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秦汉时期的考古遗存均属于秦汉考古的研究对象。如果按大类划分有四类：一、遗址，二、墓葬，三、农业、手工业及其产品，四、货币、度量衡及印章，五、绘画、雕刻、书籍和碑碣。秦汉时代起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迄于东汉灭亡,前后共约440年，其间包括秦、西汉、新、东汉4个朝代。秦汉时代文献记载详细，各种遗迹和遗物十分丰富。研究工作在调查发掘的基础上，以遗迹和遗物为主要依据，并结合文献的记载，这使得秦汉考古不仅有广泛的课题，而且有充实的内容，是中国历史时代考古学的典型。 一、遗址 秦汉时代的遗址，种类多，数量大，在地域上分布范围广。它们可分为都城、县邑、聚落、长城、鄣塞、工矿、作坊等类，而各类遗址中又包含许多不同的遗迹。经过调查发掘的遗迹，有城墙、城门、沟渠、池沼、桥梁、街道、宫殿、衙署、武库、礼制建筑物、住房、窖穴、水井、矿井、工场、炼铁炉、陶窑等等。这些遗址及其所包含的各种遗迹，反映了当时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设施和规制，体现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具体情形。 都城 都城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重大课题。秦的咸阳城、西汉的长安城和东汉的雒阳城是统一大帝国的都城，是当时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是长安城和雒阳城为汉代所新建，其设计除适应作为大城市的经济生活上的需要以外，还充分显示了政治上和礼制上的规格，对此后中国历代都城的营建有深远的影响。县邑 指都城以外的各地的县城，有的是郡国的治所。据历史记载，从西汉初年开始，全国的县邑普遍筑城墙。由于所在地域的不同，可分为内地的县邑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邑。聚落 指县城郊外的市镇和村落，其数量远比县城为多。长城、鄣塞和烽燧 秦汉时代，为了在北方和西北边境防御以匈奴为主的游牧民族入侵，修筑了长城，并在沿线建鄣塞,设烽燧,以加强守卫。因此，对长城、鄣塞和烽燧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特殊任务。其成果主要在于究明当时的国防和军备。二、墓葬 秦汉墓葬的特点是墓的种类复杂，墓主人的身份各异，等级甚多，而墓的形制和构造等又因时期、地区的不同而有显著的差别。统治阶级实行厚葬的墓设施讲究，随葬品十分丰富，而贫民和刑徒的埋葬则极为草率。因此对墓葬的调查发掘，不仅能为研究秦汉时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提供大量的资料，而且可以充分揭露当时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情况。帝陵 在中国古代的丧葬制度中，帝陵有其特殊的规格。秦始皇陵是中国第一座帝陵，两汉帝陵继承秦陵的制度而又有新的演变。它们对此后历代的陵制有长远的影响。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墓 秦汉时代贵族、官僚和一般地主的墓，从墓的构造上可以分为木椁墓、土洞墓、空心砖墓、崖墓、砖室墓、石室墓等不同的种类，它们又各有规模大小的差别。各类的墓，有的流行于不同的时期，有的则同时并存。由于墓主人的身份和财富的差异，他们的墓在种类和规模方面亦各不相同。贫民墓和刑徒墓 贫民墓 多为小而浅的土坑，易受破坏，葬具都很简陋，有的使用陶棺，有的则用瓦片覆盖尸体，有的根本没有葬具。随葬品极为贫乏。 刑徒墓 迄今发现的秦汉刑徒墓共有 3批。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的秦代刑徒墓。咸阳汉景帝阳陵附近发现的西汉刑徒墓地。汉雒阳城遗址附近发现的洛阳东汉刑徒墓地。三、农业、手工业及其产品 从各类遗址和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大量的遗迹和遗物，是研究秦汉时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的重要资料。遗物的种类有农作物、纺织品、铁器、铜器、漆器、玉器、陶器、砖瓦、舟车等，它们绝大多数为实物或实物的残迹，有的则为模型。遗迹有与农业有关的沟渠、与采铜有关的矿井、与冶铁有关的作坊和炼炉、与制陶有关的窑、与造船有关的工场，等等。汉墓中的壁画、石刻画像和随葬的陶质模型类明器等，又从生产手段和生产关系等方面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和各种手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形象资料。 农业 根据出土的农作物、铁农具等实物，参考陶明器模型和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的图像，并结合经过调查发掘的有关遗迹，可以从农作物的品类、农具和耕作技术、水利灌溉、谷物加工、农副业以及庄园和屯田制度等方面加以阐明。 纺织 汉代纺织品有丝、麻、毛、棉四大类。丝织品主要发现于长沙马王堆汉墓、江陵凤凰山汉墓、满城汉墓和新疆民丰尼雅汉墓等处。织品的种类，可分为平纹组织的绢、缣、纱，绞经组织的素罗和花罗，以斜纹显花的绮,多彩的锦和绒圈锦,编织的绦带等。 铁器 各地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铁器数量大，种类多，而作坊遗址的发现更为研究当时的冶铁业提供了重要的材料。近年来, 考古学研究与冶金史研究相配合，对秦汉冶铁业的技术发展水平有了新的认识。 汉武帝以后,在全国设铁官40余处,由国家垄断冶铁业。铁官所属的作坊遗址在各地多有发现，其中河南省巩县铁生沟和南阳瓦房庄等遗址经过大面积的发掘。铜器 和前代相比，秦汉铜器的特点是礼器的比重减小，日常生活用具的种类大增。兵器除弩机和矢镞外，多为铁器所取代。容器包括鼎、锺、壶、钫、樽、、卮、杯、鉴、、洗等食器、酒器和水器；烹饪器有、釜、甑、鍪、斗等炊具和温器。用具的种类如灯、熏炉、博山炉、案、熨斗、漏壶等，有的在前代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有的则为汉代所创制。 漆器 秦汉是中国古代漆器制造业的全盛时代，所制漆器种类多，数量大，质量精美。特别是各种饮食器皿，由于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青铜器。