——我都给你”。孩子稚气童真的愿望以及对妈妈至真的爱恋是怎样温暖了这位可怜妈妈的心啊！这也给单四嫂子带来多大的力量啊！“那时候，真是连纺出的棉纱，也仿佛寸寸都有意思，寸寸都活着”。正是有了这平常而微小的希望，才支持着这个守寡女人的悲苦的心，给她以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通过单四嫂子的生活，先生以他深邃的艺术笔触塑造了中国劳动妇女的苦难的形象。她喘息在残酷无道的重压下，却还能为了人间的一点温暖，而默默地忍受着生活的煎熬。却不料这样一点小小的安慰也落了空，病魔和庸医夺去了宝儿的生命，也就等于夺去了这寡妇最后的希望。单四嫂子是那样的纯朴、善良、安分。宝儿是那么可爱、朝气、孝顺。在她们母子的生活中，完全没有一点“分外”的要求，她只是为了起码的生活条件整日里不停地劳动着，她们被剥削得已经不知道真正的幸福是什么，而只能通过母子之间的亲情来互相“取暖”。 单四嫂子是个丧夫的女人，她没有对社会有丝毫怨言，我想在所谓的东方文明地熏陶下，她应该已经麻木了，失去了“没有爱的悲哀”。因为在中国的古训里早已订好了律条：死了丈夫，不能另行改嫁，只能守节。所以徽州地区至今还有那么多牌坊。苦难的生活给予她的微茫的希望，只是为了养大孩子而挣扎着、奋斗着。而当这微茫的希望也幻灭了的时候，死了丈夫又死孩子的单四嫂子，只能把“无所可爱的悲哀”寄托在宝儿魂魄入梦上。鲁迅先生在描写单四嫂子所处的环境是这样说的“门内是王九妈蓝皮阿五之类，门外是咸亨的掌柜和红鼻子老拱之类”。他们都聚集在这可怜的寡妇周围，但他们除去按照惯例烧纸钱、赊棺材，吞尽这寡妇仅有的一点积蓄外，谁又曾经真正给予她一点同情和温暖呢？可以说单四嫂子所处的环境是令人窒息的。也正如先生在《呐喊》序言里所说的“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这也体现出鲁迅小说的一种创作模式——看与被看的模式。为什么封建的宗法制度可以延续那么长，我想人们的不觉悟，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互不关心，也就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宗法统治的重要支柱吧。 单四嫂子的不幸遭遇，真实地概括了封建宗法统治和礼教压迫下的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先生借用一个这样平凡的故事，即广大旧中国劳动群众平凡生活的小悲剧，正是为了向世人揭示那整个时代的悲苦的生活面貌。他的思想是具体地、深刻地：黑暗的宗法制度，封建的旧礼教，在奴役践踏着千百万劳动人民，连单四嫂子这样一点起码的合理的生活愿望也残酷地剥夺了。试想等待单四嫂子的将是怎样一个“明天”呢？先生曾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添上了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自己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如果叙述出静夜中的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到自己儿子的梦，虽然增加了悲凉阴冷之感，但是会使小说更有深度。然而先生却没能这样做，这是他听了钱玄同的意见以后，用了“曲笔”的结果。因为那时的钱玄同是不主张消极的，所以鲁迅先生在修改小说时便毫无顾忌地打破自己原来的构思，为的是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这也同时反映了先生的“爱”的哲学。因为在那样的社会——浓重的黑暗。等待着这个可怜寡妇的，将只能是更沉重、更无穷无尽的苦痛和悲哀、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这平凡的悲剧，也正是灾难深重的时代悲剧的缩影。所以，可以将《明天》中单四嫂子形象概括为体现了先生对女性“爱”的特点。即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 二、 死亡——生命无辜的毁灭 鲁迅说过：“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现切合的了，但因为“杂取种种人”，一部分相像的人也就更其多数，更能招致广大的惶惑。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祝福》里的祥林嫂形象是运用了“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创作方法。作者这样创作的目的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先生写小说的动机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将下层社会民众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显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所以鲁迅先生要用小说强调和放大的思想，要开拓的知识，焦点在于“旧社会的病根”，然后“设法加以疗伤”。可以说这些都可以在《祝福》深深地体会出来。而其中焦点不言自明——祥林嫂。《祝福》的情节是众人耳熟能详的，这儿就不加以赘述。我们来看看作者写《祝福》时候的社会时代的背景，当时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还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大革命的风暴还没有到来。