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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协办单位一般是项目运作过程中提供协助或赞助的一方。比如展会矿泉水、咖啡、餐饮等的赞助和服务。一句话：给钱赞助就是成为协办单位的前提条件；——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31号令《期刊出版管理条例》第三章第三十六款之规定，期刊是不允许承包，刊号不能出租，不允许异地办刊。但是在现实中，很多期刊是外包营运的。承包一个期刊，每年50——300万不等，要有发行渠道，能拉来广告，开展一些活动，拉一点赞助商，再弄个理事会，收理事费；——3、承包期刊实际上就是承包期刊的发行刊号，利用刊号办刊。办刊只要不超越原期刊的业务经营许可范围即可；——4、欲承包期刊只能私下找行业内部的人联系（因为新闻出版总署命令禁止报刊、杂志的承包经营）；——5、代理运营是指帮助企业开展上产、销售代理运营公司，代理运营公司具备营销、产品、客服、供应链等全方面的知识，当企业与代理运营公司达成代理运营协议后，由其代理经营管理企业的产-供-销及其后台管理，以经营业绩为依据与企业进行利润分成。目前代运营包括各种各样的方式：从建站、推广、物流、客服、仓储等领域都有相关的公司涉及。
《科幻世界》的“倒社风波”被评为2010十大文化事件“我们的科幻，已经到了不得不背水一战的时刻。” 2010年3月21日下午5时40分，一条名为《科幻世界致全国幻迷公开信，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帖子出现在了豆瓣等论坛上。帖子署名“科幻世界全体员工”，公开信以《科幻世界》杂志社员工的口吻质疑社长兼总编辑李昶，称“杂志社一把手李昶同志不懂装懂瞎指挥、不作为乃至胡作为”，这本有31年历史的杂志已经到了“极其关键的危机时刻”，“随时可能出现全体编辑集体辞职，中国科幻最后的一面旗帜将不复存在！”，并要求撤销李昶一切职务。2010年4月1日上午四川省科协机关党委副书记李大用表示，四川省科协党组31日对《科幻世界》杂志编辑集体要求撤销社长职务的事件做出阶段性处置，决定暂停李昶的社长、总编辑职务，并要求李昶配合处理遗留的刊号合作问题。《科幻世界》虽偏居西南，但名声显赫，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许多国际知名的科幻作家因这本“小众杂志”而对中国着迷。英国的畅销科幻作家尼尔·盖曼甚至将这本杂志视为“我在中国的家”。今天已成为科幻作家的杨平，还记得自己1996年时来到编辑部，尽管当时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但“一把年纪的老编辑邓吉刚老师陪我满成都玩，只是为了表达对潜在作者的关爱”。生长于内蒙古赤峰矿区的飞氘，在《科幻世界》陪伴下度过了整个中学时代。如今，他已经是这本杂志的主力作者。在“没有图书馆”的家乡，“这种意外的相逢，整个改变了我的生活”。为探究竟，中国青年报记者赴成都，针对公开信所涉及的内容进行调查。最先接受采访的是一群愤怒的编辑。“家丑不应外扬，但我们实在无法忍受了。”其中一人说。空降的一把手，“不讨论”的总编辑公开信选择在社长兼总编辑李昶赴台湾公干期间发表。信中要求：“撤销李昶同志在杂志社的一切职务，重新公开选举一位业务素质高且能够带领科幻世界走出迷茫的新领导！”事实上，这封公开信的酝酿时间长达两个月。去年年末，一次“封面事件”成为“倒社长”的导火索。一向以精美的原创科幻画作为封面的《科幻世界》，李昶却突然通知，用一张杂志在四川大学办讲座时的照片做封面。编辑们怀疑，这又是李由于“省钱已经达到了病态的地步”而作出的决定，因为一张正常封面画的价格是2000元。 编辑们和一把手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李昶至今想不明白，自己的提议怎么就会引起这样强烈的反对。最终，这期杂志在进印刷厂前还是恢复惯例，封面换成了一幅展示“漫射粒子将光线散射到城市每一个角落”的科幻画。因为“害怕同样的事情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在茶馆里举行的编辑会上，一个编辑愤怒地摔破了茶杯。他们决定以公开信的方式寻求解决之道。中国青年报记者经采访证实，这家杂志社内部仍有编辑对这种公开宣战的行为持观望态度，但大部分编辑表示，“公开信的内容属实”、“能够代表我们的立场”。为什么最终选择去台湾时发表公开信？“他常常炫耀自己有后台，所以我们才选择这个时机”，一个编辑告诉记者。公开信中罗列了李昶的7项所作所为，而“李昶同志多次在各种场合和会议上炫耀他的上层关系网，狐假虎威，警告想要上告的员工不要以卵击石”正是其中一条。编辑们心中对所谓“后台”的担忧最早可以追溯到2008年冬。当时，杂志社“老人”、总编辑秦莉被突然调走，李昶则未经公示即由《国防时报》调入由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主管的《科幻世界》，他也成了第一个从未在这本特殊的小众杂志工作过就任职的“一把手”。 四川省科协的一位老干部对此很诧异：1998年李昶曾在科协下属的《四川科技报》任负责人，“因为在报社表现不佳才被调走，转了一圈，他竟然又有能量回到科协”。老读者们开始发觉这份杂志上有了“细微但刺眼”的改变。曾经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雷打不动地在封二放置“科学”栏目。因为编辑们相信，“只有多讲科学，硬科幻小说才能繁盛起来”。但就在2010年2月份的这一期杂志上，已经固执了多年的编辑们失去了力量，封二彩页赫然变为电子游戏广告。尽管利用彩页做广告是流行杂志的大趋势，但科幻迷们开始追问，“为什么广告可以代替科学？” 编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据一些老员工介绍，李昶自从进入杂志社就解散了原有的广告部，并将杂志广告外包给四川兴聚仁广告公司。这份“仅由李昶一人签署”的广告合同被称为“丧权辱国”，因为合同规定“杂志的所有版面都可以被广告占用”。《科幻世界》员工称，该广告公司的老总是“李昶同志在《国防时报》工作时的下属”。 李昶感到很委屈。他并不否认广告公司负责人的确“本身就是朋友”，但他声称，自己进入杂志社前，“根本没有广告，而现在的广告公司每月都能交给杂志社几万块钱”。