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评价一下明清时期的帝王或者政策
明清时期的音乐特色与流派由于明清社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点明代的民间小曲内容丰富,虽然良莠不齐,但其影响之广,已经达到“不问男女”,“人人习之”的程度。 由此,私人收集编辑,刊刻小曲成风,而且从民歌小曲到唱本,戏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问世。如冯梦龙编辑的《山歌》,朱权 编辑的最早的琴曲《神奇秘谱》等。 明清时期最突出的音乐特色可谓是异彩纷呈。其中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以及牌子曲,琴书, 道情类的说唱曲种更为重要。南方秀丽的弹词以苏州弹词影响最大。 在清代,苏州出现 了以陈遇乾为代表的苍凉雄劲的陈调;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爽直酣畅的马调;以俞秀山为 代表的秀丽柔婉的俞调这三个重要流派。以后又繁衍出许多新的流派。北方的鼓词以山东大鼓,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较为重要。 而牌子曲类的说唱有单弦,河南大调曲子等;琴书类说唱有山东琴书,四川扬琴等;道情类说唱有浙江道情,陕西 道情,湖北渔鼓等,少数民族也出现了一些说唱曲如蒙古说书、白族的大本曲。 明清时期歌舞音乐在各族人民中有较大的发展,如汉族的各种秧歌,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藏族的囊玛,壮族的铜鼓舞,傣族的孔雀舞,彝族的跳月,苗族的芦笙舞等等。以声腔的流布为特点,明清戏曲音乐出现了新的发展高峰。明初四大声腔有海盐、余姚、弋阳、昆山诸腔。 其中的昆山腔经由苏治毫的完善与发展,以曲调细腻流畅,发音讲究字头、字腹、字尾而赢得人们的喜爱。昆山腔又经过南北曲的汇流,形成了一时为戏曲之冠的昆剧。最早的昆剧剧目是明梁辰鱼的《浣纱记》,其余重要的剧目 如明汤显祖的《牡丹亭》、清洪升的《长生殿》等。 弋阳腔以其灵活多变的特点对各地 的方言小戏发生重要影响,使得各地小戏日益增多,如各种高腔戏。明末清初,北方以陕西西秦腔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发展,它影响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陕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这种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经久不衰。晚清,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曲调构成的皮黄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产生了影响遍及全国的 京剧。 明清时期,器乐的发展表现为民间出现了多种器乐合奏的形式。如北京的智化寺管乐,河北吹歌,江南丝竹,十番锣鼓等等。明代的《平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 曲以及一批丰富的琴歌《阳关三叠》、《胡茄十八拍》等广为流传。 乐曲自元末明 初有《海青拿天鹅》以及《十面埋伏》等名曲问世,至清代还出现了华秋萍编辑的最早 的《 琶谱》。明代末叶,著名的乐律学家朱载育计算出十二平均律的相邻两个律(半 音)间的长度比值,精确到二十五位数字,这一律学上的成就在世界上是首创。
明清时期榆林城遭受流沙侵袭的历史记录及其原因的初步分析 元明清时期云南的外地移民 试论明清时期河南城镇发展的特点 明清时期华北宗族的发展——以山西洪洞刘氏为例 明清时期华北地区水资源过度开发的历史反思 乡土医神: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的华佗信仰研究 明清时期闽北乡族地主经济
上面的是明清的,下面的是宋元的
首先在明朝我们还是领先的,比如我们明朝三大营中有神机营。且在万历年间,我们有十管火铳,还有红衣大炮,关宁铁骑有三管神铳,这些抵御了后金的进攻。到了清朝康熙时期虽然积极学习外国文化,但那时已经落后于西方列强。清朝落后更多的原因是我们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小农经济使我们闭关锁国,还认为我们是唯一的强国。可那时的西方已经陆续完成二次工业革命了,生产力迅速上升,资本主义不满足于国内市场,开始寻求国外市场和资源,向外输出资本的途径就是殖民扩张。这才有1840年的鸦片战争,我国被迫打开国门。
文学与仕途的关系文学与朝代的沉沦
不同文化层次的人,面对同一文体阅读的层次是很不相同的,乡间不识字的老太太和大学里的教授在听《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时都会同情杜十娘,怒斥李甲、孙富。而不同在于乡间老太太没有教授更深入的从社会学、美学等方面去思考它的价值。读小说的人爱从小说中看“热闹”,这就是小说广为流传的原因,而鉴赏则必须跳出“看热闹”的境界。明清小说对于今天的学生而言,虽然有一定的市场,但其魅力肯定不如现当代小说,只要看一看古典名著和小小说各自在柜台的行销量就知道了,而存在的读者群中基于“古典名著”去读的也远大于了喜爱的理由。为什么学生缺乏对古典小说的热情呢?古典小说包括明清小说与现代社会的距离感造成了很大的阅读不适应,有学生在阅读《红楼梦》时,就奇怪,宝、黛整天除了吃喝,就不见他们学习,也不明白宝、黛的爱情价值究竟有什么值得称道。这是清代作品,写于1757至1778年左右,距离不过三百年间的时间,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变化呢?