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车召回的论文标题

2019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发布汽车相关召回公告170个（包含工程车辆及轮胎召回），与2018年相比减少10个，其中，涉及65家车企的230余款车型，召回总量6,417,167辆，召回总量较去年下降3%。在经历了前两年国内召回高企的态势后，2019年国内汽车召回无论从品牌数量还是召回总量均回归平稳。 受到高田气囊事件的持续影响，国内汽车召回次数从2015年开始快速爬坡，并于2017年达到顶峰，近两年出现回落迹象。2019年，随着高田气囊召回工作接近尾声，国内汽车召回总量也重新回归正常水平，相比2018年大幅降低。 在2019年国内汽车召回活动中，德系品牌的召回次数为63次，成为召回最多的国别品牌，其中涉及到的缺陷部位更是五花八门，小到配电盒电缆接头，大到轮胎等部件，一方面可以看出随着汽车制造技术的进步，对于缺陷的精确追溯和批次追溯日渐完善；另一方面体现了企业在消除安全隐患方面的积极态度。 据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单次数量超过50万辆的召回仅有1次，相比2018年减少了75%，主要故障问题为国产奔驰C级和E级的“前减振器缺陷”。此外，单次召回数量超过40万辆的有2次，分别为天津一汽丰田花冠EX和威驰的“高田气囊”问题以及北京现代途胜的“机油增多”问题。 2019年度国内召回的主要特点如下： 1、持续大量投诉引发舆论关注，车企扩大召回大势所趋 虽然早在2018年初，华晨宝马就曾针对燃油泄漏问题召回过国产宝马3系16504辆。不过，由于召回范围较小，导致2019年再度爆发了大量的投诉，涉及车辆年款远不至于召回范围。为此，车质网发布了《近7万辆宝马3系存在油箱漏油风险 亟待召回》的文章，提示华晨宝马扩大召回范围。最终，在车质网呼吁和相关部门的推动下，华晨宝马基于对消费者负责任的态度，于2019年底宣布扩大宝马3系的召回范围，召回车型数量高达312,281辆，涉及2011款、2012款、2013款、2014款、2015款和2016款共计6个年款的华晨宝马3系车型，体现出了十足的诚意。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了奔驰身上，与华晨宝马不同的是，奔驰的扩大召回更多是基于自身模拟耐久测试和技术分析所得出结论而主动实施的，相同的是两次召回期间车质网也曾收到了有关于减振器断裂的投诉，但奔驰对按照召回措施新生产的车辆也一并实施了补充召回，体现出企业对于消费者诉求的重视，以及对待问题的专业严谨态度。 近年来，虽然汽车召回日趋完善，但是对于解决方案以及召回范围逐渐成为舆论关注的新焦点。面对消费者的诉求，企业是否有足够的耐心倾听，是否可以通过相关测试和分析不断改进召回解决方案，从而为更多消费者解决车辆存在的隐患，未来将成为考验企业应变能力与专业素质的关键因素。 2、新能源汽车召回占比日渐增多，动力电池成首要隐患 近年来，随着电动化技术的普及，国内新能源汽车迎来了高速增长的态势。然而，在不断涌现出的新能源汽车产品中，诸如“过热”、“起火”等问题也逐渐成为新的安全隐患，而问题的根源无一例外都指向了车辆的动力电池系统。2019年，国内汽车市场共计发起12批次新能源车辆召回，累计召回37万辆缺陷车辆，其中涉及因潜在自燃隐患而展开召回的就有6520辆，在所有新能源汽车召回中占比最高。 蔚来因动力电池问题召回4803辆ES8电动汽车开创了中国造车新势力召回的先河，说明造车新势力已经从最初的PPT造车、实施量产交付阶段，转变到了重视产品质量安全，关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全新阶段，也为其他新能源企业树立了榜样。与此同时，以宁德时代为代表的电池供应商也在这次召回事件中经受了较大的考验，如何在未来的新能源汽车产品中提升核心动力电池的质量，将安全隐患降到最低，需要企业、电池供应商以及国家相关标准制定者多方的共同努力。 3、各国别品牌质量投诉、召回占比差别大 自主品牌仍需加强召回力度 从各国别来看，2019年，德系品牌无论在召回次数还是召回总量方面都大幅领先于其他各国别品牌，共计召回63次，召回车辆约1万辆,占2019年召回总量超五成。与之相对应的来自于车质网投诉数据显示，德系品牌在2019年单纯质量类问题的投诉量占比仅为约2%，较少的投诉量与较大规模的召回说明德系品牌已经形成相对健全的召回机制，并能针对产品缺陷积极主动实施召回解决问题。 相比较而言，美系和法系品牌显然做得不够好。一方面车质网投诉数据显示，2019年美系和法系品牌单纯质量类问题的投诉量占比分别为6%和1%，另一方面针对消费者的诉求，企业在召回态度方面显然也不够积极主动，两大派系的全年召回数量加起来还不到一成，体现出对于问题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升。 2019年，自主品牌的召回次数较去年有着明显地增长，全年共计发布召回公告28次，召回车辆616,984辆，占2019年召回总量近一成。其中包括蔚来汽车因电池包热失控和起火隐患召回的4,803辆蔚来ES8车型，这也是众多“造车新势力”中的首例召回。此外，诸如华晨汽车、猎豹汽车、吉利汽车以及长城汽车等多家企业也纷纷实施了主动召回。不过，相比近年来持续走高的单纯质量类问题投诉量，自主品牌目前的召回力度仍需加强，只有正确对待故障问题，持续提高自身产品质量，才能不断缩短与发达汽车国家的差距，从而在大浪淘沙的车市中生存下来。 为便于消费者更加清晰的了解2019年国内汽车召回情况，车质网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告进行整理，按召回数量由大到小进行排序，最终得出以下排名：本文来源于汽车之家车家号作者，不代表汽车之家的观点立场。