然而有“较真儿”的员工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他们算了一笔账：科幻世界杂志社旗下的期刊，仅以《科幻世界》为例，“2010年头3期杂志共刊登整版彩页广告18个、整版黑白广告5个，按杂志社通常的收费标准计算，广告收益应在60万元以上”。“几十万和几万，中间的差额哪里去了？”员工们追问。 李昶并没有对这个数字作出回应，但他表示，必要时可以给记者看合同的原件，“只是现在时机未到”。“因为占了他们的版面，他们就反对。”李昶认为这才是编辑们反对广告的主因。 尽管他从未有过幻想类杂志的编辑经验，但在员工心目中，这位总编辑似乎很有自信，“他的口头禅就是，‘没得必要，不讨论’。”当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向李昶求证时，他说：“《科幻世界》就是一本杂志，有什么需要一天到晚讨论的呢？” 随即，他强调自己其实“没什么精力参与编辑会议”。但这并不妨碍他提出诸多令编辑不满的办刊理念，诸如“让中文编辑写小说，让译文编辑翻译，让美术编辑画图”。杂志社旗下的《飞·奇幻世界》尽管不是李氏改革的重点，但也成为理念交锋的战场。李昶曾要求这本杂志“用四分之一的页码来做退稿选登”，这个想法被一位编辑不客气地称为“很扯淡”。最终，在编辑“争取了很久”之后，改为“选登片断”。由于实在不能认同领导的种种办刊理念，这个编辑选择辞职离开。然而让这群科幻编辑更无法想象的“荒唐事”还在后面。“我们陆续接到读者电话，说在报摊上看到我们科幻世界杂志社又办了新杂志。”编辑们这才意识到，“科幻世界”的招牌可能被人盗用了。为了搞清楚究竟有多少本“野杂志”，他们费了不少力气。最终发现，除了杂志社旗下原有《科幻世界》、《科幻世界·译文》、《飞·奇幻世界》和《小牛顿》这4本刊物外，市场上又冒出了5本此前闻所未闻但却印有“李昶总编”、“科幻世界杂志社主办”字样的刊物。这些杂志涉及房产、育儿、教育等多种内容。经过对比分析，编辑们发现，杂志社拥有刊号的《商》被拆为旬刊，除《商·蜀商》属合作刊物外，其余两刊《商·瞬》、《商·成都买房》均为使用同一个刊号的“非法出版物”。他们怀疑，李昶私自将科幻世界杂志社的刊号拿来出租或出售。这个怀疑一旦被证实，则意味着对《国家期刊条例》的严重违反。条例第36条规定：“期刊出版单位不得出卖、出租、转让本单位名称及所出版期刊的刊号、名称、版面。”李昶并不认为这属于“一号多刊”。“我们的运作有一段时间了，这种方式也不是我独创的。”他说，更何况，“那是我们的杂志，（总编一栏）不写我写谁呢？”在公开信事件发生后的第8天，这些备受争议的出版物终于被送到四川省新闻出版局。此后，记者采访到该局的一位官员。他表示，“有些刊物原来确实没看到过”，但是否属于非法操作“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并拒绝给出调查进行的明确日程。这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这起事件的调查中进度缓慢的部门。此前，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部部长、纪检专员李大用是最早开始调查此事的官员之一。但在事件发生后的第5天，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仍旧“不知道李昶此次去台湾的公干项目，也不知道他何时回来”。 这样缓慢的调查效率，让编辑们和很多忠实读者不解。苦里的热闹，沉闷里的窒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科幻世界。”李昶坚持为自己辩白，编辑的指责让他觉得委屈。事实上，在过去的一年多，这本刊物的质量和销量并没有出现急速的下跌。编辑和读者都承认，它的影响力早在几年前就开始缓慢地走下坡路了。有人进行了一项“纯技术分析”，经过调查，“《科幻世界》每本的传阅率在4~6人”，保守估计，“20年里,全中国有3亿人次读过这本杂志”。直到阅读种类极其丰富的今天，它仍然保持着月发行量13万份的数字——然而比起2001年的发行最高峰，这已整整减少了28万份。来了“一个不懂行的社长”，并不是这家31岁的杂志社第一次经历困境。《科幻世界》最困难的时候，曾经只有4个编辑苦撑。1990年，时任总编辑申请举办世界科幻协会年会，在冲破了国内的舆论阻力后，这个瘦瘦的女人坐了7天7夜的火车，从中国赶赴荷兰，最终在海牙年会上击败波兰，获得1991年年会的举办权。从此，世界才知道，中国“居然”还有一本科幻杂志。在那样艰难的时期，编辑们还是坚持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笔会，见见作者。第二任总还记得，他曾在火车站里冻了一宿，却只接到了两个“从来没听说过的作者”。即便如此，4个编辑和七八个作者，“挤在招待所里也开了一场笔会”。1997年，《科幻世界》在北京举办国际科幻大会，谭楷和后来接任总编的房间成了“科幻迷的会客厅”，经常是五六个科幻迷“聊到深夜，就挤一挤，睡在地板上，天亮前肚子饿了，把小冰箱洗劫一空”。2009年5月，科幻世界杂志社本该迎来30周年社庆，已经退休了的谭楷却“没听说社里有什么动静”，甚至连原本一年一度的笔会都搁浅了。这个66岁的老人焦虑万分，自己买了一个大蛋糕送到杂志社去。“当时我特别难受。拿得起，放不下啊。”他说。2009年5月《科幻世界》整个编辑部里安静得近乎沉闷。外界曾经怀疑，这是一场因薪酬待遇问题而“集体大爆发”的行动。但参与此事的一个编辑公开了自己的收入，表示“来到杂志社之后，节缩了部分编辑的编辑费和栏目撰稿费用，但同时增加了员工福利费用，包括节日奖金和年度绩效奖金，整体而言编辑收入比之前事实上略有上升”。“我们是因为理想才留在这本杂志，如果是因为薪水，我们早离开了。”一个曾经在广告公司工作的人，在杂志社做编辑后，“薪水立减一半，只有1800块”。在这里，几年不调工资也并不稀奇。 在熟悉他们的人看来，这些写科幻、编科幻的人，几乎都是些“不太物质的人”，“只要不是伤害这本杂志，一切都可以容忍”。2009年调查还在继续，没有人能预测最终结果。“如果李昶不离开怎么办？”有人问。“那我们就离开。”编辑们说，“毕竟，自由不是全无代价。”但这里几乎已经是“中国科幻的最后一块领地”了。2001年，《科幻海洋》停刊；2003年，《梦想者》停刊；2004年，《科幻世界画刊·惊奇档案》停刊；2005年，《幻想》停刊；2007年，《世界科幻博览》停刊；2008年，《幻想纵横》停刊……从2001年到2008年，国内至少有10本幻想类杂志停刊，死因大多“不详”，外界猜测多是由于“销量不佳和资金缺乏”。2013年《飞·奇幻世界》停刊。 如今，1994年创刊的《科幻大王》仍在坚持，但却限于邮局订阅，“很多科幻迷甚至都没听说过”。《科幻世界》会成为这份“死亡名录”上的一行字吗？