学生阅读的困难首先来自语言障碍,虽然这些作品使用的基本为当时白话,但对于今天的学生而言,已基本上相当于阅读浅易文言文了。更大的障碍来自生活情景的改变,由明清到今天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学生很难想象三五百年前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甚至于每一个生活细节上都无法想象。学生对明清时代社会风尚、社会生活的认识,大多来源于真真假假戏说性的明清电视剧中,可*程度有限,有时甚至有错误认识的可能性。由此推出这样的结论是必然的,我们要鉴赏明清小说第一要务在于认识明清时代的社会生活。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整体处于较为稳定的时期。封建的政治体制更加成熟、完备,专制主义更加加强。同时也正走向没落和衰败,此时农耕文明高度发达,而商品经济在富庶的地方日益萌芽,在城镇中出现了大量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城市中一种有别于农耕社会的新的群体----市民阶层正在兴起。而同时属于这个阶层的思潮也渐兴起。如在清乾隆年间,山西就出现这样的情形,地方官员向皇帝禀告此地民风,第一流的子弟不再走科举之路,又往往都送去学经商,在明清小说中这样的离子当然就屡见不鲜了,如《白秋练》的男主人公,就是父亲不想让他走科举之路,转而经商,于闲暇读玩诗书引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重商轻农甚至蔑视科举这样的思想,虽然是一种“叛经离道”,这种思潮虽然在冲击着封建体制的大局。有了这种认识我们在读《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时就会明白杜十娘为什么没把百宝箱的秘密告诉给李甲,直到被李甲出卖,十娘想用这些财宝去撬布政使老爷的家门,使他能接受自己,想用钱财打破封建门阀制度的壁垒,这种思想不但十娘有,《白秋连》中的女主人公被公公认可,原因也是白秋练善于玩期货,能预测物价跌落,一句话,能赚钱。社会生活的改变,使作家们的思想也在发生变迁。在思想文化领域受社会生活的影响,这种崇拜圣贤,提倡个性解放的思潮兴起。这使得文学观念也有了新的特质。于是我们在《三国演义》里看到了具有草根文化特质的“忠义”的极力歌颂。甚至极有点个人恩怨色彩的华容道放操也被作为忠义精神极力推崇。而在《水浒传》中我们看到的是“官逼民反”“乱自上作”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批判,而对造反作乱的农民起义的英雄极力歌颂。在《西游记》中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也是那个自称“齐天大圣”公然叫嚷“皇帝轮流做”的孙悟空,而整个的《红楼梦》更具全身心的为那追求个性解放,要求自由平等,反对包办的命运的宝、黛的讴歌。课本中选取的小说甚至片段里都包好着崭新的思想的因子,如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我们不仅看到了杜十娘向封建伦理价值的抗争,也看到杜十娘面对金钱对人性尤其对美好感情的冲击所选择的最为悲壮的投水作为她的最后的反击。
明清小说的结构特点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到了明清时期步入了成熟期。就文学理念、文学体式和文学表现手段而言,明清小说以其完备和丰富将叙事文学推向了极致。从明清小说所表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丰硕的艺术创作成果和丰富的社会政治理想而言,明清小说无疑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的辉煌。 本讲以明清小说的题材开拓和艺术探索为视点,试图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描画出明清小说的梗概面貌。 一、明清小说与传统文化 从思想内涵和题材表现上来说,明清小说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经过世俗化的图解后,传统文化竟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而走进了千家万户。传统文化给明清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而明清小说又将传统文化空前地发扬和丰富,在艺术形象和艺术细节的衍绎中予以创造性的阐说。 1、史传色彩--世俗文学的历史依傍 中国的史官文化异常发达,源出于“纪实”的传统小说,与史官文化有着血肉相连、密不可分的密切关系,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史传的烙印,史传性是中国传统小说最重要的民族特征。尽管明清小说带有浓厚的市民文化色彩,但无论从衍说故事之形式还是从讽寓教化之动机出发,都深深地受到了史传文化的决定性影响。 题材的史传性 观念的史传性 小说艺术的史传性 2、惩劝教化--儒家文化的影响 中国古典小说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长久深远,而将这种影响合理化、具体化者,则是小说理论中的“惩劝教化”说。几乎可以说,“惩劝教化”模式笼罩了整个封建时代的小说创作。 重视小说的教化作用 惩劝模式牢笼创作 3、神妖仙道--佛道思想的濡染 佛教自东汉末传入中国后,一直在文化形态上深刻地影响着文学创作。而道教是唯一在中国本土上产生发展成长的宗教,它与古代小说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尤其在想象力和创造力方面,对古代小说影响深刻。