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学家排名前十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是由中国国家教育部主管、武汉大学主办、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负责出版的人文科学类综合性学术期刊，由1930年创刊的《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发展而来，已有近80年的发展历史。今天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为双月刊，逢单月6日出版，128页，大16开本，向国内外公开发行。解放后，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教授、吴于廑教授，著名哲学家、前武汉大学校长陶德麟教授先后任《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主编。现任主编是著名经济学家顾海良教授，常务副主编是政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叶娟丽教授。本刊宗旨在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学术事业，开展学术争鸣，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本刊结合武汉大学的文科科研优势，主要开设有哲学、中外语言文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等固定栏目，刊发的文章强调学术创见和理论深度，要求关涉学科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关注国家、教育部重大或重点课题研究成果，力求代表本学科的最高学术水平。《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的整体学术质量始终处在中国高校文科学报的前列，现为中国社会科学综合类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的来源期刊和美国剑桥科学文摘《社会学》文摘的索引源刊物。2010年，再次入选“湖北十大名刊”；2002年、2006年，连续被评为“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全国三十佳社科学报”；2005年，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奖，其专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入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栏”； 2006年，入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2009年，获首届湖北出版政府奖期刊奖。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收录　获奖情况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首届）全国社科综合类核心期刊湖北省社科优秀期刊 一、作者必须在文中提供的规范数据项　　首页内容包括：标题、基金项目的类别和编号、摘要、关键词和正文；不要出现作者的任何个人信息（见样本）。　　尾页内容包括：中文标题、作者署名、作者简介（包括学校、院或系、职称、博士学位、邮编）、英文部分（包括标题、署名、通讯地址、摘要、关键词）以及具体联络方式（见样本）。 关于论文字数 每篇论文必须7500字以上，每版面1500字，即每篇论文至少5面以上；摘要200字以内，切忌写成内容简介；关键词3-5个。 关于电子文本 来稿要求一律用方正或Word排版，提供文稿的同时提供文章的电子文本。 关于数字用法 1、必须用阿拉伯数字的情况：公历年、月、日、时；中国民国纪年；日本年号纪年；记数与计量等。　　2、必须用汉文数字的情况：夏历；中国清代以前历史纪年；惯用语；邻近两个数字并列连用，表示概数，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关于注释和参考文献的规范（见样本） 1、注释主要用于对文章篇名、文内某一特定内容等作必要的解释或说明。注释统一放于正文末、参考文献之前。序号用带圆圈的阿拉伯数字表示，标于注释内容的右上方。　　2、参考文献的序号按在正文中出现的顺序排列，用数字加方括号表示，标于引文后面的右上方；参考文献的起止页码用圆括号的形式列于正文中参考文献序号之后；相同的参考文献在正文中使用同一序号。　　3、参考文献按序号集中列于正文后的注释之后（如果有注释的话），序号左顶格。　　4、参阅某一文献而在正文中没有引用具体文字资料的文献，按序号集中列于前述被具体参引的文献之后。　　5、关于参考文献的标注规范，共分为几大类：　　（1）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如果存在不同版本，注意一定要用最新版本，且引号内的原话不得有误，如样本的参考文献[1]~[5]；　　（2）中文报纸：须在文中标明文章具体来自报纸的第几版，如样本中的参考文献[6]；　　（3）中文著作、中文期刊及外文著作的中译本：如样本中的参考文献[7]~[10]；　　（4）中文古文献：如样本中的参考文献[11]~[17]；　　（5）外文著作、外文期刊及外文报纸：如样本中的参考文献[18]~[21]；　　（6）中文博（硕）士学位论文：如样本中的参考文献[22]；　　（7）外文博（硕）士学位论文：如样本中的参考文献[23]；　　（8）中文档案：如样本中的参考文献[24]；　　（9）外文档案：如样本中的参考文献[25]；　　（10）国际学术会议论文：如样本中的参考文献[26]；　　（11）网络文献：如样本中的参考文献[27]。

王国维、金岳霖，还有个学贯中西但主张一夫多妻的，忘了叫什么了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中国现代国学大师。吕氏治学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即坚持不懈地涉猎古文献，又广泛阅读新出书籍报刊，借鉴西方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 。吕思勉视野宽广，著述宏富，其中《白话本国史》具开创之功，《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四大断代史和《吕思勉读史札记》更是久负盛名，现将上述六大吕著史学名著的最新修订版本汇为珍藏套装，奉献给广大读者。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说：“中国通史的写作，到迄今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史家严耕望于《治史答问》言：“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并谓吕思勉为“通贯的断代史家”。