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作背景这篇小说反映了19世纪末沙皇俄国的黑暗现实。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身亡，继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加强了专制恐怖统治。当时担任宗教院检察总长的波贝多诺斯采夫给沙皇的奏章中说：“在当前这个艰苦的时代，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平息那种头脑不清、濒于疯狂的社会舆论；必须禁止那种人人饶舌的不可名状的街头巷议，以期尽量减少流言蜚语……”（转引自《契诃夫传》）在此之前，受欧洲进步文明潮流的影响，俄国也兴起变革之风，尤其在进步的知识分子和贵族中间，要求自由民主，改变专制制度的呼声日益强烈，并付诸行动。面对汹涌的变革浪潮，沙皇政府采取一切暴力手段进行镇压，逮捕流放革命者，查封进步刊物，禁锢人们的思想言论。全国警探遍布，告密者横行，一切反动势力纠合起来，对抗进步的潮流，竭力维护腐朽没落的沙皇统治。二、别里科夫的形象1．性格、行为①封闭：他“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把随身带的东西都放在一个又一个“套子”里；他把自己的脸也“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他坐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总之”，他“总想把自己包在壳子里，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不仅如此，他把和人交往也视为厌事，“他所去的那个挤满了人的学校，分明使得他满心害怕和憎恶”，跟“我”（布尔金）一块儿走路，“对他那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显然也是苦事”。②怀旧：他“老是歌颂过去，歌颂那些从没存在过的东西”，他总认为过去什么都好，其实意味着对现实的恐惧、抗拒。所以作者说他“所教的古代语言”“雨靴”“雨伞”都是他逃避现实生活的道具。他为什么这样害怕现实生活呢？他究竟要“逃避”什么？③胆小多疑：他胆小，恐惧得让人发笑。“他一上床，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深怕会出什么事”，“深怕小贼溜进来”；他又多疑，什么事都让他“心慌得很，一个劲儿地说：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从他封闭、怀旧、胆小多疑的性格行为上看，他的所谓“性情孤僻”，其实是“逃避”外界活生生的生活。人类生活总要向前发展，文明才能进步。他怕的就是这样的发展、进步，所以他干脆逃避生活，以今不如昔来安慰自己，甚至歌颂“从没存在过的东西”，可见他已经虚妄到何等地步!④极力维护现行秩序：思想上自觉向反动政府看齐。“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自然是御用报纸，经过镇压，不可能宣传进步思想的新闻媒体）上的文章”，“其中规定着禁止什么，他才觉得一清二楚”。即使官方批准的东西，他也觉得“包藏着使人怀疑的成分”，总担忧“闹出什么乱子”。至于“违背法令、脱离常规、不合规矩的事”，当然引起他“心慌”，即使和他“毫不相干”，他也要“闷闷不乐”。如果说他的悲剧是性格悲剧的话，那么他乐于告密，就表现了他人格的卑鄙了。他对自己的无耻行为总是振振有词：“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人家误解以致闹出什么乱子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报告校长——把大意说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他从思想上的保守僵化已经堕落到行为上的卑劣了。就这样，他在思想上行动上把自己和沙皇反动专制统治联系在一起，压制着身边的人们，全城的人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都怕他”，“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这个“套中人”给人们带来多么大的精神压力和恐惧!2．结婚的悲喜剧像别里科夫这样厌恶别人、恐惧生活的人，居然要结婚，首先是一出让人发笑的喜剧，最后必然以悲剧告终。校长太太，也包括像布尔金这样的同事，都“撮合”“怂恿”别里科夫和华连卡结婚。于是“他昏了头，决定结婚了”。结婚意味着他对生活的渴望，意味着他走出“套子”的尝试。但是要挣脱出既有的“套子”是很困难的，一桩小事，就让他的希望彻底破灭，就让他感到他和生趣盎然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年轻活泼的华连卡“兴高采烈”地骑自行车，这在别里科夫的眼里是多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中学教员和小姐骑自行车还成体统吗？”迂腐、多疑、谨慎的别里科夫一本正经地找华连卡谈话，却碰上了她的哥哥，话不投机，别里科夫恼羞成怒，以告密相威胁，被摔到楼下，结果可想而知，婚事完了，别里科夫的性命也完了。——他身上的“套子”太厚重，已经不能让他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了。3．别里科夫的悲剧别里科夫并不是十恶不赦的恶人，他性格孤僻，胆小怕事，恐惧变革，更多的是想做一个纯粹的现行制度的“守法良民”。他的世界观就是害怕出乱子，害怕改变既有的一切，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在客观上却助纣为虐。他辖制着大家，并不是靠暴力等手段，而是给众人精神上的压抑，让大家“透不出气”。可以说是专制制度毒化了他的思想、心灵，使他惧怕一切变革，顽固僵化，他既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也是受害者。三、夸张与讽刺的手法夸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夸张人物形象，像别里科夫这样整天躲在“套子”里的人，在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二是夸张人物的作用，说他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连“全城都受着他辖制”，大家什么都不敢干。这些夸张是作者对生活的高度概括，揭示了社会的本质。别里科夫是众多“套中人”的典型代表，而他对人们的压制，也是种种专制压迫的结果。讽刺也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对别里科夫性格行为的夸张，嘲讽了“套中人”的丑陋和可憎；二是以戏剧化的情节，描写别里科夫可悲的下场。他生平最怕出乱子，结果乱子偏偏找上他，挺好的婚事让他自己无端搞出了“乱子”，这不是绝妙的讽刺吗？四、关于“套子”和“套中人”的思考无论什么时代什么社会，都有不同形式的“套子”和“套中人”出现。因为时代发展、社会进步，总会有变革，那么就会有反对变革的人出现。这些人中除了仇视社会进步，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统治者外，更多的是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的小人物，他们对新生事物不适应、不理解，甚至满怀恐惧，他们主要在思想和行动上抗拒社会变革。我们从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就可以发现许多这样的人和事。而改革开放的最大阻力，就是既有的各种“套子”。下面是关于此文章的赏析二《装在套子里的人》赏析（钟振奋）“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契诃夫在小说中借兽医伊凡·伊凡内奇的口道出了当时要求变革的社会情绪。这篇作品创作于1898年，其时俄国正处在沙皇专制统治的黑暗时期，人们的生活（无论是小市民还是知识分子）相当沉闷、乏味。曾经做过医生的契诃夫拿起了手中的笔，以敏锐的目光解剖了庸碌的生活层面，对于当时的俄国社会作出了精确的心理诊断，写出了这一充满辛辣嘲讽的名篇。以另一种职业的目光去认识生活，契诃夫自有他独到的发现。作为一名医生，他养成了冷静的，常常是冷峻的思维习惯。在本篇里，他采用了从容不迫的，甚至看起来有点漫不经心的节奏，通过中学教员布尔金之口，不动声色地开始了他的叙述，引出了小说的中心人物——别里科夫。别里科夫作为希腊语教员，自有他的“出众”之处，为小城单调无聊的生活增添了解闷的笑料。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装在套子里的。首先是他那古怪的行为方式。无论什么天气，他出门时总是套着雨靴，带着雨伞，穿着暖和的棉大衣，其次是他那偏执的心理特征，他想给自己安上一个精神外壳，缩回过去，缩回古代，免受现实生活的刺激；他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一切新事物，害怕一切超出平凡庸俗的生活常规以外的东西。让人觉得别里科夫不止是具有怪僻，简直就是一个神经病患者了。他的语言的套子似乎是最为“标准”“规范”的了。那句著名的口头禅“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响彻他的一生，成了他的生活态度。这一套子禁锢着他，一直到死也没能解脱。然而就是这个战战兢兢、谨小慎微，最后让全城人都怕他的别里科夫，在外人的怂恿下，居然要跟热情奔放的外省人华连卡结婚!长期生活在“套子”里近于霉变的别里科夫是不可能跟现实中的人真正接近的。由于在一次学校组织的郊游中看到华连卡骑着车，毫无顾忌的模样，彻底破坏了在他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女人骑自行车不成体统”的观念，别里科夫恼羞成怒地去找华连卡的弟弟柯瓦连科辩理，结果被柯瓦连科一把推下楼去，一个月后别里科夫就死去了，结束了他那可悲、可怜，同时又令人憎恶的一生。应该说这是他最好的归宿了，因为死亡实现了他终生的梦想——永远地装在套子里。别里科夫是死了，但是生活中还有多少像他那样的套中人还活着呢？作者在小说的结尾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可谓意犹未尽，发人深思。对于可怜的人，可怜的生活的善意嘲笑，使得契诃夫的作品具有喜剧性。19世纪80年代，也就是契诃夫刚开始创作时，在俄国大量流行的幽默杂志影响了契诃夫，他的作品逐渐形成了一种机智幽默，略含讥刺，平而不淡，浓而不烈的风格。《装在套子里的人》这一短篇也不例外。由于人物本身有着滑稽可笑的东西，同时他又遇着了不和谐的环境（也许可以说是“生不逢时”吧），因此他的行为动作，他的思想、心理无一不显得可笑，这便给作品奠定了幽默的基础，增加了喜剧的成分。契诃夫最擅长于在平静的生活中看出事物的本质，因此被称为“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他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取材，把笔触伸向人物内心深处，工笔细描般地刻画人物性格，让人们从人物的行动中看出他的精神状态。契诃夫把目光集中在小人物身上，从他们平凡的琐事中揭示出他们的庸俗习气，他们的不觉悟，唤起人们对浑浑噩噩、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引起疗救的注意。在这篇小说中，契诃夫运用了直缀的构思方式。所谓直缀，就是用细针密线，缀连成篇，简要地展示人物的生活历程或事件的发展过程，用这种方法可以比较完整地展示生活的阶段，概述人物的一生，而不只是浮光掠影般的匆匆一瞥。《装在套子里的人》就是这样一串晶莹闪烁的珍珠。这篇小说的叙述方式很有特色，由一个简单的引子过渡，直截了当地进入故事，把很长的事情说得很短，简洁明了。叙述人虽然讲述了别里科夫的一生，但并无沉闷、冗长之感，这应该归功于作者巧妙的构思与独特的视角。由于不断地有伏笔出现，使得读者容易产生兴趣，迅速进入作者所规定的艺术情境。“契诃夫用一个词儿就足够创造一个形象”，这句话不免有点夸张，但却说明了契诃夫在语言上的高度的艺术造诣。他对人物形象精雕细刻般地描摹，在作品中随处可见的简约精当、生动传神的叙述语言，甚至难以替换的小说篇名，都证明了他不愧为一位杰出的语言大师，具有优秀的小说家所必备的出色的艺术才能。他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无论是《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还是《带小狗的女人》《装在套子里的人》等，均可被奉为典范的短篇佳作，有着隽永的语言魅力。“在生活里，人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开枪自杀，悬梁自尽，谈情说爱，都在谈聪明话，人们不过是吃饭而已，仅仅在吃饭时，他们的幸福就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这段话可以看作契诃夫一生实践着的艺术主张。契诃夫关注的是普通人的命运。正是从大量的平凡的生活现象中提炼出一个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典型，契诃夫为世界短篇小说的艺术画廊增添了许多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成为后人崇敬的短篇小说巨匠。