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反腐政策网络分析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反腐倡廉建设置于党的五大建设的第四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多地关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制定了一系列反腐政策,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有案必查、有腐必惩”以及建设廉洁政治的目标。公共政策领域的学者也关注反腐政策问题的研究,探讨廉洁政治的内涵、如何有效推进廉洁政治建设等问题。反腐倡廉政策体系是由诸多利益相关者构成的网络系统,政策实施的效果、政策目标实现的程度、某项政策实施后收到的反馈、如何对政策进行改进都与反腐政策网络运行状态密切相关。在反腐政策网络系统中,行动者的构成、网络关系结构以及网络互动是核心,政策网络理论是此类问题研究的理论支撑。
一、政策网络理论在反腐政策分析中的适用性
政策网络和政策网络路径,是一种用来分析持续性的、复杂的政策过程的途径。政策网络发端于美国,发展于英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随后又回流至美国,成为众多政策分析家用以分析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及政策变迁的重要工具之一。皮特·卡赞斯坦在《权力与财富之间》一书中,比较了多国政府制定相关经济政策的过程。他指出,在工业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家不会强迫社会利益主体执行相关政策,而是通过与其交换资源来达成合作、结盟的关系,从而更好地达成政策目标。在他看来,政策网络是一种将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的行动主体联结在一起的机制。
将政策网络这一概念置于公共政策分析中,便形成政策网络理论,这是对网络理论的灵活运用,为公共政策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也为反腐政策研究提供了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分析框架。政策网络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政策网络由多元行动者组成。每个行动者都有自己的政策目标,会在政策过程中运用不同的行动策略来实现自身利益。第二,政策网络中的各行动主体相互依赖。网络中行动者拥有的资源、权力、重要性各不相同,因而相互联结,交换彼此的资源。第三,政策网络行动者的互动关系持续且稳定,这种互动影响着不同的社会规则和制度,同时制度又会反过来制约政策网络的活动,从而整个系统能够制度化地运行。
反腐政策过程同样具有上述特点。首先,反腐政策过程包含了多元的行动者;其次,反腐政策过程中的行动者相互依赖;最后,反腐政策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也是持续且稳定的。从出台何种反腐倡廉政策议题的建立,到相关规定、通知等的初步推广,政策的执行效果及评估,各个环节中政策行动者都会不断、持续地互动,从而保证反腐政策系统的正常运行。这种互动贯穿始终,并非仅仅存在于单个环节或偶然出现,其具有制度化的特征,受现行制度的制约和影响。
上述例句中VP“崩溃、爆、晕、瞎”并不是表示真实的动作,形象地分别表示“累、可爱、辣、美”的程度到了极致。
二、反腐政策网络行动者
罗茨在政策网络的研究中,根据网络中的参与者、互动关系、资源依赖程度等因素,将政策网络划分为政策社群、专业网络、府际网络、生产者网络和议题网络,其中,政策社群被认为关系最紧密,议题网络被认为关系最为松散。
近年来,学界对廉政政策或反腐败政策进行了初步探索。有学者将廉政政策定义为“有权机关为实现公共权力拥有者廉洁从政的目的,在廉政建设中制定的引导和规范公共权力拥有者行为的准则”,也有学者将反腐政策视作国家与社会制定的全方位的、系统的、需长期落实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的外延范围十分广泛,包括修法,保持政府各主要机构之间相互制约与平衡的机制,整顿执政机构的制度、结构和功能,改变公务活动的原则,监督政府代表的财产状况,建立对预算资金的分配与支出的有效监督,强化司法权力,完善执法体系及警察或特工部门的活动,解决利益冲突以及反腐政策的相互协调。
根据以上定义,基于罗茨的政策网络分类,结合我国的政治环境和反腐倡廉政策发展实际,本文也采用罗茨的分类方法,将众多的行动主体归类为政策社群、专业网络、府际网络、生产者网络和议题网络。
作为一名合格的审计工作人员一定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是非常重大并且带有一定风险的,这就需要审计工作人员一定要在思想上提高警惕,对工作始终专一,一定要将职业谨慎和专业怀疑当作执行审计业务的立身根本,对待事情还要遵循实事求是的态度。审计工作人员坚持具备职业谨慎和专业怀疑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迅速地发现舞弊的存在,从而有效地减少舞弊现象的发生。针对当前会计师事务所发展现状的分析,依然存在部分审计工作人员没有形成良好的工作态度,没有树立一种职业谨慎和专业怀疑习惯,因此相关管理人员一定要加强对审计工作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提升自身的专业性技能和职业观念。
