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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叶草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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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自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深受儒家、道家的影响,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逐步走上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道路,一步步中国化、民族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1)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除了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时代契机,应有思想文化本身的根据。笔者认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内在机制是文化选择与重构。选择和重构是同一机制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蕴含,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两种文化的融合。  作为外来文化形态的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首先归因于文化选择机制的作用,即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选择。  第一,文化选择的根本依据在于需要与价值的契合。  佛教要在中国生存、流传,必须取得中国社会政治和传统文化的认可、宽容和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也需要佛教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营养和补充。而佛教具有满足这种需要的独特价值:  宗教价值。中国人宗教的观念、感情淡漠,这与本土宗教发展不充分、不完善相关。中国人首先是把佛教作为宗教引进的。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传来说记载:“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2)遂有西行求法之举。在初传时期,中国人以固有的宗教信仰眼光视之,即把佛教看作神仙方术之一。如汉楚王刘英把释迦牟尼与黄帝、老子并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词”(3)。正如朱黼说:“三代以上,不过曰天而止,一变而为诸侯之盟诅,再变而为燕秦之仙怪,三变而为文景之黄老,四变而为巫蛊,五变而为灾祥,六变而为图谶,然后西方异说,乘其虚而诱惑之。”(4)佛教的传入,给中国人的宗教生活注入了新气息。对于佛教的宗教价值,封建统治者深知:“若彼愚夫、愚妇,理喻之不可,法禁之不可,不有鬼神轮回之说,驱而诱之,其不入井者几希。”(5)哲学价值。佛教既是一种信仰方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一般说来,宗教以信仰为基础、以解脱为目标,重体验亲证;哲学以知识为根据、以真理为终的,重概念分析。但二者的矛盾和对立,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往往又相融相通。费尔巴哈指出:“十分明白:哲学或宗教,一般地说,亦即撇开它们独特的区别来说,乃是同一的,因为思维者和信仰者是同一的实体,宗教的形象也就同时既表现思想,也表现事物。的确,每一种一定的宗教,每一种信仰方式,同时也是一定的思维方式,因为任何一个人决不可能相信一件实际上与他的思维能力或表象能力相矛盾的东西。”(6)佛教虽强调信仰,却终究不能不以某种方式诉诸理性,从而表现为人的思想和行动。佛教以哲理为基础,宗教信仰建筑其上,宗教信仰和哲学思辨紧密结合。佛教作为宗教唯心主义,从本质上说是和科学、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但其中包含了辩证法颗粒和唯物主义因素,尤其是一些范畴闪烁着人类智慧的火花,其哲学思辨水平要高于其他任何宗教。梁漱溟将宗教分为两个等级,唯有佛教处于最高一级。(7)恩格斯也高度评价了佛教的辩证法因素,认为佛教处于人类辩证思维发展的较高阶段上。(8)中国古人重直觉轻分析,不重视理性的思辨和构建严密的体系,“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精神是不充分的。这样,佛教便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引力和魅力。田昌五指出:“佛教之所以久传不绝,关键在于它有自己的一套哲理。它既是宗教,又是哲学。就印度和中国佛教史来看,它的盛衰是与其哲理的发展程度分不开的。其哲理得到发展,它就盛行于世,其哲理得不到发展,它就要衰落。”(9)佛教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学艺术等价值。  第二,文化选择的主要表现在于包容与适应的协调。  中国传统文化面对佛教的传播、发展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和同化力,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而鲜明的主体意识。中国文化经过长期“如琢如磨”的发展,已经逐步走向成熟。两汉时虽“独尊儒术”,但并不能真正做到“罢黜百家”,而且在儒家内部也分化为不同的学派。文化的多元性正是其生命力所在。陈独秀认为:“盖文化之为物,每以立异复杂分化而兴隆,以尚同单纯统整而衰退,征之中外历史,莫不同然。”