（选自《世界短篇小说名著鉴赏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三、别里科夫的形象（何祖健）《装在套子里的人》写于19世纪90年代末，此时，俄国新的革命高潮正在酝酿。面对日益壮大的革命力量，沙皇当局便以强化国家机器来维持其统治地位，因此，此时的俄国正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身处这一恐怖环境中的俄国知识分子，正如高尔基《海燕》中所描写的，有在“乌云和大海之间”“勇敢地” “自由自在地”“高傲地飞翔”的海燕，但也有被“那轰隆隆的雷声吓坏了”“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在悬岩底下”的海鸟与企鹅。《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别里科夫就是一个海鸟与企鹅式的害怕变革，苟且偷安，甚至甘心充当沙皇鹰犬的知识分子形象。综观全篇，契诃夫笔下的别里科夫是一个可恶可憎，然而又可悲可怜的人物。他的最大特点是把一切都装在套子里。首先，在生活上，他用各式各样的套子把自己里里外外裹得紧紧的，包得严严的。他常常晴天穿靴子、带雨伞，坐车支车篷，房子不管怎样闷热，他也不开门窗。睡觉时，除带上睡帽、穿上睡衣，还要把脑袋蒙在被子里。他不仅要将自己的躯体和物品用套子套起来，而且连自己的思想、精神也要“套”起来。政府告示、法令和保守报刊的文章，是他思想的惟一准则。凡是脱离常规、不合规矩的事，虽然与他无关，他也很不高兴。这个别里科夫不仅把自己的一切都藏到套子里，令人生厌的是，他连周围的一切也不放过。城里新设一个茶馆、一个阅览室、一个戏剧小组，他便惊恐不已：“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同事参加祈祷式去迟了，听到中学生顽皮闹事的流言，他心慌意乱：“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十多年来，教师、校长、甚至全城的人都战战兢兢地过日子，整个城市死气沉沉。人们之所以怕他，是因为他有着沙皇政府作后盾。他扮演的也正是旧制度、旧秩序、旧传统的卫道士的角色。因此，作为这一角色的别里科夫是可憎可恶的。然而，作为一个小人物的别里科夫，他实际上也是一个受害者， “套子”在危害别人的同时，也毁坏和扭曲了他正常的人性。因此，综观他的一生，又是可悲可怜的。通过他在婚姻事件引起的冲突中，我们足可以看到他悲剧性的一面。对于四十多岁还没成家的别里科夫来说，恋爱结婚实在是一大乐事，可他迟迟不敢求婚，是因为害怕结婚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当他被柯瓦连科从楼上推下来，他最害怕的是“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还会传到校长耳朵里去，还会传到督学耳朵里去。哎呀!不定会闹出什么乱子!”因此，他实际上是死于惊恐和担忧。真是可恶、可悲的别里科夫!别里科夫死了，人们应该解放了，自由了，然而死了一个别里科夫，还有许多别里科夫存在着，因为这是一个僵死、腐朽的社会。“不行，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了!”契诃夫借兽医的口表达了对消灭沙俄专制制度、创建新生活的强烈愿望。《装在套子里的人》除了具有契诃夫一般短篇小说的客观、含蓄、简练、朴素及幽默、讽刺的风格外，还在结构上采用了故事套故事形式。作者将别里科夫的故事放在猎人月下闲谈的大故事中进行叙述，这种形式，不仅使内容更真实，也使结构更加紧凑。（选自《中外文学名作欣赏》，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四、《装在套子里的人》赏析（赵桂莲）《装在套子里的人》写于1898年，是契诃夫优秀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中算是比较长的，但也不过一万字多一点。其故事也不复杂。主人公是一位在中学里教希腊语的中年教师，名叫别里科夫。现实生活让他总是感到心神不安，让他害怕，为了同世人隔绝，不致受到外界的影响，他总想给自己包上一层外壳，给自己制造一个所谓安全的套子：哪怕在艳阳天出门他也总是穿着套鞋，带着雨伞，他的雨伞、怀表、削铅笔的小折刀等等一切能包裹起来的东西都总是装在套子里，就连他的脸也好像装在套子里，因为他总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面，戴着黑眼镜，耳朵里塞上棉花，坐出租马车的时候也要车夫马上把车篷支起来。这仅仅是他抵挡恐惧的外在表现。另一方面，一切被禁止的东西都让他感到心里踏实、清楚明了，而对一切没有被政府明令禁止的事物他都觉得可疑、害怕。他的一句时时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在这部篇幅不算长的小说里这句话竟然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了九次之多，简直就像咒语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特别让人无法容忍的是，他总是像一个幽灵一样不请自到地造访每个教师的住所，一句话不说地坐上一两个钟头，然后又像幽灵一样地消失了。他的恐惧像毒瘤一样一点一点地蔓延，传染给他周围的每一个人。他在学校里待了15年，整个学校乃至全城被他这样的情绪控制了15年，竟然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想要反抗，想要对他说一个不字。同学们可以想像一下，那是怎样的15年啊!全城的人什么都怕：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寄信、交朋友、读书，不敢周济穷人、教人识字，不敢吃荤、打牌，不敢搞任何娱乐活动，人们都像他一样蜷缩在自己的套子里苟且偷生。而最可怕的是，渐渐地，这一切都成为了习惯，成为了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小说的结尾部分我们可以明显地体会到这一点。别里科夫死了，死得非常具有戏剧性：学校里新来了一位史地教师，从乌克兰来的，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姐姐华连卡，他们的到来如同一块石子一样把死水一潭的沉闷生活搅起了涟漪。乌克兰是俄国的南方，那里气候宜人，总是阳光灿烂，那里的人的性格也受了那种地理环境的影响，豪爽，快乐，活泼，这一点非常鲜明地体现在华连卡身上。小说中是这样形容她的：她简直就像蜜饯水果，活泼极了，很爱热闹，老是唱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扬声大笑；她就像一个希腊神话中的爱神、美神一样从浪花里钻出来了；小俄罗斯女人只会哭或者笑，对她们来说不哭不笑的心情是没有的……这样的快乐甚至也感染了“套中人”别里科夫，在众人的怂恿下他甚至打算向华连卡求婚了，不过也仅仅是打算罢了：结婚以后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把他给吓住了，尤其让他害怕的是华连卡姐弟两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他认为他们为人师表竟然骑着自行车穿街而过简直不成体统，以华连卡这样的活泼性情，说不定以后就会惹出什么麻烦来。于是他来到华连卡弟弟那里，告诉他这不应该那不应该，这不对那不对，最后被这个火暴脾气的弟弟揪着脖领子从楼梯上推了下去，而这恰巧被华连卡看到了。别里科夫又怕又羞，过了一个月就一命呜呼了。别里科夫就这样极具戏剧性地死去了。学校以及城里的人以为就此可以享受解脱的自由了，而悲哀的是，这种恐惧的情绪已经渗透到每一个人的血液中去了，好心情持续了还不到一个星期，生活又恢复了老样子，照先前一样，仍旧那么压抑、沉闷。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才是头呢？它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在小说的结尾处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分析得很有道理，他认为：“自己受到委屈和侮辱而隐忍不发，不敢公开声明站在正直自由的人一边，反而自己也弄虚作假，面带微笑，而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混一口饭吃，为了有一个温暖的小窝，为了做个不值钱的小官罢了。”这就是根源所在，为了保全自己、为了一己私利而丧失人格，丧失做人的尊严，丧失做人的起码原则，如虫豸一般苟延残喘。这样的例子在契诃夫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变色龙》中的警察奥楚蔑洛夫因狗的主人的不同而瞬息万变的态度活脱脱地勾画出一个丧失人格尊严的势利小人的丑恶嘴脸；《一个官员之死》中的小官吏仅仅因为在戏院看戏时打了个喷嚏，唾液喷到前面一个大人物——将军的头上，而因此变得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尽管将军并不在意，他却一次次地找上门去解释，到最后倒真的把将军弄烦了，对他疾言厉色起来，而他最终也竟然因为这样一个极偶然的事件丧失了性命，那情景简直让人不忍卒读。契诃夫以细腻的手法描写了主人公的心理变化，揭示了精神上的奴性是多么害人，多么可怕，对人心灵的毒害是多么巨大，一个丧失了人格尊严的人是多么地猥琐……这些都堪称契诃夫创作中的经典。契诃夫有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和戏剧作品都在表现同一个主题：奴性和奴性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心理。契诃夫也许是俄罗斯第一位认识到金钱、官职、权威和权力不过是奴役的外部原因的作家，而奴役真正的工具是恐惧。恐惧使得《装在套子里的人》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恐惧使得他的同事们敢怒不敢言。而恐惧产生的根源是渗透在人骨子里的奴性和漠然。试想想，如果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把自己当成顶天立地的人，能互相关心，把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打破，而不是在他人身上寻开心（学校里的人极力撮合别里科夫与华连卡的婚姻并非因为他们关心他，那不过是给烦闷无聊的生活寻找点调味剂罢了）。那么，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内心怎么可能被恐惧牢牢地控制住呢？人还有什么必要把自己装在“套子”里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结合契诃夫1892年完成的小说《恐惧》来理解。这部名为《恐惧》的小说，可以说，是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的绝好诠释，通过它我们可以更深刻、更准确地理解《装在套子里的人》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对什么都怕，而原因呢？照他自己的话说： “我体会到生活状况和教育把我限制在狭小、虚伪的圈子里，我的全部生活无非是天天费尽心机欺自己和别人，而且自己并不觉得。……我想像到我一直到死都摆脱不了这种虚伪，就心里害怕。……我们往往不公道，对人造谣中伤，破坏彼此的生活，把我们的全部力量都浪费在我们不需要的而且妨碍我们生活的无聊事情上。……我怕人们，是因为我不了解他们。……我不明白人为了什么缘故要生活下去。”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契诃夫在日记中写过这样的话：“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我们俄罗斯这样，人们受到权威的如此压制，俄罗斯人受到世世代代奴性的贬损，害怕自由……我们被奴颜婢膝和虚伪折磨得太惨了。”而恐惧和害怕的结果就是使人们千方百计地想要保护自己，把自己装在他们自认为安全的“套子”里。像别里科夫那样墨守成规、循规蹈矩，想方设法地“千万不要闹出什么乱子来”。就像兽医伊万·伊万内奇说的：“问题就在这儿。我们住在空气污浊、极其拥挤的城里，写些不必要的公文，老是玩儿纸牌，这岂不也是一种套子？至于我们在懒汉、无端找麻烦的家伙和愚蠢而闲散的女人中间消磨我们的一生，自己说也听人家说各种各样的废话，这岂不也是一种套子？”的确，想方设法地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尽量不出头露面，过着与大多数人同样的生活，这确实可以使人相安无事地终其一生，但却残害了多少心灵，甚至扼杀了多少天才啊!这样的生活怎么会不让人烦闷呢？长此以往，这样的生活培养了人的惰性、懒散和无聊。作为深刻洞察俄罗斯人心理特性和民族劣根性的伟大作家，契诃夫除了倾力表现俄国人的奴性及其产生的根源，他还倾注了大量的笔墨表现俄国人的无聊和烦闷。这是他创作中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不行，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了。”这句发自肺腑的话应该是契诃夫写这篇小说的最终目的，是这部小说的最强音，也是他写作同类小说的宗旨。如果说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大师，如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塑造了一系列“小人物”的形象（社会底层的小官吏、穷人等），对他们寄托了深切的同情和怜悯，那么，到了契诃夫这里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举出的几部小说中的主人公都算是“小人物”，但作家笔端流露出的指责却远远多于同情，是批判，批判他们本身的软弱无能，指责他们不知自尊，在有权有势者面前卑躬屈膝。