1.政策社群
党的十八大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实现廉政的规划、规定、通知等,如中共中央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确定的“八项规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由中央纪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监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审计署、国务院国资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实施细则》等 ,以及一些约束公务员行为的具体禁令,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关于务实节俭做好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中共中央纪委发布的《关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的通知》《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等。
政策网络理论认为,公共政策的本质是网络间各个利益行动主体互动的结果。政策网络开放性程度越高,网络间互动越频繁,政策的制定结果会越趋于合理。在反腐政策网络中,作为反腐倡廉政策强有力的推动者的中央政府及其各部委,以及作为配套的反腐辅助政策制定者和中央政策执行者的府际网络在整个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其他网络中的行动主体基于不同的诉求,利用各自所掌握的资源,采取不同的策略,希望能够影响政策社群和府际网络的决策。
此外,在我国政治体制内,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和最高检察机关,也曾出台相关意见,从而完善反腐政策体系,如在2007年7月出台应对新型受贿形态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十八大后,党中央出台一系列意在提倡清廉、勤俭节约的工作作风的规定和通知及约束公务员各项行为的禁令。这使公务员以往一些隐性的津贴补贴大幅下降或取消,加之目前公务员的薪酬福利性激励存在工资薪酬待遇偏低和附加福利不健全的情况,有可能使公务员产生职业倦怠感和消极思想,从而对现行政策产生不满。他们可能希望能够与专业网络中的行动主体进行互动,从而向政策社群和府际网络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推动政策的改革。
2.府际网络
反腐倡廉政策网络中的府际网络主要是省、市、县和乡镇各级政府及相关的政府部门,如地方纪检机关、地方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公安局等。在该政策网络中,各地政府既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也是政策的制定者。如浙江省委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要求各地各部门和领导干部严格遵守“六个严禁”,后经中央转发,被称为“六项禁令”。
文中应用的永磁体为材料号牌为N35烧结钕铁硼的圆柱形永磁体,半径r=6×10-3 m,高度h=1×10-3 m,质量m=5×10-3 kg,沿轴线方向磁化,磁化强度为0.122 9 T。以下表面圆心为原点建立如图1所示的柱坐标系,由于是均匀磁化,H=B/μ0,根据式(1)推导出圆柱外任意一点P(ρ,φ,z)的磁场强度分量表达式[15]:
5.议题网络
3.专业网络
政策制定中的专业网络主要包括了一些反腐专家以及教育学学者。他们以专业知识为政府决策提供专业的、可行性的建议,使得决策结果更为科学、合理。专业网络中的行动主体活动频繁,与政策社群、府际网络和议题网络联系密切。
整定事故问题也被认为是继电保护事故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整定事故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在对电磁型继电器展开检修工作时,要设置一个科学合理的定值,还要对其进行校验,同时还要注意继电器的插销位置,不能出现反插或错插现象。如果继电器有两个定值,则要对比两个辅助接点接入回路时是否与相应定值对应,以免出现应有及不应有的缺口错误等误整定事故[2]。其二,在检修过程中,相关检修人员可能会修改定值,但是在工作结束后却忘了调回原值。继保工作人员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导致误整定事故的发生。因此,继保工作人员在修改定值时应做好记录,完成保护试验后应及时将修改过的定值恢复。
3.5.2 推进区域能源市场建设。加快区域电力市场建设,通过发展辅助服务等方式扩大跨省交易电量,增强区域电力余缺调剂能力,提高区域电网安全性能。充分发挥油气交易平台的辐射作用,支持企业用好国际、国内两个资源,加强地方在能源采购上的话语权。
