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育文化的论文

1、论文《诚信：现代公共关系的灵魂》2004年12月获得2003年度“公关与信用安徽”征文优秀成果一等奖（排名第一），安徽省公共关系学会；该论文2004年8月又获得“新世纪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发现》杂志、北京国际交流中心；2、论文《构建以<西游记>文化为主框架的连云港城市文化》2006年12月获江苏省社科联2005年度“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优秀成果二等奖；3、论文《新思想新体系新方法——关于高职高专<公共关系学>创新教学新探》2007年2月获中国公关核心期刊《公关世界》2006年度优秀论文二等奖。4、主持教学成果——“高职高专《公共关系》创新教学实践”，获得安徽省教学成果二等奖，安徽省教育厅，2008年10月。5、论文《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高职公共关系学创新教育与课程体系改革新探 》于2008年10月获得“中国·安徽职教论坛”优秀论文三等奖，安徽省职业与成人教育学会。6、担任副主编的《公共关系原理与实务》（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于2008年9月获得教育部“2008年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7、论文《基于国家精品教材建设下的高职公共关系课程体系改革与创新》，获得优秀高等公共关系教育研究成果二等奖，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公共关系教育专业委员会，2009年3月。8、主持《公共关系学》于2009年9月获得安徽省精品课程荣誉。9、论文《探索高职财经类院校产学研结合教育模式——解密江西财经职业学院办学模式》于2009年9月获得教育部职业与成人教育司、中国职教学会、《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联合举办的全国第11届职业教育论文三等奖；10、论文《中职教师继续教育问题的调查与研究》于2009年9月获得教育部职业与成人教育司、中国职教学会、《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联合举办的全国第11届职业教育论文三等奖；11、论文《基于国家级精品教材建设下的高职高专<公共关系>课程体系改革与创新》于2009年9月获得教育部职业与成人教育司、中国职教学会、《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联合举办的全国第11届职业教育论文优秀奖。12、论文《整合、融通、变革与创新——信息技术与<公共关系学>课程整合新探》于2010年1月18日获得芜湖信息技术职业学院2009职教论文特等奖。13、全国高等学校公共关系课程教学观摩比赛二等奖，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公共关系教育专业委员会，2010年7月。14、多媒体课件《新型实用公共关系教程》，全国高等教育公共关系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公共关系教育专业委员会，2010年7月15、论文《基于网络环境下的公共关系学教学模式构建与创新》，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2010年学术年会“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与教学制度建设”专题论坛优秀论文二等奖，2010年11月；16、主编教材《新型实用公关实践教材》获得全国第二届基础课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2010年10月。26、《基于职业能力本位的6+1高职课程体系改革与创新——以精品课程<公共关系学>为例证》，安徽省高等教学成果一等奖，安徽省教育厅，2010年10月。17、《信息化背景下高职文秘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与创新》，安徽省高等教学成果三等奖，安徽省教育厅，2010年10月。18、论文《基于能力本位的“6+1”高职课程体系改革与创新》获2010全国职教优秀论文二等奖，教育部职教研究中心、中国职教学会、《中国职业教育研究》杂志社，2010年10月。19、论文《高等职业教育精品课程思考》获2010全国职教优秀论文优秀奖，教育部职教研究中心、中国职教学会、《中国职业教育研究》杂志社，2010年10月。20、论文《基于职业能力本位的6+1高职课程体系改革与创新》获2010年度职教论坛优秀论文二等奖，安徽省职业与成人教育学会，2010年10月。21、论文《信息技术在<公共关系实务>课程中的应用》获得2010全国“虚拟技术与职业教育”论坛二等奖，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职教师资专业委员会，2010年11月。22、课题《网络化背景下基于能力本位的“6+1”高职课程体系改革与创新——以精品课程<公共关系学>建设为例证》获得2010年 优秀课题奖，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会，2010年12月。23、论文《<公共关系学>课程立体化、数字化教学改革与创新建设》获得全国“十一五”教科研成果一等奖，教育部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国家教师科研基金管理办公室、《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社，2011年7月。24、主编《新型实用公关实践教程》获得2009年1月——2010年12月优秀研究成果著作二等奖，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公共关系教育专业委员会，2011年7月26日；25、论文《科学 人文 艺术——公共关系教学与高校素质教育》获得2009年1月——2010年12月优秀研究成果论文三等奖，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公共关系教育专业委员会，2011年7月26日；26、论文《公关危机新探》获安徽省2009——2010年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安徽省社科联，2012年4月；

