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色画报2017年论文查询

查重率要求在百分之十五以下。《干旱区资源与环境》创刊于1987年，是由内蒙古农业大学主管，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干旱半干旱地区研究委员会、内蒙古农业大学主办的自然资源核心期刊。据2018年7月《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编辑部官网显示，《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编辑委员会编委有28人。据2018年7月24日中国知网显示，《干旱区资源与环境》共出版文献7112篇、总被下载2299451次、总被引84847次、（2017版）复合影响因子为939、（2017版）综合影响因子为278。据2018年7月24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显示，《干旱区资源与环境》载文量为5769篇，被引量为53254次，下载量为67195次；影响因子为49。报道内容：《干旱区资源与环境》以区域性、综合性、学术性为报道内容。以刊登干旱区形成、演变及环境特征、资源合理利用与环境整治、干旱地区绿洲建设与绿洲化、干旱地区产业结构布局与调整理论及技术方面的论文为特色。主要栏目：《干旱区资源与环境》主要栏目有干旱区形成、演变及环境特征、资源合理利用与环境整治、干旱地区绿洲建设与绿洲化、干旱地区产业结构布局与调整理论及技术方面的论文。

居里夫人，马丁路德金，曼德拉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国家经济在三十年间飞速发展，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也在这三十年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衣食住行和生活环境、工作条件哪一样都是翻天覆地。 听妈妈说，计划经济时期凭证供应的年代，一年至多能添置上两件新衣服，还是一般的平布。“过年穿新衣”的期盼是她们那个时期的同龄人都有过的愿望吧，如果能在没有过年就穿上新衣裳，让邻居羡慕时的那种满足和得意让现在的年轻人不能理解，更不要说现在的小天使们每个至少都有多套样式和质地都很好且四季分明的衣物了。 食品的供应更是让妈妈难忘，买肉凭票是自然的，但绝对没有挑肥选瘦的份儿，更不要说得排上拥挤不堪的露天长队，并要担心轮到自己时还有没有货物可以买到。因为争购食品引起大人们吵闹甚至是相互抓扯让孩子们惊恐不已，妈妈十几岁时最怕的就是让家长吆喝着去排队，常常在接受这个任务时嘴硬地说“宁可不吃肉也不去排队”。六七十年代物资极度匮乏，一块红糖或豆腐乳，甚至是加了点食盐的辣椒面都曾经是分享的零食，而在当时津津有味的吃相一点不逊于现在孩子们吃到最新上市食品时的兴奋程度，被辣椒麻木过后的畅快也不亚于现在吃火锅后的酣畅淋漓。 三十年前，许多家庭的住房都只有一间，几乎相同的布局就是用一张床或一个大立柜放在房屋的中间，拉上帘子把屋子隔成两间，前面是客厅兼饭厅，妈妈说，她们玩时只能以床入座，条件好些的能备上一两只小马扎或小木凳；孩子多的家庭还得设计成上下铺，而床后面就是另一间卧室与储藏室的统一。现在，条件好了,我住上了单位分的三室一厅,有了自己的独立王国，兴奋不言而喻。 且不说现在的自动化办公条件如何先进，单说喝开水一项都不知道换了多少种热水器，而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开水只能是在早上锅炉房供应时间打好以保证全天的需要。现如今，坐在办工作旁，伸手就是饮水机加纯净水，冷热自斟，好不自在。 还有通讯工具的变化，八十年代用的是手摇式电话,每次需要联系时头疼不已，且不说先要接通邮电局的接线员，再转接至某个地方或某个单位，若对方是信号不太好，得打上好几个电话，有时甚至得呼叫上一天才能接通。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腰间跨着BB机，传呼信号随时呼叫，每每发出叫声，还要故意装作听不见，让它多响几声，持有者的那份自豪，不言而喻。到了千禧之年，大哥大又成了身份的象征，持有者不仅要用上与自己身高不成比例的嗓音大喊，还得夹杂着地方语同时进行，才觉得在人前显圣。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不止一个手机，无论走到哪里都与对方近在咫尺，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三十年间的种种变化让我感慨多多，而自己经历的只是千千万万国人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来之不易。我们生活在如此美好的黄金时代，这种幸福和安定和谐的局面也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和维护，通过我们的努力和奋斗，祖国还会越来越富强，人民生活也会越来越美好。 