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法合同法论文3000字

著作专著：《WTO保障措施成案研究（1995-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7万字，王军、郭策、张红著，本人完成4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远程教育系列教材：《国际商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共9万字，沈四宝、王军、刘刚仿著，本人完成30%。译著：《美国法律史》，法律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共7万字，全书共9章，本人完成前5章。编著：《美国商业特许经营法案例选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共41万字，第一作者，本人完成60%。编著：《美国侵权法》（英文案例教材），第一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出版，8万字，本人完成60%。专著：《侵权法上严格责任的原理和实践》，法律出版社2006年出版，5万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编著：《美国合同法》（修订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6字。编著：《美国合同法案例选评》（增补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5字，本人完成80%。主编：《侵权行为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出版，共6万字。第二主编：《国际商法论丛》第一卷至第九卷，由法律出版社于1999年至2008年出版；各卷篇幅约50万字左右，其中均有本人文章。编著：《国际商法》，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本人完成合同部分，11万字。专著：《合同冲突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共26万字，本人完成70%。编著：《国际私法案例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全书共6万字，本人任主编并完成全书的89%；被指定为中国司法部直属院校指定教材。文章“英国人身伤害之非金钱损失赔偿制度研究”，载于《北方法学》2009年第1期，第19页，第一作者（与刘春梅合作）。该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D412《民商法学》2009年第5期全文转载。“德国侵权法上一般人格权制度及其利益权衡原则”，载于《山西大学学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2008年11月，第31卷第6期，第80页，第一作者（与王梦晗合作）。“德国侵权法上的人身伤害抚慰金制度”，载于《暨南学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2008年第6卷，第30卷第6期，第27页，第一作者（与粟撒合作）；该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D412《民商法学》2009年第3期全文转载。“论中国立法吸纳外国法方式之演变”，载于王卫国主编：《21世纪中国民法之展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9-445页，第一作者（与高建学合作）。“侵权法上损害证明的确定性”，载于《政法论坛》2008年第26卷（与王秀转合作）；该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D412《民商法学》2008年第12期全文转载。“过错能否取代违法性”，载于《检察日报》2008年10月9日。“现代保险体制下机动车方对非机动车方的责任比较研究”，载于《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三期，第一作者（与高英伟合作）。“欧盟法中的公共政策及其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影响”，载于《国际商法论丛》第9卷，2008年5月，第一作者（与高英伟）。“英国法上的名誉权保护”，载于《法学杂志》2008年第2期，第一作者（与王轩）。“侵权受害人因侵权而获益的后果” 载于《月旦民商法杂志》，2007年第12期，第一作者（与沈雨青）。“机动车造成行人损害保险人该承担何种责任”，载于2007年11月26日《法制日报·周末》第3版。“道路交通法的修改应当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相一致”，载于2007年11月11日《法制日报·周末》第2版。“过失的概念研究”，载于游劝荣主编：《区域经济一体化与权益保障研究》（2006年8月中国法学会主办、两岸三地共11家法学组织和法律机构承办 “第四届海峡法学论坛”会议论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218?225页，第一作者（与高建学）。“欧盟保险法的统一进程” ，载于《河北法学》2007年第8期，2007年8月，第一作者，（与沈雨青）。“欧盟合同法律适用制度的演进”，载于《清华法学》（创刊号）2007年5月，第1卷（总第1期），第一作者（与王秀转）。“依法确认民事诉讼主体，正确确定案件审理范围”，载于《人民法院报》2007年5月14日，第5版。“欧盟法对企业合并的规制”，载于《河北法学》2007年第3期，2007年3月，第一作者，第一作者（与谢琳）。“侵权法上‘物的行为’研究”，载于《河北法学》2006年第5期，2006年5月。“美国公司法的发展演变”，载于《国际商法论丛》第8卷，2006年10月第一作者。“大陆法系侵权法上严格责任比较研究”（第二部分），载于《国际商法论丛》第7卷，2005年3月，5万字。“大陆法系侵权法上严格责任比较研究”（第一部分），载于《国际商法论丛》第6卷，2004年8月，5万字。