现在的教育是悖逆天道、颠倒人伦，本末倒置、离经叛道、崇洋媚外、数典忘祖！把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丢弃了。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丢弃民族文化的国家。四大文明古国，如今只剩下中国了，可短短的几十年，这个文明古国也将消失，这个有著五千年古老文明的民族，也将消失！短短两百年历史的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教育，西方的价值观，核心就是唯我；宣扬竞争，刺激欲望，鼓励消费，在全世界氾滥成灾，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已经危险到极点！伍拾亿年的地球资源，就在人类贪婪掠夺下，短短的几百年就要消失殆尽！而我们是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哪！现在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不相信自己老祖宗五千年的智慧却崇拜西方两百年的糟粕，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传统思想和价值观是我们民族智慧的结晶，传统经典是民族心灵的庞大载体。这些是我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依据，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屡遭灾难而不会解体的凝聚力。如果任此文化遗产在下一代消灭，我们将是民族罪人、历史罪人……大家拿着线装书不认得，对不起我们中国的列祖列宗，对不起世界人民，对不起人类。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国以人为本，人以德为本，德以孝为本。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德要道。以人为本，首要的任务是把人教育好。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把人教育好了，一切皆好，社会和谐，百事如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们的老祖宗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五千多年来，中国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盛世，这些盛世的出现就是贯彻“教学为先”的结果。中国古圣先贤为什么如此重视人的德行教育呢？这是因为有没有德行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我们知道，人的需求有三个方面：第一，求食，以维持生命；第二，求偶，以延续生命；第三，求仁，以光大生命。求食、求偶，人与动物相同。求仁，人以德为本，德以孝为本，为人类所独有，动物是没有的。一个人如果迷恋于食色，不修持伦理道德，那就同动物一样了。人以德为本，是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没有德行的人，虽然披着人皮，实际上不能算是人了。

中国的传统教育，是一种高度伦*理化的教育，科举制*度既是一种考*试制*度，也是一种选官制*度，教育之体附于国*家政治之体，缺乏独*立的社*会地位。传统教育所固有的国*家功利主*义价值，在新的社*会发展和历*史境遇中被极大地激发和强化了。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和社*会转型中，无论洋务派的官僚还是维新派的志士，都高张“教育救国”的大旗，主张变科举、立学校、兴西学。近代兴新学的主张，重视的主要是富国强兵的技艺之学，教育被视为一种人力资源的开发手段，被赋予了强烈的技术主*义、国*家功利主*义价值，个人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被动工具。今天的“科教兴国”的战略与“教育救国”的思*潮一脉相连，但是，什么样的教育才能立国、兴国，仍然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一现实问题，那首先应该确立现代中国的教育哲学和文化。中国现代教育文化的生成源自人文主*义传统的西方教育，首先与近代发*育出来科学教育，然后在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两个方向上发展，于20世纪初形成现代教育的功利和非功利的两重价值、目标和二元结构。作为现代教育的两翼，这两种教育价值应当是相辅相成的，从而保持教育协调健康地发展，防治教育的失衡和异化。在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凸显教育的主体性；在教育过程中，如何实现人的培养，凸现人的主体性，是中国教育现代化面*临的一个基本挑战。教育新文化的重建，首先是教育理念的重建，教育哲学的重建。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现代教育理念开始得到传播和生长。1908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国*家振兴“首在立人”的理念，从科技、器物、制*度到人，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和起点。认为西方列国之强盛，“曰非物质，曰重个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918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第一次强烈地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1920年代，深谙西学之道的蔡元培热情洋溢地鼓吹“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其原则是“展个性，尚自然”。 [1]蒋梦麟认为，教育的产出是造就“活泼的个人”、“能改良社*会的个人”、“能生产的个人”。