所以说契诃夫表现的不是“小人物”，而是妨碍他们成为真正的人的东西，因为在契诃夫的心目中人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小人物”，他认为一个人“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一个诚实的人“不可能是渺小和微不足道的”，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地位的卑微而贬低自己的尊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大写的人。在给友人的信中契诃夫写道：“应该写这样一部小说，表现一个年轻人，一个农奴的儿子，一个从前的小商贩，一个受过官职尊卑教育、吻着神父的手、膜拜别人思想长大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是如何一点一滴地摆脱掉自身的奴隶印记，表现他如何在一个明媚的早晨醒来，发现自己的血管里流着的已经不是奴隶的血，而是真正的人的血。”契诃夫的戏剧《万尼亚舅舅》中的医生阿斯特洛夫说过的话代表了作家本人的追求和理想，他说：“人身上的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面孔，衣服，心灵和思想都应该是美好的。”如果说契诃夫塑造的奴性十足的人物形象更生动，更具说服力，如果说契诃夫最终也没有塑造出那样一个“在明媚的早晨醒来以后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全新的自由人”的人物形象，那只能说明时代决定了这一点。契诃夫生活的时代是俄罗斯近代史上最为动荡、精神与经济危机最为严重的年代，是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俄罗斯的农奴制度虽然在契诃夫降生的第二年就废除了，但数百年的农奴制度却在俄罗斯人民的民族特性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绝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根除的。作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最后一位古典大师，契诃夫与他的前辈们面临的是一些不同的人物，生活的场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更多关注的是当时历史舞台上的普通人以及普通人身上的弱点。当把普通人的这种种弱点放在俄罗斯民族历史的大背景上来考察的时候，他的作品就带有了更高度的概括性。他把这种种的弱点甚至丑陋展示给读者，是为了让读者警醒：你自己身上是否有这些弱点，你自己是不是这样一个缩手缩脚、什么都怕的“套中人”，你离美好的理想有多远
同学 找到组织了啊 我们一定是一个学校 一个老师 一堂课的 希望不会找到一样的
《飘》在严格意义上讲属于通俗文学，可能写进论文不是很拿分，而且米切尔本人并没有写完这部小说就殒身车祸了，所以文章脉络不好完整把握，建议你换作品。 比如《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中女性形象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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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意义——即该文学给我们的社会、生活、思想等等带来的影响与意义【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对文艺复兴的影响】；实践意义——即该文学对我们现在的指导意义在哪里【比如莎士比亚戏剧对英文词语的扩充影响，更是现在很多应用广泛的名言的来源之类的】。
第一段写你怎么知道的芥川龙之介的这篇小说，为什么选择这篇小说；第二段写大概有哪些内容，你的论文是围绕哪几方面写的；最后一自然段写：对论文或者作品的期望或者影响吧？之前自己的论文好像是按照这三个方面写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爱情语言是人类语言中最相通的。爱情把人的精神提升到与心灵对话的层次。爱情在人类社会中以永不衰竭的形式伴随生命存在。所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文学作品中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通过对东西方不同爱情观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中西文化差异。而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的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增进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进而促进双方的理解沟通。文学虽然是世界性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其民族性和地域性。由此我们在分析和认识文学作品的某一观点的时候一定要对其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有一个很深人的了解，才能真正理解某种文学创作模式产生的深刻背景。爱情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今社会的爱情观，既有西方文化爱情观的影响，又深深地带着中国传统爱情观的痕迹。将体现在中西文学作品中的爱情观作一番比较，就可以看出二者的区别。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使中西文学的爱情观念决然不同。我们以传统的中西文学为关照点，比较两者的不同之处。爱情构成了西方人整个生活和生命的全部，爱情就是一切。朱光潜先生对此有精辟论述：“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最上’的标语。在西方人眼中，爱情是人生的至乐。人生如果没有了爱情，那就失去了无限的趣味。”所以西方人将宗教家的天堂，称之为“永远的蜜月”，即是此意。西方人认为人在热恋中时，所倾慕的对象就好比天使一样，是完美无缺的，是绝对纯粹的。所以一次真正的爱情，会使人的灵魂得以净化，道德得以升华。用中国人的话来说，一次真心的爱情，会使人大死大活一番，确使人有脱胎换骨之感。所以西方的文人学者艺术家，无不重视爱情，甚至于一生多次恋爱，以从中寻找灵感与激情。歌德每经过一次恋爱，就有一首好诗，即是此证。西方文学中往往把爱情视为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l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的副主教克洛德一直被看做邪恶势力的代表，也是人们极力鞭挞的对象，但如果认真考察他的内心世界及同周围环境的联系，就不难发现他身上不仅有牧师的虚伪，也有着人性遭到压抑之后的悲哀。纵观l4世纪后期的欧洲，资产阶级掀起人文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直接抨击了中世纪的教会的精神独裁和禁欲主义，追求个人的现世幸福已成为普遍现象。克洛德也有了人性的要求。但他一直过着远离女人的清修生活，节制自己的各种欲望，并且自以为是快乐的。直到见到了在巴黎街头跳舞的艾斯美拉达，人的意识才觉醒了。他被这种强烈的爱折磨着，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在忍受着一种比死亡力量还要强大的苦刑。作为一个神职人员，这可谓是大逆不道。但是副主教也是一个人，宗教的知识不能满足他对生活的要求，作为一个人，他也有人的感情、人的欲望、人的爱。基于这种爱，他才愤愤不平，发出人性的呼喊：“究竟，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这并不是他的错。”然而，正因为他所要求的这种爱是他所代表的那种势力和环境所不能允许的，因此，它的表现出来的方式便是扭曲的，变形的。在西方，中世纪是个特别”黑暗的时代”。在文艺领域，只能写对上帝的爱，写恋歌成为一种罪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世纪依然：有法国经院哲学家、唯情论者阿伯拉尔与巴黎名媛哀绿依斯冲破重重阻挠，苦苦相恋，尽管身为僧侣却不理睬教会的禁欲主义，而是写了大量歌颂男女爱情的恋歌，在民间广泛流传，产生很大影响。在德、法两国民间广泛流传的骑士传奇《特利斯坦和绮瑟》中，写特利斯坦和绮瑟无意中喝了一种药．酒，这种药酒使人永远相爱。尽管他们受到绮瑟的丈夫马尔克国王的残酷迫害，但是他们的爱情永远消灭不了。西方文学中的爱情还可以使人摆脱厄运，绝处逢生，在西方关于《白雪公主》的多种版本中，以美国迪斯尼动画片《白雪公主》为例，王子充满爱的深情的一吻是白雪公主死而复生的秘诀。中西方名人对爱情的评价也体现着不同的文化差异。费尔巴哈：爱情，就是要成为一个人。莎士比亚：一个人明明知道沉迷在爱情里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可是，在讥笑他人的浅薄无聊以后，偏偏会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照样陷入爱情：盈柔的怀抱。歌德：在爱情中，最宝贵的不是占有，而是彼此的尊重与爱慕。孟子：食色，性也。林语堂：一个没有孩子的妻子就是情妇，而一个有孩子的情妇就是妻子。傅雷：要找永久的伴侣，也得多用理智考虑，勿被感情蒙蔽。情人的眼光一结婚就会变，变得你自己部不相信，事先要不想到这一着，必招来无穷的痛苦。老舍：爱情要是没有苦味。甜蜜从何处领略?爱情要是没有眼泪，笑声从何处飞来?爱情是神秘的，宝贵的，必要的，没有他，世界上只有一片枯草，一带黄沙，为爱情而哭而昏乱是有味的，真实的!人们要得不着恋爱的自由，一切的自由都是假的，人若没有两性的爱，一切的爱都是虚空。之所以选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反映一种冲突，是因为这样才有必然性一一那不是性格的冲突，也未必是人格、品质的冲突，而是“理想的冲突”。他们都在对方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合理的。而这理想又如此不同，所以悲剧在所难免。中国人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因而感情的悲剧以婚姻悲剧居多。催人泪下的《孔雀东南飞》，重在写婚姻悲剧。中国传统文学的特点在于，围绕的轴心不是爱情，而是国计民生，风雅美刺等在我 n看来是重大的社会问题。爱情在我们看来是不重要的，并且在历史上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不能允许的。《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即纯文学理论的总纲，但是“言志”的说法很笼统，在当时主要是指政治上的抱负和志向。所以诗歌历来强调风雅美刺的传统，要写重大而严肃的题旨，没有个人化的私人情感空间，写“家务事”、“儿女情”是不行的。中国人亦深知爱情的美妙，但更知爱情不能仅囿于生理的范围，所以将爱情与孝悌、礼义相配合。由于礼是儒学四端中的其中一个元素，所以在中国传统修身立德上，礼便促使中国人在抒发感情上比较内敛含蓄。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爱情观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特色即才子结缘于佳人，英雄无缘于美女的中国爱情模式。中国的才子以手中的一支笔获取小姐的芳心，寒窗苦度的考场配以柔情似水的情场。“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名列元代四大爱情剧之首的《西厢记》，反映了广大人民美好而善良的愿望。男主人公张生给观众、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章魁首”张生，英俊潇洒、才华出众且富有胆略，张生便以他的风流儒雅、才思敏捷而吸引住莺莺。对于爱情的论断，古今中外，难以记述。但细究中西方的爱情论调，可以发现一些细微的本质异同，西方人是崇尚爱情的，除了宗教中将“性欲”作为一个需要抑制的东西去约束外，人们对爱情的美好是带着崇敬的心理去接受的。但在中国，大多数的人，对爱情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因素，需要又排斥，接受又逃避，既憧憬爱情激动人心的一面，又恐惧爱情令人痛苦的一面，甚至于直接将爱情视为痛苦。这种矛盾的心态恰恰来自于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中西方是有差异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和人家的文化还有历史背景不同。所以，中西方的爱情观是不一样的，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东西方差异是有的，但我们也有共识。有不同的爱情观，但我们都向往着美好的爱情；无论是梁祝化蝶还是茶花女、卡门或是舞剧天鹅湖，都是我们对冲破传统观念和对爱情的追求及向往。
