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关系历史演变与未来趋势论文题目

《论西田哲学的理论特征》（《东方哲学研究》 1985年第1期）《论日本启蒙哲学家西周的 “ 理 ” 学》（《延边大学学报》 1988年第 1 期）《论朝鲜儒学史上的“四七论辩”》(延边大学朝研所编《朝鲜问题研究丛书》1985年第3辑) The Four Sven Debate in the Korean History, （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哲学》季刊， 1987年秋季）《日本电视的舆论导向作用》（《日本问题资料》 1994年第 12 期）《 日本对华 ODA 政策的演变和中日关系 》（《日本学刊》 1995年第 2 期）《 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作用及其演变 》 （《日本学刊》 1995年第 4 期）《 90 年代日本与西欧关系的基本特点 》（《日本学刊》 1996年第 2 期）《 冷战后日本的政界重组与外交调整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 1996年第 3 期）《 亚太经济合作与中日关系 》（载张蕴岭主编 :《合作还是对抗》论文集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 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机制及其演变趋势 》（载《面向 21 世纪的中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7年）《中日关系发展机制的总体把握》（《日本学刊》 1997年第 1 期）《东北亚新格局和中日关系》（《当代亚太》， 1997年第 6 期）《 日俄 ( 苏 ) 关系的定位及其演变趋势 》（《日本学刊》， 1998年第 3 期）《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形成和演变》 ( 《当代亚太》 ,1998年第 7 期 )《 中日关系和文化视角 》(载《文化创造中日两国共同发展之路》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中美日俄关系的调整趋势和中日关系 》（《日本学刊》 1998年第 6 期）《 “ 小渊号 ” 不会驶出旧航道》（《世界知识》 1998年第 16 期）《小渊内阁的执政趋势》（《当代亚太》， 1998年第 9 期）《 战后日本安全战略的演变轨迹 》（辽宁大学论文集， 1998年第 3 期）Common Values and the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sian Countries(载 [ 日 ] 《追求亚洲共同价值 — 重新评价日本的 ODA 大纲》 , 日本东海大学， 1997年)“A Chinese View on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关于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韩国国际问题调查研究所论文集， 1996年）“Region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and the Role of Japan( 日本在东北亚合作中的作用 )” （韩国庆熙大学论文集 ,1996年）“Measures to Enhance Peace and Stabilit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in the Northeast Asia: Chinese Perspective and policies （韩国外交安保研究院主办国际会议， 1996年11月26—27日，汉城）《中日相互认识的机制和摩擦的构造》（日文，京都大学《日中韩相互认识与误解的表象》论文集， 1998年）《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展望》(韩文，韩国外交问题研究院《政策论坛》， 1996年第3卷第2号)《中韩日三国的传统价值观和国民性》 ( 韩文，《韩中日三国的国民意识和文化比较》 , 国际研讨会论文， 1996年10月15日韩国 KBS 报告厅。 )《中日政治摩擦的结构、原因及其趋势》（日文，日本专修大学论文集）《日本的对华 ODA 与中日关系》（日文，日本龙谷大学论文集， 1999年）《世纪之交东亚地区的焦点问题》（载《东亚地区热点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年）《 19 世纪后半叶日本对外战略的选择 —— 以中江兆民的〈三醉人经纶问答〉为中心 》（ 19 世纪后半叶以后东亚历史的重新认识 ” 国际学术研讨会， 1999年10月）《石原当选东京都知事的潜在影响》（《当代亚太》 1999年第 5 期）《 日本对华 ODA 和成效与转折 》（《日本学刊》 1999年第 5 期）《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展望》（ “ 日中人文社会科学协会成立 20 周年 ” 国际研讨会， 1999年8月28 ～29日）“ Background, Content and Trend of Sino-Japanese Partnership ”,（“调整中的中美日俄关系”国际研讨会 ,1999年10月22 ～23日）《 日本外交的第三次转型—— 21 世纪日本外交趋势 》（“ 21 世纪日本政治外交发展趋势 ” 国际研讨会， 1999年11月13 ～14日）《日本对外战略的演变轨迹》（《日本学刊》 2000年第 1 期）《值得高度警惕的动向》（《解放军报 / 时事周刊》 2000年1月24日）《中日关系和东北亚和平》(韩文， “ 第 2 次东北亚和平论坛 ” ，韩国世宗研究所主办， 2000年2月21日，北京凯宾斯基饭店)《 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 》（“第 4 次中日青年论坛：转型中的中国与日本 ” ， 2000年 4月29~30日）《东北亚安全形势的特点与前景》(“ 东北亚政治、经济、安全前瞻 ” 学术研讨会，韩国庆山大学主办， 2000年5月16日)《 日美同盟的“再定义”及其未来趋势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0年第 7 期）《东北亚两类安全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当代亚太》 2000年第 8 期）《 中日伙伴关系的背景、实质及趋势 》（《日本学刊》 2000年第 5 期）《 中日伙伴关系的背景与趋势 》（英语，瑞典日本研究所“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 2000年8月19日）《日本 ODA 