[2]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学进入20世纪之后，超越知识本位、“学科中心”的传统立场，确立了“儿童中心”的价值。杜威领*导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所主张的“儿童中心”，是对西方18世纪之后建立的规范教育学的反*动，它打破了“教师中心、课堂中心、课本中心”的金科玉律，主张依据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而非知识体*系——来组*织教学，使儿童重新成为教育的中心。而五四*运*动的新*教育观的引进和形成过程中，现代的“儿童中心”的教育观也被这一时期的教育学者所广泛接受和倡导。作为杜威的学生，陶行知是杜威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与“五四”教育文化联*系的典型代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脱胎自杜威“儿童中心”的教育哲学，却是在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中形成的。陶行知将生活教育定义为“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生活教育要应对的基本问题，就是重建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的关系，主张“教育以生活为中心”而不是以书本为中心，是“为了生活而教育”、“依据生活而教育”，主张培养活生生的人。另一个杜威的学生，陈鹤琴倡导的“活教育”，目的是教学生“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具体地，他认为“现代中国人”应具备五个条件，即要有健全的身*体，要有建设的能力，要有创造的能力，要能够合作，要为人类服*务。近代教育脱旧入新的标志性*事件，一是1922年新学制。它反映了社*会发展对新*教育的要求，并直接与西方现代教育运动接轨。新学制确定的“七项标准”是：1、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2、发挥平民教育精神；3、谋个性之发展；4、注意国*民经济力；5、注意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于普及；7、多留各地伸缩余地。[3]从其中“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谋个性之发展”、“注意生活教育”等条款，不难看出“儿童中心”、“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表现。1922年确定的美国式“六三三” 基本学制（小学六年，初中、高中各三年），一直沿用至今。在新学制制定过程中，本土教育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另一个重要标志，是“五四”前后，北*京大学建立了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现代大学制*度和大学精神。此后，包括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等国立大学，南开、复旦等私立大学，以及金陵、沪江等教*会大学均以欧美大学为模式，基本确立了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大学制*度，以及实行通才教育、选课制、学分制等教学制*度。这一变革的突出成就，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现代大学制*度在中国本土扎根生长的实践，显示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其所具有的普适性，而且不存在所谓水土不服的问题。1949年《共同纲领》确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但是没有真正实行过，在后来全盘移植苏联、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变革中，这一方针很快就被遗忘了。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提出新的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4]“劳动者”的提法，是具体针对当时大量城乡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困难、鼓励他们回乡务农而提出的。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一个新的教育方针：“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5]随着阶*级斗*争的升级，“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到1960年代初“以阶*级斗*争作为主课”，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最后在文*革中沦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6]在1950～1960年代形成“党的、阶*级的、政治的”教育文化。教育的高度政治化，完全背离了教育教*化陶冶、树人育人，传承和发展人类文明的功能和使命。1980年代教育的恢复重建，大致是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的翻版。伴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的转变，教育价值也发生了宏观的转变。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新的教育指导思想：“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7]显然，它是对1958年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的否定和替代。