儒家思想适应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和封建宗法伦理关系的需要,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人文主义和道德理论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也是抵制、同化任何外来思想的核心力量。“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李斯语)中华文化犹如大海,它是不会拒绝江河的汇入的。有了这种恢宏之气,是能够正视自身和外来文化的长短优劣,取寸之长补尺之短,而不会视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文化交流和碰撞,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佛教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同化,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主要体现在:对封建政权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出世的僧人高于在世的俗人,僧人见了王者不跪拜,这种“无君无父”的主张与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形成了尖锐冲突。一些佛教领袖深知王权的重要性,提出了不少主张予以适应。如法果吹捧当时的统治者“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10)道安也认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1)虽有象梁武帝这样的统治者力图使佛教国教化,但神权始终未能摆脱对王权的依附。对宗法伦理的适应。佛教作为外来文化有着与本土文化大相径庭的背景,许多原始教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和名教纲常相抵触。为了适应中国伦理道德观念,在《六方扎经》、《善生子经》、《善生经》等佛经翻译中,通过选、删、节、增等手法,作了相应的调整。如佛典原本《对辛加拉的教导》列举了作为妻子的五项美德:“善于处理工作”,“好好地对待眷属”,“不可走入歧途”,“保护搜集的财产”,“对应做的事情,要巧妙勤奋地去做”。汉译则作了修改:“一者夫从外来,当起迎之;二者夫出不在,当炊蒸扫除待之;三者不得有淫心于外夫,骂言不得还骂作色;四者当用夫教诫,所有什物不得藏匿;五者夫休息盖藏乃得卧”。(12)中国宗法家族系统提倡“夫孝,德之本也。”(13)“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4)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家族伦理的轴心和维持家族组织结构及秩序的重要杠杆。佛教通过翻译经典,撰写文章,注疏《盂兰盆经》,举行盂兰盆会,举办“俗讲”等,大力宣传孝道论。如孙绰宣扬出家修行是更高的孝行:“父隆则子贵,子贵则父尊。故孝之贵,贵能立身行道,永光厥亲。”(15)对鬼神观念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佛是人不是神,虽有超凡的智慧和能力,并不能主宰人世的吉凶祸福。传入后佛、菩萨、罗汉等都成了能飞行变、住动天地的神仙至人。印度佛教讲业报轮回,但并没有主体。传入后接受了灵魂不灭的观念,把不灭的灵魂作为轮回的主体,把不断的神性作为解脱的根据,迎合了中国人的心理需求和文化观念。如慧远宣扬三业、三报、三生的因果报应思想,提出不灭的神(灵魂)是承受果报的主体,并用薪火之喻来论证神不灭。中国人根据因果报应论以有神论看佛教,而慧远的说法是其典型论述。  第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文字在文化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佛教传入之初,必须依附中国传统文化。初而依附传统的神仙方术,被视为九十六种方术迷信之一。早期来华的僧人也采用流行的神仙方术手法,附会宣传,吸引徒众。如安世高“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16),昙柯迦罗“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该综”(17)。继而依附道家及玄学,称之“佛道”。当时中国人释阐佛经多用“格义”方法,即把佛理与玄儒两家的学说范畴相比附。这不利于准确地把握佛教理论,外来佛教经中文讲译,而消融于古汉语的思维形式中。如“如性”范畴格义为“本无”、“真如”,被视为派生万物之本原,与本义“如实在那样”相去甚远。鸠摩罗什已意识到这一点:“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18)但这在两种文化文流、选择之初是不可避免的,今天的翻译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这也不全是坏事,对于佛教在新的文化氛围中传播进而融合具有积极的意义。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创造,形成了既综合中印文化而又不同于中印文化的新学说,开创了一种新的思想境界和文化形态。  进一步来看,在依附和“格义”背后有更深刻的思维模式问题。不论是名僧还是一般徒众,必然是以中国人的“眼光”看佛教,这就是文化背景、思维模式或“主体的认识图式”问题。即使人们主观上竭力避免偏见、成见、定势,客观公正地理解佛教,而实际效果上还是摆脱不了“中国人”的烙印,排除不掉头脑中长期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方法、两种现象同时存在,在佛教中“我注佛经”与“佛经注我”同样存在。中国佛教学者大多先受儒家学说洗礼,再经道家思想熏陶,然后接受佛教理论,这以两晋南北朝时代最为突出。如慧远在追忆自己思想转变过程时说:“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19)僧肇也说:“尝读老子《道德章》,乃叹曰‘美则美矣,然期栖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后来读《维摩诘经》,“欢喜顶受,披寻玩味,乃言始知所归矣。因此出家。”