1、绚丽多彩的服饰 ①刚建国时期——新旧交替，革命特色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们的服装上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样式。城市市民一般穿侧面开襟扣扣的长袍，妇女穿旗袍。农村男子一般穿中式的对襟短衣、长裤，妇女穿左边开襟的短衫、长裤，有的还穿一条长裙。当时人们做衣的面料多是机织的“洋布”、粗棉布、麻布。此外还时行西装和中山装。晚年的孙中山经常穿的服装在长袍马褂与西装革履中间显得格外突出，人们把这种服装称作中山装，并把它的款式与孙中山的革命信仰和原则联系在一起，比如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袖子上的三颗纽扣则代表民族、民权和民生三民主义，中山装成为国民革命的象征，实际上国民党早已叛变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穿衣打扮与革命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西装和旗袍被看作资产阶级情调，它们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了将近20年。中山装和列宁装成为人民的普遍选择。开国大典时，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集体亮相，毛泽东和他身边的领导人穿中山装的形象更是引起世界瞩目。男性穿中山装，显得庄重、精神。中山装十分正统，上衣的纽扣很多，四个口袋也都平平整整，但样式过于呆板，缺乏创新。后来演变成经过一定改进的人民装。也就是从那时起，一种来自苏联的双排扣制服——“列宁装”，在参加工作的女性中流行起来。它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常穿而得名，样式为西装开领，双排扣，各有三个纽扣，腰中束一根布带。这款服装后来竟成了无数中国女性最崇尚、青睐的“时装”，其中，革命女干部几乎是人人必穿列宁装，以显示其革命。 ②改革开放前——朴素单调 50年代的人们崇尚劳动最光荣，朴素是时尚。年轻姑娘们曾一度爱上了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1956年，三大改造开始轰轰烈烈的进行，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流行的色彩也从蓝色、灰色变得丰富多彩了。从苏联传入的连衣裙“布拉吉”成为最受欢迎的服装。布拉吉裙在中国的流行，得归功于一位苏联的领导人。这位领导人来中国访问时，提出中国的服装不符合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女性应该人人穿花衣，以体现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面貌”。于是，色彩鲜艳的布拉吉裙成了各大中城市最亮丽的风景。 在讲求勤俭的年代，美丽的服装大多是家庭制作而来。巧手的姑娘和母亲们按照画报上的服装裁剪式样，自己动手，使军装变得合身，棉布衬衣变得漂亮。而此时的中山装成为中国最庄重也最为普通的服装，那时拥有一套毛料中山装是令人羡慕的事情，而在中山装的右上口袋插上一支甚至两支钢笔，则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表现。后来，有人根据中山装的特点，设计出了款式更简洁、明快的“人民装”、“青年装”和“学生装”。还有一种稍加改进的中山装，就是将领口开大，翻领也由小变大，很受人们的欢迎。当时，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就特别喜欢穿这一款式的中山装。以后，国外有人便将这一款式的中山装称作“毛式中山装”。从那时开始，中山装的流行持续了近30年的时间。 60年代初期，是新中国历史上最艰苦的时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1959年到1960年棉花大幅减产，棉布定量为每人21尺。人们买服装、棉布和日用纺织品都要凭布票，为了尽可能地节约，购买服装的标准是耐磨和耐赃，灰、黑、蓝色成为街头流行色，千篇一样、季节不分、男女不分的服装样式也更通行了。一位漫画家曾经形象地描绘出“人人一身蓝”的情景。 “文化大革命”时，拥有一套军装是那个年代无数年轻人的理想。青少年喜欢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头戴草绿色军帽，肩挎草绿色书包。这一身在当时来说可算是很奢侈、很有派头的了。当然，艰苦朴素还是那时最主流的时尚。为了表现自己的艰苦朴素，有人甚至将新买的衣服在水中做旧，或者在并未被损坏的衣服上打上几个补丁。这种今人看来相当可笑的行为，但在文革十年中盛行一时。