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然灾害的论文题目

2009 年对自然灾害 20 年的研究工作和成果做了总结，撰写了 《中国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的进展》［146］一书，关于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的概况，该书在绪论中写到:“随着国际减灾十年活动的进程，自然灾害综合研究工作大体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 1990 年以前，重点是进行灾害自然属性，即自然灾变的研究，主要是收集、统计自然灾变事件、灾变强度、频次、研究自然灾变的空间分布与发展规律，并进行灾变时、空、强的预测研究 。第二阶段 1990 年以后，对灾害双重属性进行了全面的研究，重点是进行自然灾度的研究，除继续灾害自然属性的研究外，加强了灾变对社会的影响研究，包括人口伤亡、经济损失等; 重视了灾害损失的时空分布规律和大灾、巨灾区的分布; 同时开展了减灾能力的初步调查和统计; 开始重视自然灾害对社会与环境的影响和人类社会活动及环境变化对灾害和减灾的互馈影响，相继开展了减灾与发展、企业减灾、城市减灾、区域减灾工作。第三阶段 1995 年以后，重点是进行社会承灾体受灾程度和承灾能力的研究，在对灾害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研究的基础上，以自然灾变、社会承灾体易损性、减灾能力三大因素的现状与发展为基因，开展了未来灾害风险的预测研究和评估; 并在此基础上，从定性到定量化的研究了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经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和社会对灾害的可接受能力，进而制定了一系列灾害防御、灾害应急规划和计划，推动了减灾社会化与产业化的发展。在此期间，完成了 13 项科技攻关项目，为国家、部门、地方、企业编写了 33 份规划、计划、设计，编著 ( 含合著) 了 30余本专著和 100 余篇论文、编制各种全国性灾害与减灾区划图一百多张，筹建了自然灾害综合数据库，为建立灾害科学体系和灾害数字化地图提供了基础。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其他奖项。…… 自然灾情调查与综合研究1989 年开始，三委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对我国地震、气象、洪水、海洋、地质、农、林等七大类 35 种自然灾害的概况、特点、规律及发展趋势进行了综合性的全面调研。1994 年建立了自然灾害综合信息系统。在对自然灾害分布规律、成灾规律和减灾对策综合研究的基础上，1995 年编写并出版了 《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 ( 总论) 》［72］、 《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 ( 分论) 》、《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 ( 年表) 》和七类灾害的全国分布图。基于自然灾害对社会危害情况的调查、分析和评价，2000年出版了 《灾害 社会 减灾 发展———中国百年自然灾害态势与 21 世纪减灾策略分析》［105］; 2003 年编制了 《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121］，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系统反映了灾情与灾害对社会的影响及系统的减灾对策。 减灾能力调查与评估1989 年开始对我国各类自然灾害的减灾能力现状进行了初步调研，2000 年对我国区域减灾能力进行了宏观评估，2005 年首次对我国减灾基础能力、监测预警能力、防灾抗灾能力、救灾重建能力进行了调查与综合评价，编写了 《中国基础减灾能力区域分析》［128］、 《中国洪水灾后重建问题和需求及对策》［103］、《自然灾害评估》［135］等论著。依据区域减灾基础能力与受灾程度、减灾有效度、灾害深度的对比对区域减灾基础能力增长需求度进行了分析与分级评估。 