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思想力的编辑

写作是作者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文字描述，一篇文章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不仅是作者写作意图和写作能力的直接体现，更是作者个人的思想、感情、阅历、文化水平和个人性格的直观体现。加强自身的生活积累，提高自己的知识储备量，全面锻炼自己的写作能力是一个编辑的必备条件。编辑要不断积累生活：每个编辑都有自己所要编辑文章的领域，提高此领域的编辑能力，才能在编辑中，不至于编的烦，编的没有感觉，编的有大量重复性。所以您需要锻炼思想，陶冶感情，积累生活，拓展知识。文章内容及其表达，和作者的生活知识储备有着密切的关系，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广博得知识，不仅给作者提供了大量的写作信息，而且可以激发作者的写作欲望，充分调动作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使文章更充实、更准确、更生动，更优美。在自己所编辑的领域，才能编写出更好的文章。编辑需要加强的能力：在认识和摄取客观事物时，编辑需要有观察能力、发现能力和采集能力，在构思过程中，需要有综合、分析能力，筛选加工能力，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在表达时，需要有结构能力、语言运用能力和修改能力。写作还需要有一定的技巧，技巧也是能力的体现。写作能力的体现，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需要不断地积累，达到从量到质的飞跃。而在量的积累过程中，编辑们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点一点的改变自己的不良写作习惯，坚持把理论转化为实践，同时追求创新，才能写出更好的文章。

近日，北大数学系毕业生柳智宇拒绝美国名校邀请，出家为僧的消息在各大论坛传播。柳智宇写的一篇文章，名为《如何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透露了对佛家的理解。“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句话自五四以来就成为中国人精神的理想。从小学起，教科书里就告诉我们，要敢于怀疑权威，要有自己的思想。可是想一想，我们活到今天，有多少自己的思想呢？这些思想又能给我们的人生带来怎样的转变呢？我们在小学和中学接受应试教育，分数至上，很少有自由思想的空间。到了大学以后，一下子面对五彩缤纷的世界，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人生的方向，发现自己没有取舍的标准。怀抱很远大却显苍白的理想，却不知如何开始行动；未来似乎充满希望，又似乎离现实非常遥远。许多人渐渐选择了一条道路，却仍然觉得远离自己的本心；另一部人选择了随大流，周围人怎么做自己就怎么做，却想不明白这样做的意义。我们也许会从师长和同学那里，从网络上得到一些关于专业、社会、政治、人生的意见，通过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来分析抉择，得出一些自己的观点，乃至于能与同学辩论。但这些观点不系统、很可能只是一家之言。而最关键的是，这些观点只关注于外在世界的一些局部，对于人生的重大问题没有回答——乃至于很少有人觉得自己能想清楚这些重大的问题。对于一些现实的学业、求职、爱情等问题，这些观点也经常显得很空洞、不切实际。工作了之后又怎样呢？现代社会节奏非常快，一些行业的工作量很大，还要应对很多现实的问题，升职、评奖金、工作中的各种关系，更有家庭需要照顾。一位师兄告诉我，他有一段时间下班回来之后，非常疲惫，困得根本没有精神读书。他说许多人工作后非常怀念上大学的时光，觉得那是自己一生中思想和人格达到的顶峰。如果工作相对轻闲——这是少数，随着阅历的增加，思考的深入，对许多问题能有一个更务实和透彻的认识。但是这一生应该做什么？如何才能实现理想、改善社会？