当时的顺口溜是这样说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还有一首歌，也同样飘荡在建国初期的大街小巷:勤俭是咱的好传统呀，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 但是，即使在色彩单一的年代，人们的爱美之心也依然会流露出来，一位摄影师把这种流露称之为“挡不住的春光”，这种自然而然传递出的美的追求，是一个时代留在人们脑海中深深的印记。 ③改革开放以来——丰富多彩、时尚个性 改革开放以来，服装的花色、款式更加多样化，面料、质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8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年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穿着越来越丰富，色彩也从单一的蓝色灰色变得五颜六色。当时上映的国产故事片《庐山恋》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影片。久违了的爱情故事，加上片中女主角新颖的时装，都令人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她在影片中换了多少套衣服，成为当时年轻人讨论的热门话题。这一时期，戴太阳镜、留长头发、穿喇叭裤、蝙蝠衫成为时尚，很多人看不习惯，但年轻人却从中找到个性和自我的感觉。 1981年成立的中国大陆的第一支时装模特队成立，尽管当时只以“服装广告艺术表演班”的名义招生，但令举办者感到意外的是前来报名的人数是预计的四倍。三年后，这支表演队出访欧洲，引起了轰动。西方舆论惊呼：“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来自中国的时装旋风，带给世界一个开放的新形象。 1984年，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在美国洛杉机奥运会上实现“三连冠”的时候，北京流行起了运动装。色彩鲜艳的运动装成为爱美的人们首选服装。人们几乎随时随地地穿着运动服，甚至还成为了学生的校服和工人的厂服。 90年代，人们的生活向小康过渡，思想观念更为开放。人们的服饰在急速变化，穿衣打扮讲求个性和多变，很难用一种款式或色彩来概括时尚潮流，强调个性、不追逐流行本身也成为一种时尚。 从服装的变化上，我们看出了时代的进步和人们内心观念的转变。服饰的变化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同时也反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以往的“从众”心理到“追求个性”。服饰的变化是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表现。 2、日益丰富的饮食 有一句话叫“民以食为天”，可以说人们将“食”作为生活的最低标准，同时人们也将“食”作为生活的最高追求和享受。从“食”的变化中，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贫富盛衰，可以体味社会历史的变迁。 ①刚建国时期——生活贫困，食不果腹或粗茶淡饭 ②改革开放前——很有改善，但食物匮乏单调、票证盛行，人们营养不足，有些农村没有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 粮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50年代初，我国粮食短缺。中央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粮票出现了。北京从1960年8月起全市饮食业实行凭票用餐，食油、禽、蛋、肉、豆制品、蔬菜也实行限量供应。这一时期票据种类繁多，除了粮、油、布票，还增发了补助豆票、糕点票、高级脑力劳动者补助油票、节日补助油票，有些地方还发放过煤球票、冰棍票、烟酒糖票、豆腐票。在票证盛行的年代，也是物质短缺的时代，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人们才能凭票购买一些糕点糖果、干货果品，而且分量都极少。 提问：书上112页人们为什么要使用票证？ 生答：因为生产力水平不高，物质供应紧张，需要用票证限制人们的购买力。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蔬菜紧缺，在吃不饱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以胡萝卜充饥。由于缺乏最基本的营养，人们都有些浮肿。 ③改革开放以来——不但吃饱，还可以吃好，营养均衡，粗细搭配，绿色食品深入人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粮食供求走向市场，粮票消亡成为历史的必然。