自然灾害区域危险性、危害性、风险性分析从 1991 年开始，在对我国单类与综合自然灾害的强度、频次、受灾体易损性调查分析和预测的基础上，对我国自然灾害区域危险性 、危害性、风险性进行了多次量化研究，1994 年首次编制了中国地震、气象、洪涝、地质灾害等单类与综合的灾变区划图、灾度区划图和风险区划图等系列区划图 41 幅，编写了“中国自然灾害区划与保险区划”［98］研究报告和 《中国自然灾害区划工作进展》［94］专著。2005 年在新编中国灾害灾变区划图、灾度区划图、风险区划图的基础上，编写了 《中国 21 世纪初期自然灾害态势分析》［120］、 《中国自然灾害风险与区域安全性分析》［127］等论著。依据区域自然灾害损失程度、区域自然灾害深度、区域相对减灾基础能力、区域不可接受影响程度等，对我国区域安全性进行了评价，划分了不同等级的风险区，圈定了对社会危害可能特别严重的巨灾风险区。 人口—资源—环境—灾害互馈系统问题综合研究近年来，环境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1992 年马宗晋、高庆华发表了 《论人口—资源—环境—灾害恶性循环的严重性与减灾工作的新阶段》［64］，对黄河和长江洪灾、华北地面沉降、沙漠化等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了 “黄牌警告”。2001 年撰写了 《环境·灾害与地学》［109］、《论土地资源与地质灾害的双重属性与发展态势》［110］、《社会可持续发展人类自身的觉醒》［114］、《关注人口 资源 环境与自然灾害》［108］等文章和专著 《自然灾害与全球变化》［122］，进一步阐述了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对自然灾害的双重影响，讨论了太阳活动、地壳运动和全球变暖等因素的致灾作用。提出了综合减灾要与人口政策、资源开发、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统筹兼顾的对策意见。2006 年面对干旱可能引起的灾害和环境问题，调查并编写了 《中国的干旱化、荒漠化、水资源危机和藏水北调问题》( 资料摘要)［130］，指出干旱化将是最大的灾害影响，并提出了对策性建议，上报中央，受到重视。 自然灾害综合预报探索在自然灾害调研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各种自然灾害都不是孤立的，彼此往往形成灾害链、灾害群，构成自然灾害系统。自然灾害系统是地球表层系统的一部分，其规律服从地球系统的发展演化规律和全球变化，并受着太阳及其他天体活动的影响和制约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这一系统性的认识，从理论上推动了单类与综合的灾害预报向深层次发展。从 1991 年开始，在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领导下，连续开展了三个年度的自然灾害发展趋势综合会商，除了为国家提供了年度自然灾害发展趋势总况外，也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态势分析提供了依据。根据全球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发展趋势的研究，在论著和报刊上多次指出干旱是对我国危害最大、不良影响最深远的自然灾害，并圈定了未来旱灾风险区。 研究并提出与推动减灾系统工程1991 年马宗晋高庆华共同撰写了 《减轻自然灾害系统工程初议》［50］，提出减轻自然灾害是一项包括监测、预报、防灾、抗灾、救灾、重建等各种措施的系统工程。之后相继提出建立全国立体监测系统和灾害信息共享系统; 进行自然灾害形成机制的综合研究和综合预报的探索及综合减灾的理论方法研究; 国家、城市、企业综合减灾系统工程的设计; 灾后重建需求和对策的综合研究; 城市和地区灾害应急方案的制订和组织; 灾情统计标准、灾害等级划分标准; 灾害评估模式; 灾害保险; 灾害管理等问题的广泛研究; 开展了示范区研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根据取得的成果，撰写与编著了 《中国减灾社会化的探索与推动》［83］、 《1998 年长江大洪灾的反思和 21 世纪减灾对策》［93］、《中国自然灾害区划研究进展》［94］、 《中国洪水灾后重建问题和需求及对策》［103］、 《中国 21 世纪初期自然灾害态势分析》［120］、《中国自然灾害风险与区域安全性分析》［127］、 《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121］、 《中国区域减灾基础能力初步分析》［128］、《中国减灾需求与综合减灾》［136］、 《自然灾害系统与减灾系统工程》［137］等论著和大量相关论文。