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学术的核心内容

近年国学讲坛高论如云，话题多不胜计，但是可惜就差这么一句未作热议。这不能说不是个大问题，而且是开宗明义的重大问题。既然此题阙如，我们何妨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各家经典，无论儒、释、道，坊间都有个说法：“传经千万言，真话一两句”。我的观点和思路是：讲国学最好不要从“国”字说起，从国字讲就是从外延、从范围说起。国学领域太大了，现在还出了国门，三言两语说不明白。我们从“学”字讲，就是从国学的内涵讲起；抓住学科内在本质，国学领域就一目了然了。因为从实质看,国学不过也是一门学问,一种治学方法；科学地说，是一门学科。 按照学科的观点讲国学，最主要的是明确学科范畴，就是哲人讲的事物基本矛盾和矛盾的特殊性，是划分学科的依据。今天还可以运用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核心价值体系思考这个问题，那就是看学科的核心内容和学术方法。如果把学科价值和范畴结合而论，那么国学的主流价值体系就是儒家思想，核心内容就是儒家经典或经学；国学的核心学术方法，就是汉学或称文献考据学。讲国学只要抓住这两个要领可矣。一、国学的核心内容即儒家经典——经学（十三经） 先交代一个总思路。国学核心内容说到底就是十三本经书，早在上古时代有几本就在流传；到春秋时孔子用来教导学生并加以修订成为儒家经籍；西汉武帝独尊儒术从而作为治国的经典；后来历朝遵循为国家经典形成制度；到唐宋两朝把经书增加到十三本，成为国学核心经典十三经。简言之，先秦经书—儒家经典—国家经典—国学核心十三经。下面分阶段说明。 1、先秦经书 先秦就是从上古直到秦朝，这时就流传着几本重要的典籍，称之为经书或经；其文化价值非常形象，就像织布机上的经线，看不到头，也见不到尾。所谓源远流长，一以贯之，经常而不变。 经书在先秦时代种类不少，社会地位最崇高的有五六部，称为五经或六经：易经、书经、诗经、礼经、乐经，或者再加春秋（凡文中书籍一律未加书名号—注）。经书篇幅不大，而且残缺不全，但却是距今三五千年的文字，历史价值无与伦比，六经皆史，所以能取得经典地位。 2、春秋战国儒家经典 儒家人所皆知，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代由孔子创立的学派。儒学的宗旨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就是说儒家完全传承了上古帝王治国保民传统，遵循西周倡行的礼乐制度，是一个以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为特色的学术流派，其立学的文献依据自然离不开先秦六经。 孔子招授生徒施行教化，主讲内容正是六经，为儒家的教科书。史书记载孔子亲手删定六经之事，也绝非无根妄说；大凡做教师的都知道，六经这样的上古文献资料，不经过删定修改怎么能作讲义使用呢？儒家主讲六经，当然也把自己的思想和创新认识渗透到经典之中。这样一来，先秦五经、六经到春秋战国就成为儒家经典了。 3、汉代国学经典地位确立 再说儒家经典怎么变成国家大典。秦建立统一王朝，汉承秦制，要巩固发展封建制度，最初用道家黄老之治。但是用老子无为而治，只能安民，怎么能长期治国，古今哪个国家政权能尽搞无为而治。汉武帝雄才大略，确实是古代帝王中最伟大的战略家，有文略有武略。武略不说了，谥号就叫武帝。文略，或者说政纲政略，最大的一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言，用儒家大一统的思想和礼乐宗法制度，作为治国的政治思想和治世的哲学思想。从此之后，六经和儒学就有了国家意志，用作封建王朝统治的思想工具，成为国家学术经典了。 汉代六经研究和教育特设博士学官，博士不光是最高的学位，也是显赫的官位，一国就立几个或十几个博士。六经的学术研究也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特别是古今文经的学术之争持续近二百多年，经典文化深入到学界和社会各个层面，中国思想史把汉代划定为经学时代。所以说从汉代起国学核心地位就确立了，核心内容就是儒家经典。 4、历代官颁国学核心典籍—十三经 儒学经典体现国家统治意志，经书必须由封建王朝官方颁布。当然历朝政权根据时代变化和统治的需要，也在不断改变经书编排方式；同时增加经典的种类数目，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于是由西汉的六经，到东汉增加论语和孝经称七经；唐太宗李世民时在汉代五经基础上，再把礼经分为三礼，春秋分为三传，称为九经，统一校注颁行；到了唐后期又重新加进孝经和论语，直到唐文宗开成年间又增颁尔雅，以石刻形式传为定本，共十二经，称开成十二经；到了北宋太宗时，最后颁布了孟子，终成为流传至今的十三经，现过了一千多年无所增减。 这就是国学核心内容，十三经：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历史上经学家都是按十三经名目称经数经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顺便说宋代朱熹按自己的体系搞了四书五经，实际就是十三经。