佛道所创造的神仙境界,仙、道、妖、鬼等意象,奇谲变幻的仙道法术,因果业报的结构,以及由此孕育的小说母题,无疑为小说世界带来了奇观异彩。 小说描写空间的拓展 小说人物画廊的丰富 小说情节的奇谲变幻 二、明清小说的内容拓展 就题材而言,明清小说可谓是包罗万象,空前丰富。明清小说全方位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表达了人们的喜怒哀乐和理想追求。叙事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特点,使文学对社会生活的表现,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宽广和深入。城市经济和市民阶层的凸起,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社会理想又给文学注入了新的思想内涵。 1、题材内容的空前丰富 题材丰富,内容多样是明清小说的突出特点。除了在民间流传蕴育多年而经文人加工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以及用魔幻的方式反映生活的神魔小说外,小说作者的笔触更是切近了现实生活。直接描写社会世态人情的世情小说的出现,是小说题材开拓上的重大突破,标志着小说创作进入了成熟发展的新阶段。 世情小说 历史演义 英雄传奇 神魔小说 讽刺小说 侠义公案小说 2、世俗生活的全面展现 明清文学观念的演进,使世俗现实生活日渐成为小说关注的焦点,以现实生活为描摹对象,通过家庭、爱情、婚姻的纠葛变化、盛衰兴亡,来反映社会人际关系,展现时代风尚面貌,提供生动完整细腻的社会生活画卷,这是明清小说的突出贡献。 爱情婚姻,家庭盛衰 官场黑幕,社会丑态 科举礼教,人生百态 日常生活,世情风貌 3、社会理想的全新探索 中国古代小说素有理想探索的传统,在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和宋元话本中,往往通过幻想浪漫的手法,表现理想。明清小说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一方面力求真实地描摹世态,批判社会;一方面则探索社会出路,塑造理想人物,展现理想境界。两者相辅相成,表现出对社会现实人生的热忱关注。 社会政治理想 爱情婚姻理想 人伦关系理想 三、明清小说的艺术成就 到了明清小说,叙事艺术已趋向成熟和完美。先前那种故事式的作品已衍化为繁富的鸿篇巨制,其间有宏大精致的结构,引人入胜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丰富多彩的语言,无微不至的描绘。文学的表现力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完备,《红楼梦》的问世,更是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走到了它的巅峰。 1、完备精湛的叙事结构 作为叙事文学的典范作品,明清小说在叙述方式和情节结构上的成就不同凡响。无论是章回体的长篇小说,还是精巧绵密的短篇作品,都各有优长。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结构宏伟,能在尺幅之间,舒展历史风云,饱览英雄人物,追寻历史进程。世情小说则脉络清晰,精巧细密,逼真地反映现实生活,展示生活样貌。 从事件结构到人物命运结构 从平铺直叙到立体交错 从单线纵深到全方位铺展 从主线突出到一线两描写 2、性格丰满的形象塑造 从历史传奇中人物刻画的类型化、平面化,到英雄传奇的个性凸现,直至世情小说注重平常人的典型性格的塑造,明清小说在人物形象刻画上成就非凡。将情节事件发展与人物性格密切相连,细腻委曲地传递人物的情绪心声,在对比映衬中凸现性格,描绘出人物的心灵成长史……明清小说中风韵独具、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显示了叙事文学在人物塑造上的突飞猛进。 因人设事 曲尽人情 相依相存 发展变化 3、曲描细叙的艺术刻划 由叙事为主,转向以描写为主,明清小说在艺术描写上渐趋细腻逼真,无论形象塑造、环境描写、细节刻划,还是人物心理情感的揭示,都力图描摹生活,笔参造化。追求洞察深微、见微知著的概括作用和艺术感染力。
明清小说
无可否认,《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都是科技史上的集大成者。但是象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地动仪之类的发明创造却已不再涌现。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明清时期,科技发明出现断层的原因,正源于当时已显落后的自然经济。类比西方社会的经济形态,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正是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并快速上升的阶段。与之相反,中国的封建经济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已发展到了顶峰。虽然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但这初生的资本主义萌芽,正如一棵生长在大树下的小草,得不到应有的阳关和雨露——资本、劳动力、市场等等。这就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始终处于萌芽状态,这也导致中国传统科技向近代科技的转变缺乏最根本的经济土壤。 