此外,国内许多大学设有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如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南大学等。东北师范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柏维春教授指出,相对于“反腐倡廉”建设的提法,“建设廉洁政治”体现了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同时也是在“反腐”层面上更高的要求,这也是反腐政策的最终目标,其需要清正的公职人员、廉洁廉政的政府机构、公正透明的政治运作过程。北京市委党校教授罗忠敏则对干部清正、政府清廉与政治清明这三者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中南大学廉政与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李满春对于如何实现这三个目标提出了具体建议。
基于调研分析,发现35名协同成员间主要存在5类关联关系,如表2所示。使用三角模糊数方法确定协同成员间的关联关系强度,即成员节点间的边权权重,评价语言变量如表3所示。根据式(7)~式(14),即可得到协同成员之间的关联关系强度。类似地,协同成员与知识点之间的关联关系、知识点与知识点之间的关联关系如表4和表5所示,进而可以得到协同产品创新知识超网络中的各类关联关系的边权权重。进一步地,根据式(15)~式(18),可以得到协同成员与知识点的点权权重。同时,根据案例实际,采用加权平均方法对点权权重的二元组进行处理。基于上述分析,得到SAD项目的加权知识超网络拓扑结构,如图4所示。
专家及研究学者以多种形式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如向中央政府递交建议书、组织或参与座谈会、发表相关的论文等诸多形式,站在不同的角度,考虑多方的利益,对政策的实施效果做出预测或者评估,从而为政策发展提出有效建议。专业网络中的专家及学者立足于不同的专业背景和立场,在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性建议的同时,也为政府和社会公众的沟通搭建了桥梁。
4.生产者网络
反腐政策制定中的生产者网络比较特殊,可能会与其他网络存在交叉。因为长期以来,腐败现象容易集中在权力集中部门和岗位、资金密集领域、土地、矿产资源和工程建设领域等。近年来,教育科研、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腐败案件也逐渐增多。同时,从近年查出的许多案件来看,腐败的领域正从单纯的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渗透,吏治腐败、司法腐败等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严重地损害了地方党政部门的权威,破坏了地方党和政府的形象。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反腐专家李永忠肯定了目前反腐的高压态势的成效,同时也指出仅有高压态势是不够的,有让问题官员“不敢腐”的政策来治标,还得有“不能腐”的政策来治本。
由上述可知,腐败很可能出现在知晓腐败政策的党政部门内部,即与政策社群和府际网络存在重合。生产者网络中的行动者熟悉反腐政策,能够掌握更多的信息和资源,可能会利用其中的漏洞,或者利用自身的权力来隐藏其行为。
那回我一无所有浑身是伤地躺在冷硬的马路上,想到那次我和刘佳在田梗上睡着了,我妈满世界地找我,那是我第一次见她没拿铲子,慌张成那样。
相较于国内,国际上的反腐组织发展较为完备,并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中国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总部设在德国首都柏林的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简称TI)成立于1993年,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无政治倾向、国际性的民间组织,目前已在世界90个国家成立了分会,主持或参与国际性或地区性反腐败会议、推动该组织各国支部成立并通过这些民间组织帮助各有关国家开展反腐败活动、出版大量有关反腐败的出版物、建立自己的网站、进行各种有关腐败的调查、发布相关调查结果等等。TI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报告,为中国学者研究我国的腐败情况,与国际上其他国家做出对比,提供了定量的数据;其提出的政策倡议,也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的价值。
在反腐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府际网络与政策社群互动频繁。在政策原则上,府际网络被要求与国家层面制定的宏观制度相协调、与反腐工作规划相契合、符合《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等。在具体政策要求上,府际网络根据政策原则,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地方特色的实施细则。与此同时,府际网络中的行动主体,即各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与其他网络中的行动主体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与互动。