政策的调整趋势》（中国社科院欧洲所“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国际研讨会论文， 2000年9月15—16日）《东北亚安全的结构、焦点及前景》（国际友好联络会 “ 东北亚安全形势 ” 研讨会论文， 2000年10月30日）《 政经互动与中日经济关系 》（《中日关系史研究》 2001年第 1 期）《 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背景、理念与论争 》（《东北亚学刊》 2001年第 1 期）《经援政治化 —— 日本对华 ODA 政策调整》（《国际贸易》 2001年 2 月号）《 日本对华 ODA 中的 “ 利民工程无偿援助 ” 》（《日本学刊》 2001年第 3 期）《日本 “ 历史教科书问题 ” 》（《当代亚太》 2001年第 5 期）《 “10 3” 框架与中日政策取向》《当代亚太》 2001年第 6 期）The Readjustment of Japan 's ODA Policy and the Impacts on Its Aid to China( 东亚问题国际会议， 2001年5月18-19日，华盛顿 )Changes of Japan's Domestic Politics and Japan's ODA Policy toward China（国际关系学会香港会议， 2001年7月26-28日）《 小泉如何面对亚洲 》（《人民日报》 2001年8月17日）《日中韩政治与安全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展望》（日文，东海大学和平战略国际研究所《东北亚新形势下的日中韩合作关系》 2001年9月7日）《冷战后日本人的对外战略论争》（载《当代日本社会思潮》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年）《 中日现代化的殊途与交错 》（《日本学刊》， 2001年第 5 期）《南北峰会以来的朝鲜半岛局势》（《当代亚太》， 2001年第 10 期）《 冷战后日本战略论争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1年第 11 期）《韩日关系的定位、调整和近期走向》（《当代韩国》， 2001年秋季号）Mend rocky Sino-Japanese ties now, China Daily,October,13-14,2001《 日本安全战略面临十字路口 》（《日本学刊》 2002年第 2 期）《 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趋势 》（ 1 万字，《国际经济评论》 2002年第 5-6 期）《 21 世纪初中日关系的特征与课题》 （ 1 万字，《日本学刊》 2002年第 4 期）《东北亚国际秩序的类型演变》（ 1 万字，《东北亚学刊》 2002年第 3 期）Building lasting friendship, China Daily, June 5,《新世纪的中日关系——寻求对等的伙伴关系》（日文， [ 日 ] 经济产业研究所网站， 2002年7月1日）《‘后雁行模式'时代的中日关系》（ 1 万字，《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2年第8期）《东亚新发展模式与中日关系》（中日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2年9月7日）《战略创新乎 战略贫困乎——评《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日本学刊》2003年第1期)《战后中国的援助政策》（ [ 日 ] 《东亚》 2003年第 12 期《取决于双边政治氛围》（《国际贸易》 2004年 6 月号）《中日“政冷经热”现象探析》(《日本学刊》， 2004年第 5 期)《中日关系：转折期的特点和展望》 《日本研究》（2005年第2期）《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定位与演变》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5期）《日本政治结构的演变趋势》(《日本学刊》， 2006年第1 期)

不知道有没有用俄罗斯总统普京于7月17日至19日对中国进行其担任俄罗斯总统后的首次国事访问，并与中国国家主席******在北京共同签署了《中俄北京宣言》和《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同时双方准备就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着手进行谈判。期间，普京明确提到，两国关系现有的坚实基础来自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和******主席的不懈努力。而他这次访华的目的“就是要巩固两国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制定发展两国关系的长远目标。俄决心与中国发展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的关系，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将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要“不断努力，将两国关系提高到新水平”。1这一切都意味着普京任内的俄罗斯将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两国关系这一既定的长远目标，表现出俄罗斯在新世纪中对中俄关系政策上的连续性。而这一系列事件也使得世人的目光再次聚焦中俄这两个因其相互关系发展变化而决定着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和地域战略状况的变化，甚至带动整个国际关系的分化和改组的欧亚大陆中最大的邻邦。人们不禁要问，中俄两国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要在21世纪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中俄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的？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在21世纪究竟又会怎样发展呢？本文拟从中俄两国现有关系的政治基础、两国经济发展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战略以及两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各自安全环境等几个角度对21世纪中俄关系的发展作简要的分析。 