随着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使鲁迅不断地加强了对真理的求索和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并开始接触各种思潮。他从同情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展到对妇女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并进行了一定的探讨。这是他向封建旧势力战斗，为新事物“呐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收在《彷徨》里的第一篇小说《祝福》则是对那个黑暗社会的轰炸。应该也是《祝福》思想性深刻的一个原因吧。鲁迅先生看到了在旧社会的下层女性身上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节烈观，因为她们对节烈观看得很重，甚至把它奉为圭臬。在封建时代节烈观是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派生物，先生通过这看到了更深层次的男权中心文化，揭露了节烈的腐朽和残酷，也就通过这一窗口看到了整个男权中心文化奴役、压迫妇女的本质，从而达到对女性启蒙的目的。同时，先生又为女性觉醒和解放想出了一条道路，即实现女性“人之自觉”。只有女性自身认识到传统文化中的弱点，才能有所醒悟，也从而打破圭臬实现自由。 《祝福》写的深刻处，应该就在于它通过祥林嫂的悲剧，更充分更集中地表现了封建宗法统治，如何用它的黑暗触角时时处处给祥林嫂以残酷的打击，使她无可逃避地步步被逼向死亡的陷阱。威压着祥林嫂命运的，不只是鲁四老爷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而是整个封建宗法制度。它的统治支配着政治、经济以及宗族、宗教和道德的一切方面，象一张无形的黑网笼罩着祥林嫂。但是，渗透着作者冷隽的笔调的，又是怎样难以忍受的愤怒和悲哀啊！冷酷、令人窒息的冷酷，不断挤压着祥林嫂，使她无可逃避，更无法逃避死亡的结局。《祝福》的开端写了“送灶”，结尾写了“祝福”之夜。那是作者刻意安排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喜庆景象。纷飞的瑞雪，连绵不断的鞭炮声，“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但就在这喜庆的祝福之夜的纷纷拥抱中，勤劳的一生的祥林嫂却死于灾难深重的饥寒交迫与惨烈的精神戕害。这就是“天地圣众”所给予她的“无限的幸福”！祥林嫂死了，那她是否就解脱了呢？我想那个惟求做稳奴隶的祥林嫂，在受尽肉体的压榨摧残，精神受尽嘲弄凌辱后，最后还必须怀着深沉的恐惧走向死亡。对她来说，死亡不是长期痛苦生活的解脱，而是另一种更痛苦的生活的开始（到阴间去承受锯刑）。鲁迅先生在表现农村妇女所受压迫的痛苦方面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深度，至今也少有人超越。祥林嫂的形象也成为一个艺术的典型。整篇小说充满了对全部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体系的烈火般的仇恨，同时也充满了与封建宗法制度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彻底的决裂的精神。 《祝福》中的祥林嫂受到的“关心”来自于柳妈等一系列同属于贫下低贱的劳动妇女，她们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又是什么？她们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从而产生了冷漠的恶性心理，在强者面前被抑止了的感情蓄积为对弱者的无情精神摧残作了准备，从而得到向弱者身上进行毫无遮拦的宣泄。她们的这种精神病态表现出人与人之间关系带有极大的浅薄性、冷酷性。她们中有的是痛苦麻木的自守，极端冷漠的旁观，有的则是无情的精神摧残和怨毒之气的宣泄。可以说这些弱者在自觉不自觉中肯定了封建伦理道德的信条。而鲁迅先生对这种人物心理的把握是透彻和深刻的，他在处理人物之间的关系的态度是严峻的。对一个无呼唤余地、无反攻能力的祥林嫂来说，这只能是一种伤感而无法申诉的悲剧。先生运用的是一种冷峻的笔法进行描写而非铺排的酣畅淋漓的笔触，因为它们表现出的艺术悲剧韵味不足以传达那种在平静中吃人的现实格调。我们可以将祥林嫂形象概括为鲁迅先生对女性刻画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死”——生命无辜的毁灭；有人会认为祥林嫂在死前有过对灵魂有无的怀疑，就是呈现出微弱的正转状态，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在生命道路上对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以及对在此支配的社会关系的朦胧感受，一种思想变化发展的趋势，对艺术悲剧的影响应该是微弱的。特定的时代环境决定了祥林嫂的命运悲剧，而对她的“回光返照”也正体现出鲁迅先生的一种希望吧。这在《伤逝》中有很好的体现。 