“关于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商法的学科设置的思考”（第一作者），载于《山西大学学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山西省一级期刊），2004年第4卷第69页。“国际商法的研究对象”，载于《国际商务》（贸易经济类核心期刊），2004年增刊，第88页。“在我国试行先例判决制度两个基本问题”，载于《河南社会科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河南省一级期刊）2004年第2期，第13页。“略论对大陆法和英美法的兼收并蓄”，载于《法制日报》2003年2月27日“理论专刊”。“美国侵权法上严格责任的原理和适用”，载于《国际商法论丛》第5卷，2003年6月，7万字。“关于在法学类理论课程中进行‘讨论教学’的设想”，载于《国际商法论丛》第4卷，2002年4月，约3万字。“适用〈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仲裁案例两则述评”，载于《国际商法论丛》第3卷，2001年5月，9万字。“评我国新合同法上合同转让的原则”，载于《国际商法论丛》第2卷，2000年8月，2万字。“关于在中国法律教育中进行案例教学的思考”，载于《国际商法论丛》第1卷，1999年9月，约2万字。

1、以问题为中心,探索法学课程教学改革——以国际商　　法教学改革调查分析为例　　2、《国际商法》课程教学改革实施措施浅谈　　3、浅议双语教学的目标、模式及资源开发——以《国际商法》教学为例　　4、谈高职院校非法律专业的国际商法教学　　5、国际商法课程双语教学研究初探　　6、非法学专业法学课程教学方法探讨——以《国际商法》课程为例　　7、国际商法专论　　8、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高职国际商法实务教材开发　　9、《国际商法》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　　10、高职类国际贸易专业法律教学改革之探讨——兼论经济法和国际商法课程的整合　　11、对国际商法与国际经济法关系的深层思考　　12、国际商法双语教学若干问题研究　　13、略论国际商法中的“标准格式之战”　　14、对国际贸易专业《国际商法》课程教学方法的探讨　　15、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国际商法双语教学的思考来源　　（以上内容由学术堂整理提供）

论商法的原则和精神从商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谈起摘要：中国商事通则的制定对于我国商事法律制度建设的现代化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商法基本原则的厘定和商法精神的弘扬与普及则是顺利制定商事通则的关键，二者的成功实现取决于对商事法律关系基本特征的准确把握。商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曾经是学界热议的话题，其中的主流观点却值得反思。商事法律关系的特征是“聚合性”而非“营利性”，商事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的根本区别在于“量变导致了质变”。这直接决定了商法与民法有着大相径庭的原则和精神。关键词：商法；商事通则；商法基本原则商法的产生与发展源于实践。从需求的角度说，商法的产生是为了适应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商业的复兴所带来的商事交往的需要，而商人阶层的产生与其力量的不断壮大也是商法产生所必须的社会因素。独立的商法产生之后，欧洲各国“政府给予商人特殊的保护，加上后来的地理大发现，为谋求国家的富强，并加强政府本身的统治，各国政府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因而商人的利益更得到尊重，于是重商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前奏，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工业起飞”。随后，西方快速发展起来，并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其他古代文明国家。中世纪独立商法的出现开创了欧洲的新纪元。我国古代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了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石。商业对封建制度是有消解作用的，而商法则是私法中最具有变革性的力量，故无论是基于模糊的认识还是借助历史的惯性，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总是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打击商人，贬抑商人，使他们得不到一个自由发展的机会。所以，主要调整商人之间横向联系的商法根本无法出现，相反，反映统治者对商业活动纵向控制的商业法规在中国却很发达。而真正意义上的商法，在清末才在我国出现。在随后的近百年里，中国的商法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样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甚至从法律部门的序列中消失。我国的这一传统，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国际贸易一体化是有负面影响的。加入WTO为中国彻底打破旧有的轻商、抑商传统，振兴商法带来了新的契机。国际贸易日益一体化的商品经济潮流要求必须振兴我国的商法。我国的商事立法既没有商法典编纂也没有商法总则的统领，尽管有的学者主张我国商法应采用民商合一模式，但在现行的民法框架中还没有反映对商法整体原则的抽象与归纳，正在进行的《民法典》起草工作似乎也未对商法的未来发展予以切实的考虑与设计。更何况，商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重大区别本身就决定了商法和民法有着不同的原则、方法和精神，应该是有区别的法律部门。