一、中俄两国具有较好的合作历史、两国关系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牢固的政治和法律基础 1991年12月，中俄两国在原中苏友好关系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随着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1992年12月17日至19日的首次访华，中俄两国以两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签署联合声明、联合公报以及一系列重要的协议文件等条约法律形式奠定了两国关系的基础和基本准则，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其它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处理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如在******主席与叶利钦总统共同签署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声明》中明确指出的：“中俄相互视为友好国家。他们将按照联合国宪章，本着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及其它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双方不参加任何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同盟；不同第三国缔结任何损害另外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条约或协定”；“俄罗斯不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和进行官方往来”等等。2 1994年9月2日至6日，******主席访问俄罗斯并与叶利钦总统签署《中俄联合声明》、《中俄两国首脑关于不将本国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以及中俄西段边界协议等重要文件则把中俄关系推向了“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3。这次最高级会晤，使得两国相互信任得到增强，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得到推进。此后， 两国高层交往频繁，政治关系日益密切；经贸合作务实进取，不断探索新路子；两军互访增多，军技合作坚强；外交合作领域拓宽，对许多国际问题达成共识。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阻碍中俄关系发展的4000多公里长的边界问题绝大部分得到解决，中俄关系出现了全面发展的良好势头。 1996年，“中俄关系步入全面、深入发展的新阶段”4。1996年4月25，中俄两国首脑在京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决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同意保持各个级别、各种渠道的经常对话……决定对此在北京和莫斯科建立中俄政府间的热线电话联系”5。年底，中俄两国又达成了包括决定建立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在内的双边关系和国防问题等广泛的战略共识和重要协议， 这样，中俄两国在从“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到“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到“战略性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双方关系日益密切，开创了中俄两国高层领导会晤制度化的先河，并使之成为有效机制。如中俄两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自1997年起年年举行会晤，并使一年一度的会晤机制化便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如果包括普京总统这次访问在内，中俄两国元首举行了八次最高级会晤，两国总理进行了四次定期会晤。中俄两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经会晤又先后签署了《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中俄联合声明》、《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等联合公报和联合声明，总共签署的联合声明和联合公报超过10以上，两国关系发展的原则和方向得到了确定，并解决了诸如两国边界堪定，边境裁军等双边关系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经过多年磋商，在2000年到来之前，俄中边界得到了法律上的确定，且98%以上已得到标定。”6边界问题的解决为中俄发展长期和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奠定了可靠的基础。而各项包括“各国人民自由选择国内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得到尊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应以和平方法解决两国间的一切争端”，“不谋求霸权，也无意扩张”，“不对抗，不结盟”的原则在内的联合声明和联合公报的签署，使得中俄两国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正如******主席在会见普京时所说的：“中俄建立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两国正确的历史选择，是两国战略利益的需要，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有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深化睦邻友好，加强战略协作是我们对俄关系的既定方针。”7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中俄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二、中俄两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及其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拥有和平、稳定的国际及周边环境，中俄两国作为两大邻邦，为促进各自的经济发展，更需要两国加强合作与交流、 受命于危难之机的普京所面临的国内经济现状是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投资严重不足，且每年须偿还大量巨额外债，“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在90年代几乎下降了50%”。