著名科幻作家王晋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这明显就是官僚，外行领导内行……如果再这样下去，《科幻世界》肯定完蛋。”一个在科幻梦想伴随下长大的读者，如今发出这样的呼吁：“对我而言，《科幻世界》不仅是一份地方刊物，更是我和无数像我一样的人，在这艰苦拼搏、冷漠现实的世界中，一处珍贵的梦想放飞之地。想要什么，尽管拿去。但是……请把科幻留给科幻。”2010年9月26日上午，四川省科协纪委李大用书记来杂志社宣布了省科协党组于8月30日作出的关于李昶的处理决定：正式免去李昶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总编辑职务，由副社长刘成树全面主持工作。《科幻世界》杂志社2010年9月26日晚在其新浪微博上透露，四川省科协党组正式免去李昶《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总编辑职务，由副社长刘成树全面主持工作。
回答 1、人事外包公司承担用人单位的责任，与外包公司签订合同，会发生与用人单位无关的劳动争议，即员工与劳务公司之间的争议。2、员工对所服务的企业没有归属感，这不利于企业文化的传承 3、能够给员工提供多样化的就业机会 人事外包作为一种第三方的服务，与之合作的企业是非常多的，且企业与企业之间业务模式总是会有所区别，员工选择人事外包公司不仅可以促进再就业，而且招聘的，门槛还比较低。 4、实现员工权益双重保障人才派遣改变了以往的“一对一”就业模式，形成三方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就业模式。人事外包公司与企业双方之间共同维护员工的利益，任何一方如果侵犯员工的利益，那么另一方有义务揭发、制止侵害的行为。 以上是我的回复，希望对您有帮助，谢谢咨询 更多3条
可能是你以前在哪里发表过文章？或者就是撒网到处问了
这也没什么，不能吃就不能吃呗，这也是公司出于本公司的利益着想，如果所有员工都吃公司的零食，那公司损失得多大。损失大了，给员工的工资自然也少了，想吃零食的话，自己可以去买啊，没必要纠结这个。
我觉得这种现象挺正常的，如果全公司都有这样的规定，那每个人都要遵守到没什么，但如果只针对外包人员的话，可能是带有一点歧视吧，但是我觉得都是短期工，你迟早都是要走的，他不稀罕你，你也不稀罕他。
是比较不错的拉
——1、协办单位一般是项目运作过程中提供协助或赞助的一方。比如展会矿泉水、咖啡、餐饮等的赞助和服务。一句话：给钱赞助就是成为协办单位的前提条件；——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31号令《期刊出版管理条例》第三章第三十六款之规定，期刊是不允许承包，刊号不能出租，不允许异地办刊。但是在现实中，很多期刊是外包营运的。承包一个期刊，每年50——300万不等，要有发行渠道，能拉来广告，开展一些活动，拉一点赞助商，再弄个理事会，收理事费；——3、承包期刊实际上就是承包期刊的发行刊号，利用刊号办刊。办刊只要不超越原期刊的业务经营许可范围即可；——4、欲承包期刊只能私下找行业内部的人联系（因为新闻出版总署命令禁止报刊、杂志的承包经营）；——5、代理运营是指帮助企业开展上产、销售代理运营公司，代理运营公司具备营销、产品、客服、供应链等全方面的知识，当企业与代理运营公司达成代理运营协议后，由其代理经营管理企业的产-供-销及其后台管理，以经营业绩为依据与企业进行利润分成。目前代运营包括各种各样的方式：从建站、推广、物流、客服、仓储等领域都有相关的公司涉及。
在职和兼职的区别，杂志社有一批是在职的编辑，但也有部分栏目交给兼职编辑或外包给工作室，就会有你这种情况，毕竟有些写手或兼职编辑手里也有大量的写手资源，圈子比在职编辑的还广，但人家不高兴离开自己的地方去外地工作。
能够接触到最时尚的东西和风格，对于自己也是一种见识和磨炼。
你好！代理是杂志社和作者的桥梁，代理做了很多我们杂志社没有做，或者做得不够好的工作，应该感谢代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望采纳。
不会的。正规的杂志里，因为编辑也想有很多稿子能交上去，这样从他手中交出去的稿子越多他也会有一定的提成或者是奖励，而且编辑如果你一次，下次没有稿子交上去，饭碗不保的是他。并且编辑的工资还不至于要坑那点稿费。权衡利弊他也懂的。而且给稿费是实名制的，他要把卡号身份证核实了才给的稿费，并且给稿费是由财务部做的事情。所以他动不了手脚。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之风呈现蔓延、扩张趋势。 作为一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腐败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化特点。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腐败产生的经济学根源进行了分析：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腐败的经济原因；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严重恶化经济环境，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阻碍经济增长。 基于此，作者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遏制、削化腐败，并且倡导建立一门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 一、腐败——种病态经济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也像瘟疫一样在神州大地滋生、蔓延。从1982年起，中国共发起五次“严打’高潮：1982年、1983年、1988-1990年、1993年、1995年。时至今日，全国范围的腐败之风非但没有抑制住，反而呈现出规模增大、频率加快趋势。（见图表1、图表2） 从1988—1992年的五年中，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214318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95818人，追回赃款、赃物计25．8亿元，涉及县处级638人，厅局级38人，省部级4人。 