明清科技停滞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腐朽封建制度下统治者的政策。首先是经济政策。既“重农抑商”。自战国商鞅变法,到明清时期,重农抑商均被推崇为发展经济,维护统治的“黄金法则”。无可厚非,农本政策的确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封建经济的发展与进步。但是,把“农”与“商”二者对立起来的弊端与危害,在明清时期愈来愈凸显出来,工商业长期受到压制,已客观上导致科技发明失去了“用武之地”。在这里,我们不妨假设,如果没有文化的繁荣,需要廉价便利的书写材料,那么造纸术的改进,恐怕还要等上几个世纪;如果不是战争的频繁,需要威力强大的火器,那么,火药的真正推广并应用于军事,恐怕也不会出现在宋朝。很明显的是,明清科技不能继续创新发展,便是缺少太多类似的“需要”。 其次,是思想文化政策。明清时期,封建社会已明显地在走“下坡路”,其突出表现便是封建统治者为维护统治秩序,已采取“非常规”的统治手段——严刑酷法、特务统治、文字狱等等。其中的八股取士,限定考试内容于“四书”、“五经”之中,而实用性的技术学问却被斥为“异端”、“邪说”,从而被排斥在外。其结果,便是出现了知识分子埋首“义理”,不谈科技的“万马齐喑”的境况。正因为此,既然科技失去了其创造主体——人,那么还何谈科技的发展与创新呢? 再次,便是外交政策。自明朝中期以后,中国基本上是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西学东渐”之花也在统治者的闭关政策下日趋枯萎。当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时,中国的统治者正回味“康乾盛世”、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所以,一直到鸦片战争,工业革命的极大成果可以扩展到那么多的欧洲国家,但却到达不了我们这个东方的泱泱大国。失去交流的通道,失去借鉴的胸怀,自然也就失去了科技发展的机遇。 当然,明清时期,我国近代科技停滞落后的原因,并不能完全归结为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教育制度的落后,思想观念的陈旧,学而优仕的根深蒂固……,各种因素的交织,共同造成了我国传统科技难以走向近代科技。让人痛心的是,科技的落后,最终造成了近代中国百年的屈辱。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华民族曾经的屈辱,让我们不得不警醒:只有改革一切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改革一切束缚科技发展的旧体制,才能为科技的发展创设良好的环境;只有继续推进科教兴国战略,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再创中国独领世界风骚的新潮流!
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 在中国古代,通过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明代正式形成,一直沿用至清末。对这一制度的评价,今人几乎都持否定甚至全盘否定之见,认为在历史上它从来没有起过积极作用。如有的学者说:“八股的考试制度……残酷地愚弄了和腐化了中国的聪明和智慧的学者至五个世纪的久长。”它“是专制君主愚民的政策”[1]。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全面论述,容俟他日,本文仅就这一制度一个不容忽视而又并非小小的作用,略陈己见,作为献给尊敬的何兹全先生九十大寿的一份薄礼。 我以为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除着眼于立法意图、制度利弊、直接作用外,还不应忽略一个视角,即将这一制度与明清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 毫无疑问,我国古代的平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文化为极少数贵族、官僚、地主及其子弟所垄断,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十分低的。可是在明清几百年中,却出现、发展了一个突出现象,即广大平民中的一部分人拼命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逐渐摆脱了文盲、半文盲境地,转化成为士人。关于这一可喜的进步,远的不说,将宋金元的士人数目与明清的士人数目加以比较,便可了然。 据《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北宋仁宗年间行“四年一贡举”之制,全国各地经府州解试,贡举至京师者“恒六七千人”;英宗改为三年一试,贡举名额减少,“四分取三”,当为四五千人[2]。同书载欧阳修“上言”,当时解试“东南州军……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十人取一人”。由于东南文化发展,西北落后,如全国取人按高比例计算,平均八十取一,则可推知当时应举士人约40万[3]。金朝占领北方,士人数量大减。据《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金朝中期最下级的乡试等于虚设,后且罢去;其上府试、会(省)试录取比例多为5:1,而每次会试中试者五六百人。由此可以算出:参与会试者每次2500人至3000人[4];则参与府试者仅有5万人。当然,如考虑到北方经长期战乱,一些汉族士人隐居不仕,士人实际数量应多一些,但不会有很大变化,也是可以肯定的。南宋情况则不同。由于未经大的战乱,北人大量南下,文化又比较发达,士人数量显著增加。