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治理研究杂志出版社

发表论著情况抗病毒合剂对新城疫病毒抑制作用的体内试验, 2002,30（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第一作者抗病毒合剂对机体免疫细胞的影响, 2002,21(3), 中兽医医药杂志, 第一作者莲子芯水煎剂抗新城疫病毒及抑菌作用观察, 32(1), 中国兽医科技, 第一作者抗病毒合剂的解热镇痛作用研究, 12（1）, 西北农业学报, 第一作者抗病毒合剂的抗炎作用研究, 22（1）, 中兽医医药杂志, 第一作者抗病毒中草药研究概述, 2002,1(3), 台湾中草药, 第一作者抗病毒合剂的药理学研究之二—体外抗菌的研究, 2002,23(4), 动物医学进展, 第一作者抗流感病毒的中草药研究进展, 22(1), 动物医学进展, 第一作者细辛的临床用量与毒副作用, 15(1-2), 动物毒物学, 第一作者苦豆子种子中生物碱的提取方法研究, 8, 中兽医药研究进展-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第一作者中草药防治冠状病毒病, 8, 中兽医药研究进展-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第一作者蟾酥的人工饲养及其毒素的临床应用, 8, 中兽医药研究进展-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第一作者大蒜注射液对动物疾病的防治试验, 8, 中兽医药研究进展-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第二作者大蒜粉对蛋鸡产蛋率和雏鸡增重的影响, 8, 中兽医药研究进展-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第二作者抗病毒合剂对机体免疫器官的影响, 2002，11（2）, 西北农业学报, 第三作者苦豆子总生物碱的抗炎作用研究, 8, 全国兽医毒理学与动物中毒病防治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作者中草药防治鸡白痢的研究进展, 2000年8月, 中兽医药研究及应用-西安地图出版社, 第一作者中草药诱生及促诱生干扰素的研究进展, 2000年8月, 中兽医药研究及应用-西安地图出版, 独作玉米须的药用价值, 2000年8月, 中兽医药研究及应用-西安地图出版, 独作莲子芯水煎剂对新城疫病毒在鸡胚内增殖的抑制作用, 2001年7月, 中兽医药研究文集-台湾中草药杂志社出版, 第一作者中西兽医结合治疗奶牛顽固性泄泻一例, 2001年7月, 中兽医药研究文集-台湾中草药杂志社出版, 第一作者八庙村奶牛腐蹄病的病因调查及其防治, 2001年7月, 中兽医药研究文集-台湾中草药杂志社出版, 第二作者地锦片和地锦注射液的制备及质量检查, 20(1), 动物医学进展, 第三作者杀螨植物药及其有效部位的离体筛选试验, 2002,30（6）,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第三作者兽医中药学教学方法探讨, 2, 西北高等农林教育, 第一作者中兽医学教学应以基础理论为疑难点, 2001年8月, 中兽医药研究文集-台湾中草药杂志社出版, 第二作者 苦豆子生物碱的抗腹泻作用, 2：46－, 黑龙江畜牧兽医, 第一作者 中草药制剂对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 2004专辑, 中兽医医药杂志, 第一作者 苦豆子生物碱抑菌抗炎作用研究, 10, 全国中兽医2004年会论文集, 第一作者从苦豆子种子提取生物碱方法研究, 2, 中国农学通报, 第一作者大蒜制剂在畜禽生产与疾病防治上应用, 2004专辑, 中兽医医药杂志，, 第二作者著作类：《中兽医药研究及应用》 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0年8月 编者《现代适用动物疾病防治大全》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1年8月 编者《中兽医药研究文集》 台湾中草药杂志社出版 2001年8月 副主编《最新鸡鸭鹅病诊断与防治技术大全》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2年2月 第一副主编《最新鸡鸭鹅饲养管理技术大全》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2年5月 编者《常用中草药栽培与贮藏加工》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2年8月 编者 《中兽医药研究进展》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8参编 《规模化安全养奶山羊综合新技术》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5年3月 编者教材类：《中兽医学实验指导》 校内教材 2000年3月 编者

［内容提要］本文对西方国家治理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首先分析了治理的源起和内涵，指出治理是一个内容丰富、包容性很强的概念，是人类社会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复杂的发展问题的必然产物，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集中体现，标志着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新的和更深刻的认识。如果说治理具有更多的工具理性色彩，那么善治的提出，则赋予了治理更多的价值色彩，因而治理理论具有工具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特点。最后本文对治理理论作出简要评析，指出作为一种工具理性，治理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是世界各国通向现代化之路的普遍追求和必然选择；作为一种价值理性，治理需要与各国国情相适应，其实现形式必然具有多样化。 　　［关键词］国家治理 治理理论 统治 善治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不仅首次提出“国家治理”概念，而且在《决定》共24次提到“治理”一词并且进行多种表述，如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体制、治理结构、治理方式、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等等。