但是四书五经这个概括确实不太清晰，不好数、又不容易记，让人难免“数典忘祖”。 十三经虽然只是几本书，有的只有一千多字，总数也就六、七十万字而已。但是历代注解、研究十三经及相关的书籍却是汗牛充栋，在中国古籍中占到四之一。古代图书分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书最为神圣，即便是老子道德经、司马迁史记都不能放在经部，只能称为子部和史部经典而已。国学核心内容就讲到这里。 二、国学核心学术（治学方法）—-文献考据学 这里也先交代一下思路：国学核心经典既是两三千年上古文献，后人怎么知道这些经书的文意，怎么传继下来，从而使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奥秘就在我们的经学有独特的传承方法，今天看来就是文献考据的方法，我们也分为三个阶段来认识：第一个阶段，从汉代开始一直到隋唐，称汉学或名物训诂，就是解释古代事物名词的学问；第二个阶段，从宋代开始到明代叫宋学，或义理之学，注重讲经典道理的学问；第三个阶段，清代叫考据学，用文字、音韵、训诂（总称小学）的方法考证经典，与汉代学术原理相同，故称新汉学。又因为清代大多数学者不接受宋明义理之学的方法，那么国学核心学术方法就只有汉学和清代的新汉学，也就是一个汉学，即名物（训诂）考据和文字（训诂）考据的方法，现在一般称文献考据学。核心学问也就这么简单，不妨也分而论之。 1、汉唐传注和名物训诂 首先说先秦的传记释经。上古流传下来的经典，到了先秦随着历史事物和语言的变化，一般人已经读不懂、讲不通了。于是有些研究经典的人，通过当时还能见到的上古资料，对经典的文字、词句、事实作解释，这些解读经典的文字称为传或记，如左传、乐记等。传和记附在经书后面传习，时间久了，有些传记也取得和经书相同的经典地位，如春秋三传、礼记、易经大传十翼等等。上古经典正是通过先秦传记才保留了原生态和原始义，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前两三千年就是依据经传说起。西方古史多靠神话传承，我国也有神话传说，但是作为信史我们靠的是经传文献。 再说经典到了汉代，又遇到新的学术难题。一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经典和学者损失最为惨重，经书文献大量的散失错乱；二是遗存的先秦经传因时间又过了数百年，不仅经文读不懂了，连解释性的传文有的也看不明白了；三是汉代经典除了用当时的文字书写的文本，还不断发掘出秦汉以前古文字本，称为古文经。古文经与今文经文字上有差异，经典意义就引起争议，成为我国历史上专题学术争鸣规模最大的一场激烈辩论。 正是这样复杂的学术背景下，培育出中国特有的学问和研究方法，后世称汉学，或经学、名物训诂学；同时也造就了旷代的学术人才，后世称汉儒、经师、汉学家等。西汉经师以所治经传及博士地位名世，经学大师辈出，个个如雷贯耳，令人五体投地者难计其数。 汉儒开创的经学时代，一直延续到南北朝以至于唐代。汉唐传承经典学术有两点至关重要：汉儒为经典作注，不仅注经，而且注传；后来魏晋南北朝经学家继承这个原则和模式，为汉人的注文也作出注解。到了唐代，又统一疏通魏晋所有的经、传、注、以及注的注，同时还提出一个原则—疏不破注，就是唐代人在疏理经传的注释时，必须保留汉代学者的注解，表示对汉学的高度尊崇。这样一来，上古的经—先秦的传—汉代的注—唐代的疏，真是代代相传，环环相扣，一以贯之，经典的文字意义不走样地传承下来了。020202 还有一点值得铭记，汉儒注释经传，忠实于文献实际，流传至今的学术口号就是“实事求是”。汉代学者开始对经传涉及事物进行分类研究，从而把随文而注的经典注释，提升到名物训诂的学术范畴。在此基础上，汉代编制出了我国第一部词书，也是第一部百科全书尔雅；同时汉儒把经典文字，提升“通古今之异言”的学术深度，发展到语言学的高度，称之为训诂。而且把解释字形、字音、字义结合起来全面考释，编制出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而今我们所用的字词工具书，无论部头大小，无一不是根据汉儒传注文字，以及尔雅、说文为原始祖本编制。汉代经学名物训诂开辟的文化渊源，让后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2、宋明的义理之学 从北宋到明朝是儒学高度理论化的时代，宋儒显然不再安于经典的传注解释和文字训诂，开始全面研究经传的主旨、理论、价值体系等宏观意义；同时也深入地探索篇章、文句、词句深层次思想含义，即所谓的义理之学。宋儒研究方法更重视主观心理感受，所谓阐释义理，兼谈性命，形成完整的唯心主义哲理和方法体系。 从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评说，宋明理学，颇有成就。但是理学过分追求儒家等级政治价值体系，把三纲五常封建伦理拔高到天命人心的高度，推行到社会道德和思想修养层面；通过国家科举和礼教手段强化封建统治，以致于理学成为泯灭民心人性的工具，世称礼教杀人。再加上义理之学的研究方法，后来完全陷入唯心主义的心学的死胡同，脱离现实又脱离经典，谈玄蹈空，随心所欲；经书一句话或一个字，动辄说解达数千成万言。