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两位清末秀才
秀才,乃明清两代生员的通称。据相关史料记载,秀才的产生要经过州府统考,考生中的前15名为秀才。慈利过去属澧州府管辖,凡是经过县里筛选的考生才有资格进入澧州考场,每三年一次。秀才有文、武两类。南北大侠杜心五就是在澧州考取的秀才。我接触的两位秀才都是和杜心五一同入考的考生。
两位秀才都姓杨,而且均是二坊坪人。一位叫杨少甫,是我的蒙师;另一位叫杨坤吾,是我参加工作后认识的。民国末年,我的老家由于交通不便,信息封闭,私塾仍在继续,父辈们为了让子女读书求学,15个儿童自由组合,办了一个学堂,其地址就在我的家中。私塾先生不叫老师而称师父。学堂的神龛上贴有孔子的画像,进学、放学都要毕恭毕敬向孔子作揖敬礼。我们均是六七岁开始读《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和四书五经,每天都要将新课、旧课背一遍,背不好的则要留学或惩罚打手板。
按照社会契约理论,国家是由享有充分自然权利的个人为了自己的自由与安全以契约的形式建立的实体。国家有责任从多个渠道预防和阻止犯罪的发生、维护社会稳定,否则必须做出相应的补偿。刑事立法政策即是国家制定的一种政策,力求在刑法启动之前,抑或是其由政策转化为实体法律之后,综合运用国家财政、政治、文化等资源,系统地预防和控制犯罪,把犯罪发生的几率以及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以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学生的行为养成、思想教育依赖于家庭环境的教育管理,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如果家长一味依赖于学校管理,就会收效甚微。绝大部分家长认为高中是“冲刺”阶段,应将全部精力投放到学习上,而不在乎思想行为的表现,导致学生的发展失衡。
在我的心目中,师父是一位能识天下字,熟背四书五经,精通中国历史的老学究,而且能写一手好毛笔字。1949年8月,慈利解放后,学堂被废了,蒙师就寄住在我家。我则到离家10公里远的龙潭河镇读小学,考取后插班读六年一期。班主任叫吴晓初,是一位颇有才华的老师。他听说我的蒙师是秀才,于是出了一副对联“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要杨秀才对一句四书中的话。我在周末带回家中,师父略加思索后,用毛笔在纸条上写道:“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写后自鸣得意。然而,吴老师却摇头说:“你的师父虽是秀才,也只能叫作读死书,无求甚解矣。”于是向我讲述对联的作法。从那时起,我就与对联结了缘。
1958年,刚满19岁的我参加了工作,分配在龙潭河公社办公室当秘书。公社很大,相当于一个区的大小。第二任书记刘浩林是一位极有才华、读过古文的文人。一天,我们听说二坊坪秀才杨坤吾将毛泽东的“泽东”二字嵌入对联,贴在了大门上,反响很大,名声远播,连邻县桃源都有人称赞不已。刘书记便要我陪他前去看个究竟。
我们两人来到杨秀才门前,只见大门上果然贴着一副用有光红纸正楷书写的对联,熠熠生辉。刘书记大声念道“泽及万民颂真主,东联群岛称救星”,横批“福星高照”,连说“好联,好联”。他话音刚落,一位老者从屋内走出,满面笑容地向我们作揖道:“二位进屋请坐。”我指着书记对他介绍说:“这位是我们公社的刘书记。”刘书记回礼道:“杨先生的对联甚佳。”
杨秀才春风得意地把目光转向我:“你这个小伙子认为怎么样?”我说:“晚生不才,不敢直言。”杨秀才脸色突变,似咬起牙床骨说:“但说无妨。”我说:“用主席的名字嵌联,实属首见,其创意可嘉,但里面有几个字欠妥,我能不能为您改一下,您觉得如何?”杨秀才极不客气地说道:“能改我对联的人恐怕还未生出来吧,告诉你小子,当年澧州统考我可是前三名,比杜心五高十名呀。”我不卑不亢地回答:“您是秀才中的佼佼者,早有耳闻。今天我想在您面前现个丑,将对联改为‘泽及大众颂民主,东出红日称救星’。”刘书记一惊,忙说改得好,并替我讲了“大众”“民主”“东出红日”的含意。杨坤吾算是见理恕人的文人,连连说“后生可畏也”。从此,我俩便成了忘年之交。
上一篇:清朝藏书家甘福及其藏书
下一篇:民主西街和惜阴书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