漆器的种类有鼎、壶、钫、樽、盂、卮、杯、盘等饮食器,奁、盒等化妆用具,几、案、屏风等家具。 玉器 秦和汉初的玉器，主要是继承战国时代的传统。西汉中期以后，玉器的种类、花纹和治玉技术都出现了新的变化，与战国时代有显著的不同。作为礼器的玉器，种类减少，仅有璧和圭两种。用于死者身上的玉衣、玉、玉塞、玉等所谓“葬玉”，显然增多。玉笄、玉带钩等日常装身具及铁剑柄端和鞘上的玉具相当普遍。此外,玉印、玉刚卯等亦为前代少见或未见。 陶瓷器 秦汉的陶器，除了实用的以外，还包括大量专为随葬而作的明器。铅釉陶器的盛行，是汉代陶业的特点之一。东汉后期出现的青瓷，更是陶瓷史上的重要创新。 秦汉的灰陶，火候较高，陶质较坚实；西汉中期以后，绳纹基本上绝迹，一般器物大体上是素面的。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除灰陶外，还流行硬陶，烧制火候比灰陶高，器形和纹饰也与灰陶有异。 专为随葬而作的明器，可分模型和偶像两大类。秦和汉初首先出现的是模型类的仓和灶。从西汉中期以降，迄于东汉后期，除仓、灶以外，井、磨盘、猪圈、楼阁、碓房、农田、陂塘等模型及猪、羊、狗、鸡、鸭等动物偶像相继出现，时代愈晚，种类和数量愈多。 砖瓦 制砖造瓦是秦汉陶业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和前代相比，瓦的制作有了改进，除了战国时代以来的空心砖以外，还发明了以长方砖为主的小型砖，使得当时的建筑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舟车 秦汉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车和船。车的实物遗迹，发现于临潼秦陵的兵马俑坑、满城汉墓、曲阜九龙山汉墓和北京大葆台汉墓；作为明器的车的模型，则有秦陵和武威雷台汉墓的铜车，云梦秦墓、长沙汉墓和武威磨嘴子汉墓的木车，广州汉墓和成都扬子山汉墓的陶车等,各地汉墓的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的车马图,也是研究车制的好材料。秦陵的铜车，为皇帝的专车，有其特殊的规格，但大体上是继承战国时代的车制。兵马俑坑中的木车，则为用于战争的兵车。汉代最常见的车为轺车，又有辎车、骈车、安车和高车，多为双辕，辕木多弯曲。各种车辆都用马驾引，运输货物则多用牛车。东汉后朝，统治阶级所乘的车亦常用牛驾引，影响及于后代，竟成长期的风尚。四、货币、度量衡及印章 货币和度量衡器代表秦汉时代国家在经济方面所建立的最基本的制度。各时期所铸钱币质量的优劣，往往反映当时政局是否稳定，经济秩序是否正常。印章体现了当时的官制，而印章及封泥上的地名则又为研究各时期的行政区划提供材料。 货币 秦汉的铜铸币，主要可分“半两钱”、“五铢钱”和“新莽钱”三大类。前两类都是圆形方孔。后一类品名繁多,形状不一。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曾铸“三铢钱”，但不久作罢，故发现甚少。 度量衡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以战国时代商鞅变法以后的秦国度量衡制为标准。汉因秦制，基本上保持不变。王莽改变汉朝各种制度，但未改动度量衡制。东汉建武年间，整顿度量衡，由大司农颁发标准器，其标准仍与前代大致相同。 印章（附封泥） 秦汉的印章，可分官印和私印两大类。前者包括从皇帝、诸侯王到各级官员的印章，印文为称号和官职，不具姓名。后者不论是官是民，印文为姓名，不加职称。由于当时公文、书信都用竹简和木牍，所以印章多盖在简牍检木的封泥上。一般说来，封泥上的印文多为官印。 五、绘画、雕刻、书籍和碑碣 广义的绘画包括各种器物的图纹，但狭义的绘画在秦汉时代主要是帛画和壁画。帛画易朽，出土甚少，而壁画在坟墓中遗留，有大量的发现。秦汉雕刻艺术种类甚多，而以汉代画像石最具特色，它与壁画一样，是汉代考古的重要资料。汉代虽已发明造纸，但应用远未普及，所以秦汉的书籍主要是简册和帛书。中国古代的碑碣，开始于战国而盛行于秦汉，它们和石经相似，是刻于石材上的文献，可以补书籍记述的不足。参考资料：王仲殊：《秦汉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
汉代儿童的游艺生活、两汉的少年吏、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法规、汉代婚丧礼俗、汉代“客田”、汉代丝路贸易、汉代人饮食生活中的“盐菜”“酱”“豉”消费……这本论文集子收入关于秦汉社会史研究的论文23篇，资料充实，逻辑严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本书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中的一本。近年来秦汉史研究动向概览 宋尚文 秦汉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重要课题。其重要之点在于：它既承上且又启下，这个时期中国历史在制度与文化上都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并对后世有着极重大的影响。所以，秦汉史的研究在这方面便具有重要意义。这里仅据个人所见，述其研究动向的几点可资注意的地方。 1．考古资料的发现，推动了秦汉史的研究。静安先生早就提出了"两重证据法"，史学界也颇注意文献与考古的结合。七八十年代的考古似乎更垂青秦汉史研究者。杨家湾汉兵马俑、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尹湾汉墓简牍、汉景帝阳陵、秦始皇帝陵、徐州狮子山汉墓及徐州兵马俑、西安西郊相家巷的秦汉封泥、广州西汉南越王御苑遗址等的发掘清理和资料的公布，大大地丰富了秦汉史的研究内容。它们对秦汉史的研究价值，不只是资料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视野的开拓和思路的启迪。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各擅其长，均有丰硕成果。 2．秦汉制度研究，这不是新课题，但是，近年来，主要是近一二年来，在这方面又有了新的开拓，取得新的进展。1997年、1998年，台湾学者廖伯源先生向学术界贡献了《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还有其他一些著作和论文，对汉代皇宫的宿卫警备、监军制度、将军制度、爵邑制度、乡里制度等，做了进一步更细的探索。 3．地域史更展现出其优势。地域史的研究，在国外行之久矣，在我国史学界受到重视且提到议程上来时间并不是很长。