《潜伏珍珠港》 《伊戈尔远征记》 《战争与和平》 《恰巴耶夫》 《铁流》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静静的顿河》 《青年近卫军》 《生者与死者》 《围 困》 《艾凡赫》 《罗兰之歌》 《柏林之围》 《西线无战事》 《伊利亚特》 《熙德之歌》 《斯巴达克思》 《牛虻》 《十字军骑士》 这是关于战争的文学作品！
加多少啊？
利用两部或多部文学作品之间的比较研究,例如人物形象,写作手法等都可以 给个例子你看： 《红楼梦》与《百年孤独》之比较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百年孤独》是拉美文坛的杰作。它们都以描写了一个大家族数代人从发迹、鼎盛到衰败的百余年漫长的过程，表达出整个社会的滞重。在创作手法上也各具特色：《红楼梦》是一个由社会——贾府——大观园——怡红院组成的空间向心环状结构，《百年孤独》则是从第一代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分成阿卡迪奥与奥协良诺两个系统直至第七代长猪尾巴的奥雷良诺，是一个按时间顺序的链状结构。 由于长篇小说本质上不受任何既定的形式所限，因此无论在中国在外国它都能自如发展，常具规模。而小说家仿佛要用大量精密的细节来替代那些较难把握的思想和知识上的集成。中西传统对结构概念的不同，但在努力将大堆材料作系统的组织时，却都找出相似的方法来。即以几代人为基础建立循环式的小说结构，极力把各种纵横交错的母题组成一个协调的整体。 长篇小说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它能以批评的态度来重建一个新的世界观。它根基于现实，却要越进一个假想的“非现实”层次里去。小说家（至少是其中最伟大者）在力求忠实地表现一个满布可信的细节深具说服力的完整世界时，必然要面临现实世界一些比较深入的本质上的难题。小说家一开始去追求客观现实的世界，则早晚上要陷入自相矛盾的局面。他会发现，客观事物之存在实际已假定了有一双外在格物的眼睛，因而也早不确定了一个主观而相对的视点。“长篇小说不若史诗般拥有一颗天真灿烂的童心，它乃一门雄浑老成的艺术。“（卢卡契） 《红楼梦》与《百年孤独》的作者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创造了一个发自内心的世界，它不是确实世界的重复，而是要谴责它的丑恶和虚假，因此他们探求，他们重建，他们发明。对这个世和这个时代，他们既不进行复制又不使其理想化，也不简单地加以歪曲。他们从中截取的不是偶然性，而是深刻的规律。他们还证明了按其它规律创造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他们使现实之树长出了新枝。他们创造了一些种类陌生的事物，也有一些魔鬼，但是他们都具有有机的统一性，这些生机勃勃的生物是由一种巨大的发问和挑战和赋予活力的。可能的和幻想的绘画是现实和日常的绘画的延续。 “真正的艺术就是使人想起它的一种方式”。艺术作品的使命不再是再现世界，而是表达人的愿望。“作家的使命是把孤独的和必死的一切引向无限的生活，把偶然的东西变成符合法的东西。他的使命是带有预言性的。”（雅奴赫《卡夫卡谈话录》P162） 《红楼梦》并卷就勾勒了一个女娲补天的创世神话，因而引出了“无材可去补苍天”的宝玉，以及灵河岸边的绛珠仙子。加以“还泪说”，真是神而又奇。这个“朱兰白石绿树清溪、人迹罕逢飞尘不至”的理想世界就是与《红楼梦》中描写的丑恶肮脏的现实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太虚幻境”。它是全书的基石，给整部红楼罩上了梦幻飘渺的气氛。 《红楼梦》中的现实世界是龌龊不堪之至了，如柳湘莲的名言：“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让我们先从贾赦说起。贾赦在《红楼梦》里可算是最肮脏的人物这一。《红楼梦》中有条无形的章法，即凡是比宝玉长一辈的人，对其不堪之处，描写都多少有相当保留，这也可以说是“为尊者讳”吧。尽管如此，作者对贾赦仍不肯轻易放过。所以第四十六回专章声讨，详写强纳鸳鸯为妾的丑事。曹雪芹借袭人之口写出他的史家定评：“真真——这话论理不该我们说——这个大老爷太好色了。略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了。”《红楼梦》中对贾琏淫行最多特写镜头，恐怕是表达“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名古谚吧。东府自然更为肮脏：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贾珍诸人整日聚赌玩娈童，以致曾跟老太爷打天下的焦大痛骂：“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当然如鲁迅指出：“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为贾府好，不过是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 应当指出的是大观园的归属问题。大观园是曹雪芹着力最深的地方，是作者的希望所在。在庚辰本脂批有这样一条： 大观园系玉史与十二钗之太虚玄（幻）境，岂可草率？ 根据脂砚斋的看法，所谓“天上人间诸景备，未许凡人到此来”的大观园便是理想世界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这两个世界是融合的。我们虽然不能过于相信指批，可是在内证充分的情况下脂批却是最有力的旁证。让我们看看《红楼梦》中的直接证据，第五回宝玉随秦可卿游太虚幻境： ．．．．．．至一所在。但是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罕逢飞尘不到。宝玉在梦中欢喜，相到：“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纵然失了家，也愿意。” 第十七回宝玉随贾政入大观园，行至沁芳亭一带，书中所描写的正是“朱栏白石绿树清溪”这八个字的充实和放大。就心情而言，宝玉初进大观园时（第二十三回）作家写道：“且说宝玉自进园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岂是偶然？更为明显的是宝玉和贾政一行人离了蘅芜院，来到一座玉石牌坊之前： 宝玉见了这个所在，心中忽有所动，寻思起来倒是哪里见过一般，却一时想不起来哪年月日的事了。 宝玉自己也许忘了，可是读者一定还记得第五回宝玉梦游至一所在，有一石碑坊上书有“太虚幻境“，所以脂批于此点明：“仍归于葫芦一梦之太虚幻境。”贾政说：“这是要紧之处”，是的，《红楼梦》中还有比太虚幻境更要紧的所在吗？作者一再再而三地点明：大观园不在人间，而在天上；不是现实，而是理想。更准确地说，大观园就是太虚幻境。1972年宋淇发表《论大观园》提出： 大观园是一个女儿们和外面世界隔绝的一所园子，希望女儿在里面，过无忧无虑的逍遥日子，以免染上男子的龌龊气味。最好女儿们永远保持她的青春，不要嫁出去。大观园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可以说是保护女儿们的保垒，只存在于理想之中，并没有现实的依据。 这段话说得既平实又中肯。大观园是一片理想的净土，它与外面的现实世界是“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风月宝鉴的反面与正面。这两个世界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最主要线索。清道光年间王香雪评曰： 《石头记》一书，全部最要关键是真假二字。读者须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在有真，假不是假，真不是真。明此数意，则甄宝玉贾宝玉是一是二便心目了然，不为作者冷齿，亦知作者匠心。 可是令我们痛心更令曹雪芹痛心的是大观园这个理想世界是建筑在最肮脏的现实世界基础上，第十六回对大观园建造有很清楚的叙述： 从东府一带借着东府花园起，转至北起，一共丈量准了三里半大。．．．．．．先后令人拆宁府含芳园墙垣楼阁，直接入荣府东大院中。．．．．．．会芳园本是从北拐角墙下引来的一段活水，今也无须再引。其山石树木虽不敷用，贾赦住的乃是荣府旧园，其中竹树山石以及亭榭栏 杆等物，皆可挪就前来。 我们知道东府诸公及荣府的贾赦是最为淫滥之人。它让我们不能忘记最干净的其实也是从最肮脏的里面出来的。最干净的最后仍旧要回到最肮脏中去的。“欲洁保曾洁，云空未必空”这两句诗不但是妙玉的归宿，同时也是大观园的归宿。曹雪芹一方面全力创造了一个理想世界，在主观企求上他又无情地写出了一个与此对比的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的一切力量则不断地在摧残理想世界，直到完全毁灭为止。“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也构建了一片神奇的土地，那就是马孔多。由于两位作者文化传统与历史的背景不同。《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是曹雪芹根据中国传统佛道思想虚构的，其在人间的投影大观园则是建立在旧势力的阴影里，是人为的退缩，是有院墙的具体的封闭。《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虽然在人间，但又是无处寻觅的。马尔克斯对其环境的描写也似伊甸园般美好。 马孔多是一个只有二十户人家的村庄，座落在水流清彻的河边；这些水流沿着洁白而巨大的像史前时期的化石蛋一样的光滑的石床向下流。这块天地是如此之新，许多东西都尚未有名字，提起来还得用手指指点点。 在许多村庄中，马孔多是最有秩序最勤劳的一个。那是一个幸福的村庄，那里没有一个人超过三十岁，也从未死过人。 但“因为这个村子隐没在辽阔的沼泽地里”。环境险恶闭塞，它是布恩地亚第一代及二十多户亲友怀着冒险精神背井离乡开拓创建的，是人们的逃避，是无形的空间的隔绝。 马尔克斯曾有段文字描述一艘搁浅的西班牙大帆船： 整个船身处于孤寂的地方，被子人忘却了，没有遭到时光的侵蚀，也没有受到飞到飞禽的骚扰。．．．．．．里面除了一大簇花卉，没有任何东西。 这充满象征性的语言就是马孔多初期的写照。在没被殖民者发现之前，它闭塞、贫困、没有任何嵌有物质文明的东西，它有的仅是一簇花卉，它代表着和平、宁静、纯洁、美好，是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外桃源般的理想世界。 如果说曹雪芹是极力想保护大观园这块理想之地不受外界侵袭，结果“历史的必然与现实世界的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导致大观园的破产；那么马尔克斯则是有意安排一个世外桃园马孔多，把这个“有价值的东西当面摔给人看。” 悲剧同工，却有异曲。前面我们说过大观园是建立在旧的园子基础上，虽然它处处小心严加防范，不惜以封闭来求得保护自己，但毕竟它的“干净”是建立在包围之中。大观园里的人物对这两个世界的看法是清醒的。我们不妨检讨一下“黛玉葬花”的意义。“黛玉葬花”发生在第二十三回，宝玉和诸钗刚刚在大观园里开始他们的理想生活，所以这个故事的安排富有深意。 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上挂着纱囊，手中拿着花帚。宝玉笑道：“好，好，来把这个花扫起业，撂在水里。我才撂了好些在哪里呢。”林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糟塌了，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她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 黛玉葬花一节正是作者开宗明义地点明《红楼梦》中两个世界的她。黛玉的意思很明显，大观园里面是干净的，但是出了大观园就是脏的臭的了。把花葬在园子里让她们日久随土而化，这才能永远保持清洁。花在这里自然是园中女孩子的象征。她们若想保持干净纯洁，唯一的途径便是永驻理想之城而不到外面的现实世界去。从主观愿望上说，宝玉和大观园中的女孩子们所企求的是理想世界的永恒，是精神生命的清澈；但在客观认识上，他们对外在世界不是茫无所知，他们虽然天真烂漫，却并非幼稚糊涂。事实上她们一方面把两个世界区别得泾渭分明，而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意识到现实世界对理想世界的高度危害性。“黛玉葬花”这正是通过形象化的方式把这两层意思巧妙地表达了出来。 曹雪芹有时也用明确而尖锐的语言点出外面世界的险恶。第四十九回史湘云警告宝琴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园子里，来这两处，只管玩笑吃喝。到了太太屋里，若太太在屋里只管和太太说笑，多坐一会无防。老太太不在屋里你别进去，那屋里的人多心坏，都是要害咱们的。”到底湘云是直率人。 绣香囊出现于大观园里中是一个信号（七十三回）被夏志清比之于伊甸园中蛇的出现，因为蛇一出现，亚当和夏娃就从天堂坠落到人间。黛玉一句“冷月葬花魂”标志大观园的气数是真的要尽了。抄检大观园，晴雯被逐，迎春误嫁，通灵走失，黛玉夭亡，探春远嫁，妙玉遭动，巧姐被卖，惜春独守青灯，真是“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正应了“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红楼梦》作者就是这样将两个世界于强烈的对比中写出，以显示肮脏丑恶的现实世界（淫）无时无刻不在对理想世界（情）进行围困侵害。 宝玉是一个有情有欲的人，所不同是他的欲永远是为情服务的，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第六回作者安排宝玉与袭人偷演警幻所训之事是有深意的，表明此后宝玉在大观园中和那些清静的女孩各不相扰，乃由于不为而非不能。可见宝玉情淫具备，清浊兼资，他属于“泥做的骨肉”，却终日混在“水做的骨肉”中。