从丰田汽车召回谈汽车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关键词: 三包；汽车缺陷；召回； 维权　　内容提要: 丰田汽车由于刹车装置存在质量问题在全球范围发规模召回，但其在美国和中国对待消费者的召回方案却大相径庭。其原因是有些观点对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称《消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质量法》）的不当理解；但同时我国相关法律也确实存在不够清晰明确的问题，而对法律法规的曲解导致了丰田公司对我国消费者采取区别对待的召回方案。本文试图纠正公众对我国相关法律的误读、梳理我国现行法律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一、丰田汽车在美国召回的方案及受到处罚　　丰田汽车2009年底由于加速踏板存在缺陷在美国召回430万辆不同种类的车型。按照美国联邦法律，汽车制造商如确定车辆存在安全缺陷，必须在5天内告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并迅速采取召回行动。由于丰田公司未能及时通知美国政府有关汽车缺陷，并采取召回措施，美国交通部于2010年3月5日宣布拟对丰田汽车公司处以超过1600万美元的最高罚款。这将是美国政府向汽车制造商开出的有史以来的最大的一笔民事罚款。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已于2月16日要求丰田公司上交与大规模召回相关的文件，包括产品数据、客户投诉等信息，以期查明丰田公司在知晓车辆存在安全缺陷后多久才宣布召回。　　美国丰田汽车销售公司与美国检察部门研究后，决定对受召回事件影响的美国所有丰田和雷克萨斯车主提供额外服务。此项额外服务主要针对担心汽车送往维修前行驶安全的丰田车主，其中包括为车主提供经济赔偿。这样的赔偿在美国有着严格的法律依据，根据《美国法典》第49编第301章中对于“缺陷与违规赔偿”中的“赔偿方式”的规定，如果机动车或配件存在缺陷，可供制造商选择的赔偿方式包括修理机动车、以等价机动车更换、减去合理折旧退车等。“制造商赔偿规划”条款规定，机动车制造商应该赔偿购买者在修理、更换、退车等合理期间内带来的成本。　　二、浙江省工商局依据地方性法规要求丰田汽车公司公平对待浙江的汽车消费者　　丰田中国公司在我国境内实施了召回。而在我国，丰田公司给出了与美国不同的召回方案，我国丰田车主只能自驾缺陷汽车至4S店去完成召回。而由此产生的相关应交通费用及经济补偿，丰田公司以我国法律没有相关规定为由拒绝赔付。　　丰田公司对中美两国消费者提供不同的召回服务，引起了我国丰田车主的普遍不满。浙江省工商局在3月14日发布了《丰田召回事件浙江消费维权措施通报》，后与丰田公司管理人员进行沟通，要求丰田公司对消费者因此召回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经过浙江工商局释法明理，丰田公司作出承诺对我国浙江地区消费者实行补偿措施，但两天后，丰田公司高管出尔反尔，表示丰田公司仅提供免费三选一服务，不向消费者提供补偿。在浙江工商局要求丰田履行承诺下。丰田公司了最终向浙江部分消费者提供了每人约三百元人民币的补偿。　　在此次丰田汽车召回事件中，浙江的消费者得到了丰田公司的赔偿，是根据浙江省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对实行“三包”的大件商品，应当由经营者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的，经营者应当上门服务或者负责运送；经营者要求消费者运送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运输费、误工费、差旅费等合理费用。”而2000年出台的《浙江“三包”商品目录》则进一步明确规定，汽车属于实行包修、包换、包退的商品，其三包期限为“一年或5万公里”。浙江省是目前唯一的将汽车纳入三包规定的省份。　　三、正确解读和适用《消法》第45条及《质量法》第41条　　1、《消法》第45条明确规定了经营者的三包义务　　有人认为浙江消费者之所以能够获得丰田公司赔偿，原因在于浙江的地方性法规对汽车产品有三包规定。而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对汽车并没有明确的三包规定，其他地方也没有汽车三包的地方性法规，因此我国其他地区的消费者就无法要求丰田公司对损失进行赔偿。事实上，这是对我国法律的误读。《消法》第45条完全可以作为相关法律依据，解决召回赔偿问题。该法第45条规定：“对国家规定或者经营者与消费者约定包修、包换、包退的商品，经营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或者退货。在保修期内两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经营者应当负责更换或者退货。对包修、包换、包退的大件商品，消费者要求经营者修理、更换、退货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运输等合理费用。”，根据该规定，产品三包分为国家规定三包和经营者与消费者双方约定三包。尽管汽车并未没有国家规定的三包，但通常经营者都会与消费者约定在一定期间内进行免费修理，丰田公司与消费者约定两年或5万公里内实行免费修理。该约定虽然未完整涵盖“包修、包换、包退”等三包服务，但明确约定了经营者的包修义务。而《消法》中对三包的规定是并列的，而非递进关系。