这表明作为学术概念讨论已久的治理理论正式进入国家的战略、方针、政策领域。 　　治理作为政策语言甫一提出，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反响。把治理这一超越意识形态和基本政治制度，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和全球化，更加能够决定各国在相互竞争、文明成长当中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次东西的全新理念，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方略，打破了以往对改革板块式的认识，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党的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型，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成熟的重要标志和长期执政的必然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国家治理新时代。 　　 国家治理作为人类政治社会的普遍现象，具有因应于历史情境的结构性维度和特点，不同时期的治理有着不同的内涵，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对于治理的价值判断、制度设计等也不尽相同，特别是在不同国家的运用还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因此，要科学把握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治理的内涵，首先需要对西方国家治理理论进行历史地、全面地和客观地理解。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力图对产生于西方国家的治理理论提供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和概念图景并对其进行简要评析，从而为准确和完整地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 　　一、治理理论的源起 　　英文中的“治理”(Governance)概念源于古典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之意。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并且专用于与“国家公务”相关的宪法或法律的执行问题，或指管理利害关系不同的多种特定机构或行业。[1]治理这个词从13世纪起就在法国阶段性的流行过。该词曾是表达政府开明与尊重市民社会结合的一个要素。在17世纪和18世纪，治理是关于王权和议会权力平衡的讨论所涉及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在那个时代，王权在实现过程中开始依靠一些新的原则，而从这些新原则中，诞生了民众权利和市民社会理念。[2] 　　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一词。自此以后，国际多边与双边机构、学术团体及民间志愿组织等都把治理作为惯用的词汇，治理理念遂被广泛地运用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各个领域。“治理并非是由某一个人提出的理念，也不是某个专门学科的理念，而是一种集体产物，或多或少带有协商和混杂的特征……治理成了集体‘时尚’的一部分”。[3] 　　通过在治理前加上修饰限定性词语而摇身一变的新术语亦应运而生，如“好的治理”、“全球治理”、“社会治理”、“地方治理”、“社区治理”、“多层次治理”、“多中心治理”，乃至新兴的“网络治理”等。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已波及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伴随着诸多与治理关联词汇的诞生，治理一词不仅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意义，而且其含义也逐渐与其本意相差甚远，成为一种被赋予现代化色彩的词汇。 　　虽然治理最初是出于国际组织改善受援国或投资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努力，援助机构依靠治理指标去甄别和奖励那些治理质量得到改善的发展中国家，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治理的重视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政府体制和市场体制的局限性和在若干领域中的失效。政治学家和管理学家之所以提出治理概念，主张用治理替代统治，是他们在社会资源配置中既看到了市场的失效，又看到了国家的失败。单纯的市场手段不可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同样，仅仅依靠国家的计划和命令等手段，也无法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因此，愈来愈多的人热衷于以治理机制对付市场和（或）国家协调的失败。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长期变化。“出现了重要的经济及社会新情况和与之相伴随的问题，这些问题再也不能简单的借助自上而下的国家计划或凭藉市场中介的无为而治方式寻求解决了。这种长期性变化反映了社会复杂性的极度加剧，而社会复杂性又来自一个日益全球化的社会里种种机构序列功能的不断分化－－这又反过来导致不同系统跨越社会、空间和时间的距离而更加相互依存。”[4]“新公共治理理论”的产生正是对传统治理机制反思的产物。该理论以英国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的崛起为标志，改革的焦点是关注民间自治与公共参与的力量，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建立政府与市场及公民社会的信任与合作。