只有这样宝玉才构成了大观园与外面世界之间的接榫。 我们知道宝玉出生时嘴里含着通灵宝玉，也就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粗通红楼的人也会知道贾宝玉与那块“顽石”是一而二，二而一，即假作真时真亦假，它的具体而统一的表现形式就是作为护身符的通灵宝玉。 清同治年间人解庵居士，《石头臆说》云：“通灵宝玉兼体用论，论体为作者之心，论用为作者之文。夫从胎里带来，口中吐出，非即作者之心与文乎！何以言石上所记即通灵所说？观夫青埂峰下鲜莹明洁之石倏尔缩如扇坠，幻形入世，迨取本还原，将一生所历情事尽记在石，意欲问世传奇，非即以通灵之心作此通灵之文乎！” 此言得之。通灵宝玉作为现实与虚幻想的融合点在全书中如草蛇灰线，经历了几番大纠葛。 首先通灵宝玉就被外部势力利用，以金玉良缘为借口，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拿联姻作交易，把魔爪伸进在观园，强行拆散了宝黛以纯洁爱情为基础并且是在太虚幻境灵河岸边就已命定的“木石前缘。”通灵宝玉成为宝黛有情的主要障碍，也是他们经常呕气的肇因。 在第二十五回，通灵宝玉第一次显示作为希世奇珍能除邪崇的功能。宝玉因受贾环充满妒意的母亲赵姨娘的巫法而身染重疾里来了一个癞头和尚与一个跛足道人，把玉擎在掌上，长叹一声道：“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然后借助于恢复玉石因与尘世声色相刃相靡而被玷污的奇迹力量，治愈了宝玉。这里已再明白不过指出能灵宝玉就是青埂峰下自怨自叹日夜悲号的顽石。 通灵宝玉是贾宝玉的化身，贾宝玉则是它在尘世的幻形。正如袭人说道：“进业的谁不知道这玉是性命似的东西呢，真要丢了这个，比丢了宝二爷还利害呢。”（第九十四回） 通灵宝玉的丢失实际上就是宝玉自我的迷失，是他耽地尘世声色犬马，在日常生活的表面布景里上演了一场本体论的悲剧。失却了理想世界理性之物的宝石陷入了痴呆状态，这恰恰相反恰恰给金玉良缘的实现以可乘之机，苦降珠也终于魂归离恨天了。 还玉一场（第一百零六回）是两个世界对通灵宝玉同时也是对贾宝玉拯救与毁灭展开的 最为激烈的正面冲突： “．．．．．．弟子请问，师父可是从太虚幻境地而来？”那和尚道：“什么幻境，不过是业处来去处去罢了！我是送还你的玉来的，我且问你，那玉是从哪里来的？”宝玉本来颖悟，又经点化，早把红尘看破，只是自己的底里未知；一闻那僧问起玉来，好像当头一棒，便说道：“你也不用银子了，我把那玉还你罢。”那僧笑道：“也该还我了。” 袭人闻知，“两只手绕着宝玉的带子不放松，”紫鹃也“抱住宝玉”，宝玉难以脱身，叹道：“为一块玉这样死命不放，若是我一个人走了，又待怎样呢？”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当宝玉答应不还玉了，只要见见和尚，宝钗明快地说：“放了手由他去就是了。” 宝玉怎不顿悟！笑道：“你们这些人原来得重玉不重人哪。你们即放了我，我便跟着他走了，看你们就守着那块玉怎么样！” 那块玉米面被尘世玷污的“假”宝玉留了下来，而由此顿悟的“真”宝玉则决计抛弃红尘，由肮脏邪恶的此岸奔向干净纯情的彼岸。这个没有流放的流放者，这个到处都是异乡的人，这样的抉择对于他将是一种奇妙的解脱和真正的生活。 通灵宝玉，作为仙境中的一块石头，它的存在具有本体意义上的先行统一。而在红尘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虚伪玄学所理解的青春韶华。他体验着主体与客体的分化，自我与他人的对峙，实际情况与沉沦的冲突。王夫人道： “古往今来，你们听见过这么第二个么。．．．．．．病也是这块玉，好也是这块玉，生也是这块玉，．．．．．．”（第一百零六回） 宝玉生命的给定部分乃是他自身与石头关系的辨认。他的存在虚空既不能以黛玉的存在关系来充填，也不可能以他的这种尘世的自我来充填。 以上我们谈了《红楼梦》中现中现实与理想的鲜明对比、冲突及作为交叉点通灵宝玉的作用。下面我们再来探讨《百年孤独》中的两个世界。 与《红楼梦》不同的是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只明确描述出了马孔多这个理想世界。而那丑恶的外部世界隐藏在幕后，虽然看不见，却时刻能感受到其对马孔多的压榨、操纵和侵蚀，仿佛“全世界的蚂蚁一起出动，正沿着花园的石子小路费力地把他拖到蚁穴中去。“ 最早敲开马孔多这个世个桃源和平与幸福的是以黑尔基阿德斯为首的吉卜赛人，马尔克斯以形象神奇的笔触描写殖民者的掠夺： 吉卜赛人拖着两块磁铁挨家挨户地走着．．．．．．铁锅、铁盆、铁钳、小铁炉纷纷从原地倒下，木板因铁钉和螺丝没命地挣脱出来而嘎嘎作响．．．．．．跟在那两块魔铁后面乱滚。就是这两块小小的磁铁,霍·阿·布恩地亚用一头大骡子和一群山羊换了下来,后来两块磁铁再加上三枚金币成为换取放大镜的代价为了看一下马孔多从未见过的冰块,他们每个需付给吉卜赛人五个里亚尔,摸一下价钱还要加倍!这里殖民者贪得无厌的嘴脸不是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了吗?马孔多作为一个乌托邦式的村庄,其初期是“但有父子无君臣”,在此桃花源中无政治秩序，只有伦理秩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马孔多居民以为翻过几座山梁就可以逃避殖民者的魔爪是多么幼稚。贪婪是他们的动机，残忍是他们的本性。党派纷争，内战频仍，接着被称为绿色地狱的美国香蕉公司登陆了。火车的出现则完全摧毁了空是上隔绝的这个小镇。“这列样子好看的黄色的火车注定要给马孔多带来那么多的变化、灾难和忧愁。“美国人的到来更使这儿闹得天翻地覆。“他们造成的乱混大大超过从前吉卜塞人造成的混乱，而且这种混乱根本不是短时间的，容易理解 。”随这而来的是所谓的外部世界的物质文明：妓女、赌博、醉汉、斗殴和死亡，以及大白天就在吊床上当众乱搞的丑恶现象。“在短时间里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以致．．．．．．马尔多的居民已经认不得自己的市镇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工人们自发走向了破坏工厂反对工贼的斗争，大罢工则把它推向了顶点。这是不可调和的斗争，剥削阶级是不可能善心的，他们的回答只能是屠杀。结果是倒下了三千多工人、妇女和儿童，他们不得不用“有两节车厢，前中后各有三个车头牵引”的火车装运这些尸体给扔进海里。 不错，马孔多曾经拥有过幸福，是一座用“晶莹夺目的材料砌成”的纯洁的冰城。但从吉卜赛人带来了望远镜，“科学缩短了距离，”马孔多就已经进入了殖民者掠夺的视野，再也别想有安静的生活。 当霍·阿·布恩地亚第一次看见吉卜赛人的冰块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老的钻石，”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表明马孔我居民是把他们的家园（冰城）看得象钻石般美好。冰块总归是冰块，虽然象钻石但毕竟脆弱多了。当能够借太阳光使干草燃着的放大镜出现，冰块就要融化了，用冰块砌成的冰城也将要慢慢解体了。马孔多在世纪末的恐惧中颤栗了。一场下了四年十一个月两天暴雨“掀开了屋顶，刮倒了墙垣，连根拔起种植园最后剩下的几棵香蕉树，紧接着一场飓风将弱小的马孔多人从地面上一扫而光。”这个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忍受了百年孤独的世外桃源马孔多，“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抹掉，”“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了。” 墨尔基阿德斯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吉卜赛人，来自充满疾病灾难的丑恶外部现实世界。他在波斯患过癞病，在马来亚群岛患过坏血病，在亚历山大患过麻疯病，在日本患过脚气病，在马达加斯加患过淋巴腺鼠疫，在西西里岛碰到过地震，在麦哲伦海峡遭到过牺牲惨重的轮船失事。 就是这个“坎肩布满了多年绿霉”的老头率先踏上了马孔多这块没有疾病没死亡的净土。虽然非墨氏初衷所愿，但事实却是现代文明带来了现代罪恶，羊皮书以预言般的力量将现代文明的罪恶深深地烙进了马孔多古老的土壤中。 羊皮书出于墨尔基阿德斯之手绝非偶然，表明脆弱的马孔多一经被现实发现注定要走向崩溃，理想的破灭史是由现实来撰写的。 因为理想的破灭是像冰一样逐渐融化的，现实的渗透也如阳光一样是悄没声息的。尽管黑氏的幽灵时常出现在布恩地亚家族后代面前提醒他们外界文明的危害性，但在短期内殖民者以“科学进步”为幌子进行掠夺所造成的后果是看不见的，因此在良诺上校等人眼里羊皮书不过是一堆垃圾，发出难以忍受的腐烂的气味。直到第四代孪生兄弟看出了马孔多正在逐渐走向世界末日，为了摆脱恐惧拯救马孔多的未来，他们开始钻研羊皮书，懂得“必须解开预言之谜，这样他们就不会完蛋。”经过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终于明白了马孔多的历史悲剧，但为时已晚。世外桃源马孔多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被现实世界的文明罪恶无情的击碎了。 现实世界满布疑惑，而小说即拴于现实的模拟世界，故此人类的本质根本不容有一种最终解决问题的可能存在。伟大的艺术家不是模仿现实的形象，而是模仿它的能动性；不是提供事物人物的仿制品和复制品，而是参加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的行动，发现它们内在节奏。他不仅担负着报道战斗的任务，而且也是一个战士，有他的历史主动性和责任。对他和对任何所有人一样，问题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参于对世界的改造。以现实主义的名义要求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表现其基本的运动和未来的前景。这是一种哲学的而且是美学的要求。对一个既定时代里的人和世界的关系，一部作品也许是很不完整甚至极为主观的见证，而这个见证却可能是真实而伟大的。艺术特有的道德不在于训诫人，而在于提醒人。 曹雪芹不是一个绝望者，而是一个见证者。 马尔克斯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启发者。 它暗示世界的缺陷并呼吁超越这个世界。] 因为“有”的世界拒绝度量，“存在”的世界不用度量。 因为人不能自己拯救。 艺术是把目前现实变成神话，变成尚未存在的东西的“密码”的艺术。像一切神话的伟大创造者一样，曹雪芹与马尔克斯在作品中创造了形象和象征的世界，察觉并暗示事物之间的联系，把经历、梦想、虚构、甚至巫术合成一个看不见的整体，而且在感觉的重复印象或重叠中，使我们每个人感到日常事物的轮廓，隐瞒的梦想、哲学或宗教的概念，以及超越它们的愿望。人们不会听任自己对作品中比喻的细节作一种犹太教法典的注释。在象征的具体发挥和它抽象的意义之间没有一种从字眼到字眼的对应是可以理解的。在象征总范围里活动的是活生生的人，有个怀的人，细节的现实主义并不与象征主义背道而驰，而是给了它生命力。 《红楼梦》和《百年孤独》并不是一种被隐喻弄得怪里怪气的抽象观念。它们是一种揭示性的神话，一幅使天上人间成为一统世界的生活景象。对它们的作者来说，现存的一切只是习惯，伟大就在于拒绝社会。 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是统一的。 他们生活过的世界和他们创造的世界是统一的。
爱情语言是人类语言中最相通的。爱情把人的精神提升到与心灵对话的层次。爱情在人类社会中以永不衰竭的形式伴随生命存在。所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文学作品中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通过对东西方不同爱情观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中西文化差异。而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的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增进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进而促进双方的理解沟通。文学虽然是世界性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其民族性和地域性。由此我们在分析和认识文学作品的某一观点的时候一定要对其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有一个很深人的了解，才能真正理解某种文学创作模式产生的深刻背景。爱情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今社会的爱情观，既有西方文化爱情观的影响，又深深地带着中国传统爱情观的痕迹。将体现在中西文学作品中的爱情观作一番比较，就可以看出二者的区别。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使中西文学的爱情观念决然不同。我们以传统的中西文学为关照点，比较两者的不同之处。爱情构成了西方人整个生活和生命的全部，爱情就是一切。朱光潜先生对此有精辟论述：“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最上’的标语。在西方人眼中，爱情是人生的至乐。人生如果没有了爱情，那就失去了无限的趣味。”所以西方人将宗教家的天堂，称之为“永远的蜜月”，即是此意。西方人认为人在热恋中时，所倾慕的对象就好比天使一样，是完美无缺的，是绝对纯粹的。所以一次真正的爱情，会使人的灵魂得以净化，道德得以升华。用中国人的话来说，一次真心的爱情，会使人大死大活一番，确使人有脱胎换骨之感。