虽然说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地域史历来是史学的重要一支。在这方面，1996'年由周天游先生主编的《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一书，虽不是秦汉地域史的论集，但其中也有相关的论文，如《汉代三辅研究》等。1996年、1999年在广州、昆明召开的两届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年会，则明确地将秦汉时段的广州、昆明作为讨论的重要议题。导向所至，学术界对这两处地方的历史做了认真的探索，取得了不小成果。而在此期间，张荣芳先生的《南越国史》问世，则体现了地域史研究的新成果。 1998年，《陕西通史》出版，而周天游等所撰等的秦汉部分，也是秦汉史在区域文化中的展示。此前不久的1996年出版的《陕西古代简史》，同样有秦汉的篇章。还有王学理先生的《咸阳帝都记》。 4．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中国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对经济史历来是关注的，这也是一个传统。对秦汉经济的研究，过去多在论文中表现，也有不少卓见和扛鼎之作。而1999年8月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则是多年来关于秦汉经济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正如该书的主编林甘泉先生所说的："对原来研究成果比较多的领域，不但要尽可能吸收已有的成果，而且要力争有所突破，有所进展；对一些过去研究比较薄弱的领域，要着重多下些功夫；对秦汉封建经济结构的基本特点及其自然和社会环境，要尝试作新的探讨。"从该书的效果看，主编．的这个目标是基本达到了。经济方面的单项专史，近二三年的则有《秦国粮食经济研究》(蔡万进)、《秦农业历史研究》(樊志民)、《秦汉钱币研究》等。 5．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从历史研究而伸向文化研究在中国大约起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研究的是历史的思想模式、情感摸式和行为模式。这一研究形成热潮以后，在秦汉史研究中也往往被冠以"文化"二字。秦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及《丛书》总编委员会所编的《秦文化论丛》、《秦俑秦文化丛书》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台的具有一定影响的一套丛书和一册年刊。它是90年代初开始登台，且延续至今，出版了不少的专著和发表了不少论文。近二三年的专著则有《秦始皇帝评传》、《秦帝国史》、《秦文字通假集释》、《秦俑学》等。论文则有若干从文化角度探索秦始皇帝陵出土文物及遗址的文章，如《秦俑二号坑与新闻热的透视》等。西北大学编辑出版的《西北大学史学丛刊》(主编周伟洲、王欣)出版了《周秦汉唐研究》，黄留珠主编的《周秦汉唐文明》均属此类。后者虽然在《绪论》中想界定"文明"与"文化"，但全书还是文化的论述，其中也包括秦汉文化。《绪论》中也说到"对于文明与文化特别过细的区分，恐怕将永远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对此也只能以模糊法来处理了。"所以，书中的秦汉文明，也应看作是对秦汉的各种文化形态的论述。熊铁基先生在继《汉唐文化史》后，于1998年出版了《秦汉文化志》。它是《中国文化通志》中的一部。书中论述了与文化有关的制度和政策，对文化方面的学术、思想、文学、风俗等，，均作了系统的论述。这部著作看来是从文化的视野上观察秦汉社会的，因此它避免了以文化为名而写秦汉史之实的偏颇，应是秦汉文化史的力作。它的成功的地方在于，将秦汉史与秦汉文化严格区别了开来，反映了作者对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认知。 6．秦汉史专著徘徊不前。关于秦汉史的断代著作，80年代出了林剑鸣先生的《秦史稿)、《秦国发展史》、《秦史》、《秦汉史》，翦伯赞先生的《秦汉史》，田昌五、安作璋先生的《秦汉史》及《剑桥中国秦汉史》后，最近二三年中，即1996年秦汉史年会后，似乎尚无有分量的新的秦汉史出版。 7．对秦汉文化整合的研究。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特殊的时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在秦汉时期很明显地是一个里程碑。所谓"汉承秦制"、"百代都行秦政制"都说明中国历史至秦以后汉承秦制的大变化。近年中，张文立先生提出了《秦对传统文化整合)的意见，探索了战国以后的文化趋势和秦的整合历程，其完成则在汉武帝时期。张铭洽先生则在《谈汉初的文化整合》中，认为汉初实行了南北文化的融合，各家学说相互吸收，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实现了中华文化的整合与统一。汉初文化整合的特点，一是自始至终贯穿了大一统的观念，二是自始至终体现了多元文化的并存，因而经广泛深入的文化整合，才最终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文化，并以共同的文化心理为纽带，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最强保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李淑萍《儒学在秦的兴衰》，刘筱亿的《简论秦朝的思想潮流)等，都是从某一角度来探索秦汉文化思想整合历程的。 8．农民起义被重新注目。关于农民起义的问题，前些年被冷落了一段，近年又有学者旧话重提，不过虽是旧话，却有新的视角。胡一华、毕英春先生研究了秦末农民起义后认为，单靠农民的反抗斗争，是难以推翻一个封建专制政权的，必须凭借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够推翻某一个封建王朝。杨兆荣先生则认为，汉代董仲舒说的商鞅"除井田，民得买卖"是托古讽今，不足为信。而战国时的东方六国，实际已有土地私有。秦"使黔首自实田"，剥夺了原六国已经普遍发展起来的小土地所有权，加速了地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造成农民大起义。这些都从新的视角来提出问题。 9．文献的整理。历史文献虽经前人整理，但并非十全，加之秦汉简牍的出土，对旧文献的证伪工作和整理工作更加艰巨。台湾学者吴福助、陈文豪对云梦秦简的整理和考证，对陈直《史记新证》、《汉书新证》的校释，李解民先生对《史记》倒文的研究，体现了现代学者对旧文献的校释成果。虽然，现在来看，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要有更多的人去关注，并作细致的工作。 时序进入2000年以后，相信秦汉史研究将会有更大的突破。