针对这个现象，他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这一纲领性文章中明确指出：“俄罗斯在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中已经精疲力竭”；“……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的危险。”并认为，“目前这种困难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式经济造成的后果，”“这些年来的改革导致了俄罗斯经济和社会领域积累了大量的棘手问题。”8 基于这样一种现状，普京在就任代总统期间，成立了由200多名经济专家组成的“战略发展中心”，着手制定俄罗斯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并提出“强国富民”的竞选纲领。当选俄罗斯第三届总统以后，普京依然认为俄罗斯的当务之急在于振兴经济，并陆续提出了一些治国方略，探索强国之路。譬如适度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空，强调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协调作用；改革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高科技拉动经济增长，并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战略支柱；整顿金融和税收体制，改善投资环境等等。7月8日，普京在其首次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俄罗斯政治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措施。其中，他尤其强调只有建立强大的国家，才能振兴经济，主张建立有竞争力的自由经济；在外交方面，突出强调国内利益，强调国内利益高于国外目标，外交要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服务。要求俄罗斯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伙伴、互利、非对抗关系，以求得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与周边环境，埋头进行经济建设，重振大国雄风。 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2000年到来之前成功完成了邓小平提出的在本世纪末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之后，正着力实施邓小平“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二步，提出在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比小康更加富裕的程度，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确保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同样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与周边环境，扩大国际合作，在和平环境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同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俄两国现实的经济发展战略，俄总统普京上任后所肩负的使命及其治国方略，要求两国争取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特别是边境的和平与安宁。同时，由于两国具有经济互补性和地缘优势特点，在经济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实现现代化，成为两国的共同愿望。双边睦邻友好、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对各自争取国际和平、创造有利的周边环境都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前不久普京总统在给******主席的信中强调的，俄罗斯为了实施制定好的10年经济改革计划，尤其需要加强同中国的密切合作。 事实上，中俄两国经贸合作早在90年代早期就已经开始启动。1992年两国贸易从1991年的约40亿美元增加到60亿美元，1993年更增加到78亿美元，1996年两国贸易额也达到了68亿美元。但是，此后至1999年底，两国贸易依然在60亿美元之间徘徊，离开两国政府提出的到2000年达到200亿美元的要求尚有很大差距。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双方在资金和技术上的缺乏，俄罗斯在经济上的困难和频仍的金融危机，双边贸易以易货贸易为主、个体倒爷和小企业作为易货贸易主角以及包括投资、信息和运输在内的基础设施的不利条件都阻碍了双边贸易的增长。同时两国面临都因要加入世贸组织而必须削减其易货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的要求，使得两国贸易增长很难持续发展。 尽管如此，由于两国贸易拥有地理上的优势、经贸合作具有互补性以及联合开发自然资源的合作潜力巨大，中俄经贸发展从长远看，其前景依然广阔。譬如，中国在石油天然气方面资源短缺，而俄罗斯拥有大量的石油天然气。“实现从（俄罗斯）雅库特和西伯利亚其它地区向中国输入天然气的庞大计划，能够顺利而有效地解决能源和生态问题。这方面的合作利益是俄中在经济领域进行长期广泛的战略合作的基础”9；中俄合作的最大项目江苏田湾核电站已于1999年10月正式开工，也为两国开展大中型长期项目合作树立了典型范例；此外在航天领域，在农业开发及轻纺家电产品方面，中俄两国的经济互补性显而易见。正如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在普京总统访华前夕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所指出的：“俄中贸易合作的潜力是巨大的”，“从现阶段看，具有战略意义的的长期任务是把两国间经贸合作提升到与政治领域的合作相匹配的水平。”“让经贸合作成为发展双边关系的强劲推动力”。