据《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南宋省试为17人取1人。每一次录取名额据学者研究平均当为474人[5],则参加省试者约8000人。府州试录取如全按北宋“东南州军”百人取一比例计算,全境应举士人当有80万[6]。也就是说,南宋与金之士人比北宋约增加一倍多一点。 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四《选举考·举士二》:自元仁宗行科举至元亡50多年,开科16次,每科取士多者百人,少者35人;“旧例……会试三分内取一分”,则取士百人,参加会试者只有300人。其乡试(等于宋之府州试)比例即使按百人取一计,全国投考士人总数也不过3万人。再看学校。同上书卷六○《学校考·郡国乡党学》:元世祖末年司农司上报全国学校13万余所。这或可被引作元重儒学之证。其实情况并非如此。一是所上学校绝大多数应是设于农村,属于启蒙性质的“社学”,远非宋金以来培养、提高士人以应科举的府州县学,所以才由掌农桑等包括“立社”以劝农桑的“司农司”而非礼部上报[7]。二是即使就少数的府州县学包括书院言,实际生员人数也很少。如据一史料记载:元成宗大德年间在文化发达的建康路,除路学达64人外,涉及的明道书院、南轩书院、上元县学、江宁县学,其生员多者14人,少者7人,4学一共仅40人[8]。而且同一时期的郑介夫上奏更说“今内而京师,外而郡邑,非无学也,不过具虚名耳”。学校已为虚设[9]。其所以如此,是整个蒙古统治集团重吏轻儒政策所决定的[10]。所以虽元仁宗一度重儒,元朝后期社会风气依然是“时人翕然尚吏”[11];“今学者仅能执笔,晓书数,其父兄已命习为吏矣”。苏天爵以为这是“天下之通患”[12]。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无论是行科举,或是设学校、书院,都很难收到多大实效,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的大势是无法改变的。由此推定其总数应远少于南宋与金之和——80万,当无大误。 可是明清两代的情况就大不同了。 顾炎武曾估计:明末“合天下之生员(秀才),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13]。 清朝秀才,据近人研究,太平天国前任何一个时期大体为52万余人[14]。 比秀才数量多若干倍的士人,还有参加童试然未考中的童生。 清朝太平天国起义前童生之数,据近人研究,一个县在1000至1500人,全国总数“可能达到近二百万”[15]。 清末童生,康有为估计为300万人,“足以当荷兰、瑞典、丹麦、瑞士之民数矣”[16]。梁启超也估计:“邑聚千数百童生……二十行省童生数百万”[17]。 早于清朝的明末童生,总数无考,但从其秀才数与清朝秀才数大略相等推测,童生数纵使略少,也不会相距甚远[18]。 这样,明清两代任何一个时期的秀才加童生,亦即一般士人的总数,按保守估计,也有二三百万[19]。 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呢? 我们知道,宋金元地方上科举考试,实际上只有一级,相当于明清的乡试,录取后即为举人,所以其应试者总数,本应与明清应乡试的秀才,以及为取得秀才资格而应童试的童生二者总数大体相当,或后者略高一些[20]。可是,如上所考,元代士人总数当远低于80万,而现在明清秀才加童生的总数竟有二三百万,后者增加了三四倍或五六倍。 原因何在?我以为主要当从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中去探寻。 众所周知,明清科举制度和宋金元相比,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地方上乡试前,增加了童试,以选拔进入府州县官学读书的秀才;而和乡试、会试一起,考试内容是八股文,则是另一大特点。这两个特点,共同构成八股文取士之制,影响巨大: 第一,自宋以来,府州县官学一般多非考试入学[21],直到明初,秀才依然“听于民间选补”[22],实际上由官员决定,选补的多是官僚、绅士子弟,平民子弟对之不抱多大希望。大体从明英宗起,渐行“考选”之制[23],后又发展为童试,通过考八股文,实行平等竞争。这一基本制度在与以下措施结合之后,就对平民子弟也企盼读书应试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首先就是录取名额大增。宋金元的第一级考试,如前所述,是选拔举人。全国每次录取总数,最多的如南宋,也只有8000人;而明清第一级考试——童试,全国每次录取秀才总数,一般达到2万多人[24]。而且宋金元按制度这一考试是三年一次,而明清童试则是三年两次,曰岁试、科试[25]。这样,作为一个同样是参加第一级考试的士人,在明清,录取的可能性显然增加了好几倍。 当然,秀才资格不如举人,特别是不能直接参加会试,但是仍享有若干特权:一是秀才需入府州县官学读书三年,由学官教授经史和八股文体。一般来说,只有秀才方能参加高一级的、选拔举人的乡试。换言之,凡获得会试资格,有可能中进士,飞黄腾达的举人,一般必须从秀才中选拔。这样必然提高秀才的社会地位。二是对秀才生活,国家给予补贴。明代“……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后有所增加,“廪馔月米一石”[26]。而且“生员之家……除本身外,户内优免二丁差役”[27]。清代对秀才“免其丁粮,厚以廪膳。……一应杂色差徭,均例应优免”[28]。秀才还享有免笞杖,见县官不下跪等特权。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一为秀才“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29]。所有这些,也就必然有利于秀才发展成为地方绅士[30]。 