理学终于走到自己的反面，为学者和世人所抛弃，只有哲学家仍然珍惜这一宝贵的思想遗产。 3、清代考据之学 明末清初国学核心学术发生以复古为革命的转变，有人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相比拟。仅从几个基本概念就知其意义了。 清代学术，自称新汉学，学术方法直接上追汉代名物训诂之学，以复兴汉学为学术使命，其精神、魄力、情势的确与欧洲文艺复兴直追古希腊古罗马相类似。 清代学术又称朴学，以朴实学风与玄虚的理学相对抗。清儒扫荡宋明理学的气派和策略是非常简捷而有力，口号就是“舍经学没理学”，即压根就不承认宋明理学的经学地位。 清代学术如今多称考据学，是梁启超倡名的，比较符合近现代科学意义。梁氏认为清儒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怀疑否定的批判精神，基本上就概括出了清代朴学的本质，即国学核心价值所在。 清代考据学的精核，即核心的核心，实在于小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三科，属于语言文字学。其中以音韵学成就最高，尤其是上古音研究领域，可谓前无古人，同时也给后人未留下更多创新的余地。清儒把汉代依靠传注的名物训诂，提升到“因声求义”的以声音通训诂的高新水平。声音是语言文字的内核，历代通过文献文字考据的学术精核奥妙，清儒们找到了。因为考证古代文献文字最高境界，是要知道这个字出于什么时代，发什么音，从而因声求义，再结合字的形音义和文献背景作出考据结论。这就是清代学术的精核和高峰，现今研究者大约很少能摸到如此高度。 清代学术至乾隆嘉庆时期达到了全盛，所以又称乾嘉考据学。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学时代。举国学者，无论在朝在野，大凡讲学问，都在自觉不自觉地研究古代文献，功德业绩尽在古籍的辨伪、校勘、注疏、辑佚、整理之中。清儒除全力精心治理经部文献之外，同时把考据学的功力还用在整理史部、子部、集部的经典性著作，甚至包括天文、舆地、算学、医书及典章制度都在考据整理之列，所谓遍注群书，无所不治。大约到了清朝后期，古代文献中有价值的著作，对后人来说已无可耕之田了。 清代考据学术流派纷呈，或以承袭汉代家法分流，或以清代师法别派，而门户最清晰者多以地域标榜流派。即从著名的乾嘉学派计起，其正统就有两大流派：皖派戴震，吴派惠栋；另有浙东派、扬州派等，皆为不可一世的门派。此外全国各地也多有特色流派，就像江河支脉细流遍布南北，而最终同汇东南江浙乾嘉学术大本营。可为赞叹的是清代学术流派，虽严守家法师法，而绝少门户之见，鲜有相互攻讦之恶行，也无著作权之争的学案。相反常有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轨”之雅量，以齐名并享研究成果为趣闻美谈。 那么最后就有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清代国学成就空前辉煌，如日中天，为什么到晚清会一落千丈，后来的五四运动连孔圣人也打翻在地了？乾嘉学派大师辈出，灿若星光，清末民初乾嘉大师们的传人和国学后裔又到哪里去了？这是近代中国和世界历史互动、人类社会形态整体转型变革的大问题,不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了。现在看来，古老的国学在近代很难应对新兴而东渐的欧美学问，国学的徒子徒孙们不得不关注、学习、传介西方强势进步的思想和科学技术，都不同程度的吸纳了国外西学的资料和研究方法；如北京大学等高校许多老前辈，大都成为国学与西学兼容并蓄的文史名家。 近现代之交，坚守清代学术所谓乾嘉考据嫡传后殿者，当为上世纪初首开国学讲席的章太炎，颇守古文学家法，主治经学，特重文字音韵训诂。今天要认定国学性质和核心价值，看看章太炎这位正统派的国学大师主张研究什么，又怎么去研究，答案就有了。章太炎弟子解放后多分布在北师大、南大、武大、山东大学等地，似乎各有传承，略见遗绪，偶称章黄学派，其遗老遗少健在者还在传承学问。他们治国学，几乎都是以说文解字为切入点；讲授国学，也如章黄那样言必称说文，主攻核心学问的意识思路非常坚定明确。 学界公认还有清华园研究院王国维，继承考据科学的研究方法并有所特创，为学界高度评价；清华研究院主持梁启超，当然声名最高，梁以今文经学鼓呼维新变法而名垂史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海外华人中也兴起所谓新儒学活动，在大陆影响毕竟有限。然而国内外九十年代至今方兴未艾的国学热，值得充分关注；诸位有幸身在其中，成为新的见证人，且正在见证过程之中。 总之，国学是门什么学问，概括为两句话：国学是一门学科，也是一种治学的方法。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回到清儒正统派最后一位大师章太炎对国学的概括上来：“国学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章氏这样一个排列顺序也透露出，国学的核心学术方法是小学，就是考据学；国学核心内容，就是经学；同时学科外延范围，包括经史子集全部文献。全面地说，国学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学术与文化。

