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1、《私家藏书对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增刊；2、《明清藏书家印鉴平议》，《中国图书评论》1990年第6期；3、《阮元的学术地位与成就》，《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4、《阮元与编刻书籍》，《图书馆学刊》1991年第3期；5、《阮元与诂经精舍》，《浙江学刊》1991年第4期；6、《敦煌学书林新结硕果》，《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7、《从日本辑刻的〈古逸丛书〉及其文献价值》，《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8、《发掘与开拓》，《文学遗产》1993年第4期；9、《张元济与中日文化交流》，《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10、《中国古籍索引的回顾与前瞻》，《辞书研究》1994年第2期；11、《古籍分类中增设“方志部”的探讨》，《中国地方志》1994年第4期；12、《古籍丛书的历史贡献与现实价值》，《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13、《阮元与学海堂》，《文史》第41辑（1996年4月）；14、《试述古汉语研究中的三重证据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3期；15、《略论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之价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6年第3期；16、《〈古逸丛书〉与中日汉籍交流》，《中国书目季刊》（台湾）第30卷第3期（1996年12月）；17、《关于古籍索引工作的若干思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1期；18、《〈四库全书〉绢面颜色考辨》，《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19、《中国古籍丛书的价值》，《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第2期；20、《古籍丛书所蕴涵的中日典籍交流》，载《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7年；21、《阮元与〈十三经注疏〉》，《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22、《浅谈清代档案的价值》，《历史教学》1997年第8期；23、《〈皇清经解〉辑刻始末暨得失评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年第5期；24、《阮元创设诂经精舍考略》，《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冬之卷；25、《略论〈十三经注疏〉及〈校勘记〉》，《文教资料》1997年第6期；26、《论〈经籍籑诂〉的编纂及其功过得失》，《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1期；27、《从古籍丛书看中日典籍交流》，《文献》1998年第1期；28、《二十世纪古籍索引编制概述》，《文献》1998年第2期；29、《〈四库全书〉及其存目书收录外国人著作种数考辨》，《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30、《〈宛委别藏〉考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2期；31、《中日典籍交流史研究的新进展》，《日本学刊》1998年第6期；32、《日本的汉籍索引编制概观》，《中国书目季刊》（台湾）第32卷第3期（1998年12月）；33、《试论阮元在训诂学上的贡献》，《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3期；34、《由训诂以考文化——阮元训诂学成就研究之二》，《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35、《由训诂以明义理——阮元训诂学成就研究之三》，载《’98语言论丛》，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36、《试论阮元在金石文字学领域的成就》，载《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第2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37、《清代杭州灵隐书藏及经藏考略》，《东南文化》1999年第3期；38、《关于图书馆开展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思考》，载《历史文献的开发与利用论文选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39、《杭州诂经精舍教学效应》，《杭州研究》2000年第2期；40、《对〈四库全书〉厥功至伟的清代华籍韩人金简》，《故宫文物月刊》（台湾）2001年第5期；41、《阮元与〈皇清经解〉》，《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2期；42、《关于〈支那学入门书略解〉》（日文），《日本国立福井大学教育地域科学部纪要》（2001年12月）；43、《长泽规矩也在编纂、刊刻汉文丛书方面的贡献》，《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44、《长泽规矩也与和刻本丛书》，载《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第1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45、《〈经籍籑诂〉与汉语辞书编纂》，《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2期；46、《清代私家藏书与学术发展之互动关系》，《文献》2003年第4期；47、《〈经籍籑诂〉在中国辞书编纂史上的地位》，载《汉语史学报》（第3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48、《类书与汉语词汇史研究》，《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1期；49、《国外和台港地区的中国古籍索引编制概述》，《中国索引》2004年第1期；50、《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扬州史志》2004年第3期；51、《章学诚与索引学》，《书目季刊》（台湾）第38卷第3期（2004年12月）；52、《评王章涛〈阮元年谱〉》，《书品》2004年第6期；53、《〈经籍籑诂〉对现当代大型语文辞书编纂的助益与启示》，载《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3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4、《清代江南地区学术研究兴盛与私家藏书发达之关系初探》，《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4期；55、《试论日本所编的中国古籍索引》，《文献》2005年第2期；56、《阮元与段玉裁之恩怨探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57、《台港地区所编古籍索引综述》，《辞书研究》2005年第3期；58、《长泽规矩也〈支那学人门书略解〉之得失》，《图书馆杂志》，2005年第9期；59、《阮元与朝鲜学人交往考略》，载《中国江南与韩国文化交流》，学苑出版社，2005年；60、《欧美的中国古籍索引编制概观》，《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11期；61、《中日学术交流与古汉语文字学研究》，《东北亚学刊》2005年第4期；62、《孙诒让学术思想与玉海楼藏书特色之关系》，《文献》2006年第2期；63、《中日学术交流与汉语训诂学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1期；64、《俞樾与中日韩文化交流》，《韩国釜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2月）65、《20世纪上半叶“四库学”研究综述》，《汉学研究通讯》（台湾）第25卷第2期（2006年6月）；66、《日本的汉语史研究之历史与现状——兼论中日学术交流对汉语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东华汉学》(台湾)第4期（2006年9月）；67、《阮元在中朝关系史上的若干事迹考述》，《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68、《经世致用与宏博会通——钱穆治学精神之精髓》，《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69、《日藏汉籍珍本的调查与研究》，《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6年第4期；70、《诂经精舍对19世纪浙江学术发展之重要影响》，《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71、《阮元与朝鲜学者金正喜之交往》，《扬州史志》2006年第2期；72、《日本的中文书店与汉学研究》，载《天一阁文丛》（第4辑），宁波出版社，2006年；73、《俞樾对中日文化交流之贡献》，载《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5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4、《从〈揅经室集〉看阮元的治学方法——以训诂学为中心》，载《汉语史学报》（第6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75、《关于古文献学的十大思考》，载《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书局，2006年。