另有一些人选择追求理想，不随大流，不走寻常的道路。他们是可敬可佩的，但相当多的人走得很坎坷。不走寻常路，自然要承担很大的压力，而信仰的力量是否强大到让我们克服困难昂扬向前？我们生活在社会之中，我们的智慧是否足够明晰，使得当我们认为自己卸下社会的枷锁时，我们抛弃的不是粮食和水？随大流是安全的，因为能常与人沟通，如果离群索居，我们怎么保证自己不会堕入到自己的情绪和成见的小世界里？“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对我们如此重要，如何才能实现呢？ 思想之于人生，犹如一张地图，上面不仅标明了各处的景致、风光，也标明了我们的目标和现在的位置。所谓有思想，不是说对一些地图上不相干的地方有一些繁复斑驳了解和猜测，而是关注于人生社会的大问题，就好比地图的整体、地图中的一些重要特点和我们的起点、终点、中间的路径。同时，思想中蕴涵了行动，我们有了地图就是要去走一条路的，而实践也是检验思想是否正确的标准。科学上的定律需要用实验来验证，关于社会人生的思想则需要靠我们的生命体验来验证，否则就只是一堆假设。我们说一个人思想自由，是说他基于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思维方式，能够提出许多新的、有益的见解，与前人的见解相对照而能给人以启发，不是说他不顾前人的经验胡想一套、妄自尊大；我们说一个人思想深刻，是说他具备透过表象发现问题关节点或实质的洞察力，不是提出一些与实事不符的片面、古怪的观点。我们说一个人思想开放，是说他能不断学习，原原本本地领纳别人的观点、立场，进而能同情地体会作为前提的生命体验，不加入自己的曲解；有疑处阙疑（暂时搁置），待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时再从一更高的观点沟通人我，使各自思想的不足得以弥补、优点并行不悖；不是说不加鉴别地一味吸收、实则未领纳其本怀，吸收得多了，不同观点错杂无序，就在心里打架，然后再用搅糨糊的方式强行调和。思想需要训练才能自由、深刻和开放。我认为训练思想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心态，要心怀温情与敬意。谈到认识就要谈到认识者和认识的对象，那么认识者与对象的关系就很重要。是对立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还是没有关系？这决定了认识的过程中我们所选取的视角。如果我们以仇恨去看世界，得到的只有仇恨的理由；如果我们以冷漠的心看世界，得到的只有一堆冰冷、割裂的信息。以爱心和敬畏的心与世界互动，我们才能欣赏它的美和神奇。“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爱心缩短了我们与万物间的距离，敬畏给与我们平等的眼光，去除了自我中心的态度。温情与敬意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客观。所谓客观，并不光指事实是客观的，也要求认识的方式、思维的模式要能依据事物本来的面目来呈现它。认识物要用物的规律，认识心要用心的规律，都是事物本身的规律，在与它真诚互动的过程中去体会，而不是用一个成见到处套用、百病包治。大爱和敬畏为我们提供了求知的动力。对未知领域没有敬畏、对真理不热爱，真诚的好奇心从何而生呢？对人类的苦难没有悲悯、对生命没有敬畏，又何以研究政治、经济、社会以奉献人类呢？没有对生命真谛、世界美好的追寻，又何以钻研文学、历史和哲学呢？大爱和敬畏是指引我们追寻理想的强大推动力，中国古人讲“主敬”、“涵养”，正见得心态对为学的重要。大爱和敬畏可以对学问，也可以对师友，恭敬心可以使我们能更好地向老师和同学学习。基于大爱和敬畏，也容易养成反省的习惯，反省自心需要有面对真理放下自我的力量，这种力量正可以从爱与敬中产生。二是阅读，要广泛地阅读获取各种知识，对人类各文明源头的经典尤其仔细揣摩。知识是我们思考的材料，所谓“思而不学则殆”。建立完整的、系统的知识结构对我们思考问题至关重要。我们会说，我的兴趣没有那么丰富，对许多东西就是没感觉，不想掌握这方面的知识。兴趣可以靠大爱与敬畏来拓宽。如我对历史没有兴趣，但想到我的祖先曾经生活的图景我一无所知，而祖先的付出正是我今天的生命之所由来，而了解人类社会的演进趋势也依赖于对历史的学习，那么我会希望去了解历史而知道祖先们的生存状态。