而从1993—1997年，全国共立案查处违法违纪案件387352件。其中：立案侦查贪污案102467件，贿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职守案22211件。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2亿元。五年中共起诉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被告人181873人，其中县处级领导干部2903人，厅局级干部265人，省部级干部7人。 1998年检查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5084件、40162人，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8亿元。共立案侦查徐炳松等3名省部级干部、103名厅局级干部和1714名县处级干部涉嫌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50万元以上案件1773件。 1999年全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4%。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9亿元。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干部2061人，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 世纪之交的2000年，更是腐败分子“前赴后继”、大案要案频传的一年：先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行贿受贿被判处死刑，继而又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受3700万元巨额贿赂而被送上断头台，紧接着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被公诸于众，这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案情极为复杂、危害极其严重的走私犯罪案件，走私货物价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首批案件涉案14人被判处死刑，25名涉案党员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中包括8名厅级干部。 这些数据警醒我们：中国的腐败速度正以远远超出GDP增长速度“同步逼进”：一方面腐败主体由中低权力层向高层甚或最高权力层蔓延、渗透、扩张；另一方面，腐败数额呈现高额、巨额特征，具有惊人化、高速化发展趋势。（见图表3） 数字，令人振聋发聩；现实，更加触目惊心。 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正在危及政府的形象，成为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磅定时炸弹”。有识之士不无忧虑地指出：今后最有可能中断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来自恶性腐败。 现实的严峻和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进行理性分析与冷静思考。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腐败是指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行为。该定义的假定条件是一国制度和法律是完善的，即腐败是违反制度和法律的一种与权力相关的活动，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腐败是一种“制度化逃避”现象。这里，制度化是指社会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体系（即具体社会制度和规章制度）的程度以及与之相符合的过程，亦即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的状况。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实质是“权钱交易”。马克思说，货币是特殊商品，其实在特定经济条件下权力是一种更加特殊的商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示范效应的结果，只要有一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会跟着这样干，在消 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被称为“权力泛化”的社会现象。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在与其它商品，包括货币这种特殊商品交换时，权力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用权力和社会做 生意，百分之百赚钱，简直可以说是一本万利。 本世纪70年代，美国的泽布坎南等学者提出一种“寻租理论”，他把种种生产要素供求差价及优惠条件，亦即支付给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中，超过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得到的报酬的那一部分，称作“租金”。这些租金是政府管制、干预市场的结果。“寻租活动”就是指企业为了寻求租金，向政府官员行贿以获得这些差价。通俗地讲，寻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泽布坎南认为，要克服“寻租”现象，根本出路就是解除行政权力对市场干预和管制，通过市场开展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理应有明确规范，提高透明度。 