10 三、中俄两国的国际地位以及两国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两国加强双边合作与交流 最近两三年来，随着科索沃战争、北约东扩、日美合作防卫指针以及美国研制部署国家导弹防御体系（NMD）和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等的相继出台使得中俄两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日益复杂。对此，我们要“……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11这其中的国家利益，对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实际上就是指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完成现代化。这两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主席在1996年11月19日会见俄罗斯外长时也指出，中俄建立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管情况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这一方针都是不会改变的。”12******主席的这一番话正是在面对日益恶化的国际环境下，根据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而说出的语重心长的话。 1999年这个20世纪的最后一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为借口，绕开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内的联合国，悍然对南斯拉夫实施武装干涉。这一行为，使得联合国一度架空，大国关系严重失衡，对新世纪的国际关系产生了危险而深重的影响。与此同时，北约不断东扩，先后接纳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将其战略空间向东推进650-700公里，不断挤压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并视俄罗斯为潜在的威胁，抛出“北约战略新概念”，出台“新干涉主义”，对中俄两国倡导的世界多极化进程构成重大威胁。再则，美国要求修改1972年签署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积极研制试验国家导弹防御体系(NMD)、筹划将台湾纳入在内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提出新日美安全防卫合作指针并通过相关法案，在车臣事件上对俄罗斯指手划脚，使得中俄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急剧恶化，迫使中俄在战略上的相互倚重明显加大。俄罗斯对美国等西方势力弱俄、遏俄的战略企图的认识也更加清醒。俄罗斯在危机感空前加强的同时，迫切需要加强与我国的战略合作，以抗衡北约、打破美国的战略遏制。正如《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所指出的：美国建立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的“计划的实质是谋求单方面的军事和安全优势。实施这一计划不仅对俄罗斯、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安全，而且也对美国自身的安全以及全球战略稳定造成最严重的消极后果。中国和俄罗斯坚决反对这一计划。”“中国和俄罗斯对某些国家在亚太地区部署非战略性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表示严重忧虑和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将台湾纳入外国导弹防御系统都是不可接受的，都将严重破坏地区稳定。”13与此同时，中俄两国“互视对方为在多极化世界体系形成条件下维护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的大国，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包括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14“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责任共同努力维护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国际事务中，首先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主导作用，以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向前发展。”“中国和俄罗斯认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允许外部势力对解决台湾问题加以干涉，强调这种企图只能加剧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15 由此可见，中俄两国在国际事务，尤其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处理国际事务中，对许多事关全球和地区和平、安全、稳定和发展的的问题上负有重大责任，同时面临类似挑战；中俄两国都面临着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遏止战略的巨大压力，都反对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都主张建立多极世界。与此同时，两国在地区和边境问题上都面临着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国际恐怖主义分子、极端宗教主义分子以及跨国犯罪的要求。进一步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有助于弱化西方国家敌视性的对华对俄政策，遏制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经，有助于维护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助于促进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和为建立国际新秩序拓展道路。 基于以上各项分析，我们可以对21世纪的中俄关系发展作出以下几个结论： 建立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基础之上的中俄关系具有较好的合作历史，并有牢固的政治法律基础。普京总统与******主席在北京签署的《中俄北京宣言》和《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体现了俄罗斯新任总统对俄中关系发展的连续性政策。