1993年5月，北京最后停止使用粮票，粮票全面退出历史舞台。一些象征短缺经济的布票、油票、肉票、豆腐票，也相继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今这些时代象征已经成为收藏家手里的珍品。 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极大地丰富了，菜场、超市、大卖场，琳琅满目的食品应有尽有。人们对于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吃好”，还要吃得健康，科学卫生观念深入人心。人们讲究营养均衡，粗细搭配，口味清淡，要多吃蔬菜水果，少吃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以前因粮食不够用来充饥的野菜、粗粮，如今却成为餐桌上的健康食品。 “动脑筋”：以前因粮食不够用来充饥的野菜、粗粮，为什么如今成为餐桌上的美味呢？ 生答：因为过去人们食物匮乏，只有野菜和粗粮，人们为解决温饱并无选择。现在食品供应丰富，人们不仅要吃饱，更要吃好。人们注意营养均衡，粗细搭配和选择绿色食品。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 3、面貌一新的居民住宅 ①刚建国时期——居住条件极差 城市居民的住宅大多面积小，设施简陋。如北方的大杂院，南方的亭子间等，十分拥挤杂乱，屋子小得给人以压迫感。农村里，北方内地多为土坯房、窑洞，南方多住茅草房，房屋破旧，年久失修，岌岌可危。人畜有时混居一室，卫生条件差。 ②改革开放前——不断改善，但居住条件仍较差 样式统一单调的平板房取代了建国初的破旧民居。一片片鱼鳞状的瓦片取代了破旧的屋顶，墙也不再是石砖砌成的，而是用石灰砌成的平坦而洁白的墙面。但房屋内部很少有装修，只有床、桌子、椅子等基本家具，看上去简朴整洁，洋溢着和谐宁静。 ③改革开放以来——居住面积扩大，居住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老式的普通民居已经不能满足人民居住的需要，于是新型的住宅小区拔地而起，楼房鳞次栉比，犹如一座新城。 北京从1998年开始兴建经济适用房，为危改居民和北京城市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了“买得到、住得起”的选择。通过经济适用房，人们理解了什么叫“破旧立新”。一大批居民走出没有厨房、厕所，没有上下水道的老房子，搬进房屋质量有保障、小区环境优美、购物交通方便的新楼房。 今天，人们居住的选择更多了，有高层住宅区，有复式楼，有花园小区，甚至还有单门独院的特色别墅。当我们登上高楼远眺城市流光溢彩的景色时，也可以体会到古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装修也成为热点，风格多样的装修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体现了人们生活品位的提高。 4、四通八达的交通 ①刚建国时期——交通不便 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电车、汽车比较多见，黄包车，自行车是比较普遍的代步工具。在一般的中小城市，有少量的自行车和人力车。而农村里，北方有马车、人力板车，南方有航船、牛车，步行是最普遍的出行方式。 ②改革开放前——有所改善，但以自行车为主 “一五”计划期间兴建宝成铁路、鹰厦铁路；新藏、青藏、川藏公路修到“世界屋脊”，密切了祖国内地同边疆的联系，也便利了经济文化的交流；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连接了长江南北的交通。国家整体交通水平有所提高。 改革开放前，城市的交通资源极为有限，人们出行除了用双脚行走之外，可以代步的交通工具也就是公交车和自行车了。但是公交线路少，车厢经常拥挤不堪。相比之下，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当然是自行车，中国曾被称作“自行车王国”，可见人们对于自行车的依赖。但当时的道路建设也十分落后，这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 ③改革开放以来——交通条件明显改善，铁路、公路和航线增长很快 在80年代末的中国，出行对于许多人来说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买票难，乘车难，运输难。因铁路运输能力的不足，当时的铁路客运量每天超载50%，高峰时超出100%，每天有80万人站着乘火车，而全国每年积压的物资则高达1亿5000万吨，南北运输的缺口达6000万吨。 在民国时期，贯通南北的大动脉是京汉铁路，而时代的进步使得它已经满足不了人民的需求。1992年中央作出果断决定：京九铁路三年开通，并且京九铁路的概念已经更新，南端的终点由江西的九江延长到了香港九龙。1993年5月2日，建国以来兴建的规模最大、投资最多、一次建成里程最长的铁路干线开工了。