腐败虽然给寻租人带来收益，但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相反却增加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的社会经济资源，使得资源配置低效率以及资源严重浪费，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由于寻租活动具有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寻租者不需通过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轻而易举地获得高额甚至超高额利润，这为寻租者提供强烈激励，同时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寻租活动，造成更大范围的腐败蔓延。 作为通过权力上市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资源和公共财富非理性侵吞和占有的反经济行为，腐败这种病态经济现象，不是基于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而只会造成对经济秩序的震荡与破坏。腐败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种反动。 二、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形式上，腐败具有多样化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种：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生活腐化，挥霍国家资财，为特殊利益者提供优惠便利，任人唯亲，兼职经商，严重失职、渎职，徇私舞弊等。 从1988一1998年这10年中，在社会坐标图上，贪污贿赂案件呈曲线上升趋势，此间全国检查机关根据群众举报立案侦查的各类职务犯罪案件共计2万件，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6100余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往往对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深恶痛绝，而对危害同样严重的官僚主义、失职渎职行为并未引导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1991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玩忽职守案件高达3189件，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多达3亿元，平均每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有26万余元之多。同样，经全国各级纪检部门处分犯有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错误的党员干部就有3339名之多，立案标准仅局限在10万元以上。 据有关人士最保守评估，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等腐败行为，一年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也在十几亿到二十亿元，加上间接经济损失，估计约有30个亿。惊人的数字意味着全国12亿人平均每人每年都要掏出2-3元钱来填补因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损失的经济“黑洞”，意味着人均3000元年收入的100万名职工一年劳动成果被付之东流。 从某种程度上说，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甚至要比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行为给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大、更多、更惨重。 三、产生腐败的经济学根源分析 （一）从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 l、欲望的无限膨胀及扩张超过“欲望满足均衡点”，此时占有欲处于强势、统驭状态。 在市场经济中，官员作为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动机，以欲望的满足为追求目标，而人的欲望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在经济学中，理性的经济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因此，政府官员具有自利动机并非不正常。但是在消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人的欲望无限扩张趋势和社会经济满足欲望实际状态之间差别不断加剧，意味着人的“满足欲望压抑”的增强。为了弥补这种差别，人们便产生了“补充压抑”需要。于是在利益动机驱动下，腐败主体欲望逐渐逼进或超出“欲望满足均衡点”，而这种欲望的满足要通过权力上市和权钱交易的顺利完成来得以实现。 2、自利性动机扩张一（导致）公共权力异化一（获取）个人特殊利益一（诱导）寻官、跑官、要官一（形成）“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公职人员自利性动机扩张，他有可能将公共目的（利益）转变为他的个人目的（利益），当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时候，实际上的公共权力异化便出现了，其实质是将国家的目的和公共的利益变为官员个人的目的和利益，即官员个人获得了特殊利益。这种现象诱使人们去“寻官”、“跑官”、“要官”，甚至不惜重金“买官”，然后又以官捞本。权力和官位在这里代表着名利，在权、钱的关系上，权力占居主导地位，从而使权力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和诱人光环，权力大小和职位高低成了衡量人的价值标准。于是，“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在整个社会盛行开来。因为人们深信，不经济怎么改革，只要政府还管经济，权力就永远是最有价值的财富。 