强调*教育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功能，教育从为政治服*务转而为经济建设服*务，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是，其局限性也很明显：教育仍然只具有一种服*务性、从属性，而且明显偏重人力资源开发。“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是两个时代教育价值的折衷调和。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教育在规模、数量上得到迅速发展，从而使教育更具有全民教育的价值；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社*会变迁中，民办教育的兴起，消失已久的学在民间、社*会办学的传统开始恢复，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空间正在逐渐形成和发*育之中。与此同时，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并没有改变，甚至出现官本位价值的回潮。在实现国*家主*义的发展目标与追求经济利益的双重驱动下，教育的行政化和“市场化”并举，“官*场”和“市场”的价值并行，人的目标乃至国*家的目标在现实的运作中逐渐模糊，教育价值观和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异变。教育乱收费、炽烈的应试教育和择校热、严重的教育公平问题、新的“上学难、上学贵”，使得教育成为严重的问题领域。2003年以来，“以人为本”的新的发展观的提出，将教育作为重要的民生问题以及举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国*家主*义的教育理念。教育公共政策发生了宏观的转变，优先发展和投资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正在成为新的价值。但是，关于什么是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远未形成共识。教育不仅面*临动力不足的困境，也面*临方向不清的危险，亟待构建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理想、教育哲学。 构建面向未来的新*教育文化与教育哲学一、传统教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精华，最重要的是孔子怀抱“人皆可以为圣贤”的道*德理想，开创了“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的先河。由此，全民*族极其高涨的教育热情，尊师重教、兴学办学、对子女较高的教育期望等等，形成儒教社*会的一种特质和精神面貌。与此相连的，是著名的科举制，在一千多年前便已确立知识优先的准则，根据人的教育程度、学习水平来划分人的社*会地位，分配社*会资源，是一种知识社*会、学历社*会的雏形。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另一个特别值得认识之处是书院制*度。与官学同样源远流长的私学，体现着“学在民间”的传统。私人办学、自*由教学、注重个性、思想活泼自*由的书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学的功利主*义、陈腐刻板，成为富有活力的学术和研究中心。传统教育的弊病也很突出，如教从政出、教育的政治化与伦*理化，读书做*官的功利主*义价值，以考*试为中心，死记硬背、僵硬刻板的教育方法，教育与社*会生活相脱离，劳心与劳力相脱离等特征，它们都成为现代教育改*革的主要对象。1960年代，毛泽*东对传统教育弊端的激烈批判，集中在教学方法、考*试制*度、师生关系等方面，对满堂灌、填鸭式、死记硬背、考*试至上等刻板僵硬的教学方法十分不满，主张少而精，启发式，减轻学生负担，保证身*体健康。这些改*革教学的主张基本是与现代教育的理念大致合拍的。80年代以来，全民*族高涨的教育热情迅速转*化为“应试教育”的强大动力，而且失去了批判和制衡的力量。传统教育在当代的复活和强化，一是应试教育的现实，一是国*家功利主*义的价值和教育政治化的遗留。它提醒我们，未经更新转换的传统文化资源并不能自动地成为社*会现代化的动力，批判和改造传统教育，是中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任务必须补上的一课和不容忽视的现实任务。当下继承优秀教育传统，最重要的是恢复教育的人文性，即教育的“人性化”。 从而将人格陶冶、道*德养成、文化传承等放在教育的中心地位，恢复教育树人育人的基本宗旨。它所要制衡和抵御的，是强*势的技术主*义、工具主*义价值，以及行政化、商业化等对教育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的侵蚀和伤害。“五四”时期，在“打*倒孔家店”的激烈口号下，真正被打*倒的是以礼教为中心的宗法*伦*理；而非以“仁学”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价值，后者正是今天我们足以珍惜和传承的。在各级学校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培养青少年对祖国文化的认知和情感，传承“文化中国”的特质，培养具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中国人，确立文化立国的概念，促进形成多元一体、和睦的民*族大家庭。对传统的尊重和继承不仅是学习古代经典，而应转*化为一系列操作性的安排，如提倡书法、象棋、京剧、民*族乐器、国画、武术、中医，乃至剪纸、对联、灯谜之类的传统技能和艺术，以增强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归属感。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是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中能够与当代*生活合拍、或者在后工业时代重新获得价值的生活传统，包括重视家庭和亲情，重视道*德和人格养成；节约资源的生活方式，有益于健康的低脂肪的饮食结构，等等。从而使“中国人”具有一整套的生活习性和文化特征，使现代化的中国仍然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文化家园，而非商业化的、恶俗的“世界公园”。