所以西方的文人学者艺术家，无不重视爱情，甚至于一生多次恋爱，以从中寻找灵感与激情。歌德每经过一次恋爱，就有一首好诗，即是此证。西方文学中往往把爱情视为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l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的副主教克洛德一直被看做邪恶势力的代表，也是人们极力鞭挞的对象，但如果认真考察他的内心世界及同周围环境的联系，就不难发现他身上不仅有牧师的虚伪，也有着人性遭到压抑之后的悲哀。纵观l4世纪后期的欧洲，资产阶级掀起人文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直接抨击了中世纪的教会的精神独裁和禁欲主义，追求个人的现世幸福已成为普遍现象。克洛德也有了人性的要求。但他一直过着远离女人的清修生活，节制自己的各种欲望，并且自以为是快乐的。直到见到了在巴黎街头跳舞的艾斯美拉达，人的意识才觉醒了。他被这种强烈的爱折磨着，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在忍受着一种比死亡力量还要强大的苦刑。作为一个神职人员，这可谓是大逆不道。但是副主教也是一个人，宗教的知识不能满足他对生活的要求，作为一个人，他也有人的感情、人的欲望、人的爱。基于这种爱，他才愤愤不平，发出人性的呼喊：“究竟，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这并不是他的错。”然而，正因为他所要求的这种爱是他所代表的那种势力和环境所不能允许的，因此，它的表现出来的方式便是扭曲的，变形的。在西方，中世纪是个特别”黑暗的时代”。在文艺领域，只能写对上帝的爱，写恋歌成为一种罪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世纪依然：有法国经院哲学家、唯情论者阿伯拉尔与巴黎名媛哀绿依斯冲破重重阻挠，苦苦相恋，尽管身为僧侣却不理睬教会的禁欲主义，而是写了大量歌颂男女爱情的恋歌，在民间广泛流传，产生很大影响。在德、法两国民间广泛流传的骑士传奇《特利斯坦和绮瑟》中，写特利斯坦和绮瑟无意中喝了一种药．酒，这种药酒使人永远相爱。尽管他们受到绮瑟的丈夫马尔克国王的残酷迫害，但是他们的爱情永远消灭不了。西方文学中的爱情还可以使人摆脱厄运，绝处逢生，在西方关于《白雪公主》的多种版本中，以美国迪斯尼动画片《白雪公主》为例，王子充满爱的深情的一吻是白雪公主死而复生的秘诀。中西方名人对爱情的评价也体现着不同的文化差异。费尔巴哈：爱情，就是要成为一个人。莎士比亚：一个人明明知道沉迷在爱情里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可是，在讥笑他人的浅薄无聊以后，偏偏会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照样陷入爱情：盈柔的怀抱。歌德：在爱情中，最宝贵的不是占有，而是彼此的尊重与爱慕。孟子：食色，性也。林语堂：一个没有孩子的妻子就是情妇，而一个有孩子的情妇就是妻子。傅雷：要找永久的伴侣，也得多用理智考虑，勿被感情蒙蔽。情人的眼光一结婚就会变，变得你自己部不相信，事先要不想到这一着，必招来无穷的痛苦。老舍：爱情要是没有苦味。甜蜜从何处领略?爱情要是没有眼泪，笑声从何处飞来?爱情是神秘的，宝贵的，必要的，没有他，世界上只有一片枯草，一带黄沙，为爱情而哭而昏乱是有味的，真实的!人们要得不着恋爱的自由，一切的自由都是假的，人若没有两性的爱，一切的爱都是虚空。之所以选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反映一种冲突，是因为这样才有必然性一一那不是性格的冲突，也未必是人格、品质的冲突，而是“理想的冲突”。他们都在对方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合理的。而这理想又如此不同，所以悲剧在所难免。中国人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因而感情的悲剧以婚姻悲剧居多。催人泪下的《孔雀东南飞》，重在写婚姻悲剧。中国传统文学的特点在于，围绕的轴心不是爱情，而是国计民生，风雅美刺等在我 n看来是重大的社会问题。爱情在我们看来是不重要的，并且在历史上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不能允许的。《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即纯文学理论的总纲，但是“言志”的说法很笼统，在当时主要是指政治上的抱负和志向。所以诗歌历来强调风雅美刺的传统，要写重大而严肃的题旨，没有个人化的私人情感空间，写“家务事”、“儿女情”是不行的。中国人亦深知爱情的美妙，但更知爱情不能仅囿于生理的范围，所以将爱情与孝悌、礼义相配合。由于礼是儒学四端中的其中一个元素，所以在中国传统修身立德上，礼便促使中国人在抒发感情上比较内敛含蓄。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爱情观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特色即才子结缘于佳人，英雄无缘于美女的中国爱情模式。中国的才子以手中的一支笔获取小姐的芳心，寒窗苦度的考场配以柔情似水的情场。“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名列元代四大爱情剧之首的《西厢记》，反映了广大人民美好而善良的愿望。男主人公张生给观众、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章魁首”张生，英俊潇洒、才华出众且富有胆略，张生便以他的风流儒雅、才思敏捷而吸引住莺莺。对于爱情的论断，古今中外，难以记述。但细究中西方的爱情论调，可以发现一些细微的本质异同，西方人是崇尚爱情的，除了宗教中将“性欲”作为一个需要抑制的东西去约束外，人们对爱情的美好是带着崇敬的心理去接受的。但在中国，大多数的人，对爱情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因素，需要又排斥，接受又逃避，既憧憬爱情激动人心的一面，又恐惧爱情令人痛苦的一面，甚至于直接将爱情视为痛苦。这种矛盾的心态恰恰来自于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中西方是有差异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和人家的文化还有历史背景不同。所以，中西方的爱情观是不一样的，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东西方差异是有的，但我们也有共识。有不同的爱情观，但我们都向往着美好的爱情；无论是梁祝化蝶还是茶花女、卡门或是舞剧天鹅湖，都是我们对冲破传统观念和对爱情的追求及向往。
选择其中一点，比如两人为了爱情最后双双殉情，其中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但这个角度恐怕别人也能想到，选择一个自己最熟悉，最有写头的地方下笔，会比较顺手且比较容易出彩。但现在才开始准备论文，时间好像不是太充分了。
爱情语言是人类语言中最相通的。爱情把人的精神提升到与心灵对话的层次。爱情在人类社会中以永不衰竭的形式伴随生命存在。所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文学作品中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通过对东西方不同爱情观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中西文化差异。而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的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增进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进而促进双方的理解沟通。文学虽然是世界性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其民族性和地域性。由此我们在分析和认识文学作品的某一观点的时候一定要对其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有一个很深人的了解，才能真正理解某种文学创作模式产生的深刻背景。爱情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今社会的爱情观，既有西方文化爱情观的影响，又深深地带着中国传统爱情观的痕迹。将体现在中西文学作品中的爱情观作一番比较，就可以看出二者的区别。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使中西文学的爱情观念决然不同。我们以传统的中西文学为关照点，比较两者的不同之处。爱情构成了西方人整个生活和生命的全部，爱情就是一切。朱光潜先生对此有精辟论述：“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最上’的标语。在西方人眼中，爱情是人生的至乐。人生如果没有了爱情，那就失去了无限的趣味。”所以西方人将宗教家的天堂，称之为“永远的蜜月”，即是此意。西方人认为人在热恋中时，所倾慕的对象就好比天使一样，是完美无缺的，是绝对纯粹的。所以一次真正的爱情，会使人的灵魂得以净化，道德得以升华。用中国人的话来说，一次真心的爱情，会使人大死大活一番，确使人有脱胎换骨之感。所以西方的文人学者艺术家，无不重视爱情，甚至于一生多次恋爱，以从中寻找灵感与激情。歌德每经过一次恋爱，就有一首好诗，即是此证。西方文学中往往把爱情视为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l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的副主教克洛德一直被看做邪恶势力的代表，也是人们极力鞭挞的对象，但如果认真考察他的内心世界及同周围环境的联系，就不难发现他身上不仅有牧师的虚伪，也有着人性遭到压抑之后的悲哀。纵观l4世纪后期的欧洲，资产阶级掀起人文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直接抨击了中世纪的教会的精神独裁和禁欲主义，追求个人的现世幸福已成为普遍现象。克洛德也有了人性的要求。但他一直过着远离女人的清修生活，节制自己的各种欲望，并且自以为是快乐的。直到见到了在巴黎街头跳舞的艾斯美拉达，人的意识才觉醒了。他被这种强烈的爱折磨着，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在忍受着一种比死亡力量还要强大的苦刑。作为一个神职人员，这可谓是大逆不道。但是副主教也是一个人，宗教的知识不能满足他对生活的要求，作为一个人，他也有人的感情、人的欲望、人的爱。基于这种爱，他才愤愤不平，发出人性的呼喊：“究竟，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这并不是他的错。”然而，正因为他所要求的这种爱是他所代表的那种势力和环境所不能允许的，因此，它的表现出来的方式便是扭曲的，变形的。在西方，中世纪是个特别”黑暗的时代”。在文艺领域，只能写对上帝的爱，写恋歌成为一种罪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世纪依然：有法国经院哲学家、唯情论者阿伯拉尔与巴黎名媛哀绿依斯冲破重重阻挠，苦苦相恋，尽管身为僧侣却不理睬教会的禁欲主义，而是写了大量歌颂男女爱情的恋歌，在民间广泛流传，产生很大影响。在德、法两国民间广泛流传的骑士传奇《特利斯坦和绮瑟》中，写特利斯坦和绮瑟无意中喝了一种药．酒，这种药酒使人永远相爱。尽管他们受到绮瑟的丈夫马尔克国王的残酷迫害，但是他们的爱情永远消灭不了。西方文学中的爱情还可以使人摆脱厄运，绝处逢生，在西方关于《白雪公主》的多种版本中，以美国迪斯尼动画片《白雪公主》为例，王子充满爱的深情的一吻是白雪公主死而复生的秘诀。中西方名人对爱情的评价也体现着不同的文化差异。费尔巴哈：爱情，就是要成为一个人。莎士比亚：一个人明明知道沉迷在爱情里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可是，在讥笑他人的浅薄无聊以后，偏偏会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照样陷入爱情：盈柔的怀抱。歌德：在爱情中，最宝贵的不是占有，而是彼此的尊重与爱慕。孟子：食色，性也。林语堂：一个没有孩子的妻子就是情妇，而一个有孩子的情妇就是妻子。傅雷：要找永久的伴侣，也得多用理智考虑，勿被感情蒙蔽。情人的眼光一结婚就会变，变得你自己部不相信，事先要不想到这一着，必招来无穷的痛苦。老舍：爱情要是没有苦味。甜蜜从何处领略?爱情要是没有眼泪，笑声从何处飞来?爱情是神秘的，宝贵的，必要的，没有他，世界上只有一片枯草，一带黄沙，为爱情而哭而昏乱是有味的，真实的!人们要得不着恋爱的自由，一切的自由都是假的，人若没有两性的爱，一切的爱都是虚空。之所以选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反映一种冲突，是因为这样才有必然性一一那不是性格的冲突，也未必是人格、品质的冲突，而是“理想的冲突”。他们都在对方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合理的。而这理想又如此不同，所以悲剧在所难免。中国人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因而感情的悲剧以婚姻悲剧居多。催人泪下的《孔雀东南飞》，重在写婚姻悲剧。中国传统文学的特点在于，围绕的轴心不是爱情，而是国计民生，风雅美刺等在我 n看来是重大的社会问题。