3、主体行为的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 寻租活动具有恶性循环趋势。由于寻租活动具有学习示范效应，其本身是企图获得一种垄断和特殊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其他人或部门就会感到“吃亏”，进而也想“不拿白不拿”、“不干白不干”，这样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寻租活动。由此出现从上到下，从官到民，形成比以往更普遍、更广泛的腐败。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基于经济特权与垄断权的上市而形成的不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造成的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形成产权虚置、资产流失，以及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等，都是腐败产生的经济原因。 l、权力上市形成不平等竞争。 前面讲过，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一旦这种违反公平竞争原则、超越法律和制度限制之外的经济特许权或垄断权作为市场要素投入市场，便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并且保证百分之百赚钱。 而这一切与经济学中的“机会均等”原则是完全相悖的。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是创造个人收入的机制，只有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所带来的收入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符合“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的第二平等原则。竞争，通俗地说就是人们在市场上的竞相争先以及人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所谓的“竞争基础”其实是指个人参与竞争之前手中所掌握的生产要素产权的大小，个人找到和进入竞争场所的可能性大小，以及竞争过程中“裁判”的执法在每个人之间保证公正一致性的大小。人们又把竞争基础的平等称之为获胜机会的均等，即“机会均等”。 权力作为市场要素上市所形成的非经济的强暴力造成了机会不均等和不公平竞争，它使各经济主体一开始便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因此获胜机会对不同主体来说是不可能均等的。 2、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 改革以来，在市场经济转型条件下，政府过度干预造成价格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仍存在少数商品价格双轨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扩大，商品价格双轨制正趋于向市场价格单轨制过渡。目前农副产品价格、社会商品零售额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中由国家直接控制或者计划指导的比重已经很小，然而部分租金仍然存在，这就为寻租者提供了相应的市场活动空间。 3、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导致产权空置和资产流失。 这里产权指的是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统称，即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现实中由于国有经济产权关系的模糊，导致“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落空，而国有资产运营及保值、增值有效监督机制的空白或不健全，使得企业对出资者不承担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浪费现象。传统的国家所有是理论上的公有（所有权虚置），现实中的空有（造成经营者对生产资料的离异），这种产权责任主体模糊不清，是与现代市场“企业所有，经营者权、责、利界定明确，二者各司其职，共同配合，保证企业有效营运”要求相悖的。 4、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势必使人们在心理上存在着个人欲望膨胀与扩张，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 （三）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已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新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导致法律空缺滞后，直接影响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化。加之受部门利益比较均衡化的驱使，司法机关一些掌权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法谋私、贪污受贿，走上执法犯法的道路，直接导致司法腐败。 体制转换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制衡外部力量软化，约束机制悬空，使得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制约，从而导致权力泛化、滥用，使其作为要素进入市场，权钱交易盛行，造成寻租活动和腐败的滋生与蔓延。 四、腐败的经济破坏性与危害性 （一）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 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扭曲政府的经济政策、国家法律法规，破坏其执行、实施，危及政府形象，破坏改革开放声誉。