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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生一,三代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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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朱元璋的滥杀心理 朱元璋的滥杀心理,以及建立在这种心理基础之上的一系列杀戮行为,给明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应当承认,朱元璋的这些极端行为,尽管颇有些矫枉过正,但确实给平民百姓带来一些切实好处。平民百姓是位于社会底部的阶层,常常遭受欺压和侵害。大体说来,当时对平民百姓生活造成严重损害的三类人,一是上瞒下欺、渔肉百姓、贪得无厌的贪官污吏,二是力行兼并、巧取豪夺、作威作福的地方豪霸,三是不事生产、敲诈勒索、为害乡里的逸民流氓。这三类人,正是朱元璋残酷打击的对象。经过这些大规模地诛戮打击,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土地兼并,加强了自耕农的地位,减轻了强加或转移到农头上的各种赋役、摊派和勒索,减少了游食寄生阶层的人数,使百姓增强了发展生产的能力和积极性,对明初社会从战乱之后的残破景象中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有一定促进作用。《明史·循吏传》在评论明初吏治时,谓“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弛,民生凋敝,重绳贪吏,置之严典”,“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涣然丕变矣”,确非虚誉。 但是,也应看到,朱元璋的滥杀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亦是十分严重的。第一,大批文人学士横遭杀戮,使得文化界笼罩着一层浓重的恐怖气氛,从而窒息了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的发展。元代以蒙古族入主中国,对南人在政治上采取压制政策,但在文化统治方面,却颇为疏阔,南方士人虽仕途艰难,但却能留连诗酒,抒发胸臆。即使是在元末的战乱时期,由于割据群雄多采取延揽知识分子政策,文人学士们不难觅得一方安居之地。但在朱元璋统治时代,士人们却经历了一场浩劫。以素有“人文渊薮”之称的苏州为例,元末割据其地的张士诚“颇收召知名士,东南士避兵于吴者依焉”[46],出现了“盛稷下之儒”[47]的局面,文风极为昌盛。朱明立国后,吴中士人饱受摧残,如驰名诗坛的“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竟无一人免于朱元璋之毒手[48]。著名士人骈首就戮,使文化事业遭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失,而尤为严重的是,幸存下来的士人为保护身家性命,不得不对自己的思想感情严加钳制,这就从根本上断绝了文学艺术和学术思想的生命力。《明史·儒林传》谓明初儒者“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笃践履,谨绳墨,守先儒之正传,无敢改错”,可见其时文化学术已陷入了极其严重的僵化保守境地。 第二,朱元璋对功臣宿将的集中屠戮,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战争是由人进行的,军事人才是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长期战争的检验和磨练,明初中央政府拥有许多富于才干的将领,他们奉命四出征讨,练兵屯守,起到很大作用。这些将领功高震主,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朱元璋加以打击、限制,也是势所必然。但是,朱元璋矫枉过正,采取了毁灭性打击方式,“元功宿将相继尽矣”[49],遂致中央政府缺乏将才。朱棣在朱元璋死后敢于发动“靖难之役”,这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建文帝的失败,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经过朱元璋的大肆诛戮,他无将可使。