如果只是个人爱好的话，先从一些秦汉史的研究成书。不需要看原始的资料。可以看白话的史记。不是学术研究只要掌握历史的来龙去脉
如果只是个人爱好的话，先从一些秦汉史的研究成书。不需要看原始的资料。可以看白话的史记。不是学术研究只要掌握历史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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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流传和考古发现是两大最主要来源！传世文献有限，曾是制约秦汉史研究的一大因素。而五十年来，一大批重大考古发现，完全改变了秦汉史研究的格局。它对于推动秦汉史研究的作用，无论如何估价，都不会嫌其过高。自七十年代以来，三次重大的考古发现（云梦秦简、始皇陵兵马俑坑、秦封泥），为人们研究秦国及秦朝的法律制度、陵寝制度及兵制、官制及历史地理，带来了宝贵的新材料，借助于对秦律遗文及相关法律文书的研究，史学家不仅可以大致弄清秦律体系（栗劲《秦律通论》，堪称代表之作），并且还对一些重大的制度问题（如：始傅年龄、隶臣妾的社会身份、啬夫的种类与职掌、赋役制度、民族政策等）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而以秦俑秦陵为中心的学术研究，业已蔚成规模，以王学理、袁仲一、张文立、徐卫民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已利用占有资料的优势，做出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如果说，林剑鸣的《秦史稿》一书，标志着秦史研究得以从附庸地位而走向独立，那么，九十年代出版的《秦俑·秦文化》丛书（计划30种，已出16种），则是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特别应予介绍的是，田静《秦史研究论著目录》一书，把本世纪的秦史研究成果，分“专著”“论文”两编，分列专题，以时为序，给以著录介绍，所收资料丰富（全书60余万字，收集下限到1999年6月），极便检索利用。近年新出封泥资料（分藏于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和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已引起了学界高度重视。
凡是秦汉时期的考古遗存均属于秦汉考古的研究对象。如果按大类划分有四类：一、遗址，二、墓葬，三、农业、手工业及其产品，四、货币、度量衡及印章，五、绘画、雕刻、书籍和碑碣。秦汉时代起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迄于东汉灭亡,前后共约440年，其间包括秦、西汉、新、东汉4个朝代。秦汉时代文献记载详细，各种遗迹和遗物十分丰富。研究工作在调查发掘的基础上，以遗迹和遗物为主要依据，并结合文献的记载，这使得秦汉考古不仅有广泛的课题，而且有充实的内容，是中国历史时代考古学的典型。 一、遗址 秦汉时代的遗址，种类多，数量大，在地域上分布范围广。它们可分为都城、县邑、聚落、长城、鄣塞、工矿、作坊等类，而各类遗址中又包含许多不同的遗迹。经过调查发掘的遗迹，有城墙、城门、沟渠、池沼、桥梁、街道、宫殿、衙署、武库、礼制建筑物、住房、窖穴、水井、矿井、工场、炼铁炉、陶窑等等。这些遗址及其所包含的各种遗迹，反映了当时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设施和规制，体现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具体情形。 都城 都城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重大课题。秦的咸阳城、西汉的长安城和东汉的雒阳城是统一大帝国的都城，是当时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是长安城和雒阳城为汉代所新建，其设计除适应作为大城市的经济生活上的需要以外，还充分显示了政治上和礼制上的规格，对此后中国历代都城的营建有深远的影响。县邑 指都城以外的各地的县城，有的是郡国的治所。据历史记载，从西汉初年开始，全国的县邑普遍筑城墙。由于所在地域的不同，可分为内地的县邑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邑。聚落 指县城郊外的市镇和村落，其数量远比县城为多。长城、鄣塞和烽燧 秦汉时代，为了在北方和西北边境防御以匈奴为主的游牧民族入侵，修筑了长城，并在沿线建鄣塞,设烽燧,以加强守卫。因此，对长城、鄣塞和烽燧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特殊任务。其成果主要在于究明当时的国防和军备。二、墓葬 秦汉墓葬的特点是墓的种类复杂，墓主人的身份各异，等级甚多，而墓的形制和构造等又因时期、地区的不同而有显著的差别。统治阶级实行厚葬的墓设施讲究，随葬品十分丰富，而贫民和刑徒的埋葬则极为草率。因此对墓葬的调查发掘，不仅能为研究秦汉时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提供大量的资料，而且可以充分揭露当时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情况。帝陵 在中国古代的丧葬制度中，帝陵有其特殊的规格。秦始皇陵是中国第一座帝陵，两汉帝陵继承秦陵的制度而又有新的演变。它们对此后历代的陵制有长远的影响。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墓 秦汉时代贵族、官僚和一般地主的墓，从墓的构造上可以分为木椁墓、土洞墓、空心砖墓、崖墓、砖室墓、石室墓等不同的种类，它们又各有规模大小的差别。各类的墓，有的流行于不同的时期，有的则同时并存。由于墓主人的身份和财富的差异，他们的墓在种类和规模方面亦各不相同。贫民墓和刑徒墓 贫民墓 多为小而浅的土坑，易受破坏，葬具都很简陋，有的使用陶棺，有的则用瓦片覆盖尸体，有的根本没有葬具。