如何培养大爱与敬畏，又如何让自己的知识结构系统化呢？就要靠阅读人类各文明源头的经典，如中国的儒释道经典，西方的古希腊、基督教、伊斯兰教经典等。读经典，正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人类文明演进中许多根本的关怀和思维方式最初形成于这些经典之中，因为是原初的，所以最少有限制和僵化，为一民族力量的源泉。后来的历史的进程往往是基于这些根本的关怀和思维方式而向前推演，应着不同的时代特点而有新的发展。一些观念，有可能后人加以曲解，等走到极端后又反过来，全盘否定之。而不管是坚持还是否定，都已离开了这一观点提出时的历史缘起和初衷。而最终，还要靠有识之士深入经典，或多文明交流、多经典相参来解决。此外需对古圣先贤存一份爱与敬。何以千百年来那么多仁人志士都从他们那里得到生命昂扬向前的力量呢？需仔细体会圣贤的用心，圣贤何以成为圣贤，将经典中的话与自己的生命相联系。可以参见朱熹夫子《读论语孟子法》。古人讲读书要按“经、史、子、集”的顺序。大致的可以说，“经”是经典，用以接通民族文化的源头，建立人生的大本大源；“史”是历史，学史知文明的进展、演变，而以“经”中之精神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各种资料整合成一系统；“子”是历史中各思想家、仁人志士的作品，因为他们的努力使在文明演进中麻木的精神得以复苏，人们寻到时代的方向，从他们的反思和探索中，我们更接近生命的真谛、历史的真相；“集”是各时代的文集，通过它们，我们能丰富经典和历史的血肉。对于文科来说，这一顺序仍然有其适用性，对于理科来说，学科中的核心思想以及学科历史的知识也非常重要。三是阅历，要有深刻且广泛的生命体验。生命体验是一个观念产生的源头。要理解一个人为什么说出一句话，为什么这样说，而不是那样说，就需要进入到他的语境中，对他的生命体验有一种同情的了解。要理解经典，也需要有一定的人生实践的体验才可以。有一些词汇，如“仁爱”、“大爱”、“善”，我们以为没什么，人人都知道。但以这样的概念来读《四书》、佛经或《圣经》，则很容易将之平庸化了。读到“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得到了善的启示，就把它紧紧地守护在心间，决不失去)“三月不违仁”则不知所云，不知到“服膺”和“不违”的是什么东西，那又是一种什么状态。又读到“克己复礼为仁”，则不免要批判。而如果参加过一些慈善活动则比较容易理解什么是“仁”。一位同学参加奉粥后这样写道“觉得他们每一个人的笑容都是那么天真无邪，充满爱的光辉，那是心灵如此洁白安定的人才能散发出来的。” “在这个活动中，每个人无不怀着一颗谦卑慈善的心在为他人做着自己能做的事情，想想夫子所说的‘大同’世界也就是这般了吧。” “仅仅只是一天，我已经感觉到自己在改变。这样想的时候，顿觉人生无限辽阔与富足。”在慈善活动中，心是打开的，直接地体会到什么叫善良，什么叫感恩，在团队中传递着爱，因为终于完成了任务而快乐，知道世事的艰辛而折服内心的轻狂。我们大学生想得多做得少，一股书生气和孩子气，太关注自己的一点小苦小乐，缺少勇往直前、披荆斩棘的精神。做成一件事情不容易，需要有从整体看问题的眼光和放下自己的见解随顺他人的胸怀，还要有果断和敏锐的洞察力，还要头脑灵活，要有坚强的毅力。如能在实践活动中培养这些品质，则生命越来越丰满和充盈，思想也远离偏狭而容易包容、开放。四是团队，要找到一个追求理想，并有自由讨论氛围的师友团队。人的心有一个特点，就是容易沉浸在某种特定的状态中，以为这就是生命和世界的全部了。恋爱中的人看世界会觉得很美好，失恋了就觉得很灰暗。同样，很少有人愿意去怀疑自己的观念的正确性。特别是经过独立的思考得到某个结论，这时往往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不愿意听，乃至根本不认为会存在其它的观点和可能性，就愿意沿着自己的道路一直走下去。能挽回这种一意孤行的过失要靠三种回馈机制，一是自我反省，二是实践，三是与人讨论，特别是一群人的讨论。水流而愈深，火传而不熄，在团队中的讲习讨论是最好的激发新思想的方式。我认为要营造一个有效的讨论的氛围需要具备几个要素：一是共同的目标和前提；二是讨论者互相尊重乃至钦佩；三是大家，至少是组织者愿意清空自己去体察别人的感受，领纳别人的思想，即愿意舍己从人；四是参加讨论的人要对实际的情况有了解，所谓“无情者不得尽其辞”。