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中国现代国学大师。吕氏治学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即坚持不懈地涉猎古文献，又广泛阅读新出书籍报刊，借鉴西方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 。吕思勉视野宽广，著述宏富，其中《白话本国史》具开创之功，《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四大断代史和《吕思勉读史札记》更是久负盛名，现将上述六大吕著史学名著的最新修订版本汇为珍藏套装，奉献给广大读者。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说：“中国通史的写作，到迄今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史家严耕望于《治史答问》言：“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并谓吕思勉为“通贯的断代史家”。全套六种十一册：白话本国史 （全两册）本书共五篇：上古史；中古史（上、中、下）；近古史（上、下）；近世史（上、下）；现代史。分上下两册，共百万余字，洋洋大观，以朴实流畅的笔调，对这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进行叙述、考证和议论，是吕思勉先生所写的第一部通史著作。《白话本国史》全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是吕思勉先生所为写的第一部通史著作。1920年12月，拟定写作序例，至1923年完成全书的编撰。1923年9月，《白话本国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并一再重印，成为20世纪23年代发行量很大的一部中国通史。1931年，吕先生应商务印书馆的要求，对第三篇第一章“南宋和金朝的和战”的文字作了一些修改和删节，作为国难后的修订本继续发行，1935年，修订本已发行到第四版。本次《白话本国史》的新版，以一九二三年商务印书馆初版为底本，参照了作者生前的修改和吕翼仁先生的校订，原书直排繁体、双行夹注，现必为横排繁体、单行夹注。原书的一些讹误也作了改正，其它如皆惯用词、行文遣句、概念术语等，则基本未动。作者的眉批，新版以页下注的方式以注明，以便读者参考。《白话本国史》采用的是民国纪元的方法来纪年，以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为基准，民国纪元之前是倒向逆推，称民国前某某年，简称前某某年。先秦史本书是中国现代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所著四部断代史的第一部。本书初版于1941年，后多次重版，是研究上古先秦史的最基本参考书之一，已成为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与吕著其他各部断代史一样，本书也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为政治史，按历史事件的顺序编排；后半部为社会经济文化史，采用分门别类的办法叙述。 《先秦史》是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断代史系列著作的第一部，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列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专著汇编之二，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书后附有人名、地名、引用书目和篇名的索引。《先秦史》在“论古史材料，古史年代，中国世族起源及西迁，古代疆域，宦学制度，自谓甚佳”。秦汉史本书是吕思勉先生的四部断代史之一。吕思勉系中国近代的史学大师，著述丰富，成就卓著。本书初版于1947年，后多次重版，是研究秦汉史的最基本参考书之一，已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与先期出版的《先秦史》一样，本书也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为政治史，按历史事件的顺序编排；后半部为社会经济文化史，采用分门别类的办法叙述。本次《秦汉史》的新版，以开明书店的实版本为底本，吸取了作者各杨、吕诸先生的校订成果，并将原书的繁体直排、双行夹注，改为繁体横排、单行夹注。除订正子原书的一些讹误之外，其它如习惯用词、行文遣句、概念术语等，均未予改勋。《秦汉史》的札録，原是作者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所做的摘録，文字非常简略，有些只是揭示性的辑要，但都标有相应的页码，现以页下注的方式，附在正文之中，以便读者参考。

钱穆先生的弟子、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曾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这一论断正被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所接受。陈寅恪 教授之教授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陈寅恪有多传奇？就出身来讲，他的祖父陈宝箴，曾出任湖南巡抚，他的父亲陈三立，是著名的诗人，“清末四公子”之一。就学问来讲，他是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诗人，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并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就经历来讲，他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一流学府任教，人称“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就异秉来讲，他的侄子陈封雄说：“他（陈寅恪）通晓十四五种文字。除英、法、德、日、俄、希腊、匈牙利、土耳其、阿拉伯文外还懂梵、巴利、蒙、藏、满、波斯、突厥等文字……以及许多中亚细亚已经死亡的文字”。还有件事，抗战爆发，陈寅恪的参考书全部焚毁于战火，几乎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引用的典籍就达上千种。陈寅恪还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凭记忆创作了《柳如是别传》和《元白诗稿证笺》等著作。