随葬品极为贫乏。 刑徒墓 迄今发现的秦汉刑徒墓共有 3批。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的秦代刑徒墓。咸阳汉景帝阳陵附近发现的西汉刑徒墓地。汉雒阳城遗址附近发现的洛阳东汉刑徒墓地。三、农业、手工业及其产品 从各类遗址和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大量的遗迹和遗物，是研究秦汉时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的重要资料。遗物的种类有农作物、纺织品、铁器、铜器、漆器、玉器、陶器、砖瓦、舟车等，它们绝大多数为实物或实物的残迹，有的则为模型。遗迹有与农业有关的沟渠、与采铜有关的矿井、与冶铁有关的作坊和炼炉、与制陶有关的窑、与造船有关的工场，等等。汉墓中的壁画、石刻画像和随葬的陶质模型类明器等，又从生产手段和生产关系等方面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和各种手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形象资料。 农业 根据出土的农作物、铁农具等实物，参考陶明器模型和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的图像，并结合经过调查发掘的有关遗迹，可以从农作物的品类、农具和耕作技术、水利灌溉、谷物加工、农副业以及庄园和屯田制度等方面加以阐明。 纺织 汉代纺织品有丝、麻、毛、棉四大类。丝织品主要发现于长沙马王堆汉墓、江陵凤凰山汉墓、满城汉墓和新疆民丰尼雅汉墓等处。织品的种类，可分为平纹组织的绢、缣、纱，绞经组织的素罗和花罗，以斜纹显花的绮,多彩的锦和绒圈锦,编织的绦带等。 铁器 各地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铁器数量大，种类多，而作坊遗址的发现更为研究当时的冶铁业提供了重要的材料。近年来, 考古学研究与冶金史研究相配合，对秦汉冶铁业的技术发展水平有了新的认识。 汉武帝以后,在全国设铁官40余处,由国家垄断冶铁业。铁官所属的作坊遗址在各地多有发现，其中河南省巩县铁生沟和南阳瓦房庄等遗址经过大面积的发掘。铜器 和前代相比，秦汉铜器的特点是礼器的比重减小，日常生活用具的种类大增。兵器除弩机和矢镞外，多为铁器所取代。容器包括鼎、锺、壶、钫、樽、、卮、杯、鉴、、洗等食器、酒器和水器；烹饪器有、釜、甑、鍪、斗等炊具和温器。用具的种类如灯、熏炉、博山炉、案、熨斗、漏壶等，有的在前代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有的则为汉代所创制。 漆器 秦汉是中国古代漆器制造业的全盛时代，所制漆器种类多，数量大，质量精美。特别是各种饮食器皿，由于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青铜器。漆器的种类有鼎、壶、钫、樽、盂、卮、杯、盘等饮食器,奁、盒等化妆用具,几、案、屏风等家具。 玉器 秦和汉初的玉器，主要是继承战国时代的传统。西汉中期以后，玉器的种类、花纹和治玉技术都出现了新的变化，与战国时代有显著的不同。作为礼器的玉器，种类减少，仅有璧和圭两种。用于死者身上的玉衣、玉、玉塞、玉等所谓“葬玉”，显然增多。玉笄、玉带钩等日常装身具及铁剑柄端和鞘上的玉具相当普遍。此外,玉印、玉刚卯等亦为前代少见或未见。 陶瓷器 秦汉的陶器，除了实用的以外，还包括大量专为随葬而作的明器。铅釉陶器的盛行，是汉代陶业的特点之一。东汉后期出现的青瓷，更是陶瓷史上的重要创新。 秦汉的灰陶，火候较高，陶质较坚实；西汉中期以后，绳纹基本上绝迹，一般器物大体上是素面的。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除灰陶外，还流行硬陶，烧制火候比灰陶高，器形和纹饰也与灰陶有异。 专为随葬而作的明器，可分模型和偶像两大类。秦和汉初首先出现的是模型类的仓和灶。从西汉中期以降，迄于东汉后期，除仓、灶以外，井、磨盘、猪圈、楼阁、碓房、农田、陂塘等模型及猪、羊、狗、鸡、鸭等动物偶像相继出现，时代愈晚，种类和数量愈多。 砖瓦 制砖造瓦是秦汉陶业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和前代相比，瓦的制作有了改进，除了战国时代以来的空心砖以外，还发明了以长方砖为主的小型砖，使得当时的建筑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舟车 秦汉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车和船。车的实物遗迹，发现于临潼秦陵的兵马俑坑、满城汉墓、曲阜九龙山汉墓和北京大葆台汉墓；作为明器的车的模型，则有秦陵和武威雷台汉墓的铜车，云梦秦墓、长沙汉墓和武威磨嘴子汉墓的木车，广州汉墓和成都扬子山汉墓的陶车等,各地汉墓的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的车马图,也是研究车制的好材料。秦陵的铜车，为皇帝的专车，有其特殊的规格，但大体上是继承战国时代的车制。兵马俑坑中的木车，则为用于战争的兵车。汉代最常见的车为轺车，又有辎车、骈车、安车和高车，多为双辕，辕木多弯曲。各种车辆都用马驾引，运输货物则多用牛车。东汉后朝，统治阶级所乘的车亦常用牛驾引，影响及于后代，竟成长期的风尚。四、货币、度量衡及印章 货币和度量衡器代表秦汉时代国家在经济方面所建立的最基本的制度。各时期所铸钱币质量的优劣，往往反映当时政局是否稳定，经济秩序是否正常。印章体现了当时的官制，而印章及封泥上的地名则又为研究各时期的行政区划提供材料。 货币 秦汉的铜铸币，主要可分“半两钱”、“五铢钱”和“新莽钱”三大类。前两类都是圆形方孔。后一类品名繁多,形状不一。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曾铸“三铢钱”，但不久作罢，故发现甚少。 度量衡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以战国时代商鞅变法以后的秦国度量衡制为标准。汉因秦制，基本上保持不变。王莽改变汉朝各种制度，但未改动度量衡制。东汉建武年间，整顿度量衡，由大司农颁发标准器，其标准仍与前代大致相同。 印章（附封泥） 秦汉的印章，可分官印和私印两大类。前者包括从皇帝、诸侯王到各级官员的印章，印文为称号和官职，不具姓名。后者不论是官是民，印文为姓名，不加职称。由于当时公文、书信都用竹简和木牍，所以印章多盖在简牍检木的封泥上。一般说来，封泥上的印文多为官印。 五、绘画、雕刻、书籍和碑碣 广义的绘画包括各种器物的图纹，但狭义的绘画在秦汉时代主要是帛画和壁画。帛画易朽，出土甚少，而壁画在坟墓中遗留，有大量的发现。秦汉雕刻艺术种类甚多，而以汉代画像石最具特色，它与壁画一样，是汉代考古的重要资料。汉代虽已发明造纸，但应用远未普及，所以秦汉的书籍主要是简册和帛书。中国古代的碑碣，开始于战国而盛行于秦汉，它们和石经相似，是刻于石材上的文献，可以补书籍记述的不足。参考资料：王仲殊：《秦汉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