爱情在我们看来是不重要的，并且在历史上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不能允许的。《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即纯文学理论的总纲，但是“言志”的说法很笼统，在当时主要是指政治上的抱负和志向。所以诗歌历来强调风雅美刺的传统，要写重大而严肃的题旨，没有个人化的私人情感空间，写“家务事”、“儿女情”是不行的。中国人亦深知爱情的美妙，但更知爱情不能仅囿于生理的范围，所以将爱情与孝悌、礼义相配合。由于礼是儒学四端中的其中一个元素，所以在中国传统修身立德上，礼便促使中国人在抒发感情上比较内敛含蓄。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爱情观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特色即才子结缘于佳人，英雄无缘于美女的中国爱情模式。中国的才子以手中的一支笔获取小姐的芳心，寒窗苦度的考场配以柔情似水的情场。“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名列元代四大爱情剧之首的《西厢记》，反映了广大人民美好而善良的愿望。男主人公张生给观众、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章魁首”张生，英俊潇洒、才华出众且富有胆略，张生便以他的风流儒雅、才思敏捷而吸引住莺莺。对于爱情的论断，古今中外，难以记述。但细究中西方的爱情论调，可以发现一些细微的本质异同，西方人是崇尚爱情的，除了宗教中将“性欲”作为一个需要抑制的东西去约束外，人们对爱情的美好是带着崇敬的心理去接受的。但在中国，大多数的人，对爱情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因素，需要又排斥，接受又逃避，既憧憬爱情激动人心的一面，又恐惧爱情令人痛苦的一面，甚至于直接将爱情视为痛苦。这种矛盾的心态恰恰来自于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中西方是有差异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和人家的文化还有历史背景不同。所以，中西方的爱情观是不一样的，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东西方差异是有的，但我们也有共识。有不同的爱情观，但我们都向往着美好的爱情；无论是梁祝化蝶还是茶花女、卡门或是舞剧天鹅湖，都是我们对冲破传统观念和对爱情的追求及向往。
利用两部或多部文学作品之间的比较研究,例如人物形象,写作手法等都可以 给个例子你看： 《红楼梦》与《百年孤独》之比较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百年孤独》是拉美文坛的杰作。它们都以描写了一个大家族数代人从发迹、鼎盛到衰败的百余年漫长的过程，表达出整个社会的滞重。在创作手法上也各具特色：《红楼梦》是一个由社会——贾府——大观园——怡红院组成的空间向心环状结构，《百年孤独》则是从第一代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分成阿卡迪奥与奥协良诺两个系统直至第七代长猪尾巴的奥雷良诺，是一个按时间顺序的链状结构。 由于长篇小说本质上不受任何既定的形式所限，因此无论在中国在外国它都能自如发展，常具规模。而小说家仿佛要用大量精密的细节来替代那些较难把握的思想和知识上的集成。中西传统对结构概念的不同，但在努力将大堆材料作系统的组织时，却都找出相似的方法来。即以几代人为基础建立循环式的小说结构，极力把各种纵横交错的母题组成一个协调的整体。 长篇小说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它能以批评的态度来重建一个新的世界观。它根基于现实，却要越进一个假想的“非现实”层次里去。小说家（至少是其中最伟大者）在力求忠实地表现一个满布可信的细节深具说服力的完整世界时，必然要面临现实世界一些比较深入的本质上的难题。小说家一开始去追求客观现实的世界，则早晚上要陷入自相矛盾的局面。他会发现，客观事物之存在实际已假定了有一双外在格物的眼睛，因而也早不确定了一个主观而相对的视点。“长篇小说不若史诗般拥有一颗天真灿烂的童心，它乃一门雄浑老成的艺术。“（卢卡契） 《红楼梦》与《百年孤独》的作者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创造了一个发自内心的世界，它不是确实世界的重复，而是要谴责它的丑恶和虚假，因此他们探求，他们重建，他们发明。对这个世和这个时代，他们既不进行复制又不使其理想化，也不简单地加以歪曲。他们从中截取的不是偶然性，而是深刻的规律。他们还证明了按其它规律创造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他们使现实之树长出了新枝。他们创造了一些种类陌生的事物，也有一些魔鬼，但是他们都具有有机的统一性，这些生机勃勃的生物是由一种巨大的发问和挑战和赋予活力的。可能的和幻想的绘画是现实和日常的绘画的延续。 “真正的艺术就是使人想起它的一种方式”。艺术作品的使命不再是再现世界，而是表达人的愿望。“作家的使命是把孤独的和必死的一切引向无限的生活，把偶然的东西变成符合法的东西。他的使命是带有预言性的。”（雅奴赫《卡夫卡谈话录》P162） 《红楼梦》并卷就勾勒了一个女娲补天的创世神话，因而引出了“无材可去补苍天”的宝玉，以及灵河岸边的绛珠仙子。加以“还泪说”，真是神而又奇。这个“朱兰白石绿树清溪、人迹罕逢飞尘不至”的理想世界就是与《红楼梦》中描写的丑恶肮脏的现实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太虚幻境”。它是全书的基石，给整部红楼罩上了梦幻飘渺的气氛。 《红楼梦》中的现实世界是龌龊不堪之至了，如柳湘莲的名言：“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让我们先从贾赦说起。贾赦在《红楼梦》里可算是最肮脏的人物这一。《红楼梦》中有条无形的章法，即凡是比宝玉长一辈的人，对其不堪之处，描写都多少有相当保留，这也可以说是“为尊者讳”吧。尽管如此，作者对贾赦仍不肯轻易放过。所以第四十六回专章声讨，详写强纳鸳鸯为妾的丑事。曹雪芹借袭人之口写出他的史家定评：“真真——这话论理不该我们说——这个大老爷太好色了。略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了。”《红楼梦》中对贾琏淫行最多特写镜头，恐怕是表达“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名古谚吧。东府自然更为肮脏：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贾珍诸人整日聚赌玩娈童，以致曾跟老太爷打天下的焦大痛骂：“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当然如鲁迅指出：“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为贾府好，不过是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 应当指出的是大观园的归属问题。大观园是曹雪芹着力最深的地方，是作者的希望所在。在庚辰本脂批有这样一条： 大观园系玉史与十二钗之太虚玄（幻）境，岂可草率？ 根据脂砚斋的看法，所谓“天上人间诸景备，未许凡人到此来”的大观园便是理想世界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这两个世界是融合的。我们虽然不能过于相信指批，可是在内证充分的情况下脂批却是最有力的旁证。让我们看看《红楼梦》中的直接证据，第五回宝玉随秦可卿游太虚幻境： ．．．．．．至一所在。但是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罕逢飞尘不到。宝玉在梦中欢喜，相到：“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纵然失了家，也愿意。” 第十七回宝玉随贾政入大观园，行至沁芳亭一带，书中所描写的正是“朱栏白石绿树清溪”这八个字的充实和放大。就心情而言，宝玉初进大观园时（第二十三回）作家写道：“且说宝玉自进园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岂是偶然？更为明显的是宝玉和贾政一行人离了蘅芜院，来到一座玉石牌坊之前： 宝玉见了这个所在，心中忽有所动，寻思起来倒是哪里见过一般，却一时想不起来哪年月日的事了。 宝玉自己也许忘了，可是读者一定还记得第五回宝玉梦游至一所在，有一石碑坊上书有“太虚幻境“，所以脂批于此点明：“仍归于葫芦一梦之太虚幻境。”贾政说：“这是要紧之处”，是的，《红楼梦》中还有比太虚幻境更要紧的所在吗？作者一再再而三地点明：大观园不在人间，而在天上；不是现实，而是理想。更准确地说，大观园就是太虚幻境。1972年宋淇发表《论大观园》提出： 大观园是一个女儿们和外面世界隔绝的一所园子，希望女儿在里面，过无忧无虑的逍遥日子，以免染上男子的龌龊气味。最好女儿们永远保持她的青春，不要嫁出去。大观园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可以说是保护女儿们的保垒，只存在于理想之中，并没有现实的依据。 这段话说得既平实又中肯。大观园是一片理想的净土，它与外面的现实世界是“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风月宝鉴的反面与正面。这两个世界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最主要线索。清道光年间王香雪评曰： 《石头记》一书，全部最要关键是真假二字。读者须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在有真，假不是假，真不是真。明此数意，则甄宝玉贾宝玉是一是二便心目了然，不为作者冷齿，亦知作者匠心。 可是令我们痛心更令曹雪芹痛心的是大观园这个理想世界是建筑在最肮脏的现实世界基础上，第十六回对大观园建造有很清楚的叙述： 从东府一带借着东府花园起，转至北起，一共丈量准了三里半大。．．．．．．先后令人拆宁府含芳园墙垣楼阁，直接入荣府东大院中。．．．．．．会芳园本是从北拐角墙下引来的一段活水，今也无须再引。其山石树木虽不敷用，贾赦住的乃是荣府旧园，其中竹树山石以及亭榭栏 杆等物，皆可挪就前来。 我们知道东府诸公及荣府的贾赦是最为淫滥之人。它让我们不能忘记最干净的其实也是从最肮脏的里面出来的。最干净的最后仍旧要回到最肮脏中去的。“欲洁保曾洁，云空未必空”这两句诗不但是妙玉的归宿，同时也是大观园的归宿。曹雪芹一方面全力创造了一个理想世界，在主观企求上他又无情地写出了一个与此对比的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的一切力量则不断地在摧残理想世界，直到完全毁灭为止。“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也构建了一片神奇的土地，那就是马孔多。由于两位作者文化传统与历史的背景不同。《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是曹雪芹根据中国传统佛道思想虚构的，其在人间的投影大观园则是建立在旧势力的阴影里，是人为的退缩，是有院墙的具体的封闭。《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虽然在人间，但又是无处寻觅的。马尔克斯对其环境的描写也似伊甸园般美好。 马孔多是一个只有二十户人家的村庄，座落在水流清彻的河边；这些水流沿着洁白而巨大的像史前时期的化石蛋一样的光滑的石床向下流。这块天地是如此之新，许多东西都尚未有名字，提起来还得用手指指点点。 在许多村庄中，马孔多是最有秩序最勤劳的一个。那是一个幸福的村庄，那里没有一个人超过三十岁，也从未死过人。 但“因为这个村子隐没在辽阔的沼泽地里”。环境险恶闭塞，它是布恩地亚第一代及二十多户亲友怀着冒险精神背井离乡开拓创建的，是人们的逃避，是无形的空间的隔绝。 马尔克斯曾有段文字描述一艘搁浅的西班牙大帆船： 整个船身处于孤寂的地方，被子人忘却了，没有遭到时光的侵蚀，也没有受到飞到飞禽的骚扰。．．．．．．里面除了一大簇花卉，没有任何东西。 这充满象征性的语言就是马孔多初期的写照。在没被殖民者发现之前，它闭塞、贫困、没有任何嵌有物质文明的东西，它有的仅是一簇花卉，它代表着和平、宁静、纯洁、美好，是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外桃源般的理想世界。 如果说曹雪芹是极力想保护大观园这块理想之地不受外界侵袭，结果“历史的必然与现实世界的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导致大观园的破产；那么马尔克斯则是有意安排一个世外桃园马孔多，把这个“有价值的东西当面摔给人看。” 悲剧同工，却有异曲。前面我们说过大观园是建立在旧的园子基础上，虽然它处处小心严加防范，不惜以封闭来求得保护自己，但毕竟它的“干净”是建立在包围之中。大观园里的人物对这两个世界的看法是清醒的。我们不妨检讨一下“黛玉葬花”的意义。“黛玉葬花”发生在第二十三回，宝玉和诸钗刚刚在大观园里开始他们的理想生活，所以这个故事的安排富有深意。 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上挂着纱囊，手中拿着花帚。宝玉笑道：“好，好，来把这个花扫起业，撂在水里。我才撂了好些在哪里呢。”林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糟塌了，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她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 黛玉葬花一节正是作者开宗明义地点明《红楼梦》中两个世界的她。