反腐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议题网络构成较为复杂,主要包括公务员、关心反腐议题的社会个人、新闻媒体、民间组织等。在这个较为松散的网络中,每个行动者都可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成员的参与不受限制、网络结构整合度较低。
针对反腐政策的综合性特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审计署、国务院国资委等部委也负责制定其他相关政策。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一部系统的《反腐败法》,因而,反腐政策社群中的行动主体主要包括了中央政府、中央纪委、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审计署、国务院国资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这些行动主体的理念、策略、拥有的资源不同,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互相配合、互相协作、互动密切,成为政策制定的关键行动者。
现如今,新闻媒体,尤其是网络,在反腐倡廉的建设中发挥着很大作用。媒体在帮助民众行使监督权的同时,曝光问题官员,还能够对现行的政策进行普及教育,进行民意调查。网络匿名性的特征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应社会公众对现行政策的看法,具有见解的个人也可以通过网络发表观点。
至于民间反腐组织,我国的这类组织发展还很不成熟,并不能算做严格意义上的“组织” 。目前的组织基于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具有一定公益性,然而专业性不足,结构也十分松散,多为反腐网络幕后的团队或者机构,如中国舆论监督网,浙江温州703网站等。除了能够采用网络曝光的形式,我国民间反腐组织还选择参与宣教工作,如中国舆论监督网的创办人李新德曾经到访过中国政法大学,为政法大学的学子们讲述其反腐历程。
我不会耕地,但别呦呦会。别呦呦左手掌犁,右手拿着鞭子,牛要是走得慢了,她就把鞭子一甩,鞭子在空中绕了个圈,噼啪一声,炸雷一般,那牛一吓,步子迈得就快了。甩鞭子的同时,别呦呦还打嘞嘞,“啊哈嗨——”,嘹亮、悠长。打完嘞嘞,她还唱:
三、反腐政策各网络之间的互动
按照我国政治体制的安排,政策社群主要包括了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在反腐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央政府提出总体目标、原则、指导思想,中共中央纪委虽属检查督查机关,但也协助党的委员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发布相关通知。
(1)初剪。先反复观看视频,把抖动的、镜头之间的连接部分、不需要的视频镜头全部剔除,凡是可以使用的镜头都尽可能保留,并注明从几分几秒到几分几秒对应哪些解说词。然后按照脚本,把视频、语音编辑好。
1.反腐政策的酝酿:政策网络各行动者的表面接触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其中人民群众的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有着不同的内容。但是,“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把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定的成分联为一体。”[2]118在中国历史的每个时期,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在不断变化发展,社会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社会革命和改革的任务也有所不同。因此,中国力量也理所应当包含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国力量具有历史性的特点。
本文利用5个语料库,分别表示评分1分、2分、3分、4分、5分,每个评论数据集都是利用爬虫工具抓取的京东评分分别为1分、2分、3分、4分、5分对应的评论文本,批量输入语料文本,通过jieba分词提取关键词,再使用Word2Vec进行文本向量化,再利用TF-IDF调整,将每一条评论转化为一个64×400维矩阵,然后进行改进的CNN文本分类模型训练,再将未知评论输入已经训练好的CNN文本分类模型,即可输入未知评论的类别,此类别表示该评论对应的评分。
在反腐政策的酝酿阶段,政策社群对专业网络、生产者网络以及议题网络采取收集信息、了解的态度。从政策社群的角度来说,其一,政府希望能够从专业网络中得到理论支持,分析政策的实施背景、理论解释,借鉴国际有效的反腐经验,对政府提出的课题进行研究,并提供系统的研究报告;其二,政府也希望了解议题网络,但同时也得对议题网络进行管制,如网络监督可能会导致虚假信息、网络暴力的产生,这需要政府健全网络管理体系,才能利用好这个新兴的平台;其三,在政策资源的优势方面,政策社群占有最大的优势,然而由于腐败问题的特殊性,政策社群、府际网络和生产者网络可能会出现资源或者信息的重合,政策社群无法避免将信息、资源传递给生产者网络。