减灾系统工程的理念目前已为我国减灾各界广泛接受，并已体现在减灾规划和减灾活动中。 建立了自然灾情评估统计标准体系1991 年提出 《关于建立自然灾害评估系统的总体构思》［52］，1996 年在国家经贸委领导下，会同 20 个部局，全面调查研究了各部局、各灾类灾情调查统计的现状，在统筹兼顾的原则下制定了统一的灾情评估统计标准体系和指标。编写了 《我国部门灾情统计标准化现状调查》、 《自然灾害灾情统计标准化调查研究报告》和专著 《自然灾害灾情统计标准化研究》［86］。提出的综合意见已为相关部门和国家经贸委接受，并呈报国务院。在此基础上已开始制定自然灾情统计国家标准。 进行了自然灾害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1990 年开始，提出并推动了减灾与发展、城市减灾、企业减灾、区域减灾及减灾社会化与产业化，深入研究了自然灾害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在自然灾害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影响程度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 《灾害、社会、减灾、发展》［105］、《减轻地质灾害与可持续发展》［104］、《可持续发展与减灾》［126］等论著、研究报告和 《关注人口、资源和自然灾害》［108］、 《经济发展与减灾》［118］等论文。参与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主编的 《中国21 世纪议程》、 《中国可持续发展态势分析》 和 《可持续发展:人类关怀未来》等专著的编写。在对经济发展与自然灾害双向调研的基础上，进行了各省( 市、自治区) 社会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与自然灾害影响程度综合分类，编制了自然灾害对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程度图。1999 年马宗晋、高庆华呈报了关于开展 “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建设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和社会突发性灾难应急管理系统示范研究”的建议，2001 年发表了 《建立社会安全保障体系，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115］、《初议防疫-减灾综合体制》〔124〕等论文。 开展了国际灾害与减灾科学交流关于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创新点，该书绪论中继续写到: 提出了 ‘自然灾害双重属性’ 的新观念，奠定了灾害社会属性和灾害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认为自然灾害具有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这就打破了单纯‘天灾’的概念，推动了成灾过程的社会性分析，认识了人口—资源—环境—灾害的互馈关系，打开了社会化减灾的广阔道路，改变了从事自然灾害研究者只重视灾害自然属性研究的传统观念和范畴，开拓了自然灾害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支撑下，初建了灾害科学体系框架，撰写了其中约 30部灾害科学系列论著。根据自然灾害的自然属性，认识了自然灾变与地球表层系统和与全球变化的关系，为自然灾害综合预报提供了理论基础; 根据灾害对社会影响和社会的减灾需求，在分析 ‘灾害—社会—减灾—发展’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 21 世纪初的减灾综合策略，认为减少人为致灾因素，转移和保护受灾体是最经济、最有成效的减灾措施; 提出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建设、防灾减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的策略及减灾社会化、产业化。提出的加强社会减灾的多方对策建议，已在管理部门领导层和成灾工作人员与群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界定了自然灾变与自然灾害的科学含义自然灾变属于自然变异，只有自然变异对人类社会造成损失时，才称为自然灾害。