黛玉的意思很明显，大观园里面是干净的，但是出了大观园就是脏的臭的了。把花葬在园子里让她们日久随土而化，这才能永远保持清洁。花在这里自然是园中女孩子的象征。她们若想保持干净纯洁，唯一的途径便是永驻理想之城而不到外面的现实世界去。从主观愿望上说，宝玉和大观园中的女孩子们所企求的是理想世界的永恒，是精神生命的清澈；但在客观认识上，他们对外在世界不是茫无所知，他们虽然天真烂漫，却并非幼稚糊涂。事实上她们一方面把两个世界区别得泾渭分明，而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意识到现实世界对理想世界的高度危害性。“黛玉葬花”这正是通过形象化的方式把这两层意思巧妙地表达了出来。 曹雪芹有时也用明确而尖锐的语言点出外面世界的险恶。第四十九回史湘云警告宝琴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园子里，来这两处，只管玩笑吃喝。到了太太屋里，若太太在屋里只管和太太说笑，多坐一会无防。老太太不在屋里你别进去，那屋里的人多心坏，都是要害咱们的。”到底湘云是直率人。 绣香囊出现于大观园里中是一个信号（七十三回）被夏志清比之于伊甸园中蛇的出现，因为蛇一出现，亚当和夏娃就从天堂坠落到人间。黛玉一句“冷月葬花魂”标志大观园的气数是真的要尽了。抄检大观园，晴雯被逐，迎春误嫁，通灵走失，黛玉夭亡，探春远嫁，妙玉遭动，巧姐被卖，惜春独守青灯，真是“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正应了“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红楼梦》作者就是这样将两个世界于强烈的对比中写出，以显示肮脏丑恶的现实世界（淫）无时无刻不在对理想世界（情）进行围困侵害。 宝玉是一个有情有欲的人，所不同是他的欲永远是为情服务的，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第六回作者安排宝玉与袭人偷演警幻所训之事是有深意的，表明此后宝玉在大观园中和那些清静的女孩各不相扰，乃由于不为而非不能。可见宝玉情淫具备，清浊兼资，他属于“泥做的骨肉”，却终日混在“水做的骨肉”中。只有这样宝玉才构成了大观园与外面世界之间的接榫。 我们知道宝玉出生时嘴里含着通灵宝玉，也就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粗通红楼的人也会知道贾宝玉与那块“顽石”是一而二，二而一，即假作真时真亦假，它的具体而统一的表现形式就是作为护身符的通灵宝玉。 清同治年间人解庵居士，《石头臆说》云：“通灵宝玉兼体用论，论体为作者之心，论用为作者之文。夫从胎里带来，口中吐出，非即作者之心与文乎！何以言石上所记即通灵所说？观夫青埂峰下鲜莹明洁之石倏尔缩如扇坠，幻形入世，迨取本还原，将一生所历情事尽记在石，意欲问世传奇，非即以通灵之心作此通灵之文乎！” 此言得之。通灵宝玉作为现实与虚幻想的融合点在全书中如草蛇灰线，经历了几番大纠葛。 首先通灵宝玉就被外部势力利用，以金玉良缘为借口，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拿联姻作交易，把魔爪伸进在观园，强行拆散了宝黛以纯洁爱情为基础并且是在太虚幻境灵河岸边就已命定的“木石前缘。”通灵宝玉成为宝黛有情的主要障碍，也是他们经常呕气的肇因。 在第二十五回，通灵宝玉第一次显示作为希世奇珍能除邪崇的功能。宝玉因受贾环充满妒意的母亲赵姨娘的巫法而身染重疾里来了一个癞头和尚与一个跛足道人，把玉擎在掌上，长叹一声道：“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然后借助于恢复玉石因与尘世声色相刃相靡而被玷污的奇迹力量，治愈了宝玉。这里已再明白不过指出能灵宝玉就是青埂峰下自怨自叹日夜悲号的顽石。 通灵宝玉是贾宝玉的化身，贾宝玉则是它在尘世的幻形。正如袭人说道：“进业的谁不知道这玉是性命似的东西呢，真要丢了这个，比丢了宝二爷还利害呢。”（第九十四回） 通灵宝玉的丢失实际上就是宝玉自我的迷失，是他耽地尘世声色犬马，在日常生活的表面布景里上演了一场本体论的悲剧。失却了理想世界理性之物的宝石陷入了痴呆状态，这恰恰相反恰恰给金玉良缘的实现以可乘之机，苦降珠也终于魂归离恨天了。 还玉一场（第一百零六回）是两个世界对通灵宝玉同时也是对贾宝玉拯救与毁灭展开的 最为激烈的正面冲突： “．．．．．．弟子请问，师父可是从太虚幻境地而来？”那和尚道：“什么幻境，不过是业处来去处去罢了！我是送还你的玉来的，我且问你，那玉是从哪里来的？”宝玉本来颖悟，又经点化，早把红尘看破，只是自己的底里未知；一闻那僧问起玉来，好像当头一棒，便说道：“你也不用银子了，我把那玉还你罢。”那僧笑道：“也该还我了。” 袭人闻知，“两只手绕着宝玉的带子不放松，”紫鹃也“抱住宝玉”，宝玉难以脱身，叹道：“为一块玉这样死命不放，若是我一个人走了，又待怎样呢？”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当宝玉答应不还玉了，只要见见和尚，宝钗明快地说：“放了手由他去就是了。” 宝玉怎不顿悟！笑道：“你们这些人原来得重玉不重人哪。你们即放了我，我便跟着他走了，看你们就守着那块玉怎么样！” 那块玉米面被尘世玷污的“假”宝玉留了下来，而由此顿悟的“真”宝玉则决计抛弃红尘，由肮脏邪恶的此岸奔向干净纯情的彼岸。这个没有流放的流放者，这个到处都是异乡的人，这样的抉择对于他将是一种奇妙的解脱和真正的生活。 通灵宝玉，作为仙境中的一块石头，它的存在具有本体意义上的先行统一。而在红尘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虚伪玄学所理解的青春韶华。他体验着主体与客体的分化，自我与他人的对峙，实际情况与沉沦的冲突。王夫人道： “古往今来，你们听见过这么第二个么。．．．．．．病也是这块玉，好也是这块玉，生也是这块玉，．．．．．．”（第一百零六回） 宝玉生命的给定部分乃是他自身与石头关系的辨认。他的存在虚空既不能以黛玉的存在关系来充填，也不可能以他的这种尘世的自我来充填。 以上我们谈了《红楼梦》中现中现实与理想的鲜明对比、冲突及作为交叉点通灵宝玉的作用。下面我们再来探讨《百年孤独》中的两个世界。 与《红楼梦》不同的是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只明确描述出了马孔多这个理想世界。而那丑恶的外部世界隐藏在幕后，虽然看不见，却时刻能感受到其对马孔多的压榨、操纵和侵蚀，仿佛“全世界的蚂蚁一起出动，正沿着花园的石子小路费力地把他拖到蚁穴中去。“ 最早敲开马孔多这个世个桃源和平与幸福的是以黑尔基阿德斯为首的吉卜赛人，马尔克斯以形象神奇的笔触描写殖民者的掠夺： 吉卜赛人拖着两块磁铁挨家挨户地走着．．．．．．铁锅、铁盆、铁钳、小铁炉纷纷从原地倒下，木板因铁钉和螺丝没命地挣脱出来而嘎嘎作响．．．．．．跟在那两块魔铁后面乱滚。就是这两块小小的磁铁,霍·阿·布恩地亚用一头大骡子和一群山羊换了下来,后来两块磁铁再加上三枚金币成为换取放大镜的代价为了看一下马孔多从未见过的冰块,他们每个需付给吉卜赛人五个里亚尔,摸一下价钱还要加倍!这里殖民者贪得无厌的嘴脸不是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了吗?马孔多作为一个乌托邦式的村庄,其初期是“但有父子无君臣”,在此桃花源中无政治秩序，只有伦理秩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马孔多居民以为翻过几座山梁就可以逃避殖民者的魔爪是多么幼稚。贪婪是他们的动机，残忍是他们的本性。党派纷争，内战频仍，接着被称为绿色地狱的美国香蕉公司登陆了。火车的出现则完全摧毁了空是上隔绝的这个小镇。“这列样子好看的黄色的火车注定要给马孔多带来那么多的变化、灾难和忧愁。“美国人的到来更使这儿闹得天翻地覆。“他们造成的乱混大大超过从前吉卜塞人造成的混乱，而且这种混乱根本不是短时间的，容易理解 。”随这而来的是所谓的外部世界的物质文明：妓女、赌博、醉汉、斗殴和死亡，以及大白天就在吊床上当众乱搞的丑恶现象。“在短时间里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以致．．．．．．马尔多的居民已经认不得自己的市镇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工人们自发走向了破坏工厂反对工贼的斗争，大罢工则把它推向了顶点。这是不可调和的斗争，剥削阶级是不可能善心的，他们的回答只能是屠杀。结果是倒下了三千多工人、妇女和儿童，他们不得不用“有两节车厢，前中后各有三个车头牵引”的火车装运这些尸体给扔进海里。 不错，马孔多曾经拥有过幸福，是一座用“晶莹夺目的材料砌成”的纯洁的冰城。但从吉卜赛人带来了望远镜，“科学缩短了距离，”马孔多就已经进入了殖民者掠夺的视野，再也别想有安静的生活。 当霍·阿·布恩地亚第一次看见吉卜赛人的冰块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老的钻石，”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表明马孔我居民是把他们的家园（冰城）看得象钻石般美好。冰块总归是冰块，虽然象钻石但毕竟脆弱多了。当能够借太阳光使干草燃着的放大镜出现，冰块就要融化了，用冰块砌成的冰城也将要慢慢解体了。马孔多在世纪末的恐惧中颤栗了。一场下了四年十一个月两天暴雨“掀开了屋顶，刮倒了墙垣，连根拔起种植园最后剩下的几棵香蕉树，紧接着一场飓风将弱小的马孔多人从地面上一扫而光。”这个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忍受了百年孤独的世外桃源马孔多，“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抹掉，”“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了。” 墨尔基阿德斯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吉卜赛人，来自充满疾病灾难的丑恶外部现实世界。他在波斯患过癞病，在马来亚群岛患过坏血病，在亚历山大患过麻疯病，在日本患过脚气病，在马达加斯加患过淋巴腺鼠疫，在西西里岛碰到过地震，在麦哲伦海峡遭到过牺牲惨重的轮船失事。 就是这个“坎肩布满了多年绿霉”的老头率先踏上了马孔多这块没有疾病没死亡的净土。虽然非墨氏初衷所愿，但事实却是现代文明带来了现代罪恶，羊皮书以预言般的力量将现代文明的罪恶深深地烙进了马孔多古老的土壤中。 羊皮书出于墨尔基阿德斯之手绝非偶然，表明脆弱的马孔多一经被现实发现注定要走向崩溃，理想的破灭史是由现实来撰写的。 因为理想的破灭是像冰一样逐渐融化的，现实的渗透也如阳光一样是悄没声息的。尽管黑氏的幽灵时常出现在布恩地亚家族后代面前提醒他们外界文明的危害性，但在短期内殖民者以“科学进步”为幌子进行掠夺所造成的后果是看不见的，因此在良诺上校等人眼里羊皮书不过是一堆垃圾，发出难以忍受的腐烂的气味。直到第四代孪生兄弟看出了马孔多正在逐渐走向世界末日，为了摆脱恐惧拯救马孔多的未来，他们开始钻研羊皮书，懂得“必须解开预言之谜，这样他们就不会完蛋。”经过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终于明白了马孔多的历史悲剧，但为时已晚。世外桃源马孔多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被现实世界的文明罪恶无情的击碎了。 现实世界满布疑惑，而小说即拴于现实的模拟世界，故此人类的本质根本不容有一种最终解决问题的可能存在。伟大的艺术家不是模仿现实的形象，而是模仿它的能动性；不是提供事物人物的仿制品和复制品，而是参加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的行动，发现它们内在节奏。他不仅担负着报道战斗的任务，而且也是一个战士，有他的历史主动性和责任。对他和对任何所有人一样，问题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参于对世界的改造。以现实主义的名义要求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表现其基本的运动和未来的前景。这是一种哲学的而且是美学的要求。对一个既定时代里的人和世界的关系，一部作品也许是很不完整甚至极为主观的见证，而这个见证却可能是真实而伟大的。艺术特有的道德不在于训诫人，而在于提醒人。 曹雪芹不是一个绝望者，而是一个见证者。 马尔克斯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启发者。 它暗示世界的缺陷并呼吁超越这个世界。] 因为“有”的世界拒绝度量，“存在”的世界不用度量。 因为人不能自己拯救。 艺术是把目前现实变成神话，变成尚未存在的东西的“密码”的艺术。像一切神话的伟大创造者一样，曹雪芹与马尔克斯在作品中创造了形象和象征的世界，察觉并暗示事物之间的联系，把经历、梦想、虚构、甚至巫术合成一个看不见的整体，而且在感觉的重复印象或重叠中，使我们每个人感到日常事物的轮廓，隐瞒的梦想、哲学或宗教的概念，以及超越它们的愿望。人们不会听任自己对作品中比喻的细节作一种犹太教法典的注释。在象征的具体发挥和它抽象的意义之间没有一种从字眼到字眼的对应是可以理解的。在象征总范围里活动的是活生生的人，有个怀的人，细节的现实主义并不与象征主义背道而驰，而是给了它生命力。 《红楼梦》和《百年孤独》并不是一种被隐喻弄得怪里怪气的抽象观念。它们是一种揭示性的神话，一幅使天上人间成为一统世界的生活景象。对它们的作者来说，现存的一切只是习惯，伟大就在于拒绝社会。 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是统一的。 他们生活过的世界和他们创造的世界是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