首先派出的耿炳文虽是幸存下来的老将,但缺乏总制大军的经验;继尔派出代替耿炳文的李景隆,更是缺乏军事才能的纨袴子弟。以致朝廷方面在军力上虽占据优势,却节节败退,最终帝座易主。皇家内部的这场争斗,使刚刚从元末战乱中恢复起来的社会经济再次遭受摧残,对此朱元璋是不能辞其咎的。 第三,朱元璋虽然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经济,但他过分地实施诛戮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给经济带来损害。在惩治贪官污吏时,朱元璋提倡彻底清查,《御制大诰·问赃缘由第二十》规定:“如六部有犯赃罪,必究赃自何而至。若布政司贿于部,则拘布政司至,问斯赃尔自何得,必指于府。府亦拘至,问赃何来,必指于州。州亦拘至,必指于县。县亦拘至,必指于民。至此之际,害民之奸,岂可隐乎?”这样做固可使贪吏无所遁形,但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却也易生流弊,审理者务为严酷以当上指,株连蔓引,往往累及无辜。如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50]。对富户过分地诛戮打击,对社会经济发展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一向富饶的苏州在明初陷于残破,除战争因素之外,朱元璋的严酷打击也是重要原因。许多学者认为,打击富户会壮大自耕农阶层,有利于经济发展。笔者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应看到,过于激烈的打击行为,会打断社会阶层的必要发育过程,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耗费社会积存的剩余财富,从而对社会发展产生滞碍作用。 第四,朱元璋缺乏节制的诛戮行为,对官僚集团的素质和行政绩效也造成不利影响。其一,许多优秀人才不愿进入官僚行政机构,而是“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51],朱元璋虽设“寰中士大夫为君用”之科加以网罗,终有遗逸。其二,自愿或被迫进入行政机构的优秀人才,也难以施展其才,许多人甚且不保首领,正如茹太素所说,“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使”[52]。其三,在恐怖气氛下,官员唯唯诺诺,畏首畏尾,很难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而且,朱元璋一味以严刑恫吓臣下,“激劝不明,善恶无别,议贤议能之法既废,人不自励,而为善者怠也”[53]。其四,朱元璋依靠诛戮手段使官员队伍不断得到更新,固然可使奸恶官吏不致长久为非,但也使一些循良官吏无法实现其利于百姓的政策措施,如循吏方克勤很有治绩,受到朱元璋嘉奖,后“为属吏程贡所诬,谪役浦江,复以空印事连,逮死”[54]。 此外,朱元璋的滥杀,还给后代子孙树立了恶劣的样板。他虽然一再强调自己洞悉人情善恶,可任意施为,后代嗣君宫生内长,不谙世故,只可依律而行,不可滥用刑罚。但是,先例既开,必将谬种流传。朱棣之诛杀建文臣子,手段极其残酷,不能不说是受了乃父先例的影响。明武宗、世宗为谏诤事,一次杖杀朝臣十几名,从中也可看到朱元璋滥杀的影子。 综上所述,朱元璋之所以“制不宥之刑,权神变之法”[55],把重典政策奉为治世圭臬,是由他的个性决定的。在他身上,存在着强烈的攻击冲动和施虐偏好。明朝建立前,为了实现创业大计,他基本上克制住了自己的情感不使之暴发,但在正式登上皇位后,则开始放纵自己的本能冲动,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冷酷暴虐,成为心理严重变态的杀人狂。他不仅滥杀无度,而且对杀人手法有着非同寻常的兴趣,创制了许多惨无人道的新奇酷刑。洪武时期大大小小的杀戮行为,都应该首先放在这一心理基础上加以理解,当然也应充分注意其他心理因素对其滥杀行为的促发作用。如功臣集团的覆没,与朱元璋深刻的猜忌心理有关;文字狱的出现,既与猜忌心理有关,更与其自卑心理相连;至于对害民官吏和游民逸夫的诛戮打击,则与其政治理想不能实理造成的挫折心理是分不开的。