1995年11月16日上午，京九铁路全线铺通。1996年9月1日，比原计划提前四个月，京九铁路实现全线开通运营。这条钢铁大动脉跨越九个省市，缓解了南北运输的矛盾，解决了铁路运输的瓶颈问题；它把即将回归祖国的香港和北京连接在一起，维护港澳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它穿过多个革命老区，给老区人民带去了脱贫致富的希望。 高速公路是一个国家交通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标志。高速公路的拥有量，也成为衡量经济发达程度的一项指标。1984年12月，沪嘉高速公路开始在上海兴建，并于1988年10月31日建成通车。这是我国第一条全线通车的高速公路，从此掀开了我国公路建设史上新的一页。除了跨省高速公路之外，全国许多省区都在地区内修建中短程高速公路，形成覆盖全国的高速公路网。同时应该指出学生，便利的交通也带来了城市发展中的环保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环境污染和交通阻塞问题。要求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撰写文章《我看城市交通》。提醒增强环保意识，认识建设和发展生态城市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看到现代化大都市的道路可谓是生机勃勃，人群涌动，车流穿梭。这些交通工具也花样繁多，公交路线增多、设施改善（不仅有普通公交车，还有较为先进的豪华大巴、双层巴士，车内还安装了空调、移动电视）；出租车招手即是，私家车也屡见不鲜，地铁、轻轨等新型交通工具出现。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中发现出行的来回行程已缩短，道路也变得越来越通畅了……人们的交通观念也大为转变，假日旅游增多，国内游、出国游开始由观光型走向休闲度假型，并且出境旅游变得越来越平民化，选择也越来越多，而且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已越来越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个性化旅游悄然升温，人们放松心情度假，开始真正享受旅游带来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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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 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 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 ）1918年7月18日出生于南非特兰斯凯一个大酋长家庭，先后获南非大学文学士和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律师资格，当过律师。曼德拉自幼性格刚强，崇敬民族英雄。他是家中长子而被指定为酋长继承人。但他表示：“决不愿以酋长身份统治一个受压迫的部族”，而要“以一个战士的名义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他毅然走上了追求民族解放的道路。1944年他参加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1948年当选为非国大青年联盟全国书记，1950年任非国大青年联盟全国主席。1952年先后任非国大执委、德兰士瓦省主席、全国副主席。同年年底，他成功地组织并领导了“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赢得了全体黑人的尊敬。为此，南非当局曾两次发出不准他参加公众集会的禁令。 1961年6月曼德拉创建非国大军事组织“民族之矛”，任总司令。1962年8月，曼德拉被捕入狱，当时他年仅43岁，南非政府以政治煽动和非法越境罪判处他5年监禁。1964年6月，他又被指控犯有以阴谋颠覆罪而改判为无期徒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涯，在狱中长达27个春秋，他备受迫害和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1990年2月11日，南非当局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被迫宣布无条件释放曼德拉。同年3月，他被非国大全国执委任命为副主席、代行主席职务，1991年7月当选为主席。1994年4月，非国大在南非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中获胜。