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发展论文选题

1998年12月，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成立，2005年更名为咨询所，是一家专门从事全国县域经济研究咨询和服务的单位，被称为“中国县域经济第一所”。2000年1月，建设“中国县域经济网”，为全国县域经济信息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2000年3月，开始进行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工作。2001年11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完成首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2001年12月，编辑出版《中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2001）》。2002年1月4日，发表了第一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结果。2002年4月12日，发表了“县域经济主要竞争什么？”的文章。2002年8月，发表了“正确认识县域经济内涵”的文章，回答了“什么是县域经济”的问题。2002年8月27日，发表了“发展县域经济是西部开发的重要动力”的文章，指出省市区经济的差距深层地表现在县域经济的差距，县域经济发展是继“东部开放”和“西部大开发”后的深层次的区域问题。2002年12月10日，发布第二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结果。2003年8月，编辑出版了全国县域经济领域第一个权威性、综合性、年鉴式读本——《中国县域经济（2002卷）》，将全国县域经济的整个轮廓展现在社会面前，促进社会对县域经济的了解。2003年11月23日，发布了第三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结果。2003年11月23日，发表了“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一个新思维”的文章，从五个方面回答了“为什么发展县域经济”的问题。2004年6月14日，发表了“壮大县域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的文章，回答了“如何壮大县域经济”的问题。2004年7月，主持编辑出版了《中国县域经济（2003卷）》。2004年7月24日，参加“山东滕州产业化发展高层论坛”，提出：县域经济为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提供保障基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县域经济既是统筹安排的客体，又是统筹协调发展的主体，是主客体的统一体。2004年11月6日，发布了第四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结果。2004年11月6日，发表了“壮大县域经济是一个历史性选择”。2005年4月 完成了“壮大县域经济是推动‘市管县’体制改革的新动力”课题研究。2005年5月，主持编辑出版了《中国县域经济年鉴（2004卷）》。经过几年的探索和运行，全国县域经济年鉴式读本正式定名为《中国县域经济年鉴》。2005年8月，主持完成了“首次全国地理标志调研报告”。2005年12月1日，发布了第五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结果。2006年4月，在河南省偃师市举办“中部县域经济论坛”。2006年4月，在河南省栾川县举办“全国县域旅游经济论坛”。2006年10月，在重庆参加“地理标志保护与农村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2006年12月，在中央政策研究室主办的《学习与研究》杂志发表了“着力推进‘市管县’体制改革”的文章。对“市管县”体制改革进行了系统分析。2006年12月，发布了第六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结果。2007年7月，作为民建中央“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城乡统筹”专题调研专家成员进行调研。2007年8月，在四川省郫县举办“西部县域经济发展交流会”。2007年8月，发布了“第七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和科学发展评价报告”。2007年8月，发表了“新时期县域经济发展的十大特征”。明确提出县域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期。2007年8月，发表了“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县域经济的十大问题”。针对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一一分析解答。2008年4月，作为中央县域经济现状和问题调研组专家组成员进行调研。2008年6月，编辑出版《新时期县域经济科学发展范例与新模式》(由中共中央出版社出版)。为推动新时期县域经济科学发展提供“榜样力量”。2008年7月，在广东省增城市举办“全国县域经济科学发展理论研讨会”。2008年7月，发布“第八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与科学发展评价报告。2008年10月，编辑出版《中国县域经济年鉴（2008卷）》。2008年11月，发布“全国地市州盟相对富裕程度与统筹发展监测评价报告”2008年12月，在四川西昌市举办“全国州盟首府科学发展交流会”2009年7月，在湖南省长沙县举办“2009全国县域经济科学发展交流年会”。2009年7月，发布“第九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与科学发展评价报告”。2009年7月，发表“统筹推进县域经济科学发展”，提出县域经济科学发展向县域科学发展转变。2009年11月，编辑出版《中国县域经济年鉴（2009卷）》。2009年11月，发布“第二届全国地市州盟相对富裕程度与统筹发展监测评价报告”。2010年3月，开展全国地理标志调研活动。2010年8月，在辽宁省海城市举办“2010全国县域经济科学发展交流年会”。2010年8月，发布“第十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与县域科学发展评价报告”。2010年8月，发表“县域经济要走内生性发展道路”。2010年11月，编辑出版《中国县域经济年鉴（2010卷）》。2010年12月，发布“第三届全国地市州盟相对富裕程度与统筹发展监测评价报告”。2011年1月，在北京举办“2011地理标志保护与发展经验交流年会。”2011年1月，发布“第二次全国地理标志调研报告”。2011年8月，在江苏省江阴市举办“2011全国县域经济科学发展交流年会”。2011年8月，发布“第十一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与县域科学发展评价报告”。2011年8月，发布“2011全国百强县居民满意度的调查报告”。2011年8月，发表“一壮大三提高 科学评价助推科学发展”。2011年8月，发表“建设幸福县域初探”。2012年12月，发布“县域经济十年发展报告”。 2012年12月，编辑出版《县域统筹与统筹县域》。2013年12月，在北京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县域经济发展座谈会“。 2013年12月，发布”2013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3年12月，出版编辑《打造县域经济升级版》。2014年11月，发布”2014县域经济发展报告“ 2015年8月，发布”2015县域经济发展报告“ 2015年 继续推动县域经济与县域科学发展。