所以，郑天挺称赞他是“教授中的教授”，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五六十年代流传过一句话：“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1949年，国民党节节败退，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作为教育部长的杭立武，在这树倒猢狲散的时刻，并未忘记那些专家学者，提出了“抢救学人计划”，他懂陈寅恪的价值，多次派人向陈寅恪说请他去台湾，均被陈拒绝。后又劝陈到香港，也被拒绝。杭立武又拉着财政部长亲自上门劝说，说只要陈寅恪去香港，马上送陈一套洋房和10万港币，陈寅恪依然不为所动。他又请傅斯年出面做工作，傅斯年因此多次致电陈寅恪，请他去台湾，只要答应去，马上派飞机来接，故有“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一说。但是，陈寅恪自始至终坚持不出国、不去台湾。陈寅恪先生的为人，全见于他所写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文中说：“（王国维）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於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吕思勉 一本书畅销80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曾说：“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该读一本中国史，那么吕思勉的作品不可错过。吕思勉是谁？他是“中国史学四大家”之一，他也是“国学宗师”钱穆的老师。吕思勉通晓文、史、哲，学风严谨，眼界开阔。他的史学作品，总能给出精彩的评论，让枯燥的历史也变得有趣，令人耳目一新。《白话本国史》初版封面1934年，吕思勉为当时的青年学生写了一本《白话本国史》，原名《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顾名思义，是吕思勉先生为当时高中生写的一部中国通史教材，语言通俗易懂，又不失由文言转白话的雅致的民国风韵，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这本轰动一时的著作，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新式通史”。吕先生的这部中国史著作，开了用白话写中国通史的先河，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把厚重的历史讲得轻松有趣。自问世至今，畅销80余年，被海内外读者誉为“一本书读懂5000年中国史”。吕思勉的学术领域，尽管以史学为主，却兼及传统之学诸多领域，包括目录学（《经子解题》等）、文字学（《章句论》等）、文学（《宋代文学》《论诗》《小说丛话》等），他对传统医学（《医籍知津》）也有研究，还创作过新小说（《中国女侦探》等）。盘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大师，论涉足之广，少有其比者。而他的史学著述，也涵盖了史学方法论、中国通史、断代史（从先秦到隋唐五代以及近代史）、专门史（涉及社会、民族、文化、学术、经学、理学、政治思想诸分支学科）、史学札记、教科书、通俗读物等诸多领域，无论通贯古今，还是横跨诸界，在同时代史学大家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吕思勉著作之富，同样少有其匹，《全集》达二十六卷，超过二陈，而与钱穆相颉颃（《钱宾四先生全集》五十四卷而为三十二开本，《吕思勉全集》二十六卷却为十六开本，考虑到钱穆享寿比吕思勉长二十二年，他们师生著述之繁富应不相上下）。在史学识见上，吕思勉贯彻了“博赡仍是为学大道”的治史取向，故严耕望《治史三书》有《通贯的断代史家》专文平章，说吕氏史学“应属撰史，不是考史”。所谓“考史”，即章学诚所说的“考索之功”；而所谓“撰史”，应即章氏推许的“独断之学”，也即严氏表彰的“建立新史规模”。在四大家中，吕思勉成就不在其他三家之下，声光却远逊于南北二陈与钱穆。但在民国时期，吕思勉仍获得学术共同圈的高度认同，他是当时教育部为数不多的部聘教授之一。即便1950年代全国教授首次评级时，他依旧是为数寥寥的一级教授之一。上海史学界唯有他与周谷城同为一级（据屈宁《1950年代的教授分级与史学大家》，周谷城初定为二级，官方最终公布时升为一级。尽管不知他是否以丰沛故人而荣膺一级，却也凸显吕思勉史学成就乃众望所归），足见当时评级非学术因素干扰还算有限，远不像近年那样不堪入目。闻知吕思勉逝世，顾颉刚日记即下盖棺之论：“全国中精熟全史者唯此一人。”其时，南北二陈尚活跃史坛，同为学术圈内人，这一评断应是经过拿捏掂量的。谭其骧指出：“近世承学之士，或腹笥虽富而著书不多；或著书虽多而仅纂辑成编。能如先生之于书几无所不读，虽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所创获者，吾未闻有第二人。”海外学者杨联升表示，吕思勉是他“最敬仰前辈学人之一”。业师程应鏐先生也说：“执教光华大学常聆诚之先生讲论，淹博渊深，曾自叹寅恪先生外，并世无第二人。”钱穆 “一代宗师”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中国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 ）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陈垣 桃李满天下走进北京师范大学，有两座铜像一东一西，彼此相望，一座是孔子，一座是老校长陈垣。他们在教育史书上一古一今，彼此守望，给这所师范大学树立了为人师表的榜样。陈垣这个名字可能会让现在的人们有些陌生。但在20世纪初，这却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作为一位史学大家，他并不像著名学者胡适、国学大师王国维那样有着广为流传的故事，但在学术界，他的学问是没有人不叹服的。同时，陈垣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一生从事教学七十余年，教过私塾、小学、中学、大学。在这七十余年中，他还曾担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为祖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桃李满天下。在学术方面，陈垣堪称史学泰斗。他的专长除了中国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还有中西交通史、校勘学等等，而且他在每个方面的研究都是开拓性的。他的许多著作都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陈垣与国学大师王国维齐名，而王国维去世后，他又与史学奇才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

古代无国学大师之说一般是近现代才有 国学大师

梁漱溟、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