事实上，三者都是售后服务的一种方式，并不互为条件。也就是说虽然经营者与消费者仅约定了包修，但也是经营者与消费者双方对三包的一种约定。众所皆知汽车是大件商品。对包修的大件商品，消费者要求经营者修理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运输等合理费用。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丰田等汽车厂家与消费者都有一定期限内包修的约定，因此约定的三包也可以适用《消法》的相关条款，经营者在其约定的三包期限内应对消费者承担相应的责任。　　2、因为降低成本，缩短研发时间而导致的产品缺陷不能适用《质量法》第41条的免责规定　　有观点认为缺陷产品召回不适用民事赔偿制度，根据是《质量法》第41条。事实上这种理解也是对这一条款的曲解。根据《质量法》第41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以下简称他人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生产者能够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一）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二）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三）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笔者认为，只有当今科学技术水平不能发现缺陷存在的，生产者才可以免责。对丰田汽车出现的缺陷不能适用免责条款。第一，并不是所有汽车品牌都存在刹车加速的问题；其次，就丰田汽车来说，也并不是所有车型都存在刹车加速的问题，第三，对于汽车生产者为了竞争而加快新产品的上市，缩短了新产品的研发时间或为降低生产成本，而导致产品的安全出现缺陷的，不能以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而免责。从以上三点结合现现今汽车技术水平及丰田发展的情况来看，丰田汽车的缺陷不能援引产品质量法第41条的规定而免责。四、没有汽车三包的国家规定，《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法律层级低、对违法经营者处罚轻，相关法律、法规对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只有原则性的规定，相关法律法规需要进一步完善　　1、没有汽车三包的国家规定　　1986年，国家经贸委等8部委颁布了《部分国产家用电器“三包”规定》，从此“三包”规定成为我国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行政性规章，并逐步为消费者所认同。1995年，国家经贸委、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工商局、财政部联合发布了《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该规定采用了“三包”的运作机制，又兼顾了生产者、销售者、维修者三方的利益，并将“三包”的商品范围从6种扩大到18种，明确了“谁销售、谁负责”的原则，强化了销售者对所销售产品的质量责任，而且写明了消费者申诉的途径。但同时该规定列明实行三包的商品目录。在该目录中中并不包括汽车，在以后，相继出台了电脑三包、手机三包等国家规定，汽车产品一直没有国家规定的三包。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汽车消费在我国越来越普遍。2009年我国汽车销量达到48万辆，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保有量巨大，消费者遭遇的汽车质量问题也会越来越普遍，迫切需要汽车三包相关法律的出台，帮助车主维权。但汽车三包规定在我国虽经多方呼吁，却因种种原因始终无法出台。汽车消费者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丰田召回事件让我们看到应加快汽车三包的国家规定的出台。　　2、《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法律层级较底，对违规者处罚轻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制定，并于2004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　　由于该规定属于部门规章，处罚力度偏轻。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部门可责令制造商重新召回，通报批评，并由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处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一)制造商故意隐瞒缺陷的严重性的；(二)试图利用本规定的缺陷汽车产品主动召回程序，规避主管部门监督的；(三)由于制造商的过错致使召回缺陷产品未达到预期目的，造成损害再度发生的。从中可以看出，对于汽车制造商故意隐瞒缺陷的，最高罚款额度仅为三万元。相对于汽车产品的高额利润和汽车召回的高昂成本，制造商完全有可能因违法成本低而超越法律底线。　　3、《质量法》对缺陷产品的免责条款的规定容易被经营者滥用　　《质量法》也是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立法重要依据。