新世纪中俄关系将继续得到健康发展，并有望通过即将谈判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两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中俄两国的经济现状及其发展战略，要求两国拥有和平稳定的周边与国际环境，以振兴经济，提高综合国力。中俄两国独特的地缘优势使得两国在经济领域具有很大的合作前景。两国在资源、经贸合作等方面的互补性有望通过各种大中型合作项目表现出来，从而使得两国贸易额得到大幅度增加，真正做到“把两国间经贸合作提升到与政治领域的合作相匹配的水平，”使“经贸合作成为发展双边关系的强劲推动力”。16 中俄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共识不断增多。面临北约东扩、日美军事同盟的强化、美国国家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中俄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和磋商将进一步得到加强；反对一极主导、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加强和巩固中俄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斗争将更加激烈。中俄两国睦邻友好，不仅可以稳定周边环境，更可以与西方求得平衡，提高两国的国际地位，增大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 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注意到，鉴于普京实行“强国富民”政策，力图实现经济振兴，经济务实主义压倒国际关系意识形态，一再强调“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要求外交为经济服务，因此，俄罗斯在与中国不断发展两国关系的同时，必将继续保持与在资金、技术和管理上占有优势的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关系。俄罗斯对外关系的重心依然在欧洲。正如普京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所明确表示的：“俄罗斯是欧洲文化的组成部分，我无法想象自己的国家被孤立于欧洲以及我们常说的‘文明世界’之外。”

中俄关系现状良好。不久前，梅德韦杰夫先生当选俄罗斯总统，中方对此表示热烈祝贺。同时，我们对普京总统多年来为推进中俄关系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表示高度赞赏。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第二个十年。双方一致同意，要以《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指导，继续推进双方关系。我们对中俄关系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　　我认为，中俄双方努力的重点应是：一是要进一步加强高层交流机制，保持高层会晤互访势头。加大在对方核心利益上的彼此支持。二是要进一步推进经贸合作，优化贸易结构，规范贸易秩序，努力把经贸关系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三是要扩大人文交流，办好2009年在中国举行的“俄语年”，2010年在俄罗斯举行的“汉语年”，加强相互交流。现在学中文的人很多，我希望在座的外国记者，也能抓紧学中文。我认为中文是世界上最容易学的语言之一，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有13亿多人讲中文。最后一点，双方要进一步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从而进一步有力地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　　中俄关系后冷战时期的现状与前景　　当今世界正处在复杂而深刻的变动之中，旧的国际关系格局已经消失，而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尚未形成。在这种变动过程中，中俄这两个世界大国的相互关系是世人关心的问题之一。近现代史上中俄两国的关系充满了令人难以理解的种种曲折。苏联曾经同时支持中共和国民党这两个在国内政治战场上撕杀的对手；当毛泽东满怀革命成功的豪气拜访苏共兄弟时，他却被冷落在莫斯科郊区的客宅，而久久进不了克里姆林宫；紧接着苏共与中共的“蜜月”的，却是牵动整个国际共运的翻脸相向，最后双方甚至走上战场、动刀动枪；为了应付苏联这个昔日盟友、今日仇敌，中共反而与美国这个宿敌牵起了手；中苏关系刚刚正常化就被划上了句号，而变成了中俄、中国哈萨克、中国乌克兰等一大堆不知该如何勾画的老缘分新关系。突然，中俄这两个国家又都转入一场各自历史上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转型——一种“把鱼汤还原成鱼”的转变，而这种转型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并无任何理论可以预见其结果。这样的复杂性，使得全世界的中、俄问题观察家常常不知道如何判断这两个国家两三年以后之事，而在两国的演变各自充满不确定的情况下，要分析两国关系的前景，无疑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由于中俄双方出于各自国内事务的考量，都没有在意识形态上较量的意愿，目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内，两国的战略关系都不会涉及太多的意识形态，在外交关系上双方也都会刻意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中俄两国的战略关系摆脱了意识形态，就主要是建筑在双方的现实利益基础之上，因而会比较理智和现实，也就是说，不管对方国家的领导人是什么人，都应当与他合作。从这个角度看，就会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当苏共垮台、叶利钦执政的俄罗斯成为独立国家时，中共一方面对叶氏所代表的民主派势力非常敌对，另一方面又赶在第一时间承认俄罗斯的独立，并且在联合国支持俄罗斯继承苏联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随后李鹏又以总理身份邀请叶利钦访问中国。