(20)他们这种知识结构形成的程序和层次,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和左右他们对佛教思想的理解和把握,从而对两种文化的融合汇通产生重要影响。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重构机制是指在文化选择基础上,双方力图按自己的模式去建构、塑造、规范对方,并相互吸收、相互促进,最终创造出民族化的中国佛教和融汇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第一,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范畴、命题和理论探讨了相同或相近的问题,作出了相同或相近的回答。这首先成为两种文化的结合点,成为融合、重构从可能到现实转化的中介。由此两种文化的融合、重构才逐步展开。  从总体上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通性或相似性在于二者都是一种独特的人学,都对人、人生作出了独到的哲学观照。中国传统文化洋溢着浓厚的人文主义气息和韵味,传统哲学是一种社会政治、人生伦理哲学,它始终把热情投注在人、家庭、社会上,寻求道德上的和谐与完善。孔学的核心是人学,孔子的最大贡献是把中国思想界的着眼点“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开了中国人文、人本思想的先河,此后中国思想之河便沿着这一渊源流淌着。而佛教作为宗教,其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人的绝对本质、人的上帝就是人自己的本质”,“神学的秘密就是人学。”(21)马克思说:“宗教是那些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22)佛教包括宇宙观、人生观、伦理学、认识论等多方面内容,但这些并不是等量齐观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包融于人生观和伦理学之中,是为人生观和伦理学服务的,都是为论证人生解脱的因与果的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佛教也是一种独特的人学。这样,双方便找到了对话的基础。从微观来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相通或相似之处。如,关于佛性与人性。中国传统文化所讲人性主要是探讨人类异于、优于禽兽的特殊属性;佛教所讲佛性主要是探讨众生成佛的根据、条件。两者异中有同,人性论讲人性的善恶,佛性论也讲本性的善恶,在内涵上有相似处。佛性论虽以一切众生为本位,但讲众生主要是就人而言,因此佛性论蕴含了人性论。大乘佛教一般是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也有主张一阐提没有佛性的,这相类于性善性恶之争。无论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倾向于主张人性平等、人人都可能实现理想人格,“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主张也承认人性平等,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佛性论与人性论的相通导致中国佛教从善恶方面讲佛性,如延寿认为:“若以性善性恶凡圣不移,诸佛不断性恶,能现地狱之身;阐提不断性善,常具佛果之体。若以修善修恶就事即殊,因果不同,愚智有别。修一念善,远阶觉地;起一念恶,长没苦轮。(23)关于“六度”与伦理。大乘佛教认为没有众生的解脱,就没有个人的真正解脱,所以提出“救苦救难”、“普渡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等,将以个人修习为中心的戒定慧三学扩充为具有广泛社会内容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体现了大乘佛教的伦理道德观念,一“大悲为首”、“慈悲喜舍”作为佛教道德的出发点;二“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作为僧侣的行为准则;三“自利利他”、“自觉觉人”作为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思想基础,这与儒家如出一辙。难怪佛教学者常将五戒与五常相等同,如契嵩认为:“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24),“儒所谓仁、义、礼、智、信者,与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无我、曰智慧、曰不妄言绮语,其目虽不同,而其所以立诚修行善世教人,岂异乎哉?”(25)  第二,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大量的互补因素,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种文化的相互补充,成为文化重构的重要动因和初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完善自身,佛教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所得,有所取,补充是相互的双向的。但外来文化、本土文化不同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二者的交融中,佛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补充是主要的,如果一种外来文化只能“索取”不能“奉献”,那注定不能被认同和接受。佛教具有较高的哲学思辨水平,在人生的本质、人的认识能力、世界的本原本体、彼岸世界等问题上,对中国传统哲学作了相当精细的补充或予以某些启迪,推动中国传统哲学提出了新的范畴、命题和方法。如时空概念,“《易》有太极,《老》言自然,《周易》首创‘乾坤’二卦,《淮南》始标‘宇宙’之名。从此时空概念渐趋明确。自佛学输入,名相分析日益繁富,”佛学输入了“世界”概念,“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时间起于刹那,空间别于极微,时间则通三世,空间则统十方,较之旧说,更为圆满。”