其关注的焦点是，根据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多样性、动态性，建立一个市场自组织、社会自治理、分层级的政府治理以及它们之间彼此有效合作所形成的复杂性、动态性、多样性的公共事务治理体系。 　　“这一词语的应用范围很广，它涉及政治秩序（包括效率和合法性）的基本问题，同时又与国家之间没有必要的联系”。“许多人虽然对减少政府的活动范围兴趣不大，却发现，在政府或国家不能发挥主导作用而需要联合行动的领域处理问题时，治理这一概念十分有用。在社会的的各个层次，从最基层到跨国范围都可以发现这类领域。对于强化市民文化，促进志愿行动，改善社会的民主基础等，对治理问题的讨论都具有切实的意义。在考虑国际社会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如何才能建立必要的制度以推进秩序和公正方面，它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5]治理在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中发挥中心作用的领域包括：“从唯经济思维的死胡同撤退的尝试；将权力从公共部门转移到私营部门，减少国家的作用，增加市民社会的尝试；满足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公共领域进行行政和制度改革的条件而又不致使人认为过分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的必要性；对民主化和人权的新的不懈追求；冲突之后的重建这样的严峻挑战。”同时，由于治理在指称“一个社会被管理的含义”时以一种“无政治含义的”（apolitical）概念出现而容易被人接受。[6] 　　在以上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治理理论迅速流行起来。有学者曾较为全面的概括了治理受关注的原因[7]： 　（1）随着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投资者的重要投资地，对于许多直接投资者和组合投资者来说，发展中国家在政策执行可信度上的差别，尤其是治理系统（包括政府治理和公司治理）的质量差异，极大地影响着投资者对政策可信度的预期，因而成为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良好的治理水平成为吸引国际投资的重要因素。 　（2）冷战的结束。苏联解体后，一些国际援助机构改变了致力于杜绝意识形态方面的概念在发展中国家蔓延的态度，转而调整投资政策，如世界银行于1996年首次调整了其长期坚持的政策，不再无视借款国恶劣的治理水平和体制，从此，援助机构逐渐采用治理指标去甄别和奖励那些治理质量得到改善的发展中国家。 　（3）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展政策改革的失败。发展政策改革的失败让多边机构和那些市场化体制的忠实拥护者逐渐认识到：健康的市场需要良好的治理，80年代到90年代的改革失败或许正是由于低劣的治理水平而导致的。 　（4）对政治在经济发展和政策改革中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有力地证明了国家治理体系有助于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人类福祉的不断提升和社会的持续进步。 　 总之，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它是人类社会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复杂的发展问题的必然产物，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集中体现。 　　二、治理理论的含义 　 虽然治理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趋势，成为多学科共同使用的一个流行词语，但治理理论不仅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相反却存在概念上的模糊性和复杂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过去15年来，它在许多语境中大行其道，以至成为一个可以指涉任何事物或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8]。英国学者罗伯特·罗茨曾概括了治理的六种不同用法，即作为最小国家的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为善治的治理，作为社会－控制系统的治理，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9]许多研究者和各类国际与地区组织都曾对治理作出过内涵各异的定义。 　 1992年世界银行对公共部门治理提出了一个较为狭义的概念：治理是对一个国家用于发展的经济和社会资源进行管理过程中的权力实施方式。[10] 　 欧洲援助（Europe Aid）将治理定义为国家为其公民服务的能力：它指的是一个社会中利益诉求、资源管理以及权力实施所依赖的规则、过程以及行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使用的治理概念是：治理包含一个国家被管理和统治方式的所有方面，包括其经济政策和规则框架。 　 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定义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研究报告中将治理定义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和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