三、 反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她们的生命奴役残害和绝望抗争 《伤逝》是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仅有的一篇以青年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小说一开始，就先声夺人地为全篇定下一个“忏悔自省”的调子——“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忏悔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涓生“悔恨和悲哀”是什么？《伤逝》的内涵得到升华，是否仅仅是涓生感伤和逝去的感情呢？小说不仅歌颂了男女青年子君和涓生的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斗争，更深刻地描写了知识分子心灵的历程。鲁迅先生也因此提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中国青年，特别是妇女，究竟怎样才能从旧势力压迫下得到解放？《伤逝》则成为先生的启蒙主义所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种同封建家庭决绝的态度，的确是表现了“五四”前后第一代知识女性的反封建精神。女主人公子君就是发出这个勇敢的呼声，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义无反顾，坦然如入无人的境地，奔向她所向往的理想的爱情生活。子君也许会在其他方面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在爱情问题上，在自己的终身大事上，子君却是无畏而勇敢的。在涓生的记忆中，无畏的子君决不是感情轻浮的少女，她天真、善良、娴静而又纤弱。子君性格也正是由于她所处的家庭环境的影响，寄居在叔父家，在城市上学。以前的她可能一直生活在威严和冷眼中，处于少女时代的子君是同样会有着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可谓是不断地新文化、新思想启蒙了她，时代更为她打开了眼界。当她第一次在生活中发现有一个相知的异性青年涓生，虽然只是一个小职员，生活艰难，但却有一颗火热的心和进步的思想，为她揭开了新生活的帷幕。向她表达了挚爱真情，所以她被感动了并倾心于他，愿意和他携手同行，追求美满幸福的生活。可以说当时支持子君的理想是“爱”，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是涓生的爱给了她生活的勇气，使她不顾一切地反抗旧社会的伦理教条。涓生是一位首先接受了新思想而觉醒的青年，他启发和关爱着子君。但同时他也是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五四”风暴中追求个性解放的信条之一就是自由之身，谁也没有干涉自我的权利。 子君对未来美好梦幻激励着她为摆脱封建束缚进行了无畏的斗争。但在当时封建势力还很猖獗的社会里，子君比之涓生会有更多的先天弱点，因为她的社会接触不多，她的知识面也不广，但是在她身上值得肯定的是她对新知识、自由美好的渴望和憧憬。我们应该清楚，爱情不是抽象的东西，人也不能生活在对美好事物的憧憬中，更不能生活在抽象的爱里。我认为正确的生活方式应该是生活艺术化，而艺术也要生活化。所以生存的环境对她们的婚姻生活中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他们也必须面对这残酷险诈的人间简单的家具，已经用去了涓生筹来的款子的一大半，而子君也卖掉了她仅有的金戒指和耳环，为他们共同的家加入了一点股份。但最终的结局是涓生被辞退了。共同的生活使他们有充分相对的时间，先是沉默的相视，接着又是沉默……。而子君在新的生活中只能忙于家务，生炉子，煮饭做菜，喂狗养鸡，每每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前额上，手也开始粗糙起来。因为忙，所以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是读书和散步。这也最终造成了他们无爱的结局。也为最后涓生说出他们之间无爱埋下的深沉的隐患。涓生说：“不过三个星期”。就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似乎对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失去之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了，即所谓真的隔膜了。作者则说出解决的方法“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但涓生与子君是太缺乏生活的经济支柱，从而也使彼此爱的理想的斑斓色彩在不断剥落。涓生对子君的热情也在冷却，而对于子君来说，这新的生活又何尝不使她感到困惑，她只得强颜欢笑，操劳家务，目的只是为了分担一下涓生的辛苦，为这个共同的家努力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从这一层面看，子君并没有变。唯一产生变化大概是涓生对幸福的需要观的扩大。因为按照涓生的愿望只是让子君能陪他一起读书、一同散步和聊天，总起来是要生活高雅一点，安闲一点。我想就算他们在经济上完全可以满足这种生活。结局大概也只是“一只新笼子”，生活大概也只能模式化、固定化。他们的理想化的爱也不会有“时时地更新、生长、创造”。这种生活方式只是他们对生活的一种向往。于是，本来以为完全互相了解的子君和涓生，现在却疏远隔膜起来，相对彼此的爱已经成了彼此之间的精神负担，所以涓生已经动摇：“我老实说罢；我已经不爱你了！