盖天,宣夜,浑天三种论天学说已成形　　盖天说认为天如一顶斗笠,地则如倒扣的盘子,太阳　　绕北极旋转……宣夜说的理论则为:'旧月众星,　　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需气焉是以七　　耀或逝或往,或顺或逆,伏见无常,进退不同,……迟　　疾任情,其无所系著可知矣,若缀附天体,不得尔　　也"(《晋书 天文志》)张衡是浑天说的集大成者,他　　指出:"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　　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　　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浑天仪图　　注》)　　西汉末年刘散在采用太初历数据的基础上建立　　了三统历,收在《汉书 律历志》中,流传至今"太初　　历已具备了气朔,闰法,五星,交食周期等内容它　　首次提出了以没有中气(雨水,春分,谷雨等十二节　　气)的月份为闰月的原则,把季节和月份的关系调整　　得十分合理……太初历还第一次提出了135个朔　　望月中有23个食季的食周概念,关于五星会合周期　　的精度也较前有明显提高　　1、战国问世、西汉编定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较早的重要医学文献。它奠定了祖国医学的理论基础。　　2、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学著作。　　3、名医华佗擅长外科手术，被人誉为“神医”。他发明的麻沸散，是一种从植物中提取的麻醉药，适用于外科手术。这一发明比西方早一千六百多年。　　西汉时已发明植物纤维纸,但价格贵不实用,东汉时蔡伦改进之,成为物美价廉的可用的纸　　数学:东汉<九章算术>　　医学:<黄帝内经>编纂于战国,成书于西汉;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　　农业:西汉中期,人们发明了犁壁(一种能一次完成多道耕种工序的工具)　　三国:诸葛连弩,木牛流马(有人说是独轮车),马钧的指南车　　古荥镇汉代炼铁炉渣的流动性良好，渣和铁完全分离，炉渣中含CaO25％左右、MgO5％、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中曾发现石灰石。由此可知，那时冶铁已采用碱性熔剂。　　胆铜法 　用胆水炼铜是中国古代冶金化学中的一项重要发明。这种工艺是利用金属铁将胆矾溶液中的铜离子置换出来,还原为金属铜,再熔炼成锭。早在西汉时就已有人觉察到这一化学反应，《淮南万毕术》、《神农本草经》就提到：“白青（碱式碳酸铜）得铁化为铜”，“石胆……能化铁为铜”。唐代已有人用这种方法小规模炼制赤铜。北宋时胆铜法发展成为大规模生产铜的重要方法之一，最高年产量曾达180余万斤。　　4、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中医的重要经典，后人称张仲景为“医圣　　两汉在文学史上居于继往开来的地位。它上接先秦，下启魏晋，在创作和理论方面都有可观的成就，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汉时期，文学开始出现与学术分离而走向独立的趋势，人们在观念上开始把文学和学术著作加以区分，出现了“文章”和“文学”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前者指讲究文采辞藻的作品，后者指学术，特别是儒学。司马相如、司马迁、王褒、刘向等以散文或辞赋著名的作家被看作是文章之士，在人们心目中与公孙弘、董仲舒、萧望之等以儒术进身的人有明显的区别。在刘歆《七略》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都设立了《诗赋略》，与《六艺略》和《诸子略》相并列，从而在分类上把诗赋与学术著作区分开来。通过总结辞赋的创作，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作品的审美特征，例如司马相如认为赋的特点是：“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葛洪《西京杂记》引）；汉宣帝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并把它比作“女工之有绮縠，音乐之有郑卫”，能够“虞悦耳目”（《汉书•王褒传》）。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注意到辞赋的形式美的特点。魏晋时期，曹丕关于“诗赋欲丽”、陆机关于“赋体物而浏亮”的观点，就与此颇为接近。两汉时期，人们对文学的兴趣空前浓厚，喜爱歌舞和辞赋成为一时的风气，出现了一些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例如辞赋家司马相如，景帝时曾任郎官，但对仕途不感兴趣，辞官不做，听说梁孝王喜爱文学，便投其门下，与当时著名文人枚乘、邹阳等人交往，后来因创作《子虚赋》受到武帝的赏识和任用。