凡是秦汉时期的考古遗存均属于秦汉考古的研究对象。如果按大类划分有四类：一、遗址，二、墓葬，三、农业、手工业及其产品，四、货币、度量衡及印章，五、绘画、雕刻、书籍和碑碣。秦汉时代起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迄于东汉灭亡,前后共约440年，其间包括秦、西汉、新、东汉4个朝代。秦汉时代文献记载详细，各种遗迹和遗物十分丰富。研究工作在调查发掘的基础上，以遗迹和遗物为主要依据，并结合文献的记载，这使得秦汉考古不仅有广泛的课题，而且有充实的内容，是中国历史时代考古学的典型。 一、遗址 秦汉时代的遗址，种类多，数量大，在地域上分布范围广。它们可分为都城、县邑、聚落、长城、鄣塞、工矿、作坊等类，而各类遗址中又包含许多不同的遗迹。经过调查发掘的遗迹，有城墙、城门、沟渠、池沼、桥梁、街道、宫殿、衙署、武库、礼制建筑物、住房、窖穴、水井、矿井、工场、炼铁炉、陶窑等等。这些遗址及其所包含的各种遗迹，反映了当时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设施和规制，体现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具体情形。 都城 都城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重大课题。秦的咸阳城、西汉的长安城和东汉的雒阳城是统一大帝国的都城，是当时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是长安城和雒阳城为汉代所新建，其设计除适应作为大城市的经济生活上的需要以外，还充分显示了政治上和礼制上的规格，对此后中国历代都城的营建有深远的影响。县邑 指都城以外的各地的县城，有的是郡国的治所。据历史记载，从西汉初年开始，全国的县邑普遍筑城墙。由于所在地域的不同，可分为内地的县邑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邑。聚落 指县城郊外的市镇和村落，其数量远比县城为多。长城、鄣塞和烽燧 秦汉时代，为了在北方和西北边境防御以匈奴为主的游牧民族入侵，修筑了长城，并在沿线建鄣塞,设烽燧,以加强守卫。因此，对长城、鄣塞和烽燧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特殊任务。其成果主要在于究明当时的国防和军备。二、墓葬 秦汉墓葬的特点是墓的种类复杂，墓主人的身份各异，等级甚多，而墓的形制和构造等又因时期、地区的不同而有显著的差别。统治阶级实行厚葬的墓设施讲究，随葬品十分丰富，而贫民和刑徒的埋葬则极为草率。因此对墓葬的调查发掘，不仅能为研究秦汉时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提供大量的资料，而且可以充分揭露当时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情况。帝陵 在中国古代的丧葬制度中，帝陵有其特殊的规格。秦始皇陵是中国第一座帝陵，两汉帝陵继承秦陵的制度而又有新的演变。它们对此后历代的陵制有长远的影响。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墓 秦汉时代贵族、官僚和一般地主的墓，从墓的构造上可以分为木椁墓、土洞墓、空心砖墓、崖墓、砖室墓、石室墓等不同的种类，它们又各有规模大小的差别。各类的墓，有的流行于不同的时期，有的则同时并存。由于墓主人的身份和财富的差异，他们的墓在种类和规模方面亦各不相同。贫民墓和刑徒墓 贫民墓 多为小而浅的土坑，易受破坏，葬具都很简陋，有的使用陶棺，有的则用瓦片覆盖尸体，有的根本没有葬具。随葬品极为贫乏。 刑徒墓 迄今发现的秦汉刑徒墓共有 3批。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的秦代刑徒墓。咸阳汉景帝阳陵附近发现的西汉刑徒墓地。汉雒阳城遗址附近发现的洛阳东汉刑徒墓地。三、农业、手工业及其产品 从各类遗址和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大量的遗迹和遗物，是研究秦汉时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的重要资料。遗物的种类有农作物、纺织品、铁器、铜器、漆器、玉器、陶器、砖瓦、舟车等，它们绝大多数为实物或实物的残迹，有的则为模型。遗迹有与农业有关的沟渠、与采铜有关的矿井、与冶铁有关的作坊和炼炉、与制陶有关的窑、与造船有关的工场，等等。汉墓中的壁画、石刻画像和随葬的陶质模型类明器等，又从生产手段和生产关系等方面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和各种手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形象资料。 农业 根据出土的农作物、铁农具等实物，参考陶明器模型和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的图像，并结合经过调查发掘的有关遗迹，可以从农作物的品类、农具和耕作技术、水利灌溉、谷物加工、农副业以及庄园和屯田制度等方面加以阐明。 纺织 汉代纺织品有丝、麻、毛、棉四大类。丝织品主要发现于长沙马王堆汉墓、江陵凤凰山汉墓、满城汉墓和新疆民丰尼雅汉墓等处。织品的种类，可分为平纹组织的绢、缣、纱，绞经组织的素罗和花罗，以斜纹显花的绮,多彩的锦和绒圈锦,编织的绦带等。 铁器 各地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铁器数量大，种类多，而作坊遗址的发现更为研究当时的冶铁业提供了重要的材料。近年来, 考古学研究与冶金史研究相配合，对秦汉冶铁业的技术发展水平有了新的认识。 汉武帝以后,在全国设铁官40余处,由国家垄断冶铁业。铁官所属的作坊遗址在各地多有发现，其中河南省巩县铁生沟和南阳瓦房庄等遗址经过大面积的发掘。铜器 和前代相比，秦汉铜器的特点是礼器的比重减小，日常生活用具的种类大增。兵器除弩机和矢镞外，多为铁器所取代。容器包括鼎、锺、壶、钫、樽、、卮、杯、鉴、、洗等食器、酒器和水器；烹饪器有、釜、甑、鍪、斗等炊具和温器。