但对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他放弃了子君，因为在他心中认为子君应该可以感受到彼此之间的隔阂，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子君是完全无力承受突然来自爱情的打击，她陷入了恐怖之中，离开涓生之后，毫无生存能力的她只能回到旧家庭中，并终于“独自负着虚空的重担，在灰白的长路上前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围的威严和冷眼里”。这一结局是悲剧性的，鲁迅先生对此表示了无限的惋惜和沉痛。涓生陷入良心的谴责和痛苦的忏悔之中“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奉献她我的说谎。”……“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卸给她了。”“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一切，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这是一个多么可怜的真实，又是一个多么卑怯的真实。作为生者的涓生就必须还要生活下去，所以在小说的结尾鲁迅先生赋予其新的生命希望。“如果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乞求她的饶恕”，“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求她宽容，或使她快意……。”正是这一切，给涓生带来了新的启示和觉悟——“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这也反映出先生反抗绝望的哲学。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伤逝》的子君的形象体现了鲁迅先生对女性描写的另外一个特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层面：反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生命的奴役残害的绝望的抗争。 综观先生的全部小说作品创作，即也就是上文借单四嫂子、祥林嫂、子君三位女性形象来体现出这三方面的特点。当然，这三者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并非孤立地存在于某一形象刻画之中，但我们可以看出先生是有侧重地加以描写的。我们在阅读先生的作品时也同样应该仔细地体会和把握，先生告诉我们的是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有弊端的，而我们只有正视这一现实的生存状态，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与追求，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的“神话”的实现上。 著名学者钱理群说：“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时是很难读懂鲁迅；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困惑，甚至感到绝望，这时才有可能会理会鲁迅的思想。”我想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鲁迅先生曾说：“写小说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别号。”我们可以认识到先生写小说上有自己的功利目的的，是要利用小说的力量来改良这社会，而且把文学和人生的改良和健全发展联系起来，在《呐喊》《彷徨》中，鲁迅实际上写了两种人物类型：即前面所说的下层农民的灵魂和知识分子的灵魂。可以说先生对知识分子灵魂的深入是与自己的血肉相融的，如上面《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相对来说先生对诸如杨二嫂、单四嫂子、祥林嫂的命运是关切和同情的，重在更加深刻地揭示出在她们身上的国民劣根性，以引起广大民众的觉醒，他是带着责任感去描写她们的处境，着重暴露病态社会的人的精神状态，同时也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他逼着读者一起来正视人性的卑劣，正视淋漓的鲜血。 鲁迅先生最终为女性的人身解放指出一条道路那就是绝望的反抗，是对于社会、对于自身、对自己的一个反抗。希望无所谓有无，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正视它并且时刻去追求。“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们的前方是路需要自己去踏过，鲁迅先生作品的深度就在于他能够穿透现实的黑暗去开掘、体验更内在的更深的被遮蔽的黑暗，进入精神的层面，有的作品还进入了生命存在的本体，即超越他的经验来成就一种存在的追问。 四、 结论 鲁迅先生小说的内涵是丰富的，不是从一种角度就能阐述清楚的，所以我们思考先生的作品和提出我们的问题时应该加以审慎的解读和分析，因为现代小说在先生的笔下得以产生并且完善，可见先生的思想具有时代的超越性，是值得我们去思索和深化的。先生曾在《野草》的题词中写下：“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先生所有的作品中亦透露先生的沉默世界，对中国普通贫民妇女的刻画则是先生对当时黑暗社会对普通平民的残害和压迫的控诉，普通大众的生活尚且如此不堪，更何况是那些没有地位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呢？