但根据《质量法》第46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该法对缺陷产品的免责条款规定过于宽泛。由于其它原因导致产品缺陷很容易被经营者以科学技术不能发现的缺陷为借口而不承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4、《消法》关于召回的条款过于原则且没有相应的处罚规定。　　《消法》也是建立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立法依据之一。根据《消法》第18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经营者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严重缺陷，即使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仍然可能对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应当立即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和告知消费者，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该条款是建立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立法依据之一，但在《消法》的“法律责任”一章中，没有规定经营者违反第18条应负的法律责任，这对于蓄意违反规定的经营者来说毫无震慑力。　　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建议　　我国应借鉴美国柠檬法的相关规定，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律法规，切实保障我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首先，尽快出台汽车三包法规　　随着我国汽车销量的逐年上升，消费者可能要面对的汽车质量纠纷将会更加频繁。我国可以借鉴美国柠檬法的相关规定，尽早出台汽车三包规定有助于消费者在维权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这一规定应该包括：车辆7日内可退、15日可换，在包修期内，主要部件因同一问题维修三次仍然不能正常使用的可换车等等，这样的三包法规的出台将能解决多年来一直困扰汽车消费者的大量投诉。　　其次，提升召回规定的层级，加大行政监管和处罚力度　　我国虽然已经有《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但由于该规定仅是部门规章，层级较低；且囿于《行政处罚法法》及《国务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其所能设定的最高额罚款仅为三万元。罚款数额偏低不足以震慑汽车生产商，因此建议相关部门进行调研并将该规定上升为法律或行政法规。加大对违法、违规的制造商、进口商、销售商等的处罚力度，根据具体违法情形的主观过错、严重程度、涉及产品的数量、销售价格等，确定处罚。明确召回的汽车生产者对车主的补偿机制。对于同样的缺陷问题，召回的方式应该一样，要公平地对待缺陷汽车的消费者，缺陷汽车的生产者要对因汽车召回造成误工、误时、交通费等合理费用的汽车消费者进行合理补偿、赔偿。国家要对汽车召回进行全程监管，使召回制度得以有效实施　　第三，《消法》在修订时，笔者有如下建议：　　一、应该明确不以价值大小作为认定消费品的标准，应将房屋、汽车等相对价值较大的产品纳入到《消法》的适用范围内。　　二、在该法中加入缺陷产品召回听证、处罚制度，明确相应的惩罚措施，并着重要求其具有可操作性。　　三、对于第45条，笔者认为应该修改为对实行三包的商品，经营者应当承担运输等合理费用。而不区分所谓的大件商品或一般商品。　　四，要增设惩罚性条款　　尽管将要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47条明确规定了对缺陷产品造成损害的惩罚性赔偿，但《消法》在修订时仍应明确引入，并增强惩罚性赔偿的可操作性。　　五、赋予消费者保护组织诉讼的主体地位。　　在丰田汽车召回事件中，丰田公司向中美两国消费者提供的召回服务差别很大。丰田公司对待同一件事，却有不同的解决方案，这对我国的丰田车用户非常不公平。但我国丰田车用户单独向法院提起诉讼，维权成本将会非常高。如果赋予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以自己的名义代表不特定多数的消费者起诉，可以更充分地发挥消费者保护组织的作用。针对当前消费者维权难的现状，可以考虑创设以消费者保护组织为主导的公益诉讼，赋予消费者保护组织诉讼主体地位。当面对不特定多数消费者利益受损时，消费者保护组织作为诉讼主体代表众多消费者诉讼能够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利益。　　通过丰田汽车召回事件，可以看到我国相关法律的不足之处。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写作，可以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能够推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的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