汉传佛教一般理论居多，藏传佛教除了理论知识外，实践的更多一些。比如加行期间的磕大头念咒子等等。而且藏传佛教保持的传承更多一些。如果能把汉传佛教的理论与藏传佛教的实修相结合就更加圆满了。

西藏各族人民作为新时代的主人共同继承、发展和分享藏民族传统文化，共同创造现代文明生活和文化事业，使西藏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西藏文化保护的事实证明，所谓的“西藏文化灭绝”论是根本没有事实依据的。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对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工作还将继续加强。随着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保护西藏文化和生态环境、建设和谐西藏的进程中，西藏文化将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等多种手段，保护和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开创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教育事业。 西藏的文物古迹得到有效保护。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投入巨额资金，修复开放了1400多座寺庙。从2002年开始的西藏三大文物维修工程包括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萨迦寺的维修，总投资为3．3亿元，全部由国家财政拨付，创造了西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物维修工程纪录。从 2006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又决定投入7亿元，对西藏22项重点文物保护工程进行维修。2008年4月18日，西藏“十一五”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暨扎什伦布寺保护维修工程启动仪式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隆重举行，这标志着在西藏实施的投资最多、维修规模最大的文物保护工程全面启动。 西藏传统风俗习惯得到尊重和保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别注意尊重和保护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目前，西藏共有1700 多座寺庙和各类宗教活动场所，僧尼6万多人，各种宗教活动正常举行。每年到拉萨朝佛的西藏信教群众均达百万人次以上。从2004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恢复藏传佛教格西拉让巴考学制度。2007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公布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是西藏藏传佛教各教派的组织，并有藏文版会刊《西藏佛教》以及1所西藏佛学院和1所藏文印经院。为保障西藏各民族人民特别是广大藏族人民按照自己传统的风俗习惯生活和进行社会活动的权利，西藏自治区将“藏历新年”、“雪顿节”等藏民族的传统节日确定为自治区的节假日，还明文规定，不准拍摄、围观天葬活动，不得在天葬场所喧哗等。 藏语文在西藏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得到广泛应用。1959年民主改革以来，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法规，西藏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下达的正式文件、发布的公告都使用藏汉两种文字。在司法诉讼活动中，对藏族诉讼参与人，都使用藏语文审理案件，法律文书都使用藏文。西藏在广播电台、电视台,专门开设有藏文节目频率和频道。2007年末，藏语频道在全国少数民族语言电视频道中率先实现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节目。在西藏出版有14种藏文杂志、10 种藏文报纸，1989年以来出版的藏文图书有400多种。此外，藏语文学习也得到了法律保障。西藏自治区教育系统全面推行以藏语文授课为主的双语教育体系，已经编译出版了从小学至高中所有课程的藏文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藏文专业术语规范化及信息技术标准化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藏文编码已正式通过中国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各种藏文软件在计算机和网络上使用。截至2007 年底，西藏上网用户总人数已达16万人，占西藏人口的8%。 西藏传统文化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一贯重视藏民族文化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对民间文化开展大规模的收集和整理，使许多濒临失传的文化遗产得到了抢救和发掘。1979年成立了专门机构对被称为“世界史诗之王”的《格萨尔王传》进行全面抢救、整理，经过20多年的努力，现已整理出版《格萨尔》100多部，总印数达400多万册，同时还出版了20多部汉译本，并有多部被译成英、日、法文出版。2007年底，西藏全区共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28个，文化馆、站203个，公共图书馆4个，博物馆2个，同时还有18个县级民间艺术团体和500多个群众业余演出队；全区多次举办大型群众文化活动，一年一度的拉萨雪顿节、日喀则珠峰文化旅游节和那曲恰青赛马节等大型文化活动的内容不断创新，成为地区性品牌文化节庆活动。西藏自治区7大类、15项、23个点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文化部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西藏有31人榜上有名。 文献档案得到妥善保护，建立了时代体系完整的历史档案库。工程浩大的宗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研究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等所藏经卷和佛教典籍得到了很好的保护。1990年以后，藏文《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总目录》等陆续整理出版，还印行藏传佛教的仪轨、传记、论著等经典的单行本供给寺庙，满足僧尼和信教群众的学修需求。2006年12月，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带标点的佛教经籍——《大藏经》的编纂工程正式启动。从2007年开始，西藏自治区启动了对贝叶经的摸底调查和建档工作，目前西藏已经登记在册的梵文贝叶经有426部，共4300多张。 藏学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就重视对西藏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1956年到1958年国家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就包括对西藏社会的调查与研究。改革开放后，我国还组建了一批藏学研究专门机构，在藏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当前，全国有近50个机构的近3000人从事藏学研究，研究领域涵盖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哲学、语言文字、地理、教育以及考古、民俗、藏医藏药、天文历算和生态保护、经济可持续发展、农业、牧业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部分学科。2006年，中国首次颁发了藏学研究领域第一个国家级奖项——“珠峰奖”，这标志着中国藏学事业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2006年青藏铁路建成通车，有力地促进了西藏同祖国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大量游客乘火车进藏旅游，一些著名的文物古迹出现承载压力过重的问题，这进一步促使西藏各级政府更加重视、保护和发展当地独特的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自治区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了严格控制参观人数、精心设计参观线路、科学合理疏导参观流量的办法以减缓这些珍贵而又脆弱的文物古迹的承载压力。青藏铁路使西藏人民通过旅游可以了解外界的信息和文化，可以在继承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发扬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积极投身到西藏文化保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