这样,一方面和过去的第一级考试相比,如参加明清童试,录取的可能性激增了数倍;另一方面如考中秀才,又可享有若干民间十分羡慕的特权,甚至进一步发展成为地方绅士。平民子弟中稍有条件的一部分人,对读书应试怎能不动心呢? 第二,以上只是就“硬件”而言,如果没有良好的“软件”配合,这一制度仍然不能发挥作用。所谓“软件”,是比喻考试内容。如果新制度仅具备上述诱惑力,但考试内容,特别是童试内容很难,平民望而生畏,则还是无法促成他们真正投身于读书应试的潮流之中。然而在明清,事实上是这一“软件”出现了,这就是内容改用八股文,从而形成八股文取士之制。这一变化对平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考试难度下降,不是高不可攀的了。下面略作阐释。 八股文考试,其答题要求包括三方面:经义、代圣贤立言、八股对仗[31]。三者之中,经义是实质内容,代圣贤立言是阐述经义的角度,八股对仗是阐述经义的文体。故其核心仍是宋以来科举所考的经义。但是明清又有不小的发展,这就是除《五经》外,沿元制加考《四书》;而且经过摸索,逐渐演变成以《四书》为考试主要内容,所谓“专取‘四子’书”[32]。《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经部四书类二·四书大全》提要便说:明成祖时编《四书大全》,“尊为取士之制,……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清朝康熙时依然以“《四书》艺为重”[33]。乾隆时“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34]。特别是童试,在乾隆中叶以前很长一个时期明定“正试《四书》文二,复试《四书》文、《小学》论各一”,竟不考《五经》[35]。乾隆自己也说:“国家设科取士,首重者在《四书》。”[36]和上述措施紧密相配合的是,明清全都明定:阐述《四书》义,必须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否则不予录取[37]。所有这些同样是考经义而发生的重大变化,从明清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看,主要在于以此进一步宣扬程朱理学,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更好地维护新形势下的王朝利益[38]。可是对于一般平民,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考试难度的显著降低。过去主要考《五经》,内容艰深,文字晦涩,加上汉唐诸儒烦重的训诂注释[39],平民子弟基础薄弱,不能不对之望而却步,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换为重在《四书》,分量减少,内容比较浅显[40];特别是朱熹《四书集注》,摈弃旧的注释,注意“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即引导)学者自求之”[41],被评为“很讲究文理”,和其他宋儒解经一样,“求文理通顺”[42]。由此平民子弟就不难读懂其内容,领会大义了。再加上阐述经义的角度要求代圣贤立言,不许涉及后代史事[43],客观上减轻了平民子弟应童试的负担[44]。至于文体八股对仗,虽麻烦一些,但毕竟只是形式问题,一般经过一定时期的揣摩、练习,便可驾驭[45]。这样,总体上说,考八股文便为平民子弟读书应试,首先是童试,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不但心羡秀才,而且敢于参加童试,为一领青衿而拼搏了。故清初杨宁曰:“入仕之途易,则侥幸之人多,而读书又美名,此天下所以多生员也。”[46] 一方面,如果只行童试,而所考内容艰深,不是八股文,则平民子弟不敢应试,也不会关心读经书,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但另一方面,八股文虽比较浅显,如不以之取士,平民子弟同样也不大可能有读经书、以提高文化素质的积极性。清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即八股文)者。上问张文和(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47]而只有将二者结合,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平民子弟才真正会为摆脱文盲、半文盲境地而行动起来。 试举二例: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回:明代山东汶上县薛家集百十来户“务农”人家,其所以要“做个学堂”,请老童生周进来教“像蠢牛一般”的孩子读书,不就是因为他过去教过的顾小舍人“中了学”(考中秀才),希望自己子弟也能“进学”吗?而“进学”,在他们心目中,其预兆竟会是正月初一“梦见一个大红日头”落在头上,可见分量是何等之重[48]。 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六:清代“彭雪琴(玉麟)侍郎,先世务农,贫无田,佃人之田。其先德鹤皋赠公,幼读书,年逾弱冠,府县试屡居前列,而未得入学[49]。其伯叔父及诸昆弟啧有烦言,曰:‘吾家人少,每农忙时,必佣一人助作。此子以读废耕,徒费膏火资,又不获青其衿为宗族光宠,甚无谓也。’”这事再次证明,务农之家不惜全家劳动,勉强供一人读书,目的就是要他“青其衿”,即考中秀才,“为宗族光宠”。 八股文取士制在推动平民子弟读书应试,提高其文化素质,使之转化成士人上的巨大作用,是再明显不过了。 