(25)佛教也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吸取了营养,如竺道生首唱“一阐提亦可成佛”,正是儒家“穷理尽性”和“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启迪的结果,他还直接用“穷理尽性”来解说《法华经》的“无量义定”(28),而他“入理言息”、“得意忘象”的思维方法则来自道家和玄学。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比较圆满的信仰方式,也刺激了本土宗教信仰的发展。方立天认为:“道教的成立有其多方面的深刻原因,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些人对外来的佛教反感,作为对佛教的反应,中国原有的阴阳家、神仙方术和巫术等汇合一起,形成了道教以与佛教相抗衡”(16)。佛教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因素,增强自身对中国社会的适应力和对广大徒众的吸引力。如康僧会吸收元气说来宣扬神不灭论:“魂灵与元气相合,终而复始,轮转无际,信有生死殃福所趣。”(29)慧远引黄帝的话来论证形尽神不灭:“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30)印度佛教本不重视也不清楚自己已往的确切年代和传法世系,但传入后,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反映到佛教中来,佛教依照世俗宗法的继承关系,建立了一套法嗣制度和财产继承制度。任继愈在论禅宗时指出:“禅宗思想中国化,首先在于使生产、生活中国化,把小农经济的机制运用于寺院经济生活。其传法世系,也力图与中国的封建宗法制相呼应,寺主是‘家长’,徒众是子弟,僧众之间维持着家庭、父子、叔侄、祖孙类似的传法世系”,“这也是受南北朝到隋唐以来中国封建门阀世系谱牒之学的影响的反映。”(31)另一方面,儒家依照佛教法统提出了自己的道统说。韩愈首先提出儒家传道系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文武以是,传之周公、孔子”(32)。佛儒道三教自然有不同的功能,但在为封建集权制度服务上却取得一致。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封建统治者对待佛教象对待本土宗教一样“为我所用”,在此问题上不存在华夷之辩、主客之分。各代思想家也极力宣扬这种功能上的一致。慧远指出:“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相同”,“内外之道,可合而明”,“虽曰道殊,所归一也。”(33)。南朝宋文帝认为:“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34)。隋文帝赞誉灵藏说:“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35)契崇主张:“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36)实际上,统治者鉴于儒教治世、佛教治心、道教养身的不同功能,自唐太宗始行三教并行政策,后来不同时期虽有所偏重,甚至出现“武宗灭佛”,但三教并行总趋势并没有改变,唐宋之际形成三教合一思潮。在宋明理学形成前,“三教合一”主要指三教以不同功能共同服务于封建宗法制度。  第三,不同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新形态的形成、创造,成为文化重构的最高表现。在一定发展阶段,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成为佛教最显著的表现形式,反之亦然。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为中国文化发展开创了多方面可能。汉代,儒家取得独尊地位,但其哲学思辨特别是本体论发展并不充分。魏晋时期以道家思想阐释儒家名教的玄学兴起,谈本论末,说无讲有,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从宇宙生成论向本体论转变。由于玄学的强大影响,直至东晋后期,以空(无)为中心的般若学始终是佛学的主流。总体上说,道安时代的般若学是依附玄学、玄佛合流的产物。按基本论点差异可分心无、即色、本无三派,其矛盾分歧大体上与玄学贵元、崇有、独化各派呼应,并未超出玄学的水平。随着独化论的出现名教与自然关系问题已圆满解决,玄学走入穷途末路,时称“不能拔理于向郭之外”。姚秦时期,鸠摩罗什带来的大乘般若学从根本上冲击了传统的思维方式,这集中体现在僧肇对三派性空理论所作的批判和超越。他认为三派讲空不得要领,都把无有绝对对立,各落一边。他则从万物无自性故不真,不真故空的境界理解有无,不落两边,求乎中道。僧肇般若学把玄佛合流推向顶峰,也是玄佛合流的终结,是佛教中国化和中国哲学本体论发展的新阶段。此时,竺道生经独立思考,孤明先发,首倡阐提成佛之说,此说正是在般若空义思维方式基础上,吸收、发掘中国传统人性论和直觉思维方式的深厚底蕴构建的佛教哲学体系,是佛教理论的自身完善,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佛性论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至隋唐佛教中国化基本完成,形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佛教宗派。这些宗派提出了许多与印度佛教不同的命题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如禅宗以心性论为核心,将其与本体论、成佛论结合起来,是对中国传统心性论的重大发展,对宋明理学有着深远的影响。理学濂、洛、关、闽各家,无一不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双向重构的最后完成。从此,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发生质的变化,统治集团以儒教代替佛道二教的思想渐占上风。史浩认为:“盖大学之道,……可以修心,可以养生,可以治世,无所处而不当矣,又何假释老之说耶?”(37)这种口气和眼光明显有别于韩愈以来排斥佛老的儒教人物,表明儒教力图拥有绝对权威。