《史记》和《汉书》都曾为西汉著名文人立传。《后汉书》则在《儒林传》外另立《文苑传》，用以记载重要作家的事迹，足见当时作家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身份。汉代特别是西汉的某些统治者非常喜欢文学。他们大力招揽文士，鼓励创作，形成了一些文学创作中心和较早的文人集团。在淮南王刘安门下，有号为“八公”的文人，梁孝王刘武门下聚集了枚乘、邹阳、严忌、司马相如等著名赋家；汉武帝、汉宣帝的宫廷里更是文人云集，东方朔、枚皋、司马相如、严助、王褒、刘向、张子侨、华龙等作家都先后受到任用。这些文人在一起同气相求，交流切磋，促进了创作的繁荣。　　汉代文学创作的成就非常可观。散文创作继先秦之后又一次出现了繁荣局面，论说散文式样丰富、风格多样、名作如林；以《史记》和《汉书》为代表的史传散文为后代树立了不朽的典范。因而后人有“文必西汉”、“文必秦汉”之说。汉赋作为一代文学的代表，高度成熟和繁荣起来。它的创作，丰富了古代文学的表现手法，深化了人们对文学特征的认识，对促进文学与学术的分离、迎来魏晋“文学的自觉”的时代，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诗歌领域，汉乐府民歌继承并发展了《诗经》的写实传统，在诗体形式，表现技巧方面都作了重要开拓，尤其是大大发展了古代的叙事诗。自汉代以后，乐府诗就成为古代诗歌中的一种重要形式。五言诗也在汉代逐渐形成。汉末文人五言诗以浑朴自然的风格和纯熟的表现技巧抒发了当时知识分子内心的忧愤，展示了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新成就。它们如同在天边熠熠闪烁的长庚星，预示了一个五言诗的群星灿烂的时代即将到来。

汉朝初年，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成了主流思想。但是到了文、景时期，无为而治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王国势力凌驾朝廷，商人豪强日甚一日地兼并农民，匈奴对汉无止尽地慢侮侵掠。因此，无为而治已不再适应经济、政治的需要了。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条定繁密的刑法与独尊儒术（见罢黜百家），都是在汉武帝时期出现的，这说明汉武帝的统治具有外儒内法的性质。所以汉宣帝刘询说，汉家制度，是王道（儒）和霸道（法）杂而用之。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不废秦代挟书之律，蔑视儒学■■和儒生。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学术源流几乎完全断绝，除了叔孙通略定礼仪的事例以外，不见儒家有什么活动。博士制度在汉初依然存在，高祖曾以叔孙通为博士，文帝曾以申公、韩婴、公孙臣等人为博士，但是博士人数不多，不过具官待问而已，不受当世的重视，在传授文化方面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　　在学术思想发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为汉初统治者所提倡，居于支配地位。道家重视成败存亡的历史经验，主张清虚自守，卑弱自持，所以它适应农民战争后的政治形势，适合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秩序的需要。胶西盖公好黄老之言，惠帝初年应齐丞相曹参之请仕于齐国。盖公认为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这个见解比齐国儒生的议论切合实际，在帮助曹参安集百姓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道家奉老子的《道德经》，有可考的传授源流，但是世无师说，学术内容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随时损益，使之切合当时统治者的具体要求。所以汉初统治者把黄老之言当作“君人南面之术”加以利用，而各种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也都乐于称说黄老之言。　　西汉初年陆贾的《新语》，包含了黄老的政治思想。陆贾针对汉初的政治经济形势，探讨了“以寡服众，以弱制强”的统治方法，认为“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马王堆出土汉文帝时墓葬中的《经法》等多种帛书，是当时流行的黄老著作。系统地阐明道家哲学思想的著作《淮南鸿烈》，也叫《淮南子》，是武帝时淮南王刘安集宾客写成的。《淮南子》问世时，黄老思想在政治上已不占支配地位了。　　在汉初特定的社会条件下，统治者无为而治，使农民生活比较安定。社会生产较易恢复，也使汉朝的统治秩序渐形巩固。但是到了文、景时期，无为而治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王国势力凌驾朝廷，商人豪强日甚一日地兼并农民，匈奴对汉无止尽地慢侮侵掠。