对于专业网络而言,为了使自身的研究成果有说服力,需要和议题网络之间交换信息和资源,了解议题网络在反腐政策问题上的态度;同时也要分析生产者网络的行为动机,但这一点往往只能通过在媒介上(报刊、网络等)出现的信息进行分析。
可见,这一阶段各行动者之间互动的行为仅在表面,互动频率不高,效果不明显,因为基于效率、成本的考虑,政府没有设置公众直接参与政策议程的机制,这可能延长政策的制定期限,增加部门间协调的成本。
2.反腐政策的制定与初步施行:政策网络各行动者初步互动
在反腐政策已经制定并进入初步实施的阶段,政策社群和专业网络、生产者网络、议题网络呈现出权威支配的关系。专家学者在研究中注重对政策的解释和宣传,而议题网络中的公务员、生产者网络中潜在的问题官员是利益的相关者。前者可以明确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后者所做的就是减少利益的损失,例如通过供认、指认来减轻量刑。但在“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态势之下,在初期,往往是“苍蝇”更容易被揭发、受到惩处,而“老虎”的利益关系网复杂、权力更加集聚、掌握的资源更多,因而容易被庇护,所以部分受到惩处的问题官员可能产生“不公平”的思想,对反腐政策存有疑惑和不满。
府际网络在此时的工作较为直接,多为“上传下达”地执行中央推行的规定、通知、意见等等。
从这一阶段起,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慢慢呈现出双向的特征,政策初步施行阶段,会存在一定的漏洞,对于腐败行为的界定也不一定明确,这些尚未明确的问题需要慢慢被发现,因而此阶段的互动并不是十分频繁,参与程度较浅。
信息化在土木工程管理中主要体现在对工程项目运营、监督、管理创新方面。其主要是利用计算机信息科学技术、自动化控制等实现对土木工程建设传统技术以及施工手段和管理方式的改革,从而推动企业工程建设质量与效率的提高,完善土木工程管理内容,降低施工成本,促进工程现代化发展。
3.反腐政策的强力执行和反馈:政策网络各行动者深度互动
当反腐政策进行到强力、深入执行和反馈、评价阶段,中央政府虽然仍对政策的实施起着强势的推进作用,但是社会上出现的声音,支持或是反对,都有可能通过议题网络中开放的媒体进行表达,媒体将会自这一阶段发挥其影响力,将利益的聚合传递给政策社群中的行动者,通过舆论施加压力,要求其做出反应;专业网络中的专家和研究学者也会抓住反腐政策的热度,对存在的问题、今后的走向进行阐述和分析;生产者网络中可能会有人“落马”,但高压态势让一些人收敛、不敢乱作为的同时,也出现一些不作为、慢作为的现象。腐败的存量比较大,问题官员将采取“观望”的态度,并且还能利用自身的权力资源优势自身利益的变化来采取不同的态度和行为。
府际网络此时对中央的政策有了更多的了解,在贯彻学习其精神后,可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推行一系列较为具体的政策举措。中央在此时也会更多地关注政策在地方的实际运行情况,给以肯定或是指导。
所以在反腐政策强力执行、收集反馈信息阶段,政府将加强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从而得到及时的政策执行反馈信息,为今后修改和完善政策提供依据。此时,相较于之前两个阶段,政策网络的互动十分频繁,行动者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对反腐政策的看法,参与的程度较深。
四、总结
从十八大以后强力反腐倡廉政策网络分析结果看,在我国反腐政策网络的运行中,政策社群和府际网络处于政策网络的核心地位,其余三个网络的行动者自主性偏低,网络间的行动者整合性较弱,网络间的互动不够充分。这不利于行动者在政策网络中充分表达意见,利益相关的行动者更多是执行、服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政策规定,从而可能导致公务员职业满意程度下降;纪检机关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办案,查出的轻处分居多,从而导致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反腐的成本和收入不对等;普通民众的参与度不高,反腐任务集中在政策社群、府际网络。信息交换程度低,会阻碍网络合力的形成,不利于政策网络系统的良性运行,从而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
综上,我国的反腐政策网络呈现出从属性网络的特征,政府的中心主义色彩较为浓厚,权力高度集中在高层,公众对政策网络的意识比较薄弱,缺少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具有这种特征的政策网络还处在网络发展的初级形态,要想向着导向型的政策网络转变,则需要建立公众与政府之间有效的沟通渠道,鼓励、引导专业网络参与,发掘生产者网络的内部特征,促进政策各个网络之间的互动。在这样的政策网络中,明显的权力中心依然存在,但却能够提供公众参与政策过程的一个制度化的机制,提高全社会的规则意识和守法意识,对多元利益主体进行引导,建立健全政治清明的体制机制制度,造就和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清正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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