而行业不正之风，又使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和劳动者重负难堪，进而挫伤其生产积极性，在社会上产生动荡和不安定因素，是政府掘墓人。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中腐败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 市场经济是商品化、货币化经济。一切商品是由金钱来衡量、买卖，金钱往往越界，对权力产生极大的腐蚀性。由于权力的上市，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扭曲，导致市场竞争一开始就处在不同的起跑线，机会均等原则在权力要素面前显得无可奈何、苍白无力。这种非经济的强暴力直接导致市场化改革步伐与进程放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腐败的恶性化趋势甚至可以断送中国改革与现代化已取得的成果。 （三）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并使公共财富受到掠夺和破坏，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腐败虽然会给寻租者带来个人收益，但却增加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社会经济资源。它不是以“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资源进行公正、合理、有效的配置，而是通过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来获得部门垄断利益，而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在竞争中受损。经济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使得社会财富在不均等竞争中受到破坏和掠夺，而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四）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阻碍经济增长。 腐败造成经济环境污染，使得投资者对市场望而却步，一些本应付诸实施的投资项目也因此“流产”。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在不平等竞争机制下显得犹豫不决，投资曲线呈左下趋势，而经济的增长也因此而受阻。 五、遏制、削化腐败的经济学途径 （一）“制度创新说” 一些学者认为，现行中国社会腐败是与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相关的，包括制度缺陷、体系变动、法制不完善等，当腐败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时，必须以制度创新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 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取消经济特权，取消经济垄断，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贸易自由，限制特殊利益，纠正政府过度干预，减少政府失效程度。通过堵塞经济体制中的漏洞，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反腐败与市场化改革并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所谓“标”就是已经形成的腐败现象，所谓“本”就是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体制、机制、法制、思想、世界观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治标就是惩治腐败现象，治本就是消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铲除其得以滋生的土壤。治标和治本，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而在治标与治本的着力点上，又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加大治本力度，以“预防为主”；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根据腐败现象的特点与反腐败斗争的形势，确定治标与治本的对策以及各工作机构的任务，做到各有侧重；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当前腐败还没有得到根治及治本措施力度不够的情况下，要继续着重治标，同时，要加大治本力度，并使两者紧密结合。 （三）“国际反腐败协议公约”说 由于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所以一些人士指出，要在国际上采取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对成员国国内企业贿赂外国政府官员也要进行惩罚。而持反对观点的学者则认为，虽然谁都明白腐败在全世界造成的有害后果，但国际社会难以采取共同行动，因为在国际性腐败中存着一种经济学家所说的“囚徒困境”，所有有关方面都可以从没有腐败的世界得到好处，但是，促使一个国家单方面采取反腐败措施的刺激却非常小。 追本溯源，中国社会现阶段寻租活动的猖獗，从制度上讲，主要是源于资源分配权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资源配置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承担，而是由各级政府代行市场功能来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介入国家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蔓延。 