二、重温“五四”的教育文化传统。中国的现代教育从建立之初，一直有食洋不化、照抄照搬、非驴非马的批*评；但融会中西文化，将外来的西方教育资源民*族化、本土化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早期的“中体西用”是一种模式；1920～1930年代蔚为大观的平民教育、生活教育、乡村建设运动，以及1922年新学制和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都是将西方现代教育与中国现实相融合的成功实践。共*产党在根据地创建的革*命教育，则提供了完全不同的版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格局之中，教育界形成了流派纷呈、思*潮迭起、生机勃勃、多元的文化生态。“五四”知识分*子开创的现代教育运动，奠定了与民*主、科学、平等、发展个性等西方现代文明价值体*系相适应的新的教育思想、教育文化，产生了中国自己的现代教育理论，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陈鹤琴的“活教育”等等。民间社*会和地方力量的崛起，知识分*子教育家集*团的形成，教育组*织、教育社团成为教育变革的主体，构筑着现代教育新的生长机制和发展空间，实现了近代教育向现代的转型。“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家阵容强大，团体和组*织众多，并且形成了一种可以辨识、具有共性的人格特质和价值系统，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重视躬行和实践的践行精神和平民性。在千年儒家教育的大传统之后，“五四”教育文化构成了一个晚近的“小传统”。重温和接续这一中断已久的“小传统”，对于21世纪的中国教育现代化，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三、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文化与教育哲学。中国作为地球村的一员，当然需要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另一方面，每一种区域的文明和民*族国*家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只能从自己特定的历*史和传统出发并加以转*化，并不存在唯一的模式。因此，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是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而言，民*族化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如果不同民*族不是自觉地、强烈地保护和发展自身的文化，所谓文化多元化的局面并不会自动到来。现代教育在“民*族化”方向上的生长，可能有这样两个比较重要的源头：一是对传统文明、传统智慧的承继和借鉴，如上述的两个重要传统；二是对地方化、地区性、民间性的知识、经验、智慧的吸收，因地制宜和融会变通地使用外来文化，创造出新的实践。这对于中国农村和少数民*族的教育特别重要。1949年《共同纲领》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文化方针的表述，尽管表述还可以完善和准确，但仍具有某种可继承性；因为它是为当时各种社*会力量所共同接受的，而且此后并没有真正实行过。将这一对历*史的补课作为当前新的出发的起点，不失为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今天的问题是：中国究竟有没有自己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文化？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前述在“五四”运动之后，陶行知融会中西教育理论，在中国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实践中创造的“生活教育”理论。与许多更为微观的、分门别类的教育理论（如幼儿教育、职业教育等）不同，生活教育理论是能够统辖教育基本问题的顶层理论和教育哲学。它不仅是指一些具体的教育方法（如“教学做合一”），它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改造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书本与实践相脱离的基本问题，重建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的联*系，围绕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实施民*主的教育、有用的教育、活的教育、创造的教育，从而“把教育变成生活，把生活变成教育”。与“素质教育”的概念相比，“生活教育”理论更具科学性、理论性，对克服应试教育弊端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考*试至上、智育至上的“应试教育”，其理论基础是学科中心、知识本位的。学校教育应当转变为“学生中心”而非“学科中心”；围绕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而不仅仅是学科知识——组*织教学，实行“为生活作准备”的教育。生活教育理论脱胎于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但却是本土的、民*族的教育理论，曾在中国长时间、大范围地实行过，不仅得到广大知识分*子、教育人*士的认同，也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评价，与社*会主*义教育有很重要的“亲缘性”，曾被视为是“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8]但是由于1950年代对陶行知、胡适、杜威的错误批判，使得这一“五四”教育文化和民*族教育文化的瑰宝长期蒙垢，不为人所知，至今仍远没有成为教育理论的主流。这一局面需要改变，需要重新认识陶行知，认识生活教育，使之成为引领中国教育走向未来的教育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