因此，无为而治已不再适应经济、政治的需要了。贾谊大声疾呼，提出变无为为有为的要求，他在《治安策》里说：“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无）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无）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文、景时期，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变的趋势。那时候，挟书令已被禁止，留存于民间的一些古籍陆续为世人所知。旧秦博士伏生出其壁藏《尚书》二十余篇，文帝曾使晁错从他受业。博士之数达到七十余人，百家杂陈而儒家独多。儒家的《书》、《诗经》、《春秋》以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都有博士，其中《诗》博士有齐、鲁、韩三家，《春秋》博士有胡母生、董仲舒两家。这种情形，为汉武帝刘彻独尊儒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武帝采纳丞相卫绾之议，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好黄老的窦太后（武帝祖母）力加反对，借故把鼓吹儒学的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系狱。儒家势力虽然暂时受到打击，可是建元五年，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儒家经学在官府中反而更加齐备。建元六年窦太后死，武帝起用好儒术的田■为相。田■把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并且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这就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以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成为此后两千年间的正统思想。这种情况对于学术文化的发展是不利的，但是在当时却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　　取得独尊地位的儒家，在先秦儒家仁义学说之外，吸取了阴阳家神化君权的学说，极力鼓吹封禅和改制。元封元年（前110），武帝举行封禅大典。太初元年（前104），武帝颁令改制，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并采用以正月为岁首的《太初历》，代替沿用了百余年的以十月为岁首的《颛顼历》。新的儒家也吸取了法家尊君抑臣的思想，并力图甲刑法加强统治。所以汉武帝一方面“外施仁义”，一方面又条定刑法，重用酷吏。董仲舒把儒学引入法律，以《春秋》经义定疑狱，为判例二百余则，称为《春秋决狱》，亦称《春秋决事比》。以后，汉宣帝刘询宣称汉家制度是霸道（法）王道（儒）杂而用之，不主张纯用儒家的德教。　　儒家的独尊，有董仲舒倡议其间，而且新儒学的思想内容，也由他奠立基石。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境）人，习《公羊春秋》，景帝时为博士。武帝时，他上《天人三策》，系统地阐明了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他著有《春秋繁露》一书。　　董仲舒认为人君受命于天，进行统治，所以应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如果人君无道，天即降灾异来谴告和威慑。如果人君面对灾异而不思改悔，就会出现“伤败”。因此人君必须“强勉行道”。这就是他的具有神秘色■彩的“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春秋》一书著录了长时期的天象资料，集中了天人相与之际的许多解释，所以后世言灾异要以《春秋》为根据。　　董仲舒主张“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他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同时他又认为朝代改换，有举偏补弊的问题。他认为秦朝是乱世，象“朽木粪墙”一样，无可修治，继起的汉朝必须改弦更张，才能“善治”，这叫做“更化”。更化不但应表现为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而且还应表现为去秦弊政。这就是他提出限民名田、禁止专杀奴婢等要求的理论根据。不过在他看来，“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所以改制并不影响天道不变的理论，不影响封建统治的基础。　　