用具的种类如灯、熏炉、博山炉、案、熨斗、漏壶等，有的在前代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有的则为汉代所创制。 漆器 秦汉是中国古代漆器制造业的全盛时代，所制漆器种类多，数量大，质量精美。特别是各种饮食器皿，由于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青铜器。漆器的种类有鼎、壶、钫、樽、盂、卮、杯、盘等饮食器,奁、盒等化妆用具,几、案、屏风等家具。 玉器 秦和汉初的玉器，主要是继承战国时代的传统。西汉中期以后，玉器的种类、花纹和治玉技术都出现了新的变化，与战国时代有显著的不同。作为礼器的玉器，种类减少，仅有璧和圭两种。用于死者身上的玉衣、玉、玉塞、玉等所谓“葬玉”，显然增多。玉笄、玉带钩等日常装身具及铁剑柄端和鞘上的玉具相当普遍。此外,玉印、玉刚卯等亦为前代少见或未见。 陶瓷器 秦汉的陶器，除了实用的以外，还包括大量专为随葬而作的明器。铅釉陶器的盛行，是汉代陶业的特点之一。东汉后期出现的青瓷，更是陶瓷史上的重要创新。 秦汉的灰陶，火候较高，陶质较坚实；西汉中期以后，绳纹基本上绝迹，一般器物大体上是素面的。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除灰陶外，还流行硬陶，烧制火候比灰陶高，器形和纹饰也与灰陶有异。 专为随葬而作的明器，可分模型和偶像两大类。秦和汉初首先出现的是模型类的仓和灶。从西汉中期以降，迄于东汉后期，除仓、灶以外，井、磨盘、猪圈、楼阁、碓房、农田、陂塘等模型及猪、羊、狗、鸡、鸭等动物偶像相继出现，时代愈晚，种类和数量愈多。 砖瓦 制砖造瓦是秦汉陶业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和前代相比，瓦的制作有了改进，除了战国时代以来的空心砖以外，还发明了以长方砖为主的小型砖，使得当时的建筑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舟车 秦汉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车和船。车的实物遗迹，发现于临潼秦陵的兵马俑坑、满城汉墓、曲阜九龙山汉墓和北京大葆台汉墓；作为明器的车的模型，则有秦陵和武威雷台汉墓的铜车，云梦秦墓、长沙汉墓和武威磨嘴子汉墓的木车，广州汉墓和成都扬子山汉墓的陶车等,各地汉墓的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的车马图,也是研究车制的好材料。秦陵的铜车，为皇帝的专车，有其特殊的规格，但大体上是继承战国时代的车制。兵马俑坑中的木车，则为用于战争的兵车。汉代最常见的车为轺车，又有辎车、骈车、安车和高车，多为双辕，辕木多弯曲。各种车辆都用马驾引，运输货物则多用牛车。东汉后朝，统治阶级所乘的车亦常用牛驾引，影响及于后代，竟成长期的风尚。四、货币、度量衡及印章 货币和度量衡器代表秦汉时代国家在经济方面所建立的最基本的制度。各时期所铸钱币质量的优劣，往往反映当时政局是否稳定，经济秩序是否正常。印章体现了当时的官制，而印章及封泥上的地名则又为研究各时期的行政区划提供材料。 货币 秦汉的铜铸币，主要可分“半两钱”、“五铢钱”和“新莽钱”三大类。前两类都是圆形方孔。后一类品名繁多,形状不一。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曾铸“三铢钱”，但不久作罢，故发现甚少。 度量衡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以战国时代商鞅变法以后的秦国度量衡制为标准。汉因秦制，基本上保持不变。王莽改变汉朝各种制度，但未改动度量衡制。东汉建武年间，整顿度量衡，由大司农颁发标准器，其标准仍与前代大致相同。 印章（附封泥） 秦汉的印章，可分官印和私印两大类。前者包括从皇帝、诸侯王到各级官员的印章，印文为称号和官职，不具姓名。后者不论是官是民，印文为姓名，不加职称。由于当时公文、书信都用竹简和木牍，所以印章多盖在简牍检木的封泥上。一般说来，封泥上的印文多为官印。 五、绘画、雕刻、书籍和碑碣 广义的绘画包括各种器物的图纹，但狭义的绘画在秦汉时代主要是帛画和壁画。帛画易朽，出土甚少，而壁画在坟墓中遗留，有大量的发现。秦汉雕刻艺术种类甚多，而以汉代画像石最具特色，它与壁画一样，是汉代考古的重要资料。汉代虽已发明造纸，但应用远未普及，所以秦汉的书籍主要是简册和帛书。中国古代的碑碣，开始于战国而盛行于秦汉，它们和石经相似，是刻于石材上的文献，可以补书籍记述的不足。参考资料：王仲殊：《秦汉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
绪论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实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系列改革以适应统一的需要。秦朝文化上统一文字给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又实行焚书坑儒等极端专制主义的措施以钳制思想文化的发展，使学术文化遭受灭顶之灾，加之秦王朝仅有十五年的短命，因此在文学上几无成就可言。由秦相吕不韦与门客集体编著的《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统一前，内容包含了儒、道、墨、法、农等诸家学说，保存了一些先秦的学术文化思想和历史文献。秦相李斯的《谏逐客书》吸取了先秦诸子文章和战国策论的特点，论证严密，铺陈排比，富于文采。秦末农民起义推翻秦暴政统治，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了强盛的大汉王朝，汉初采取了一些与民生息的政策，如制定律令、减轻田赋、宽政省刑等，使国力日益强盛。文化思想上除秦挟书律和訞言诽谤之罪，尊黄老无为之说，对各家学说也采取了宽容并蓄的政策，思想文化比较活跃自由。汉初文士承战国宏论和辞赋遗风围绕秦亡教训及如何兴国强权等问题各抒己见，以贾谊、晁错的作品为代表的政论文卓然兴起，它们借古喻今，针砭时弊，直抒胸臆。汉初辞赋完成由骚体赋向新体赋的转化。陆贾、贾谊的作品抒写政见和身世感慨，枚乘《七发》标志咏物为主、篇幅宏大、铺采摛文的的汉大赋的形成。汉初为了娱乐和制礼作乐的需要，沿承秦制设置了乐府机构。一些楚歌广为传唱。汉武帝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实行统一货币、均输平准、官营盐铁等经济措施，确保国力富足；北击匈奴、打通西域，扩大了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的统治地位。