先生描绘的女性形象深刻而难忘，先生抓住了她们的生活细节，用自然平实的语言白描了一个又一个典型而可悲的劳动妇女。参考文献：① 陈漱渝著鲁迅风波[M]． 大众文艺出版社② 《与鲁迅相遇》 钱理群 著 三联书店③ 《林贤治评注鲁迅选集》 湖南文艺出版社④ 《鲁迅作品十五讲》 钱理群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⑤ 《吴中杰评点鲁迅小说》 吴中杰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⑥ 《鲁迅其书》 张杰 杨燕丽 选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⑦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钱理群 温儒敏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⑧ 《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 上册 朱栋霖 丁帆 朱晓进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⑨ 《鲁迅经典文存》 洪治纲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民族魂——鲁迅卞一杰合上《呐喊》，合不上的，是我们的“彷徨”。“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苟活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正的猛士，将更愤然而前行！”“没有什么病痛比精神麻木更为可怕的了，一个人无论体格如何强壮假如没有灵魂，就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鲁迅是一个真猛士，直面人生，正视鲜血，七十多年了，他依然在奋然前行。这么多年过去了，鲁迅依然没有过时，教材里面处处有鲁迅，到处都有人在不厌其烦地歌颂着鲁迅。鲁迅如果真的过时了，我倒觉得这也未必是一件坏事，那表明：鲁迅提出的问题全部被解决了，“看客”在中国也不见踪影了，书本上再也找不到“吃人”这两个字了。如果教材只停留在背鲁迅文章上面，歌颂也仅仅停留在赞颂这个层面上的话，倒不如就象鲁迅的遗言里说的那样去做：“把我忘掉，然后过自己的日子吧”。倘不，那真是傻瓜。把鲁迅和他的作品供奉着只知朝拜，就象存着巨额的财产却不知道如何去使用一样。鲁迅是我们的财富，而且到目前为止，象他这样的财富只有一个！有多少人孜孜不倦地研究着《孔一己》中“大约的确”是否矛盾的问题，有多少学生苦苦背诵着《雪》里面的美文佳句，然而，令我痛心的是，每每街上一有打架争执，那些研究鲁迅的学者、熟读鲁迅的学生，往往都伸长了自己的“鸭脖子”，像被一只手被后面提着一样，拼命往前挤，争当“看客”。鲁迅的文章没有金庸的小说那样有起飞跌荡的情节，也没有朱自清华美的文字，自主去读得人越来越少且不说它，就算有的人背着他的文章，“理解”了他的意思，又有多少人真正“懂得”他的文章呢？懂得他的忧国忧民呢？鲁迅的文字是平淡的，然而“淡中知真味，常里识英奇”，他平淡的文字读完才感到回味无穷，静下来细想，良久才发现一种莫名的同感，良久才体会他深刻的含义。现在的社会中，还有“祥林嫂”么？重要的其实不是有无祥林嫂，而是祥林嫂周围的人还存在吗？还有人拿着她的悲剧来给自己寻开心吗？的确，虽然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这样的问题或许还存在着，所以我们仍然需要鲁迅，需要呼唤鲁迅精神。记得读罢他的《啊q正传》，顿时觉得啊q似曾相识，细细一想，又惶恐起来，发现或多或少，我们身上都有啊q的影子。读完《狂人日记》，惊的自己一身冷汗，现在还有“人吃人”的事发生吗？想起当下的“三鹿奶粉事件”真正令我们愤怒和担忧。如果当我们读到《故乡》的时候，心中涌起的不再是因为老友的改变而难过，而是对文章真实性的怀疑，那时，或许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可信了吧。“夜正长，路也正长。”鲁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夜却总是会过去的。鲁迅没有走完，但他明白：路迟早会走完。我也相信，即使我看不到路的尽头，我的后代一定会看到。“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当人们能不仅仅是“读”鲁迅、“看”鲁迅、“背”鲁迅，当我们时时能够想起鲁迅笔下的人物并深刻反醒自己的时候，当我们能把鲁迅真正当作“民族魂”的时候，那便是路走完的时候。我希望，我能走上这条路。鲁迅先生说地上本无路人走多了便成了路，成路后走的人更多了．鲁迅却没有告诉我们有路后的地上会怎样，这是他始料未及百算一漏的．现实告诉我们地上有了路人走多了便成沟了！　　鲁迅在他的《故乡》里说：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的说法不一定是对的，起码算不上全对．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地上的路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都知道他在从文之前是学医的，后来他为什么不走救死扶伤的“白大夫”之路了呢？