佛道思想家也从不同角度推崇儒教,甘愿辅助,道教佛教进一步儒教化。知礼认为:“凡立身行道,世之大务。虽儒释殊途,安能有异?必须先务立身,次谋行道。”(38)智圆自号“中庸子”(39),契崇撰《中庸解》五篇盛赞儒家中庸之道。理学形成后三教合一的实质是合于理学了。  综上所述,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有其内在根据和必然。在文化选择和重构机制作用下,通过吸引、适应、调和、共存、互补、创造等环节,由点到面,自浅入深,逐步融合,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和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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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走出自然——从苏轼的山水诗看自然诗化的走向及其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10000字。 2.《对传统士大夫人格的超越——论苏轼黄州时期的思想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10000字。 3.《论苏轼岭海时期的思想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10000字。 4.《论余秋雨散文的文化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10000字。《金庸小说与民族文化本体的重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10000字。《苏轼、朱熹文艺观之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10000字。 《“侠客行”专栏(共十篇)》,《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6月,30000字。《“古道酣歌”(共七篇)》,《雅周末》,1996年11月,15000字。《山东作家群的道德意识》,《雅周末》,1996年12月,3000字。 《“三统”与文化保守主义》,《雅周末》,1996年10月,3000字。《〈聊斋志异〉中的道德宿命意识》,《雅周末》,1996年11月,3000字。《大俗大雅,至幻至真》,《雅周末》,1996年10月,3000字。《孔子仁学与现代人》,《中国文化报》,1998年2月,3000字。《挥之不去的文化理想——谈山东作家群的道德意识》,《中国文化报》,1998年4月,3000字。《传统事功精神的新开展》,《人文杂志》,1998年第4期,4000字。 《试论汉赋之美的本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9000字。《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中国水利报》,1998年11月,4000字。《六朝骈文的美质美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8000字。《金庸小说的文化价值》,《东方学》(韩国),1999年1月,5000字。《百年文学》,《北京晚报·世纪导刊》,1999年1月,12000字。《骈文之美辨正》,《论衡》,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20000字。《试谈中国禁毁小说的概况及禁毁因由》,《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8000字。《试论唐、宋古文运动的成因及特质》,《东方学》(韩国),1999年12月,20000字。《唐宋意识形态的嬗变与宋词繁荣的文化动因》,《中国文学的文化思考》,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年3月,21000字。 《中国古代散文中“文”、“道”观念演变之考辨》,《东方学》(韩国),2000年12月,25000字。《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光明日报》,2001年4月,3200字。《论原始儒家的伦理思想对于建构普世伦理的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8000字。《武打、武侠、无赖》,《人民日报》,2001年12月,1200字。《“金庸”不是神话,学术不能“随感”——对陈冲批评的回应》,《文学自由谈》,2002年第2期,3500字。《从〈东坡易传〉看苏轼文艺思想的基本特征——兼与朱熹文艺思想相比较》,《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14600字。《试论“三苏”蜀学的思想特征》,《福建论坛》,2002年第3期,11000字。《苏轼的山水诗与自然诗化的走向》,《文学前沿》(第五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12000字。 《试谈金庸小说对于建构民族文学的启示》,《2000年北京金庸小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21000字。《再答陈冲》,《文学自由谈》,2002年第6期,3500字。《从〈东坡易传〉看苏轼的情本论思想》,《福建论坛》,2004年第2期,7000字。《〈东坡易传〉与苏轼的文艺观》,《中国第十二届苏轼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8月,15000字。 《古人苏、辛词百则评阐释》,《中国苏轼研究》(第一辑),学苑出版社,2004年8月,13000字。《武侠小说与文学雅俗之分的文化机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005年7月复印,5000字。《东坡易传与传统事功精神》,《中国苏轼研究》(第二辑),学苑出版社,2005年7月,9000字。《诗词“文化欣赏”举隅》,《惠州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011年第4期复印,7900字。