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当代最负盛名的地方治理研究专家之一，英国布莱尔工党政府地方政策的主要顾问。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地方政府、多元治理、伙伴制、城市治理、公民参与等。他曾担任Strathclyde, Essex, Wayne State (Detroit) and Birmingham 等大学教授。在1992－1997年，他主持了“地方治理研究”项目（ESRC），由此名扬天下。代表性著作有： Governance as Theory：Five Propositions（1998）、The New Management of British Local Governance（1999）、The New Politics of British Local Government (2000)、British Local Government into the 21st Century（2004）、Public Value Management ：A New Narrative for Networked Governance?（2006）等。他还是新地方政府网络（NLGN）的主席，以及多家国际期刊的通讯编辑。

社会系统论是西方治理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治理研究的社会系统学派关注的是制度、程序和机制。治理理论如复杂丛林，如果说美国偏好理性选择及其衍生的新制度主义，那么基于系统理论的治理研究多集中于欧洲。　　交互治理理论　　库依曼（Jan Kooiman）1993年主编的《现代治理》（Modern Governance），是治理理论的早期代表。他在该书中用多元性、复杂性、动态性三个系统性特征描述了治理的基本属性。治理的任务可以归结为卢曼（Niklas Luhmann）所谓“所有社会系统的基本问题在于降低复杂性”。　　为了进一步解释治理为何具有上述特征，库依曼2003年以相互行动为出发点，在分析归纳治理的元素、模式、阶次和能力的基础上，建造了交互治理的社会政治治理理论大厦。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交互作用具有意向性和结构性。意向性表现为图景、工具和行动，有相互参照、相互博弈和相互干涉三种类型。相应地，相互作用具有自我治理、合作治理和科层制治理三种模式，这决定了治理具有多元性、动态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具有意向性和结构性的交互作用形成三阶次的社会—政治治理。第一阶为解决问题和创造机会的日常治理活动，第二阶为制度，第三阶是作为整个治理基础的规范和原则的元治理。虽然库依曼的交互治理理论中有许多值得重视的论述，对人们理解治理与管理的区别很有帮助，但依然不够透辟。　　功能—结构主义　　库依曼的问题只是一个典型代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自治与合作的关系问题，这是以社会系统论为理论基础的治理研究的共性问题。相比而言，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会系统论被称为结构—功能主义。其所谓功能，指社会系统必须适应比它更高一个层级的系统的需求，即本系统各种行为作用的影响（功能）取决于上一层次。用海因斯的话说，帕森斯的功能是“社会系统，而非其（自身的）社会部分或机构（institutions亦译为制度）”。卢曼将帕森斯的行动理论升华为沟通理论，从而将其结构—功能论倒过来形成功能—结构主义。其意指系统首先是功能自足的，它通过类程序的结构性过程，使自身区分于环境，使系统自成为系统。　　卢曼从自我参照、自我复制得出系统分化的结论很有见地。但他对于自我参照、自我生产与系统内稳态的内在关联缺乏认识，被系统内各功能运作的“极端复杂性”所迷惑，在系统稳定性上含糊其辞，不承认系统之间的可通约性和可整合性。卢曼的功能—结构主义强调行为功能及子系统的独立地位，这直接孕育了治理理论的自组织观点，这一逻辑下的社会日益分化、多元化和复杂化。卢曼的世界观是多质的、多中心的、大小不同的系统相互交错构成的乱世，各个分立的系统表面看来是在自律地运行，但这种自组织的游戏必然遭遇风险，高度不确定。　　控制机制、类程序和社会机制　　帕森斯以具有自主意志的人的行动为出发点，但他反对以纯生物的、生理的“行动条件所产生的、与规范无涉的客观影响作为终极说明原因”。在他看来，行动有机体与由规范、价值观、信仰及其他与行动相联系的观念构成的文化系统相联系。行动是使各种成分向着与规范一致的方向改变的过程，规范在社会行动形成社会秩序中起着主导作用，控制机制尤为重要。在帕森斯看来，规范化固然是形成社会秩序的要素，但并非唯一要素。偏重控制机制必然导致强制型治理，这与20世纪60年代后的西方社会思潮相违背，也与帕森斯本人早期关于人的行动是自主的观念相背离。　　卢曼的类程序源于两个行动者相互交错的行动，他们各自在自身系统中建构程序来处理对方的复杂性，通过这种不断地作出选择和程序化的化约区分出自我系统。然后，系统内诸要素适当地调整系统中的顺序和网络结构，选择一种符合该系统各种事件有序化的时间结构，通过这种简化程序对系统的结构作出规定。进而，系统可以达到自律和自我参照，系统内诸因素达成功能同一化，作为整体的系统一体化协同运作。借助于类程序的观念，卢曼从功能本身和原初状态出发，从偶然中建立起必然的、初步稳定的动态结构。但他不认同内稳态，片面强调应然意识在过程中的作用，对类程序的实然属性，即机制性没有深入探究。　　曾经在1973年与卢曼合作的梅茨（Rudolf Traub-Merz）是治理调控研究的公认权威，亦对机制研究有兴趣。梅茨分析了对关系相关性解释力不足的原因，论证因果重建和机制研究的必要性，然后指出由于机制术语的定义含混导致对机制的研究在质和量上都呈下滑趋势。梅茨在梳理梯利等人关于机制的本体论、认识论、本质主义解释的基础上，强调作为因果连接的机制首先是“生成机制”。同时，他指出以个人行动及其机制为中心概念的“宏观—微观—宏观模式”，虽然关注到了环境机制、认知机制，但忽略了“关系机制”。最后，梅茨总结道：机制所研究的是连接理论，它是对产生某一结果的重复发生过程及其内在关系的一种因果解释；人们有很多集体行为机制的解释模型，但缺乏对制度和结构性配置起关键作用的生成机制的“系统化论述”。　　梅茨基于社会系统论的“行动者—机制—模式”分析框架，对社会机制的分析值得关注。在其行动者的认知机制中既有应然意识，也有实在规律，其生成性、过程性都具有自然属性；其环境机制中固然有文化等外在因素，但也不乏自然机制成分。梅茨所谓机制的重复性，正是互补系统治理所强调的本征机制最重要特性。其关于机制恒常性的论断尤为重要，它是人的自然本征机制与具有随机性的意志分立的关键。由于没有引进系统稳态和功能互补这两个关键概念去分析结果及其与行动的关系，梅茨并没有解释机制为什么具有恒常性，没有区分行动者认知中的主观和客观因素。这也最终导致他未能深入辨析环境机制与行动者认知的关系。　　综上所述，要想向机制的“系统化论述”的理想迈进一步，则要通过机制的分析更清晰地洞察治理的本质，还要从卢曼偏重于自我分化的社会系统论中跳出来，以一种新的互补系统治理的视角重新审查从帕森斯到卢曼再到梅茨的机制概念中所隐含的实然与应然关系，建立机制—程序互动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