朱元璋的滥杀,虽有助于清除贪官污吏、地方豪霸、逸民流氓等各类害民者,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促进作用,但也造成十分严重的消极影响,如窒息了文学艺术和学术思想的发展,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降低了官僚集团的素质和治政绩效,就是对于经济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损害。而且,还给后代子孙树立了恶劣的样板。道德与法律,对于社会秩序之维持都是不可或缺的。先秦时期,统治者就将礼与刑奉为治理国家的两大原则,秦汉以来,历代帝王更是多将儒、法之道融汇运用。刑罚之设,自不可免,最高统治者大权在握,滥杀之举亦不鲜见。不过,像朱元璋这样杀人如此之多、手法如此残酷的君主,在历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不从其个性心理特征入手加以剖析,委实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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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巴喬巴

“靖难之役”和营建北京  明太祖把儿孙分封到各地做藩王,藩王势力日益膨胀。他死后,孙子建文帝即位。建文帝采取一系列削藩措施,严重威胁藩王利益,坐镇北平的燕王朱棣起兵反抗,随后挥师南下,史称“靖难之役”。1402年,朱棣攻破京师,战乱中建文帝下落不明。同年,朱棣即位,就是明成祖。第二年,改元永乐,改北平为北京。1421年,北京城全部主体工程建成,朱棣正式迁都北京,称北京为京师。  靖难之役,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死后不久爆发的一场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皇位的战争。起于建文元年(1399年)因建文帝因削藩引起燕王朱棣的不满,以“清君侧之恶”的名义联合各个藩王举兵反抗朝廷,至建文四年朱棣由燕王荣登皇位而结束,历时4年。  由农民起义领袖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为了确保朱明王朝千秋万代地统治下去,一方面加强君主专制统治,把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加强皇室本身的力量,其具体的办法就是分封诸王。他把自己的24个儿子和1个从孙封为亲王,分驻全国各战略要地,想通过他们来屏藩王室。朱元璋是这样说的:“天下之大, 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 从全国来看,这些封藩主要有两类,一是腹里,二是边塞要地。受封诸王在自己的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地位相当高,公侯大臣进见亲王都得伏而拜谒,无敢钧礼。  每一个藩王食粮万石,并有军事指挥权,于王府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辖军三护卫,护卫甲士少者3000人,多者9万人。边塞诸王因有防御蒙古贵族侵扰的重任,所以护卫 甲士尤多。北平的燕王朱棣拥兵10万,大宁的宁王“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他们在边塞负责筑城屯田、训练将兵、巡视要害、督造军器。晋王、燕王多次出塞征战,打败元 朝残余势力的军队,尤被重视,军中大将皆受其节制,甚至特诏二王军中小事自断,大事才向朝廷报告。尤其是燕王,由于功绩卓著,朱元璋令其“节制沿边士马”,地位独尊。  藩王势力的膨胀,势必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在朱元璋大封诸王的时候,有个叫叶伯巨的人指出,藩王势力过重,数代之后尾大不掉,到那时再削夺诸藩,恐怕会酿成 汉代“七国之叛”、西晋“八王之乱”的悲剧,提醒朱元璋“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土”。朱元璋不但听不进劝告,反而把叶氏抓进监牢,囚死狱中。 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叶伯巨的预料,中央政权与藩王之间的矛盾,未及数世而在朱元璋死后就立即强烈地爆发了。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死,朱元璋立太子的次子朱允炆(长子早亡)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去世,朱允炆即帝位,是为建文帝。