同年5月，曼德拉成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1997年12月，曼德拉辞去非国大主席一职，并表示不再参加1999年6月的总统竞选。1999年6月正式去职。 主要著作有：《走向自由之路不会平坦》、《斗争就是生活》、《争取世界自由宣言》、自传《自由路漫漫》。 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曼德拉“乌弗埃－博瓦尼争取和平奖”。1993年10月，诺贝尔和平委员会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为废除南非种族歧视政策所作出的贡献。同年他还与当时的南非总统德克勒克一起被授予美国费城自由勋章。1998年9月曼德拉访美，获美国“国会金奖”，成为第一个获得美国这一最高奖项的非洲人。2000年8月被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授予“卡马”勋章，以表彰他在领导南非人民争取自由的长期斗争中，在实现新旧南非的和平过渡阶段，以及担任南共体主席期间做出的杰出贡献。 1992年曼德拉与温妮分居，1996年3月19日，法院判定曼德拉与温妮离婚。现任妻子格拉萨·马谢尔(Graca Machel)是莫桑比克前总统萨莫拉的遗孀，1998年7月18日与曼德拉结婚。 1992年10月首次访华，5日被北京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99年5月，曼德拉总统应邀访华，他是首位访华的南非国家元首。马丁．路德．金（1929-1968），美国黑人牧师，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他领导了美国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人逐渐认识到，南北战争所致力解放黑奴运动，并没有产生使美国黑人成为完全平等公民的预效果。十九世纪后期，美国黑人的公民权利受到州和地方歧视黑人的法规和惯例层层约束和限制。在日常生活中，美国黑人常常被隔离开来，不能与白人同在一个学校上学，乘坐同一公共交通工具，同在一个地方居住。黑人不能充分参与美国社会生活，甚至在一百年后仍然和奴隶一样被剥夺各种权利，他们生活水准的提高与国家的发展并非完全相称。因此美国黑人的平等问题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黑人志愿团体和教会以及其它各阶层关心此事的美国人团体，同心合力掀起了一场争取民权的运动。他们敦促国会通过强有力的法律，清除美国社会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最后残余。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举行的「为工作的自由进军」是民权运动的重要里程碑。那天最激励人心的，是马丁．路德．金恩牧师代表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所作的讲演。 一位新闻记者指出，金氏的演讲「充满林肯和甘地精神的象征和圣经的韵律」。他既义正严辞又有节制；公开宣扬－这是其基本哲学的一部分－－非暴力的改革途径；并且侃侃陈词，雄辩有力。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美国国会、总统和法院将金氏在讲演中提到的各种法律障碍解除了 特里萨嬷嬷(Mother Teresa)原名艾格妮丝·巩霞·博杰舒，1910年8月27日出生在前南斯拉夫的斯科普里一个阿尔巴尼亚农民家庭。她的父亲是个杂货商，家境并不富足，但父慈母爱，手足亲睦，她在温馨的家庭生活中生长起来。善良博爱的天性使她对慈善事业着迷。1928年来到印度，并投身于慈善事业。从40年代起，她在印度开展救助孤儿、穷人和老人的慈善工作，并在印度和其他国家创办众多的学校、医院、收容所和孤儿院等。 1952年，特里萨在一座印度庙的旁边建起了“垂死贫民收容所”，以让那些可怜的人在弥留之际能享受一下人间的温暖。至80年代末，大约有3万名身患不治之症又无家可归的穷人在收容所里度过了他们最后的日子。当记者问到挽救这些患有不治之症的人是否值得时，她甚至根本不能理解这个问题的意思，因为这与她的人生观格格不入。 此后，特里萨开始考虑收治麻风病人一事。1964年教皇保罗六世在印度访问期间接见了特里萨，并将自己的一辆高级轿车送给她。特里萨后来将这部车卖掉，用拍卖所得为麻风病人建了一幢楼房，并培训了一些护理人员，使这里成了加尔各彼得堡唯一的麻风病中心。 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印度修女特里萨，以表彰她“为克服贫穷所做的工作”。在授奖仪式上，特里萨嬷嬷说：“我以穷人的名义接受这笔奖金。”在晚祷后，她对记者说：“贪婪——对权力的贪婪，对金钱的贪婪，对名誉的贪婪，这时当今世界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获奖后，特里萨嬷嬷卖掉了奖章，连同19万美元的奖金，全部捐赠给贫民和麻风病患者，没有给自己留下一美分。