《“发愤以抒情”到“诗是穷人物”——屈原、苏轼诗学精神内在联系之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第5期,10000字。《〈毗陵易传〉的思想理论特征》,《苏东坡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1月。11000字。《苏轼诗文悲剧意识的特质》,《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2期,6500字。《论化时间为空间的诗词之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7月,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011年第7期复印,7000字。《“向死而生”:先秦儒道哲学立论方式辨正——兼与海德格尔的“为死而在”比较》,《中国人大学报》,2012年3月,14700字。 《孔子思想中的“自足性”》,《光明日报》,2012年7月,3000字。《文化视野下的诗词之美》,《紫光阁》,2013年第5期,7000字。《金庸小说的悲剧意识》,《中华文化论坛》,2013年第4期,6500字。主要专著1、《隐士与解脱》,作家出版社,1996年12月,12万字。2、《陆游诗选注》,大连出版社,1997年1月,30万字。3、《苏轼词选注》,大连出版社,1998年1月,27万字。4、《古道酣歌》,海天出版社,1998年12月,13万字。5、《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50万字。(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7万字。) 6、《文学与文化的张力》,学林出版社,2002年5月,5万字。7、《中国古代文学史(唐宋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32万字,获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优秀教学科研成果一等奖。8、《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学苑出版社,2003年5月,47万字,获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修订版,学苑出版社,2004年4月,6万字) 9、《唐诗宋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8万字。(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8万字。)10、《国学之光——近代国学大师论著选读》,冷成金、沈广斌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337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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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卑斯1013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其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即“厚德载物”,“大象无形”的胸襟和气质,但也存在着种种不足,最主要的就是作为一种价值思维方式所具有的不合理所带来的封闭性、保守性、落后性、及儒家伦理发展中的非主体性。 任何一个民族只要有其发展的历史,就有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延续下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愈悠久其传统文化也就愈雄厚。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历史上的文化,是一种具体的文化形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其形式是多样的,但核心系统是思想 ,即以儒家思想为主,通过融汇吸收各家思想和外来思想文化而形成的体现中华民族主体意识的思想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的最大优势,就在于自古以来造就了的特有的、优越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气质,这种精神和气质的集中表现,用古人的话来说,在于“厚德载物”、“大象无形”的胸襟和气概 。 “厚德载物”一语出自《周易•易传》:“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在这句话的前面是“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主张国人君子要学习天地之势,掌握阴阳之理。天属阳,代表刚健、有为、进取 ,所以君子要学习“天行健”,永远自强不息;地属阴,代表诚厚、宽容、顺达,所以君子也要效法“地势坤”,有大地一样的胸怀,以“厚德载物”,能够包容和负载多种多样的世事、人生、物类 ,使之相互和谐,生长繁息。显而易见,在社会生活中,以博大的气势,造就“厚德载物”的环境和条件,是造成勃勃生机和万千气象的前提。 “大象无形”一语出自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一章:“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等说法,意思是:“宏大的方正 (形象 )一般看不出棱角,宏大的 (人 )材 (物 )器一般成熟较晚,宏大的音律听上去往往声响稀薄,宏大的气势景象似乎没有一定之形”。“大象无形”可以理解为:世界上最伟大恢宏、崇高壮丽的气派和境界,往往并不拘泥于一定的事物和格局,而是表现出“气象万千”的面貌和场景。“厚德载物”、“大象无形”,从不同的角度讲出了共同的道理和意向。以“厚德”载万物,兼容天下,故总体上似无“定形”;由于“固无定形”而能容纳“多形”,时时吞吐吸纳外来之物,壮大丰富自己,故能看似“无形”之上,而成其泱泱“大象”……。