朱允炆在做皇太孙时,就对诸藩王不满,曾与他的伴读黄子澄商量削藩对策。即帝位后,采纳了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决定先削几个力量较弱的亲王的爵位,然后再向力量最大的燕王朱棣开刀,并令诸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将吏。皇族内部矛盾由此迅速激化。建文帝命令将臣监视朱棣,并乘机逮捕之。朱棣得到这一消息,立即诱杀了前来执行监视逮捕任务的将臣,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起兵反抗朝廷。  朱元璋当国时,恐权臣篡权,规定藩王有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和举兵清君侧的权利,他在《皇明祖训》中说:“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朱棣以此为理由,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须加诛讨,并称自己的举动为“靖难”,即靖祸难之意。因此,历史上称这场朱明皇室内部的争夺战争为“靖难之役”。  朱棣初起兵时,燕军只据北平一隅之地,势小力弱,朝廷则在各方面都占压倒性优势。所以战争初期,朝廷拟以优势兵力,分进合击,将燕军围歼于北平。朱棣采取内线作战,迅速即攻取了北平以北的居庸关、怀来、密云和以东的蓟州、遵化、永 平(今河北卢龙)等州县,扫平了北平的外围,排除了后顾之忧,便于从容对付朝廷的问罪之师。经过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宿将之后,朝廷也无将可用,朱允炆只好起用年近古稀的 幸存老将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军13万伐燕。建文元年八月(真定之战),师至河北滹沱河地区。燕王在中秋夜乘南军不备,突破雄县,尽克南军的先头部队。继而又于滹沱河北岸大败南军的主力部队。建文帝听到耿炳文军败,根据黄子澄的推荐,任曹国公李文忠之子李景隆为大将军,代替耿炳文对燕军作战。  李景隆本是绔绔子弟,素不知兵,“寡谋而骄,色厉而馁”。九月,李景隆至德州,收集耿炳文的溃散兵将,并调各路军马,共计50万,进抵河涧驻扎。当朱棣侦知李景隆军中的部署后,笑着说,兵法有五败,李氏全犯了,其兵必败无疑,这就是政令不修,上下离心;兵将不适北平霜雪气候,粮草不足;不计险易,深入趋利;求胜心切,刚愎自用,但智信不足,仁勇俱无;所部尽是乌合之众,且不团结。为了引诱南军深入,朱棣决计姚广孝协助世子朱高炽留守北平,自己亲率大军去援救被辽东军进攻的永平,并告诫朱高炽说:“李景隆来,只宜坚守,不能出战。”朱棣还撤去了卢沟桥的守兵。  朱棣这一招果然灵验,李景隆听说朱棣率军赴援永平,就率师于十月直趋北平城下。经过芦沟桥时见无守兵,禁不住欢喜,说:“不守此桥,我看朱棣是无能为力了。”这时朱高炽在北平城内严密部署,拼死守卫。李景隆则号令不严,指挥失当,几次攻城,皆被击退。南军都督瞿能曾率千余精骑,杀人张掖门,但后援不至,只好停止进攻。又因李景隆贪功,要瞿能等待大部队一起进攻,错过了时机。燕军则因此得到喘息,连夜往城 墙上泼水,天冷结冰,待到次日,南军也无法攀城进攻了。朱棣解救永平之后,率师直趋大宁(今内蒙古宁城西)。  大宁为宁王朱权的封藩,所属朵颜诸卫,多为蒙古骑兵,骁勇善战。朱棣攻破大宁 后,挟持宁王回北平,合并了宁王的部属及朵颜三卫的军队。朱棣带着这些精兵强将于十一月回师至北平郊外,进逼李景隆军营。燕军内外夹攻,南军不敌,李景隆乘夜率先逃跑,退至德州。次日,士兵听说主帅已逃,“乃弃兵粮,晨夜南奔”。  建文帝为大臣所蒙蔽,反而奖励打了败仗的李景隆。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李景隆会同郭英、吴杰等集合兵将60万众,号称百万,进抵白沟河(今河北雄县北)。朱棣命令张玉、朱能、陈亨、丘福等率军十余万迎战于白沟河。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燕军一度受挫。但南军政令不一,不能乘机扩大战果。燕军利用有利时机,力挫南军主将,南军兵败如山倒。李景隆再次退走德州。燕军跟踪追至德州。五月,李景隆又从德州逃到济南。朱棣率燕军尾追不舍,于济南打败李景隆率领的立足未稳的十余万众。济南在都督盛庸和山东布政使铁铉的死守下得以保住。