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和平教育奖授予特里萨嬷嬷，以表彰她将其一生献给解除贫困，促进和平和为正义而斗争的事业。她创建和领导的慈善机构在120个国家设立了569个服务中心，3500名修女在其中供职。 1997年9月5日，享誉全球的慈善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里萨嬷嬷因心脏病发作在印度加尔各答逝世，终年 87岁。印度政府于9月13日为特里萨嬷嬷举行了盛大国葬。特里萨嬷嬷的灵柩盖着印度国旗，放在运送过“圣雄”甘地和印度国父尼赫鲁遗体的炮车上，缓缓驶向举行葬礼弥撒的加尔各答体育馆。逾百万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众沿途跟随护送，向灵车抛掷鲜花并高举她的照片。 特里萨嬷嬷将毕生献给为穷苦人谋福利的事业，深受全世界人民的爱戴，被誉为“善良与光明的化身”。特里萨嬷嬷逝世的消息传开后，整个加尔各答沉浸在悲痛之中，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含着泪水与特里萨嬷嬷作最后的告别。如今，她的名字已经飞越千山万水，传遍整个世界。她以献身慈善事业的至诚，直面困苦的精神，赢得亿万人民的爱戴和尊敬，被人们尊为“善良与光明的化斯万特·奥古斯特·阿累尼乌斯 (SvanteAugustArrhenius)瑞典物理化学家。1859年2月19日生于瑞乌普萨拉附近的维克城堡。电离理论的创立者。由于“他解释溶液中的元素是如何被电解分离的现象”，获得1903年诺贝尔化学奖。 聪明，好学，精力旺盛，有时惹事生非 阿累尼乌斯生于瑞典，祖父是一个农民，父亲是乌普萨拉大学的总务主任。阿累尼乌斯3岁就开始识字，并学会了算术。父母并没有专门教他学什么，他是看哥哥写作业时逐渐学会了识字和计算。他的启蒙教育可以算得上“无师自通”了。6岁时就能够帮助父亲进行复杂的计算。 阿累尼乌斯聪明，好学，精力旺盛，有时候也惹事生非。在教会学校上小学时，就常惹老师生气。有一次他给同学们讲故事，竟过了上课时间，老师想要处罚他，又被他逃了过去。 进入中学后，阿累尼乌斯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特别喜欢物理和化学。聪明的人总喜欢多想一些为什么，遇到疑难的问题他从不放过，经常与同学们争论一番，有时候也和老师辩个高低。187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乌普萨拉大学。他选择了物理专业但仍然保持了对化学的兴趣。1878年他比通常期限提前斗年通过了候补博士学位的考试，被校方认为是奇才。阿累尼乌斯选择有关电解质方面的课题作为学位论文而乌普萨拉大学在这方面条件不足，于是他决定拜斯德歌尔摩大学的埃德隆教授为师。当时埃德隆教授正在研究和测量溶液的电导。埃德隆教授非常欢迎阿累尼乌斯的到来，在教授的指导下，阿累尼乌斯研究浓度很稀的电解质溶液的电导。 这个选题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个选题，阿累尼乌斯就不可能创立电离学说了。在实验室里，他夜以继日地重复着枯燥无味的实验，整天与溶液、电极、电流计、电压计打交道，这样的工作他一干就是两年。 以“及格”的三等成绩“勉强获得博士学位” 实验仅仅是研究工作的开始，更重要的是对实验结果的思考。1883年春天，阿累尼乌斯已经完成了足够的实验，他离开了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实验室，回到乡下的老家。离开了那些电极、烧杯等设备，开始探索实验数据背后的规律。 在实验中，阿累尼乌斯发现，很稀的溶液通电后的反应与浓溶液相比，规律要简单得多。以前的化学家也发现了在浓溶液中加入水之后，电流就比较容易通过，甚至已经发现加水的多少与电流的增加有一定的关系。然而他们却很少去想一想，电流和溶液浓度之间的关系。 通过实验和计算，阿累尼乌斯发现，电解质溶液的浓度对导电性有明显的影响。“浓溶液和稀溶液之间的差别是什么?”阿累尼乌斯反复思考着这个很简单的问题。“浓溶液加了水就变成稀溶液了，可水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阿累尼乌斯静静地躺在床上，顺着这个思路住下想：“纯净的水不导电，纯净的固体食盐也不导电，把食盐溶解到水里，盐水就导电了。水在这里起了什么作用?”阿累尼乌斯坐起来，决定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他想起英国科学家法拉第1834年提出的一个观点：“只有在通电的条件下，电解质才会分解为带电的离子。”“是不是食盐(化学名称是氯化钠)溶解在水里就电离成为氯离子和钠离子了呢?”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因为法拉弟认为：“只有电流才能产生离子。”