从而根据成灾机理提出了消灭或削弱灾害源; 削弱或分流灾害载体; 转移或保护受灾体的减灾原则。同时提出自然灾害和减灾辩证法的论点，认为自然灾害既有弊也有利，减灾活动既可减轻灾害，也可致灾; 任何减灾措施既有利，也有弊。指出了 ‘兴利除害’、‘避害趋利’、‘化害为利’‘害中求利’‘权衡利弊’、‘求大利弃小害’的辩证减灾思想。上述减灾原则和减灾指导思想已渗透到社会减灾活动中，据此已为国家、地方、企业编写规划、计划十多份。 将系统科学引入灾害科学研究通过对各类自然灾害的综合研究，发现许多自然灾害不是孤立的，往往构成灾害链、灾害群、灾害系统; 减轻自然灾害需要多部门的协作和多种措施的联合运用，从而提出了自然灾害系统和减灾系统工程的新观念。并于 1991 年出版的 《中国减灾重大问题研究》一书中，为我国自然灾害研究和减灾提出了具有导向意义的总体蓝图 ( 现在的实践检阅，当初提出的大部分意见是正确的) 。基于以上理念，提出了自然灾害综合调研和综合预报的意见，在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国家地震局、国家气象局、国家海洋局、水利部、地矿部、农业部、林业部等部门的共同支持下，对我国地震、气象、海洋、地质、洪涝、农、林等七大类自然灾害进行了联合调查研究，了解了我国灾情总况; 联合举办了三次自然灾害综合会商，推动了省市自然灾害综合预报工作的进展，为综合减灾提供了依据。首次提出并逐步完善了减灾系统工程的框架设计，提高了减灾工作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可操作性，已成为统一全国综合减灾工作布置的基础模式，该系统包括: 监测、预报、评估、防灾、抗灾、救灾、重建、保险、立法-教育、规划-指挥等十个子系统，设计中明确了各系统的内涵、工作属性和子系统之间相约互馈关系。这个包容不同成灾工作领域和工作层次，按灾前、灾时、灾后和平时展开的减灾系统工作模式，已为单灾类减灾工作管理，各级政府的多灾类减灾工作综合管理和减灾规划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设计基础，目前已被广泛采纳、参考，各省 ( 市、自治区)和国家级减灾管理部门已制定了相应的减灾工作设计，在减灾工作思想和减灾行动的全国统一性方面，起到了规范性的作用。 建立了自然灾害研究的工作系列和模式提出并实施了自然灾害研究六部曲，即灾情综合调查、灾害危险性分析、灾害危害性分析、灾害风险性分析、社会减灾能力分析和社会减灾需求度分析。在调查研究和资料综合的基础上，参与并统编了中国自然灾害史，编创了中国历史时期自然灾害分布图和 3000 多年来的灾害发展态势图; 全面调查与反映了近 50 年来我国各类自然灾害的灾情; 总结了我国百年 ( 20 世纪) 自然灾害态势，从灾害双重属性角度，阐述了 2l 世纪初中国自然灾害的发展趋势。研究深度已从单纯灾害分布规律研究，发展到对灾害危险性和危害性的定量评价，基本查清了我国灾情的发展变化及其对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的严重性，提出分灾种的危害性评价:旱灾的危害最为深远; 洪灾的损失最大、最频繁; 地震的死人最多，影响社会安全最重; 海洋灾害增长最快; 地质灾害的增长与人类活动及建设的非规范发展关系密切; 农林病虫害中大灾有再度复发之势。在 GIS 支持下首次 编制全国性包括气象、洪涝、地震、地质、海洋、农业、森林等多灾种的各类灾害系列区划图约 100 余幅，标示了我国重点灾害危险区、危害区、巨灾风险区和灾害保险分区，指出了减灾重点区域。研究了自然灾害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影响度，将减灾纳入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范畴，成为制定减灾规划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灾种的减灾对策，已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和省、市与公众的广泛关注。”

你和我愁的一样,我写的是天津的~呵呵

1、台风，台湾海峡是个多台风地带，台风在国外叫飓风或热带风暴（低级别），因为经过台湾海峡加大或者形成就叫台风，每年都有几个台风，最近几年99年大台风杀伤力超强 2、地震，福建地处板块断裂带，台湾海峡一带易发地震 3、暴雨，厦门地区雨水充沛，降雨量大，如果不正常暴雨也容易