朱棣围攻济南三月未下,恐粮道被断,遂回撤北平,盛庸收复德州。  李景隆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一败再败,建文帝撤免了他的大将军职务,建文帝采黄子澄之谋,遣使议和以求缓攻,又任命盛庸为平燕将军,代李景隆统兵代之以盛庸。盛庸屯兵德州,以遏燕军南下。建文二年九月,盛庸率兵北伐,十月,至沧州,为燕军所败。十二月,燕军进至山东临清、馆陶、大名、汶上、济宁一带。盛庸率南军于东昌(今山东聊城),严阵以待。  燕军屡胜轻敌,被南军大败,朱棣亲信将领张玉死于战阵,朱棣自己也被包围,借朱能援军的接应才得以突围。东昌战役是双方交战以来,南军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兵败后,朱棣总结说:东昌之役,接战即退,前功尽弃,今后不能轻敌,不能退却,要奋不顾身,不惧生死,打败敌手。  建文三年(1401年)二月,朱棣率军出击,先后于滹沱河、夹河、真定等地打败南 军。接着,又攻下了顺德、广平、大名等地。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的时间,南北交战主要在河北、山东。燕军虽屡战屡胜,但南军兵多势盛,攻不胜攻,燕军所克城邑旋得旋失,不能巩固。能始终据守者,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正在朱棣为此而苦恼之际,南京宫廷里不满建文帝的太监送来了南京城空虚宜直取的情报。朱棣手下谋士也劝朱棣勿攻城邑,越过山东,以迅速行动直趋金陵,金陵势弱无备,必可成功。于是朱棣决定跃过山东,直捣金陵。朱棣据此决定举兵南下,直指京城。  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燕军进入山东,绕过守卫严密的济南,破东阿、汶上、邹县,直至沛县、徐州,向南直进。而燕军已过徐州,山东之军才南下追截。四月,燕军进抵宿州,与跟踪袭击的南军大战于齐眉山(今安徽灵璧县境),燕军大败。双方相持于淝河。在这次决战的关键时刻,建文帝受一些臣僚建议的影响,把徐辉祖所率领的军队调回南京,削弱了前线的军事力量,南军粮运又为燕军所阻截,燕军抓住时机,大败南军于灵璧,仅俘获南军将领即几百人。自此,燕军士气大振,南军益弱。朱棣率军突破淮河防线,渡过淮水,攻下扬州、高邮、通州(今江苏南通)、泰州等要地,准备强渡长江。这时,朱棣之子朱高煦引番骑赶到,燕军军势大振。  建文帝曾想以割地分南北朝为条件同燕王议和,被拒绝。六月初三,燕军自瓜洲渡江,镇江守将降城,朱棣率军直趋金陵。十三日进抵金陵金川门,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隆和谷王为朱棣开门迎降。燕王进入京城,文武百官纷纷跪迎道旁,在群臣的拥戴下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以燕王朱棣的胜利而告终。  “靖难之役”历时三年,前期作战南军连连败藉。但自济南保卫战后,南军主力屯驻德州,相机出击,以遏燕军。德州处在运河线上,南北交通便利,燕军自河北南下,始终处在德州的监控之下。燕军南攻时,南军或自德州横出断其归路,或袭扰其补给线,或乘虚北攻。所以,虽以朱棣之善用兵,南军再未出现过战争初期的那种大的挫败,燕军势力基本上被阻在山东以北。朱棣未克山东,故虽屡战屡胜,激战两年半,却始终未能打开局面。等到他越过山东,直趋金陵,半年时间便夺取了政权。  不过,朱棣撇下山东,径直南下,实属铤而走险。南北朝时,刘宋皇帝刘义隆进攻北朝的魏国,而北魏以它的国力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之雄才大略,在击破刘宋黄河一线之军后,开始兵分五路,大举向南反击,长驱江淮,兵临瓜步,饮马长江,当时北魏太武帝达到了震慑南朝的目的,而未敢渡江以争江南。反观,朱棣的这种战术也只能在那时特殊的形势下才有可能成功。自明初朱元璋杀功臣后,明廷已无堪与朱棣相匹敌的将才,所以朱棣南下才有恃无恐。其次,“靖难之役”在那个时代的观念中,纯属一家一姓内部之争,所以建文帝虽一再下诏“勤王”,但真正勤王者少,而归顺燕军者多。不然,朱棣孤军南下,建文帝只需坚守金陵,坐待四方勤王之师会合,山东方面则截断燕军的补给线和退路,那样的话,朱棣处境势必极其危险。因此,换上另一人,换上另一种背景,则断不敢冒险采取这种战术,置山东于不顾。  战争虽结束,与此相关的历史却在发展。燕王进京后,宫中起火,建文帝下落不明。有的说建文帝于宫中自焚而死,或云建 文帝由地道出亡,落发为僧,云游天下,传说他于正统朝入居宫中,寿年而终;又有一说建文帝逃至东南亚,郑和下西洋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寻找建文帝。