可是现在食盐溶解在水里就能产生离子，与法拉第的观点不一样。不要小看法拉第这个人，虽然1867年他已经去世了，但是他对物理上的一些观点在当时还是金科玉律。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要想清楚，氯是一种有毒的黄绿色气体，盐水里有氯，并没有哪个人因为喝了盐水而中毒，看来氯离子和氯原子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因为离子带电，原子不带电。那时候，人们还不清楚原子的构造，也不清楚分子的结构。阿累尼乌斯能有这样的想象能力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了。 1883年5月，阿累尼乌斯带着论文回到乌普萨拉大学，向化学教授克莱夫请教。阿累尼乌斯向他详细地解释了电离理论，但是克莱夫对于理论不感兴趣，只说了一句：“这个理论纯粹是空想，我无法相信。” 克莱夫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实验化学家，他已经发现了两种化学元素：钬和铥。他的这种态度给满怀信心的阿累尼乌斯当头一棒，他知道要通过博士论文并非易事，虽然他认为自己的观点和实验数据并没有错，但是要说服乌普萨拉大学那一帮既保守又挑剔的教授们谈何容易。阿累尼乌斯小心翼翼地准备着他的论文，既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又不能过份与传统的理论对抗。 4小时的答辩终于过去了，阿累尼乌斯如坐针毡，因为阿累尼乌斯的材料和数据都很充分，教授们又查看了他大学读书时所有的成绩，他的生物学、物理学和数学的考试成绩都非常好，答辩委员会认为虽然论文不是很好，但仍然可以以“及格”的三等成绩“勉强获得博士学位”。 艰难的被承认之路 博士学位得到了，但是电离学说却不被人理解，特别在瑞典国内几乎没有人支持，他决定向国外寻找有力的支持者。当然是要找一些有创新能力、有新观点的人。 他道德想到了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克劳修斯对热力学第二定律作出很大贡献，又被认为是电化学的预言者，但是克劳修斯年老体弱，对新鲜事物缺乏敏感。 阿累尼乌斯也想得到德国化学家耶尔的支持。迈耶尔曾经独立地提出过元素周期律，也是一位很有威望的化学家，但是迈耶尔对此没有任何表示。 幸运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麻木不仁。在里加工学院任教的奥斯特瓦尔德教授对阿累尼乌斯的态度却是另一番景象。1884年6月的某一天，发生了三件使奥斯特瓦尔德难忘的事情：他牙疼得厉害；妻子生了一个女儿；他读到了阿累尼乌斯寄来的论文。奥斯特瓦尔德忍着牙痛，反复看了好几遍，他觉得这个年轻人的观点是可取的。并且立刻意识到，阿累尼乌斯正在开创一个新的领域——离子化学。喜欢动手做实验的奥斯特瓦尔德立刻着手通过实验来证实阿累尼乌斯电离理论的正确性。 随后，奥斯特瓦尔德决定去瑞典会见阿累尼乌斯，探讨一些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这一年暑假，两位学者在乌普萨拉会面了，这是他们毕生友谊和合作的开端。 由于奥斯特瓦尔德的影响，阿累尼乌斯获得了出国做五年访问学者的资格。阿累尼乌斯先后在里加和莱比锡的奥斯特瓦尔德的实验室里工作，又与当时著名的科学家柯名单劳希、玻耳兹曼、范特霍夫等人进行了工作接触。特别是范特霍夫，他的研究工作中经常需要用电离学说来解释一些发生的现象。当他们相见的时候，非常亲热，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 阿累尼乌斯在困难的时候找到了知音。著名学者奥斯特瓦尔德和范特霍夫的支持，使他的电离学说开始逐步被世人所承认。 随着他们三个人的共同努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原子内部结构的逐步探明，电离学说最终被人们所接受了。原来反对电离学说的克莱夫教授还提议选举阿累尼乌斯为瑞典科学院院士。 1901年，开始首届评选诺贝尔奖的时候，阿累尼乌斯是物理奖的11个候选人之一，可惜落选了。1902年他又被提名诺贝尔化学奖，他也滑有被选上。1903年，评奖委员会很多人都推举阿累尼乌斯，但是，对于他应获得物理奖还是化学奖发生分歧。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提出给他一半物理奖，一半化学奖，这一方案过于奇特，被否定了。又提出他获奖问题延期至第二年，也被否决。电离学说在物理学和化学两个学科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人们一时很难确定他应该获得哪一个奖项。最后，阿累尼乌斯获得了1903年诺贝尔化学奖。他是第一个获得这种崇高荣誉的诺贝尔的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