也许你会说是因为他在日本电影院看了一场有中国人入演的记实片，的确，我起初也是这么深信不移的．但事实告诉我这只是一个小片段，就像鲁迅看到的电影片段一样．这只是鲁迅转意从文的一个小插曲，插曲的存在有它存在的价值．它的价值在于它使鲁迅看到中国的土地上还没有一条让麻木冷血的“龙的传人”走的思想之路．这微不足道的小插曲让真热慕于医科的鲁迅知道广漠的赤县虽有繁星般众多的炎黄子孙却走不出一条能御敌富强的民族之路．堂堂华夏大地缺的不是走路的人，而是缺能走出路的人．所谓能走出路的人指那一些人呢？鲁迅就是能在没路的地上走出路的人．在那个人且相食外忧内乱的时代何曾少过欲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热血爱国者，鲁迅是最具代表性的爱国“愤青”．稍接触过鲁迅文学的都知道鲁迅在热血青年时代去了小日本仙台学医．学的而且是骨骼学．那时的鲁迅天真地认为医道能救死扶伤就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个时代的爱国“愤青”都很天真．总以为学医就能就中国人民救广漠的赤县．所以从医之路成了那个时代爱国者的明智抉择．鲁迅也随了波逐了流到了日本研究人的206块骨头．忒天真无邪的．但中国的土地上没能让他们走出一条活路．当鲁迅不经意地看到日本崽屠中国人的记实电影时他犯懵了．那一可的他才涣然冰释醍醐灌顶，人走多的地方不一定就有路，没有针砭的路是不可能在中国广漠而荒芜的土地上走出来的．学医的中国“愤青”多如麻，但医者是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走出一条救国图存的路的．中国人的病不在肉体上，而是在思想上骨子里．只可惜鲁迅看到的是主观上的骨子病，他天真地认为治好了中国人骨子里的病中国有就有骨气了．他错了，错得彻底！如果他还一如既往执迷不悟地幻想在中国满目苍痍的土地上走出一条拯救中国的医学道路，那么他错得愚昧极了．那一段小插曲让鲁迅知道地上本没有路人走多了也不一定成为路，人走多了可能成为沟让那时代的话中国人越走越深越走越不能自拔．他毅然抛弃了和藤野先生深不可测的友谊弃医从文．他真正认识到中国人的劣根长在思想上而不是肉体上!　　当《狂人日记》惊世之篇在一位曾致力于医学的文人笔下生花时，麻木的中国人你望我我望你，回到家也自恋地照镜子．这些人怕了，怕鲁迅写的狂人就是自己．当《孔乙己》轰隆于中国的上空时，麻木的中国知识分子胆颤了心惊了，你看我我看你，“孔乙己到底是谁？难到是我吗？”这样的问题成为了知识分子茶余饭后之事．当《阿Q正传》成为家喻户晓时，麻木的中国把“阿Q”示为“至宝”．你阿Q我阿Q地互相打招呼．……鲁迅还有很多很多让人不寒而栗的着作，他的一生走在一条不是众人都走的路．众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没能走出路但他却走出了．而且走得辉煌走得轰轰烈烈．现实的我们不能只抱着高考一条路，高考之路固然稳当，但走的人太多了，本有的路被走成了沟，后来者不再居上，高考的后来者面临的是名落孙山．何不梦回鲁迅之路，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走一条对社会有用的路!在有关鲁迅思想的研究中，大量的成果集中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冯骥才在《收获》上发表的《鲁迅的“功”与“过”》中认为，鲁迅作品的成功之处即在于独特的“国民性批判”，“在鲁迅之前的文学史上，我们还找不到这种先例”，但这不过是“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的舶来品，鲁迅从中受到了启发和点拨，却没有看到里面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话语。冯骥才进而认为鲁迅没能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和被西方人认作经典的以审丑为主要特征的“东方主义”的磁场。这一度引起了学者们的激烈争鸣。陈漱渝在《由〈收获〉风波引发的思考》和《挑战经典——新时期关于鲁迅的几次论争》中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过程中，的确受到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中国人气质》一书的影响。然而，“鲁迅展示中国人的丑陋面，并非印证西方侵略者征服东方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是在展示种种丑陋的过程中渗透了作家的忧患意识和否定性评价，使读者在否定性的体验中获得审美愉悦。”黄川在《亚瑟·亨·史密斯与东方主义》中重点分析了“东方主义”一词的含义和史密斯《中国人气质》一书的详细情况，指出冯骥才把“东方主义”加之于鲁迅的头上是“轻率的、不科学的”。　　由论争引发，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被导入了十分广泛、深刻的领域。对于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形成的渊源，日本学者北冈正子的《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由来》以翔实的史料证实：鲁迅留日时期与许寿裳关于国民性的探讨，是受到当时弘文学院院长加纳治五郎与中国学者杨度关于国民性讨论的直接触动。