这种以现实利益为基础的国家间关系是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常态，而这样的国家间关系朝什么方向演变，其决定因素包括大国间的全球性关系平衡、地缘政治的影响、经济上的往来、历史文化的渊源等　　由于中俄双方出于各自国内事务的考量，都没有在意识形态上较量的意愿，目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内，两国的战略关系都不会涉及太多的意识形态，在外交关系上双方也都会刻意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中俄两国的战略关系摆脱了意识形态，就主要是建筑在双方的现实利益基础之上，因而会比较理智和现实，也就是说，不管对方国家的领导人是什么人，都应当与他合作。从这个角度看，就会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当苏共垮台、叶利钦执政的俄罗斯成为独立国家时，中共一方面对叶氏所代表的民主派势力非常敌对，另一方面又赶在第一时间承认俄罗斯的独立，并且在联合国支持俄罗斯继承苏联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随后李鹏又以总理身份邀请叶利钦访问中国。这种以现实利益为基础的国家间关系是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常态，而这样的国家间关系朝什么方向演变，其决定因素包括大国间的全球性关系平衡、地缘政治的影响、经济上的往来、历史文化的渊源等。　　在后冷战时期，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上的往来越来越广泛，但政治上的摩擦却越来越大，总体来说，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国际政治关系中似乎存在着一种渐行渐远的可能。而与此相反，俄国的民主化和市场化却大大缩短了俄国与西方国家间的距离。那么，在国际战略格局中，俄国会不会为了获得西方国家的经济支持，而把它的国际交往变成以与西方国家交往为主，这样，中国会不会处于相对的孤立中？　　俄国确实有亲西方派，也有这样的主张，但俄罗斯不可能实行向西方一面倒的对外政策，这有历史的和现实政治的原因。在俄国近代史上，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之前，俄国一直存在着亲西方派和较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斯拉夫派的较量。前者更偏好对欧洲开放友好，希望尽快通过欧化而迈入现代化；而后者则更强调俄国以伏尔加、乌拉尔地区为中心的俄罗斯文化传统，以及俄国作为欧亚国家，要平衡考虑它在欧洲和亚洲的发展。苏联共产党并没有摧毁这些想法，所以，尽管历经了近一百年，在俄国知识分子当中，至今仍然可以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而斯大林统治时期，大一统的政治经济控制系统使得俄国的亚洲部分逐渐加深了与欧洲部分的联系，各民族精英被笼络到莫斯科定居、许多民族被迫整群大迁移、以及劳动力的流动，也增进了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造成了俄国东西部文化的融合、以至人种的混血。这一切，都使得今天的俄国，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当中，对亚洲、对东方有着一种较为深刻的认知，与中欧、西欧精英对亚洲的远距离观察有所不同。这样的历史背景有利于俄国坚持一种欧亚平衡的传统。　　在现实政治方面，俄国已经处于政治多元化当中，虽然自由派政治家有亲西方的倾向，但其他政治势力的立场不同。俄国共产党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对西方国家保持相当的警惕和敌意、而对中共有天然的好感，而民族主义政党的斯拉夫主义的诉求也反映出对西欧的某种疏离和对俄罗斯亚洲部分的注意。　　回顾苏联解体以来俄国的外交政策，在最初的一两年里，俄国外交的重点确实比较多地放在对西方的关系上。一方面，俄国忙于建立与美国、德国等大国的友好关系，以获得必要的经济援助；另一方面，当时面对“华沙条约集团”解体，俄国急需清理与东欧国家和“北约”国家的历史关系，解决一系列遗留问题，没有很多余力顾忌其他。近两年来，俄国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内容之一是在侧重西方政策的同时，加强了东方政策的力度。叶利钦总统宣称，俄罗斯奉行“双头鹰”外交，“既要奉行西方政策，也要奉行东方政策。”从他1993年4月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构想的基本原则》和同年11月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基本原则》、以及近年来俄国官方的言论和行动来看，俄罗斯亚太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俄罗斯的民族利益，体现俄罗斯的欧亚大国地位，保持东西方政策的相对平衡，服从对外经济活动多样化的方针，重视地缘政治对俄罗斯安全和独联体局势的影响。其具体做法有，发展与亚太国家的双边关系，谋求建立亚洲“睦邻地带”；加强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以期实现加入亚太经济区的长远目标；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安全对话和军事交流，主张建立亚太多边安全机制。　　在中俄双方关系中，目前，中俄两国都希望公正合理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并在边境地区裁减武装力量，双方相互承担了不以任何方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参加任何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同盟、不同第三国缔结任何损害另一方主权和安全利益的条约或协议等义务。从理论上讲，1991年中俄双方已经解决了长期存在纠纷的远东地区边界问题；但实际上，两国仍在为争夺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以及江中岛屿的控制权争执不休。　　由于俄国不太可能再试图建立全球性的对抗美国的阵营，它就不会改变自己的追求东西方均衡外交政策的目标，而选择与中国重构紧密的战略联盟的“朝东一边倒”外交战略。而中国同样需要对西方开放和与西方国家发展经济合作，朝俄国“一边倒”也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俄关系不会恢复到五十年代中苏结盟的状况，目前双方正在发展中的国家间相互关系不具有排他性。随着俄国权力结构的变化，俄国领导层对西方的热情逐渐冷却下来，而经历了九十年代前半期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社会稳定，中共对苏共亡党亡国的恐惧和对俄国民主派政府的疑虑已渐淡化，双方有可能通过进一步发展相互关系来维护各自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