董仲舒据《公羊春秋》立说，主张一统，认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他的所谓一统，就是损抑诸侯，一统乎天子，并使四海“来臣”。但是如果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旨意不同，人君就无以持一统。因此他要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对于人君应当如何实行统治的问题，他主张效法天道。在他看来，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所以人君的统治必须阴阳相兼，德刑并用。天道以阳为主，以阴佐阳，因此人君的统治也应当以德为主，以刑辅德。他的所谓德，主要是指仁义礼乐，人伦纲常。他以君臣、夫妻、父子为王道之三纲，并认为三纲可求于天，与天地、阴阳、冬夏相当，不能改变。他主张设学校以广教化，因为这是巩固封建统治的最可靠的堤防。　　董仲舒的新的儒家学说，主旨是维护封建秩序。它适应文、景以来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对于巩固国家统一，防止暴政，缓和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有其积极作用。　　武帝以来，儒学传授出现了一个昌盛的局面。博士官学中不但经学完备，而且由于经学师承的不同，一经兼有数家，各家屡有分合兴废。甘露三年（前51），宣帝召集萧望之、刘向、韦玄成等儒生，在石渠阁会议讲论五经异同，由他自己称制临决。宣帝末年，《易》有施、孟、梁丘，《书》有欧阳、夏侯胜、夏侯建（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礼》有后氏，《春秋》有公羊、谷梁，共十二博士。其中梁丘《易》、夏侯《尚书》、谷梁《春秋》等博士是新增加的。博士就是经师，他们的任务是记诵和解释儒家经典。他们解经繁密驳杂，有时一经的解释达百余万言。博士有弟子，武帝时博士弟子五十人，以后递增，成帝时多至三千人，东汉顺帝时甚至达到三万人。经学昌盛和博士弟子众多，主要是由于经学从理论上辩护汉朝的统治，因此统治者对儒生广开“禄利之路”的缘故。　　在儒学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搜集与整理图书的热潮。汉武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还设写书官抄写书籍。当时集中的图书数量颇多，外廷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宫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以后成帝命陈农访求天下遗书，又命刘向总校诸书。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数术（占卜之书），李柱国校方技（医药之书）。每一书校毕，都由刘向条成篇目，写出提要。刘向子刘歆继承父业，完成了这一工作，并且写出了《七略》一书。《七略》包括《辑略》（诸书总要）、《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总共著录图书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它是中国第一部目录书，它著录的书目，大致都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　　刘歆在校书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经书的不同底本。原来西汉博士所用经书，是根据老儒口授，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的，而民间却仍有用秦以前由古文字写成的经书。刘歆宣称他发现了古文《春秋左氏传》，他还说发现了《礼》三十九篇（《逸礼》），《尚书》十六篇（《古文尚书》），这两种书是鲁共王坏孔子旧宅而得到，由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献入秘府的。刘歆要求把这些书立于学官，并与反对此议的博士进行激烈辩论，指斥他们“因陋就寡”，“保残守阙”，“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这场论战之后，经学中出现了今文和古文两个流派，各持不同的底本，各有不同的经解。王莽当政时，为了托古改制的需要，曾为《古文尚书》、《毛诗》、《逸礼》等古文经立博士。王莽还命甄丰是正经典文字。东汉初年，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共十四博士。东汉时期民间立馆传经之风很盛，某些名学者世代传授某经，形成了经书的“家法”，著录生徒成千上万人。在民间传播的经学，有很多是古文经（见经今古文学）。　　（转）

。。。以汉赋为主，主要作家有司马迁、司马相如、班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