每种观点的提出都有它所以提出的生命体验作为基础，了解这个观点是从什么角度、什么立场上提出的，则一切的观点不但不相违背反而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我们对事物的全面认识。此外，组织讨论还需要有敏锐的逻辑思维和洞察力，将大家的观点按总别、本末、因果、次第进行归类，并调整讨论的节奏。我参加过一个会议，他们的讨论浸润在一种温情当中，每个人讲话时我都能感受到对其他在场者的关爱，而不管他讲得好不好，在场的人都很自然地发现其中闪光的地方给予鼓励，并把讨论向前推进，没有隔膜，没有排斥。相比之下，我感慨自己与人讨论问题时，有时好像剖析得很深刻，而内心却是一种干涩、寒凉的感觉，处处在与人对立，用自己的深刻去解构、去剖析，却没有好好从对方的角度去同情地理解，看对方的出发点在哪里。究其原因，还是自己在说话的时候，已忘却了对听者、所说者的关爱与敬重，把自己和他人割裂了、对立了。上面是仅就思想而言。团队的重要性不只于此。一个团队更重要的作用是在相互扶持中，让人有继续前行的勇气和动力。更积极地来说，内心的光明、潜能、智慧需在与他人互动中彰明、显扬。个人的发展都需要团队作为平台，改善社会的事业也得依靠团队来成就。这四点总结起来，似乎正好是耕读社的理念：“晴耕雨读，陶养心灵，圣贤为伍，师友同行。”愿与大家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共勉。全文(编辑:dq1024)

袁宏道在明代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与兄宗道、弟中道时号三袁，被称为公安派，宏道实为领袖。他有一套系统的理论，成为公安派文学纲领：①反对盲目拟古，主张文随时变。他在《与江进之尺牍》中说：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在《雪涛阁集序》中说：唯识时之士，……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为此，他强调文学要随时代而变化，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倾向。②文随时变的目标是存真去伪，抒写性灵。他在《行素园存稿引》中说：古之为文者，刊华而求质，敝精神而学之，唯恐真之不及也。在《叙曾太史集》中，言明自己文章的特点是真，并指出真就是直写性情。在《叙小修诗》中，通过对袁中道诗歌的评论，强调诗文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这就形成性灵说，是公安派文论的核心。③所谓性灵，能导致文章的趣和韵，而它们是由无心或童子之心得来的。他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中指出，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又说：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他说的性灵，是排除了理（思想）的感情活动，是下意识的直觉。它与李贽的童心说极为接近。④他认为民间的通俗文学正是无闻无识的真声，而加以推崇。他在《叙小修诗》《陶孝若枕中呓引》等文章里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要以情真而语直，故劳人思妇有时愈于学士大夫，而呻吟之所得，往往快于平时。总的看来，宏道的文艺思想颇为复杂，他的性灵说，比其兄宗道的学问说影响更大；在打破封建思想束缚，扫除前、后七子拟古文风，变粉饰为本色，变公式为率真方面，发挥的作用也更大。但他提倡的性灵，无视社会实践和思想理论对创作的决定意义，对他自己的创作，特别是晚期文风，产生了消极后果。[1]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反对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2]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