①因此，及时制定中国商事通则既可以尽快发挥统领单行商事法规的作用，避免出现立法的重叠、交叉和法律之间的冲突或不协调以及法律缺位等现象，又可以为编纂商法典奠定基础。然而，在对中国商事通则制定相当关键的商事法基本原则的确定上目前学界众说纷纭。本文拟对其中一些主流观点进行反思，并对商事法的基本原则和商法的精神作一次尝试性探析。一、商事诘律关系的根本特征‘聚合"而非“营利"人永远是趋利避害的。同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一样，马克思认为：“所有的社会关系都首先是作为利益关系表现出来的。…‘人们所奋斗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本质上是人们企求满足的要求、愿望或期待，它包括具体的物质财富获取和无形的精神财富获取。从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心理学的观点看，营利被看做人们追求的实现，这种实现又是新追求的起点和契机，因此，追求利益即营利是人类最一般、最基础的心理特征和行为规律，是“一切创造性活动的源泉和动力”。商事法律关系当然具有营利性，但将营利性拿来作为商事法律关系的根本或首要特征以区别于其他的法律关系并否认其他法律关系具有营利性，显得过于牵强。例如，简单的民事交易虽然规模小，法律关系主体简单并且不具有反复和连续性，但在任何一次正常的民事交易中，交易各方绝不会因为从事的不是商事交易而放弃各自在民事交易中的营利目的，相反嘈杂的菜市场上讨价还价之声总是不绝于耳。应该说商事法律关系区别于民事法律关系及其他法律关系的根本特征应该是“聚合性”，这种“聚合”是指商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实际上是源于对简单民事法律关系及其他法律关系的聚合，单一的以物易物和钱货交换都不能被排除具有营利性，但他们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范畴，如果更多以至成千

合同的相对性及其突破　　引言：　　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或终止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合同法》第121条确定了合同相对性的归责原则，这里的合同相对性，又称合同关系的相对性，是合同关系不同于其他民事法律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传统的合同相对性理论认为，合同仅于缔约人之间发生效力，对合同外第三人不发生效力；合同缔约人不得以合同约定涉及第三人利益的事项，任何一方缔约人不与第三人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否则合同无效。然而，随着现代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商业贸易空前繁荣，严格恪守合同相对性原则越来越难以满足平衡社会利益，体现司法公正，社会经济生活对合同的社会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1]为了适应现实的需要，提高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各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合同的效力范围，表现在立法和司法上，受合同效力影响的第三人范围越来越宽，合同相对性原则也逐渐受到了冲击，出现了许多合同相对性的例外情况，有学者将其称为“合同相对性的突破”，本文将从合同相对性的历史演进和突破表现对其略作探讨。　　关键词：合同 相对性 突破　　正文：　　一、合同相对性的历史演进　　合同相对性原则，在学理上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目前比较权威的解释是以王利明先生给的定义：合同相对性是指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拘束力，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基于合同向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也不能擅自为第三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合同债权也主要受合同法的保护。在大陆法系中，合同相对性源至罗马法的“债的相对性”理论，认为债是当事人一方请求他方为给付行为的法律关系，债权是只能对特定人产生效力的请求权。这种由特定权利人向特定义务人请求为或不为特定行为的特性，就是“债的相对性”。而合同是债的形式之一，因此，具体到合同的效力范围上，这种相对性原则的主要含义是：合同仅于缔约人之间发生效力，对合同外第三人不发生效力；合同缔约人不得以合同约定涉及第三人利益的事项，任何一方缔约人不与第三人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否则合同无效。这一规则对现代大陆法系的债法产生了很大影响，理论上，都将其视为债权自身性质所决定的一种当然原则。　　二、合同相对性的突破表现：　　合同相对性确立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更好地保护债权人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现代大陆法系国家的合同立法对合同相对性规则已有所突破，合同相对性理论也同时得到发展和完善。　　（一）第三人侵害债权　　所谓第三人侵害债权一般是指合同外的第三人明知合同债权的存在，仍然故意以损害他人债权为目的，实施某种侵权行为，致使债权人的债权部分或全部不能实现并致债权人损害的行为。侵害债权的情况在实务中时有发生，但我国现行法律没有确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经济活动日益密切，民事行为之间的关联性不断增大，各种权利相互冲突、相互影响的机率也随之增多，如果债权受到第三人的侵害，仅仅因为债权是相对权而不赋予债权人基于侵权法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则债权人的利益将很难得到保障，明显违背了有侵害必然有救济的法理。