用“大象无形”来形容中华文化的特点,概括其泱泱大度、不拘一格、包罗万象、生机无限的伟大精神气质,是非常贴切的。 可以说,“厚德载物”和“大象无形”,正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伟大国家所特有的景象、特有的气派,是一个有志于肩负人类历史重任的伟大民族共同体所需要、所应有、所能以自持的文化风格和整体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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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淡默默淡淡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文化科技也是源远流长。15世纪明代中叶以前,中国的科技都远远领先于同一时期的世界其他各国。中国古代的文化,科技对世界各国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历经千年,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步创造发展起来的,它几经建构,解构,再建构,绵延不止,生生不息,慢慢沉淀而成。它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文化的希望,是中国人对文化思想的反思。当我们的今日面临着随资讯发达的电子时代如涛涛洪水般涌来的西方文化时,还有多少人可以坚持那涓涓的细水长流呢?现在是21世纪,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国情的不同,各国所走的现代化道路,遇到的问题,阻碍也不同。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曾经反复出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向现代化的争论。一些人认为我国的传统文化已经不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的需要,并提出所谓的“现代化”就是“全盘西化”,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没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了。对此,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能走向现代化,而且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应该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悠扬悦耳的戏剧,韵味十足的书画,独特的建筑,被视为瑰宝的四大名著,这些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孔子的“未知生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教育我们要有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要关注现实人生,儒家文化中所讲的“力行近于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重知轻 ”的思想论,这告诉我们实践是知识的源泉,孟子说过“富贵不能移,贫贱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不仅是中国古代重视人的内在修养,也是鄙视那种贪婪,粗俗的物欲,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揭示了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古人在谈到对真理的追求是,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提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求真理精神,古代大同社会中有这样一句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告诉我们要团结互助,尊老爱幼。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自强不息,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精神,这些传统美德对现代人的人格塑造也是非常可贵的。我们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样国家才会更加的繁荣富强,社会才能充满温馨与和谐,才能给人带来希望和力量。文化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如果丢弃了传统文化,我们将会失去自己的根和灵魂。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其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不利于社会的进步。我们要吸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同时与外国文化的优点相结合,以此更新我们的传统文化,创造出一种真正适应中国的文化。使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80、90后的孩子们,如果你们是从周杰伦的《东风破》。SHE的《长相思》、伊能静的《念奴娇》中才开始接触中国传统文化,那岂不是太迟了吗?自从《诗三百》到《汉乐府》,从《全宋词》到班固的《汉赋》,更没提到“蓬莱文章建安骨”这浩瀚如海船般的诗词国度,又仅能是这三首歌曲所能概括的呢?不要只埋在《蜡笔小新》或是《喜羊羊与灰太狼》里不想长大。我们应该带着我们的心去走近传统文化去了解传统文化。常思将来,不忘过去,以千载文化的积沉来充实自己从而让我们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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