一、明代泉州地区自然灾害及其特点 1、水旱之灾范围广泛，破坏严重 泉州地区水灾频繁，如万历十年（1582）八月丁巳，福建布政司奏：“四月多雨，水溢坏延平府卫城，没侯官、晋江、南安等处田禾、民舍，人畜漂流无算，存者不能聊生”。[2]成化十八年七月甲午“永春县大雨至八月丁酉，洪水泛滥，淤田畴，圮桥梁，坏官私序舍，滨溪民居淹没尤甚，民亦有溺死者”。[3]成化二十一年，整个地区大面积水灾，如志书所记：“自春徂夏积雨连月，晋江、同安、永春、德化、惠安五县，田庐禾稼多为所坏。”[4]。万历三十一年（1603）八月丁亥“泉州府等处大雨潦，海水暴涨，飓风骤作，淹没者万有余人，漂荡民居、物、畜无算”。[5]逾万人遭灭顶之灾，这在历代的水灾记录中也是十分罕见的。万历四十三年（1615）八月壬午巡按福建御史李凌云奉命“勘过去岁八月由兴、泉、漳三府水灾情形，据实具奏，请将原题税银五万两或全或半存留赈恤”。[6]可见水灾大量发生在万历年间。因此明代在泉州府及下属各县产生了一些影响比较大的主司防患水灾的信仰神祗。又如旱灾，成化十六年（1480）八月乙卯“免福建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府去岁秋粮”101400石有奇，镇东等卫所子粒14800余石，“以旱灾故也”；正德五年（1510）八月乙酉“免福建银课一年，守臣以地方旱灾为请，故有是命”。[7]终明一世，干旱成灾的记录较少。 2、泉州沿海飓风频繁 弘治六年（1403）七月初三日泉州大风雨，“自卯至申扬沙走石，开元寺西塔葫芦倾覆，折林木无数。城铺粉堞颓十之九，坏官私庐舍、商船、民船不可胜计”。[8]万历三十一年（1603）同安县陡起飓风，海水涨溢“积善、嘉禾等里坏庐舍，溺人无算”。是月初五日未时飓风大作，海溢堤岸，骤起丈余，浸没漳浦、长泰、海澄、龙溪民舍数千家，人畜死者不可胜计。甚至有大番船越过海堤漂入石美镇内，压毁民舍。泉州府邻近各县损伤十分惨重。[9]万历四十六年（1618）三月辛未方从哲报泉州风灾：“昨日申刻天气晴朗，忽闻空中有声如波涛汹涌之状，随即狂风骤起，黄尘蔽天，日色晦冥，咫尺莫辨；及将昏之时，忽东方电流如火，赤色照地，广顷西亦如之。又雨土蒙蒙，如土如霰”。[10]摧毁民舍若干，造成人员大量伤亡。万历四十六年（1618）五月庚子福建巡按崔尔进奏言，三月二十一日福建长泰、同安二县大雨雹，“大如斗如拳，击伤城廓、庐舍、田园、树、畜”，压死百姓220多人，请截留洋饷2万两以赈济地方。[11]这是明代闽南见于文献记载破坏最为严重的风雨雹灾。足见明代闽南风灾肆虐。 3、地震的多发地带 闽南与台湾海峡均处于地质断裂带，时常发生震灾。如洪武二十七年（1394）四、五月，二十九年（1396）十二月，泉州连续发生地震。成化十六年二月丙辰，“福建泉州府地震，有声如雷，屋宇皆摇。”宣德十年（1435）十一月癸未漳州府发生强烈地震：“日夜连九震，鸟兽之属皆辟易飞走，山摧石坠，地裂水涌，公私屋宇摧压者多，凡百余日乃止”。龙岩、漳平、长泰、南靖也发生了破坏力相近的地震。正德十五年六月庚甲夜，“福建福州、泉州二府各地震”。嘉靖四十三年（1564）正月癸巳朔“福建福州、兴化、泉州三府同日地震”。万历二十二年四月壬戌“泉州府地震”。万历三十年（1602）正月辛亥“寅时，南澳同时地震，有声如雷。盖闽粤交界地也。”万历三十二年（1604）六月初八日、初九日泉州连续地震十余次，“山石海水皆动，地裂数处，郡城尤甚。开元寺镇国塔尖坠，损扶栏。城内庐舍倾圮，覆舟甚多。”[12]这是当地极为严重的震灾。万历三十年六月戊申福建兴化、泉州同时地震。辛亥，“是日卯时福建福州府、兴化府、泉州府同日又地震”。[13]万历年泉州进入地震活动期。由于地震所造成的空前破坏，加之突然袭击，防不胜防，所以对泉、漳一带民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恐惧之余，闽南乡民也塑造了许多与之相关的神。灵顶礼膜拜。 4、瘟疫 万历四十一年（1613）泉州“郡城大疫，人死十之七；市肆、寺观尸相枕籍，有阖户无一人存者。市门俱闭，至无敢出”。此外，德化还发生大规模鼠灾，“田鼠害稼，一亩之田至有数千；春食秧，冬食谷，畔皆鼠道，草为不生。次年谷贵，人多饥死”。[14]道光《福建通志》卷五二载永乐十七年五月“建安县张准言：建宁、延平二府自永乐以来屡大疫，民死”774600余口。瘟疫对社会、人口的摧残极大，人们谈瘟色变，因而在当地民间信仰中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泉州地区瘟神崇拜盛行，明代泉州文人黄景方《温陵旧事》就把瘟神称作“五方瘟神”，以示其神通广大，监领五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