但是，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范围应该严格受到控制，侵害债权应同时具备以下要件：第一，第三人侵害的必须是合法债权。如果是不合法债权，即使侵害了，也不用承担责任，因为非法债权不受法律保护。第二，第三人实施的侵权行为具有违法性，并致使合同债务不能履行。如果第三人的行为是合法的，即使导致合同不能履行，也不构成第三人侵害债权，而是要承担其他的刑事责任。相应的，合同不能履行并非是第三人的非法行为所致，也不构成第三人侵害债权。所以说，必须是第三人的非法行为和合同不能履行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才构成第三人侵害债权。　　(二)债权保全制度。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些债务人为了逃避债务，或隐匿转移财产、或低价转让乃至无偿赠与财产，或怠于行使自己的债权乃至放弃自己的债权，这些行为均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但按照传统的合同相对性原则，由于债权人不能将自己的意志渗透到债务人与第三人的合同行为中，影响债务人与第三人的“契约自由”，因此其对此是束手无策的。这种利益上的失衡，必将导致整个合同领域交易安全的丧失，于是，为了在债务人的意思自治和债权人的期待利益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维护诚信原则，便自然地产生了债的保全制度。此制度的基本原理在于，赋予债权人对债务人或相关第三人享有一定的权利一—代位权和撤消权。其中代位权是指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对第三人的权利并危及债权时，债权人得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该权利，请求第三人履行义务。撤消权则是指债务人为逃避债务将自身财产无偿赠与或以不当低价转让给第三人时，债权人得向法院申请撤消，宣告行为无效。　　（三）“租赁权的物权化”　　我国《合同法》第229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即出租方将财产所有权转移给第三方时租赁合同对新的所有权方继续有效。这是民法理论上的“买卖不破租赁”规则，使得依据租赁合同产生的租赁权(债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物权的效力。根据债的相对性，租赁合同应只对出租人和承租人有效，当第三人买受租赁标的成为不动产所有人时，买受人非租赁合同的缔约人，故不应受合同约束，得随时取回租赁标的物。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城市扩张、房荒问题的出现，各国为解决社会矛盾，多设定“买卖不破租赁”的例外规定，即出租人将租赁标的物让于第三人时，原租赁合同对受让人继续有效。最初《德国民法典》第571条规定“买卖不破租赁”规则适用于土地租赁，后扩及一切不动产。　　（四）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合同　　“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制度”的意思是指特殊关系的第三人因债务人债的履行而受到损害时，不但可以向债务人主张侵权责任，而且可突破债的相对性，要求债务人承担合同上的责任，以更好地保护其利益，此种请求权的基础建立在基于诚信原则而发生的保护、照顾等合同附随义务之上。也就是说，债务人所负的合同上的义务，不但指向债权人，而且指向与债权人有特殊关系的第三人。这是德国判例与学说创立了“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制度，以加强保护与债权人具有特殊关系第三人的利益。该制度虽加强了对第三人的保护，但也有加重债务人责任之虞，故第三人的范围应严格限制，通说认为第三人包括亲属、劳工、雇佣、租赁等具有人格法上特质之关系负有保护、照顾义务的人”。因而，我们可以看出，“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制度”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　　（五）债权不可侵性理论的建立。　　依传统理论，物权是可对标的物直接支配的绝对权，可以对任何第三人主张权利，并得排除任何第三人对物权的妨害；债权是仅得向特定当事人请求给付的相对权，不能向第三人主张权利，也就没有排除他人干涉的效力。为了保护债权免受不法行为的侵害，有必要进一步建立新的权利理论，[3]故学者主张承认债权的不可侵性。英国1853年判决Lumley V Gye案，创立了第三人侵害债权的先河。该案原告Lumley与某演员订有在原告剧院演出数月的合同，并规定该演员不得去其他剧院演出。被告Gye明知此合同存在，仍诱使该演员违反合同。法院判决认为被告Gye侵害合同关系乃不法行为，应向原告Lumley承担责任。此后，该判例所创立的第三人不法侵害债权理论为多国接受。不法侵害债权，指第三人故意损害他人债权为目的，妨害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行为。[4]根据债权不可侵理论，不法侵害债权的行为发生后，债权人得以债权为由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追究第三人的责任，这使债的效力得到扩张，及于一切侵害债权的第三人。这也是对合同相对性的重大突破。　　（六）关于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是指订约人并非为自己而是为他人设定权利的合同。此种合同的法律特征为：（1）第三人不是订约当事人，他不必在合同上签字，也不需要通过代理人参与缔约。（2）该合同只能给第三人设定权利，而不得为其设定义务。（3）该合同的订立，事先无须通知或者征得第三人的同意。第三人利益合同属于利他合同一种，如果债务人不履行义务，第三人和债权人均可以请求其承担责任。正是由于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将对第三人发生效力，所以，此类合同是合同相对性的例外。　　