建文帝的真正下落已不可确考,成为明史上的一大悬案。  当上皇帝的朱棣,大肆杀戮曾为建文帝出谋划策及不肯迎附的文臣武将。齐泰、黄子澄、景清等被整族整族地杀掉: “命赤其族,籍其乡,转相扳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有“读书种子”之谓 的方孝孺,因不肯为朱棣撰写即位诏书,九族全诛,这还没完,又将其朋友门生作为一 族全部杀掉,十族共诛873人。这次清洗极为残酷,共有数万人惨死于朱棣的屠刀之下。  四年的“靖难之役”,给明初刚刚有所恢复的社会经济以较大的破坏,而直接遭到战争践踏的地区,破坏可为严重,上称“淮以北鞠为茂草”,当为真言  [编辑本段]参加靖难之役的皇亲国戚  参加靖难之役的皇亲国戚一览。  靖难之役是明朝最大规模的一次内战,也是朱氏皇朝建立未久即发生的一次人伦惨变。按照朱元璋设计的制度,由皇帝、藩王、外戚、驸马组成的家天下体制,应该能够在权力、礼法和亲情的共同作用下稳固地支持大明王朝的江山。然而,文弱的侄皇帝与身边的书生们未能掌握制约桀骜不驯的叔王的办法,朱元璋最初设计的制度终于酿成大祸。在这场战争中,皇亲国戚们纷纷参战,投向不同的两个阵营。本人根据《明史》相关记录,将参加靖难之役的皇亲国戚列出名单如下:  明惠帝(建文皇帝)朱允炆,永乐皇帝之侄,战争开始前为皇帝,战争结束后失踪。  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建文皇帝之叔,战争开始前为燕王,战争结束后登极称帝。  周王朱橚,朱棣之弟,朱允炆之叔,战争开始前被朱允炆削爵囚禁,战争结束后复爵。  齐王朱榑,朱棣之弟,朱允炆之叔,战争开始前被朱允炆削爵囚禁,战争结束后复爵。  代王朱桂,朱棣之弟,朱允炆之叔,战争开始前被朱允炆削爵囚禁,战争结束后复爵。  宁王朱权,朱棣之弟,朱允炆之叔,参与朱棣阵营,战争结束后移封南昌。  谷王朱橞,朱棣之弟,朱允炆之叔,战争之初参与朱允炆阵营,朱棣兵临南京城下时献城投降。  燕王世子朱高炽,朱棣之子,朱允炆之堂弟,参与朱棣阵营,战争中留守北平,战争结束后封太子。  高阳郡王朱高煦,朱棣之子,朱允炆之堂弟,战争之初自南京逃回北平参与朱棣阵营,履立战功,战争结束后加封汉王。  郡王朱高燧,朱棣之子,朱允炆之堂弟,参与朱棣阵营,战争结束后加封赵王。  驸马都尉梅殷,朱棣之姐/妹夫,朱允炆之姑夫,参与朱允炆阵营,任淮安总兵,战败被俘,战争结束后被朱棣授意谋害。  驸马都尉王宁,朱棣之姐/妹夫,朱允炆之姑夫,战争开始前向朱棣阵营泄密被朱允炆囚禁,战争结束后释放,加封永春侯。  驸马都尉李坚,朱棣之妹夫,朱允炆之姑夫,参与朱允炆阵营任左副将军,加封滦城侯,战败被俘,病死。  驸马都尉胡观,朱棣之妹夫,朱允炆之姑夫,参与朱允炆阵营,战败被俘,战争结束后释放。  庆城郡主,朱棣之堂姐,朱允炆之堂姑,朱棣兵临南京城下时代表朱允炆阵营到朱棣阵营议和。  长兴侯耿炳文,朱允炆之亲家,参与朱允炆阵营,兵败。  驸马都尉耿璇,朱棣之侄女婿,朱允炆之姐/妹夫,参与朱允炆阵营,战争结束后被杀。  燕府仪宾袁容,朱棣之女婿,朱允炆之堂姐/妹夫,参与朱棣阵营,战争结束后加封驸马都尉、广平侯。  燕府仪宾李让,朱棣之女婿,朱允炆之堂姐/妹夫,参与朱棣阵营,战争结束后加封驸马都尉、富阳侯。  魏国公徐辉祖,朱棣之妻舅,参与朱允炆阵营,战败被囚禁。  左都督徐增寿,朱棣之妻舅,秘密参与朱棣阵营,被朱允炆所杀。  曹国公李景隆,朱棣之表侄,朱允炆之表哥,战争之初参与朱允炆阵营,兵败撤职,朱棣兵临南京城下时献城投降,战争结束后最初得到礼遇,后被撤职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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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游肚肚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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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tienan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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