当然,无可否认,明清两代确有不少尖锐抨击八股文取士制的言论,甚至认为它是明代灭亡、清代官员愚昧无能的罪魁祸首[50](近人对此制持全盘否定论者,也不乏引此作为佐证),但那是因为他们全都从造就、选拔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角度,以比较高的标准来衡量全体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来要求、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再加上涉及情况复杂,看法很容易出现片面、极端[51]。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将留诸他日。 本文立论角度则不同。如前所考,主要由于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明清社会增加了数倍士人,涌现了几百万童生,几十万秀才。如完全按或基本按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绝大多数的确难以达标[52]。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明清社会的实际出发,将他们去和未行八股文取士制以前,原来的亿万文盲、半文盲相比,成绩便十分明显,因为他们毕竟都是不同程度上读过《四书》、《五经》,至少能撰写八股文,文化素质大为提高的知识分子。梁启超便赞誉数百万童生“皆民之秀也”[53]。他们的存在,构成由宋金元最多80万士人,到现代“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54]这一梯链中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这些童生、秀才,除一小部分后来成为官员外,绝大多数以其参差不齐的知识,默默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亿万文盲、半文盲所发挥不了的作用[55],从而使整个明清社会的文明程度得到相当大的提高,推动着历史的进步。追根溯源,八股文取士制的这一功绩,是明明白白的,是不应被抹杀的。 最后再补充一点,这就是据先辈学者研究,八股文逻辑性强。钱基博先生便说:“就耳目所睹记,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还认为近代“纵横跌宕”、“文理密察”的文章,多源于八股文的基础。他说:“章炳麟与人论文,以为严复气体比于制举[56];而胡适论梁启超之文,亦称蜕自八股。斯不愧知言之士已!”[57]如果这一见解不偏颇,则八股文取士制在促成明清士人注意逻辑思维上还有一功[58]。 正确理解顾炎武八股文取士“败坏人才”说 多年来,提到八股文取士,有关论著几乎是一片否定声,而且是全盘否定;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又几乎无不引用顾炎武这样一段话,见于《日知录集释》卷十六“拟题”条: 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可是,顾炎武果真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之制吗?否! 顾炎武此话是针对同篇上文“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云云,而发的激愤之语。所谓“拟题”,指的是下述弊病:从明初以来,科举所考经义(由于后来文体要求八股对仗,俗称八股文),《四书》是全文,但字数不多;《五经》内容多,但只考其中一经,后来还削减了一些篇章。由于整个说来可出的有意义的考题不过一二百道[1],渐渐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些“富家巨族”预先“延请名士”,将这些可出之题各撰成一篇八股文,令子弟“记诵熟习”。因为“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将所记之文抄誊一过,便可中式,结果导致“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2]。顾炎武把这叫做“成于剿袭,得于假倩”之风,并说“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接着抨击“败坏人才”云云。类似的话亦见于《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3]。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故败坏天下之人才……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显然,所谓“败坏人才”,只就“今日”流弊立论(坊刻时文约“兴于隆、万间”[4],自亦属“今日”范围)。所以在另一地方顾氏又说:“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如能成功,“科场亦自此而清也”[5]。既然清除“今日之弊”后科场可“清”,则自亦意味出现此弊以前的明代前、中期科场是“清”的。这是逻辑之必然。且有下证。 《亭林文集》卷三《与彦和甥书》曰:“万历以前八股之文可传于世者,不过二、三百篇耳,其间却无一字无来处”;希望其甥集门下士“将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来……除事出《四书》不注外,其《五经》、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选》,方为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注释这些“八股之文”,竟要求如李善之注《文选》,此顾氏视其内容充实,用典渊源有自之证。