帝国进入了空前强盛的时期。以司马相如为首的一大批辞赋家，“兴废继绝、润色鸿业”，颂扬盛世，出现了《子虚》、《上林》等排比事类、穷极声貌的成熟的散体大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的问世，开创了纪传体史书，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在体例上和思想内容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武帝时强化乐府职能，为“观风俗、知薄厚”，采集赵、代、秦、楚之讴，使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叙事乐府民歌得以记录流传。宣帝时桓宽编写的《盐铁论》针对现实展开争论，使政论文得以复兴。 西汉后期土地兼并，各类矛盾日益激烈，王莽篡权改制，更加激化了矛盾，导致绿林、赤眉的起义，西汉王朝随之覆灭。
文献的流传和考古发现是两大最主要来源！传世文献有限，曾是制约秦汉史研究的一大因素。而五十年来，一大批重大考古发现，完全改变了秦汉史研究的格局。它对于推动秦汉史研究的作用，无论如何估价，都不会嫌其过高。自七十年代以来，三次重大的考古发现（云梦秦简、始皇陵兵马俑坑、秦封泥），为人们研究秦国及秦朝的法律制度、陵寝制度及兵制、官制及历史地理，带来了宝贵的新材料，借助于对秦律遗文及相关法律文书的研究，史学家不仅可以大致弄清秦律体系（栗劲《秦律通论》，堪称代表之作），并且还对一些重大的制度问题（如：始傅年龄、隶臣妾的社会身份、啬夫的种类与职掌、赋役制度、民族政策等）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而以秦俑秦陵为中心的学术研究，业已蔚成规模，以王学理、袁仲一、张文立、徐卫民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已利用占有资料的优势，做出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如果说，林剑鸣的《秦史稿》一书，标志着秦史研究得以从附庸地位而走向独立，那么，九十年代出版的《秦俑·秦文化》丛书（计划30种，已出16种），则是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特别应予介绍的是，田静《秦史研究论著目录》一书，把本世纪的秦史研究成果，分“专著”“论文”两编，分列专题，以时为序，给以著录介绍，所收资料丰富（全书60余万字，收集下限到1999年6月），极便检索利用。近年新出封泥资料（分藏于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和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已引起了学界高度重视。
如果只是个人爱好的话，先从一些秦汉史的研究成书。不需要看原始的资料。可以看白话的史记。不是学术研究只要掌握历史的来龙去脉
第一章 秦汉散文1、秦代国祚短促，可提及的散文家只有李斯一人。他的作品主要还受战国纵横家的影响。 两汉散文文风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史记》 《汉书》等史传作品，汉代散文的创作主流就 是政论文。它们的文风朴实厚重，内容切近时事。四百年间风格历经数变：西汉初贾谊等情 感浓郁，饶有策士遗风；中后期董仲舒、刘向等引经据典，风格典重；东汉初王充晓畅平易， 通达深刻；后期王符、仲长统等愤世嫉俗。行文用语在东汉后期也向骈俪方向发展。两汉时 期还出现了不少抒情、叙事的散文。2、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在公元前 239 年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夕。吕不韦 将其门人文章遴选、归类、删定，综合在一起成书，取名叫《吕氏春秋》。（魏国有信陵君， 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吕氏春秋》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 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3、李斯散文的代表作是《谏逐客书》。李斯还为秦始皇作过许多刻石表功的碑铭，文辞整饬 简洁，气度宏伟对后世碑铭文字影响甚巨。据《史记》记载，秦刻石共八篇，其中六篇载于 《史记秦始皇本纪》 ，如《邹峄山刻石文》、 《琅邪台刻石文》 、 《之罘东观刻石文》、 《琅邪刻 石文》、 《碣石刻石文》、《会稽刻石文》等。秦刻石为后世碑文之祖。4、贾谊与晁错 贾谊是汉初年轻的政治家。他的作品集中收录在《新书》中，可分为专题 政论文、疏牍文和杂论三类。 《过秦论》三篇是贾谊政论文的代表作。贾谊疏牍文的代表作 是《论积贮疏》和《陈政事疏》。晁错与贾谊同时而稍后，是汉初另一个著名政论家。《论 贵粟疏》是其代表作。5、董仲舒与刘向等 董仲舒是儒家大师，对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贡献 巨大。其《天人三策》对后世集权政治思想影响深远。刘向是西汉著名经学家和文献学家， 他为许多古籍写的叙录不少是出色的散文作品，如《战国策书录》。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和杨恽的《报孙会宗书》，叙写个人情志，情感浓郁，言辞痛切，又别是一种风格。6、王充的《论衡》是东汉代表性的政论散文。王充、王符和仲长统是东汉散文的三大家。 王符有《潜夫论》，仲长统有《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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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秦汉》，《大汉铁骑》
《历史研究》、《世界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文史》、《中国史研究》、《史学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专一点看《唐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国学研究》、《燕京学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