（七）代为清偿　　代为清偿，又称清偿代位，是指与债的履行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而在其清偿范围内取得债权人权利的制度。第三人的代为清偿行为，可基于法律的规定，也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但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代为清偿都突破了债的相对性原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第三人履行了依债的相对性只能由特定债务人履行的债务，突破了债务履行主体相对性的限制；(2)第三人在代为清偿后，于其清偿范围内，取得债权人的地位和权利，对债务人享有求偿权，突破了债权请求主体相对性的限制。当然，以代为清偿的方式突破债的相对性，并非可以任意为之，它须满足一定的条件：(1)必须依债的性质可由第三人清偿；(2)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没有不得由第三人清偿的特别约定；(3)代为清偿不违背公序良俗，不损害债权人债务人利益。　　（八）披露制度的确认。　　我国《合同法》第403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披露制度的确立也是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一种突破。　　此外，代理、保险、信托作为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特例逐渐脱离合同相对性的约束，成为各自独立的制度；同时，债的转让也被视作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　　三、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本质　　综上所述，虽然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情形多种多样，然而从根本上讲就是合同效力是否在特定情况下及于第三人的问题，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合同主体涉及第三人。合同主体的相对性，是指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主体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而在债权物权化的情形中，第三人可以租赁权对抗房屋买受人。又如在“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中，第三人可以请求债务人承担合同责任，而许多国家则直接赋予了消费者直接起诉生产者的诉权。　　其次，合同权利义务涉及第三人。合同内容的相对性，是指除法律、合同另有规定以外，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某个合同所规定的权利，承担合同规定的义务，除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在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当事人双方可约定向第三人利益为给付，或经第三人同意为其设定给付义务；在债权保全中，合同权利与义务同样对第三人产生了约束力；债权的转让则将合同权利或义务直接涉及第三人。　　第三，合同责任涉及第三人。合同义务的相对性必然决定合同责任的相对性，是指违约责任只能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发生，合同关系以外的人不负违约责任，合同当事人也不对其承担违约责任。从这一点上看，上述突破情形只有“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突破了合同责任的相对性，使生产者对消费者直接承担违约责任。各国多通过严格区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来解决合同相对性所面临的困难，如产品责任制度、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然而，合同相对性规则并不是绝对地排斥第三人的责任。如在保证合同中，当被保证的债务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时，债权人可以直接请求保证人履行合同或承担违约责任。再如，债务转让合同中，由第三人取代债务人成为合同关系的主体，新债务人将承担全部债务。可以认为只有当第三人自愿承担合同义务成为合同当事人，才负违约责任。　　史尚宽先生曾言：由个人自觉，及于社会自觉，契约之意义及价值，渐自社会立场加以重估。[3] 因而，法律应该确立以合同相对性原则主体，同时，承认合同相对性的突破，更加充分、完善的保护财产的流转。而确立这种模式的意义：一方面，加强债权的保护，扩张了债的效力，承认债的发生、履行方式的多样性，促进了合同的有效履行，提高了民事交易效率，有利于社会财富增长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在债的关系与社会其他关系的互动层面上，由极端地强调合同自由、尊崇意思自治不受干预，转变为兼顾社会公正，更加注重合同当事人与第三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合理平衡。　　我国《合同法》对第三人利益合同没有专门做出规定，合同法作为规范合同关系的一般法，理应对第三人利益合同做出具体规定，所以，从世界各国和地区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发展分析，以及从我国的实际需要出发，我国立法确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参考文献：　　[1]杨丽君：《论英美法合同相对性原则》[J]，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　　[2]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