顾氏对“八股之文”的类似看法还有:“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6];“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7]。这些看法也有顾氏同时学者言论为之呼应。如黄宗羲便说:“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祖)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8]。也是将流弊定在“今日”,而与“高、曾”之时大量读书对比。 对“今日”流弊,顾炎武无一字涉及文体八股对仗。相反,在断言这一格式“盖始于(宪宗)成化以后”,接着具体介绍明世宗嘉靖以前八股对仗的形成过程及破题、承题等作法。对这一文体,顾氏不但未表示鄙弃反对,而且引《孟子》语,视之为“规矩”;并对“嘉靖以后,文体日变”,略有微词,称“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顾氏甚至认为“今之为时文者”是在走向“裂规偭矩”。在介绍文体的最后一个环节“大结”时说:“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指有关科举等法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接着发出感慨:“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9]。从其语气可以看出,顾氏仅不满于万历以后的文体。这和上述他对流弊出现前后八股文内容的不同评价,也是一致的。 顾炎武《蒋山佣残稿》卷一有两封《与李霖瞻(书)》,其一曰:“小儿……衍生,亦颇谨饬。本经《毛诗》已完,令节读《五经》,兼诵先辈八股文百篇,意不在觅举也。”[10]人所共知,顾氏大义凛然,坚决拒仕清朝。此信又反映他不许儿子“觅举”。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衍生诵读八股文百篇,并与节读他最尊崇的《五经》同时进行呢?只能有一个解释,即顾氏对这些“先辈”的八股文十分欣赏、尊重。这和上引他的话“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也是相呼应的。或许有人怀疑:这会不会是顾氏早年的看法呢?肯定不是,证据就在此两信中:第二信称衍生原是顾氏“犹子”,后“立以为子”;第一信称“从弟子严今将六旬,连得二孙,今抱其一为亡儿之嗣”[11]。由此可见:第一,从弟已将六旬,则顾氏自已年六旬左右或六旬以上。信中还自称“老身尚健”、“桑榆末景”云云,均证两信乃晚年之作。第二,顾氏本有一子而亡,至晚年方立犹子衍生为子;后又以从弟之孙为“亡儿之嗣”,则衍生年纪不大[12],刚读完《毛诗》亦可理解,这与两信乃顾氏晚年之作,并不矛盾。以上情况表明:赞许“先辈”八股文乃顾氏晚年定见,不容置疑。 综上四证,可以肯定,顾炎武所谓“败坏人才”云云,仅针对明代后期的科场流弊而言,并无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制之意。 如果这一看法不错,则人们常引用顾氏的另一些抨击八股,时文之语,也就不难正确理解: 《日知录集释》卷十六“经义论策”条:“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这段话是接着上文及原注宋代“以经义为在外准备之文”,或“窃袭人之语,不求心通者相半”(相当于明代“节抄剽盗”坊刻时文或名士所撰之文),导致不读经史而言的。自与明代前、中期士人能“读书千卷”,所写八股文“无一字无来处”之制无干。故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八引胡燮斋解释顾炎武其所以“痛诋时文”的心理曰:“彼盖疾夫藉圣贤之言为梯荣钓宠之术,转相摹仿,愈趋愈下,遂发此过激之论耳。” 同上条:“赵鼎言:(王)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这里指的是另一种流弊,即一些科场八股文虽非“节抄剽盗”,但因未读经史,学无根柢,其代圣贤所立之言[13],只能是随意捏造,信口开河,而无经史之依据,此即所谓“杜撰无根之语”。但这种流弊同样有时间限制,因为紧接上文顾氏便出一“原注”说:“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据此,这种“杜撰无根之语”非指明代前、中期的时文或八股文,是很清楚的。 《日知录集释》卷十六“十八房”条:“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这里的“八股”,切不可误会为泛指明代八股文取士制之八股文。据上下文可知,它仅主要指明代后期万历年间开始,由考官十八房(如《诗》五房、《易》四房等,分阅《五经》试卷)所选定、刻录的八股范文,即程文。这些程文,有的是“主司(考官)所作”,有的是“(中式)士子所作”[14]。它们和前述坊刻时文一起流行,目的原想以此范文指导士人学习,使之写出高水平的八股文来[15]。但结果相反,由于“天下之人惟知此物(程文)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而他书一切不观。……举天下而惟十八房(程文)之读”,导致经史之学,“文武之道,弃如弁髦”[16]。正是针对这一弊病,顾氏发出前举两句感慨。其“八股”与“十八房”,涵义是互补的。意谓十八房所刻“八股(程文)”兴盛,导致人们惟此之读,治国安邦的经史之学反而无人过问了。很显然,这一感慨或抨击,也有着时间限制,而不可能是指向明代前、中期之制的。 总之,如何评价明代八股文取士之制,对它究竟应不应该全盘否定,这可以讨论;但举顾炎武“败坏人才”说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根据以上小考证,则似应认为是不符合顾氏原意的。