潘世圣的《关于鲁迅的早期论文及改造国民性思想》认为，“青年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其实与近代西方，明治日本，他的先辈思想家如梁启超以及与他同时代的留日学生有着多样的联系，鲁迅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他的时代，他的周边世界的精神倾向。”王学谦在《精神创伤的升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的心理因素》中指出，幼时的家庭变故使鲁迅的心灵受到严重创伤，直接影响了鲁迅人生道路的选择，并促成了其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程致中在《鲁迅国民性批判探源》中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某一单方面的影响，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包括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有关国民性的讨论的影响，外国人研究中国国民性的着作的影响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痛切反省和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的影响等等。袁盛勇的《国民性批判的困惑》则认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主要源于一种强烈的自省意识，他看到了我们国人的“古老鬼魂中”还有一个“我”，因而，“鲁迅的国民性话语是一种自我在场的启蒙话语……他把自己拽进话语语场的同时，也一并让读者沉入其间，在自我反省中杀出一条生路”。尹康庄的《鲁迅的民众观》指出，鲁迅“致力终身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与实践的逻辑起点”，是鲁迅对民众的“否定与肯定之间所形成的悖论”。方长安的《鲁迅立人思想与日本文化》认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是和立人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深受日本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亦即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影响。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研究的深化还表现在“鲁迅改造中国国民性思想研讨会”的举行。这一学术会议是由汪卫东的《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内在逻辑系统》和竹潜民的《中国国民性“密码”和“原点”探秘——兼与汪卫东先生商榷》争鸣文章引起。前文认为中国国民性“原点”和“密码”以“私欲中心”四字概括，后文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中国国民性的“原点”和“密码”应是“自欺欺人”。陈越认为汪卫东的“私欲中心”失之太泛，竹潜民的“自欺欺人”不是“对国民性劣根性表现的深层原点的概括”。周楠本指出，“自欺欺人”说实际已包含于“精神胜利法”中，而“私欲中心”是和“精神胜利法”一样的国民劣根性表现，因而“原点”和“密码”的提出并无多少新意。张恩和和林非都肯定了从“私欲中心”和“自欺欺人”入手探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积极意义，特别认为以“自欺欺人”为中心展开对国民性弊端的分析是“颇有道理的”。但对国民劣根性的形成，他们都认为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封建专制制度和绝对权力统治的结果，“在这样严格的等级制度的规范和限制下，怎么能不产生退守、懒惰、卑怯、奴性、虚伪巧滑、自欺欺人等各种各样的国民性”（张恩和语）。钱理群的论点有三：一、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提出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不是外来思潮的移植；二、改造国民性问题涉及对民众的看法，鲁迅一向把民众分成两类，即“厥心纯白”的朴素之民和“在名教斧钺底下”失去了天性的“无名主无意识的杀人团”，鲁迅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后者；三、对“真”与“诚”的倡导，对“伪”的批判是鲁迅一生的命题。孙玉石认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他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动因，继承了历史上一切优秀文学传统拥有的“大爱与大憎结合的精神”，体现的是文学创作的永恒的主题，因而孤立地研究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密码”与“原点”，“没有什么真正的学术意义”。孙玉石提出应当特别尊重鲁迅作为文学家的思想家的“独特性”，这就是：“他是以自己的直接感悟与无休止批判来辐射他的思想能量，而不是在逻辑系统的思考中来论证他的思想凝结的。他追求关注的一贯性，批判的直击性却不一定有哲学家思想的严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