内江市东兴区县域经济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Research 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County Economy Development of Dongxing District in Neijiang

可以写《以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等等，比如以写《以统筹城乡发展》为例，统筹城乡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是党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全面落实中央一号文件部署，对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加快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正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变化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阶段的政策特点是以农补工，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沉淀在土地上。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必然性，但也导致城乡二元体制逐步形成并不断强化。二是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六大前。逐步放开农产品市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大量转移，城乡经济的关联度显著增强。三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确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强农惠农政策体系不断强化，初步搭建起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制度框架。国家实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面，全面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不断扩大；逐步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居住的限制，推进城乡平等就业，积极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等等。在充分肯定城乡关系发生积极变化的同时也应看到，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社会结构加快转型、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增收困难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的势头仍未得到遏制，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这主要表现在：农村资源要素流失问题仍然突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资本的趋利性使金融机构从农村吸收的资金大量流向城市，在农村形成巨大资金缺口。土地征收征用对农民的补偿标准不合理，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明显向城市、向非农部门倾斜，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缺乏保障。农民工工资依然处于较低水平，与城镇职工同工不同酬、工资与实际劳动贡献错位的问题依然存在。公共资源配置不利于农村的问题仍然突出。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但由于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底子薄、投入欠账多，目前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和深度还不够，公共品供给偏向城市，造成城乡居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差距过大。财政支农力度与国家财力的增长状况还不相匹配。市管县体制从资源配置上强化了市级政府的调控能力，出现了地级市本级与县级争利、财富日益向市级集中、财政投放日趋集中在市本级的现象，带来县及县以下政府促进发展和提供服务所需要的公共资源严重不足问题，加重了“城市偏斜”。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相脱节的矛盾仍然突出。农民工进城就业，不仅希望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而且强烈渴望融入城镇。但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下，他们仍被视为城镇的“过客”。城镇对农民工“经济性接纳，社会性排斥”，“要务工不管安居”，农民工进城落户门槛高，不能享受同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稳定就业的农民工不能在城镇落户定居，长期奔波于城乡之间。这种不彻底的转移方式起不到稳定减少农民、使土地向务农劳动力稳定流转集中的作用。农民市民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创造条件，让农民在城镇安居乐业；又要允许农民继续享有对土地的权益，以此作为应对不确定性及各种风险的生存保障。这是保护农民利益的需要，也是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需要。县域经济和小城镇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环节。应扩大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在实行财政“省直管县”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县级财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加快建立县乡政府基本财力保障机制，保障基层政府履行基本职能。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依法探索在行政上省直管县的体制。实行有利于小城镇发展的投资和土地政策，加大国家对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投资，增强小城镇的吸引力，把县城和中心镇建设成为生产要素集聚和承载农村人口转移的重要区域。协调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重要特点，应从战略上协调好二者的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我国不能像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那样，待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后再去推进农业现代化；也不能走一些发展中国家那种大量进城农民沦为城市贫民的发展道路，不能在城市周边形成大量贫民窟。必须立足国情，确保在农村不凋敝、农业不衰退、农民不破产的情况下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应深化农村改革，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进程，加快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步伐；加强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和新型农民培养，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加强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努力把现代文明引向农村，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