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来遏制、削化腐败。这里的‘制度创新”包含五个层面：一是经济制度创新，即推进市场化改革，创造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二是政府行为改革，即政治权力从经济活动中退却，或者如哈耶克所讲，社会与国家应分开；三是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即加强法制建设，真正朝“依法治国”方向迈步；四是构建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新闻监督体系，对寻租活动说“不”；五是国民意识创新，即全力提高民族整体素质，树立、倡导国民“纳税人”意识、民主意识、忧患意识。 作为现代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中国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花费上百年时间，付出巨大代价不断发展完善的制度创新经验，包括制度框架、经济体系和法律规范，为我所用，发挥所谓的“后发优势”。 六、创立“腐败经济学”的紧迫性 在当今文明社会，贪污腐败现象被人们视为公敌，称作“灰色瘟疫”。环顾全球，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也无论是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下，腐败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严重地危害着社会和公众利益。 当中国政府高举“反腐倡廉”大旗向腐败现象毫不妥协宣战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国家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惊呼“狼来了！”。德国《经济周刊》曾以“贿赂风行全球”为题向世人警示——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面对腐败的滋生与蔓延，国外的经济学家们不无堪忧地指出，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会在全世界造成有害后果。因此国际社会应当采取强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进而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向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举起“达摩克利斯剑”。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政策的执行、实施，是政府的掘墓人，成为社会经济不安定因素。腐败的滋生与蔓延，成为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社会经济环境。正如投资风险具有不可避免性一样，腐败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亦不可能完全消除，只可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削化，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最低程度之内，使社会经济资源在市场化、规范化基础上得到较为公正、合理配置。因此，经济学界应该像医生那样，对处于病态的社会机体及时进行治疗，使之早日恢复健康。 由此看来，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已势在必行，而作为研究腐败现象产生根源、表现形式、造成危害、治理途径的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的创立，应该真正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我看“追星”现象“追星”如今已成为一种时尚，成为年轻人的标志。其实“追星”并不是一种好现象，但如果适当的，选择好的“星”做为自己学习的榜样，这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但许多人却以夸张、疯狂的态度“追星”，不仅没有好处而且对社会也无益。那些“明星”和我们一样，也是人，不是神。有些人疯狂到为了得到他们的东西，不惜一切代价。记得电视上报道过，有四个女生太喜欢自己的偶像，但却怕对他不够忠诚、热心，并决定要将那偶像永远留在她们“心中”，便活生生地吞掉了那偶像的照片。那样有什么用？这样就在“心中”了吗？到头来还不是一个个的被推进手术室！那照片有用吗？这样疯狂地崇拜有意义吗？有的甚至为了偶像而要轻生自己。这种做法实在太恐怖了，扰乱了社会秩序，增加了家人的负担。这样子追星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正因为那些Fans的太过热情，使那些原本和我们一样是工作者的“星”渐渐忘却了自己真正的价值。但有一件事情让我难以忘却。一次，一个电影明星来到汽车检修站，一位女工接待了他，可那位女工却对他的到来没有任何惊讶和兴奋，这便引起了这位影星的注意，其实那位女工很喜欢他，也爱看他的电影但她却没有像别人那样疯狂、热情。她说：“您有您的成就，我有我的工作，您来修车就是我的顾客，我会热情的招待您，如果您不是明星了，再来修车，我还是一样热情的招待您。”最后她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人与人之间不应该是这样吗？”是啊！这就是明星的价值，真正的价值。他们就和我们一样，为什么我们要放弃掉自己所有的，去盲目的崇拜呢？可是既然社会上有了“追星”这一现象，所以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追星”，选择品德好，有益于我们自己的人作为自己的榜样。其实“追星”有好有坏，但好与坏就在于我们自己的选择了。像“追星”这一现象的流行，我们需要独立思考，了解它们所具有的意义所包含的价值，避免盲目效仿追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